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老将妻调到美术系资料室,他绝未意识到这对我们家庭起了扭转乾坤的重要性。我认识朱碧琴出于偶然,我的爱情是炽烈的,但她性格平稳,并不欣赏艺术的浪漫,似乎由于我的真诚与执著,被我拉入了爱河。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情爱,她并不了解我对艺术的追求,更不了解艺术的实质,其时我专注攻法文,几乎不作画,她没有看过我的画,不了解画家,却将终身托付了画家,今日追忆,我为这个纯情的少女担忧,如果我是她父亲,不仅怕她日后会贫穷,该担忧的问题太多了,我的女儿不嫁画家。
当我从法国回来,不久调入清华后,我废寝忘食投入艺术探索,她才开始看到这样工作的画家,画家是这样工作的,一个家庭容得下画家吗?她的不满与怨言多起来,甚至说:下辈子再也不会嫁你,除了我,谁也不会同你过下去。
确乎,她委屈了,她错选了婚姻之路,我无法诉说自己的委屈,似乎我骗了她,但我从未骗她,是她当年走路不细心,不精明,她的善良却换来了后悔与不幸。我们从纯净的情侣走向柴米夫妻,走向同床异梦,感情显然有了裂缝,裂缝在自然扩大,是危险的信号!天使卫老将她调入美术资料室,专管画集、图片、美术理论著作……她被迫嫁给了美术之家。她从面对小学生到面对大学生,是有些惶恐的,她努力学习钻研,便必然成为我的学生,我陪她去看所有的重要画展。
我从巴黎带回的马蒂斯等人的裸体画册,她原是很反感,从不翻阅。只有在潜移默化中,“美”才显出其改造审美、品位、人格的巨大威力。年复年,后来她竟能在马约、雷诺阿、马迪里亚尼等人的裸体中辨别出质感、量感、及神韵之迥异。她看多了名作、师生们的作品,也重视分析我的作品了。她退休后,经常跟我到外地写生,她不画,她看,偶或也画她所看到的意象,甚至帮我选对象。青春远去,如今我们老了,每日相依着在龙潭湖公园散步,时常追忆六十年前在重庆沙坪坝鸳鸯路上的华年。
22. 独木桥(7)
卫老带着工作人员在恭王府附近为我找住房,总找不到,便安排我暂住学院内。房虽小,是地板,窗明几净,我们很满意,但只是暂住。五八年我们搬入附近的会贤堂大杂院,大、杂、脏、乱,几十户住家,只两个公共水管,一个厕所,尤其厕所脏得无法跨入。我家无法接待外宾,怕伤国体,也有非接待不可的时候,我便带他们参观银锭桥一带的老北京风光,他们看到水之污浊,就不敢吃餐桌上的鱼虾了。我家五六口人,住两间半屋,作画极不便,作了画常常须到窗外远看效果,或者直接在庭院作画。我自认为代表性作品《双燕》就诞生于此。
今日破烂的会贤堂,昔日曾是有名的豪华饭庄,蔡锷和小凤仙曾相叙于此,卫天霖也是在此举办的婚礼,门外什刹海,春风杨柳,红莲歌妓,赏心乐事谁家院!
住得虽差,但上班上课近,步行一刻钟便到校了,尤其对于妻,工作与家务一肩挑,予她不少方便。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是我的宝马。我的工作调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但宿舍没有调,从会贤堂到光华路学院骑车四十多分钟,我骑着宝马朝朝暮暮挤在北京自行车的洪流里,成为真正北京市的子民。我称之为宝马,绝非虚褒,它驮过煤饼、烟筒、过冬白菜、接送孩子……但它最为重要的服役是驮我到郊外作画。在近郊写生,我都用布,画面也较大,作品完成后绑在后座便似平板三轮车,油色未干,画面朝天,穿人群,走僻巷,一路小心翼翼怕人碰,我的骑车技术也愈来愈有特色。
我在会贤堂陋室住了二十五年,冬天烧炉子,白天室温在十度左右,夜晚,尿盆盖被冻住,要使劲才能揭开。宝马不怕冻,不需侍候,却忠心耿耿。有一次我忽然想去香山画白皮松林,宝马飞快不须两小时便赶到,但我对松林感到失望,立即回头,宝马也便无喘息时机。
宝马不吃草,终于渐渐衰老多病,不行了,被换了另一辆飞鸽,当这只替代的飞鸽又飞不动时,已是八十年代初了。艺术学院时代,离校太近,学生和同事们串门的不少,因此每当星期天或假日,妻领着孩子们上街或走外婆家,锁上房门,放下窗帘,我被锁在屋里作画,虽然光线暗,也抓住了点点滴滴的青春时光。
因为没有下水道,住户们都将脏水直接泼在院里,潮湿、恶臭,但倒成了花木的沃土。我爱花,但从无工夫侍候娇嫩的花,所以不栽,但孩子们随便种的向日葵、野菊、木槿、葫芦等却疯长。有一株木槿长得高过屋檐,满身绿叶素花,花心略施玫红,这丛浓郁的木槿遮盖了我家的破败门庭,并吸引我作了一大幅油画,此画已流落海外,几度被拍卖,常见图录,但画的母体却早已枯死了,愿艺术长寿。 我和卫老一同调入工艺美院后,我们卸去了办好艺术学院的重担,只教点基础绘画,倒也轻松,将全部生命注入自己的创作。但悠闲的日子并不久,全校师生便下乡“四清”,用知识分子来清理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我随队去河北任县农村朱家屯,那是穷透了的北方乡村,我们于此与农民真正同吃同住。我住的房东家的日子比较好过,因他家只一个孩子。有一天那孩子兴奋地说朱屯演戏了,他爬上房顶〖FJF〗?〖FJJ〗望,但失望了,并未演戏,原来我们一个同志的半导体中在唱戏,他们颇为惊讶。当地吃白薯干粉蒸的窝窝头,其色灰褐如鸡粪。颜色难看恶心,饿了便顾不得,但每咬一口都牙碜,真难下咽。房东看了也同情我们,拿出玉米窝窝头来,但纪律规定,不许吃房东家玉米窝窝头。夜晚,房东家炒他们自己种的花生吃,也分给我们,我们照例不敢碰,那孩子说,你们咋不吃,这花生真香。日子久了,房东对我们的防线放松了,才敢取出藏在草垛里的自行车。
我从来不怕吃苦,却怕牙碜,几乎顿顿吃不饱,逐渐逐渐不想吃了,不到半年,一点食欲也没有了,有学生给我寄来胃病药,无效,病了!回北京朝阳医院抽血检查,看验血结果那天,妻焦急地等在家门口,问我怎样,我说:肝炎,她脸色顿时刷白。医生嘱我卧床休息一月。我从无卧床休息的习惯与经验,感到十分痛苦。妻远去珠市口买到一张竹制的躺椅,我每天便躺在廊下看那破败的杂院,精神已沉在死海中,我绝不善于养病,也从未得过病,人到中年,生命大概就此结束了。一个月继一个月,验血指标始终不降,也找过名中医,均无效,我肯定医学在肝炎面前尚束手无策,我开始严重失眠。如无妻儿,我将选择自杀了结苦难。
23. 严寒(1)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因病不能参加,在我的历史上,绝无政治污点,我很坦然。但众目睽睽,我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毒害了青年。由学生写大字报来“揭”老师的毒与丑,其实大部分学生是被迫的,上面有压力,不揭者自己必将被揭。我到工艺美院后授课不久便下乡“四清”,放毒有限,而以往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已分配各地,他们不会赶来工艺美院揭我的毒,何况,是毒还是营养,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妻冷眼看:若不是撤消了艺术学院,我的性命难保。妻随资料室并入美术研究所,研究所设在中央美院内,暂由美院代管。
在工艺美院,攻我的大字报相对少,内容也空无实证,结果我被归入靠边站一类,我们几个同代的教师,必须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在系办公室坐以待命,讥称911战斗队。我抱病天天坐在911队部,一天一天送走明媚的阳光,至于院内贴满的红色大字报,我基本不看,在读谎言与闲送光阴间,我选择了后者。
抄家,红卫兵必来抄家,孩子们帮我毁灭油画裸体、素描、速写,这一次,毁尽了我在巴黎的所有作品,用剪刀剪,用火烧。好在风景画属无害,留下了,卫老那幅芍药也保住了。犹如所有的年轻学生,我家三个孩子插队到内蒙、山西及建筑工地流动劳动。接着妻随她的单位美术研究所去邯郸农村劳改,我一个一个送走他们后,最后一个离开会贤堂,随工艺美院师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劳动,继续批斗。当我锁房门时,想起一家五口五处,房也是一处,且里面堆着我大量油画,不无关心,所以实际上是一家五口六处。
我们在李村也分散住老乡家,但吃饭自己开伙,吃得不错,所以老乡们的评语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只大手表。劳动要走到很远的干涸了的河滩开垦,解放军领着,列队前进时个个扛着铁锹,唱着歌,孩子们观看这一队队破衣烂衫的兵,指指点点,没什么好看,也就散去了。我的痔疮严重了,脱肛大如一只红柿子,痛得不能走路。我用布和棉花做了一条厚厚的似妇女月经时使用的带子,宽阔结实,像背带裤背在双肩,使劲挺腰将带子托住痔疮,这是一种托肛刑吧,我在服刑中种地。
解放军领导照顾老弱病残,便将我调到种菜组,我心存感激。我管的一群小绒鸭有一只忽然翻身死了,于是有拍马屁的小丑报告指导员,说我阶级报复,打死了无产阶级的鸭子。指导员叫我到连部,要我坦白,我说绝非打死,是它自己死的,我感谢领导调我到种菜组,我是兢兢业业的。这事很快在地头传开了,有人问我,我说真是《十五贯》冤案,有几个同学也评说《十五贯》。指导员第二次叫我到连部,我以为他会缓和语气了,哪知他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吼:“老子上了《水浒传》了,《十五贯》不是《水浒传》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过,我要发动全连批判你!”
大约过了两年,连队里严峻的气氛松弛下来,节假日也允许作画了。我的肝炎一直没有痊愈,只是不治而已,后来情况严重才让我去白求恩医院治一时期,也不见效,绝望中我索性投入作画中逃避或自杀。我买地头写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制作画板,用老乡的高把粪筐作画架,同学们笑称粪筐画家,仿的人多起来,诞生了粪筐画派。粪筐画派主要画玉米、高粱、棉花、野花、冬瓜、南瓜……我这一批粪筐作品均已流落海外,是藏家们寻找的对象了。
每次在庄稼地里作了画,回到房东家,孩子们围拢来看,便索性在场院展开,于是大娘、大伯们都来观赏、评议。在他们的赞扬声中,我发现了严肃的大问题:文盲不等于美盲。我的画是具象的,老乡看得明白,何况画的大都是庄稼。当我画糟了,失败了,他们仍说很像,很好,我感到似乎欺骗了他们,感到内疚;当我画成功了,自己很满意,老乡们一见画,便叫起来:真美呵!他们不懂理论,却感到“像”与“美”的区别。我的画都是从生活中剪裁重组的,东家后门的石榴花移植到西家门前盛开了。有一次画的正是石榴庭院,许多老乡来看,他们爱看开满红彤彤榴花的家园,接着他们辨认这画的是谁家,有说张家,有说李家,有说赵家,猜了十几家都不完全对,因为总有人否定,最后要我揭谜: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房东家,大家哈哈大笑,说:老吴你能叫树搬家!后来我便名此画为《房东家》。
24. 严寒(2)
政治气氛松弛了,军队的头头们要我们作画了。能书法的、国画的被召去连部给军人们写和画。我也被召去,我还是学生时代跟潘天寿学过传统国画,大量临摹过石涛、板桥的兰竹。画兰竹最方便,便画了一批兰竹,也有同学要,随便画了就给。那是七十年代初,传来潘天寿逝世的噩耗,我利用现成的笔墨,作了一小幅仿潘老师的山水,并题了一篇抒发哀痛之词,由一位同学收藏了。
下放劳动的地址也曾转移。妻的单位美研所跟美术学院走,最后他们搬到前东壁,离我们李村只十里之遥。美院和工艺美院的教工间不少是亲属,领导格外开恩,在节、假日允许相互探亲。我和妻每次相叙后,彼此总要相送,送到中途才分手,分手处那是我们的十里长亭,恰好有两三家农户,照壁前挂一架葡萄,我曾于此作过一幅极小的油画,并飞进一双燕子。
有一时期我被调到邢台师部指导文艺兵作画,条件比连里好多了,也自由多了,上街买一包牛肉干寄给妻,但包裹单上不敢写牛肉干,怕妻挨批判,便写是药。妻因插秧,双手泡在水里太久,后来竟完全麻木了,连扣子都不能扣,她哭过多次,先没有告诉我。有一次收到她的信,我正在地里劳动,不禁想写一首诗,刚想了开头:接信,泪盈眶,家破人未亡……指导员在叫我,我一惊,再也续不成下文了。
岳母在贵阳病危,我和妻好不容易请到了假同去贵阳。途经桂林,我们下车,我太想画桂林了,并到了阳朔。抵阳朔已傍晚,住定后天将黑,我是首次到阳朔,必须先了解全貌,构思,第二天才能作画,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妻只能在旅店等候。我跑步夜巡阳朔,路灯幽暗,道路不平,上下坡多,当我约略观光后回到旅店时,一个黑影在门口已等了很久很久,那是妻,她哭了,其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地生疏,确是相当冒险。
翌晨先到江边作画,无奈天下细雨,雨不停,妻打伞遮住画面,我们自己淋雨。当我要迁到山上画时,雨倒停了,却刮起大风,画架支不住,我哭了,妻用双手扶住画板代替画架,我听到了她没有出口的语言:还画什么画!到贵阳时我的食欲渐渐好转,因肝炎食欲长期不好,食欲好转意味着肝炎好转,后来检查果然指标正常了,有人认为我作画时是发气功,艺术之气功治愈了病,也许!
昆曲《十五贯》中,况钟等官员启封油葫芦的旧居,打开门东看看,西望望,用手指敲一下门、墙,便急忙张开纸扇遮、挥尘埃与落土,表演入微,美而真实。一九七三年,我被提前调回北京,参加为北京饭店绘制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我到家,启开未贴封条的门,跨进门,立即联想到油葫芦凶宅。耗子大胆地窥我,不知谁是这屋的主人。房无人住,必成阴宅,我之归来,阴宅又转阳宅,我应在门前种些花,祝贺这户人家的复活。
大学均未开学,学院乃空城,我的全部时光可投入绘画,且无人干扰。饥饿的眼,觅食于院内院外,枣树与垂柳,并骑车去远郊寻寻觅觅,有好景色就住几天。画架支在荒坡上,空山无人,心境宁静,画里乾坤,忘却人间烦恼,一站八小时,不吃不喝,这旺盛的精力,这样的幸福,太难得。我一批七十年代的京郊油画,大都作于这一阶段。
待妻返回北京,我们的家有了主持,才真的恢复了家庭。不久可雨也从内蒙被招考返京任中学教师,一直到大学恢复招生时,他考取第一批大学生,进北京师范学院重新当学生,但他最美好的年华已留给了草原牧区。他带回一双硕大的牧羊毡靴,妻为我将那双毡靴剪开,缝制成一块平整的毡子,我用以作水墨画之垫。我七十年代中开始兼作水墨画,就作这样小幅的,大胆试探,完全背叛了当年潘老师所教的传统规范。一张三屉桌是全家惟一共用的写字台,因屋里放不下第二张桌子,这桌主要是我用,其次是妻,孩子们基本用不上。除了写稿、写信、写材料,现在要用它作水墨,它兼当画案了,妻要找写字的时机都困难。我改用一块大板作水墨,大板立着,我的水墨也只能立着画,像作油画一般,宜于远看效果。
25. 酷暑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的温度表又直往上升。一九七五年,青岛四方机械厂奉命制造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的总统车厢,邀我前去绘乞力马札罗雪山和维多利亚瀑布,然后根据油画织锦装饰车厢。我不爱画没有感受过的题材,何况又是任务,本无兴趣,但为了躲开北京的文艺高温,便接受了青岛的避暑邀请。四方机械厂中有几位酷爱美术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成了我的新朋友,尤其邹德侬更成了知音,他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绘画的基础本来就很好。
我的任务一完,他们便安排我们四人一同去崂山写生,我们住在山中解放军连部一间小屋内,很挤,仅能容身,好在我们白天都在山中写生,云深不知处。第一天车到目的地后,放下行装当即随车返回,因中途曾见一处景色迷人,我们到北九水下车,然后步行爬山返回宿处,一路爬山涉水,享受了一个无比开心的下午。
但夕阳西斜,我们估计的方向却愈走愈不对头,山中杳无人烟,无处问路,爬过一岭又一岭,路消失了,攀着松树高一脚低一脚心里开始慌乱,因山里有毒蛇和狼,我们虽四五人,赤手空拳的人救不了自己。天将黑,终于看见了海,但还是不知身处何地。大约八九点钟,有人听到遥远的广播,急匆匆朝救命之音奔去,确是逃命,但大家都不敢吐露自己的惶恐。月光亮起来,广播声渐近,望山跑死马,我们终于到了平地,进了村子,夜半敲开了老乡家的门,歪歪斜斜挤在柴屋里待天明。
此地已不属于我们所住连队的那个县,而是另一个县,翌日吃了老乡们捕的活鱼,大队里派了一辆拖拉机送我们回宿营地。我后来捡回拳头大的一块山石,青岛一位同学王进家便在上刻了“误入崂山”四字,此石今日仍在我案头,天天见。在崂山住的日子不短,管他春夏与秋冬,大家画了不少画,邹德侬作了一小幅油画,写生在写生中的我,形神兼备,我为之题了首诗,已只记得两句:山高海深人瘦,饮食无时学走兽……
我提前从农村调回北京,为了创作北京饭店的壁画《长江万里图》,那图由设计师奚小彭总负责,绘制者有袁运甫、祝大年、黄永玉和我,袁运甫联系各方面的工作,稿子酝酿很久,待到需去长江收集资料,我们从上海溯江上重庆,一路写生,真是美差。在黄山住的日子较久,日晒风吹,只顾作画,衣履邋遢,下山来就像一群要饭的。我们去苏州刺绣厂参观,在会客室听介绍后便去车间现场观察,离去时发现祝大年的一个小包遗忘在会客室,便回头去找,正好一位刺绣女工将之送来,她十指尖尖,用两个手指捏着那肮脏的包拎在空中,包里包外都染满颜料,她不敢触摸。我们一路陶醉山水间,与外界隔绝,但到重庆时,情况不妙,才知北京已展开批黑画,催我们速返参加运动,壁画就此夭折。我利用自己的写生素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效果不错,人民大会堂要求移植成横幅,我照办了,效果也不错,但挂过一时期后,多年来电视上不见了,不知下落。
26. 土地(1)
人民大会堂内全国各省市均占一厅,并负责装潢各自的厅。湖南厅设计张挂巨幅湘绣韶山,省委邀我去长沙绘巨幅油画《韶山》作绣稿。画幅五米多宽,高约二米,湖南宾馆的一个最大的厅让给我作工作室。画成,照例审稿,我最怕审稿。米开朗基罗作完大卫像,教皇的代表去审稿,他欣赏之余,显示自己的眼力,说鼻子边略宽了一点。米氏于是拿着锤和凿,并暗暗抓了一把石粉,爬上梯子,在大卫鼻子边当当敲打,同时徐徐撒下手中石粉,当审稿者说正合适了,米氏便下梯。
《韶山》审稿那天,大小官员及工作人员来了不少,他们将一把椅子安置在靠近画面的正中央,然后簇拥着主审进来坐进椅子,其他人均围在其背后,屋子里满是人。这位主审无官僚气,很朴实,像是一位老红军出身的高级领导。他左看右看,往上看时,问是否是船,谅是松枝某处像船形,微蓝的天空也可误认为水。
大家一言不发,他当即拍板:行。当他站起来走出门时,回头看画,不禁高声赞扬:伟大!伟大!这时他真的看到了画的全貌。
省委同我商量稿酬,我说不要,问有什么事要协助,我略一思索,答:能否借一辆车,在贵省境内跑半月,我要画风景。太简单了,他们立即答应,并另找两位青年画家一路陪同照顾,他们是陈汗青和邓平祥。我们快活得如出笼之鸟,振翅高飞,先到湘西凤凰、界首,听老乡说:这里风景有啥好,大庸的张家界那才叫好。
听人说好,结果大失所望,这样的经验不少,不过现在有车,不妨试试,于是兵发张家界。车到大庸县,已近下班时刻,但是省委的介绍信,省委的车,县里岂敢怠慢,晚餐像是急促中制作的阔气。但他们尚无正式招待所,将几间办公室作为我们的临时卧房。
翌日直奔张家界,那是只为筏木护林的简易公路,一路坑坑洼洼,散布着大小石块,是运木材的大卡车摇摇晃晃的通道,我们的小车不时要停下来搬开石头,走得很慢,且一路荒秃而已,我心已凉。
傍晚,车转入山谷,凸现茂林、峰峦,郁郁葱葱,景色大变,我想是张家界了,必然是张家界了。停车伐木工人的工棚前,工棚本很挤,又要挤进四个人,颇费调度安排。山中夜来天寒,工人们烧木柴取暖,围火聊天,给我们介绍山之高险,野兽稀禽,风云幻变。翌晨我们匆匆入山,陡峰林立,直插云霄,溪流穿行,曲折多拐,野、奇、深远,无人迹。我借工人们擀面的大案,厚且重,几个人帮我抬入山间,作了两大幅水墨,再作速写,但时日匆匆,已到返程期限。到长沙时已近年终,我写了一篇短文《养在深闺人未识——失落的风景明珠》发表于一九八年元旦的《湖南日报》。后来张家界扬名了,我那篇短文曾成为导游册子的首篇,据说有一处石门还被命名为闺门。张家界的领导多次热情邀我回去看看新貌,虽想去,总是忙,何日得重游。
工艺美院的课程是按单元进行,当进行专业设计课时,绘画教师便有时间外出写生创作。除了江南,我去胶东一带的渔村如大鱼岛、石岛、龙须岛等次数甚多。为了防雨,那里的房顶斜坡度大,厚厚的草顶,大块石头砌成不规则几何形的墙,这样的原始建筑形式极大方,寓美于朴。今日这些草房量已少见,但令我惊讶的是,一九九二年我到英国南方,见到许多乡村别墅与大鱼岛的渔家院的构成样式如兄弟姐妹,只是规模较大,质量讲究,在我的作品中可找见其真容。我画过不少渔家院,都带鱼腥,有一入画之院却无晾晒之鱼,我便将别家之鱼迁入,且甚丰满。我提着油画在村头走,一些老乡围拢来看,人们一看就知是谁家,于是有人惊叫,他家原来还有那么多鱼,因都知道这家早没有剩鱼了。
随渔船出海最美,打上来的鱼虾最新鲜,船上都备有锅灶,煮吃活蹦乱跳的虾,自然鲜美之极,但渔民们不备盐巴,我吃不惯,很遗憾。日晒风吹,我像渔民一般黑,渔民们不再称老师,改口叫老吴了,真感无比欣慰。老吴到食堂打饭时,往往不吃主食,专买鱼虾,人生走一回,这鱼腥的青春永不再来。
27. 土地(2)
我向往西双版纳,一九七八年终于成行。听说有传统画家到版纳后大失所望,认为一无可画。确乎,版纳远远近近皆植物花木,是线构成的世界,天气总晴朗,百里见秋毫,没有烟树朦胧和一抹云山。竹楼虽美,楼下牲口粪便恶臭难当,少数民族节日才穿戴的华衣繁饰跟不上现实生活的发展。我二○○二年访瑞丽,竟没有了竹楼,便关心地探问版纳今日,据说也大变了。变,是必然,应鼓掌,但如何寓故情怀于新形式确是横贯于中西的大问题,大学问,但却被人们轻视了,或者说人们还没有解决难题的能力。
竹楼与大屋顶,难兄难弟,将被消灭,或保留几个旧样板示众,没有血统后裔了。正如版纳妇女的优美线条代代相继,我们难于估计聪明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创造。
离了版纳,我经大理、丽江,从危险的林场道上搭乘运木材的卡车直奔玉龙山。我由一位青年画家小杨陪着,住到黑、白水地方的工人窝棚里,床板下的草和细竹一直伸到床外,吃的是馒头和辣酱,菜是没有的。都无妨,就是玉龙山一直藏在云雾里,不露面。你不露面,我不走。小雨、中雨、阴天、风夹微雨,我就在这阴沉沉的天气中作油画。大地湿了就像衣裳湿了,色彩更浓重,树木更苍翠,白练更白。就这样连续一个多星期,我天天冒雨写生,画面和调色板上积了水珠,便用嘴吹去。美丽的玉龙山下,湿漉漉的玉龙山下,都被捕入了我的油画中,我珍爱这些诞生于雨天的作品。我们的窝棚有一小窗,我就睡在窗口,随时观察窗外,一个夜晚,忽然月明天蓝,玉龙山露面了,通身洁白,仿佛苏珊出浴,我立即叫醒小杨,便冲出去就地展开笔墨写生,小杨搬出桌子,我说不用了。激动的心情恐类似作案犯的紧张。果然,只半个多小时,云层又卷走了一丝不挂的裸女,她再也没有露面。一面之缘,已属大幸,我破例在画上题了诗:崎岖千里访玉龙,不见真容誓不还,趁月三更悄露面,长缨在手缚名山。太兴奋了,但我不喜欢将诗题在画面上,局限了画境,后来还是将诗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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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沉浮,深海浅海几巡回
一九七九年,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个展,这是我的一件大喜事,但开幕时我并不在北京,在重庆北锫。我是应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邀请前去讲学的。讲学之余偕美术系的老师们去大巴山写生,我们一直深入到巴山脚下的穷山沟。时值天寒,记得用木炭或木柴烤火,但也可能是春寒,因忽然一场大雪,满山皆白,雪止,又很快消融,消融处,一块块浓绿与乌黑凸现出来,迅速扩展,变形,于是白与黑在相搏相咬,真是无比华丽的黑白抽象画,我一直观望这抽象画,我一直观望这抽象艺术的演奏,实在心醉,我的多幅春雪作品大都孕育于此,或最早孕育于此。
在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所作讲学的内容是关于形式美问题。建国以来,一向是主题先行,绘画成了讲述内容的图解,完全丧失了其作为造型艺术的欣赏本质。绘画的美主要依靠形式构成,我也极讨厌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但在绘画中讲形式,应大讲特讲,否则便不务正业了。 我多次参加全国美展等大型美展的评选,深深感到那么多有才华又肯下功夫的优秀青年,功夫下错,全不知形式美的根本作用及其科学规律,视觉的科学规律。经常有人在作品前向我解释其意图如何如何,我说我是聋子,听不见,但我不瞎,我自己看。凡视觉不能感人的,语言绝改变不了画面,绘画本身就是语言,形式的语言。当时的情况,一般人对形式美一无所知,须要像幼儿园一样开始学A、B、C。 我在西师的讲学满场沸腾,掌声不绝,他们觉得太新鲜了,而且能理解,似乎恨相知之晚。他们学院的学报要发表,我便整理成文稿:《绘画的形式美》。但后来并未见发表,我估计主编者有顾虑,害怕了。但《美术》杂志却来约了这篇稿,约稿人是吴步乃,并立即作为重点稿发出。出刊后,掀起了波澜,当然有鼓掌的,但毕竟攻击者众,我成了众矢之的,我清晰地知道自己步了普罗米修斯的后尘。
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我的个展被不少省市邀去巡展,我也被邀去做讲学。我重点揭露极左思潮对美术的危害,甚至毁灭,我讲的全是现身说法,不引经据典,我竭诚推崇“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讲学的观点大致归纳在《内容决定形式?》《关于抽象美》等文章中,陆续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须知,当时的《美术》可说是唯一的美术权威刊物,学美术者必读,影响极广泛攻击我的文章也大都在《美术》上发表,我自知是落入是非之海了沉浮由之,问心无愧而已。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我提出对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质疑。满座默然。有人推一位权威发表意见,权威考虑一番后缓缓说:政治标准第一还是对的。我虽坚信自己的观点,但心里还是害怕了。后来看到作家协会的报道,他们也提出了第一第二分法不妥的问题,我才放了心。
工艺美院在新疆办了个班,教师轮流去上课。我上完课便去吐鲁番,刘永明作伴同行。目标是高昌遗址和交河故城。两个废墟里均高温四十摄氏度以上,旅游转一圈无妨,我要留在里面构图、写生、东跑西奔,汗流浃背。我备的是整张大高丽纸,一米见方,垫的板子很小,不断挪动板子随着画面移位。纸上滴了不少汗珠,我所以用高丽纸,因它比宣纸结实,早起墨彩画在野外写生中完成的,基本都是用高丽纸,这糊窗户的纸在我的艺术之道中立了汗马功劳。大约画了一个来小时吧,构建了大局及关键性的局部,实在受不了暑之酷,便不得不回到宿处继续凭印象和想象加工。宿处是地下室,舒适了,我慢慢琢磨,并将火焰山移来做高昌的背景,现实中她们永不相见,但人们心目中她们常相伴,在灼热中共存亡,我想表现亡于灼热天宇的高昌,从高昌念及玄奘,从干裂的遗址中窥探玄奘时代繁华的故国高昌。这幅画后来在香港、新加坡等处展出后,几经转手,最后苏富比以一百八十七万港币创在世中国画家的拍卖纪录。当香港友人来电话报这一喜讯时,我并不激动,画早已非我所属,倒令我立即回忆在高昌的日子,想写信告诉高昌人民这一消息,无奈高昌断了邮路,信无法投递。
我与刘永明又一同去了阿尔泰,此行目标主要是白桦林。新疆方面给我们配了专车,有两三天路程。一路荒漠,天高云淡,天地之分一线而已。忽而风狂雨暴,冰珠击车,雷电交织,天地一片乌黑,颇为恐怖。道路已隐,草短花碎,吉普车在原野奔驰,四周色调有变而不见具象之物,我们在抽象之境中静听宇宙节律。那年月,车少,司机俏,我们竭力同司机搞好关系,一路同吃同住,平起平坐。这位司机年岁较大,朴朴实实,并不骄傲,他背后问刘永明:老吴真的是教授吗?我们住定阿尔泰,翌晨便奔白桦林,白桦,素白的身段,那乌黑的斑点,其实都是疮疤或被人撕去皮后留下的血红伤残,但却偏偏形成了色彩美的搭配。且树身高处又长着许多眼睛,这眼,只有上眼帘,没有下眼帘,仿佛窥人的秋波。白桦都生长在寒地,西藏、东北、北京百花山高处,我偏爱,但少见,今进入白桦之林,森林,且悄无人影,是我多年梦想之画境。从住处到白桦林,吉普车要爬四十多分钟,一路乱石乱坑,车既爬又跳,东倒西歪,加足马力,就像一头受伤的猛兽,狂怒地冲撞,我真心疼这位半老司机,深感歉意。
我们刚到阿尔泰,便已有当地的青年美工们在等待,说久仰大名,表达学习的诚意后,便事事帮忙,作各方面的向导。他们提出要跟我们一同去白桦林,我无法拒绝,但车挤。早上装车待发时,他们能干,不让我插手,装完所有的画具后他们歪斜站着居然全部塞进了车。到白桦林后又是他们抢着御车,御完车,司机驾车返城里加油,我告诉他傍晚来接我们回去。我先欣赏一番新娘一一白桦林,正预备作画,悲剧发生了:不见了我的画箱。我个人的悲剧变成了大家的悲剧,他们主要是来看我作画的。有人立刻将自己的画箱让我作画,我无奈,就打开这不习惯的工具动手作画。忽然村口桥头发出隆隆之声,儿童们叫:车又回来了。司机在加油时发现我的画箱遗忘在角落里,几天来的接触,他已明白我的工作和画箱的重要,半老之人的心地多善良呵,他冒着道路的艰难,立即将画箱送到了白桦林。我泪湿,想拥抱他。最后,到乌鲁木齐分手时,我送了他一幅自己的小画,他也许认为是鹅毛,但确是感受到人意之重的。
返国三十年,一九八一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派我、詹建俊及刘焕章三人访西非三国,我作为团长,另配英文翻译兼女秘书一人。先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我在黄土地上、原始森林中封闭了三十年,重见高楼大厦,现代生活,感到节奏频率的加速。其实,拉各斯的一切新建设都是西方国家的投资,我们不懂外交与资金及权力的关系,但恰恰遇到外交部大楼被整个焚烧,全部外交档案均消灭,据说是内部原因,自焚。残垣犹堵路,车辆绕道。我们同时带着各自的作品,每到一国须展示,属文化交流。布置草草,观众寥寥,倒是别国使馆来买了少量作品,款由我国使馆转交文联。我们感兴趣的是非洲人,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木雕艺术。特别乡间,那才是非洲,藤树缠绕,黑色的居民懒懒地躺在林荫里,身上披一块布,伸手便采来香蕉,衣食简便。塞拉利昂小,马里穷。从马里转巴黎返北京,转巴黎停留三天,这是我们的焦点时刻。航班误点,抵巴黎已傍晚,我国驻法使馆派人在机场接。同时我也通知了朱德群。我注意接机的人群,先见到德群,后见到使馆人员,其中居然有我留法时的老同学董宁川。大家见面握手,自我介绍,使馆已安排好先到招待所住宿,但招待所远,参观博物馆不便,大家愿住市内小旅馆,获得同意。德群约我住他家,但使馆有规定,不能住私人家,因此接我们的工作人员有难色,幸而董宁川已是参赞,他拍板同意了。于是德群帮大家联系了便宜的旅店后,(我们的公款极可怜),说定明晨一早我们到旅店陪他们去卢浮宫。于是我如脱笼之鸟,跟着德群飞向高空,四十年的别离,我们今日又共飞,不知是欢乐,是哀伤。我们的老师吴大羽在庄华岳同学的纪念册上题辞:怀有同样心愿的人无别离。
我一九四七年离南京赴巴黎,德群不久随单位离南京赴台湾,从此断了音讯。他一九五五年从台湾到巴黎,首先找我,而我已返国。他偕在台湾任教时的女学生董景昭两人在巴黎奋斗,那民族歧视尚很刺激的岁月,中国画家要在巴黎立足占一席之地,真是生存维艰,德群在巴黎艺海里终于游出了水面,日益引人瞩目了。他当时住在公寓楼里一个复式单元,楼下生活,楼上做画室,堆满了画,画幅均较大。他的写实功力很强,所作景昭像在春节沙龙获奖,但他很快转向抽象表现,特别是斯丹艾尔(N.Stael )的回顾展予他极大的启迪,那种大块、强对比中隐现生活形态的作风正适合了德群的北方人口味。抽象形式,仍不过是作者具象风格的演变和进展,因作品的动律永远缘于作者心脏的搏动。我们谈四十年来彼此的路,路崎岖,路曲折,甘苦有异同,而艺术中的探索却异曲同工,看了作品,毋需解释,正如我们讲的是母语,不用翻译。别后四十年来的生活谈的极少,没有功夫,也无从谈起,长歌当哭,不愿再歌再哭。我和景昭是初见面,当着她的面,我们的谈话令她更深一层了解德群。他们客厅里的沙发拉平便是我的卧床,这一夜,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翌晨,早点后,景昭已准备好一大袋吃的和喝的,是考虑詹建俊他们在卢浮宫可参观一整天,不必为午餐费时间。待我和德群到达小旅店,詹建俊和刘焕章等早已下楼等在店门前,刘焕章心切,已显得不耐烦,待他们见到德群为他们带的食物,心头当别是一番滋味了。我们到卢浮宫后,德群说明线路等问题,交给了食物,看他们进门后,便和我去看一些新画廊,卢浮宫老样,我们不看了。我们跑了不少地方,德群介绍我近十年来巴黎美术的新动向,而我却感到并无多大新意,装腔作势者多,美术岂已山穷水尽,将被人们唾弃。
熊秉明陪我到大书店参观,我选了几本画册,付款时秉明准备了支票,但我有钱,自己付了,他有点惊异,我说在非洲卖了些画,款都交使馆转国内文联,大师感到不很合理,因我们太穷,便先支给我们少量外币,秉明听了点头有喜色。我们在母校附件往昔常去的一家老咖啡店里长谈,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两个年轻人在这咖啡店里老了三十年。秉明讲一个故事,几个白俄每隔一时期便相叙于某咖啡店,坐下后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大家对着黑色的咖啡(不加糖的咖啡谓黑咖啡)我这回没给他带来一包黄土。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你当年不回去,必然亦走在无极和德群的道路上,今日后悔吗?我摇头,我今日所感知的巴黎与三十年前的巴黎依旧依旧,三十年前的失落感也依旧依旧,这失落感恐来自故国农村,我的出生地,苦瓜家园。
三天黄金的时光匆匆流去,我们这个微型代表团又到了戴高乐机场,德群赶到机场送别,夹了一幅他的作品送我,包得很严实,何日得再见,泪滴胸前,詹建俊等亦显得黯然。
我在那令人诅咒的前海大杂院住了二十余年,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将结婚,住房的问题比天大,燃眉之急,走投无路。忘掉那艰难的过程吧,终于在劲松分得两个小单元房。我和妻及乙丁夫妇、小孙吴吉搬入了新居。因新楼无存车处,每日扛自行车上下楼极不方便,家人也一致反对我再骑车,说年岁大了反应慢怕出事。秦琼卖马,我卖掉了劳苦功高的宝马,时值八十年代初。妻下厨虽用上了自来水、煤气,但她上班可远了,每天一早出门,从劲松到前海美研所至少一小时,傍晚回家已十分疲惫。她天天挤公共汽车,有一天回家,她并不愉快地说:今天车上有人叫我老太太,让我座位。她惊讶别人说她老了,是的,她开始老了。她索性提前退休了。于是她有机会跟我下乡写生,她工作以来,除了下放劳动的岁月,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今随夫君走江湖,换了人生。我们到巫山县住下,我每次船过长江青石洞与孔明碑之间,看到华丽的石壁,缘于石纹、石洞、壁上附生的灌木、藤萝……组成曲折缠绕的华章,苦于船速太快,难于捕获其美其魂。故这次先住巫山,从巫山坐小船到不太远的青石洞山村住下。青石洞是个荒村,村中仅有一家农民客店,只两间客房,一间住男,一间住女,当时并无客人,只我夫妇二人。女老板坚持我们各住一间,颇不便,女老板以其家面对神女峰为骄傲,坐在家门口便可画神女峰,并确有不少画家来过,签名本上还有我的熟人,她夸夸其谈,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真是一个江上阿庆嫂。她奇怪我并不画神女峰,似乎有点失望。从她家走到沿江看石壁还有较长一段路,待我到江边坐下画那庞大的石壁时,妻也试着画,画不成,她沿江观赏去了。许久许久没回来,我意识到隐忧,小径极窄,悬崖万丈,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放下画具沿街找她,只此独径别无歧途,我连叫带跑不见人影,真着急了,这时候,我感受到不要艺术只要人了。几乎要哭,哭我这个已被人视为老太太的妻为了我的工作而失足!很远很远处终于发现了她,她却悠闲地同一位农妇聊天,重温年轻时她那一口地道的四川腔。返京后这篇峭壁华章我始终没有画好,最大的一幅丈二匹也不理想,题名巫峡魂,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时被馆方要求留给他们,就留下了。离开青石洞,我们进小三峡,克至古镇大昌,妻非娇妻,她也同样能吃苦,她感到我外出写生真苦,事事相助,其实我这时的写生条件比之七十年代已优裕多多了。
我们到山西芮城看永乐宫,芮城穷极,人民吃不饱,愿永乐宫的艺术引来游客,救救守着传统的苦百姓。过潼关,下洛阳,我的目标是南阳汉速像石。偌大一个洛阳城,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下榻处。因临近牡丹节,将有七十余个会议要在洛阳举行,大小旅店已被包一空。我们坐在马路上等,等一位热心青年,美术爱好者,他终于帮我们找到过夜的处所,还是美术救了美术家。 牡丹我是不看的,看龙门,看满身窟窿的龙,看早已定居海外的佛像的旧巢,旧巢空空,应标明其主人今在何国何城何处享福、落难!
我们继续赶路,到了此行终点南阳,刘秀的故乡,皇亲国戚大墓多,墓葬画像石多,已建之汉画馆虽不宏伟,但藏品甚是宏伟,几日徘徊其间不忍离去。一日,忽遇大群儿童,举红旗,由老师领着奔进馆来,马不停蹄,又匆匆出馆,扬起满馆尘埃。原来那日是清明,老师领学生往烈士墓,扫墓毕,归途经汉画馆,顺便参观学习。我忆及初到巴黎时,上美术课只能听懂十之五六,自己法语听力太差。某日在卢浮宫希腊雕刻展品前,遇一小学女教师,极年轻,正对学生们讲解一件件展品,讲其时代背景,分析其造型特色,字字清晰,我跟着听,句句听懂了,这是我到巴黎后第一次享受到听课的满足。我们的孩子们面对传统珍宝,毋须满足?老师们无能给予他们满足!就在这次旅程中,我写了一篇短文《美盲要比文盲多》,发表于《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