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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遇上一个多雨的夏天，林荫道上总是湿漉漉的。清晨更是凉爽。保留了住院的作息习惯，她六点多钟便起床，由小阿姨扶着下楼，沿着穿绕楼群的林荫道练习走路，他跟着走，每过一片小树林，总有三五成群的老年人在默默锻炼身体，禅尚未开始高唱，很寂寞，挂在枝头鸟笼里的百灵鸟的鸣叫成了晨曲中的主旋律。她谨慎地，认真地走，唯恐头晕或摔倒，顾不得欣赏叶上的水珠，也不听鸟的歌唱。倒往往停步注视老人们锻炼的姿势，猜测别人的病情，人，最注意同路人，在与疾病搏斗的险途中，她觉得自己是孤独者，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失去了笑容，他不被认为是同路人，他感到被她冷漠的无名悲凉。如果她的病不再能完全康复，他不知他和她将坠入怎样相同或相异的苦难中去，他似乎逐渐明悟到生，老，病，死的人生之所以会酿造佛的宇宙，他能入禅吗？他一向嘲笑佛与禅的虚妄。

七月十七日，法国驻华大使克洛德?马尔当先生代表法国文化部给他授勋，授予法国文化最高勋位，马尔当先生在授勋仪式的致辞中介绍了他的简历，准确地点到了其历程之艰难，并热情洋溢地评价了他的艺术特色及对中法两国人民的影响。致辞的真挚触动了他的心弦，他原以为大使先生只是执行一种官方的手续，他的答辞只说自己诞生于农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留学法国也使他爱上法国的文化，人民和土壤。那里确是他学习中的第二故乡，这时他脑海中又泛起了当年回国与否的旧矛盾，旧波涛，波涛中呈现出她的形象，她不是洛神，鬓色斑斑的她此刻正躺在病床上，他持回勋章，和法国文化部长杰克?郎先生签名的证书给她看，这本是他曾盼望作为迎她出院的喜讯，如今喜讯迟到了，但她对此颇为淡泊，不急于看，让小孙孙抢着金光闪闪的勋章先看，只从旁补了一句，你也真不容易。他想回答，你也真不容易。但他没说出口。这毕竟是一种荣誉吧，但是苦难织成的荣誉，而且是两个人的苦难。荣誉及有关荣誉的一切都来得太晚，对他两已是昨日的花，他想起印象派的猛士莫奈，在被官方嘲笑和咒骂中探索了一辈子，当其艺术被世界鼓掌时，法兰西学院终于提供一把交椅，请九十高龄的大师进入这堂皇的殿堂，莫奈婉谢了。文化大革命前，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印就石鲁画集，但被迫要抽掉《南征北战》一幅作品，不得不征求作者的意见，石鲁断然拒绝，并退回了稿费。他崇敬这些忠贞于艺术的探索者，感到自己确乎不该享有法国文化部的勋章，何况目下北京的《美术》杂志还发表讥讽他的文章，他并未到达真正的坦途，探索中本来永无坦途。

他和她也许正挣扎在夕阳中，夕阳之后又是晨曦，愿他们再度沐浴到晨曦的光辉。

一九九二年

风景写生回忆

我作风景画往往是先有形式，先发现具形象特色的对象，在考虑其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境。好比先找到有才能的演员，再根据其才能特点编写剧本。有一回在海滨，徘徊多天不成构思，虽是白浪滔天也引不起我的兴趣。转过一个山坡，在坡阴处发现一丛矮矮的小松树，远远望去也貌不惊人，但走近细看，密密麻麻松花如雨后春春，无穷的生命在勃发，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是我立即设想这矮松长在半山石缝里，松针松花的错综直线直点与宁静浩渺的海面横线成对照。海茫茫，松苍苍，开花结实继世长！我搬动画架上山下山，山前山后捕捉形象表达我的意境。

崂山渔村

崂山一带渔村，院子都是用大块石头砌成的，显得坚实厚重，有的院里晒满干鱼，十足的渔家风味，我先写了一首七绝：

临海依山靠石头，

捕鱼种薯度春秋。

爷娘儿女强筋骨，

小院家家开石榴。

我便要画，在许多院子中选了最美最典型的院子，画了院子，又补以别家挂的最丰盛的干鱼，画成，再回住所的途中被一群大娘大嫂拦着要看，她们一看都乐开了，同声说这画的是X家，但接着又都惊叹起来“呵！他们家还有那么多鱼！因她们知道这家已没有多少鱼了。

粪筐画家

在林彪，四人帮控制时期，我们学院全体师生在河北农村劳动，生活无非是种水稻，拉煤，批判，斗争……就是不许作画，三年以后，有的星期天可以让画点画了，我们多珍惜这黄金似得星期天啊！没有画具材料，设法凑合，我买了一元多钱一块的农村简易黑板，刷上胶便在上面做油画，借房东的粪筐做画架，我有一组农村庄稼风景画，如高粱，玉米，冬瓜……就都是在粪筐上画出来的。同学们戏称我为“粪筐画家“。河北农村不比江南，地形是比较单调平淡的，不易找到引人入胜的风景画面，同农民一样，几乎天天是背朝青天面向黄土，因此对土里生长的一花一叶倒都很熟悉。有了亲切的感情，我画了不少只伴黄土的野花。有一次发现一块体形不错的石头，照猫画虎，将它画成大山，组成了山花烂漫，算是豪华的题了！

井冈写生

一九五七年我到井冈山写生，当时山中人烟稀少，公路仅通到茨坪，我黎明即起，摸黑归来，每天背着笨重的画具，雨具和干粮爬数十里山地。有一回在双马朝天附近的杂草乱石间作画，一个人也不见，心里颇有些担心老虎出现。总算见到来人了，一位老大爷提个空口袋，绕道我跟前约略看看我的尚看不清楚是什么名堂的画面，无动于衷地便又向茨坪方向去了。下午约莫四点来钟，这位老大爷背着沉甸甸的口袋回来了，他又到我跟前看画，这回他兴奋的评价，欣赏图画了，并从口袋里抓出一把乌黑干硬的白薯干给我，语调亲切，像叔伯大爷的口吻，站着画了一天了，你还不吃！

一九七七年，我第二次上井冈山，公路已一直通过我前次步行了四小时才到达的朱砂冲哨口。我在哨口附近作了一幅油画，画的很不满意，几乎画到了日落时分，才不得不住手。公路车早已收班，硬着头皮步行回住所去，大约到夜半才能走到。幸好被我拦截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木头堆得高高的，爬不上人，驾驶室里也已有客人，我勉强挤下，一只手伸在窗外捏着遍体彩色未干的油画，一路上，车疾驰，手臂酸痛难忍，但无法换手，画虽不满意，像病儿啊！不敢丝毫放松，及至茨坪，手指完全痉挛麻木了。

站

一九五七年，我利用暑假自费到海南岛作画，因经济不宽裕，来回都只能买硬座，从广州返北京时，拖着大包尚未干透的油画，而行李架上已压得满满的，我的画怕压，无可奈何，只好将画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手扶着，人站着，一路上旅客虽时有上下，但总是挤的没个空，谁也不会同意让我的画独占一个座位。就这样，从广州站到北京，双脚完全站肿了，但画平安无恙，心里还是高兴的！

乐山大佛

四川乐山大佛，坐着，高七十一米，是世界第一大佛，如他站起来，还不知有多高，不过，单凭巨大倒未必就骇人，主要是由于岷江和青衣江汇合的急流在他脚下奔腾，显得惊险万状。当我了解到此处经常覆舟，古代人民才凿山成佛以镇压邪恶，祈求保佑过路行舟的安全时，我于是强烈地想表现这种劳动人民的善良愿望和伟大气魄。迎着激流险滩，我雇小舟到江心写生，大佛虽大，从远处画来，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石刻，只能靠画中船只的比例来说明其巨大的尺度，但这只是概念的比例，逻辑思维的比例，并不能动人心魄。我于是重新构思，到大佛脚下仰画其上半身，又爬到半山俯画其下半身，再回转头画江流……是随着飞燕的盘旋所见到的佛貌，是投在佛怀抱中的佛的写照，佛的慈祥安宁，似佛光的雨后彩虹……想让观众同作者一起置于我佛的庇护之中。

月夜缚玉龙

从云雨丽江到玉龙雪山山麓，徐霞客是徒步走去的。今日虽开有简易公路，交通仍不很方便，尤其碰上雨季，经常不通车，我和小杨二人住在山麓白水林场的工棚里，棚里长着杂草，五月天烤着火盆，从蒙蒙雨色中仰望窗外，烟雾茫茫，雪山总不肯露面。为了她---雪山，我们啃干镆就辣椒，一等十来天，我将板床移在窗口，朝朝暮暮窥视窗外的天空，偶然雨停云开，雪山微露颜面，立即出门捕捉，但挥毫未及三五笔，她又缩回云层中去了！几乎天天如此，捉迷藏似的搏斗了一个星期，一个月夜，突然晴朗起来，那皎洁多姿的玉龙，像刚出浴的姑娘似地裸露了整个身段，我立即叫醒小杨，我们急急忙忙搬出画具，小杨给我背出一张桌子，我可宁愿伏在地上作画，这回终于表达了我自己的感受！我从来不在画面上题跋或写诗，这回破例，即兴题了首七绝：

崎岖千里访玉龙，

不见真形誓不还。

趁月三更悄露面，

长缨在手缚名山。

群众评画

我作画，追求群众点头，专家鼓掌，一般讲，我的画群众是能理解的，我在野外写生时经常听到一些赞扬的话，“很像”“很好看”“真功夫，悬腕啊”这些鼓励的话对我已不新鲜，引不起我的注意，只一次，在海滨，一位九十多岁的老渔民坐在石头上自始自终看我作完一幅画，最后一拐一拐离去时作了一句评语，真真打动了我的心弦。他说中国人真是聪明，外国人就画不出来。估计他没有看过多少外国人的画，可能年轻当水手时吃了不少帝国主义的苦头，那强烈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使我永难忘怀！

塞纳河之溺

我年轻时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有一年复活节，照例放假一周，一位法国同学邀我一同去塞纳河写生。

他的设想很美，我们两人自己驾驶一只小船，带上帐篷，毛毯，罐头……自然还有画具，沿塞纳河漂流而下，哪里风景好，便在哪里多住几天，他父亲在巴黎当医生，在乡间塞纳河畔有自己的别墅，周末和节日全家便到别墅度假，我们先在他家漂亮幽静的别墅住了一夜，夜晚观光了乡间的露天舞会，第二天一早，我那同学他自己扛起一只小船，什么船呀，几根细木条做的构架，其间用防水帆布塞满而已，就像在海滨游泳时用的玩具小舟，他家保姆，弟弟和妹妹帮我们背着画具和用品送到河边去，他父母也送出了大门。

郊野的塞纳河可不是巴黎市内的状貌了，十分宽阔，浩浩荡荡，像江流一般，那小舟放到河里时，不过是一片小小的树叶，被波浪打的飘摇无主。我心里发寒了，但能表露恐惧吗？中国人害怕了？何况他家保姆和弟妹还正在高高兴兴祝贺我们这一趟别致的旅行呢。塞满什物，再坐进两个人，小舟里已无丝毫空隙，我们顺水而去。不仅顺水，而且顺风，我那同学立即又挂起了布帆，真有两岸风光看不尽，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势。可只飞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遭了覆舟灭顶之灾，两人几乎同时抓住了半浮半沉的小舟，在波涛中挣扎。我童年在农村学过一点土法游泳，被讥为狗爬水，而且只能在平静的小河里爬那么四五公尺，此后再也没有下过水，生死关头人总要竭力自救，我先用一只手脱去了皮鞋，再想脱西装和毛衣，但脱不掉了。漂浮了大约二十来分钟，不见有船经过，我那同学说他先冒险游上岸试试，他放开小舟，冲着风浪向遥远的彼岸游去，我紧盯着他的命运，暂时忘了自己的命运，因他的命运也紧紧联系着我的命运。他抵岸了，他向四面呼喊，但杳无回音，不见人啊。春寒水冷，我已冻得快麻木了，终于有一只大货船经过了，在我们声嘶力竭的呼救下，大船缓缓停下来，放开它尾后拖随的小舟来将我捞起，送到了岸边的沙地上，其时我大约已在水里泡了五十分钟，得救了，打着寒战，回头看那可怕的江面，我们的小舟和毛毯尚在漂浮，还有面包，像泡肿了的女尸的脸。我们两人赤脚往村里跑，被人们热情地招待，烤火，打通电话后，同学的父亲开车来接我们回到了别墅里。

塞纳河是印象派画家们笔底最美丽的河流吧，我几乎就葬身在印象派的画境中！

偷画码头

山城万县面临长江，江畔码头舟多人忙，生活气息十分浓厚，是最惹画家动心的生动场景。

我一九七三年到万县，四人帮控制期间，规定码头保密，不让画，我不甘心，我这样构思，从后山背面画层层叠叠的山城气势，其间还有瀑布穿流，再将江畔码头嫁接到画面底部的山城脚下。在后山写生又比山城正面僻静，少干扰。我先躲在一个小弄堂角落偷画了码头，然后又提着未完成的油画急匆匆走偏僻小巷赶到后山去。发觉后面有人追来，我加快步子，那人也加快步子，他穿着一身旧呢子军服，像转业军人模样，我心想糟了，公安部门追来了，码头已画在画面上了！他追上了，你是哪里的？北京。哪个单位的？中央……你叫什么名字？我正预备摸出工作证来，他接着说，我是文化馆搞美术的，这里画画的人我都认得，老远见你在画，没见过，想必是外地来的，你走的这么快！我们文化馆就在前面，先去喝点水吧！

听香

一九八零年的春天，我带领一般学生到苏州留园写生，园林里挤满了人，行走很困难。走不几步，便有人嚷嚷，同志，请让一让！原来他们在拍照，那国产的海鸥相机大概价格便宜，很普及，小青年都在学照相，那些姑娘们拍照真爱摆姿势，有斜着脑袋扭着腰的，有一手捏着柳叶的，有将脸庞紧贴着花朵的，她们想在苏州园林里留下自己最美丽的身影吧！园林里有什么好玩呢？于是嗑瓜子，吃糖果，打扑克……与其说听音乐，倒不如说显示自己手提了新式录音机更得意吧，满园都在播放邓丽君的歌，邓丽君成了园林里的歌星，不，是皇后！学生们诉苦了，无法写生，我只好采取放羊措施，宣布自寻生路去罢。

到了晚上，我的研究生鈡蜀珩不见了，她回来的特别晚，她曾躲进了一个极偏僻的角落，藏在什么石头的后面，悄悄地画了一天，静园关门的时候值班人员未发现她，她也没注意园林在什么时候已关门了，当她画完时已无法出园。她在园里来回转了好几遍寻不到出园的任何一个小门，最后只好爬到假山上对着园外的一个窗户呼喊，才引来管理员开了门。她说，她在园里转了一个多小时，没遇见一个游人，她才真正感受到了园林的幽静之美，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真羡慕她遇见了园林的幽灵！狮子林的走廊里写有两个字“听香”，退出了园林的美之所在。

犀牛洞

我看过不少岩溶洞，宜兴的张公洞，善卷洞，灵谷洞，桂林的芦笛岩，七星岩，南宁的XX洞，贵阳的地下公园……左右这些旅游洞里都安装了彩色电灯，照耀的五光十色，色彩斑斓，但并不吸引我。

一九八零年我和贵州的同行们坐了吉普车去黄果树瀑布，中途，同车的人告诉我，我们将经过一个犀牛洞，里面发现一只古代犀牛的化石，化石犀牛虽已移去博物馆，但洞仍很有意思，值得一看。我为了不逆别人的心意，便勉强同意绕道去看一眼犀牛洞。洞在野山脚下，庄稼地间，刚接通一段简易的泥土公路。由生产队派人管理，卖门票，引路，开电灯，因参观的人少，洞门常锁着。我们请孩子们去村里叫来管理员，因为灯暗，洞大，深入进去曲折多变，纵横错杂的岩石变化神奇莫测，昏昏蒙蒙中有孙悟空闹过的天宫，有中世纪哥特式的庞大教堂，有半坡社会的村落……待到招待所吃完中饭，我不肯休息，立即凭印象构画出在洞中的强烈感受，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我决定开车折回犀牛洞去。再次进洞，我准备了较大的画夹，借了张凳子搬进去坐下来仔细描绘。时间一久，在幽暗的灯光下瞳孔逐渐放大，处处都能看清了，我加意刻画了各个局部，将转折的来龙去脉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然而，我只画下了满幅呆石头，太乏味了！我灰心丧气地出了洞，那位管理小青年也埋怨起来“你们这几角钱的门票画这么久，我们可要贴不少电费呢”

速度中的画境

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路过桂林，匆忙中赶公共汽车到芦笛岩去看看。汽车里人挤极了。没座位倒无所谓，但我被包围在人堆里，看不见窗外的景色，真着急，我努力挣扎着从别人的腋下伸出脑袋去看窗外的秀丽风光，勉强在缝隙中观赏甲天下之山色。一瞬间我看到了微雨中山色濛濛，山脚下一带秋林，林间白屋隐现，是僻静的小小山村，赏心悦目谁家院？难忘的美好印象，我没有爱上芦笛岩，却不能忘怀于这个红叶从中的山村。翌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背着油画箱，一路去寻找我思恋了一夜的对象。大致的地点倒是找到了，就是不见了我的对象，于是又来回反复找，还是不见伊人！2山还在，但不太像昨天的模样了，它一夜间胖了？瘦了？村和林也并不依偎着山麓，村和林之间也并不是那样掩映衬托得有韵味啊。是速度，是汽车的速度将处于不同位置的山，村和林综合起来，组成了引人入胜的境，速度启示了画家！

监牢被卖

一九六零年到宜兴写生，发现一条幽静的小巷，一面是长长高高微微波曲的白围墙，另一面也全是白墙，多属时凸出时凹进的棱角分明的垂直线。两堵白墙间铺着碎石子的小道，质感粗犷的路面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街口，那里有几点彩色在活跃，是行人，从高高的白围墙里探出一群倾斜的老树，虽不甚粗壮，但苍劲多姿，覆盖着小巷，将小巷渲染的更为冷僻，我一眼便爱上了这条白色的小巷，画了这条小巷。

事隔二十年，去年我再到宜兴写生，这条白色的幽静小巷依然无恙。这回是早春，这白围墙里探出的老树群刚冒点新芽，尚未吐叶，蓬松的枝条组成了线的灰调，与白墙配得分外和谐，我于是又画了这条白色小巷，画成了我此行最喜爱的一幅作品，在宜兴住了一个月，画了一批画，临走时许多美术工作者和朋友们来看画，他们赞扬，因感到乡土情调的亲切，只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同志提醒我，说那幅白色的小巷不要公开给人看，因那白色的围墙里是监牢。

回北京后不久，中国美术家画廊邀请我在北京饭店举办一次小型个展，同时出售少量作品，售画收入支援美协活动。我同意了，展出作品中包括了我自己偏爱的那幅白色小巷，但说明此画属于非卖品。展出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向我交代，白色小巷偏偏列在已售出的作品中了，我很生气，他们直道歉，说一位法国人就坚持要买这一幅，我所爱的监牢就这样被悄悄卖掉了。

今年我因事又经宜兴，匆忙中又去看望一次白色的小巷，白墙已被拆除一半，正在扩建新楼了。

牧场与毛毯

我在新疆白杨沟的山坡上用油彩画那一目了然的大片牧场，一群学生围在背后看我作画。我画的很糟，可说彻底失败了，我的调色板上挤满了大堆大堆各种绿色，硬是表现不出那辽阔牧场的柔软波状感。心里很别扭，傍晚躺在床上沉思，探索失败的关键原因。同学们进屋来看望我，我立即坐起，偶一回头，看到刚被我躺过的床上有文章了。黄黄的单一颜色的毛毯覆盖着棉被和枕头，因刚被我躺过，那厚毛毯的表面便形成了缓和的起伏，统一在富有韵律感的皱纹中，这不就像牧场吗？牧场的美感被抽象出来了！

我于是便和同学们谈开了，总结了我白天的失败，认识到要着重用线的表现来捕捉牧场的微妙变化，一味依靠色彩感是太片面了，如绿色的牧场染成黄色的牧场，构成牧场美感的基本因素不变，毛毯给了我们启示，第二天同学们在色彩画中果然用偏重线的手法表现了牧场，效果比我画的好多了。

银鳞龙

我走在故乡附近的小道上，遇见一位妇女提着一篮糕团走亲家，她刚好放下篮子整一整里面的食物，揭开覆盖的大红纸，现出一条用米糕捏塑的不小的龙，遍体密密的龙鳞，全是用五分钱的镍币嵌入龙身来表现。这一新颖的构思和独创的手法令我大为吃惊，虽然又感到太不卫生，钱币上不沾满着细菌吗，但从形式上看十分吸引人，从含义，亦即从内容讲，则又充分表达了发财，吉利的好兆头。我问大嫂：这是送汤吧？（家乡方言，亲家生了孩子，送贺礼谓之送汤，汤饼之喜）。她说是剥壳，即亲家孩子种了牛痘脱痂时也要庆贺的。

冷和热

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但忘了是在西藏的哪一个山坡上了。我和董希文一同写生，都画那雪峰，我们进藏五个月中反正经常在雪峰下讨生活。我的画架安扎在向阳坡上，大晴天，乌蓝的天空托出白亮亮的大雪山，亮的几乎使人难以睁开眼睛。画着画着，太阳愈来愈温暖，愈来愈热，我于是开始脱去皮大衣，画不一会儿，还得脱棉袄，奇怪，太阳几乎烫人了，灼热难忍，我又脱，脱得只剩衬衣了，才感到很舒服，在那高寒的雪峰下居然碰到这样一个温暖的天然画室，太美了，而且无风，大约下午三点来钟我的画结束了，译员和司机同志劝我快穿衣服，说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而我额头还冒汗呢，待穿好衣服，去找董希文，我还不知他在何处落户呢，他躲在阴影处，太阳整天没有发现他，他还正披着皮大衣在战斗，一面流着清水鼻涕，冻僵的手已显得不太灵便。太阳下去了，太冷了，快收摊吧。我催他，他说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就是这么冷啊！他根本没有脱过皮大衣。

误入崂山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和青岛几个朋友一同去崂山写生，当时青山和黄山一带不让通过，吉普车绕道李村将我们送到华岩寺下渔村旁的一个连队里落脚。送到驻地放下行李后，小车就要回青岛，有人想了个好主意，我们随车回去，到北九水下车，然后从北九水翻山到华岩寺，据说只要两个多小时，这样对崂山先认识个全貌，以便以后慢慢选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司机也同意绕一点道先送我们到北九水。

我们在北九水吃了饭，问清了方向路线，出发进山时大约将近下午一点钟，一路美景可多了，茂密的林，怪样的石，还有被遗弃了的德国人盖的漂亮别墅，渴了，随时可遇到崂山矿泉，边走边评论景色，讨论构图，说说笑笑，无拘无束，像进入了世外桃源，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早已看不出道路了，连人走过的痕迹也没有，我们仗着有六个人，不怕，朝着估计的方向攀登，爬过一岭又一岭，那山总比这山高，始终被陷在山丛中，总望不见海，渴了也遇不着矿泉了。日西斜，着急在每个人的心底暗暗升起，但却互相安慰，说没关系，离华岩寺大概不远了，傍晚了，天色暗下来，我想起白天解放军的介绍，说崂山里有狼，毒蛇也多，还曾出现过没有查清楚的信号弹……我们高高低低在杂草里乱钻，有时攀着松树跨过滑溜的峭壁，管它毒蛇不毒蛇，逃命要紧，首先要辨清海在哪一方啊。如今是方向也弄不清了，六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六十个人也抵不住黑暗的袭来，我们继续挣扎，但预感到糟糕的下场了，终于有人隐隐听到了广播，于是立即朝广播的方向进发，珍贵的广播声千万别停下来。我们猛赶，通身汗湿，广播的声音愈来愈近，得救了，终于在月色蒙蒙下绕出了山，进入了村庄，见到人家灯火时已近晚上十点钟了。这里属胶南县，我们所住的华岩寺渔村属崂山县，第二天，主人请我们吃了一顿最名贵的红鳞佳吉鱼，由公社的拖拉机将我们送回崂山县住址，后来别人捡了一块很坚实的崂山石送我，我请王进家同学在上面刻了四个大字留念，误入崂山。此石迄今保存在我的案头。

想起来雪花膏

万幸逃出了崂山，深夜叩门，住进了生产队的一间什么屋子里，管他什么屋子，我们六个人挤着睡，德侬向谁提出意见了，叫他注意不要把两只臭脚伸在我的鼻子跟前，我说没关系，因我先天性嗅觉不灵，他们以为这是自我克制的托词，仍竭力重新安排他们睡得位置和姿势，反正怎么安排也是挤。

大约由于脱险后的愉快心情吧，我想起了一件几十年前的旧事，足以证实我的嗅觉确实先天不灵，不是为了客气。我讲开了，我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读预科一年级时，主要学素描，也学点水彩，还未接触到油画。比我高一班的朱德群已在课外自己试画油画了。有一个星期天，他叫我用他的油画工具也试试，为了节约，他的白色是自己调配的，装在一个旧雪花膏瓶里，他交代后便外出办事去了。傍晚他回来，一进门便说好香，原来我弄错了新旧瓶子，将一瓶真正的雪花膏当白色调入油画，难怪我感到油画真难画，这就是我用雪花膏画的第一幅油画。

遗忘了画箱

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新疆有关方面给我配了一辆吉普车，供我写生使用，但这条路比较艰苦，有的司机不愿去，有的青年太莽撞，领导又不放心，最后决定由一位老司机去。我从内心感谢这位老师傅，一路山同舟共济的生活使我们逐渐建立起真诚的友情，坐车的和开车的之间真能这样坦率，友爱的相处吗？他也许有些不解，便私下问随我前去的同志，老吴是教授吗？

从阿勒泰市区到白桦林深处的达子湾山村，车虽只需走一个多小时，但路极其难走，坑坑洼洼，处处乱石挡道，车跌跌撞撞连滚带转着爬行，像一只受了伤乱窜的野兽，根本辨不清哪里算路，老师傅吃力了，我暗暗心疼他。

车停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车四五个人都是画油画的，画箱，板，水壶，干粮一大堆，大家立即七手八脚地帮着卸车，霎时间行装堆了满地，自然是年轻同志们手脚快，他们又坚决不肯让我插手帮忙。卸完车，老师傅还要跌跌撞撞地回去，晚上再来接我们。朝阳透过宁静的白桦林，洒到潺潺的溪流里。光影闪烁，对岸哈萨克的村落则正被阳光照耀的通红。我们陶醉在这祖国边境的阿尔泰山麓了，大家开始选定对象，将要投入战斗，突然发觉不见了我的油画箱，遍寻不见，大家着急起来，他们感到比丢失自己的画箱更不安。再回到卸车的地点去寻，显然没有，会不会根本没有装上车呢？装车卸车大家抢着干，已很难记清楚细节，但我是明明白白将自己的全套画具先送到招待所门口的装车处的，我从来不会在出门之前遗忘画具，哪怕是一个夹子或一盒按钉之类的些小用具也总是考虑的极其周密的。我凉了半截，别人也凉了，大家像面临了灾祸，于是阿勒泰本地随同来的同志让出他的画箱给我用，他说他以后来的机会多，这次主要看我画。木匠大都爱用自己的锯和刨，我也一向习惯于用自己的画具，但这次也只好将就着用了。大家围着我画，让画箱的同志更不断为我添挤颜料，我一面画，一面感到心里不自在。咕咚!咕咚！什么啊？孩子们立即投奔到桥头去，一辆吉普车闯入了宁静的山村，啊，我们的车回来了。老师傅说他到市里加油，发现我的画箱被遗忘在车里了，便立即赶着送来，我多么想紧紧拥抱他，亲亲他啊！

焚帐

在鼓浪屿写生，住在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的招待所，招待所是刚开设的，设备尚未搞齐，校方专门为我临时上街买了一顶价值四十元的方形尼龙蚊帐。白天我将蚊帐撩上帐顶，露出墙面好张挂未干的油画。

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系主任王一先同志是我的学生，他正好领着一般学生到厦门实习，碰见后他一定要让他的学生们来看我的画，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白天我都在外作画，只有晚上在宿舍，便说定晚上来。他们从厦门渡海到鼓浪屿，到我房内时，临时停电，于是只好点煤油灯。青年学生们学习如饥似渴，他们攀着灯，贴近画面细细看，细细看，看了好久，灯光还是太暗，我感到十分抱歉，送他们走后有些耿耿于怀，临睡时，蚊帐拆不开了，不知怎么回事，正好电灯也亮了，我仔细观察，才知是同学们攀着灯凑近画面将灯举得太高，高温将尼龙蚊帐融化了一大片。

夜缚玉龙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杭州迁到云南，又从云南迁到四川，中途，有几个同学不搭车，学徐霞客的样，徒步走上云贵高原。他们走进玉龙山，路上李霖灿同学给我寄来明信片，一面描写见闻，另一面是用钢笔画的玉龙山速写，真叫人羡慕，遗憾未能跟着去。从此，我一直向往玉龙山，她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一九七八年我到昆明，便专程去访玉龙。在丽江街头遥看玉龙，高空中那点点白峰和几小块黑石头，很不过瘾，尽管诗人们在歌唱“遥看玉龙年年白，更有斜阳面面红”，但诗意重于画意，形象太远了，不能感人。进入山麓的黑。白水地区去，交通很不方便，我和小杨找到进林场拉木头的卡车，路险，卡车怕出事不肯拉人，感谢当地领导协助出了辆吉普车，暴雨天我们到达了林场，住进伐木的工棚里，用油毛毡补盖屋漏，铺板底下新竹在抽枝发叶。吃干馒头和辣椒，喝大块木材火上煮的滚烫的茶，蛮好的，只是雨总不停，一天，两天，三天……似乎没有晴意。玉龙山在哪里？看不见，只在头顶上，云深不知处。她也有偶一显现一角的时候，立即又躲藏了，像希腊神话中洗澡的女神苏珊，不肯让人窥见。我于是将铺板移到小小的木窗口，无论白天，黑夜，坐着，躺着，时刻侦查雪山是否露面。我悄悄地窥视，唯恐惊动她，若发现有人偷看，她会格外小心地躲进深深地云层里吧。一个夜半，突然云散天开，月亮出来，乌蓝的太空中洁白的玉龙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了，像被牛郎抢去了衣服的织女，她无法躲藏了。我立刻叫醒小杨，我们急匆匆抓起画具冲出门去，小杨忙着替我搬出桌子。我哪里等得及，将大幅的纸铺在石板地上，立即挥毫，战斗结束，画成后，我一反平常的习惯，居然在画面上题了几句诗：

崎岖千里访玉龙

不见真形誓不还

趁月三更悄露面

长缨在手缚名山

肥皂的身份

每次到外地写生，画具材料必须准备得十分齐全。一九七八年到西双版纳，当时外地肥皂供应紧张，洗油画笔离不开肥皂，我带的肥皂有限，便分外重视，每次洗完笔，便立即将肥皂收藏好，洗脸从不动用。日子久了，总的洗一次内衣吧，洗衣总不能不用肥皂，但洗衣和洗笔时完全是两种精神状态，洗笔必须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洗衣服洗个大概就算了，往往还心不在焉。洗完衣服后突然想起肥皂遗忘在水池边了，洗笔时从来不可能遗忘肥皂，因肥皂的重要性只同洗笔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洗衣服时便忘其重要的身份了。我惶恐地立即奔到水池边去找重要的肥皂，不见了！

“脏饰”

一九七四年，我和黄永玉，袁运甫及祝大年从黄山写生后到了苏州，住进比较讲究的南林饭店。我们在黄山晒脱了一层皮，脸被风刮得枯涩枯涩的，头发蓬乱，背着那么多画具，一眼就知是一群画画的。穿的整齐干净的服务员问，你们中有画油画的吗？他偏对油画感兴趣，永玉立即回答，老吴就是画油画的，服务员便转向我，小心别将颜色弄脏房间。黄山玉屏楼为游客备有出租的棉大衣，几乎每件棉大衣上都抹有油画颜料，招待所的褥子上也常擦着油色，画家太多了，油画家尤其讨厌。我要学学我们宜兴的周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不让别人认为是一害，不让别人讨厌油画。我每次作完画，总用棉花将染在地上的颜料擦得不留一点痕迹。大概是在用直的旅馆里，有一回擦洗洗过笔的脸盆，用了许多肥皂和棉花也还是擦不干净，怎么回事呢？仔细观察，那不是我弄上的颜料，原来那是属于脸盆本身设计中的色彩。是装饰艺术，不是脏饰艺术。

冰冻残荷与石林开花

夏天，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映日荷花别样红，确是旅游和休息的胜地，我长期住在北海后门口，得天独厚，当心情舒畅的时候或苦闷的时候，便经常可进北海去散步。四人帮控制期间的一个隆冬，我裹着厚棉衣因事进入北海，见水面早已冰冻三尺，但高高矮矮的枯残的荷叶与枝条却都未被清理，乌黑乌黑的身段，像一群挺立着的木乃伊。齐白石画过许多残荷，但何尝表现出这一悲壮的气氛呢？这使我想起了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强烈的欲望驱使我要画这冰冻了的荷尸，我想还应该添上一只也冻成了冰的蜻蜓。亲人和朋友们坚决制止我作这幅画，我没有画。

一九七七年我到云南石林写生，石林里都是石头，虽具各种状貌，但也还是僵化了的石头嘛。然而石林里开满了白色的野蔷薇，都是从石头缝隙间开出来的。四人帮倒台了，我心情很舒畅，倒台前知识分子们的心情还能舒畅吗？我曾以为冰冻的荷尸正是自己的写照呢。我于是大画其石林开花，还题了一句款：今日中华春光好，石头林里也开花。

忆苏伊士运河所见

现在从北京直飞巴黎，只十三个小时，很方便。三十年前我们留学生从上海乘船去欧洲，航行一个月，太慢了，不方便吧，但这种美好的旅行今天已很少有人能享受到了。船过苏伊士运河，在塞得港要停留很久，许多当地的小木船便围向我们的大海轮来，木船上的埃及人来卖手工艺土特产，皮包，地毯，壁挂……大船高，小船低，买卖彼此联系不上，于是埃及人果敢地爬上小船的桅尖，在摇摇欲坠中挣钱。他们那干瘦的身影，晒得焦黑的皮肤，在我刚离开的祖国的农村里是到处可见的，虽已是遥远的异域异国了，贫穷和苦难总是那么相仿。天热，水里浮游着成群的儿童，从大船高高的甲板上凭栏向下看，赤裸着的孩子们在水中灵活地出没，像许多可爱的青蛙。孩子们要钱，船上的旅客抛下硬币去，硬币扑通扑通沉入水底，孩子们立即钻入水底，一个一个捡出来了，将捡的的钱高高举给抛钱的旅客们看，满脸欢喜，旅客们看了也十分高兴，满足地笑了。有旅客抛下半只点燃着的纸烟，孩子举手在空中接住纸烟，将燃着的烟含进嘴里，再钻入水去抓那位旅客紧接着抛下的钱，抓出钱来举给旅客看，再取出嘴里的纸烟，那烟仍未熄灭。三十年过去了，我不会再过苏伊士运河了，却永远清晰地记得这群活泼可爱的青蛙似地儿童们。

一九八五年

黄金万两付官司

电话潮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伪作炮打司令部案在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于是我家电话铃声不断，来自海内外的问讯频频，都是亲朋好友及正直人们的关怀，我衷心铭感，这是第二次开庭，第三次电话高潮。我必须将事件做最简要的介绍。

上海画店朵云轩与香港永成拍卖公司，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主办中国近代字画及古画拍卖会，事前印出的目录中有两幅冒我之名的伪作，一幅《乡土风情》，另一幅《毛泽东肖像---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当即通过文化部艺术市场管理局，正式通知朵云轩，请撤下两幅伪作，对方不撤，结果炮打司令部以五十二万八千港币拍卖成交，并宣扬此画创他们这次拍卖的最高价。海外报纸直截了当讽刺这是利用毛泽东诞辰百周年的热潮，不择手段牟暴利，赤裸裸揭穿了交易的丑恶本质。我当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伪作炮打司令部拍卖前后》，揭露真相。而朵云轩却咬定此画确是吴冠中所作。并宣言不需吴本人承认。他们自有权威鉴定。我于是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于十一月三十日代我以侵犯姓名权，名誉权为由，向上海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八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开庭审理，我家第一次电话如潮。

辩论焦点针对画的真伪问题。画面画毛泽东右手持毛笔的半身像，背景书：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原画上分行书写，无标点），左下角落款：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年。这是一幅完完全全抄袭王为政先生原作的劣作（包括毛泽东手书字样）。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套红发表《炮打司令部》后，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王为政便以此题材创作了这幅主席像，还煞费苦心地从毛主席已发表的许多手书稿中，集合拼凑成画中字样。伪作者抄袭了王的作品，并加上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年。被告说“六：”就代表“六六”，也罢，一九六六年谁敢以一九六七年发表的重大政治题材作画，而且公然署名？当时批判个人主义，谁作画也不署名，王为政也只盖了个“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印章。我这个被剥夺创作权的反动学术权威，更是吃了豹子胆，也不可能书写自己的姓名。被告在法庭上居然说，当时作为学生的王为政一九六七年之作，是抄袭了一九六六年吴冠中老师之作（即今日之伪作）。三十年代我曾从潘天寿老师学过传统中国画，以临摹山水，兰竹为主，从未画过人物，在油画中则主要画人体。四十年代后便没有接触水墨工具。留学返国后，七十年代中开始探索彩墨画创新，采用大板刷及自制滴漏等工具。强调对比，突出节奏，画面与传统中国画程式差距甚大，我这些表现手法完全不适合表现受对象局限较大的肖像画，故迄今我从未用水墨画过肖像。伪作张冠李戴，一味为获利而存心欺蒙，根本不顾及风格手法之迥异。

这次开庭没有作出判决，法律专家们认为此案主要是侵犯著作权，于是我又决定聘请北京纵横律师事务所沈志耕律师和上海天人律师事务所柳三泓律师，另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向上海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立案后，根据法律程序，撤去了前一个诉讼请求。

就在知识产权庭即将开庭的前一个多月，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家发生了第二次电话高潮，这次大都是来质疑，甚至质问，大家都感到惊讶。我没有订上海《文汇报》，原来这天的《文汇报》上，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本报讯（记者徐亢美）老年画家吴冠中不久前令人费解地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日前，经裁定，市中院民事审判庭根据法律规定，准许其撤回起诉。于是，在海内外媒介上热闹经年的吴冠中《炮打司令部》假画案落幕，被告上海朵云轩及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自然退出本案，吴冠中在交出减半收取 的8800元案件受理费后，留给人们的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炮打司令部一画，假兮真兮？

此次著作权的开庭自然照明了这条新闻的面目和背景。早在这条新闻发出前，沈志耕律师为二次开庭已向法院提供了有力证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证明伪作上的落款署名不是吴冠中亲笔所写。被告这回感到情势严峻，于是朵云轩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说官司要到香港去打，被法院驳回。永成则干脆不应诉了，后未出庭，似乎已山穷水尽，朵云轩便炮制了这条新闻，《文汇报》记者未与法院或原告核对便排上版面。

我不了解世界上哪些国家的法律是保卫伪劣假冒或纵容污蔑他人人格的。就说香港，大约是一九九四年九月份前后，因《东》周刊发表了一篇有损香港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名誉的文章，张诉讼，《东》周刊虽道歉，法院仍判定罚款二百四十万港币。这消息《北京晚报》亦曾转载。

这回著作权案开庭，辩论的焦点已转到法律适用方面，虽然朵云轩出示了他们专家证明伪作系我真作的鉴定书，我的律师建议请出了这几位专家到法庭作证，令人惊讶的是，这几位专家在答辩中对我的绘画风格，作法及一般鉴定知识等等一问三不知，他们全是朵云轩的职工，他们这个鉴定小组是在伪作早已卖掉而我向法院起了诉才开庭而受命组合的。案件虽尚未判决，但人们在乐观中等待着这宗明知故犯，公然贩卖假画案的结果，因这首例美术假画官司，关系到今后对伪造，贩卖冒名作品是开绿灯还是红灯的问题。绘画的真假，有时确乎难于分辨，尤其有些古画更是情况复杂，但有时也能一目了然。这幅炮打司令部伪作，根本无需在艺术问题上纠缠，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现实问题，是特定政治史实案件。众目睽睽，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不用查资料，都能立即做出确切，深刻的答案。请教大量正直的历史见证人吧，他们遍布全国，全球，他们注视这宗官司，也正因由此唤起各自苦难的回忆吧。一九九四年我随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访北欧，每到一个国家，当地使馆工作人员，留学生，华侨，都曾向我问及这宗非同寻常的假画案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