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老大”落网之谜1999年6月底，大贪官马向东“漏馅”了，和许多贪官一样，他被揪出来也富有偶然性。他是在澳门豪赌时，被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的。
于是，沈阳的官场闹天了！
这边，马向东被“双规”后，沈阳老百姓心情就像沈阳的天气烦躁沉闷，伴随着马向东腐败案传得忽上忽下而起伏波动，惶惶不安。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是马向东死猪不怕开水烫，拒不交待，还是马向东自恃关系网盘根错节而以为可以转危为安，反正正常渠道的消息越来越少，相反有关此案的小道消息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什么马向东案赌博款是神秘香港巨商资助他个人的；什么马向东案落实的贪污、挪用公款的数字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抚摸后，大数化小、小数化了，最后能落实的只有4万美元；什么沈阳法院马上就要开庭，马向东就要无罪释放，官复原职了……
那边，在这极其特殊时期，沈阳公安局为了稳定社会治安，暗暗地在集中优势兵力打黑，打来打去，打出了全国通缉逃犯黑社会头目刘涌。当沈阳法院起诉马向东准备工作即将结束时，公安局长杨加林突然神秘进京……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沈阳老百姓被一条爆炸性消息震惊了： 政绩市长慕绥新也被牵了进来……
沈阳怎么了？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2004年初，在两会召开的前夕，那个在政坛上神秘莫测、忽隐忽现的湖北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终于又一次露面了。不过，这一次露面，对于他来说不再是官势显赫，而是不光彩的记录——2月24日，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消息： 张国光存在严重违法乱纪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决定，给予张国光开除党籍处分。
2004年12月9日，在第二个国际反腐日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原中央委员、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国光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国光有期徒刑11年，受贿所得款物依法没收。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受理并公开开庭审理查明： 被告人张国光在辽宁任职期间，于1989年至1999年，利用担任沈阳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的职务之便接受请托，为沈阳市盛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获取银行贷款和承揽工程；为马向东等人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取私利，分别多次收受盛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党、马向东等人送给的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72288万元。鉴于张国光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受贿的犯罪事实，积极退缴全部赃款、赃物，有悔罪表现，可依法酌定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于是，作为辽宁调出的“一方诸侯”张国光的彻底倒台，自然使人们联想起震惊中外的“慕马大案”，舆论再一次掀起了风暴。什么“‘慕马’二人都是张国光一手提拔的”？什么“张国光是‘慕马案’总后台”？什么“‘慕马大案’是丢车保帅？”等等议论纷纷、小道流言不断。
如果真要刨根问底、顺藤摸瓜，刨出张国光与辽宁政坛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摸出他在慕马案中究竟扮演角色？到底是不是总后台？那么，无疑还得从“慕马大案”说起。在沈阳马向东案偶然“漏馅”，大家都非常清楚，可慕绥新究竟是怎样被破获的？慕绥新在这个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慕绥新与张国光、马向东是什么关系？一直是个无法揭开的谜。为此，记者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中，深入地采访了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马向东案的办案人员、马向东妻子章亚非、沈阳市政府、市委的有关领导与干部、慕马案涉案的干部与大款以及慕马案沈阳办案组组长侯尚升等。自然，这也是第一次真实、权威、全面、系统地揭开了“慕马大案”的面纱。
2000年10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纪委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决定，“慕马”专案组——“10·18”专案组在北京正式成立。由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同志亲自挂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辽宁省委副书记孙春兰、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唯众等有关领导同志组成专案领导小组，直接指挥专案组工作，并抽调吉林省纪委副书记韩勇同志代表中央纪委负责一线指挥。
2000年11月13日，中纪委通知两路人马汇集沈阳。一路是以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为首、六室主任朱保成为副组长的领导机构成员，从北京飞往沈阳。另一路是从沈阳的北边——吉林省长春市起程，以省纪委副书记韩勇（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书记）为首，纪委一室副主任侯尚升（现一室主任）、吉林省反贪局副局长姜德志（现为反贪局长）、省纪委二室主任科员张连贵、省检察院助理检察员胡金刚一行五人，悄悄地坐着两辆黑色的轿车（名义上是作为马向东专案组成员），也风尘仆仆赶往沈阳。他们在11点左右进入了沈阳市二环路北口，辽宁省纪委的同志在那里迎候。那时吉林省纪委的同志还不知道具体任务。
下午中纪委主持召开了一个会，沈阳公安局的同志介绍了抓捕刘涌的过程，以及由此而揭发的沈阳一些党政干部的受贿情况，其中涉及到政绩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省纪委又围绕马向东案，介绍了调查建委、财政、银行口的情况与工作进展，以及马向东的妻子章亚非大肆买通各级官员，疯狂地干扰办案，使马向东能在监狱直接指挥“打慕保马”的调查情况。这些都与外边传说大致相同。
11月14日，刘丽英同志亲自到驻地看望大家。省纪委、公检法分头介绍前一段沈阳反腐败的情况。在众多汇报中，时不时地冒出慕绥新的大名，可是他太容易叫人忽视了，因为他无论在领导眼睛中，还是在沈阳老百姓的心目中，口碑极好。
吉林省纪委副书记韩勇与一室副主任侯尚升、吉林省反贪局副局长姜德志等，这些长期从事检察工作的专家对于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和介绍有着一股入木三分的敏锐。他们交换一下眼色，尽管他们还不知道针对谁，或者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敢往深处想，但是他们一看刘丽英亲自出任专案领导小组组长，也能掂量出非同一般的分量，感受到这件案子的不寻常。
于是，一桩特大高官犯罪大案的侦破就在这样一个极为平常的下午，在许多具体工作人员还不十分清楚工作对象的情况下，在几间简陋的蓝亭宾馆里开始了……
原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原沈阳市财政局长李经芳早在1999年6月底，正值“三讲”教育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之时，马向东这个在政治上得意的赌徒又跃跃欲试到经济赌场上，想赌上一把碰碰运气。那天，他领着“哼哈二将”，一个是沈阳市财政局长“财神爷”李经芳，另一个是沈阳市建委主任“土木侯”宁先杰，在港商的陪同下，来到了澳门最著名的葡京大赌场。在这座宛如鸟笼子般的建筑里赌了一天，直赌得身体疲软、天昏地暗。结果运气不佳、连连失误，马向东输了1600万港币，李、宁分别输了1000万港币。之后，马向东脸不变色，心不跳，极有大将风度地吩咐港商： 在其贿款中扣除。
马向东豪赌一掷千金，潇洒大方，赌出了赌徒的气派、风采，也赌输了他的政治生命……
马向东哪里知道，就在他“马二爷”把钱流水般地送给赌场时，中央驻澳门经济侦察处的同志很快就认出，是他们这几个“硕鼠”在大肆挥霍人民的财产。
赌博在澳门是合法的，可在内地是严厉禁止的，尤其是党员干部。
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正当马向东兴冲冲地从澳门返回沈阳时，７月２日中纪委派人亲赴沈阳，找到省纪委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马向东违法乱纪的问题，决定当日对他采取“两规”措施……
至今沈阳的老百姓还流传着7月2日那天晚上“五马闹沈城”的传闻： 马向东姓马；李经芳和宁先杰是1954年生的，也属马；沈阳市检察院贪官杜福泰与情妇被盗贼活活打死在别墅，杜福泰也属马；沈阳故宫门前努尔哈赤留下的“下马碑”被醉汉驾车撞倒，造成车毁人亡，“下马碑”破碎……沈阳市民至今都认为： 7月2日这天晚上是天马行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落马”忌日……
马向东1953年5月生于沈阳，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很早离开人世，他是跟着姐姐长大的。1972年下乡，在广阔天地练就了一身“能吃苦，肯学习”的本领。回城后没有别的技能，不得不到沈阳市药材批发站当了搬运工，由于他能写会画，不久做了药材保管员，而后被市医药公司调到政工组宣传科任干事。据省级一家报社某主任介绍，２０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什么货物都奇缺，药更难买。马向东是该报社的通讯员，报社哪个部无论是谁，只要是需要药，他都一路小跑着给办了。他脚勤、手勤、嘴勤，现在报社的许多老同志回想起那时的他都赞不绝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向东的每月上稿量远远超过同行，在他笔头转动下，公司报纸有名、电视有影、广播有声。这样有才干的人，怎么能不提拔重用呢？于是，一级又一级领导赏识了他，仅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短短七八年时间，他便完成了由“茧”到“蛹”到“飞蝶”的蜕变，“官位”连连取得重大突破： 先被提拔为沈阳市药材批发站、市医药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接着，任沈阳市第一商业局团委书记；而后转入行政，到沈阳市纺织品公司当副经理；其后又调入沈阳市百货公司任党委副书记；最后，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炙手可热的当时沈阳市最大的商场之一——联营公司党委书记的“宝座”。
马向东把自己为官从政的经验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新闻开道，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要学会察言观色，办顶头上司高兴的事；二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让方方面面满意。”２０世纪80年代，马向东又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他新的实践中去，果真有了实效。
1983年，马向东出任共青团沈阳市委书记，当上了沈阳青年的一号“领袖”；1985年3月，他把沈阳市商业局党委副书记这一职位当跳板，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掌管了沈阳商业大权——出任局长。这期间，他有了权又有了钱，一方面一如既往重视宣传工作，炫耀自己的赫赫“政绩”，一方面利用手中物资，八方讨好巴结领导。感情投资加政治表现的相互融合使马向东成为一些领导眼中的好苗子，另一方面他也开始收下属的贿赂。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马向东一手新闻，一手物质，相互融合，一张一弛，结果又出奇制胜： 1991年进入沈阳市中枢神经，任沈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商办主任；1992年任市长助理；1993年任副市长；1998年1月任常务副市长，主管城建、外经外贸工作。马向东成为市政府的二号人物后，老百姓背后叫他“马二爷”。据介绍，当初慕绥新曾不太中意他，但马向东因势利导，极力讨好，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成为武迪生市长之后，三届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最年轻的“三朝元老”。“马二爷”得陇望蜀，前程似锦，就在他被“两规”的前半个月，社会上还风传他当沈阳市市长的“小道”消息。
马向东精通为官之道，他不仅有当官的“本事”，也会“用权”，那就是抓大事装饰门面，大事下面开小差。１９98年9月10日教师节，一位自强自尊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女残疾人企业家，邀请沈阳市社会各界朋友来参加她企业的活动。这种情况不言自明，许多人都带去了礼品。马向东作为“父母官”也到了场，讲完话后，他看到别人纷纷向残疾事业捐赠各种礼品，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是手握实权的副市长啊！怎么能在这种场合掉价？他马上再次登台表态：“今天有机会同大家一起来关心残疾事业，我代表市政府向他们赠送五套单室房子！”顿时，一阵掌声，尤其是残疾人巴掌都拍肿了。事后，许多人都竖起了大拇指，“还是马市长行！”
平时，马向东留给同学和朋友的印象并不坏。在某省级机关任职的一位同学的老婆由于在企业工作下了岗，求他调转工作，马向东二话没说，就把那位同学的老婆调到一家效益较好的单位。每当提起此事，那位同学仍十分动情。
“马贪官”也有政绩，那就是动用行政手段，建设沈阳的环城高速公路和三座立交桥，改建和扩建市内繁华区段中华路、中山路、三经街、天光街、青年大街等六条街路。这都是难啃的“骨头”，动迁量之大，涉及面之广，问题之复杂，难度之大在沈阳市政建设历史上空前的。动迁时，马向东对老百姓“钉”子户软硬兼施，先讲道理；不行，就让其“黑道”的小哥们冲上前线，谁要是不搬，就来邪的。结果，一个月的动迁任务，他一周就完成了。对一些有权势或有地位的单位拒绝动迁，他更有招法，先把道给打开晒着你。而后，再请国家级新闻单位的记者出面采访，写个内参上报到中央有关部门，逼你乖乖就范。尽管那一条条街道的建设都如期完成了，可是人们积淤于心中的怨气却越结越多……
沈阳国有大工矿企业较多，近些年下岗的职工多了，自然上访的也多了。这是关系到沈阳安定的头等大事，弄不好就会在社会上引发连锁反应。1998年春天，有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因养老保险问题得不到解决，起码的生存保障遇到了危机，于是自发地到市政府上访。面对这些老弱病残，马向东不是切实地去解决实际困难，而是“铁”了心，敢碰“硬”，调来了数辆大客，把这些老头老太太拉到城南浑河大坝后再撵下车。然后，客车扬长而去……老人们气得破口大骂：“这帮当官的太损！都是石头壳里‘蹦’出来的，没血没肉，无情无义！”
大概正是这种处理问题粗暴简单的方式，一度曾使市政府门前上访静坐的人越聚越多，成为一道影响市容、影响交通、影响安定的不佳景观。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马向东没有任何背景，完全凭自己闯。他能够在官场一路过关斩将、步步高升，40岁升至正厅级，绝非等闲之辈。他在官场上能够如鱼得水，很重要一条就是注重“关系学”的学习。他不仅学得透，学得溜，而且领会得深。没掌权之前，他靠的是“三勤”： 口勤，手勤，腿勤，为“用得上”的人买买便宜货，弄点计划内产品，办点实际事，跑跑腿费费口舌，就可以把关系弄明白；掌了权，特别是执掌重权以后，他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买卖，钱色互换，钱色通奸”的丑恶行径。大概是官升脾气长吧。最后，他向上爬的手段，已经不是两只手都要硬了，而是赌，下大赌注。这一点，从他跟张鸣岐竞争沈阳市副市长以及与新闻单位的关系，就可以略见一斑。
1993年3月，马向东与被中央命名为“党的优秀干部”的张鸣岐同时竞选沈阳市副市长。张鸣岐作为团省委副书记，曾是马向东的老领导，又在省政府秘书长位置上锻炼过，在沈阳市政府换届时，省里把张鸣岐当作下派年轻干部，输送到沈阳竞选副市长，其用意十分明显、十分明确。然而马向东岂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升官机遇，他决定赌一把。那就是利用自己在市政府人熟的便利条件，到市人大代表中间四处活动，张鸣岐得知内情后，以大局为重，主动提出退出竞争。事后省、市一些领导挺生气，把张鸣岐调出沈阳，安排到锦州市当了市委书记。张鸣岐到锦州赴任不到两年就赢得了锦州市民的拥护，并在辽西水灾中不幸以身殉职。事后，一些老团干部和知底细的人都大骂：“马向东这小子不是人，跟谁争也不该跟鸣岐争呀！”还有人认为张鸣岐的牺牲，“是马向东这小子‘方’的！要不，鸣岐死不了！”
然而，这时的马向东在沈阳地面上已经一手遮天了，自然，对新闻界也不再巴结讨好，而是当成自己升官的“御用工具”。顺我者昌，逆我则亡。每当新闻界不听他摆布，他立即给“眼罩”戴。
1996年有一段时间，沈阳城郊区垃圾堆积如山，省级一家新闻媒体捅了这件事儿。“马二爷”分管城市卫生，他瞅着报道暴跳如雷，“谁吃了豹子胆？竟敢在我‘马二爷’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指手划脚？”随后，他立即采取了报复措施，批示有关人员对这家报社进行捣乱。比如派几个“门前三包”的老头老太太严查他们那里的卫生情况；再比如动用权力禁止新闻大厦的临街楼门使用……无奈，这家报社领导一直找到市委书记，问题才得到初步解决。
1997年，有一次沈阳一家省级新闻媒体根据顾客举报，派记者扛着录像机实地采访了某某大酒店，并进行了现场录制。谁想，马向东一个电话打到电视台领导那里，“某台长，我这有点事求你帮忙？今天，你们台的记者到某处去了，要给人家曝光。我看，你就把它毙了吧？”果真好使，几位记者辛辛苦苦制作的节目付之东流……
1999年春，马向东的老婆所领导的沈阳某医院有3位医生私下卖杜冷丁，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把这事儿“咬”了出来。一位记者得知此事，立即前去采访。章亚非院长当晚跟马向东吹起枕边风，“向东，俺单位大夫卖杜冷丁的事，今天报社来采访了！”马向东岂能把老婆的话当儿戏，第二天一上班就打电话到这家报社，于是这家报社的一位领导阻止了这次报道，“小×啊，向东跟咱报社关系不错，你就别再去了。”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年年初一批离休老干部因不满马向东的丑行赴京上告。竟有一位上访者的家挨抄，还被劳教了两年……
甚至马向东被捕后，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信奉“马二爷”三只眼，手眼通天，肯定能摆平……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由于马向东身居高位，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团伙作案，他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大款朋友”。他把“大款”当作摇钱树，在审批项目、工程承包、协调贷款等方面为“大款效劳”，“大款”自然把他当作靠山，政治上寻求保护，经济上牟取巨大利润。
在老百姓的眼睛中，与其说马向东是常务副市长，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商人。在进行权钱交易方面，其犯罪时间之长、犯罪数额之大，实属罕见。
后来，社会上盛传沈阳那个带着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主犯刘涌就曾先后3次给马向东送去200万元，而一夜之间得到了那块寸土寸金，资产估价为3．5亿人民币的商业用地。当然200万与3．5亿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大款们岂能不觉得这钱花得值。
马向东本来主管城建，沈阳市建工局有几十万建筑工人，但工程任务常吃不饱。马向东从未到过建工局，安排工作时这个局也像后娘养的，原因是建委主任宁先杰是“马二爷”的得力干将。建工局领导班子没有办法，为了引起领导关注，不得不开会研究决定： 每年到马向东家送2万元人民币，连续3年送了6万。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向东任常务副市长第一年里，他收受贿赂再创历史新高，达133万人民币、14．3万美元、10万港币！1999年7月被“两规”前，仅半年就收受90万人民币、6．3万美元！马向东一边大肆受贿，一边高升，他的工作业绩掩盖了他的犯罪行为，在官场历险中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为此马向东得意之态溢于言表。他多次公然说，沈阳的事，大事和慕绥新说一声，其他的事就我说了算！
据了解，从1996年8月至1999年2月，马向东先后17次去澳门、马来西亚等地赌博，其中有5次竟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去的。1998年马向东赌瘾最大，去的次数最多，带的赌资也最多，每次都带3万元左右港币。马向东赌博很有“气势”，每把下的赌注都在3000元到5000元港币，最大一把竟下注5000港币，一个晚上最多输掉5万元港币。有一年从4月至9月间，他一共赢了25万元港币，不禁欣喜若狂。他本以为自己手气不错能够多赢一些，结果从10月到第二年初，又去澳门赌了四五次，连连败北，把赢来的钱统统都输了回去。他还曾四次乘坐香港赌船到公海一领“风骚”，结果又输了3万元港币。难怪马向东最后在法庭陈述阶段，才感到生命的可贵。他面色苍白、百感交集、悔恨无比、声音颤抖地恳求法庭宽大。这真是： 官场一帆风顺、赌场一败涂地、商场一本万利、法场一声叹息！
晚了！晚了！马向东豪赌一掷千金，潇洒大方，赌出了赌徒的气派、赌徒的风采。然而，也赌输了他的政治生命……
但是在马向东“两规”期间，尽管有些老干部到北京上告马向东，人大代表发泄对马向东的强烈不满，却见不到阳光。1999年8月，东北一家报纸报道了马向东被“两规”的消息，沈阳市政府竟采取蛮横手段，立即派官员对报纸进行大收缴；沈阳新闻单位一些总编也曾明确下令有关马向东消息不报……一时间，搅得沈阳市民更加困惑、不解，不知究竟是什么强大势力在作怪，使马向东案举步维艰？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令人不可思议，听说“马二爷”的老婆找“大老板”慕绥新了。只要慕绥新哼一声，说知道这件事，就意味着马向东那4万美元是奖励，什么事也没有了，他马上可以出狱了……
“马二爷”真正没有事了吗？
2000年7月4日清晨，辽沈各大媒体公布了一条悬赏通缉令： 沈阳市公安局悬赏5万元，缉拿沈阳嘉阳公司董事长刘涌等5人。从表面上看，这则不足千字的通缉令只是通缉一个黑社会头目。谁也没有想到，它已经像一把无情锐利的匕首，挑开了沈阳市公安局与黑社会以及黑社会势力的背后那股强大势力的黑幕，原来刘涌的主子就是马向东。
这就是事后被慕绥新称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恶毒之举”。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告诉记者，他思谋打击沈阳黑社会势力、稳定沈阳社会秩序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会“拔起萝卜带出泥”，会涉及到马向东、慕绥新，会促进徘徊低迷的马向东案的加速解决，甚至还牵出他的“顶头上司”慕老大为首的一大串贪官……
难道这又是一个偶然？
杨加林属于那种政治成熟老练，性格内向沉稳，办事干净利索的老公安。这大概得益于他1946年3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宾县一个干部家庭，父亲从小就言传身教，当老实人，办老实事；也得益于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没有下乡，因为工作需要留在军管会搞材料；更得益于他1983年给市委书记当秘书，1985年5月调到沈阳市和平分局当政委，后一直在公安队伍中摸爬滚打，而这一干就是15年。待到1996年底，他接任常绪武局长主持沈阳公安局工作时，已经身经百战，成为沈阳市的“活地图”、“市情图”。整个沈阳市多少条街，多少个胡同；新旧官场交替，有哪些人事变化；哪条街上新冒出一家什么公司，每个公司背后什么背景，他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自然任何风吹草动也逃不出他那双智慧的眼睛……
远的不说，就说1997年初，他是与慕绥新脚前脚后登上沈阳权力机关舞台的。慕绥新走马上任当沈阳市市长，他执掌沈阳公安局长大印。当时公安局的现状与整个沈阳市的现状一样并不乐观： 个别干警在执法过程中乱罚款，乱扣财物，刑讯时搞逼供；参与歌舞厅、练歌房、夜总会、按摩室等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特别是对“企事业单位”吃、拿、卡、要，执行公务中喝酒、打麻将……公安局在市民中形象最差，曾在市民评比8个参评的国家机关单位活动中名列老八。他一上任就“对症下药”，下令整顿并亲手制定了“五项局规”、“四项禁令”、“六条纪律”。然而，许多市区公安局班子成员已经形成了惯性，仍然一天两顿酒，谁也没有当回事。1997年春节前，于洪分局一位副局长第一个撞到枪口上了： 那天那位副局长下去检查工作，晚上值班无事，被请出去喝酒，结果被人举报，于洪区委坚持留用，市民们也不相信一个副处级干部说解聘就解聘，结果当场被解聘……就这样，短短两年因为喝酒，副处级以上干部6人被解聘，副科长级以上35人被解聘，警察260多人被辞退。如此谁还敢喝酒？继而，杨局长以刹酒风为突破口，全面严肃纪律，并把公安干警违法违纪案件编成警示教育读本《警钟》，每人一册。这样公安局岂能不变成一个指哪打哪，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1999年10月29日，沈阳市公安局赤胆忠心、大智大勇，一举破获了涉案时间长达13年、先后持枪作案43起、枪杀70余人、杀死24人、劫款300余万元的恐怖“3·8大案”，使公安局成为让坏人闻风丧胆的稳定社会的力量。在市民评比中，终于又由老八变成了老大，重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1999年5月14日上午，当昔日混迹江湖的混混刘涌以嘉阳集团董事长的胜利者姿态出现在沈阳市沈河区最繁华的中央路上时，引起了杨加林的注意，陷入了深层的思考……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个6年半前枪击公安派出所所长刘宝贵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惩罚的案犯，这个仅有初中文化，至今写字歪歪扭扭、错字连篇的中学毕业生，摇身一变成为沈阳拥有大专文凭，住丽景花园豪宅，穿进口名牌时装，吃山珍海味，乘奔驰轿车，保镖前呼后拥的富商巨贾，而且他头上还罩上了一层层耀眼的政治光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沈阳南站商会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在沈阳，他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架势，张口称市法院院长刘实为“干爹”，闭口叫法院副院长焦玫瑰为“焦姨”，还时不时人前人后称慕市长大哥，“慕大哥白天不敢保证，晚上保准一个电话就到……”每每兴致高涨、信口开河，令人心生疑窦他究竟是拉大旗做虎皮吹大牛，还是忘乎所以确有其事？
本来，刘涌已经在沈阳两大黄金商业街之一即寸土寸金的风水宝地太原街拥有嘉阳公司，如今又得到了令许多商家垂涎三尺的另一经商繁华之地中街24009平方米宝地。他凭什么？凭的就是黑色大皮包里那份沈阳市政府的红头文件： 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沈政地拨字（1999）0051号］。1999年4月20日下发的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文件中明确写到： ……一、 同意将座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央路二段国有土地24009平方米划拨给你单位使用，用途为商业用地……
能在沈阳最繁华的商业区黄金地段，以行政划拨的方式一下子取得开发这么大一块土地的权利，是何等幸运？况且同时还享有： 四费一税全免的“特殊待遇”，其中仅国有土地出让金就值数千万元。批文下达后，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对这块地作了评估，认定其资产价值3．5亿元，换句话说，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值资产3．5亿，这背后难道就没有一点猫腻吗？
鉴于刘涌乃“背景深厚”的人物，杨加林没有抓到确凿证据，是不能轻易打草惊蛇的。但他已开始了前期工作，他曾于1999年初，先后三次到刑警队下“毛毛雨”。第一次，从思想上引导刑警们认识到黑社会是社会健康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如果不及时割掉，就会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第二次深入一步，使刑警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要能形成黑社会势力，必须有钱有势，在政府内有黑保护伞，因此这场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第三次，他提出从现在开始，马上组织一支精干的专业打黑队伍。鉴于打击黑社会的复杂性，打黑干警心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政治过硬，二业务素质高，三纪律严明，严守机密。于是，中国第一支专业打黑队便成立了。
与此同时，刘涌已经在进军中街中连连获胜，应验了他那句名言： 我要看中了，谁也跑不掉。难怪自1995年秋季他看中了“双兴”这块黄金宝地开始，中街就失去了昔日的平静，到处充满了杀机。
那次，他到中街玫瑰大酒店去看一个客户，一下车就被中街朝阳街交汇处一角热闹的“双兴”购物中心吸引住了，于是刚刚花50万装修的“双兴”吴经理便倒了大霉。在刘涌指使下，一帮“流氓无赖”先把吴经理暴打一顿，而后便上门辱骂，再往下就偷……结果，就这么“一打二骂三偷”的暴力加流氓手段，硬使吴经理不得不在只得到5万赔偿的情况下，含着泪水拱手交出黄金宝地。
随着“双兴”成为“百佳”自选商场第一连锁店，连锁店的邻舍——盛京饭店也恶运不断。
本来，刘涌欠盛京饭店30万购房款未交，可由于新经理刘燕一直没有给刘涌开正式发票，刘涌只承认15万，双方因此形成纠纷关系，再加上盛京饭店改造成老边饺子馆后有一个厕所漏水，被刘涌“先斩后奏”，先把副总经理翁玉珠一顿暴打，然后又告上法庭索赔42万，结果法院判盛京赔偿60万，判得盛京饭店员工莫名其妙。刘涌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嚣张，指使杀手在中街光天化日之下砍杀经理刘燕、刘淑贤、崔军，其中刘燕伤情最重，满脸鲜血，左面额、右面额、右前臂各有一条8厘米的刀伤，深达骨头……
1999年2月24日晚5时，中国农业银行辽宁分行副行长范振斌，从银行下班走出不远，突然被一伙持刀歹徒劫杀，将他胸、背、臂部砍扎数刀，歹徒们边砍还边大喊：“看你搞破鞋！看你再搞破鞋……”范振斌高呼救命，歹徒们乘乱坐出租车逃之夭夭。原来一位银行官员没有得到升迁，怀疑范振斌使坏，而搬动了刘涌报复。事后刘涌这个幕后元凶因为与农业银行有业务往来，还假惺惺设宴请了伤愈复出的范振斌。
为了垄断烟市场，刘涌又于1999年10月15日上午，制造了烟主王永学群殴致命案，接着又制造了两大黑枭火并案……值得提及的是，1998年6月11日上午9时，三位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管理科的技术检验人员到中街对超市食品、化妆品进行检查，发现“百佳”出售的“嘉乐”瓶装、听装啤酒等一系列啤酒没有中文标志，没有生产日期，违反了国家规定，属于禁售商品，当场进行了登记封存。刘涌亲自出马没有摆平，三位执法人员横竖不吃这一套，于是当他们刚走出店门不远，便横遭一伙歹徒砍杀……
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案深深刺痛了杨加林。他经过反复分析，越来越感到这是一股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典型黑恶势力，如果这样的案件久侦不破，难以向上级向全市人民交待，这也是他公安局长的耻辱，不把刘涌这一犯罪团伙打掉，沈阳城就难以安宁。
但是，打黑除恶不同于过去打击一般刑事犯罪斗争，有其深刻的背景，特殊之处与难度，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也没有上级指示的具体韬略与方法，靠的就是决策人的觉悟和责任感。
在这重大抉择的历史时刻，杨加林考虑到对手深厚的社会背景，没有在党组会上提出刘涌问题，而是专门找副局长于凌舜一起揣摩刘涌这个人。交谈是有效果的，两人一致认为，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与线索，刘涌一伙为了达到暴敛钱财、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目的，胆大妄为，蔑视政府，蔑视法律，纠集一批有前科劣迹的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打手，购买、私藏枪支和刀具，采用暴力手段肆意砍杀，猖狂作案，形成了一个成员相对稳定、组织较为严密的犯罪集团，已经完全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特征……
鉴于这个案子非同小可，杨加林决定亲自指挥，选出三名侦察员采取超常规方法与手段，在绝密状态下进行侦察。
2000年5月25日，一次专题研究会议在刑警支队悄悄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杨、于两位局长，还有刑警支队长李凡、副支队长宋晓晶、反暴大队大队长傅旭、中队长潘勇，共6人。与会人员一律不能做记录。会上，宋晓晶、傅旭、潘能，汇报了这起侦破难度大，又不能暴露身份的案件的进展，通过案情分析及利用技术手段收集证据，证明至少有两起案子是刘涌指使其打手干的，还有8起刘涌有重大嫌疑，这就是后来定名为“5·25”专案的由来。
2000年6月26日“世界禁毒日”，杨加林向市委、市政府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汇报了9个月秘密侦察的情况，会上研究决定成立“5·25”专案领导小组，由王纯洁任组长，杨加林、于凌舜任副组长。
经过周密布署，7月1日晚8时，刘涌的“四大金刚”悉数落网，刘涌神秘失踪。为此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沈阳警方抓捕行动中故意“打草惊蛇”放跑了刘涌，然后新闻大肆炒作，全国通缉刘涌，造成刘涌畏罪潜逃的事实。实际上公安人员一直守候着刘涌平时乘坐牌号为“辽AC9999”的奔驰车，可那天他没有坐这台车，因此失控了。
2日凌晨2时，市公安局又用了“请君入瓮”的办法，把公安局内少数扮演不光彩角色的败类一个个抓捕。
7月11日，刘涌在边陲黑河落网。
公安机关一举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刘涌黑社会性质集团，沈阳人民拍手称快！
然而，当刘涌被押进刑警支队大院的时候，面对义愤填膺的群众，刘涌老婆刘晓津不仅脸上毫无惧色，反而高喊一声：“将来还说不定咋回事呢？”刘晓津那一声示威的呼喊又一次深深地刺痛了杨加林，因为
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
这是在他一生的从警生涯中闻所未闻的示威，落网的犯罪嫌疑人竟敢在庄严的公安机关，在如此盛大群众场合，公然嚣张地进行挑战！
杨加林知道，刘涌作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子，能够一次又一次逃避法律的严厉惩处，一定有许多“保护伞”一次又一次为他保驾护航，才让他能每每遇难呈祥，转危为安……
是的，这里有朱赤等助纣为虐，帮他干尽坏事，又为他掩盖罪责的一些腐败警察；有高刘明贤这样臭味相投，欺上瞒下，帮他披上市人大代表政治袈裟的沈阳和平区劳动局局长这样基层干部；有被刘涌视为亲爹，一次次摆平法律问题，手握生杀大权，先后担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实；还有被小恩小惠打动，舆论称刘涌的“干妈”的——沈城政界另一个不寻常女性，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为他摆平了一次又一次商业纠纷……
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保护伞虽然都是手握大权的一方“诸侯”，各有妙用，但都不足以、也绝对不能指挥公安局，那么刘晓津狂妄呼喊的又是谁呢？
是的，马向东绝对是刘涌的铁哥们，但马向东进去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往上，他不敢想了，因为那个黑衣市长“慕老板”太红了，从根红到梢，方方面面都是一个佼佼者，在沈阳老百姓的口碑中极佳。
说心里话，杨加林一开始出任公安局长时，尽管对顶头上司慕绥新有些不好印象，还是很尊敬他的。他们直接打交道并不多，第一次是1997年春节，按着惯例每逢春节晚上，市里五个班子领导都会例行公事到公安局，向保卫社会安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公安干警拜年。那天晚上，慕绥新在马向东家喝了酒，大约8点钟左右就到了。他左等右等看没人来很气愤，情绪也不好，便一人坐在那里抽烟，低头不语。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市委书记来了，让杨加林汇报春节安排，杨加林刚说两句话，慕绥新就不耐烦了，极不礼貌地向杨加林发火：“这大过节的，你简单点！”
杨加林立即说：“没有什么说的了！”顿时闹得当场十多位领导面面相觑。
这就是杨加林对慕绥新第一次印象。但他们毕竟是上下级，慕绥新毕竟是市长，杨加林主观上是希望与领导沟通的，是尊重领导的。他与慕绥新心里真正结下“疙瘩”是因为公安局的人事调动。其实，慕绥新管公安局调人的次数不多，只有两次。一次是1997年底，慕绥新要从外市调进一个管刑警的副局长。传言传遍了沈阳公安局，人们纷纷问杨加林时，杨加林还蒙在鼓里。直至1998年初的一个晚上，慕绥新才一个电话打到杨加林家里，开门见山：“杨局长，我给你们公安局介绍一个干部，×××你熟不熟？”
杨加林这才对上号，才明白这个传言不是空穴来风：“知道！”
“你认为把他调来做管刑警的副局长怎么样？”
杨加林心里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不是×××不行，而是沈阳这样一个大市与小城市治安不同，局党委会已经研究决定从自己队伍里产生副局长。
慕绥新一看杨加林态度不明朗，非常不高兴了：“你到底什么意见?”
杨加林只得如实托出：“你问我的意见，我不赞成！”
慕绥新一下把电话撂了。
又过了三个月，慕绥新在一次会后把杨加林留下：“加林，我帮你选一个交警支队长？”
“谁？”
“×××，当支队长行不？”
“不行，威信不足，口碑不佳！”
“哎，小×有能力，年轻有为，应当拿过来当支队长！”
杨加林已经因为人事问题与他打过一次交道，不想当面给慕绥新难堪，便说：“我们班子回去碰一碰，沟通沟通。”结果一沟通，大家都不同意。
一周之后，慕绥新秘书打来电话：“慕市长找你。”他一去，慕绥新便急不可待：“小×怎么样？”杨加林如实回答：“大家意见不一致，口碑不好！”
慕绥新火了：“什么口碑不好，威信不高，不就是能干事得罪了人嘛！”
杨加林立即说：“慕市长，不能这么说。”
慕绥新权威受到了挑战，立即把大长脸拉下来：“不这么说，怎么说，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找组织部！”
果然不出三天，组织部前来协商，因为公安局党组不同意，这件事没办成。
然而，杨加林万万没有想到，7月14日，他们把刘涌从黑河押回来后，在北京住院的慕绥新就从北京打来电话叫公安局去汇报。慕绥新的秘书当时就放出风：“刘涌有什么事？你们大惊小怪的？什么黑社会？你们局长还想当市长怎么地？”
同时，北京又传来慕绥新的声音：“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杨加林。”
而与慕绥新相反，8月底中央纪委检查组一听抓住刘涌，立即派两位处长从北京飞来，要求提审刘涌。鉴于当时沈阳情况非常复杂，杨加林说明了情况： 因为怕刘涌不服消息走漏，他正关押在一个秘密地方，你们现在找他，他不会说，待我们审完，你们再审，中央纪委检查组完全同意杨加林的意见。
9月25日，刘涌终于供出了所有罪行，一切真相大白。
9月27日—9月29日，中纪委审了三天，于是刘涌供出了一大串贪官，为首的正是慕绥新……
伴随着刘涌的交待，终于撕开了沈阳黑幕，马向东案子又有了突破口，慕绥新也被抓住了狐狸尾巴。
1999年2月的一天，也就是市政府下达《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即被刘涌奉为“至尊至宝”的红头文件前两个月，刘涌未用司机，独自一人开车到市政府，走进扩建竣工不久后的咖啡色办公大楼，乘电梯到4层，径直进入沈阳市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只有马向东一个人在，刘涌去前已经电话同他约好了。马向东凭直觉与经验猜到了刘涌此来的目的，没离办公室寸步。果然，刘涌落座寒暄不久，就笑吟吟地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交给了马向东，这位人民政府的副市长马向东点头会意，收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