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绥新说自己是个靠信仰生活的人，他坚信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先行官，如果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有假设、原理、科学和数学。他还坚信信仰是思想的延伸，有了信仰我们才能承认有不可能的事情，否定信仰就等于反对自己，反对我们一切创造力的精神源泉。
当慕绥新那个靠信仰支撑起来的千古流芳美梦，那个充满激情的百年市长之约被现实击得粉碎之后；他那张金光闪闪的政绩市长画皮、那件非常能干事的外衣被彻底扒下来之后，他就像一只被拔去羽毛的寒号鸟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那副赤裸裸的大贪官病态形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正如他写给平晓芳信中自嘲的画像： 我把所剩无几的头发全剃了，现在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光头。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那躁动不安的灵魂曾反复地问自己： 我是谁？怎么一个靠信仰活着的人，会成为“八面人”大贪官？这里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最后连那悲惨的灵魂都无处可去。
那些难忘的最后岁月，慕绥新不知是被癌症病痛折磨得神情恍惚，还是被自己的痛苦精神折磨得神情恍惚。他躺在那里常常走神，让灵魂离开躯壳，轻盈地像一只孤独的蝴蝶，到处飘呀飘，到处舞呀舞、到处游呀游……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能又找回那种坐飞机的感觉，那种感觉真好！是出国考察访问？还是到北京开盛会？或者是天南地北的招商引资？反正每当他离开或者回来，当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的时候，他都习惯地双手交叉抱肩，静静地坐在机舱口，带着一种独特眼光的欣赏窗外那个他亲手设计、描绘的美丽城市： 笔直、宽阔的马路，神圣、气派的广场以及美丽的百里绕城的水上公园，像一颗颗晶莹透剔的珍珠镶嵌在沈阳周围。对了，现在在铁西区又多了一条雪佛莱汽车生产线，沈阳有一个在全国叫响的金杯汽车；现在又增添了一条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生产线；还有中国惟一一家全部是自己设计制造的“中华”轿车也投入生产了……在他的辛勤努力下，能够拉动沈阳经济腾飞的装备制造业与汽车行业，都初具规模……每逢此时，他的心口都在剧烈地跳动，猛烈地撞击： 是呀！作为一任市长，面对着如此骄绩，他完全有理由骄傲。
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慕绥新已失去往日神话般的光环每一次噩梦醒来，慕绥新既相信又不敢相信。现在只有平晓芳给予他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相差24岁，人家是研究生、是美女、是书香门第，不图他的地位、名声、金钱，凭什么非嫁给他一个近60岁的老头子？他埋在心里一直没有说。
1998年，慕绥新把平晓芳调到大连后，由于工作忙慕绥新不能天天守着她。而她一个人在大连呆得很闷，希望调到沈阳工作，守候在慕绥新身边。因为当时他们还处于“偷吃禁果”的地下保密阶段，慕绥新怕社会影响没有同意。她就和慕绥新赌气，准备靠自己的力量调到沈阳去。为此，她首先想到了1997年在鞍山时，认识的一个沈阳朋友“安老板”。当时那个安老板在鞍山干装修，对她很热心很上心，也非常仗义。有一天，她只念叨挺闷的想出国玩玩，那个安老板立即就去办出国手续，陪她去韩国玩了两天，一起去散了心。当然一切费用——飞机票、住宿、游玩、购物都是那个安老板包下的。回来时又在香港逗留一天，安老板还给她买了两件衣服，一件是达克思外衣，一件是时髦的围脖，还有一些她非常喜欢的小玩意。
她现在虽然有了这种特殊身份，但并不影响她与安老板还是好朋友。她坚信自己求到安老板门下，那位安老板一定会热心帮忙的。况且，她真想在沈阳开办一个服装公司，把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因为她与慕绥新都属羊的，她就起名叫“丹羊实业公司”，“丹”与“单”谐音，预示她要不依靠慕绥新，单独做生意。
也许是年龄相仿（安老板也是60年代初出生的），他们共同语言多；也许异性相吸，安老板年轻气盛出手很阔，对白领女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的交往引起了慕绥新的注意，最后慕绥新不得不投降了，乖乖地把她调到沈阳某证券公司。
安老板对平晓芳的热度有增无减，服务几乎是全方位的。比如1999年春节前，安老板主动地给平晓芳母亲的住宅全部装修了，当然没有要一分钱装修费。2000年3月她的弟弟想到外国读书，那个安老板就帮助办了。当然，她的弟弟也吃住在安老板在韩国的办事处里，所需要的学杂费，也是那个安老板交的，后来她的妹妹想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还是那个安老板帮助金钱铺路进去的。
婚后，她想玩玩小轿车，一个电话打给安老板说想借部车。安老板不到一个月，就把一辆崭新的欧宝车开到她的眼前。后来她才知道，安老板是以她的名义，花了30多万买的新车，她在大连托人办牌照办了手续。慕绥新知道后非常不满意，坚决不让她要，最后她只好把车退给安老板。
安老板也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讨好平晓芳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为了打通慕绥新的关节。1999年5月安老板送给慕绥新5万元人民币，要求承揽辽宁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工程；1999年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改造工程招标时，慕绥新对该宾馆副总经理讲，让安老板所在的沈阳某工程公司承揽该工程；1999年底，又是慕绥新批示让商业银行给该集团贷款800万元；2000年2月，沈阳商业银行又给他们公司贷款800万元。
2000年9月，安老板为了感谢慕绥新，听说慕绥新病了，到北京301医院看望慕绥新时送去了3万元。
2000年初冬，还是这个安老板又闯到空军大院平晓芳的住处，拿出一件黑色长款的貂皮大衣送给平晓芳。而平晓芳根本不缺貂皮大衣，她一共有4件，她平时穿的黑色短款貂皮大衣是自己买的；那件戴帽子黑色长款貂皮大衣，是她和慕绥新结婚后在沈阳通过熟人打折买的；还有那个最新款式的短款墨绿貂皮大衣是刘宝印妻子袁晶送的。
当平晓芳把安老板送来的大衣穿上给慕绥新看时，慕绥新脸上顿时不好看了：“你穿这件大衣像黑乌鸦，不好看，你别穿。”
其实平晓芳明白慕绥新不是反感黑色，而是反感那个安老板，所以一直没有再穿这件貂皮大衣。
在最后的时刻，慕绥新还在坚守着他的“灵魂阵地”，那就是专案组在调查核实他与马向东、刘涌的关系时，他却出人意外地坚守着三个问题，决不后退半步，尽管这已不涉及是不是受到更严厉的惩处。
其一，他坚决不愿意与黑社会为伍，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也许他看到了腐败权力场中，通过无性繁殖方式，实现权力与资本高速双扩张，进而成为极具社会破坏性的黑恶势力的极大危险性；也许他熟悉“权力＋资本”是高官常见的非法敛财方式，即： 权力或者资本的一方拥有者，通过与另一方的秘密合作、交换，来实现自身原有资源的迅速扩张与增值。沈阳刘涌和慕马案中落马的官员，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腐败高官和行贿奸商等，莫不如此。权力加资本再加社会黑恶势力的高度集中，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关系网不断做大、做强的秘诀。而我国部分高官腐败分子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权力与资本的同体化加黑帮化，应是这种原始积累完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官员不得经商，资本不得化为政治，这是防止权力资本一体化必须恪守的底线。然而，红顶商人和商人红顶现象，并不仅仅是东北独特的现象。官员通过亲友曲线经商的现象屡禁不止，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在一些地方的商品化趋势，买官卖官现象在一些地方的蔓延等等，都在催生着新的慕绥新、马向东出现。因此，在专案组核实他是否收了刘涌的钱时，不知是因为涉及到黑社会，他坚决予以否认。其实在法律层面上讲，当时多一笔、少一笔，对于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后来我也问了王立军，他在刘涌最后的岁月，曾经有过对话。王立军也说刘涌最后没有坚持说给慕绥新钱这件事。慕绥新在2001年4月15日中纪委的调查笔录上，非常气愤地写道： 沈阳盛传刘涌通过郭秘书给我十几万美金。这件事是有人在暗地里做文章，这跟沈阳的政治气候有关系。还说我去刘涌在太原街的工地视察过，这纯粹是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到刘涌的工地去过。刘涌的工地在哪里，我说不清楚，这一点可以问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于说我给刘涌题字“让沈阳的小吃火起来”这句话是我1997年题给沈阳市饮服公司的，根本不是题给刘涌的。关于在沈阳打黑这件事，早在2000年春节，我就做过批示，同意市公安局打击黑社会势力的。当时公安局打刘涌实际上是打我。刘涌的案子，我希望组织上认真查一下。说刘涌给我拿十几万美元的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笔录形成后，慕绥新认真地看了笔录，然后又用钢笔添了一行字： 刘涌有此口供，应查刘涌及有关人员。才签上慕绥新三个字。
当然，最后我看到的慕绥新的法律判决书，在他长长的受贿名单中，也没有发现刘涌的名字。这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坚决不承认，又没有其他旁证，没有办法落实；二是他真的没有接受刘涌的受贿。
其二，他坚决不屑于与马向东为伍，在专案组的笔录中还火烧张国光，以表示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是腐败分子，但是与张国光、马向东不是一伙的。并把省长张国光在马向东案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暴露在专案组眼前。这一点给所有的专案组成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第一次与专案组谈话，讲的全是马向东问题，还不时地烧到了张国光。慕绥新说他1995在省里当省长助理时，就认识马向东。１９97年到市里后，双方合作得也较好，马向东要到中央党校学习，慕绥新考虑到他个人前途，同意他去了，而且对马向东的分工也没有调整；１９98年市里调整班子，省里准备派个常务副市长，张国光省长也对慕绥新吹了风，认为马向东不错，慕绥新坚决同意马向东当常务副市长；在这段期间，慕绥新承认他对马向东的事情有所耳闻，市里许多老干部也提出过意见。慕绥新说：我与张国光省长讲过，国光省长做过我的工作。所以马向东出问题他是有责任的。马向东案件以后，中纪委到沈阳办案，很多人劝我不要查办马向东案件。但我认为马案是中央查办的，我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以后，马向东的爱人章亚非找我，提出要我帮助承担12万美元的事情，来救马向东。我没有答应。当时我们谈得很不愉快。以后，我感觉章亚非采取了一些措施，到中央、中纪委告我。我讲这些就想说不是我在整马向东。省里市里一些同志认为是我整马向东，我也无从解释。2000年新年时，国光省长曾对我说“马向东案件不要搞了”。继而，他又讲了马向东的一些问题。例如土地审批，就他一个人批，风险很大。为此，我成立了土地审批小组，由我任组长，对此他很有意见。以后，马向东感觉我对他不信任，多次向我表白，１９99年春节后，他在我办公室汇报完工作后说，准备给老大存点钱，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存40万美元。我当时很吃惊，也没有同意。到了１９99年4月份左右，马向东又跟我说，准备在香港给我存储1000万港币，我也没有答应，并将此事对文才书记、闻世震书记做了汇报等等。显然，他不是在标榜自己什么，也不是想摘出自己什么，而是在强烈暗示： 他是腐败分子，但与张国光、马向东不是一丘之貉。
其三，当然，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作为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信徒，最关注的还是他灵魂的最后归宿。他不知道灵魂这种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什么构成的？是微妙、微小的粒子？还是流动的云、缥缈无形的烟？能不能经受住这毁灭性的考验？灵魂对于一个自由人来说，融化在生活中烟消云散了；对于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来说，只能被狱墙所吸收。
我在检察机关最后认定慕绥新受贿情况一览表上，那冰冷、僵硬的数字也使我看到了慕绥新对平晓芳的火热感情。一张是慕绥新不同任职阶段受贿收礼情况表： 从1993年4月至1996年5月算起，他在任省建设厅厅长兼省长助理期间，受贿335万；平均每月11万；从1996年5月至1996年12月，他在任副省长兼政法委副书记期间，受贿24万。平均每月33万；从1996年12月至2000年12月，他在任沈阳市市长期间，贪污受贿7385万，平均每个月154万。
如果按年份统计，还有一张慕绥新受贿情况表： 1994年受贿36万；1995年受贿294万；1996年受贿245万；1997年受贿65万；1998年受贿150万；1999年受贿2835万；2000年受贿240万。从这个表上，很明显可以看出： 他的绝大部分贪污受贿都是1999年以后的，换句话说，是他和平晓芳结婚之后。
当然，他在写给平晓芳的信中，经常不提自己的病情，却经常引经据典谈精神、谈理想，谈灵魂，还经常蹦出几个陌生的外国人名字，以显示其才华，以显示其灵魂的高尚。
他在写给平晓芳的信中，更多的还挥舞起牵动情感的纽带，把人间最美好的词都赤裸裸地用上了： 什么“爱妻，亲爱的老婆”，什么“可爱、善良的老婆”等等；把人间最深的思念都倾诉出来了，什么“想疯了，急疯了”，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等。甚至他还在一封信中，提到平晓芳的孩子，他告诉平晓芳有一天晚上突然想起给平晓芳与前夫的孩子起个名，能否叫“平新娇”，以此来表达他的心情。无疑，这些都是慕绥新离开人间最后的表演，当然也是慕绥新疯狂贪污受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他属于老牛吃嫩草，他不得不为年轻的娇妻着想，他可以不惦记自己，也要惦记平晓芳，惦记平晓芳的孩子，目的只有一个： 那里是他灵魂最后的港湾。
2001年11月25日，平晓芳被解除“两规”。那时，她已经一无所有了——党籍没有了，职位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八一公园内那个副省级的小楼，也被收回去了。可是她心里已经没有时间想得太多，她只想尽快见到丈夫，她知道丈夫来日不多，哪怕多与丈夫呆上一天也好。所以，她那天早上出来后，连家都没有回，便从沈阳直接坐大巴奔赴大连。那一刻，她明白了，她认识慕绥新后，一直就被慕绥新捏住了灵魂，就一直为慕绥新活着。
当平晓芳走进病房，看见离开不到３个月的丈夫，如今面容憔悴，瘦得都脱了相，顿时心如刀割，强忍住眼泪，轻声说道：“老公，我来了！”
日夜牵挂的妻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慕绥新根本没有想到。他躺在床上起不来，只得转过头，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确信无疑了，才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好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呢？这下我可放心了。”
妻子能从他的“阴影”里解脱出来，无疑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他知道自己彻底坦白这条路走对了，他和妻子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一起做出的努力组织看到了，组织上是公正的，不然的话，他死也不会安心。
至今沈阳的老百姓还能抱着善良的愿望，愿意看到慕绥新阳光的一面，愿意看到他主观上干事的一面；他呆过的三冶的同志都说三个女人毁了他；沈阳的老百姓说他是干事市长……这大概是慕绥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但是，这只能是他和他亲友的美好愿望，是老百姓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事实上“边出政绩边腐败”，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腐败分子搞腐败的显著新特点。因为任何一个头戴红顶子的官员，不嘴里喊以人为本，不干出点政绩，不给自己插上几根漂亮的羽毛就无法向上级和百姓交代，也都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这可能也是我们一些搞腐败的干部，都是两面人、三面人甚至八面人的根本原因。这无疑也是我们党和人民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
2001年10月10日，大连、南京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慕马大案”第一批案件作出了判决。法庭认为： 慕绥新受贿财物共计661万元，并有265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副手马向东却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
此后，平晓芳是陪他在病房里度过的。监管慕绥新的已经不是中纪委专案组，而是换成了狱警。慕绥新仍然躺着，平晓芳还是半躺在床边，她一只手搂着慕绥新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地给他唱歌。而慕绥新的头整天埋在她的怀里，她的怀抱成为慕绥新最后人生的平静港湾。
2002年3月2日，当在报纸上看到慕绥新死了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时脑海里才跳出一个奇怪的问题： 什么是人的最大财富？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难怪慕绥新到最后也没有看清自己，他说，我一直想做一个好人，怎么就成了一个坏人呢？
我想，慕绥新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历经千辛万苦才爬上高位、良知还没有彻底泯灭的高官，那痛苦癌症病魔的折磨，一定比不上心灵深处的折磨？
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即将降临在那个刚刚落成的雄伟壮丽的“沈阳21世纪广场”时，慕绥新曾经在广场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他前脚刚刚离开那个寄托着他雄才大略的“沈阳21世纪广场”，后脚就被中纪委“两规”，成了贪赃枉法的大贪官。这巨大的反差，绝妙的讽刺，不是他与相信他的人能够理解的……
今天这些都已经变成逝去的过眼烟云，100年后我们都不在了，那时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