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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上黄山，妻偕行，宿北海宾馆多日，下山前日天雨，我作速写，妻为我撑伞，此情况被刚上山的一位法国人看到。北海仅一家宾馆，夜晚那法国人托翻译来访，知我能法语，便亲自来叙。 我们谈到巴黎，谈到我的学习，谈到熟人，他看了我的速写本。最后他要求我明天让他照一张我写生的相片。他是一位较有名的摄影师，叫马克?里布（Marc Ribout）,多次到过中国，摄取中国的山水人物，曾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个人摄影展，应该说是国际友人吧，便约定明日一早拍摄，照完我即下山，奉赠给他两个小时，我对时间从来是吝啬的。翌晨微雨，我在微雨中写生，妻照例为我打伞，估计这作品将是真实感人的，他说会寄给我，我们便告别。别后杳无音信，德群却无意中在一本时事杂志（Actualit）中发现了碧琴为我打伞的那张黄山照片，便剪下寄到北京。作品无任何说明，在作者眼中，我们是他猎取的妇女小脚或男人长辫，他骗取了创作资料。正如我之估计，照片是真实而感人的，是极难遇见的黄山神韵，亦收入了他的个人大本影集中。后来出版我画集的多家出版社采用了这照片，问我有无版权问题，我说侵权的是这位法国佬。多年以后，我的知名度不断扩展，一日，一位自称是皮尔?卡丹的代理人找到了我的电话，说有二十来位法国文化名人来访中国，其中一位摄影师马克?里布想采访我，我断然拒绝。

画不尽江南村镇，都缘乡情，我到过的村镇不少，写过一篇短文《水乡四镇》，即柯桥、用直、乌镇、朱家角。后来听说有周庄，一九八五年我偕妻从苏州搭轮船到了周庄，住进唯一一家旅店，房临街，一早便看楼下的早市，鱼虾新鲜而便宜，我们常买了拿到搭伙的干部食堂请厨娘加工。早市过后，人散尽，颇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之美，我画小桥流水人家，画窄巷通进深深庭院，画断垣残壁。我对周庄的赞语：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有一处老墙全系砖砌成，倾斜将塌，其上却长着肥硕的仙人掌，返京后作了幅水墨《老墙》，颇有特色。有一座桥上改成平台，台上架了个铁皮小商店，堵住了视野，破坏了水乡之优美身段，我为此写了篇《周庄眼中钉》发表于《中国旅游报》。人微言轻，这种文章发表了也就完事了，不意引起了旅游局和周庄所属昆山市的关注，启迪他们对周在的旅游开发。赚钱，发财，力大无穷，谁也挡不住。今日周庄，人山人海，真如聊斋故事荒冢一夜成豪宅，因之我又写了篇《周庄----魂兮不归》。

一九八七年酷暑，中国油画展在印度国家美术馆展出，中国方面只派我一人前去参加开幕。其时中印关系处于低谷，大概由于早签订的文化交流协议，这个油画展只是应景而已。我为了看印度的风情与艺术，在四十余度的酷热中煎熬。接待很冷淡，住一个宾馆的地下室里，使馆给我送来热水器，馆方看这条件也会估计这是印方有意刁难。我要求参观的地区往往受到限制，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辞，我知道我是误入政治外交之途了。展览开幕前，由使馆人员陪我去拜访了一些他们当代的主要画家，这些画家家里都阔绰，大宅院里花木繁茂，豢养着大狼狗。

介绍后都客客气气，我们送上请柬，都表示欣喜，但开幕时一个也没出席，开幕那种冷落气氛，令人尴尬，这是中国油画展，时间是印度最热的六月天。因只我一人代表中国，既是团长又兼走卒，我天天守在展厅，要听听反应，但几乎没有观众，画展给谁看，展给我这个中国代表看。

印度的人民很美，深褐的肤色，瘦的精悍，肥的丰满，天热，几乎近似裸体，妇女披轻纱，风韵翩翩。旧德里老街五彩缤纷，十分好看，虽气味不佳，恰好我嗅觉先天不灵。坐过一次某县地区的公共汽车，是铁皮车，已生锈，窗极小，仿佛押犯人的车，谅来今已大变。印度不仅人美，鸟也美：孔雀。印度的女翻译临别时送我一把孔雀尾羽织成的团扇，极美，惜今已灰暗破损矣。

世界七分之一的泰姬陵当属印度的骄傲，游人必至。然而我不喜欢这种珠光宝气之美，非美也，只是世俗的漂亮。如果杨贵妃不死于马嵬坡，李隆基为其建豪华之陵，也很难说是怎样的艺术形态。离陵入口尚远处便必须脱鞋赤足前行，烈日照晒的大理石地面烫足，痛如行刑。人们忍痛要去看宝，我是深入宝陵空手回，什么也没有印象了。出得门来被小贩紧紧包围，强卖纪念品，我不买，他们不放，便买了一本小册子，谅系旅游胜地介绍之类，后来一看，原是各式姿态的性交石刻，刻得极好，虽残破，形神兼备，神胜于形，是有名的神庙石雕，庙因性雕刻而扬名，此真春宫也。可惜我已无时日前去，庙名太长，记不住，曰：KHAJURAHO。

一九八七年九月香港艺术中心为我举办回顾展，妻同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妻最怕坐飞机，因抗战胜利从重庆返南京时，轮船、飞机紧张，都必须排队等候，我先到了南京，在卫生署找了临时绘图工作等待出国，我的航班排在后期，她单位知她等结婚，照顾她，将她与另一女同志对换，提前赴宁，后来那女同志的航班失事，替代妻遭了秧。妻内疚，从此视坐飞机为险途，今同我共乘一航班，生死共命，畏惧心情大大放宽，但她又担心此去香港首次个展，忧喜不卜。她虽第一次出国门，倒并不羡慕花花世界，同我一样关注与展厅。开幕在晚间，已记不清主持的领导官员们，我一味等待林风眠老师，我们说好去接他，他说有人送他来，其实他是坐出租车来的。我一直紧跟他看每一幅作品，同行们也一直围着，笑眯眯的林老师却一言不发，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评语：基本功不错呵。躲开了一切媒体的炒作和是非争论，老师只看了学生的作业，题写了画册和展览的标题。他离开展厅后，我才陪同一些重要人物，答复媒体的提问。翌日英文版《虎报》以《顶峰》评价我的作品，其时国内对我早已争议纷纷，港报却一片好评，新华社驻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看了一个小时展品，认为我正如日中天。

我和妻去访林风眠老师，他先在电话中问有无别人，我说没有。本来是有几个人想乘机跟去的，但林老师总是闭门谢客，他极少出门，偶然在街上被人认出：“你是林风眠先生吗？”“不是，不是。”找到他的寓所，按铃，他亲自来开门，倒茶，他说义女冯叶去巴黎了，家室空空，老师如深山老道，无发无须，自兼打扫佛堂的小和尚。我想看画室，他说没有什么好看的，乱七八糟，看来画室不大，反正他经常作四尺对开的画幅。幸他身体健康，后几天冯叶回来，他安排我们到最新建的大厦用自助餐，我和妻注意到他喝啤酒和吃肉都比我多，甚感欣慰。在他家照了许多照片，都是妻用傻瓜机拍的，却拍的很好，都早已发表于各类画集和文集，有心的读者谅已见过。许家屯先生为贺我画展宴请少数宾客，他很高兴终于请到了林风眠，席间大家对林老师最感兴趣，因难得一见。林老师也很高兴，说话不少，说他本名风鸣，自己改为风眠，不叫了，在风里睡觉了。别人问他每天

什么时候作画，他说多半在夜里，大家叹息无法看到他作画了！我插话：作画像鸡下蛋，你看着她下不出来。满席大笑，林老师也咯咯地笑，像个孩子。其实，真正画家下的蛋是带血的，林老师夜半所下的带血的蛋往往被美展拒绝。

第一次香港个展后，我每年为海外个展奔忙，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妻偕行。一九八八年日本西武百货店举办中国博览会，店里展销的商品全是中国货，在店的心脏展出中国的文化，有楼兰遗址图片及黄山摄影，再就是我的水墨画展。那是荣宝斋中介的商业性画展，卖得很好，西武很满意。西武老板同我商量，说他们明年搞巴黎博览会，全部展销巴黎商品，想邀我去巴黎写生一月，我的巴黎作品展就作为巴黎商品展的心脏，并邀我妻同行，全部费用与手续办理由西武负责。回巴黎写生一月！我同意了，全不考虑他们商业上的企图，妻也很乐意，是意外之喜。自从香港第一次回顾展后，我的作品在商品市场颇受青睐，香港一家美国人开的画廊万玉堂多方收集作品，举行我的个展，开幕请柬发出，想预先订画的人太多，只能按号先后进门抢订，晚上开幕，早上便已排队取号。当然是家里的佣人去排队，香港报纸评介，说买楼房排队的事有，为买画排队的事事属首例。后我在日本见到万玉堂老板，他说店门的玻璃都被挤破了。其时画价不高。西武着眼于价廉物美及我曾留学法国的条件吧。我不问市价，一味想重画巴黎。

一九八九年，春寒料峭，我与妻注入凯旋门附件的一家三星级饭店，离西武驻巴黎办事处甚近，是他们选订的房。我先买一本地铁手册，重温学生时代的交通路线，路线基本依旧，这样，地铁加步行，我们看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与方方面面，今天我以中国画家的眼来剖析学生时代的洋巴黎。我只通知了德群和秉明，不与外界及使馆联系，一心一意，全神贯注追捕既是故乡又属异邦的巴黎，要解开我的巴黎情结。

从五六十年代起，我背着画箱在野外创作，边构思边构图，然后移动画架写生局部，整体意境是主观营造，而局部的真实保证了浪漫的虚构都在情理中。这样的创作过程在风雨烈日中进行了近三十年，八十年代后，我逐渐只用速写在当地构思构图，怀孕，然后回到北京制作油画或彩墨，体力消损少，分娩条件好多了。画面也就日益趋向写意，意向，油彩与水墨间的疆界更模糊了。这回巴黎写生，时间紧，当然采用速写，同时用傻瓜相机摄取一些局部形象，补充记忆。风雨无阻，我们每天早点后即带着画具和雨伞下地铁，根据我计划的日程穿透巴黎，猎取巴黎的旧貌新颜。妻也看尽了巴黎的繁华与凄怆，从红磨坊的裸舞到段垣残藤及广告板下的露宿者。我学生时代的两地书谈到的巴黎种种，一一给她印证，尤其我那母校美术学院，她当年想象是遥远的天国，今天看到的却是古老而并不气派的普通院落，只点缀着许多雕像和壁画。我写生期间，无须打伞时，她便在附近观光，不通语言，不敢走远，有时在一旁小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常有牵着狗的老太太来同她聊天，用手做聋哑语，相视而笑。午餐无定时定点，总在各处小咖啡店喝饮料吃面包夹火腿。夜，不能再工作，找中国饭店吃中餐，我们都不爱西餐。

二十余天的紧张工作，我感到资料已搜集得差不多了，两大本厚厚的速写，封面已很邋遢，便是这次收获的全部珍宝，谁要偷走这两个本，就是逼我上吊。我开始带她参观博物馆，大商场，并和德群及秉明约定活动日程。秉明夫人丙安及秉明侄女开车去访梵高墓，学生时代我没有到过奥弗，当时也未探听梵高墓在何处公墓中。凄风苦雨，两兄弟的墓碑立在墙角的常春藤间，我们伏在墓碑上照了相，其时无有麦浪，无有乌鸦，而许多大墓上的塑料花经雨淋后显得分外鲜艳凸出。我只画了梵高所画的教堂，自己名之曰“梵高教堂”。另一日德群夫妇开车到齐凡尼莫奈故园，在远郊，路不近。池塘、垂柳、睡莲、日本桥，风物依旧，鲜花盛开，可能较莫奈当时更茂盛。工作室甚大，如厂房，谅晚年才能建此规模之大画室。我在巴黎书摊上买到一张明信片，是一位白须黑衣的老头闲坐在园林的椅子上，一看说明，就是晚年莫奈坐在他的家园，正是我们此刻脚踏着的这个家园。莫奈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印象派一直不被官方艺坛认可，待名满环球，法兰西学院给晚年的莫奈提供一把交椅，他谢绝了。返京后，趁印象犹新，立即动手作巴黎的油画及墨彩画。画幅不大，有的甚小，是西武提供的尺寸与画布画框，他们是依据日本家庭居室小，挂不了大画的实际需要。作品完成后待秋季运往东京展出，此次仍由荣宝斋中介。展出时我和乙丁去了东京，开幕四十分钟，作品被订出十之八九，大部分是香港藏家和画廊闻讯赶来抢购的，日本藏家及喜爱者反而近水楼台未得月。西武负责人对我说：你是成功了，但我们失败了，我们本意是培养你在日本的市场。我们想邀请你到京都、奈良作画，在东京展销，希望你合作。我婉谢了。

这一年真忙，当完成巴黎作品，交给荣宝斋后，我便偕妻飞旧金山。两年前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与我订约，于今年六月起我的个展在他们中心及伯明翰博物馆、康萨斯大学艺术馆、纽约州圣约翰博物馆、底特律艺术馆五处巡展，为时约近两年。我抵旧金山时正在布展，我们便应朋友之邀先去大峡谷观光，佳士德鉴定专家黄君实偕行。未见纽约，先看西部荒漠，未见画廊，先看赌场。大峡谷大而无当，远不如云贵高原崇山峻岭之气势。评论家高居翰及李铸晋等参加展览的开幕与晚宴。参观展览的洋人较多，遇到几个专门赶来展厅的洋人，目的是找我鉴定他带来的我的作品，水墨画，是中国买的，有香港买的，有真的，有的是荣宝斋的木板水印。

有友人劝我们留下不归，可代为安排一切。当我年轻时，通语言，熟悉巴黎，尚未恋其梁园，如今大半身已埋入黄土中，更拔不出来了。

我们飞往东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主要是看博物馆，欲阅尽天下名画。波士顿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著名，藏品虽多，但展出的不多。负责人吴同介绍，日本人投资正在扩展装修日本馆。明治维新时，许多古老的日本画被抛掷出来，颇似打倒孔家店，因此波士顿获藏不少，今日日本人悔矣，故出资在西方保护其国宝。而我在东京博物馆曾见当宝贝珍藏的西方绘画，不过是些二三流以下的东西，托崇洋之福高踞东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件庞大的中国展品，曰《明轩》，那是美国人自己出钱克隆的苏州拙政园一角殿春簃，殿春簃无水，无水则失江南园林之魂，不知是谁自己建造的，他们将日本式园林建设在美国土地上，让人欣赏日本风光。唐人街虽有点像中国租界，熙熙攘攘都是中国人，但其地位远不同于昔日上海的外国租界，甚至相反。

美国画画幅较大，出了博物馆便难找归宿。今日世界上似乎大画成风，大都为了展出时凸现身手，这些画件除博物馆收藏外，展毕便成废物。而博物馆里这类废物亦多，建多少博物馆亦容不下太多的废物，应建一个超大的废物博物馆，容雄心勃勃的画作进去一展，然后归于废品处理场。蓬皮杜博物馆的展品不断更换，淘汰，必然需要无穷大的仓库-----废物处理场。作品之优劣不决定于幅面的大小，弗尔美的作品最小，其价值重量非高个儿大汉能超越。无论卢浮宫、大都会、伦敦国家画廊，观众最密集的还是印象派及其后的并非以大惊人的作品。我国媒体爱宣传最大、最长、最……的作品，我对“最”很反感，华君武做过一幅漫画，以晾晒的长长的老太婆的裹脚布比之某些自夸最长的画作。有出息的年轻画家，力求艺术质量之提高，丢掉以大占位的包袱，人们大都习惯于在平易合适的距离欣赏造型艺术，日本画小幅多，是适合其居家生活环境的，艺术的最大出路是结合人民的生活与感情。

我只在美国逗留两个多月，便匆匆去东京赶巴黎博览会的开幕。在美国的展览巡回需一年半以上，由作品去巡回，我走了。

戎马倥偬，不断在国际上的花花世界奔忙，不无厌倦感。于是偕王秦生去晋北河曲，由他向导，找黄土荒漠之典型地区，石鲁确曾表达了这里的特色。山土被雨水冲击，满山皆沟壑，颇似老虎斑纹。若那山形似巨大动物，或伏或卧或昂首或回顾，沟壑随之，便活生生绘出了虎之群。我到黄土高原的第一感受便是面对了壮观的虎群。千万年来虎群孕育了炎黄子孙。我看过了黄土高原，引起了画老虎的欲望，画过老虎，再画高原，我称之谓老虎高原。回忆在昆明滇池看西山，都说那山岭像卧美人，头、胸、腿、脚，身段优美。有一次在课室中，我将模特儿卧倒近乎山岭之起伏，同学作业中的腿写实模特儿，大都感觉短，不舒畅。我以西山卧美人为例谈错觉，说他们作业中的腿短了五百公里，他们很快领悟绘画中的气势与神韵。因之后来到苏州园林画太湖石时，石之形中隐隐体现着人体之伸展与蜷缩。

我和王秦生在贫穷的山沟赵家沟睡同一土炕，朝暮相处，似又回到了下放李村的劳动岁月，那时我们也曾睡同一房东家的土炕。俱往矣，未往也，我们晚间访老乡家，此处老乡比彼处老乡穷多了，只有十块钱的积蓄便将之藏在壁洞里，表面糊上泥巴。乡里干部为我们的到来宰了一只羊，当地有名的柏子羊，因吃了柏叶之故，味美，我吃了，甚内疚。

人，穿戴衣冠，士，农，工，商，兵与官，我都不敢画，怕丑化，自从画了那个“麻子”女生，便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敢画。但画过不少藏民，他们美，他们的形象具特色，别人也不辨我画中人物的美丑了。此外，画过一幅岳父的象，很成功，既像又具造型美，全家满意。

这因他本人浓眉，大眼，厚唇，是理想的老人风度，激发了我的画意。我这幅唯一优秀的油画肖像，却被我岳母在“文革”中毁了，因岳父系地主成分，岳母怕留着地主丈夫的遗像贻害子孙。脱尽衣冠，赤裸裸的人，没有了社会属性的人，属于造型领域中的模特儿，我半辈子在赤裸裸的人体中探寻造型规律，神韵与节奏。一部西洋美术史几乎是人们对人体审美的发展史。跨入九十年代，回顾四五十年代的课业，苏弗尔皮老师的教益，但作品却一件也没有了，包括人体速写都在“文革”中毁尽。于是借工艺美院一间教室，我自己雇模特儿，由钟蜀珩陪着画了一个月人体，我是想梦游学生时代的巴黎课室，看看当年自己作业的面貌。然而生命不能逆流而返，我今日的人体中已融入了风景意味，难见旧时的原型了，后来将这些人体作品印集，题“夕照看人体，谁看白首起舞！”

香港在不断拆旧街改建新楼，一九九零年香港土地发展公司邀我去绘将拆除的旧街，妻偕行，为时一月余。我成长于旧社会，惯看旧房旧街，日久生情，常爱画古宅老街。土地发展公司老板也爱惜这些老街，但任务在身，不能不拆，他半开玩笑说：画下这些将消失的美丽老街，为我赎罪吧！如果说香港的中西结合的特色引起我作画的兴趣，则探索表达这一特色的语言却煞费心机。屋漏痕的笔墨、中锋或侧锋的苔点，已与今日香江无缘，莫奈的大街，马盖（Marguet）的码头，也都套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方闹市；香港老街的狭窄与密集似乎有些邻近尤特利罗的小街小巷，但又全非那种淡淡的哀愁的情调。现代建筑的直线，大弧线，素净的面，穿凿的道，锋刃的顶……是交响乐，是龙虎斗，是杂乱的篇章……由画家自己去组织自己所见的斑斓人间。人间，不爱高楼爱人间，我作了幅油画《尖沙咀》，画外话：红灯区，绿灯区，人间甘苦，都市之夜入画图。我爱通俗，通俗与庸俗之间往往只一步之遥，琼楼玉宇的香港充满着庸俗与通俗，最入画的是即将拆除的鸟街（康乐街），李节街和花布街，亦即土地发展公司老板同样认为布满了时代烙印的历史遗迹，他一面惋惜，故请我用艺术来表现他们永恒的风采！香港弹丸之地因争夺空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博览会。老巴黎保住了，新巴黎拉．台芳斯从老巴黎延长出去，造型的发展与历史的延伸同步，得天独厚。我国的问题大，保护文物建筑或力主发展都是硬道理，但两者必然矛盾。无奈我们的砖木结构建筑不争气，经不住岁月的考验，自己不断坍塌，未老先衰。

年龄飞升，看寰宇快垒

妻自从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叫老太太后，我们无疑已进入老伴阶段。她退休离开办公室后，伴我走江湖，参观世界上的著名城市，开了眼界。居家自己做饭，孩子们都已成家分居，平时只我们两人生活，做饭也简单。一九九一年早春，有一天她买菜回来，半途头晕，在路边坐着休息，回家后仍不好转，晕且呕吐，第二天乙丁回来帮忙送三零一医院，因该院一位名大夫是相识，凭这点关系留院观察，无病房，临时在楼梯下架一床，时病人已感天旋地转，不能吃喝，我以我背支持她做起来喝水，喝一口水便满身是汗，看来形势严重。CT检查尚未血栓，但显然是脑血栓症状。用维脑路通等药物点滴几天后，病情缓解，能起床走几步，考虑等床位住入神经内科病房治疗。但那位年高的名大夫认为可出院回家了，他是好意，是感到住院条件太差呢，或他其实对此非内行，我们当然信他这位相识的大夫。他应是为我们着想的。回家后两天，病情急剧恶化，名大夫也着急了，他带着他昔日的学生，今日神经内科真正的专家曹起龙大夫一同来家诊视，曹大夫一看，说立即返院急诊，再用CT检查，脑血栓已形成，且栓在要害部位，有生命危险。从此我们家陷入恐慌中，儿子，儿媳轮班去三零一医院守护，小孙孙也闹着去，不让去，因奶奶的脸和嘴都歪了，孩子们见了会惊哭的。用了不同的药物，只知又从毒蛇提炼的酶。也请了名中医来诊治，他背后对我说这属三大恶症之一，摇头表示难治。请了女护士整日守护，我奔走于劲松与三零一医院之间，此情此景见《他和她》，我不再回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老伴一天天好转，上天知道我们相伴的岁月不够，补她天寿。

她回家了 ，女护士也跟着来我家当保姆。其时法国文化部授予我文艺最高勋位，我将勋章给她看，她淡然，小孙孙先抢去看，她只说，你也真不容易。

老伴的病情在逐步康复，开始在室内练习走步，我将画室里的大案拆除，腾出地方让她学步，我只在室之一角用小画架作小幅油画。一日，我正作画中，她居然倒了一杯热茶战战兢兢送到我面前，我感到喜悦与悲凉，回忆遥远的往事，追溯梁鸿与孟光，大夫说脑血栓治愈后第一年内的复发率有百分之六十，以后逐年减少，我们分外小心，一直未复发，但仍有后遗症，左眼总不舒服，睁不开，中学时代的她，眼睛是全校最美最亮的，如今老用手按抚那只病眼，不是眼有病，是由于微血管不畅，供氧不足，当她睡倒，地心引力减弱，便舒服多了。反正，她生活得不完美了，她常自慰，在病前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十二年后她病复发，住院昏迷了一个星期，医院发了病重通知，但竟又奇迹般复活了。当她昏迷期间，同室的病友评议她：这老太太年轻时一定很漂亮，看她那双大眼睛和双眼皮。

我的知名度渐渐被人利用。我有些老学生，辛辛苦苦在艺术中拼搏，少数已在美术界立住脚跟，大都默默无闻，生存维艰。我想为他们举行一次师生画展，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嫁出自己抚育过的老闺女。在艺术学院任教时的学生，老伴全认识，甚至比我更熟悉，因都要向她借画册，她的善良和耐心博得全系同学的赞誉和尊敬。她一向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这回她却竭力催促我举办师生展，并为参展人选问题提意见。后来师生展在历史博物馆开幕时，她已病倒住院，参展和参观展览的同学们要到医院去看她，我们不让，地址保密，但钟蜀珩还是一人独自前去找到了病房，在窗外偷看了情况，哭着离开了。

同学们对她比对我更亲，她总批评我对同学对同事太严肃。也许她有理，但在艺术上，我永远是严肃的。 我愿意将展览定名为“叛徒画展”，学生在艺术上对老师不可亦步亦趋，可以，应该，鼓励有背叛老师的思想和胆量。开始大家为“叛徒画展”的命名鼓掌，但后来冷静下来，“叛徒”这个可怕的名词将引起麻烦，为免惹是非，平安展出，妥协了，套用了毫无内涵和性格的“师生画展”。吴大羽老师说：贼（害）人者常是师，信人亦足以自误。教过我的老师为数不少，我能全信他们吗？一九九三年，香港艺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展览”及研讨会，包括主题展“二十世纪中国绘画-----传统与创新”及两个专题展“澄怀古道------黄宾虹”和“叛逆的师承-------吴冠中”，我衷心感谢赐我这顶桂冠：叛逆 师承。

记得一九七九年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首次个展，中央电视台录了像，我很高兴，后来他们提出要求我作什么画，我没答应，因此录像就不播，录像带洗掉了，从此我对电视台的活动不参加，很反感，太丑了。九十年代初，几个老学生劝我上太行写生，我乐意前去。临出发在北京站集合时，才知他们预约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随行。我很不高兴，他们一再解释，是电视台主动要求的。你不通知，人家怎能知晓，须知，我作画是不怨人看的，何况我早对电视台有成见。他们一再保证摄制组绝不干扰的的工作，这种保证是废话，但事已至此，老拌常劝我做人不要太过分，只好勉强对付了。但这次行程中，我发现孙曾田是有智慧，且是为艺术而忘我的工作狂，我们有了共同语言，在环境艰苦的太行山中，彼此看清了对方。后来孙曾田随着我地面的脚印，想超越空间，追向时间，一直追到我的童年去。有志事成，终于我们到宜兴我农村的老家去拍摄半壁残墙犹存的旧居。游子归来，父母早亡的现场被老乡们围观，观众中有人为我父母之死叫屈。我们去竹海，去周庄，孙曾田竭力在镜里招魂，虽毕竟不易再现我笔底的故土风貌，但他追捕了最接近原型的记录，我也愿与他协力寻觅消逝了的岁月，消逝了的生命。

一九九一年华东空前大水灾，呼救声急。其时我的画价相对较高，且市上难求，在大家捐款、捐物、捐画的热潮中，我考虑到捐画。我曾为修长城及拯救威尼斯、协助残疾人协会、扩大潘天寿奖学金……义卖作品捐款，但次数并不多，因要求捐画的方面太多太多了，既怕款并不能落到真正需求者手中，更怕画卖不掉，等于骗人。这回我向组织这项活动的新华社说明，画未卖掉前不要发消息。我选了那幅源于周庄的水墨画《老墙》捐出，画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五十万港币买走，款直接公开交民政部副部长接受。媒体报道这是个人捐款的最高额。后来我到周庄，周庄也知道这破墙卖了五十万之事，并告诉我那破墙早拆掉了。捐画后，我不断收到一批批挂号信要求赐款救济：有家里失火的，有病危的，有负债将自杀的……人间灾难本来永无止境。

钱引人堕落，画居然也推人入狱。《北京周报》XX周年纪念，索画祝贺，我贺了，贺画发表在当期刊物上。若干年后我在海外看到此画，画上贺《北京周报》XX周年的题词犹在，真是有失《北京周报》之体面。返京后我直接与《北京周报》领导联系，他们查处此画由美编借出，美编说是吴冠中本人借去出版了，则应请吴先生留下收条，美编说吴先生已去香港定居，无法联系。弥天大谎，破案在即，美编改口说画已找回，他依照印刷品复制了一幅伪作，领导给我出示伪作，不知后来他们如何发落这位年轻的美编，我却为给公安局填表，签名等等花了不少功夫。这是一幅小画，另有一幅大画的故事。住在湖南宾馆作巨幅油画《韶山》期间，宾馆要求为他们大厅画一幅水墨《南岳松》，大于一丈二尺。十余年后湖南省政协会议在湖南宾馆召开，一位有眼力的政协委员发现那幅《南岳松》是伪作，于是宾馆领导查案，是内部一位能画的职工仿了同样尺寸的原作，人们估价一百万元，作案人入狱了，湖南的报纸，电台均作了大量新闻报道。作案者的律师，家属，据来京找我求救，我未接见。后作案者在牢里写来一封信，说他如何如何爱我作品，又将如何改悔，但愿他说了真话。

八十年代住劲松时，一日，不速之客敲门，说他代表几位对越反击战的战士给我一封信，交了信便匆匆离去。信内容是这几位前线归来的战士，要我为他们画数件精品，否则小心我及家人的安全。我立即请学院保安处向公安局报案。公安人员来家详细讯问后，便认真工作，做了模拟图像让我们辨认。不久后的一天，公安局来电话，说他们立即要到我家蹲点。接着几个公安人员进来，说今天作案者可能光临我家，叫我们一切照常生活，不要怕，但我家小阿姨早已发抖了。公安人员不时用大哥大与外面联系，那时大哥大是新事物，个儿大，不称手机。过了大约两小时，公安人员听完大哥大，高兴地说，好了，盗贼已在中途被捕，于是他们急急撤离。后来才知钱绍武收到的恐吓信及子弹，原是一人所为，此人早有血案，这次落网被枪毙了。

偷画，盗画令人犯法，则以画送人总是美意吧！“文革”在李村下放劳动期间，那位指导员蛮横无理，满嘴脏话，谁都讨厌他。相对地说，连长就和蔼多了。有困难和意见愿向连长反映，大家有意高唱好连长！好连长！其实是反衬指导员之可恶。连长有闲还同我们拉家常，同情我们妻离子散的境况。下放结束，我们返京，连长也复员到江南某县城被服厂当了书记，并给我们来过信。我立即给他复了信，并附了一小幅我的江南题材的水墨画作为留念。连长回信说收到了画，是千里鹅毛，以后他要到北京找我们玩。很久以后，我在香港的拍卖目录上见到了这幅所谓的千里鹅毛的画，我估计别人以极低廉之代价收购了这幅画，甚至只用某种电器便换走了。在之后呢，一日，连长突然到了北京，敲我劲松住家的门，背了一个麻袋般大的包裹，满头大汗。事先全无联系。居然能找到我家，如果我外出了呢，我真为他委屈，赶快请他进屋休息，沏茶慰问，互道了近况，一番虚话之后，文化不高的连长直截了当说要一幅油画，同时显示大袋里装的全是床单，毛巾被之类，我连忙推辞，他说是自己厂里的产品，小意思。待他确知我无意再赠他油画后，他只得告辞，便听我的话将大袋背了回去，还得出一头大汗。我以千里鹅毛拂掉了心目中的好连长！我写了一篇《点石成金》，谈的就是以画毁掉友情的苦涩故事。

一九九二年三月至五月，大英博物馆举办《吴冠中------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展，大英博物馆有一个中国展厅，展的都是古代书画，雕塑和文物，为展一个现代中国画家的面貌，这些珍贵的古代艺术暂时让位给子孙。我学生时代利用暑假到大英博物馆参观，特别细看了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陈列这手卷的位置今天展示我的一幅半抽象的长卷《汉柏》。德群夫妇从巴黎赶来伦敦参加我画展的开幕，我们都想再看《女史箴图》，馆方同意让我们看，那国家作品暂安置在图书馆内一个高台上，我们爬几级台阶上去看画，因后退余地甚狭窄，要看画之下部时，我和德群自然而然就跪下细读了。这个子孙跪拜祖先的真实场面，有人想拍照，但此处禁止摄影。

我的展厅的对面，正展林布朗的素描回顾展，沾他的光吧，两边观众甚多，但我注意到，也有少数观众看过林布朗后，见这边是中国画家之展，头也不回就离去了。当我们在馆门外的大横标前照相时，聚了些人，一位牵着狗的老太太前来看究竟，当她知道为这位中国画家照相时，她特别热情地与我握手，说她看过展览，太喜欢我的作品了！我想她听懂了下里巴人。开幕后两天，下午，雨，馆方通知我不要离开展厅，说有一位重要的评论家将从巴黎赶来，他就是国际《先锋论坛报》艺术主管梅利科恩（S.Melikian），他披着雨衣赶到我的展厅，馆方的负责人等都十分重视他，但彼此没有什么客套，他两眼直射画面，英语翻译紧跟着他，他偶然发现我讲了法语，立即不用翻译，要直接用法语同我谈，我说法语已生疏，他说无妨，坚持要直接谈。于是他劈面便问：你离开欧洲数十年，首次回来展出，伦敦是你的首选之地吗？我答不是，是巴黎，他点头首肯。我接触到的西方著名评论家如苏立文（Sullivan）、高居翰（Cahill）、巴哈（Barnhart）等等，都是专门研究东方艺术尤其中国艺术的专家，梅利科恩似乎并不迁就中国特点论中国艺术，他站在国际论坛上一视同仁地对待各路艺术。后来读到他的评论文章，他敢于肯定和否定，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正如他谈吐时鲜明的态度。不久，他在一九九二年四月四至五日的《先锋论坛报》上发表了题为《开辟通往中国新航道的画家》的文章。我有点惊讶他开头便说：

“发现一位大师，其作品可能成为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且能打开通往世界最古老的文化的大道，这是一项不平凡的工作，也许为此才促使东方文物部的负责人罕见地打破大英博物馆只展文物的不成文规例。

凝视着吴冠中一幅幅画作，人们必须承认这位中国大师的作品是近数十年来现代画坛上，最令人惊喜的不寻常的发现……”

其他《泰晤士报》等虽也不少评介，但梅利科恩的旗帜最鲜明，且因其本人地位的重要性我的这次欧洲之展无疑引起了关注，BBC 也做了电视报道。我将牵狗的老太太与大评论家联系起来，又回归到风筝不断线的思考。伦敦之展受欢迎，英国王储来剪彩等礼遇，并没有抹净我一九四九年在伦敦公共汽车上受辱的烙印，潜意识中仍有雪耻的心态，但我们的现代文化还未能超越人家。我最爱看第八展厅，那是陈列希腊柏德嫩神庙精华的专厅，全世界崇敬的古代艺术的专厅。希腊外交部一直与英国交涉要索回他们的国宝。索回国宝有理，何况是祖先的家庙。但从宣扬艺术品的价值讲，大英博物馆对这些人类珍宝的卫护与传播是有功的，我们的《女史箴图》等等也一直处于养尊处优的位置。如果只能到原地去看原物，则能看到原物的人群必然大大减少了，因而珍宝长期展出于重要的世界性博物馆，对发挥珍宝的作用当是积极的。大英博物馆不收门票，大、中、小学生、学者专家们随时出入研究，那是一所独特的大学，如收门票，门票高了，这大学的功能便也随之减退。至于原物主要求退还原物，是否可考虑以文物交换做补偿，同时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我们那么多兵马俑，用少量去换一些西方重要艺术品，不算卖国吧！纽约人、美国人来参观苏州园林的有，但少，而进大都会博物馆看《明轩》的多，可惜那《明轩》不理想，不足以显示中国园林之精粹。梧桐树高凤凰来，当我们北京等大城市建起一流博物馆，不仅展示中国艺术家的真正杰作，国际大师也将以被中国收藏为荣，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尤其现代文化，才称得上与国际接轨，分庭抗礼。我自己虽不算今日重要作者，一九八八年为北京饭店作了300×1500公分的巨幅《汉柏》，在大宴会厅陈列过多年，宴会厅改装修后，今不知搁置何处，我时时为之心疼，这是我最大的代表性作品，估计不会有好下场，当年曾有国外单位和藏家想收购这巨幅，当然不可能，但我内心却愿意让她嫁到能展示身段的地方去。人生短，作为作者，我是看不到自己作品在自己国家的命运了。

伦敦是你回欧洲展出的首选之地吗？梅利科恩的第一句问话就触到了我的要害。我想展画于巴黎，巴黎人能从作品中听到几许乡音吗，那边的共鸣应大于伦敦。然而店大欺客，巴黎的重要博物馆不会接受今天的我，我又不愿到商业性画廊展出。还是由于德群夫妇的中介，专门收藏东方艺术的市立塞纽齐博物馆愿举办我的个展。从规模名气讲，塞纽齐不及另一家东方艺术馆吉美，我去过多次吉美，因柏希和取走的敦煌文物都在吉美，而对塞纽齐的印象不深，但塞纽齐是严肃的博物馆，举办过林风眠，吴作人等中国当代艺术家展。路只能从脚下起步，我决定先到塞纽齐展出。馆长波波小姐本人是研究东方文物的，她提出对展品的要求，大英博物馆展过的他们不展。我很同意这样具个性的选择。展品均由可雨从新加坡直接送到巴黎，省了路途保险费并妥善而快速。展期一个月，后延至两个月。波波原约定希拉克市长剪彩，后因选举大事希拉克无法出席而由别人替代，并代授予巴黎市勋章。开幕过后平时观众不多，除了卢浮宫和奥赛，巴黎的艺术馆和画廊参观的人都不多，画廊门可罗雀，推门进去只自己一人，店员来招手，有点尴尬。对艺术，巴黎人是骄傲的，各自有独特的见解，有人大骂当代艺术，说这是与人民隔离的柏林墙，要拆除柏林墙，确乎有人在拆，仍有人在筑。我的展览有些报刊报道，但并不多，不及伦敦如引进了新事物，在巴黎什么也不新，无所谓新旧。但对真正的大师，公认的大师，大家总是承认的，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参观威尼斯双年展，法国的展厅就以两人代表：勃拉克和马蒂斯，压倒群芳。大概是“文革”：后期威尼斯第一次吸收中国参加双年展，中国送展的竟是剪纸，真是对“最是民族的就最是世界的”肤浅的曲解。

巴黎之展，可雨、于静（儿媳）、吴言（孙子）一家及乙丁同行，老伴病，去不了，她说她都见过，哪儿也不去了。我们一家租了个公寓，生活还方便。带着儿孙参观卢浮宫，感触良多，我曾费九牛二虎之力攀登的圣殿，今天小孙孙轻易就进来了。卢浮宫人山人海，歧途多，总怕吴言丢失，随时注意他。到底还是丢失了，来回找，最后发现他随一群洋人坐在地上听导游英文讲解，他能听懂英文，吸收能量大，且对展品发表自己的品评，不是走马观花，他的旅程比我缩短了几十年。

国内正在炒潘玉良，从妓女到国际名画家，从传记到电视，我很反感。四五十年代，潘玉良住在一旧楼的顶层，五层，木头楼梯咯吱咯吱响，我们星期天有时买些水果点心去看她，这位大姐很豪爽，作品也很男性，接近野兽派作风，但品位平平而已，她用毛笔勾勒的女体格调不高，看来是为谋生而作，我国驻巴黎领事的女儿跟她学画，使领馆有时买她点画帮助她，显然她的生活是艰难的，用水要下一层楼去提，我们都帮她提过水。但她倔强，正直。我劝她是否可考虑回国教书，她说徐悲鸿在世她不会回去，她同徐曾在中央大学同事，历来观点对立，矛盾大。郁风是她当年的学生，郁风说，徐悲鸿的教室学生多，很挤，故她选了潘玉良的教室，人少，摆画架很宽敞。五六十年代间我在北京艺术学院任教，在“百花齐放”的政策下我和卫天霖商议聘她回国任教，我去信告诉她徐先生已故，她是否愿意回国到艺术学院任教，她回信说考虑考虑，接着五七年反右，决定了她魂断巴黎的归宿。塞纽齐亦藏有潘玉良的作品，我因已找不到潘玉良的门庭，便请教波波馆长，她答：不仅房子拆了，那整条街也拆了。

饮水思源，我很怀念苏弗尔皮，是他引我进入了西方造型艺术的门庭，这位四五十年代巴黎美术界的巨擘，今已很少人提起，几乎被遗忘了，现代博物馆里他的作品被撤下了。夏衣奥宫的大壁画也未找见，德群帮我一起找，向人打听，书店寻他的画册，都无收获，人一走，茶就凉，艺术的淘汰如此无情，如此迅猛，我为他叫屈。后来一位春季沙龙的负责人送我一期春季沙龙的展目，是纪念苏弗尔皮的专刊，封面是他的作品：《母与子》。

从巴黎返京后不久，全国政协秘书处通知我，说李瑞环主席将出访芬兰、瑞典、丹麦、比利时，想邀我作随员之一，征求我的意见如何。政治领导出访，李主席首创带艺术家随行，后来并照例执行过几次。我欣然同意，既可见见外交场合的访问，又可欣赏北欧国家的风光。但我心里更有一个疑团待解开。“文革”末期我系有教师介绍驻丹麦大使秦加林先生来访，秦先生酷爱艺术，我出示几幅作品，他的品评都很内行，但当时不敢多谈，唯恐有里通外国之嫌。几天后，那位介绍的教师传言，秦大使很欣赏我的作品，问能否为驻丹麦使馆做一幅画，让丹麦人看看我国油画的风貌，只是使馆经费不富裕，付不了稿费。我考虑后，便无偿给作了一幅油画《北京雪》，就取材于我当时的住处什刹海之雪。画成交付后，对方赠了一个西德的瓷盘，出自名家之手，虽小却精美，至今挂在我家。随李主席的出访第一站到芬兰，第二站到斯德哥尔摩时，使馆一位参赞对我说，他曾当过多年信使，当他当信使时曾在丹麦使馆见过我一幅油画。一下落实了一个大问题，我的作品是到了丹麦使馆无疑。但事隔多年，后来的命运呢，仍是一大疑案，如至今安然，则其质量还过得去吗？母亲对流落的孩子的关怀真是超乎常人的想象，此事我压在心底不敢先对人说。到了丹麦，到使馆活动的要紧时刻我恰恰因故缺席了，只赶上到大使官邸的晚宴。席间，李主席问大使，你们客厅内挂着吴冠中的一幅油画，你知道吗？大使茫然，问别人，都茫然。我心跳急速，恨不得立即返使馆客厅去一看究竟，但礼节和行动上都不许可。第二天我找个空隙专车去使馆客厅，那幅《北京雪》确乎挂在客厅不显眼处，作品质量和保存状况也不差。其他装饰品大都为瓷器，贝雕之类。我问工作人员此画是谁作的，都不知道，有说大概是一位青年画家的作品，画面上只在树的根部签一个红色的荼字，这是我的习惯，偏偏李主席在匆忙中发现了。我深感李瑞环对艺术是有心人，他维护过不少年轻书画家。我第一次接触他是他领导建设首都国际机场时，机场的全部饰画由中央工艺美院成立一个小组承包，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为西餐厅做一幅六米宽的油画《北国风光》，表现雪里长城。我先认真用三合板作了油画稿，稿宽亦一米七左右，是幅完整的作品，那时听过李瑞环几次报告，讲的极生动，解决实际问题，他对装饰画组的工作也大力支持，打击对他印象深刻。我作完画很快便离开了机场，装饰画组工作结束时欲将我的那稿以小组名义赠李瑞环作纪念，我同意了。岁月流逝，人海沉浮，我与李瑞环也无缘见面，后来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更无从知晓我的画有没有被送到他的手中。当他到政协任主席时，有了见面的机会，才知他确实收到了画，并利用他木工的技巧与眼力，配了一个合适的框子，并邀我在画的背面写了一篇记述作品来龙去脉的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