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档案袋里，装着10万美元。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问“你为什么要送马向东10万美元？”这个问题时，刘涌回答：“因为他为我办了拨划中街那块商业用地。”
这个回答是再爽快不过的了。刘涌之所以能够得天独厚地获得那块商业用地，其奥秘就在这里。
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刘涌再次给马向东打电话，约他当天晚上6点在海馨龙宫吃饭。马向东以他的精明又猜到了刘涌意欲何为，所以干脆地说：“行！”
刚过5点，刘涌就开车来到那家豪华酒店，走进预订的包房。自从当了市人大代表，刘涌与马向东有了较多的接触，马向东也爱往他这样的私企大户堆里扎。因而他吃饭的口味刘涌都知道。那天刘涌点了几道菜后，便到楼下等候。其实，他和马向东彼此都知道，他们经商与做官到了今天这个份上，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没有吃过？吃饭只不过是借口，在一起把事情办了才是目的。
马向东很守时，快到6点时来了。使刘涌感到奇怪的是，马副市长是怎么来的？既没看到车，也没看到司机，只见马向东独自一人姗姗而来。忽然，刘涌用手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真笨，堂堂马副市长绝不会步行赴宴，但他也决不会将豪华的轿车开到酒店门前，让人看见他与一个私企业主双双走进包房的。
席间，刘涌自然少不了在看似漫无边际的交谈中，适时插进他最关心的话题，关于中街那块商业用地。他把一个“百佳”超市销货用的塑料袋交给马向东，袋里装着5万美元。和上次一样，票面都是100美元的，每百张一捆，一共5捆。马向东也同上次一样，没有客气，悉数照收了。这件要紧的事情办完，马副市长也就放下筷子告辞了。刘涌学乖了，没有送他。
如果说刘涌上次送给马向东10万美元是感谢马向东肯把中街那块地交给他用的话，那么这次送给他5万美元的意思是催他快点把有关的审批手续，还有答应他的减免税金等种种“特殊待遇”的手续办了，别让他总吊胃口馋得慌。马向东当面答应了，要他放心。
果然，常务副市长说到做到，那顿饭吃后没过几天，4月20日，印着“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字头的《关于向沈阳市百佳集团行政划拨国有土地的批复》就到了刘涌的手中，刘涌如愿以偿。
“5·1”前夕的一天，刘涌打电话给马向东，再次邀请他于当晚6点到海馨龙宫用餐，马向东爽快赴约。既然是老朋友了，没有必要客套，这次他又收下了刘涌送的10万美元。刘涌这次送钱是感谢马向东办事爽快，兑现承诺。当然，如果这样“直奔主题”未免太俗气了。他想到，送钱的理由必须与给自己批那块地“无关”，这才显出与马副市长“哥们儿”之间的交情，于是便说：“听说你要到中央党校学习去，这钱给你到北京好用。”马向东笑而纳之。
前后3次，刘涌共向马向东送25万美元。能够一下子得到那块资产估价为3.5亿元人民币的商业用地，出200万元人民币不过是个小数目，这钱送得值啊！
随着嘉阳集团在沈阳的扩张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刘涌别的没有学会，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倒体会得入骨三分。他知道，在中国，嘉阳集团的发展离不开手握实权的上层人物的垂青。作为商人，不能为近利而忘了大义，要水不来先垒坝，要先架桥铺路，才能保证自己的事业驶向快车道。是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已成为他糖弹下的一个俘虏，但他没有忘记在市政府里，马向东之上还有一个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再说，马向东肯把那块地批给他，他未尝没有与慕绥新进行“沟通”，这里面未尝没有慕绥新的意思。
“慕绥新市长有权。现在我的企业大了，将来可能要求他，希望他以后能关照我。”这是刘涌面对中央纪委工作人员不紧不慢交代的心里话。
寥寥数语道出了刘涌的老谋深算。生意越做越大，刘涌的手越伸越长，他要拉拢、腐蚀的国家干部的级别也就越来越大。他要在上层“寻求”、“结交”职位更高、权力更大的人物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2000年春节前夕，沈城呈现一片欢乐景象。嘉阳集团下属的26个自选商店、餐饮、娱乐等企业生意兴隆，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刘涌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但不管怎么忙，他也没忘了节前一定要办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去见一见市长慕绥新。
这天上午，身穿意大利“道斯”西服的刘涌，坐在太原街嘉阳购物中心办公室里，自觉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时机与条件成熟，便平静了一下心境，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已经熟记于心的电话号码。
铃声响过，对方很快就拿起了话筒：“喂？”
“请问： 慕市长在不在办公室？”
“我就是。”
“慕市长！您好！我是嘉阳集团的刘涌啊！”
“有事吗？”
“哦，没什么事，我想现在过去看看您。”
“来吧。”
“好，我马上就过去！”
没想到这么顺利，只一个电话就约成了。刘涌的心一阵激跳，赶紧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个沉甸甸的档案袋放进黑色皮包里，匆匆下了楼。他没用司机高伟，自己驾驶那辆“奔驰”开进市政府。他把车停好，走进办公大楼，乘电梯上到五层，在一个房间门前屏住气息，用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有人说，那声音刘涌很熟悉。他彬彬有礼地推门而入。
市长办公室，外间是客厅，备有沙发、茶几；里间是办公室，迎门是一张大写字台，后面是书柜。办公室窗子朝向市府广场，很敞亮。
看见刘涌，慕绥新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笑着同他握握手，请他坐在写字台前一个小皮凳上。耐人寻味的是，慕绥新并未将他让到客厅，而是就这样和他交谈起来。这使刘涌感到，市长对他格外有一种亲近的意味。
“慕大哥！”办公室里没有第三个人，刘涌投桃报李，改变了惯常的称呼，索性与市长称兄道弟起来，“快过年了，我来看看你。这个你留着用吧！”
刘涌说着，从皮包里取出那个档案袋，恭恭敬敬地送到慕绥新面前。
“谢谢！”慕绥新淡淡地说。看来，这种场面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很有经验地用眼角瞟了一下档案袋，然后笑问刘涌：“小伙子，现在生意怎么样啊？”
刘涌说：“挺好。”然后把集团中的几大主要企业的经营情况捡出彩的向市长“汇报”了一番。他见自己要办的事情已经很顺利地办完，而慕绥新的问话又带着很大的客套成分，他明白市长心里并不愿意他这样一个商界人物长时间地呆在办公室里，于是，见好就收，起身告辞了。
就在慕绥新收下刘涌送去的那个档案袋过不了几天，2月4日，慕绥新在沈阳市文艺人士迎春茶会上致词说：“各位如果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尽可以来找我。不过，千万不要违法，不要犯罪……”
刘涌给市长慕绥新送了那个档案袋后，觉得“不够劲儿”，萌动了新的念头。这几天刘涌很忙，除了集团的正常业务之外，还要筹备5月21日在五里河体育场举办的“2000年嘉阳之夜刘德华演唱会”。那将是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不能不下工夫做准备。忙是忙，但要忙而不乱，必须办的大事不能忘。这天上午，在购物中心办公室里，他给一个人打了电话。
下午1时许，一位30来岁、皮肤白皙、戴副眼镜的男子走进刘涌的办公室。刘涌一见连忙站起，毕恭毕敬地让座、倒茶，谦恭的作态不亚于那天对待市长慕绥新。实际上，刘涌就是把这个年轻人当作慕绥新看待的，因为他是在慕绥新身边工作的郭秘书。
闲聊几句，刘涌拿出十多张刘德华演唱会的门票，交给郭秘书。送给市长的当然是最好的位置，那些门票价格不菲，每张800元。
郭秘书连声道谢，收好票正要告辞，刘涌说：“请等等，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说着取出一个鼓溜溜的档案袋。封口用绳绕着，装进“百佳”超市塑料购物袋中，交给郭秘书，说：“这个，请您给慕市长带去。”
郭秘书走了，刘涌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目送着郭秘书离去的背影，他欣慰地笑了，因为又办完了一件大事。
无论市长，还是常务副市长，都已成为刘涌糖弹下的俘虏，他自负地想： 在沈阳，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刘涌的小额投入，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正是由于马向东这些掌握大权的贪官对刘涌及其商业集团的“关照”，才将黄金商业街的大片国有土地减免税费，以行政划拨的方式给了他。刘涌用美元买通高官攫取了那片黄金沃土，又靠棍棒与刀剑将那些商家夷为平地，建起了他梦寐以求的嘉阳大厦。他的“事业”的“成功”，是靠黑社会手段建立在他人痛苦与不幸之上的。
慕绥新、马向东等贪官在城建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为违法开发商大开绿灯，擅自违规，为个体房地产商审批项目，致使国家巨额税费流失。报载： 沈阳和大连2000年批租出去的土地面积相近，大连收回土地出让金17亿元，而沈阳却只收回7000万元，相差悬殊。国家的税费流失使人触目惊心。
杨加林震惊了。他的心如同流淌的辽河水，久久不能平静。以往他制定作战方案，规划行动路线，调动车辆，装备武器弹药，一切轻车熟路，可是这次不同。
那些天，他有些悲怆，因为他信奉一句至理名言，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而社会黑往往不是公安局长可以控制的。于是，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人劝他，别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甚至家里还接到匿名电话：“叫杨加林小心狗头！”是的，他从警半生，面对枪林弹雨，面对刀光剑影，他从来没有过畏惧，选择了警察职业就是要冲锋在前。他坚信枪把子掌握在人民手中，有党和政府做后盾，他无所顾忌，所以几个黑社会性质的头目也兴不起大浪。
然而，当杨加林看到一府两院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与这些人穿一条裤子披挂上阵时，他的脊梁上冒出一股冷汗，他流血的心像撒上一把盐。这里有他的老部下，有相当级别的领导，还有掌握他命运生杀大权的顶头上司，他该怎么办？
是的，作为一个公安局长，他不会不对这位“黑衣市长”所作所为充耳不闻，社会上也有许多说法。他听说慕绥新在任辽宁省建设厅厅长、副省长时，就利用职权在审批项目、减免税费、协调贷款、干部提拔调动等方面手伸得很长，大搞权钱交易。他听说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大权在握后更加疯狂，每一项大工程背后都有大笔肮脏交易，什么钱都敢收。甚至伴随着马向东案步步深入，他躲在北京看病期间，沈阳市许多位市委市局都纷纷前去探望，宁静的３０１医院一时间车水马龙，喧嚷不止。据说秘书当关，大多都见不到尊面，丢下“贡钱”就走，有一个局只送了3000元，“慕老大”极为不满： 这样的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他还听说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面对前来求助的父老乡亲，也疯狂地敛财！沈阳有一只股票在一两年内狂涨不跌，炒股者称之为“慕老大”股票，追根寻源，原来慕的前妻贾桂娥正在这家公司任职。他的女儿更是胆大妄为，不仅垄断了沈阳中街、太原街两个黄金商业区广告牌，还借势生财、巧取豪夺……事实归事实，听说就是听说。今天刘涌有鼻子有眼说出他与慕绥新的权钱交易，他也不敢全信，因为那毕竟是一面之词。
事情的发展正朝他不敢想也不愿想、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下去。刘涌被打入囚笼后，刘涌的妻子刘晓津不仅敢于公开叫嚣，慕绥新也反常了，他放出狠话：“妈的，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杨加林！”之后行动也很快就跟了上来。他打压公安局的手段是大造舆论，从根本上否定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斗争。他说：“沈阳出乱子，就是公安搞的。如果杨加林不搞，沈阳不会这么乱，还是一片繁荣。”身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的态度和言论在部分干部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混乱。
粉碎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斗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公安机关在警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都投入很大，急需办案经费。市公安局于2000年7月、8月、10月先后3次向市政府提出请款报告，可是慕绥新却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将报告长期压着不批。杨加林十分着急。一次会后，杨加林找到慕绥新，当面向他提出申请办案经费的事，慕绥新未置可否，冷冷地说：“你回去等着吧！”可是，直到他因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查处的前一天，也没有给公安机关批款。他妄图用经济封锁的手段阻挠、破坏公安机关这场打黑除恶的斗争。
慕绥新打压市公安局的另一个手段就是阻挠对和平区公安局领导班子的调整，给你颜色看。鉴于在打击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公安队伍内部的一些问题（有6名民警陷进了此案），市公安局党组决定对和平区公安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为此与和平区委、区政府进行了沟通并征得了同意。杨加林、吴宗声、王金利3位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向市委、市政府主管领导作了汇报，取得了同意，但慕绥新却跳出来坚决反对，对市公安局进行指责：“为什么要调整和平区分局领导班子？和平分局有责任，你市公安局就没有责任吗？和平分局班子不能动！”公然把矛头对准市公安局。慕绥新的态度在党内外造成震动，影响很坏，伴随着这股阴风，一些谣言随之而起，什么“刘涌打错了，打出砬子来了”，“和平分局班子调整没经过市局党组集体讨论，报上去让市里给顶回来了”以及杨加林想如何如何等等；与此同时，刘涌的家人也纷纷跳出来，写信、上告，称杨加林私人报复，打击沈阳民营企业……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慕绥新要干什么？杨加林警惕了，这样下去不是要搞乱公安局吗？在这特殊时期搞乱公安局，沉渣泛起，那沈阳不就真的天下大乱了吗？
他不得不召开各分局一把手会议。在会上他从稳定队伍素质出发，把他的想法与真实情况向大家汇报： 沈阳黑白颠倒，他有力气使不上，感到很悲哀。他从抓捕刘涌是对历史负责，讲到可能引发出的严肃政治斗争；从一些领导不正常的表演，讲到大家思想要有准备。最后他掷地有声的说：“一我不怕权势，中国天塌不下来！二我不怕邪恶，凡是祸害人民利益坚决清除，我说准的事就要坚持，希望大家各尽其职，各负其责，保证公安队伍的纯洁性，听党指挥……”
9月中旬，杨加林等就刘涌犯罪集团案件向朱锦、王洁纯、焦安发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作了汇报，鉴于公安机关对此案侦查已近于终结，拟向市检察机关移送。其实中纪委的同志已经意识到了市检察院院长刘实问题严重，而马向东的老婆章亚非上蹿下跳为马向东鸣冤叫屈，工作出现复杂局面，最终提出刘涌一案暂缓向检察机关移送。
10月16日下午4时许，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唯众打电话通知杨加林和他一起乘机到北京，向中纪委领导汇报刘涌案件情况。行前，杨加林向王洁纯通报了情况，请了假。17日上午，杨加林随王唯众来到中纪委向副书记刘丽英作了汇报。这位被万民称颂的“女包公”听后当即表态，充分肯定沈阳市公安机关粉碎刘涌犯罪集团这一战役打得好，办了一件好事、实事，鼓励他把这一案件的审理工作做好，并提出了要求。
不久，公安部派出刑侦局潘处长等人组成的调查组来沈阳对刘涌一案进行调查。调查组的同志调阅了有关案卷，提审了刘涌等犯罪嫌疑人，并到社会上与群众直接接触，听取反应。
10月的一天，当横行一时的“慕老大”知道中纪委找了杨加林，感到大势已去，立刻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下午3时，他通过秘书打电话找杨加林去一趟。
那天夕阳西下，秋风凄凉。不知为什么杨加林进去时，慕绥新坐在办公桌前没有知觉，直到杨加林走到他办公桌前，喊了一声：“慕市长！”他才回过神站了起来，一扫过去的横眉冷脸，满脸堆笑，伸出大手：“是你吗？你好！你听没听说，外边传公安局长和市长干起来了？”
“没听说！”
“来，快坐下，坐下，今天没啥事，咱俩聊聊心里话！”慕绥新态度少见地平易近人。
杨加林问：“谈啥？”
慕绥新一本正经：“别听外边瞎传，其实我对你们局工作一直是满意的，我对你也是满意的，经常向省委有关领导汇报。我认为沈阳市你是最合适的政法委书记人选，多次向省组织部门推荐过！”
“慕市长，你这么器重我，我不知怎么感谢你！”
“你这个人哪都好，可办事太多总有闪失，有些事不能盯得太紧，太紧要翻车！你对和平区班子调整干什么那么急？往后你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
杨加林心里立即打了个问号： 调整和平区公安局领导班子错了？打刘涌打错了？于是，他不软不硬说：“那我打了那么多报告，增加追捕刘涌经费，现在还没有批？”
“是吗？”慕绥新故作一脸惊讶。
11月17日，公安部向辽宁省公安厅并沈阳市公安局发来贺电。
11月28日，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签发命令，给沈阳市公安侦破“5·25”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案件的战斗集体记集体一等功。
中央领导和公安部对侦破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肯定与嘉奖是对沈阳市公安机关和广大参战民警的有力鼓舞。
但是，濒于灭顶之灾的慕绥新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公然与中央唱反调，利用掌握的权力对市公安局特别是局长杨加林进行更加露骨地攻击。在市里一次重要会议上，他指名道姓地攻击杨加林，说：“杨加林擅自到北京去告御状，无组织无纪律，把矛头指向市委、市政府，他想踢开党委闹革命，要把沈阳搞乱。我们应该对他采取强硬的态度！”还无中生有地对在座的人说：“杨加林拿着25个黑名单，到北京去告状”进行煽动。
这是腐败巨蠹慕绥新猖狂的最后一跳。
但杨加林决不后退，决不动摇，他已经完全豁出去了。一天，他把妻子和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很可能有一天被人搞垮，丢官罢职，成为一个普通百姓。”
儿子倒很坦然：“爸，当个老百姓倒不错，你太累了！”
那一刻，杨加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与准备。
由于黑社会头目刘涌的交代涉及马向东，涉及慕绥新，无疑对马向东剩下4万美元问题提出了大疑问，同时，也揭开了慕绥新的神秘面纱。
当然此刻，最难过最无法面对的莫过于马向东的妻子章亚非了，她已经为此竭尽全力了。在她心目中，马向东是家里的“擎天柱”，是家里的“摇钱树”，也是家里“最光彩的脸面”。当初，马向东被“两规”关押意味着他们苦心经营大半辈子的“大厦将倾”，章亚非岂能不心急如焚，丧魂落魄？
但是，她毕竟是沈阳二院的院长，是领导干部，具有临危不乱，抓住主要矛盾的本领。于是，她先在马向东被关押期间频频出国，将赃款1500万人民币兑换成美元，转移到境外以掩盖罪责。继而，她便坐镇沈阳，发疯般地寻找一切可能营救马向东的办法。她曾把钱奉为神明，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她拿出130多万，买通了与马向东案有关的中央、省、市纪检、司法有关人员30多人，让她及时了解了马向东案情以及关押情况，基本做到了问题出现在哪里，她就在哪里解决；马向东关在哪里，她的路就铺到哪里。
马向东被“两规”之后，她才体验到“树倒狐狲散”、“人到用处方恨少”的感觉。
是的，那些平时熟头熟脑最亲热的官员，一看形势不妙都躲开了，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往枪口上撞。还好，不知是危难之时见真情，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真有三员得力大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表现得忠心可嘉、临危不惧。
比方沈阳市检察院院长刘实，他是参加研究马向东案件的领导之一，自然知道核心内情。他的通风报信无疑给案件带来无法弥补的损
原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失；比方沈阳市浑河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于海洋，平时没有什么走动，这次却分外积极，主动卖身投靠。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背后有“大领导”张国光的授意： 马向东没有什么事，你要好好照顾照顾他的家属。他有了“大领导圣旨”，岂能不一马当先？另外还有一个退休老干部，他的作用更是“无人替代”，他能把马向东各式各样的信通过自己的“热线渠道”都送到中国高层领导的手里。
就这样，以章亚非为中心，以刘实等三员大将为骨干，公检法各路人马迅速地向这里靠拢，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中央、省市纪检、司法人员、中央报社记者、著名大学教授等30多人庞大的“救援班子”。
他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万事为大，舆论先行”。马向东问题之所以在沈阳闹得人人自危，就是舆论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解玲还须系铃人，必须得从舆论上灭火。惟一的办法是在中央一级大报刊的内参上登出，才能引起领导的关注、重视。这一步棋走好或许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于是，章亚非通过好友吴某在新华社工作过的父亲的举荐，找到了国家权威媒体新华社国内部的副主任张某。章亚非慷慨地拿出两万美元打点。张某接到章亚非的材料后，不知是出于职业敏感，深感问题严重，还是自知无法左右形势，弄不好会沾上大麻烦。可受人之托、收人之钱，又不好不管，最后把材料寄回辽宁分社，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当章亚非为把两万美元扔到水里而万分恼火时，东方不亮西方亮，于海洋却做通了人民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冯奎的工作，并带着冯奎采访了马向东的律师潘某。冯奎胆子很大，他以采访马向东的律师为主要依据，加上道听途说的传言以及自己的主观臆断，写了一篇题为《马向东涉嫌贪污案的新闻报道应慎重》的内参，于1999年12月2日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第749期上发表。
于海洋得知内参发表后喜出望外，打电话向正在北京活动的章亚非报喜。他告诉章亚非该文写成后，冯奎到北京送稿前曾征求他的意见，他看后感到整篇文章角度不错，美中不足就是有点“温”，想动笔改一下，被冯奎制止了。冯奎称这是经有关领导审阅的，不能改。他为了感谢冯奎，给他2300元人民币在路上花。章亚非不敢相信，还有这样“仗义执言”的记者？于海洋告诉她，冯奎就在北京，你可以自己去问。
北京华侨饭店，冯奎按约定将只能给相当领导看的人民日报《内参》递给了章亚非。章亚非如获至宝，立即兴奋地跑到楼下复印了多份，还回原件时，又给冯奎买了一件休闲夹克和两件TC衫。回到沈阳后，章亚非又在华夏民俗村宴请了于海洋与冯奎，并在沈阳新世界给冯、于二人每人买了一件价值数千元的高档西服。
他们没有想到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沈阳的强烈反映。沈阳市政府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立即以市政府的名义致函人民日报社，指出该文严重失实。
对于市政府的态度，冯奎年轻气盛、不以为意，他拿着市政府的致函找到于海洋，两个人经过密谋，为了稳妥，决定扩大采访对象再写一篇。第二篇成文后，加盖了人民日报记者站公章，以组织的名义出现，在冯奎第二次送稿前，章亚非为了给冯奎壮行，又托于海洋给了冯奎2万元人民币做“差旅费”。于是，没过多久，第二篇题为《马向东案件涉及敏感问题应避负影响》又出笼了。如果说冯奎的第一篇文章是被章亚非等人营造的气氛所迷惑，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底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冯奎心甘情愿地为章亚非当“枪手”，目的无非是为马向东张目，为查办马向东案件设置障碍。
当然，章亚非也知道： 找几个新闻记者只是造造舆论，为真正解决问题埋下伏笔，而真想解决问题，就必须攻下直接查办案人员。此案是中纪委主办的，如果能从中纪委打开缺口最为理想。为此，马向东被“两规”不久，章亚非便通过熟人认识了中纪委一位副局级干部。她先以看孩子为名，先后送给张某一幅《双虎图》（在拍卖行花2万多元购买的）以及TC衫、西服等物件。张某尽管是中纪委管东北片的副主任，但不是本案的直接参与者，章亚非只从他那里获得了非常有限的情况。
于是，她只得请出那些与中央大领导有关系的退休老干部，请他们发挥“余热”，站出来“伸张正义”。章亚非在退休老干部身上投资非常大方，把一笔20万元的巨款放在于海洋处，让他用于打点办事。于海洋除了为老干部提供进京路费外，还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爱好送不同的物品，诸如送精装书籍、钓鱼竿、营养药、住院费等等。有个老干部确实神通广大，上能通天，下能入地。他不仅能以《一个老党员》的名义写举报信、匿名信，还能把这些信件直接或间接地送到最高领导人手中，并且能与主管这个案件的最高领导刘丽英直接通上话，大肆吹捧马向东是好干部，为马向东喊冤叫屈。
伴随着案件进展，司法机关开始介入，章亚非的目光，也由中纪委转向市检察院。于海洋和刘实是铁哥们，无疑责无旁贷地在章亚非与刘实之间架起热线桥梁。
2000年2月，于海洋拿着一份反映马向东案件的内参，找到刘实打探情况。
5月刘实参加中纪委协调会回来，于海洋再次打听马案是否交沈阳办理。
6月29日，刘实告诉章亚非： 最近上北京高院汇报情况，两个都定不上，上边没有表态，硬让我定，将来我怎么办？我不落个历史罪名，要不然就将这个案子拿到外地去，目前刑侦阶段已经结束，但我没有正式办交接手续，仍算借卷，实际上已经交给了我。如果我正式接过来，就需要通过省才能向高检反映，现在倒还可以直接向上反映。目前关键是证人，就在慕绥新身上，慕绥新太坏，钱要花在刀刃上，集中打慕加把火。
7月7日刘实再次打来电话： 形势不太坏，律师有广阔空间，凭借律师的水平和机敏程度可以充分发挥。假如这次必判，很快会翻案，人很快会回家。
7月24日，刘实又说市检尽全力了，已在会上公开说证据不够，还正式报了材料，并让档案保存以备将来有案可查。法院开庭如不提出意见，到8月10日起诉，估计法院也不好定，可能向最高法反映。律师的材料看过了，写得有情有理，给领导看可以，但拿到法庭上不行，这是狡辩，法律是要事实，这样的词不能要。
8月13日刘实又通电话： 高法认为有不够的地方，让省院补充侦察，卷先拿回去了。
这真是“偏师借重刘实”，有市检察长刘实做内线、当参谋、具体指挥怎么办，还有什么消息不能知道？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在章亚非的笔记本里，专案组还发现了她干扰办案的另一个更大的秘密。那就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被称为“知法犯法型”大贪官的田凤岐，也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通风报信、出谋划策者。
5月7日，他在约见马向东商业部门的亲信刘某某时说：“法院以法律来衡量，以事实为依据，现在中纪委有倾向性，4万美元定贪污，但按文件精神，如属可拿，只是程序上的问题，不应该自己给自己发奖金。40万美金挪用很难定上。法院提出7个问题，有证据不足的地方。这叫办案吗？以赌的名义查，结果啥也没有查出来，现在有4万美金的事，不能轻易放过……现在应该找两头，一头是中纪委批的，另一头是办案人。”
而5月9日高法某庭庭长办案人吴哲则向马向东的亲信透露：“肯定是在沈阳中院一审定调了，肯定起诉判决。此事如没有中纪委的头头批，就没有事了。检察院证据还要补充，别的事没有，下个月侦察期限到了，4万能定，40万有说道。如果有倾向性意见，有可能扭转，但必须高院两个头。有能力的话，政治局常委有人帮助说话，能起作用。”
7月27日北京小许打电话告诉章亚非，“市法、省法已经看完卷，材料已经送省法，省市目前没有态度，每次都往上打报告，中纪委一直在监督这个案子，也不准备再查了。仅限于这两件事，关于12万美元的事，马是主犯，负有12万的责任，40万美金的事报到中纪委定，中纪委让定就定，不定算了。现在省市都没有用，就等中纪委、全国高法、全国高检的态度。起诉10天后开庭立即判，刑期大约在10年左右，既要对得起老百姓，又要不造成太大影响。”
……
就这样，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级党委的态度都源源不断地传到章亚非的耳朵里，自然使章亚非能够准确地“对症下药”。别人不说，像田凤岐、刘实这样在政法部门工作多年的高级领导干部理应知道保守机密的起码要求，而他们这么做无疑是起到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的作用，故而章亚非对马向东案情了如指掌。她自恃有这些实权人物的支持，能够及时、准确地摸清中纪委的动向，因此活动得更加疯狂，气焰更加嚣张。
在章亚非看来，经过多方积极活动，马向东走出人生的阴影，免除牢狱之灾是早晚的事情。
可是，章亚非心里还不托底，一是她无时无刻地惦记着马向东的身体状况，二是渴望通过什么渠道直接与马向东沟通，以便在马向东的亲自指挥下彻底翻案。那些日子她还做起了马向东官复原职的梦。
想与马向东直接沟通就得入“地”，就得与“大狱”联系上。换句话说，她眼睛必须向下，这个梦只能通过监狱的看守警察才能实现，而她与这个阶层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当初，马向东关押在沈阳还好说。马向东毕竟在沈阳经营多年，凭他本身的“余威”及她的“助手”们在公检法都能找到人，她只要拿钱打点打点就能买通沈阳的看守，及时掌握马向东的狱中情况。
可是不知为什么，2000年元旦与春节期间，中纪委不知掌握了什么动向，决定把马向东关押到辽阳看守所。于是，她不得不又费了很大劲儿，找了许多人，才打通了渠道。她曾两次去辽阳看守所，除了给马向东送去药品、衣服及食品外，每次都将5000元现金放在一个装有两条硬盒中华烟的塑料袋里，临走前再把塑料袋放在看守所副所长李成才的办公桌旁，这样，被买通了的李副所长终于将马向东2000年3月29日写给章亚非的信交给了她。
中纪委专案组感觉到不断走漏消息，章亚非又不断干扰办案，最后没有办法，2000年4月只得把马向东转移到长春市，关押在吉林省公安厅的监狱里。
闻讯章亚非如坐针毡，她再不能及时得到马向东指示，这使得马向东在狱中亲自指挥解救困难重重。但是，章亚非没有退却，她又开始四处活动。一次马向东的姐姐说，她有一个客户——沈阳“千百度”的副经理赵伟就是长春市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章亚非连这个“蛛丝马迹”也没有放过，她立即主动与赵伟联系，求其帮忙。赵伟想起中学同学解文秀在吉林省公安部门工作，便答应了。无巧不成书，解文秀恰好负责对马向东的看管工作。章亚非大喜过望。事不宜迟，她立即与赵伟奔赴长春。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在法庭上到达长春后约半小时，解文秀便按约定来到她们落住的香格里拉饭店的房间。寒暄了几句，章亚非开门见山地问：“马向东是你负责看管吗？”解文秀点头。她便直截了当地挑明来意： 老马是回民，身体不好有糖尿病，饮食比较特殊，不能吃甜的，还得请您关照。说心里话，解文秀当时心里非常犹豫，他明明知道马向东是中纪委直接查办的案子，所领导也专门开会强调过要严格保密，可是当章亚非把四条大中华、两瓶茅台和装有一万元现金的信封交给他时，他短暂的犹豫顿时化为乌有。
第二天一早，赵伟又给解文秀打电话，约他到卓展购物中心见面。原来精明的赵伟到长春后就买了两张移动电话卡，一个话卡交给解文秀，并告诉他章亚非的手机号码，让他用这个号码与章亚非联系，把老马在监狱的情况告诉章亚非。话费已经交了，不用他管。
拿人钱财，替人免灾，解文秀自然对马向东多了一份关心。按马向东的要求，他每天早晨送上两个鸡蛋，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甚至主动担负起马向东的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一个月后，章亚非满怀感激之情又来到长春。她不仅请解文秀夫妇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还给解文秀一只价值5000元的都彭牌包金打火机，给其妻一枚白金戒指、一枚黄金戒指、一条黄金项链、一条黄金手链。
此后，他们通话非常频繁，最多时一天达十余次。自然，解文秀这时的任务已经从照顾马向东起居发展为通风报信了，甚至充当起了“二传手”的角色。他多次把马向东的“御旨”传达给章亚非，告诉她找什么人疏通关系，同时又把章亚非活动的进展反馈给马向东，使马向东大案无密可保。随着马向东案起伏跌宕，章亚非已经不满足于解文秀当“二传手”，她提出想直接听到丈夫的声音，对于解文秀来说，这无疑是冒险，但是上了贼船的解文秀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借全体犯人打扫卫生之机，把手机悄悄塞给马向东，让其在一间空房子里与章亚非通话，而他在一边望风守候、站岗放哨。
当然他的“尽职尽责”没有白忙活，他又得到了章亚非的9000元、4条中华烟、两瓶茅台酒、3套西服、一个进口剃须刀和一瓶法国香水。
解警官哪里知道，当他沉浸在收受别人财物的欢乐之中时，已经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
马向东不愧为马向东，他真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通天本领。自他在监狱里亲自出马指挥，外边的形势立即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在他被关了不到17个月后，基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最后只剩下他和“左膀右臂”私分那12万美元的事无法交代。运筹帷幄的马向东并没有害怕，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在他心里已经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与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大哥慕绥新了，这是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所以他把这事放在最后办。尽管他那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已经证实慕绥新在他的问题上不够意思，但他还是决定“先礼后兵”。
于是，马向东打电话吩咐妻子章亚非立即去找大哥慕绥新，就说： 向东托梦了，只有慕大哥能救他。其实马向东、章亚非让慕绥新做的事很简单，只要他上下嘴唇一动承认知道那12万美元的事，马向东立即就会解除牢狱之灾。换句话说，只要慕绥新承认知道这件事，那就不是马向东自己给自己发奖金了，实际上等于市长代表市政府给马向东及哥们发奖金了。那还能算贪污私分吗？中纪委再想抓马向东，有了这个铁证，还不得乖乖地放出“马二爷”么？
尽管马向东知道他与慕绥新不太和谐，但是表面并没有闹翻。他相信慕绥新的聪明，会把这里的“成败利害”看清楚；他更相信慕绥新胆子大，办这点事是“小菜一碟”。章亚非也见过几次慕绥新，也非常相信慕绥新会答应的，因为比慕绥新还大的顶头上司——省长张国光已经告诉她向慕绥新“过话”了。马向东毕竟是慕绥新提拔的，两个人有着许多的共同利益，马向东干的事，慕绥新最清楚；而慕绥新的事，马向东也掌握。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慕绥新应该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了。
其实，章亚非不找慕绥新，慕绥新也从马向东1999年7月2日被“两规”那天起，就一直在考虑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对待马向东他才对自己有利。
“两规”马向东那天晚上8点，中央纪委通过辽宁省委、省纪委事先向市长慕绥新做了通报，并要求市政府晚上8点通知马向东开会。
那一刻，慕绥新表面上很平静，内心却翻江倒海。是兔死狐悲？还是同命相怜？他一时无法说清楚，因为马向东毕竟是他的副手，当年辽宁省委已经确定常务副市长人选不是马向东，就是他坚持让马向东出任常务副市长的，并让他掌管全市财经、城建等重要经济部门；他还在公开场合多次宣布马向东是沈阳市的“接班人”。尽管后来他们因为利益发生了矛盾，权力的碰撞产生了分歧，他对马向东极为不满，甚至不惜削减他的权力，不让马向东再管财政与城建，可是这些又有谁知道呢？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天晚上在他的办公室，他脑子正乱乱的，马向东已经站到他的面前。他没有像过去那样直视马向东，而是眼睛一闪便滑向别处，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无能为力了。马向东将先路过他的秘书处，进小会议室，见中央纪委的同志，再进大会议室见省纪委的同志，然后就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
他几乎没有看到马向东什么表情，只听见马向东被带出去时，嘴里嘟囔一句：“我没有问题，我不害怕……”
马向东不害怕，可他的心却哆嗦一下： 中纪委是否也发现了他的问题？马向东会不会把他卖了出去？
但是，随着马向东被“两规”的时间推移而没有什么动静，他的自信心又逐渐恢复了，特别是省长张国光和他谈心之后，他认为党是信任他的，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头脑清醒地与马向东划清界限，决不能再与马向东搅在一起。
他当然知道马向东的一些问题，尽管知道得隐隐约约，并不那么确切，但是他头脑中却清醒地感到马向东犯的是死罪。后来他听说马向东通过“活动”，三下五去二，已经把累累罪行摘得一干二净，司法部门能够认定的就这4万美元了，甚至司法机关已经内定判个几年就出来了，他心里曾为此暗暗高兴。他认为马向东是个聪明人，他应该明白他的案子在中纪委都插手的情况下，有这个结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马向东应该满足了。再说他蹲几年又不会“伤筋动骨”，他那么有钱怕什么？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章亚非找上门来求他帮忙，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正是他向党中央表示忠诚的大好时机，他必须与中纪委保持一致。他坚信中纪委抓了两年，惊天动地的大案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最后连这4万美元都定不下来，那怎样向沈阳人民交代？
他说，这件事我很难做，关于那12万美元的事，不是有人举报马向东，是中纪委亲自查出来的，也是马向东在里边交代的。再说这12万美元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帮他？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他失算了！
果然，当章亚非把慕绥新的态度告诉马向东后，正做梦等着出狱的马向东被激怒了。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他立即指示章亚非兵分四路，把矛头一齐对准慕绥新。一路是找老领导张国光对慕绥新施压；一路是布置章亚非四处串联，写信上告慕绥新；一路是找大记者为他喊冤叫屈；一路是继续找司法权威人士为他解开4万美元问题的“死结”。甚至还大造舆论： 刘丽英包庇慕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