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传统美德使中国妇女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种“夫权至上”的思想意识。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连今日聪明的白领们择偶时也非常理智地宣称： 丈夫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而所谓的“夫唱妇随”，正是这样一种美德的体现标准在今天的续接。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只是在表面上解放了我们广大妇女的嘴巴；而社会的进步与纵深发展也只是在形式上满足了她们穿衣戴帽的物质欲望，从来也没有彻底解放她们骨子深处的思想。
常言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必然有一个帮助他成功的妻子；同样，成功的男人的光辉也会映照得他身边的妻子更加光彩照人。
其实也不尽然，在中国过去的年代里，政治运动常常会把两个素质反差极大的人捏合在传宗接代婚姻的最低标准里，同时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就像当年许多嘴里喊着解放全人类的老革命一样，一旦革命事业成功了、视野开阔了，他们就不仅仅满足于肉体的享乐，在精神也有了更高的追求，于是悲剧的种子拱出地皮了。那些老革命的配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无奈接受现实，或者想活出自己时已经晚了，只得自己欺骗自己，活给外人看，津津乐道地享受着“夫贵妇荣”的荣耀！
慕绥新的妻子贾桂娥，就是这样一个自命不凡，自我感觉很聪明，实际上却非常愚蠢的女人。
慕绥新原妻贾桂娥在法庭上。11月13日中纪委专案组进驻沈阳，表面上看“对阵的双方”都显得漫不经心。专案组似乎埋下头来继续深入地查办马向东的案子；而慕绥新呢，该出国照样出国，该治病照样治病，似乎与专案组毫不相干。
但是事实上，双方的心里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在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都在等待着短兵相接的那一刻。
慕绥新后来虽然因病辞职，可他并没有闲着。当他遇到这次人生最大的危急时，又像以往那样，去找顶头上司讨个说法，其实就是探探领导口风。他走上仕途，特别是当上高层领导之后，每每遇到重大的人生起伏需要裁决时，他都到相关领导那里讨颗“定心丸”，从领导的态度与口气里寻找方向。尽管这次他的处境与以往不同，而那位女包公拍了桌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什么说法，到时候组织会给你一个说法的。这种口气，这种说法，是他人生第一次碰到，他摸不到一点动向。从那天开始，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飘飘荡荡，他脑子里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来。他在反反复复
地思量： 自己这是怎么了？马向东案会不会牵扯到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钱就那么可爱么？祸患是怎么酿造成的？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贪欲？是肉体的渴望？还是精神的需求？当然，他那时考虑最多的是谁能救他？他应该怎样摆脱危机？
他等待有人相救的心理一时一刻都没有减弱。自打他感到危急逼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料理后事，做到“水不来先垒坝”了。他已经作了减少震动的“三部曲”： 首先把贪婪的女儿、女婿送出国以减少后顾之忧；其次他已经转移证据与赃款可以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再次他已经与相关人员订了攻守同盟，使专案组查无实据。论理说，剩下的只需要充分表演，他也完全可以凭借政绩市长的牌子，把涉及他的事情一推六二五，高枕无忧了。可是，他的心理还不托底。
与此同时，专案组的压力与危机感却越来越大，虽然党中央与中纪委下了决心，继续深挖马向东的腐败工作已经有了新的转机。但慕绥新和马向东不同，他上在一些领导心目中属于能干的干部，下在许多老百姓心目中是个好官。如果没有大量的证据，岂能随便惊动他？即便中纪委下决心动他，可主攻目标突不破，这一切也都等于零。他如果坚持不开口，或者漫无边际地不谈主要问题，那又怎么收场呢？作为“慕马大案”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这件事真的不了了之了，作为慕马专案组一线总指挥的韩勇无疑将承担很大的责任与风险。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案件虽然是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也从兄弟省市抽调了许多骨干办案力量，但实际上是吉林省纪委在第一线拼搏。
韩勇在思考，分析着慕绥新的一举一动。其实慕绥新所有的举动都没有逃出专案组的眼睛，他的一系列销赃举动已经说明他有很大问题。但是，怎么对待慕绥新？用什么办法使他开口？突破口又应该选在哪里呢？那些日子，专案组成员们几乎茶饭不进，昼夜无觉。猛然间，他顿悟了，那就是“低调、稳妥”，这是中纪委副书记，是慕马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同志的指示。
于是，专案组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的战术是不先正面与慕绥新交锋，那样弄不好反而会打草惊蛇。现在能做的是兵分两路，一明一暗，双管齐下。明的是与刘涌有牵连的素有“沈阳女包公”之称的民主人士、沈阳中级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暗的是把贾桂娥秘密控制起来，选择她作为第一突破口，突破贾桂娥。
这时专案组又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 政绩市长慕绥新的原配妻子贾桂娥失踪了，慕绥新还把女儿、女婿事先都送出国了！
于是，中纪委专案组当机立断：“两规”贾桂娥！可是此时贾桂娥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专案组有些急了，立即责成省纪委认真查找。省纪委动用有关力量，把贾桂娥可能去的地方都查遍了，没有贾桂娥的影子。出境的海关也没有贾桂娥的记录。最后总算才打听到贾桂娥在北京。于是，11月20日三辆车连夜进京，又费了很大劲儿总算找到了她。可是怎么劝说她都不来，直至下了通牒，贾桂娥才不得不回来。她一回来，专案组就宣布对她“双规”。
贾桂娥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关口去北京？是要神不知鬼不觉转移证据与赃款？还是水不来先垒坝，求助大领导帮忙？
时光流逝，两个女儿不断长大，慕绥新不断升迁，贾桂娥的职务也不断升腾，她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成为国家干部。当然她当干部的履历也是从慕绥新发迹那天开始的，从三冶建筑公司工程科的普通科员一步步成为副科长、科长。当慕绥新来到沈阳之后，她摇身一变，又成为三冶驻沈阳办事处办事员、副主任。到她1997年退休时，已经成为辽宁省地矿厅人事处处级干部。
她这些年都是借了慕绥新的光，似乎也算“夫唱妇随”了。其实，她除了眼界开阔外，别的没有什么提高，或者说提高不大。如果非要说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倒不是她的地位水涨船高，而是贪欲越来越膨胀，胃口越来越大。在她心目中慕绥新越来越有价值了，越老越值钱。
当然，她的这一点点进步也是在不断地争斗中，在不断地享受权力晋升的好处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家里的争闹吵斗伴随着国家的变化、慕绥新地位的变化，也经历了“三大演变”： 贾桂娥在家里的地位从最初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家里的绝对权威逐步到关心慕绥新的前途，在家里“平分秋色”，最后她终于失去了控制，却决不肯放弃利用慕绥新的影响充分享受物质文明。
他们刚开始蜗居在那个３２平米小房子时，老婆哭孩子叫，话题的内容只有一个，争吵的内容非常现实。她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她不爱听慕绥新高谈阔论，那些与她不搭界，她作为一个女人，也不想知道什么天下大事，她只关心鼻子下那张嘴。
那时慕绥新几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了，因为他当成精神支柱、并引以骄傲的那些东西被贾桂娥击得粉碎，击得最后连辩论的依据都找不到了。这种痛不是热血涌流快意的痛，而是针尖在心包上反复扎着的痛。这种刺激激发了他本能地反抗，他挣扎着说： 你，你叫我说你什么好？你到底是少念了几年书，有些事你不懂。
她不屑一顾地说，你是多念了几年书，可念到哪里去啦？我看你是陷到书中爬不出来了，念书多当饭吃了？当水喝了？你再看看你住的地方，狗窝！你看看你的孩子，乞丐！连一个好幼儿园都送不进去，你在家里还有什么权力吹牛？老老实实躲到那些靡靡之音里自我陶醉去吧！
她还会鼻子一哼说： 你清高，你以为你是谁？你看看这是什么时代？是伟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工人是老大，你懂吗？你那点清高，你那点自尊心不值钱了！知识分子为什么排第九？前边又为什么加个“臭”字，叫“臭老九”？这是说你们迂腐、穷酸，是发臭的皮毛。你们只有依附社会主体工人阶级，才有希望。否则，你们一事无成。慕绥新没有想到她能说出具有那么大杀伤力的话来，并且说得这么质朴，说得这么透彻，堵得他一句话说不出来，甚至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心里也曾承认她那个道理，也有过臣服的愿望，只是不愿意在她面前低头罢了。
这时候的慕绥新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和失落，他认为自己婚姻的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没有共同语言。贾桂娥一直认为他没有出息，就知道玩，没有尽到丈夫责任与义务。为此，没少向老婆婆反映。她这么一闹，慕绥新有苦难言，也给贾桂娥带来了两种恶果，一是她伤了慕绥新的自尊；二是促使慕绥新有了外心。
进入２０世纪80年代末，我们国家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从重视思想斗争转移到改革开放，重视发展生产，重视科学，重视人才上来。当然，贾桂娥的兴趣伴随着慕绥新的升迁也开始转移，她那倒驴不倒架的声音在转移过程中越来越弱，随之而来又多了一份担心，她害怕慕绥新变心，害怕慕绥新不要她。
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四十岁的男人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积累、奋斗，正处于人生最成熟阶段。而女人与男人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女人把家庭当社会，而男人把社会当家庭。当男人把更大的抱负放在社会这个大舞台时，女人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家庭上。
她为了拢住慕绥新的心，把闲不住的精力都投放在家里，扮演起贤妻良母的角色。随着他们一次次搬家，她把心思都放到家庭建设上。远的不说，从1989年到沈阳后就搬了三次家。从皇姑区松花街省政府的房子搬到和平区建设厅的中山路嘉环大厦，再一跃搬到沈河区一处更大的房子。随着房间面积一次次增加，环境一次次美好起来，她才发现理家是一门大学问。就说客厅的吊灯吧，在鞍山时她就嫌不好看，走了许多商店都没有相中，最后没有办法只得到沈阳去买，就这么个小玩意耗去了她半个月时间。再说买沙发吧，她不是嫌材质不好，就是感到造型不够美观大方，好不容易找到各方面都好的，坐上去又觉得不那么到位，腰部没有落实有点虚，最后还是别人送来外国货意大利真皮沙发，她才了了一份心思。改革开放开始那几年，她要买起衣服来，可以说是疯狂。她可以领上女儿，一天走遍沈阳太原街、中街两大商业区的所有商店，见什么都讲价，见什么都感兴趣，而且乐此不疲。当然，在那一段时间里，她疯狂购物的潜意识是害怕慕绥新变心。她最关心的还是她的容貌，她知道年轻人接触新事物快，开始时拜女儿为师，每天晚上都往脸上贴黄瓜片，贴苹果皮，然后一步步到涂抹外国美容品、法国香水。她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引起慕绥新的关注。
当然，为了引起慕绥新的注目，贾桂娥也开始由注重外表到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也想玩点雅的。为此，她曾恨自己才气不足，也曾专门拜师学艺，专攻水墨丹青画画。你别说那老贾学到最后，尽管属于照猫画虎的临摹阶段，可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还真能涂抹出几幅山水画来，并选出两幅挂在家中最显眼处以提示慕绥新她的存在。
当慕绥新成为位高权重的沈阳市市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家人”时，许多事情已经再也不用她操心了。当她醒过神来也开始追求精神
贾桂娥在美国享受，捍卫自己的家庭安全时，一切都晚了，晚得就连她盯紧自己丈夫的能力也失去了。于是，她变得非常现实，她的兴趣不得不又一次大转移，那就是借慕绥新的势发财。在物质享受中醉生梦死，结果她贪得无厌，成了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
时间进入到了90年代，慕绥新仍然不断升迁，贾桂娥不得不关心起慕绥新的进步。她知道慕绥新每一次的进步都丝毫马虎不得，都无比重大，因为她知道慕绥新的“进步”和获得的利益是成正比的，慕绥新的进步已经使家里的生活由温饱、小康而彻底改变到充分享受物质文明。这在她看来是最重要的。虽然她还是不时地胡搅蛮缠，还是不时地与慕绥新吵吵闹闹，可是慕绥新已经懒得与她说话。她说轻了，慕绥新不搭理；她说重了，慕绥新一甩袖子走了，不回家了。甚至有一次她与慕绥新说起平晓芳，慕绥新还打了她，说她俗不可耐。那一刻她心里明白，她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慕绥新了。经过这几十年，她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寂寞的怨妇到小康夫人，最后到众星捧月的贵夫人的转变，这个社会能满足她的一切欲望： 出国、捞钱、找精神寄托、到处听奉承话，到处接受礼品，到处指点江山。她就要像一块干海绵吸水一样，能把这一切都吸进来。那种贪婪就像要把过去的亏空全都找回来似的。她还习惯了在贪婪的感觉中找到自尊。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管了，连饭也懒得给慕绥新做了。她把整个心思都用到贪婪上，因为她认为慕绥新是公家的人，就应该每天吃完饭回家，就应该公家管起他的一切。但是她只有一点没有忘，那就是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捞钱，有了钱才能享受一切。
贾桂娥的贪欲有一个特点——越多越好。她仰仗着慕绥新的势力八面出击，一下子变成了既善于经营，又懂经济的“搂钱的耙子”、“把家的虎”。在沈阳这一亩三分地里，她什么人的钱都敢收，什么生意都敢做。她敢于收钱，敢于收物，敢于兼职，敢于做生意，而且从来不做赔本的生意，到手的钱物谁也别想抠出来。
她哪里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恭维她，讨好她，向她投资，并不是看她有什么价值，而是看好了她丈夫的位置，向她丈夫要效益，向她丈夫要工程，向她丈夫要官，向她丈夫要贷款。你现在不给官、不办事也行，你慕绥新不是自称是最讲情意的人么？那你永远欠我一笔人情，不信你今后不关照我。我要是遇到什么事，犯到你手里了，你再看不上我，也不信你能整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资投得值。
开始时，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慕绥新还比较谨慎，不是什么钱都能收，什么钱都敢收。总得掂量掂量吧。因为他还要在沈阳干大事，还要指挥手下的人，还要处罚那些不听他摆弄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必须有收钱的原则： 那就是他信得过的人，他才敢收；他信不过的人，他不敢收。他正想批评那个人、教育他、训斥他，甚至撤他的职，他能收他的钱吗？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没事找事吗？况且，他是一个脾气暴烈、说一不二的人，岂能忍受这口窝囊气？
可是，贾桂娥又怎么能分清谁的钱该收，谁的钱不该收？她又不是慕绥新肚子里的蛔虫，她哪里知道慕绥新正想处理谁呢？所以该不该收的她都收了，这给慕绥新留下了一本糊涂账，也留下了一堆永远无法解决的大麻烦。
比如他不认识周伟，八竿子打不着，既不知他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老红军后代，可后来却说他收了周伟20万元，这就是他妻子贾桂娥的“杰作”。
那个周伟本来是鞍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与慕绥新没有一点关系，一天他突发奇想，做起了到沈阳烟草专卖局发展的梦。这是一般人不敢做的梦，因为沈阳与鞍山不仅级别差不少，烟草专卖局还是一个肥缺，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眼睛都盯着这个位置。再说沈阳不仅是省会，还是副省级城市，这无疑是件非常不好办的事。他只知道慕绥新是从鞍山调去的，是权力非常大的市长，他只是个小人物，与慕绥新素不相识，那是绝对高攀不上，也很难直接对上话的。即使有再多的钱，想送也找
１０月１０日，锦州市中院公开宣判“１０１８”系列案，图为原沈阳市烟草局局长周伟在法庭上。
（李永长摄）
不到庙门。于是，他想到了慕绥新的妻子贾桂娥，一个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他可以“曲线救国”走夫人路线。这样，周伟先通过自己的朋友找到了白氏姐妹，通过白氏姐妹找到贾桂娥的亲妹妹，又让贾桂娥妹妹找到贾桂娥，这样总算搭上了慕绥新的边。贾桂娥的妹妹便对周伟说，自己想买一台车，能不能帮助凑点钱？周伟一看有门，干别的不行，干这事还不手到擒来吗？刀快不怕脖子粗，多多益善，他一下子给凑了20万。
贾桂娥的妹妹见钱眼红，只给了姐姐10万，自己偷偷留下10万。贾桂娥的胆子忒肥忒大了，这事能不能办，她从来没有跟慕绥新商量过，她认为在慕绥新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里，慕绥新只要下决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那天晚上，当贾桂娥一吹枕边风，慕绥新顿时火了：“你叫我说你什么好？沈阳市政府是我开的？谁想进来就能来的吗？”
谁知贾桂娥偏偏软硬不吃：“反正钱收了，送不回去了，你看着办吧。”
慕绥新只得把周伟招到家里先来个面试，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第一印象极一般。可是他已经按正常渠道通知组织部着手去办了。
慕绥新没有想到，组织部经过协调，市烟草专卖局不缺领导。如果想把周伟从鞍山当成专业人才调到沈阳，必须通过省局。于是，慕绥新专门去找省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局长，并以工作需要为由，请老局长帮助协调一下。
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却一眼看透了他的目的，以级别不对为由回绝，根本没有给他面子。可贾桂娥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尤其是周伟来电话问情况后，她一看没有办成，便又吹起枕头风。慕绥新被逼无奈，一狠心把周伟调到沈阳市体改委，安排一个虚职，过了一个月后，才安排在烟草专卖局当副局长。等省烟草专卖局知道消息后，已经“木已成舟”了，也不得不默认了。
周伟调到沈阳后，自然跑贾姨家更勤了，每次都不空手，美元、人民币轮流送。又过了8个月，烟草专卖局老局长退休了，于是周伟在慕绥新的关照下，又从副处一下子变成厅级。就这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红色贵族的子弟”周伟完成了连升三级的愿望。当了局长后，他岂能甘心白白损失20万？自然像“还乡团”一样得“快搂”与“快回收”。他利用一切工作之便，利用一切机会，玩起了“农业损失副业补”。比如他借着给一个个体户批罚没烟主动索贿9次，共得100多万，返还贩卖走私烟的货主50万，他一下得回扣就20万。经专案组查实，周伟当了“一把手”后，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收受贿赂价值192万元，侵吞公款186万元，非法经营所得20万元。次数之多，数额之巨，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贾桂娥当然不管这些，她不仅与周伟继续经济往来，报了一次3000元的医药费、黄山游玩费，还先后收了他孝敬的３万元、价值7200元的花瓶一对儿。当她听说烟草局的食堂要改造，又不失时机地把周伟叫来，一句话就把这个能赚钱的工程，留给她的亲属了。
这只是贾桂娥“参政”的一件事，其实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她自己交代不仅见钱眼开地收钱，还千方百计挣钱、捞钱，几乎可以称得上见利就上、有缝就钻、经营有术、多多益善。比如她在鞍山时，听说某信托公司的原始股有可能增值，一下子就买了两万股，这一笔就赚了174万。从此以后，她每逢听说哪个公司股票要涨，都想方设法去买： 比如买大连某公司1万股，赚了192万元；在沈阳买某公司5万元股票，多少股她记不清了，赚了30万；后来又炒科技股两次，先后赚了37万元。1993年她的手又伸到远在鞍山的“西柳大集”，花18万和19万在那里买了两个服装摊位，搞起出租，每年收入15万元；还在沈阳办事处盗卖钢材，挣了20多万元。当然，她在沈阳最大的一笔杰作就是买某公司的环保股，她一下就买了100万股。她也感觉这个“数目太大”，心里觉得不安全，便用别人的名字“冒名顶替”。甚至退休后，她不甘心仅拿退休金2000多元，还找了一个单位挂职，当什么“兼事长”，一个月另外拿3000多元。
贾桂娥对这些非法收入的认识是： 我在不懂法的情况下有人情送的钱，还有我跟着挣的一点钱。
无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贾桂娥跟了慕绥新那么些年，别的没有学会，起码学会了在危难时刻使用语言开脱自己。换句话说，她的意思非常清楚，她只是借着慕绥新的权力经商捞钱。
有一次，当她听说某局有一项工程可以赚钱，她便主动上门去找局长，她对那个局长说，你赶快向市政府打报告，让慕绥新给你批。报告打上去了，慕绥新果然很快大笔一挥批了： 这个项目很好，抓紧上。你们说，贾桂娥在沈阳能不灵验吗？
就这样，贾桂娥经常坐在家里，给沈阳市各部门打电话，要求人家给她办事。人家认识她就比较好办，不认识就麻烦一些。别人难免问她是谁？她张口就是：“我是慕绥新的爱人。”你别说，一打出慕绥新的旗号还挺灵，在沈阳还没有敢不买慕绥新账的。
于是，她几乎成了慕绥新的代言人，二传手。
她说，有的人直接找慕绥新的机会没有，只得“曲线救国”，通过我实现他们的想法；有的人找慕绥新，碰上慕绥新打官腔，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千方百计地说服我，我便有了新位置；还有的人一看我管用，慕绥新又经常爱撂脸子，他们干脆“隔着锅台上炕”，直接找我，满足我的各种要求而达到目的。
她说，不是吹，有些事情慕绥新本来不想办，不爱办，但是我们两个人毕竟是一家人，利益是一致的，最后还得办。
采访中慕绥新对我说，我与前妻离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参事、参政、参权太多，影响太坏，社会反映不好，我已经抵挡不住了。我采取了许多措施都不起作用，最终只得与她解除婚姻关系了事。
当然慕绥新离婚的目的不全为这个，摆脱贾桂娥的麻烦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就是他必须对与自己有14年交往的平晓芳有个交代，名正言顺地与平晓芳结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慕绥新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这对于当事人慕绥新，尤其是外人看来，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因为贾桂娥毕竟已与慕绥新过了20多年，给慕绥新生了两个宝贝千金，已经习惯于把慕绥新当成大树依靠，当成她生命的一部分，岂能说离婚就离婚，这不是天方夜谭吧？
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慕绥新是有智慧的。他在处理政务时，往往能够高屋建瓴，能在千头万绪的矛盾中一下子抓住主要矛盾，把关键问题解决得干净利落。当然处理家庭问题，他也是个高手，只是平时不愿意太动脑筋。他觉得跟老婆动心眼，那不太累了，太没有意思了吗？像慕绥新这种高智商的人，对于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老婆，岂能不心里有数？岂能不知道她的弱点、她的软肋？别看她平时叫得欢，那么凶，那么不讲理，那么敢于和慕绥新大吵大闹，像一只威风八面的雌老虎，其实，那都是慕绥新让着她，不与她一般见识。现在要认真对待她了，只要稍稍动点心眼，讲究点方法，还怕她不乖乖俯首就擒吗？
为了把事情办得漂亮，按照慕绥新的谋略和步骤，要分三步走。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叫做“欲擒故纵”。慕绥新心不急，稳坐钓鱼船，像姜太公直杆钓鱼，让她自己上钩。慕绥新绝不先提出离婚，他要提出来准砸锅，闹不好破裤子缠腿就弄“夹生”了。离婚必须由贾桂娥提出来。而且提得非常迫切，非离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旗开得胜。否则，贾桂娥在离婚这件大事上闹起来，没完没了，他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常言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慕绥新当然了解自己在这个女人心目中的位置，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的致命弱点，更清楚在关系到这个女人命运的大事上，她决不会听别人的。于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便产生了。
那些日子，慕绥新故意地一反常态紧张起来，还常一言不发。他那张大长脸更长了，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自信与阳光明媚，变得不可捉摸、阴云密布。果然贾桂娥心里发毛了，害怕了！因为她和慕绥新结婚这么些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从来没有见过慕绥新这样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慕绥新一看收到了奇妙的效果，继而又开始实施第二步，“以他山之石攻他山之玉”。慕绥新找到一个他与贾桂娥都可以说上话的“证券熟人”，痛说自己婚姻的不幸福，情到深处还落了泪，直说得那个“证券熟人”热血翻滚、心潮激荡，把胸襟拍得“啪啪响”，他告诉慕绥新放心，这件事就包在他的身上。
一天晚上，那个“证券熟人”到慕绥新家来串门，正巧慕绥新不在家。他与贾桂娥闲聊几句，便故弄玄虚地放出风来： 最近从北京来了一位气功、易经、算命“三位一体”的王“大师”住在沈阳假日大酒店。据说这位王“大师”给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非常灵验。
贾桂娥本来就信佛，看了几天易经又看不明白，她与慕绥新的关系呢，又不太好，她也很苦恼。因此立刻上了钩了，马上叫那个“证券熟人”把那位王“大师”请到家里来算一算。
“证券熟人”知道贾桂娥这些年见过世面，且盲目地目空一切——你越对她恭敬，她可能越瞧不起你，因此他故意说那个“大师”架子很大，也很忙，如果想见面必须得事先预约。于是，他当着贾桂娥的面操起电话恭恭敬敬地一口一个“大师”叫着，“咱沈阳慕市长的夫人听说‘大师’来了，想拜见拜见‘大师’，不知道大师有没有时间？”
还好，王大师“哼哈”两声之后还比较给面子，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8点，“证券熟人”领着贾桂娥来见王“大师”。不知是她见“大师”相貌不凡、骨骼清奇，还是有病乱投医，竟真的需要王“大师”仙人指路、指点江山。反正贾桂娥一反常态地放下贵妇人的架子，显得非常虔诚，几乎没有什么铺垫就撇开中间人，直接与“大师”对上话了。当“大师”在无意之中说出她与慕绥新的结婚时间，说出她是家里老大时，她惊呆了，因为她与慕绥新的结婚时间除了她与慕绥新，恐怕就连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说不清楚，更甭说那个熟人了。她立即觉得王“大师”是世外高人、深不可测，顿时心服口服，深信不疑！
看到贾桂娥的疯狂崇拜，“证券熟人”偷偷笑了，因为这一切都是按着慕绥新的计划顺利进行，几乎天衣无缝。贾桂娥这几年随着慕绥新的发迹，别的本事没有学会，却学会了求神拜佛、乞求神灵。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即使是到西方发达国家游玩，她也不忘记见庙烧香、见佛磕头，甚至进了基督神学院、各种大教堂，还驴唇不对马嘴地拜起了“洋菩萨”。
面对“真佛”，贾桂娥首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排出一口浊气，才直直腰板，郑重其事地直奔主题：“大师，请您给我和老慕算一算前程吧！”
“大师”不慌不忙，慢吞吞地问：“算哪方面前程？”
那一刻，她仿佛被“大师”看透了心事，反倒不打自招，有些慌了：“算算我们今后是不是平安？是不是有什么事？”
“大师”故弄玄虚地说：“还是让我先说说你们过去吧，看看准不准？”
“对对对，说说！”贾桂娥更加来了兴致。
“大师”从她们家根上讲起，如数家珍般地一件一件地说起来，他说一件，贾桂娥点一下头，连连称奇：“对，对，什么事能瞒过大师您的慧眼哪，那还能不对吗？”
当“大师”讲到现在时，更是满面春风、热情洋溢，讲得丝丝入扣，一点不差，直讲得贾桂娥云山雾罩，五体投地。
“大师”就像演讲一样，把贾桂娥想问的问题经过一步一步的铺垫推向了高潮，当然也把贾桂娥的心吊到嗓子眼。这时贾桂娥突然发现，遇事不惊的“大师”脸色骤然突变，她急忙问：“您说吧，我来就是有思想准备的，再说，我今天来找‘大师’，不就是求‘大师’破灾解难吗？”
大师眉头一皱说：“100天内怕有血光之灾，有一方性命攸关。”
贾桂娥尽管这些日子已经从慕绥新的脸上预感到这个结果。但是还是一下子愣在那里。她满心希望从“大师”嘴里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是“大师”就是“大师”，真是“金口玉言”，不容你不信，人家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家的“背运”。
“还有没有破法？”她知道天底下的事还没有不能破的。她这么问的目的就是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是牺牲她自己，只要能保住慕绥新，她都会非常虔诚地去做的。
“大师”立即说：“有，离婚。”
她又愣在那里，她万万没有想到是离婚： 离婚，那还不容易做到？当年她追求慕绥新时，一见慕绥新要变心了，她就不准备活了。当时，她觉得死没有什么了不起，特别是死给慕绥新看，那简直是一种幸福。可是，慕绥新害怕了，没有敢给她死的幸福，却给予了她另一种幸福，与她结了婚。所以，她一直觉得还欠慕绥新一条人命，这回慕绥新有难，如果慕绥新需要她去死，她会毫不迟疑地去做的。可是，“大师”没有表示出这种需要来，只是需要她与慕绥新离婚。这件事虽然有点难度，可一想到能保住慕绥新，她牙一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她神情非常庄重：“好，我相信‘大师’的话，离婚。”
“大师”一见她那么虔诚，不知是感动了，还是有点于心不忍：“我可以帮您做点法事，灾后还可以复婚。”
贾桂娥本来已经准备承受地狱之苦，没有想到“大师”神通广大，还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给她无限光明。
于是，“大师”又进一步明示：“一百天之后就可以复婚。”
那一刻，她欣喜异常，不知是为了慕绥新，还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虔诚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乖乖！这就是慕绥新！他硬把一个生活了28年，富有心计的妻子算计到骨子里，算计到这种份上，可见其手段之高明，其心理之黑暗。
事后，那个王“大师”又给贾桂娥打了几次电话，更加坚定了她离婚的决心。
那天晚上慕绥新一回家，贾桂娥就像做了一件起死回生的大好事，非常高兴地拉住他商量起离婚的事情。慕绥新爱理不理好像急着要看什么文件。她郑重其事地说：“今天你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放下，你知不知道这有关我们的命运。”慕绥新连头都没有抬：“神秘兮兮的，你闹什么妖？”
贾桂娥便细细地说起见到王“大师”并请“大师”为他们算命运的前后经过，没想到慕绥新根本不信：“老夫老妻的，你怎么信起迷信来了？！”
贾桂娥一看慕绥新不重视反倒害怕了，她不得不非常坚决地下了最后通牒：“老慕，我告诉你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这回我必须做主，必须马上与你离婚。因为早一天办早一天安全。”
慕绥新似乎无可奈何：“老贾，你别闹了！”
贾桂娥说：“夜长梦多，就今天离！”
贾桂娥认准了的事，没有办不成的。就这样，在许多家庭中看来根本无法摆脱的困境，慕绥新通过小小的伎俩就与贾桂娥离了！当然贾桂娥也不傻，尽管离婚协议是慕绥新措的辞，离婚表也是慕绥新拿来的，离婚的方式也是秘密的，贾桂娥只签了一个字离婚证明就拿来了，但是她要求慕绥新不公开事实，表面上还维护夫妻关系，慕绥新同意了。这对于特殊时期的慕绥新，对于贾桂娥的心理都可以接受。于是，对外他们还是夫妻。慕绥新还时常回家来住住，慕绥新出国访问归来，贾桂娥还是以夫人身份迎接，贾桂娥出去骗钱，还打着慕绥新的旗号唬人。
1999年4月9日，她与慕绥新整整生活了28年，最后经过协议真的离婚了。在贾桂娥的心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是慕绥新在背后设计的妙计，慕绥新已经把她当成沉重的包袱甩掉了。
这个傻女人却还痴迷地等待100天后复婚。
但是，她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了。她根本不知道慕绥新在他们离婚后的第28天，即1999年5月8日，就在大连一家酒店与平晓芳秘密地举行了婚礼。
慕绥新那时还怕贾桂娥知道婚礼委托大连一位姓杨的老板代为操办，因而非常简朴，连省、市委领导都不知道。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两桌，没有官场上的人，都是他非常要好的大款朋友和嫡亲。外界根本不知道慕市长又结婚了！如果实在要说官场也有人知道，那就是大连某街道办事处的老大妈了。因为办结婚证必须要求本人到场，老大妈非常坚持原则，杨老板怎么做工作也不行，没有办法，只得把慕绥新请来让老大妈过目。老大妈碰巧非常喜欢看电视新闻，一眼就把慕绥新认出来了： 这不是沈阳市市长么？
其实，贾桂娥过去也知道慕绥新挺风流的，跟平晓芳眉来眼去已经有年头了，特别是1993年后，慕绥新调任省建设厅厅长，平晓芳就经常与慕绥新联系，最后控制不住还经常把电话打到家里。贾桂娥非常反感，曾几次对慕绥新说平晓芳是狐狸精，是个坏女人，并嗔他“怎么跟这样的人来往？”
那时，慕绥新信誓旦旦说，“你想哪去了？我们能有什么事？只是一般的朋友、同志关系，怎么，你还信不过我么？”
贾桂娥一想慕绥新与平晓芳的叔叔关系很好，又都爱好作曲，再说他们之间相差20多岁，也就没有太往深里想。况且，她还是非常相信慕绥新，他从不说假话，他要变心，当年在宣传队时就变了。当年他那么帅，还满身文艺细胞，能作曲、拉手风琴、会指挥、唱歌，又有那么多漂亮姑娘追求他，都比她有档次，说心里话慕绥新也曾动心，但是他心眼好，考虑到贾桂娥为爱得了癔病，最后还是与她结合了。
只有一次，贾桂娥在慕绥新身上发现了“物证”，便又为平晓芳的事吵了起来，慕绥新辩论不过，还动手打了贾桂娥。那一刻，贾桂娥火了说，你看平晓芳好和她过去，我和你离婚。慕绥新说，“离婚？你想把我的名声搞坏呀！告诉你没门！你想离我不跟你离！”她气消了，慕绥新也笑了。
贾桂娥做梦也没有想到慕绥新老了还会与平晓芳结婚。可是她与慕绥新假离婚后，特别是隐隐约约听说慕绥新又结婚了，尽管她不相信，但还是感觉到了一丝寒意，甚至有了一种危机感。为此，她要求在与慕绥新达成的离婚协议上再增加一个附加条件，允许她打着慕绥新的旗号办事，而慕绥新必须诚心诚意帮她办成几件事，否则贾桂娥就把慕绥新骗取离婚以及秘密结婚的丑事抖露出去。当时，慕绥新也想有个过渡，这样使社会与家庭都好接受，便答应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慕绥新还是受贾桂娥制约的。
于是，慕绥新出国访问归来，贾桂娥还是以夫人的名义手捧着一束鲜花到飞机场迎接；慕绥新参加什么酒会需要夫人作陪，贾桂娥仍然满面春风；慕绥新工作忙时，贾桂娥仍然借着慕绥新的威风敲诈勒索别人，替她出国旅游出钱。
这一切都是离婚前贾桂娥向慕绥新提出的条件，慕绥新必须答应她这么做，在社会上与外人面前，他们还是恩爱夫妻；并且每个星期还必须回家几次，如果碰上有人来串门，贾桂娥都会很张扬地从书房里喊出慕绥新跟来人见面；当然，人们还去原来的慕家送钱送物，市长不在，贾桂娥也不做任何解释，还像以往那样一一笑纳。
一时间，关于慕绥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社会上的各种猜疑都烟消云散了。
贾桂娥一直把慕绥新当成了摇钱树。她说，我主要是考虑经济上的东西太多，离开老慕，我就成为另外的人，再捞钱非常不容易，所以表现出了最后的疯狂。
直至有一天，平晓芳以夫人的身份拿着一大束鲜花到飞机场去迎接慕绥新，他们的婚姻才正式结束。
也直至那一天，当贾桂娥从电视里看到平晓芳取代了她，才知道慕绥新欺骗了她，真的和那狐狸精结了婚，但是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她知道慕绥新的性格，除非不做，要做谁说也不好使，九头黄牛也拉不动。再说慕绥新和平晓芳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后来，她也曾到市政府大哭大闹，让慕绥新贾桂娥陷入了尴尬。
贾桂娥说，我们离婚后，别人对我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 没有离婚前人家一听说我有事，都积极去办；虽然要问问慕市长，但是没有不办的；离婚后就完了，人家基本不理我了，我再求人家，人家不是说不好办，就是支吾搪塞躲开了，根本找不到影儿。
那一刻，贾桂娥才彻底清醒了： 他们看重的是市长的权力，她已经被慕绥新当包袱一样甩了，已经不是市长夫人了，已经变成了一个与市长毫不相干的人了。
市长夫人的桂冠叫那个小狐狸精摘去了。那些日子贾桂娥差点气疯了，心理极其不平衡： 老慕居然欺骗她！竟敢耍她！可是她心里并不十分恨慕绥新，而是把怒火都集中在平晓芳身上。为了惩罚那个小狐狸精，她把平晓芳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一个巨大的避邪玉石工艺品玉石斧头下边，想让斧头剁烂她，好解心头之恨。她又把写着平晓芳名字的纸条塞进一对铜狮子嘴里，让狮子把她嚼个稀巴烂好平满腔怒火。
自然在慕绥新回家取衣服时，贾桂娥也决不会让慕绥新太得意了，又不失时机地掉下脸子进行最后的榨取，贪婪地提出三件要求： 一是再给她买个房子，二是再给她一些钱，三是她还有些人事上的事，慕绥新必须帮助办。关于房子，慕绥新说可以买；关于钱，慕绥新说他已经净身出户了没有钱；关于人事问题，慕绥新说可以帮助办。
谁知慕绥新的好景也不长，自打马向东的问题暴露后，特别是刘涌事件揭示出来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很多，慕绥新一天也没有安宁过。其实，中纪委根据群众的举报、根据马向东的检举信，在联合调查马向东问题的同时对慕绥新的问题也做了核实。换句话说，他答应贾桂娥的这些事，他还没有来得及办，早已进入了中纪委办案人员的视野。
2000年1月20日，慕绥新感觉大事不好，让前妻买好了去美国的机票准备外逃时，办案人员获得了这个信息，便立即请领导出面找慕绥新谈话，让他在这特殊时期聪明一点，动员贾桂娥交出飞机票。慕绥新开始不配合，借口他们已经离婚了，不是夫妻了，她的事不好太干涉。后来答应做工作，但是说做不通贾桂娥的工作。专案组一眼看穿了慕绥新的把戏。贾桂娥到美国去看女儿，本来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计划，因为慕绥新事先早已经把女儿、女婿送到了美国，贾桂娥再一跑把她手里的财产全部转移出去，慕绥新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