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998年年底，沈阳市政府破天荒地举行政府新闻发布会，又广播、又登报、还上电视，主动征求老百姓的意见。最后沈阳人民对政府公布的满意率高达94．7%。尽管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但是慕绥新却非常在乎自己的政绩。他经常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最欣赏那张他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的大照片，它就挂在客厅的显著位置上。其实，除了灰蒙蒙的几条扩宽了的路，显得有些青春活力了；一些黑洞洞的楼道，都安装上了电灯，沈阳实际困难重重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沈阳的下岗工人大军，并没有得到妥善地安置。但是，毕竟沈阳有了一些变化，沈阳又太需要变了！“政绩市长”的封号，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于是，慕绥新在政绩市长的光环下，为他心中美好的沈阳城，画了一幅又一幅“精美”图画；也动用起自己的影响力，为亲朋好友发财致富甘当“马前卒”,记下了一笔又一笔丑恶罪状。
可以说慕绥新是以超常的手段打开了沈阳市局面的。当然，这超常的手段，包括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勇气魄力、也包括他建立起来的那个谁心里都有数谁也不肯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圈子”。这个圈子就像围城，圈子外边的老百姓看不出什么，而圈子里，已经形成一条铁的游戏规则。关于这个规则是什么，我曾多次问过沈阳南北大院６０多位熟悉的干部，上至声名赫赫的市级领导，下到初来乍到的普通科员；深到核心圈子里的秘书，浅的也是资深望重的调研人员。最后一个在仕途上沉浸多年不得志的老朋友，这位在市政府服务四届领导的副厅级的老处长，告诉我你别问了，那是官场上的大学问，沈阳至今许多干部概括不清楚也非常正常，那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概括的，深奥着呢！原因在哪里？这个规则是什么？那就是不同层次的人，从不同角度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就要站在这个城市最高掌权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人姓慕姓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了实在的权力，掌握了财权，尤其是人事权力。随之而来，他的个性，他的爱好、甚至他的忌讳，都变得十分重要。生活中决定你命运的不是总理，不是部长，说具体点就是那个在你的“围城”里签任免文件的人，那是命根子呀！知道厉害，你就必须先悟出那个拿不到桌面上，在现实中又行之有效的“潜规则”。那个“潜规则”要求你必须根据那个人的喜好投其所好，必须不屈不挠地博得那个人的好感。否则，中国的能人多了，一个单位的能人多了，用谁都是用，就是他一句话，他不熟悉你，不了解你，为什么偏偏用你？
所以，慕绥新能一言九鼎，慕绥新能呼风唤雨，慕绥新也能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干部们在慕绥新的手势中，看到了他的坚强意志，体验出权力的神圣；在他声音的语调里体验出他的喜好，体验出他的亲疏；甚至从他的眼神中，也能看出不同寻常的特殊意味儿，并得到非常重要的信息。
慕绥新认为： 要振兴沈阳，对于这样一个患有多种疾病的有着近700万人口的庞大经济、社会、自然区域的城市进行综合治理，使其步入良性循环和发展的轨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沈阳这个曾经有过辉煌的城市，就像一个经过几十年运转的老机器，它有些衰老了，而且患有多种疾病： 国企困难，结构失衡、“四矿”问题、下岗失业、环境恶化、城乡差距等等。而所有这些“病”，都交叉感染，沉疴难愈，想在短时期内找到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央的关注，世界资本的东移，无疑给解决沈阳问题带来了一次机遇，但这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切不可操之过急。
但是，慕绥新等不得，他知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道理，他必须另辟新径。不能因循守旧，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样医来医去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搞好。再者远的不说，眼前大连已经做出了榜样，那就是加强软环境建设，先使城市面貌一新，让老百姓看到变化看到希望，让外国商人看到美好，看到发展的环境，纷纷前来投资。
比如在大二环建成后，整个浑南的开发建设还处于只是一个美好的蓝图，各项基础设施都没有开工，慕绥新那超前跳跃的细胞，突然急剧膨胀，促使他大脑一热，非要投资23亿，建一个亚洲第一大综合贸易市场。
本来这荒唐的“霸王硬上弓的项目”，这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就连三岁顽童都能掂量出利弊的市场，在市委常委会上，不应该获得通过。然而却神奇地通过了。
结果市场建成后，尽管政府多方动员，限令沈阳小食品市场整体迁移，但因为离沈阳太远，具有13年历史、全国最大小食品城的业主们并不买账，沈阳市民们也不愿意舍近求远，跑上20多里地去买东西——致使这个被领导预言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将汇聚而来的超大超前的聚宝盆，被媒体欢呼为亚洲第一综合贸易市场，21世纪腾飞工程，”只经过了１９９９年沈阳商品交易会短暂的热闹之后，便陷入长期的死寂。
至于慕绥新在建浑南大市场时，私自批了多少项目，得了多少好处，因为专案组的工作重心，主要调查取证慕绥新承认的，或者有人举报的东西，涉及到浑南大市场的并不多。但是从平晓芳的笔录中，有一点可以反映出慕绥新也得好处了。那就是一直避免给慕绥新添麻烦的平晓芳，也利用慕绥新的权力，在这个工程上，为亲属分到了利益。1999年平晓芳的亲属刘某，听说这个大工程就眼红了。他本来一无所有，却突发奇想凭借着与平家关系好，发点小洋财。当他听说浑河大市场，有个安装空调的工程后，便急忙找上门来，希望平晓芳帮助疏通一下，承揽下这项工程。平晓芳找到了慕绥新的秘书联系，慕绥新的秘书找到当事人，走通了关节后，虽然平晓芳的亲属刘某在形式上，也参加了投标，才把这个工程包下来了，其实，那只是走走过场，欺骗欺骗舆论，欺骗欺骗群众，实际上早已内定给他了。
可是工程到手后，刘某自己没有公司，必须挂靠在别人的公司，才能承揽工程。于是刘某又找到平晓芳，求她帮人帮到底。平晓芳又找到了朋友安老板，叫安老板帮助办这件事，这样安老板帮助刘某办了一个公司。紧接着，还是平晓芳又通过找熟人，帮助刘某承揽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空调安装工程。当然，刘某在沈阳能拿下了这两个令人瞩目的大工程后，又有慕绥新这样硬的大背景，自然鸟枪换炮，很快打开了局面，又相继拿下了五爱街等空调安装工程。摇身一变，成为沈阳显赫一时的大公司。这些表面上一碗水端平，背后阴暗肮脏的东西，不揭发出来，老百姓岂能知道？
是呀，从表面上看慕绥新确确实实干了许多事情，也没有掏老百姓腰包。其实人们哪里知道，他的一项项工程贷款，却是采用“银行贷款、政府参与、股市融资”三位一体的新方式来进行的。换句话说用贷款还贷款，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款还是掏纳税人的腰包。据说，这正是马向东讨好慕绥新的杀手锏，这里的奥妙在于政府参与——这不仅保证了投资方向的合理使用，银行资金的注入，又加速了政府项目的实施，股市融资又为这些运作提供了财力与后劲。妙就妙在政府参与的承诺借贷还贷，人家才敢借贷。因为人家知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有政府就不怕你赖账。
当时，沈阳市一年用于城市建设的正常运转财政投资不足10亿元人民币，而慕老大在任期间正是打着政府旗号，向外商以及国际性组织、世界银行、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的，贷款数超过了百亿元……而且这些贷款都必须付息的呀！别的不说，就说“慕老大”的政绩——大二环吧。这个项目向港商贷款了十几亿人民币，合同规定： 建成通车后，１０年内沈阳市每天要向港商付50万到60万，其后20年按股份提成。据当时专家论证，每天可收过路费70万元，沈阳市政府也曾采取措施，把市内外车辆都撵上大二环。尽管这样，从1998年通车至今，由于专家论证的错误，车流量小等缘故，每天仅收20余万元。换句话说，沈阳每天倒贴30万元，这无疑使沈阳市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其二，既然这些大工程劳民伤财，远水不解近渴，那么“慕老大”为什么乐于其道呢？很简单，那就是大手笔背后蕴含着大腐败。
因为曾任省建设厅厅长的慕绥新自然深谙此道——那就是想捞大钱，必须有大工程。而捞钱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这一系列大工程，都不进行公平招标，暗箱操作。没有公平竞争，他一人说了算，他的话与批示就是圣旨。人家得了那么多好处，怎么能不投李报桃呢？以致应验了老百姓那句话： 不管谁上来都搞工程，批项目。沈阳的好多路，都折腾好几回了，好搂钱呀！
据市政府官员讲，强龙“慕老大”刚上任时，并不买地头蛇“马二爷”账，“马二爷”偏偏会见风使舵，投其所好，不敢独揽大权。特别是在审批工程这块“肥肉”上，本来按市长分工，由“马二爷”管批租土地的城市项目的审批，但“马二爷”却把一些大项目拱手相让，才使“慕老大”对他另眼相看。可到后来，因为“慕老大”与“马二爷”在这块“肥肉”上有权力之争，慕绥新还是大权独揽。于是，一大批个体房地产商纷纷看出门道，千方百计地投靠他而大发横财。几百万、几千万的费、税，只要轻轻一句话，笔轻轻一落就免了。自然，那些得了便宜的个体户们岂能知恩不报，于是重金重礼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腰包。
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按政府规定，必须向开发商收取四费一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出让费、人防工程配套费、教育附加费与投资方向调解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慕老大”与“马二爷”的生财魔杖，恰恰就是这四费一税；而开发商更是乖巧，他们本来是建商厦与高级住宅，却打着棚户区改造和建经济适用房的幌子享受减免优惠政策。那个沈阳市人大代表的黑社会大头目刘涌就是这么干的，他曾先后3次给马向东送了200万，一下子得到了资产估价为3.5亿人民币的商业用地，由政府无偿划拨的四费一税全免。也就是说一夜之间他就成为亿万富翁了。据有关资料显示，沈阳市与大连市相比，2000年批出的土地面积只多不少，大连收回土地出让金为17亿，而沈阳只收回少的可怜的7000万元……
其三，因为“慕老大”与“马二爷”身为党的高级干部，担负着全国下岗工人最多的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重任。论理说他们滥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危害就够大的了。可是，当他们的社交圈、生活圈，具体说他们的妻子、儿女、朋友，也伴随着他们的成功，看到他们权力的价值，也都产生了贪欲，那危害就更大了。
“慕老大”的官场春秋大概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那就是从上升期的基本自律，比较清正廉洁；到成为位高权重的一方诸侯，迷恋权力带来的金钱美女等；最后又厌倦了权力所赋予的责任和应酬，放手让身边人去“当政”，去领略与分享权力的无限风光。
当他发现手中的权力已经成为无形的资产，能使许多人在一夜之间成为巨富时，他心里极度不平衡了。他首先想到了大女儿。慕绥新虽然婚姻不幸福，可非常爱他的两个女儿，当初因为家境不好，而他又正处于上升期。责任感使他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能够抵御住各种诱惑，比较清廉。本来他大女儿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那时他如果动用权力，或者通过权力找找门子，使女儿名正言顺地上大学，或者混个好工作，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没有，他怕给人家留下走后门拉关系的印象，影响到他的仕途，使小小年纪的女儿不得不单枪匹马去闯深圳。而二女儿只比大女儿小３岁，却赶上了好时候，换句话说伴随他步步高升，家境有了好转，他能拿出钱来，把二女儿送到美国。二女儿还找了一个洋女婿，这对于爱面子的慕绥新来说，无疑觉得非常光彩。因此，在他自认为功成名就后，在父爱的天平上权衡两个女儿时，对大女儿总存有一丝愧疚，这颗“砝码”自然向大女儿倾斜。当然，也为他日后频频地对大女儿伸出权力之手，埋下了伏笔。
而慕绥新的大女儿慕洋，尽管出道很早，高中毕业就南下到深圳闯世界，可是在深圳摸爬滚打了几年，她才明白过味儿——像她这样浅薄的文化底子，又没有特殊专长的年轻人，靠辛苦、靠智慧能赚钱，永远发不了大财。只有在权力的光环笼罩下，她才能时来运转。
于是，1996年初，大女儿慕洋与爱人李伟，从南方灰溜溜的跑回了沈阳，企图凭借“天时地利”，仰仗老爹的权势和余荫，干起一本万利、借鸡生蛋或者“空手套白狼”的特殊行当。
慕绥新那时虽然不是一方诸侯，但作为辽宁省副省长的他，岂能不明白大女儿那点心思？他本来就想在两个女儿之间，搞一点平衡，这不正中下怀吗？于是，在他的关照下，这对小夫妻很快注册资金50万成立了沈阳明阳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女婿李伟任董事长，女儿慕洋任总经理，妻子贾桂娥的妹妹贾桂英、贾桂珍等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分别封为“董事”。
果然，这个带有沈阳第一家族背景的公司一出手，就富有鲜明的现代官场气势。它主要经营城市灯箱、路牌、霓虹灯等户外广告，并代理电视、电台、报纸广告业务。伴随着慕绥新权力的扩大，短短的4年光景，他们的企业也越做越大。为了掩盖其借慕绥新名义经商，他们又利用他人的身份证，相继开办了十多家公司。
经中纪委专案组查实，这些公司有： 1997年1月，法人代表薄红梅，注册资金10万，成立了“沈阳市鹭岛电子技术开发公司现代办公品商行”；1997年3月，李伟任董事长、李云峰（李伟的哥哥）任监事，注册资金500万，成立了“辽宁科技保安服务有限公司”；1998年8月，注册资金500万，董事长蒋维，总经理李云峰，成立了“辽宁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998年10月，注册资金10万元，成立了私营独资企业“沈阳太阳鸟广告设计工作室”；1999年1月，法人代表李云峰，注册资金380万，成立了“沈阳天智经贸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8月，法人代表李郑男，注册资金60万，成立了“沈阳沈艺广告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2月，法人代表李郑男，注册资金100万，成立了“沈阳万象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其实李云峰出资52万，占股份的52%，李郑男出资24万，只占股份的24%；2000年6月，他们通过虚假注册手段，变更注册资金1000万，同时变更董事长为李郑男，总经理仍为李云峰。实际上该公司一直由李伟所经营。
再加上1992年，注册资金88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1994年3月，法人代表关军注册资金70万成立“沈阳鹭岛商务广告有限公司”。一共10家公司。其中“沈阳鹭岛商务广告有限公司”和“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是慕洋和李伟、李云峰三人借用他人公司名章、合同章、发货票、自行设立账号，脱离原公司经营活动，但均未建立会计账簿。其余8家公司均由慕洋、李伟、李云峰等人经营使用。
专案组经过大量细致的调查，很快查明慕洋、李伟经营的十几家公司曾与一百多家单位与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他们仅对10家公司现有的账目审核，账面上反映出经营额高达156亿。据不完全统计，慕洋、李伟办公司仅短短的4年，就不费吹灰之力获利5000万元以上。
慕绥新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补偿收到了奇效。可是悲剧也在这儿，慕绥新太聪明了。但他不是圣贤，情感和欲望使他终于守不住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一旦开了口，就是血盆大口，最终把自己也吞下去了。
说心里话，摸清他生活圈贪赃枉法的脉搏很难很难，因为这是一条非常隐蔽的发财暗线。伴随着当事人销赃销账、跑到国外，很多事情查无实据。而我只得伴随着专案组的审讯记录，从大量繁杂的审讯记录中，先把他与子女的问题合并“同类项”，再按时间顺序，把这一丝一丝理清。苍天不负有心人，最后这条线索总算有了清晰的眉目。
慕洋、李伟主要经营回报丰厚的广告和房地产开发。在承揽和审批广告业务上，慕绥新知道万事开头难，如果他要一直装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一直走正常渠道那是不行的。他必须赤膊上阵，才能使“后生的犄角，比先生的耳朵长”，否则，就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比如1998年3月，慕绥新走马上任出席沈阳市电话号码升位仪式。在会前的闲谈时，慕绥新就抓住了机会，充分显示出了“慈父的爱心”，他知道电信部门是经济效益上升的好单位，便不失时机地为女儿架桥铺路了，他对该局长邵文章说，老邵，以后有什么工程，多关照一下慕洋、李伟。
当时邵文章还愣了，圣旨是记住了，可不知慕洋、李伟何许人？后来一打听，他才知道原来慕洋是“慕老板”的公主、李伟是女婿。
1999年3月，市电信局要对该局专网局办公大楼进行改造，李伟得到消息后立即找到邵文章，大胆提出与市电信局联建专网局改造工程。邵局长岂敢怠慢？立即主持召开了局长办公会，为了保证慕洋志在必得，故意透露出慕绥新曾叫他关照慕洋的信息，又添油加醋地说，如果这个工程交给李伟、慕洋干，规划、建委等部门能减少麻烦。其他领导心明眼亮，况且又不掏自己腰包，一把手都意有所属了，他们又何必去充“冤大头”扮演得罪人的角色呢？自然一致同意。这样一来，市电信局很快与辽宁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由天惠公司负责招、投标，该工程总造价7854万元。而市电信局还需要事先付给天惠公司5%的管理费。
而在广告的审批过程中，慕洋和李伟所做的路牌广告和大型户外广告，几乎每一笔都留下了慕绥新作为父亲亲自批示的痕迹。
1998年3月，明阳广告公司一出手就显示出与众不同，显示出卓绝实力与能力。那就是欲在一览众山小的市政府广场设立高立柱式广告牌，为和光集团发布广告。这个消息在广告界传开后，沈阳上下一片哗然。因为在这个位置做广告，无疑是“天方夜谭”，是“太岁头上动土”，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别说庄严神圣的市政府广场不适于做广告；就是对于极爱虚荣的市长慕绥新来说，在那里做广告，无疑是往他“最得意的脸上”抹灰，杀了他也不会同意。当时包括明阳广告公司的人，都认为这个创意胆子太大，这哪里是设广告？纯粹是向权势挑战？可是慕大公主说，你们说这里行不行吧？李云峰说，好是好，恐怕……慕洋说，你别说了，这件事由我出头找我爸协调，你们先让和光公司打个报告送给慕绥新。当然现在谁也不知道慕大公主回家怎么搬动了“慕老大”，更没想到慕绥新真在报告上批示了： 我的意见是如广告箱不阻挡市府大路视线，可以设。
这样一来，市政府副秘书长王维中不得不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市政府广场设立广告箱的问题。在会上有关部门对市政府广场立广告牌争论得非常激烈，意见不能统一。最后王维中只得从维护市政府“一号首长”的面子出发一锤定音：“从市容景观上看，可能不大合适，但有慕市长批示，又是和光集团申请的，就照办吧。”
专案组调查时，李云峰交代的大意是说，这个位置就像在天安门上打广告，在金銮殿下种花草，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是巨大的无形资产，慕绥新不批，谁也别想批下来，慕绥新能批，他们也无法理解。
1998年6月，还是明阳广告公司又准备在市政府广场北侧的火炬大厦上为沈阳黎明服装集团公司制作发布广告。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运作。结果还是慕大公主一出头，不知使用了什么“尖端武器”，慕绥新又乖乖地在黎明服装集团公司的申请报告上，作出了更加明确的同样批示： 应予支持。
1996年10月沈阳市决定搞宣传标识和公益广告。市城建局负责桥梁和立交桥上的宣传标识。宣传标识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一些口号，制作费用由市政府统一拨给城建局。慕洋、李伟得知后，便立即找到市城建局负责广告业务的副局长吕海滨。吕海滨因为马向东曾告诉过他关照慕大公主。他果然没有打一点折扣，就把这批9个宣传标识，交给了明阳广告公司承制。由于他们与吕海滨建立了“热线联系”，吕海滨在以后的岁月里，还多次审批明阳广告公司报批的户外广告。当然他们每次来审批，吕海滨都大笔一挥，从来也没有审查过明阳广告公司的营业执照，也没有收过明阳公司按规定应交的管理费用。
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承揽广告的对象大都选择银行、保险、证券等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有企业，以及与慕绥新关系较好的有实力的私企。碍着慕市长的面子，一般当慕洋、李伟提出比较高的价格时，对方虽然觉得有点巧取豪夺，但最后还是依照他们提出的价格签订协议并付款。
1996年秋天，短短的半年，慕大公主的“潜力”终于挖掘出来了，她已经把老爹的权力，运用得如鱼得水，随心所欲。在沈阳她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情。通过与慕绥新关系比较好的私企老板——沈阳高明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宝印的引见，她找到了沈阳财产保险公司营业部主任潘某。慕洋提出要为保险公司做广告，而潘某当时正想求慕绥新帮助协调省交通厅，承揽高速公路保险业务。当即表示同意。
事后，当慕大公主带着设计好的广告设计图到保险公司找到潘某，潘某问慕洋做这个广告需要多少钱时，慕大公主毫不客气一张嘴就要120万。潘某当时感到非常吃惊，脊梁顿时都冒冷汗了。他觉得价格太高了，太离谱了，但一考虑是慕市长的女儿，以后还有许多业务有求于慕市长帮忙，就没有与慕大公主讲价钱咬咬牙按着她提出的价格签了合同，并付给明阳广告公司120万元。据后来李云峰交代，此项目租桥（媒体）费为一年30万，广告制作费不足10万元。就这样，慕洋、李伟上下嘴唇一动，就获利80多万元左右。
1998年初，沈阳明阳广告公司伴随着事业的迅速扩展，几乎无所不为了，只要他们看好什么挣钱，不管具不具备资格，就大胆搞什么。一天，当他们听说新闻媒介是广告来钱的好渠道，是块“肥肉”。便立即做起了准备代理沈阳电视台“观众点播”栏目广告业务的梦。当然，这时他们已经打开局面，根本无须“老爹”出山。那次是慕洋、李伟直接闯进台长办公室的。慕洋一进台长室就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推销自己，简单扼要表明来意：“我是慕绥新的女儿，想要代理‘观众点播’栏目的广告业务。”电视台领导岂敢怠慢？他们经过研究后，马上决定将广告业务先交由明阳广告公司代理。明阳广告公司代理业务后没有建立任何财务账目，就直接向用户收取费用。他们究竟收取了多少费用，至今仍然是个谜。反正从1998年3月至2000年12月，明阳广告公司向沈阳电视台交广告制作费和播出费用共1131．96万元。
之后慕洋、李伟又开辟了新的战场，在经营广告承揽和审批业务上，左右逢源旗开得胜。他们在沈城独领风骚，拥有在主要街道、大型建筑物、广场、过街天桥、大二环以及沈大高速公路上的路牌、灯箱、国际标准立柱广告牌等户外广告，以及拥有沈阳电视台、沈阳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广告代理发布权。
在房地产开发方面，慕洋、李伟根本没有施工队伍与设备，根本不具备商品房建设开发资格。但他们知道这个领域也有利可图，便先把工程承揽下来，再与具有开发商品房资格的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然后再将工程转包给个体包工头。他们只是充当“中介人”，或者“二传手”的角色，身不动膀不摇空手盈利。
1998年初，慕洋和李伟得知沈阳电信局为职工购买住宅楼的确切消息，便又主动上门找到该局长邵文章。邵文章考虑到慕市长的“圣旨”，根本没有查验李伟的资质情况，便糊里糊涂地同意将13000平方米的住宅楼项目交给慕洋、李伟开发。
事实上，慕洋、李伟既无资金，也无地皮，更不具备商品房开发资格。没有办法，李伟只得找到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姜东协商。姜东自然愿意效犬马之劳，同意慕洋、李伟购买普臣房屋开发公司准备开发的地皮。接着他们又以普臣房屋开发公司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由慕洋、李伟独自开发，并在该公司正式财务账外为慕洋、李伟开设了三个银行账户，单独供慕洋、李伟使用和管理。
1998年4月，慕洋、李伟以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的名义与市电信局签订了销售住宅楼的协议书，协议规定销售面积为13000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为2300元。他们签完合同后，立即将该工程转包给沈阳市第十一建筑公司第四分公司施工建设。
施工开始不到两个月，慕洋、李伟人心不足蛇吞象，又以开发费太高，赚不到钱为由找到电信局局长邵文章、副局长王吉福无理要求提高销售价格。邵文章考虑到慕市长的关系，便同意增加房价。这样按慕洋、李伟的要求，每平方米追加了148元，共追加房款192万元。
经专案组查实： 沈阳电信局向普臣房屋开发公司拨付购房款31668050．16元。此项目共投资17605683．14元，其中地价款8500000元，土建及配套工程9105683元，其余资金14140888元，全部由李伟以借款或者转款等形式提现金。换句话说，仅此一项工程，慕洋、李伟就获利1400余万元。
他们不仅这样巧取豪夺，还犯有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涉嫌偷逃税款以及大胆利用他人身份证设立账户往国外转移资金等罪名。
经专案组查实： 1999年1月李云峰受李伟指使成立了“沈阳天智经贸有限公司”。李云峰让其公司的周希杰等人用电脑复制了沈阳商业城假销售发票4张，然后填写上购买服装款380万元，并以此假发票到辽宁捷信律师事务所进行验资获取验资报告，再用假股东协议和虚假的验资报告，到工商局办理登记注册后领取了营业执照。
2000年6月，李云峰受李伟的指使，故伎重演、瞒天过海，将其开办的辽宁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法人代表，把蒋维信改为李郑男，并在原注册资本500万元的基础上又增加注册资金500万元。李云峰安排该公司的曹颖、周希杰等用电脑再一次复制8张沈阳市工业企业货物销售发票，并在假发票上填写了购买水泥、钢筋等材料金额为260万元。再用此假发票到辽宁捷信会计事务所进行验资获取验资报告，最后以虚假的验资报告到工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手续。
慕洋、李伟在其经济活动中，涉嫌偷逃税款。其财务管理极不规范： 有的不设会计账目簿，各项费用开支，只是用一张纸记一些流水账，给调查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专案组仅就慕洋、李伟的沈阳明阳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和他们所使用的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的现有账目进行核查，发现存在造假账、开大头小尾发票、自制伪造发票和凭证等情况，他们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隐瞒收入、虚列支出等手段，进行偷税漏税活动。沈阳明阳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从1995年11月至2000年累计偷逃营业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7010407．94元，占应纳税（费）款的9911%。按《税收征管法》应课征滞纳金752938523元。普臣房屋开发公司从1997年至2000年，累计偷逃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379001276元，应课征滞纳金445529376元。以上应缴税费款、滞纳金共计2278509969元。其中仅偷漏税就有１０００万元。
从１998年起，慕洋、李伟及李云峰为了防止露富，尽快地把这些不义之财转移到自己手上，至2000年期间，伴随着马向东的“两规”，慕绥新的命运岌岌可危，他们已经加快了往国外转移财产的步伐。他们先后从辽宁普臣房屋开发公司等26家公司46个银行账户，转出资金5410万元人民币，分别转入以王雪峰、张晶、苗绘等18人名字在沈阳、北京、上海、厦门、福州、蚌埠等开设的33个银行账户、8个证券公司股份账户及个人存单。
到2000年9月，慕洋、李伟出国前提取3354万人民币、45万美元。据事后李云峰交代，李伟曾用王雪峰和苗绘的身份证，由李云峰出面以代理人的身份到沈阳广发证券公司开户取款。李云峰为慕洋、李伟存入资金约700万元人民币。在李伟、慕洋出国前提取现金400万元；李伟出国后，于2000年12月打回电话，安排李云峰把大连市一个叫李干的人两次送来的50万元和广发证券账户上的40万元存款提出换成10万美元。然后乘火车回蚌埠老家，用其父李崎的身份证，在站前的中信公司租用一个保险箱，将10万美元存好后，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李崎，待李伟以后来取。不久，李云峰又按李伟的电话指令，把李伟的一部奔驰车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沈阳一个叫刘晓光的人，之后，又按李伟的指令，将其中的9万美元汇到深圳交通银行杨光的户头上，待杨光出国时将此款捎给慕洋的亲姨贾桂珍，另１万美元李云峰则存在自己的一卡通上。
热极生风，穷极思变。专案组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现已将慕洋、李伟未提取的1326．4万元人民币、17．9万美元、2．25万港币依法冻结；还冻结了以李云峰名义在北京购买的住宅两套，价值人民币334万元。慕洋在上海购买的住宅一套，车库一个，价值19．6万美元，扣押林肯、桑塔纳轿车各一部。一共近2000万的钱物。
我们从这一个个枯燥无味的数字中，从这一笔笔巧取豪夺的交易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同时交叉运行的两条暴富轨迹。一条是“慕老大”是怎样挥动权力的魔杖，运用公共权力越权行政、损公肥私，在短短的三四年间，用沈阳人民的血汗，完成了一个“不称职父亲”到一个“好父亲”的过渡，把他的子女喂养成亿万富翁并送出国外享受最富有最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条是他的“恶少子女”们，又是怎样“拉大旗做虎皮”，狐假虎威，垄断市场，疯狂地掠夺沈阳最富有的“资源”，并迅速地转移财产，达到了用沈阳人民的财富，到国外过富有生活的目的。
“慕老大”的子女跑了，作俑者“慕老大”逃脱不了干系，他必须承担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这真是“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齿桃树，李树代桃僵”。没有想到我们这位李代桃僵的“老李树”慕绥新，面对子女如此巧取豪夺贪赃枉法，面对子女如此转移财产逃避法律制裁，只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对于慕洋、李伟办企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他们办广告公司时，我在省里工作。到沈阳后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和他们谈过，他们答复我将从公司退出。并要我支持干别的，我也没有同意。为此，慕洋、李伟对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见都非常大。以后，我听说他们的广告公司仍在做，但我也不知道什么详情，我想说的是孩子们的事，我说了也管了，但没管住，我有责任。”
乖乖！说的多么轻巧！什么“我也有责任”、什么“我在省里工作，他们在沈阳办公司的”、什么“我该说的也说了，该管的也管了，只是没有管住！”作为清华高才生，慕绥新怎么这么一点地理常识都没有了，好像沈阳不是省会所在地，不归辽宁省管？作为一个慈爱的严父，怎么连一点亲情都看不出来？与儿女说话，怎么像局外人那么勉强？作为一任有政绩的市长，怎么连这么一点权威也没有，你的魄力呢？你的勇气呢？你的强烈责任心在哪里呢？
是的，我们不能靠武断推理，也不能“墙倒众人推”，把慕绥新子女违法乱纪的罪行全都扣到他头上。但是从专案组查实的大量事实，我们可以看清楚这样一条渠道，那就是在慕绥新的直接操纵下，他的子女才由“虫”变成“龙”的。随之，当沈阳的天空阴云翻滚，他政治生命出现危机之时，为了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他又“暗渡陈仓”把儿女送到了国外享受着奢华生活。而后，面对专案组他却摆出一副“儿大不由爷”的委屈模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由此可见，腐败隐藏得多么深，伪装得多么巧妙，现实又多么触目惊心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