山雨欲来风满楼。揪出大贪官马向东，揪出了“政绩市长”慕绥新，相继牵出了沈阳许多高官，尤其是代表沈阳的权力机构“一府两院”的主要领导，几乎“全军覆灭”。一时间震惊中外，众说纷纭。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饱受苦难的沈阳老百姓，并没有出现那种人们想象中的吃惊、愤怒，或欢欣鼓舞，鞭炮齐鸣，而是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是麻木了？是理智了？还是无可奈何？
而象征着沈阳最高权力机关的那幢褐色大楼更是变得静悄悄的，昔日那些指点江山的官员们，一夜之间变得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但在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似乎都变得非常守纪律，三缄其口。
但沈阳各阶层的人物，都没有停止活动，只是不在公共场合“表演”了。于是，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这么三条： 其一，中纪委小题大做，把沈阳干部、大款都抓起来，影响了沈阳整体的形象？其二，中纪委工作组采取“高压政策”，把大款都吓跑了，跑出去100多有名有姓的大企业家，沈阳的经济将来怎么办？其三，中纪委把沈阳弄得“洪洞县里”没好人，谁还敢到沈阳做生意，最后谁来负这个责任？谁来收拾这个乱摊子？
这些说法来势凶猛，是伴随着“慕马大案”的深入、沈阳专案组把“慕马大案”的大本营最后确定在沈洲路武警总队招待所、真正对“慕马大案”展开总决战时开始的。
由于“慕马大案”中，“慕老大”和“马二爷”，在沈阳经营了多年，他们就像两只大蜘蛛，编织了纵横交错的两张大网。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共同利益；有各自成体系的现状，又相互交叉的关系。因此，专案组面对的是涉及面越来越广，战线越拉越长；牵扯的人越来越多的复杂局面。伴随着被“两规”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排除马向东干扰办案，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成立“11·15”专案组，把马向东交给了江苏省纪委。
而沈阳专门办理慕绥新大案的专案组，为了抵御各种说客、电话、各式登门拜访人员的干扰，不得不三迁“根据地”，最后把“大本营”拉到武警总队招待所。
那是相对独立的大楼，除了一楼是大厅外，从二楼到五楼有100多个房间，干脆不对外营业了，由专案组全部包下。尽管如此，房间还是显得紧张。而办案人员根据工作的需要，由当初的10多人，不得不从各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抽调精兵强将，总数高达1500人。正常情况下，这里的办案人员也有300人，分成12个专案组，针对不同的“两规”对象，同时发起了一场斗智斗勇、艰难困苦的攻坚战。因为专案组非常清楚，如果不拿下这些人，拿出确凿的证据，就无法给慕马大案准确定案，就无法使受冤枉的干部尽快解脱；如果不把跑出去的商业人士请回来，就会给沈阳经济造成损害，就无法平息各种谣言；如果不拿下慕绥新，就会贻害无穷，就无法给沈阳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于是，这里变成了人生的另一个大舞台、角斗场。在这个舞台上，人们看到了那些被“两规”的官员、大款们的另一副面孔，有的表现得十分镇静，有的表现得十分焦躁，但是大多数一到这里就蒙了，只要能保住自己，不管对谁都一阵乱咬。于是，这个受传讯、被“两规”的队伍，伴随着他们的互咬越来越大，最多时竟高达数百人……
面对情绪各异、千状百态、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人物，以及他们每天提出的那些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怎样才能在案情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怎样才能在困难阻力面前，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是积极主动地出击？怎样才能把马桶倒进臭水沟“同流合污”中，让那些表现较好的干部、大款们，尽快解脱出来？
韩勇和侯尚升知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公生明、偏生暗。这里没有什么诀窍可挖，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来自任何地方的压力干扰，老老实实地按照中纪委的总体部署，通过周密策划、精心组织、因人施策、集思广益、选准突破口，正确地运用办案策略与手段，用最有效的办法，最快的速度，最准确的证据，把他们的一个个问题都搞清楚，使慕马大案快速突破，变成一个铁案。这些都使专案组负责人不敢有一点疏忽，韩勇、侯尚升他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研究，每天都在不断地实践，每天也都在不断地总结。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韩勇就不用说了，他是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才生。他一步步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小法官到地市级检察长、省检察院检察长，无疑是中纪委信任的专家型指挥员。韩勇虽然年富力强（才46岁），可是面对惊心动魄的反腐败斗争，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他坚持党性原则、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以至日夜操劳，胆结石发炎了也不离开指挥岗位，最后疼得直打滚。被强制送到医院。他在医院里感觉稍稍缓解一下，就回到岗位上继续指挥。这样，他先后病倒两次，都是住几天院，就偷偷溜出来。甚至他母亲病重，做大手术，他都没有回去。因为他不敢有一点怠慢？
而作为一线总指挥的“主要助手”沈阳办案组组长侯尚升比慕绥新小5岁，他1948年10月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偏僻贫苦的农村家庭，兄妹6人排行老四。由于生活在三面环山的大山沟里，几乎与世隔绝，祖辈世代没有文化。他告诉我，他一生有四次重大转折，他最看重的是第一次转折，提供这次转折的是他的父亲一个不可思议的农民，也许他是给富人赶大车的车老板，有机会走出山村，到过铁岭市、抚顺市，开阔了眼界；也许他天天听评书、二人转，见多识广，天南海北知道很多： 按现在的话说，他有“超前意识”，他觉得他的家不能窝在穷山沟里，便勇敢地砸锅卖铁，把家搬到了大甸子镇上。尽管那个小镇也是农村，但毕竟比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开阔得多，他们兄妹6人终于相继走出大山，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跨越。自打他们上学开始，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们兄弟一直享受政府助学金和免费照顾，所以侯尚升这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内心非常感激党和政府；1963年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64年成为全公社最年轻的团支部书记，1965年其所在团支部被评为省“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先进集体”，同年入党，并经过选举担任了大队会计。1966年又调到供销合作社当记账员，成为国家干部，后又任镇供销社革委会主任。他的第三次转折是1968年当兵，到长春空军七航校，他一步一个脚印，先后在空七校担任过二团二中队机械师、副指导员、空七校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二团军需给养股副政指、二中队指导员、二团飞行二大队政委、空军七航校政治部组织干事、空军七航校学员大队政委、空军七航校司令部直工科科长。他的第四次转折是1992年转业，当时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是下海经商，许多人都去开公司挣大钱，他却义无反顾地报考了省纪委。当时家里人强烈反对，告诉他那是清水衙门，不是有句俗话叫“防火防盗防纪检”，那是费力不讨好得罪人的角色。可是老侯认为这是他的长项，谈话、调查、宣传、写材料、把握党的政策，他手到擒来，干别的才是浪费资源。于是，他参加了考试，果然他考第一。到部队一考核，他的优点更多了，不仅思想作风正派、品德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善于处理各种矛盾，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特别是爱动脑筋、爱学习，有较强的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已有200多篇文章见诸报刊，5篇征文还在省及全国获奖，又曾4次荣立3等功。他根正苗红，毫无困难就进了省纪委案件室。他先后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大案，如通化市委副书记受贿案，硬把市委副书记拉下马，判了11年；吉林市信托投资公司非法融资17亿案，把副市长、副总经理判了刑。长期的农村与部队政治干部生涯养成了他正直、谨慎、富有责任感的性格；纪委工作又使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
而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的“右臂”大连办案组组长姜德志以及他的“铁搭档”李国栋（四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别看他们年龄不大，一个1954年出生，一个1956年出生，可在反腐败一线战斗经历上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他们两人，一个直率、倔强，敢打敢拼、敢想敢干，认准了一条理，坚决走到底；一个胆大、心细，沉着老练、步步为营，不管遇到什么阻力，从不叫苦，都会想方设法解决，因此，他俩的组合最适于打攻坚战，适于攻破任何艰难险阻。在省内的大小战斗就不说了，在全国闻名的成克杰特大腐败案中，他们俩就是主要办案人。
专案组同志都为了早一点攻下慕绥新这个堡垒，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牺牲。
因为他们知道，专案组即使拿到了贾桂娥的口供、平晓芳的口供、慕绥新的口供，只能说露出了一线曙光，还不能算最后一锤定音。他们要到各地找有关当事人取证，取证后，再找慕绥新谈，互相验证。如有不准确的，还要继续验证，反反复复，必须准确。即使到了这时，他们还是不敢松一口气，因为还要转交给司法部门，司法部门根据中纪委提供的证据，最后还得转换成法律的认定，才能进行法律判决。
比方最简单的到外边找人取证吧，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活。找不找得到人是个问题，找到人见不见你还是个问题，见你说不说具体情况更是个问题。但是侯尚升总会有办法，最后与那些被取证的人关系处得非常好，这里边有个策略问题，那就是反腐败不能戴着有色眼镜，不能打击一大片，不能一锅面烂到底。尤其是沈阳这样的“重灾区”，更要掌握好政策和策略，掌握好分寸，要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否则，将寸步难行，还办什么案？沈阳市原国税局局长赵士春
况且，对立面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其成员一个个都曾在沈阳是位高权重、指点江山有头有脸的人物。这里除了慕绥新和马向东，涉及到违法乱纪的还有沈阳市中级法院院长贾永祥、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市法院副院长焦玫瑰、市法院副院长梁福全、市法院副院长苑育良、市检察院院长刘实、市政府秘书长董镇广、市国税局局长赵士春、市规划局局长李德森、市地税局局长李天心、市电信局局长邵文章、市烟草局局长周伟、市物价局局长王秀珍，以及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任凡等106件严重违法乱纪案。其中党政干部59人（副省级1人、厅级22人、处级25人、一般干部11人），沈阳市原中级法院院长贾永春
国企领导干部16人，私营企业主等31人，光移送到司法机关立案的就有84人；涉及金额285亿元。而被中纪委给予党政纪律处分的人更多。
这是明面上的一股非常强大力量，而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比看得见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果不能彻底迅速地查处，那么他们活动起来，将会变得更加危险可怕，甚至使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所以专案组丝毫不敢掉以轻心，针对这张看不见的关系网，他们提出统分结合、异地办案、分而治之。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专案组找涉案的一些官员与大款，本来不是冲着他们，只是叫他们配合揭发慕绥新，交代清楚就放回家。谁知这些平时衣冠楚楚、一言九鼎、教育起别人头头是道的人，一到这里便晕头转向了，就犯糊涂。他们本来也没有送过多少钱，或者是随大流送点钱，没有多大事，属于可以教育的对象，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对象，可是，一到这里，却做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
专案组立即清醒地意识到这里无疑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他本身有问题，不知专案组为什么找他，害怕真把自己牵扯进来引火烧身。对于这种人，专案组的策略是虚虚实实、顺藤摸瓜，决不手软，不放走一个腐败分子；另一种情况是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不知底细，对慕绥新抱有幻想而顽固不化。比如铁西区九路市场的一位大老板就是这样一个“活宝”。他一进来就装疯卖傻，有屎时，他蹲在床上就拉，一边拉还一边用手抓着吃；有尿时，拿个茶缸接着，尿完后，他还拿起来看看摇摇，然后就往嘴里“吱吱”地喝；当武警战士制止时，他会挤眉弄眼地一阵傻笑：“妈的，我就是齐天大圣，谁敢抓我？”
专案组配备了医生，经过反复检查，看了他的眼神，听了他的心脏，认为他没有毛病，是装疯。
他却冥顽不化，装疯装到底，干脆就不吃不喝，他万万没有想到装疯装常了，也会进入那种状态。他因为长时间不吃不喝，营养不良，时间一长，身体就真的很虚弱，脑子里就真的产生了幻觉。
没有办法，专案组只得把他送到医院控制起来，给他加强营养，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时，他才自觉没趣，主动交代了他的问题。
还有一位铁西百货的老板贝仕新，尽管他在进专案组的时候，专案组三令五申，不允许带任何东西，也检查了他的行李与洗漱的用具，但他在脖子上，还是偷偷地带进了一个三寸高的小金佛。
他进来后，在专案组的强大政治攻势下，由于感到自身的问题太多，行贿53万，受贿22万，怎么掂量都是死罪，心里非常害怕。一天早上借上卫生间洗漱之机，偷偷地吞下了小金佛。吞后也不说，回到屋里上床后挺着，静静地等死。谁知一会儿，小金佛在他肚子里“大闹天空”，痛得他龇牙咧嘴，面目表现异常，像孙悟空一样，在床上来回翻身打滚。负责守卫的武警战士把这一情况向专案组报告后，专案组立即决定，送到附近省医院检查。经过透视检查，发现他胃里确实有异物，已经无法吸取出，只得做手术，在他上腹部拉个口，取出了小金佛。
住了15天院后，他回来后自知罪恶更加深重，只得坚持当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坚决不配合。
这时南京方面传来音信，说他与马向东有经济牵连，为了便于侦破马向东案，专案组决定把他与另外一个与马向东案有牵连的人，用飞机押送到南京。为了防止他再出现意外，离开“大本营”前，专案组制定了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安排4个人监护他。然而，当车开往飞机场的路上，贝仕新却说： 我吞东西了。
他是不是耍花招？专案组分析后认为他是不愿意去，耍个小花招。侯尚升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出了事，我们都不好交代。因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专案组便立即决定调转车头直往省医院，一查，还真吞东西了，是房间里挂衣服的挂钩。原来他是在进电梯那一瞬间吞下的，没有办法，还得再开一刀。一个月不到又开了第二刀。第二次又养了半个月，养好后，他还是被送到南京。这回他老实了，没敢吞东西，彻底招了，他不仅给慕、马各送了10多万，还受贿53万。本来他送的这些钱，和许多老板比起来不算多，由于他没有相信党的政策，过了政策的时效期，最后他被“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还被判了有期徒刑12年，没收财产20万。
还有电信寻呼公司某经理被查出受贿25．2万元。大概也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他心里非常矛盾，也非常清楚： 交代吧，可能被判20年；不交代吧，对不起专案组的苦口婆心。所以他无法正视现实，一进来就开始写遗书，而且一口气连续写了三封，其中两封写给老伴，一封写给子女，安排了后事。
他告诉妻子说，请你和儿子、女儿说一声，你们三个人，无论怎么困难，也要把我的孙子养大成人。最好让他到国外闯荡一生，这也是我最大的心事。我现在受贿20多万，已构成严重犯罪，估计判刑15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等我出来时已70多岁了，风烛残年也没有什么意义啦，人活多大岁数都是死，我这一生也没有白活，什么经历都有，我该吃的都吃了，该看的都看了，该出国的也出去了，我这辈子也值了。我自己有罪无脸见人，对不起党，对不起家人，我选择了尽快离开人世，先走一步了。
他告诉子女去意已决，人活在世上太累了，才选择了这个时机，结束他的人生，同时也结束他的人世烦恼。这样做可能对你们影响不好，请原谅，你们要从我的一生总结经验，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不要想得过高，不要与别人比，这样心态就会平衡。孙子长大后，最好叫他到国外闯荡一生比较合适，不要当干部，只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来世再见。我在这里，中纪委的同志对我很好，我走了以后，你们千万别来找麻烦，我是罪有应得。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小孙子培养好，别学他爷爷，也千万别让他当官。最后希望你们保重，永别了！在三封信中，他大概感到自己当干部够本了，考虑到今后当干部越来越艰难，因此每封信都不放心地提到小孙子，核心问题是一个，那就是叫小孙子到国外去闯荡，千万不要当干部，做一个普通人。
写完遗嘱后，他自觉后事已经安排妥当，因此一进到洗手间，就准备撞墙。可是我们的武警战士在实践中锻炼得越来越聪明，为了防止他们“搞名堂”，一般他们要进洗手间，都是一个武警战士为他打开门，另一个武警战士先进屋以防不测。那天，他一进洗手间，便乘武警战士不注意，猛地向墙角撞去。幸亏武警战士手疾眼快，立即把胳膊伸过去，挡住他撞向墙的头。由于他用力过猛，把武警战士的胳膊撞肿了，他也昏了过去。
他被抬上床后，专案组立即叫大夫来会诊。大夫一看他头没破，微微红肿，脉搏正常。只是两眼紧闭，一句话也不说，便与专案组的人交流一下眼色会心地笑了。当然在检查他的行装时，发现了他的三封遗书。
侯尚升看了他的遗嘱，知道他没事了后，便劝说道： 你这种举动太不应该了，你确实应该想一想你这么干能对得起谁？要想清楚。
侯尚升走时交代看护人员，要注意观察他的动静。看护人员发现他偷偷地睁开眼睛，当他看到看护人员的眼睛在看他时，马上又把眼睛闭上了，他觉得不够脸了，对不起专案组，不好意思马上起来，便继续躺在床上装昏迷。可专案组没有歧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做他的工作。最后他被感动得流泪了，他说，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一定讲清楚自己的问题。他被查清受贿25万，最后被判了12年徒刑。而他那位同事——电信局长邵文章，受贿252万，另有418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无期徒刑。
而对于那些个体老板，鉴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处理时更要体现党的政策。比如某老板是辽宁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他是省工商联副会长、省政协委员，也一直是新闻单位关注的对象和省里关注的先进典型。专案组准备首先对他正面教育，以减轻他过重的心理负担，让他积极交代问题，交代完问题后，想树立他成为配合专案组的工作的典型，不追究法律责任，以影响教育更多的人。可是这位老板怕交代完了，自己也完了。因此，专案组找他谈了好几次话，经过几次交锋，他或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或是避重就轻地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但这并不等于攻心战没起作用，时机差不多时，侯尚升亲自出马了，当专案组的人员介绍，这是中纪委的“慕马专案组”侯组长时，这个不见真佛不烧香的某老板立即重视起来。侯组长果然不同凡响，他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在某老板心坎上。他说，你不要看重与慕绥新的义气，慕绥新已经严重地违法犯罪，你还很年轻，你的事业要发展，你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你如果不配合，对抗组织，那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从严处理。说到这里，侯尚升话锋一转： 但是我可以代表组织跟你表个态，我可以保证说话算数，你只要交代清楚与慕绥新的问题，对你可以从宽从轻，有重大立功表现，对你可以不抓不查，你自己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可以找我。说完转身就走了。
那一刻，某老板有点蒙了。他本来是小商贩出身，善于察言观色。他一看侯组长50多岁，满脸正气，一身深灰中山装，就知道这是个老干部，大干部。而且从侯组长的话语中，他也能感觉到此人一言九鼎，说话算数。这肯定是一个大人物！他甚至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再也不能放过了，如果放过了，很可能要遗恨一辈子。他那一刻内心翻江倒海，本来马上想说一定听领导的话，可是没等他表态，人家走了。他十分闹心，在屋内走来走去，生怕错过了这个机会。而侯尚升回到办公室，通过办案人员了解到他烦躁不安的原因，知道马上要有结果了，因此，改变了下午到市政府通报情况的计划。果然还没过两个小时，某老板就喊担任保卫的武警战士：“快去给我找侯主任。”
结果，老侯一进屋，他就全部交代了： 一共向慕绥新行贿85万。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也将考验着专案组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因为某老板是一个拥有几亿资产的私营大公司老板，业务往来非常频繁，他被“集中谈话”后，家里立即群龙无首乱了套。比如他的森林动物园一期工程结束了，二期工程需要银行继续贷款；同时马上要到“5·1”长假了，“5·1”前森林动物园必须开园，那样利用“假日经济”一下就能收回几百万。可是他被“集中谈话”后，有的合作伙伴就想毁约。而银行领导也借口没有他的签字，干脆就不贷款了。贷不上款或毁约，“5·1”节就不能正常开园，那么他们前期的宣传、投入，前期的铺垫就都白浪费了，更重要的是失信于沈阳人民了，那将给企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该公司的总经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两眼冒火地找到专案组，向侯主任说明情况。作为沈阳办案组的总指挥，侯尚升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他既考虑到专案组来沈阳办案任重，又考虑到反腐败的目的就是要促进辽宁的经济发展，如果把人都打垮了，沈阳经济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就将失去惩治腐败的目的，也无法向沈阳人民交代。
于是，侯主任急忙与专案组负责人韩勇交换了意见，立即决定叫他们公司把拿来的资料留下，并允许某老板在“集中谈话”期间，与外界通电话遥控指挥。于是，某老板在专案组的监视下，用电话坐镇指挥生产。外界一看他可以打电话了，便以为他没有什么事了，顿时信心倍增，都表示继续合作。于是，银行的贷款如期交付了，“5·1”假期，森林动物园也正常开园了。这下子，某老板对专案组信服了。
时过不久，吉林白山有一处水质特别好的矿泉水厂，打来电话要求他必须去谈判。原来某老板在进来之前已经到白山考察过了，认为非常有开发价值，并谈妥了准备在那里建个矿泉水厂。可是原定签字的时间到了，某老板被“两规”无法脱身而心急如焚。
于是，他不得不试探地向专案组征求意见：“我能不能去？”
专案组连夜开会专门研究。讨论后大家达成了共识： 觉得他的问题基本交代清楚了，专案组要言而有信，更不能因为他在这里就影响经济发展。于是，专案组做出了特殊决定，派两名专案组人员跟着他去。他也表示服从专案组的安排。这样一来，他和吉林白山那家矿泉水厂谈成功了。他也非常珍惜专案组的信任，来回三天就解决了问题。
不久，专案组根据他的主动交代，并有重大立功表现（规劝另一位与慕绥新有重大牵连的人主动来自首）兑现了政策： 免去他的法律处分。他在专案组前后只呆了两个多月。
于是，专案组就拿他作为配合组织，从宽处理的例子发动新一轮攻势。
一天清晨，侯尚升又习惯地拿起报纸，当他在《沈阳日报》上看到沈阳市政府把五里河体育场争办世界杯十强赛列为给沈阳人民办的几件大事之一。当时中国有好几个城市都在争办世界杯赛场，如果沈阳争取来了这无疑是提升沈阳城市知名度，也是沈阳走向世界的最佳时机。可现状是沈阳体委的某负责人也由于慕绥新案件牵连进来交代问题了，这会不会影响沈阳争办这项活动呢？侯尚升陷入了深思。
侯尚升立即向专案组负责人韩勇汇报。韩勇指示： 十强赛是沈阳市的大事，也是中国体育的大事，尽快与沈阳市有关的领导沟通，确保这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当侯尚升找到沈阳市有关领导沟通时，那位领导也非常着急，但涉及“慕马大案”又不便主动提出。侯尚升一讲这件事，他马上高兴地说：“我也正为这件事发愁呢？正想给你们打电话，你们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好？”
侯尚升说，“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切从大局出发，从沈阳市实际经济利益出发。”
专案组经过讨论将体委某负责人放出来参加申报工作，由市里保证他的安全。最后沈阳获得了十强赛的举办权。五里河的疯狂之夜，也使中国足球第一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也使沈阳，乃至全国都感受到中国队冲出亚洲、冲进世界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一刻。守在电视机前的侯尚升与专案组人员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当然，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很多。全国房地产交易大会当年也在沈阳召开。作为大会的实际主持人沈阳房地产局某局长，也因为送礼问题被请到这里来了。但他一进来明确提出要出去办这件事，希望组织上考虑。按正常情况来说，全国房地产交易大会无疑也是一件大事。侯尚升又向韩勇如实地做了汇报，专案组又与市里积极沟通。在市里保证他走不掉的情况下，让他按时参加了房地产大会，两天后再“请”回来。
还有沈阳汽车国际博览会等等涉及的人和事，都在专案组的精心组织下胜利完成任务了，真正做到了办案、抓经济两不误，并促进了经济发展。
当然，专案组不仅关注被“两规”的官员和找来谈话的大款，还关注那些跑出去的大款们。沈阳某集团老总，因为慕绥新给他批了一块地，他给慕绥新送过一万美元。听说慕绥新被“两规”后，他正好在美国的制药厂视察，干脆就躲着不回来了。
专案组通过各种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在美国的电话，并打电话动员他回国。他却坚决不肯，但表态说组织如果需要他配合的，他会积极配合，你们有什么需要可以发传真来。我把知道的情况再用传真发回去。
侯主任一听他没有堵死门路，知道他惦记着国内的企业。便亲自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一定回来，传真不是什么事都能说清楚的。同时告诉他我们是调查慕绥新，不是调查你，只要你把与慕绥新的经济来往交代清楚了，我保证你可以回家。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对你的企业进行调查，并对你进行通缉。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
那位老板权衡利弊，不愿意做被通缉对象，不愿意企业被调查，他回国了。专案组也言而有信，在专案组谈了一上午，说清楚问题后下午就让他回家了。
沈阳某房地产集团的老板在美国有绿卡。他曾经和慕绥新一起出国访问，为了保证一个项目获得慕绥新支持，有位市政府领导曾叫他在美国赌博时给慕绥新一点钱。他心领神会，给了慕绥新一万美元做零花钱。慕绥新出事后他害怕了，就带着夫人、老人都走了。再也不想回来了。
专案组通过他的家人，给他打电话向他讲清了沈阳反腐败的形势，也和他约了回来的时间。他答应了。可时间到了他却没有回来。
专案组不得不再次找到公司给他打电话。侯主任说你不回来，就不讲信誉，我们现在就对你公司进行全面调查。查的不是你，是慕绥新。你不回来，我们不仅要通缉你，检察院还要给你立案。他说我明天一定回去。结果他第二天10点回来交代完与慕绥新的问题后晚上就回家了。
慕绥新的问题牵扯的外逃民营企业家50多人，回来45人。他们继续成为建设新沈阳的主力军。而进专案组被“两规”、“两指”，或者“集中谈话”的款爷和干部，没有一个死亡，没有一个出意外。足见专案组为此费了多少心血？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事实胜于雄辩，许多人们的担心并没有出现。反腐败并没有衰败，而恰恰相反，反腐败促进了经济发展。短短的半年，沈阳人就收获这样两个辉煌： 其一，把这样一个影响中外、涉及面这么宽的腐败大案，干净、利落地办成铁案，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纪检人员叫好！其二，特别令人兴奋的是： 沈阳的经济不仅没有因此而滑坡，反而经过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制度、堵塞漏洞，使沈阳保持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是科学的，据沈阳官方统计： 2001年沈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38亿，同比增长10．1%，财政收入达80．8亿元，同比增长34．3%；土地出让金实现10亿，同比增长15倍；实现利用外资1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7%。也为沈阳成为振兴东北的带头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坛丑闻，都有一个令人心灵震颤的内幕。而每撕开一次内幕都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每付出一次昂贵的代价都会促进历史的发展。不信，当你来到雨过天晴的沈阳，你会感到沈阳的天还是那么蓝，水还是那么清，人民还是那么乐观向上、充满信心、充满活力。
请看，慕绥新当年炸掉的三个“新加坡”后开辟出的代表沈阳形象的景观路——青年大街，如今已经被赋予了一个极富有想象力的名字：“金廊”。它不仅更加现代、美丽、开阔、壮观，而且在风韵多姿的道路两旁，正在建设和镶嵌着价值几千亿元的上百幢摩天大厦；他梦想成为欧洲莱茵河一样的那条发臭的浑河，他无数次治理都没见成效，如今也被赋予了一个极富诱惑力的名字——“银带”，不仅抖去身上那种刺鼻的腥臭气味儿，而且成为中外投资者首选的目标，成了真正的寸土寸金的“宝地”；特别是那个他好大喜功的“最大败笔”，借高利贷投资23亿建设的浑南国际贸易大市场，如今，伴随着浑南日新月异的大开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将被大大的提前。因为无论是“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还是沈阳城市已经达到4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全国第二个省会森林城市；无论是沈阳被评为全国经济十大活力城市，还是被评为象征着环境彻底改变的全国十大环境城市；无论是贯穿沈阳东西的大动脉地铁即将开工，还是中国北方第一高楼的奠基剪彩；在素有中国第一路之称的沈大高速公路，由四车道变成了八车道，而东西南北所有进入沈阳的各条公路，都达到和超过了当年他开辟的主干道青年大街，都超过了法国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就连那些肮脏的胡同小巷的路面都精修了一遍，这都是他不敢想象的，或者说想了也就是想了，没有办法实现的。如今这些都实现了。换句话说沈阳真正的国际大都市的春天，已经来临了……
审判 第四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