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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画像耗子一样多起来，而且耗子过街都没有人叫打了。一九九三年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拍卖公司合作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中出现了一幅“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伪作。查《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头版套红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当时中央工艺美院学生王为政便以此题材创作了一幅水墨画，表现毛主席执笔刚书就之态，背景是毛泽东的书体：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时作画是不许署名的，因江青说过，农民种地，工人制产品都不署名，做幅画还署自己的名。所以谁作画也不敢署名，何况是这样重大政治题材的画，印章也不能用私人名章，王为政为此作品专刻了一章“扫除一切害人虫”。作品署名的事也有一特殊例外，那就是《毛主席去安源》，那作者系王为政的同班同学刘成华。本来，照例，也没有署名，江青痛恨有一幅出名的油画《刘少奇在安源》，是侯一民所作，今出现《毛主席去安源》，如获至宝，便大加赞扬，大量宣传，并破例要标明作者，以示真实。解放军画报社仓促间打听作者是谁，打电话到工艺美院，电话中将刘成华误为刘春华了。“炮打司令部”和《毛主席去安源》在全国性展览中并肩展出，“炮打司令部”的发表量也不小，被用作《中国建设》杂志的封面及织锦等等。事隔数十年，巨幅画作已不知所终，今出现的小幅伪作系依照复制品临摹，除技巧拙劣外其他一概照虎画猫，只加了一行款：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 一九六：年，进入官司后被告方说是一九六六年，那两点就是重复号，他们尚不知《炮打司令部》是一九六七年发表的，未发表前就做出了画，这样的官司还须争辩吗？官司前先通过文化部市场司通知朵云轩那是假画，该撤下，对方不理，仍以五十万港币拍出，并由媒体宣传吴冠中的领袖画像又创高价。由工艺美院代我起诉，大家认为这不值一驳的事实当很快判决。人们，善良的人们，正直的人们，大家都太简单了，这一官司闹的沸沸扬扬，竟拖了三年，最后判决是未作时，被告拒不执行判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在《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登载了公告，宣布此案经过与结果。法院也说这是首例假画案，首例案的结局无疑给制、贩假画者开了绿灯。今有勇士、义士打假，邀我参加，我不积极，有人批评我哀莫大于心死。一寸光阴一寸金，我已黄金万两付官司。

从官司中，人与人斗中，你将看到人之伪，人之丑，人之刁，人之奸，人原来如此不可爱，我失去了美感，失去了美的心灵，失去了艺术创作的欲望，填补我生活的巨大空虚，我开始读早年想读而始终未读懂的“苦瓜和尚画语录”。艺专学生时代，崇拜石涛，几次读先辈们注解的画语录，注解只是词汇的注解，画语实质所指，仍如天书。这次我找来几家的注释本，对照着读，弥补自己对古汉语的功力不足。我想，只要读懂词句，跨越语言的障碍，对石涛发自内心的艺术观点与见解我当不难窥其隐微。这种独立作者的独立心得，年轻时体会不到，今年过七旬，再麻木不察，此生从艺真枉然了。这样一部民族经典的画论，人人皆曰好剑好剑而总不出鞘，锋芒何在？终于我还是读明白了，画语录是石涛对攻击他作品里没有古人笔墨者们的反击，同时阐明了他的艺术观与创作观。全书的焦点是“一画之法”，何谓一画之法，众说纷纭，似乎石涛设了个迷，其实石涛明明白白做出了明确的解答。第一，他特别强调感受，特设尊受章，突出尊重自己的感受。第二，他说一画之法是自他创造的，则他以前所有的画法都不存在了！第三，他的一法贯众法。越说这一画之法越玄，无法理解了。其实，其逻辑性很强。我的归纳：作画先凭个人感受，根据感受创造表达这种感受的方法，因每次每人的感受不同，故每次用的方法不同，这样产生的方法即谓之一画之法，一画之法是谈对法的观念，反对的其实就是固定的老一套死方法。所以他说：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这个至法就指一画之法，已说得清清楚楚。《我读石涛画语录》由荣宝斋出版后，一印再印，颇受欢迎，我想发挥了这部名著的作用，有助于年轻人理解传统中的精华。

我发表过一篇短文《笔墨等于零》，开宗明义：脱离了具体画面，孤立谈笔墨的价值，其价值等于零。我敲警钟，是针对将笔墨的优劣掩盖了艺术本质的优劣，而所谓笔墨优劣的标尺又只是依据传统中某些类型笔墨形态的优劣。我强调笔墨属于技巧，技巧只是思想感情的奴才，艺无涯，笔墨的形态无常规。捅了马蜂窝，卫护传统笔墨者有的根本没有读我的原文便无的放矢说我摧毁笔墨，摧毁传统，将问题混淆到工具本身，有人提出毛笔应列为我国第五大发明。其实我自己同时在用宣纸、笔墨作画，洋人说纸上的中国画没有了前途，我想发展纸上传统，无疑成了一个保皇党。知识分子的天职：推翻成见。我远远没有尽到天职。

许多画展，无须都说，且说一九九七年台湾历史博物馆之展。到台湾去，就像是去探秘，而手续也比出国难办。文件先进文化部，等一个圆圈，等了好几天，出了文化部，再进国务院台办，再进北京市公安局，其间除了双休日，又遇“五一”

放假三天。待拿到公安部的出境证，飞香港，拿着台湾官方寄来的入境证的副本，到驻香港的台湾办事处换正本。历史博物馆的记者招待会定在九号，我终于在八号晚赶抵台北桃源国际机场，机场海关扣下我的证件，给了收据，待离境时再凭收据领回证件。

历史博物馆刚刚结束法国奥赛博物馆之展出。为了奥赛之展，一楼全部展厅装修一新，我之展享用了现成的方便，展出效果令人满意。开幕时他们选琵琶、笛子、二胡、古筝等演奏来呼应我点、线、面的画面。众多宾客中出现了老有熊秉明，他刚从巴黎飞来参加书法学术会议，馆长黄光男先生请他说几句话，他显得太激动，思维敏捷的秉明却有点语塞。我们一同用青天白日的护照出国，今天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相遇，世事、人生数十年，别是一番感触在心头。排开簇拥的观众，我和秉明在作品前悄悄细语，我要听他尖锐的批评，但好奇的观众偏偏伸长了脖子凑到我们耳边来。

记得刚抵桃源机场，有记者问我到台湾最想看什么，我答：看人。在我的讲演会中来了那么多听众，我属手艺人，非学者，讲不出什么，要讲的都在画面中，他们看了画还要听讲，可能也是想看人。不相识的人说，看了你的画与人，两者结合不起来，说我人很传统，画不传统。我深深感到台湾同胞的热情，在飞赴台北的机舱里看到当日的《中国时报》报导：吴冠中今晚抵台。刚出机舱，一群摄影记者便追着摄像，我和可雨向前走，他们超前倒退着走，一直拍摄到办进关手续的窗口，同机抵达的外国人投以惊异的目光。我在国外举办画展时当然碰不见这样的礼遇，就是在国内，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画家太平常了。但第一次到台湾，各种报纸在醒目位置频频报导画与人，开幕那天甚至用大标题排在头版，这样的热忱，我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这里是中国台湾。

画展日后要到高雄巡展，我不能久等，便先去高雄看看展厅规模并参观风光。阳光明亮的高雄海滩很宁静，蔚蓝的天，深蓝的海，衬托出岸上白的刺眼的纪念碑，高高的碑上站立着蒋介石的铜像，他孤独，面向祖国，我这才注意到，这是我到台湾后第一次见到的蒋介石像，白色碑座上大书伟大领袖四字，是于右任所书。我被优惠允许参观山间林区，因临近国防禁区。我在林荫道上看到一排排赤膊跑步训练的兵们，个个是壮实的中华儿女，不时还呼喊保卫祖国的口号。这使我想起在厦门参观时，见过同样赤膊整队跑步的解放军，一样的肤色，一样的口号，中华儿女都在保卫祖国。

台湾归来后不久，又随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公司赴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中国二十世纪名家画展》开幕式。这个展览由加拿大保护中国文物基金会主办，为了宣扬祖国的文化，华侨们真是出钱出力，他们联系了皇家博物馆的展厅，举行盛大的宴会，并将到温哥华及首都渥太华的重要博物馆巡展，多难的的展示中国现代绘画的良机！然而，我感到内疚，因展品质量说不上是一流的。谁选的？怎样选？交流公司的负责人又有许多苦衷，体制及人际关系在腐蚀民族之魂。

一九九八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在巴黎国际艺术城展出，我亦被邀前去参加开幕。巴黎已不吸引我久留，我乘机约可雨从新加坡到巴黎，陪我去参观荷兰及西班牙，时年七十九，已渐失青年时单骑闯天下的旺盛精力。

荷兰这个小小国度，首先通过了人类必将争得的最基本的权利：安乐死。人无生的选择，当有死的自由，荷兰是人性自在的乐土。这是闻名的花之王国，我并非追花而去，只因有一个魂召唤了我一辈子，就是梵高。我三十年代学画，不足二十岁，对梵高作品一见钟情，终生陶醉。不可理解，百余年前巴黎的艺坛和人民却不接受他。不喜欢他这个人是可理解的，他表姐残忍地任火焰烧他的手而置之不理，当我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典型的一个冷酷的老寡妇。但梵高的画，情之火热与色之华丽竟得不到共鸣。实在是颓废传统的审美观堵塞了人性之眼目。梵高对自己的艺术是完全自信的，虽当时他的画没人要，他坚信日后将值五百法郎一幅。他的《向日葵》在日本创出天价时，一位日本友人对我说：如梵高醒来，他将再次发疯。他醒来，他在阿姆斯特丹见到祖国为他建造了博物馆，全世界最亮点的个人博物馆，任何一日，观众需排队购票，已成了荷兰旅游项目之首。几乎全世界都将听到红头疯子心脏的跳跃。艺术，似乎可有可无，艺术，她又使人回归童心，迷恋童心。

拿破仑瞧不起西班牙，说过了比利牛斯山便属非洲了。而马德里建了两座巨形而相对倾斜的楼，名曰欧洲之门。无论是欧洲之门外或门里，毕加索发扬了西班牙的民族性。参观他的故居博物馆，最令我注目的是有一展厅专陈列他将委拉斯贵士的一幅皇家族群像用现代手法解剖，重组成无数幅不同意向的变体变形作品，有具象，抽象，黑白，彩绘，他与他的祖先对话，用西班牙语淋漓尽致谈透了绘画之道，将祖先之道用现代语言夸张、演绎，传播给全世界。当我并未见到这一工程前，也曾感到我国古代杰作中的现代造型因素，如周舫作品中仕女的量感美。郭熙作品中寒林的线之结构美，范宽的块面组建美等等，也曾尝试用油彩及墨彩来凸现这些因素，认为从古韵中引出新腔，应是对宣扬传统与发展现代均有裨益的工作，但工作只开了个头，便又搞别的了。其中一幅用油画将韩幌的《五牛图》中分散的五牛集中起来，相互交错，另一幅将《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歌舞伎一段赋予运动感，自题：夜宴越千年，歌声远！

我并不喜欢达利的怪异，但感到西班牙确是一个多奇想和富于创造力的民族，巴塞罗那的高帝（Gaudi）教堂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建筑，建造了近百年吧，她用不完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古典的和现代的艺术样式共融于一个躯体，谁知这位历史巨人将长成什么摸样，敦煌壁画有后代作品覆盖前朝画面的情况，除非剥掉后代作品，便见不到前朝的画面。雕塑或建筑，却能前后时代重叠，我授课时对学生讲过，艺术中的公式是1+1=1，即作品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应结合成一个整体，《五牛图》中我拟将单独的五牛构成一个整体之牛。医学中分割连体婴儿是不小的手术，艺术中将分开的婴儿结合并只赋予同一个心脏，是绝对必须掌握的基本功。高帝教堂这颗心脏将派生多少新生代，人们拭目以待。

一九九八年的暑天，几个友人，多半是昔日的老学生，约我和老伴去坝上避暑，写生。碧草连天，白云蓝天，群山弧线绘太空，清香溢太空。漫道是一片青草地，素面朝天，走近看，杂花满地，细碎的花，以紫蓝冷色为主，间有红黄与赤赭，更有夺目的猩红，嫩黄，分外娇艳，那是罂粟，美在毒中，毒而美，人不察。草地，近看原来彩面朝天，而且天天月月都永葆姹紫嫣红的青春。其实呢，每朵花只开几天，展现了几天的美丽后，她便枯萎，永远消逝。让新绽的花替代了自己。为了维护花草地的月月岁岁鲜艳，谁知有多少花朵献出了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我喜欢表现花草地。我用油彩和水墨画过无数次野草闲花，我已多年不用油画在野外直接写生了。这些朋友有心要看我写生的全过程，他们悄悄准备了油画写生的全套工具和材料，而且都是新的，引我到这令人陶醉的坝上，等我自己爆出作画的激情来。我画了山野间的一个用白桦树枝围成的羊圈，大家包围着看我从第一笔开始，一直到全幅结束，像要破案似地摄下了动作的全貌及始终。老乡们都挤过来看杂技表演，不断发出评语和赞赏。众目睽睽，我目中无人地做了此生最后一次油画野外写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好汉不提当年勇，却未忘当年苦，已记不清年月，在贵州布衣族一石寨写生，因与猪圈为邻，苍蝇成群，我坐在石上写生，儿童围观，有淘气者在后数我背上爬满的苍蝇，并兴奋地高声报数：共八十一只。

我负丹青！丹青负我！

七八十年代以前我作油画以野外写生为主，大自然成了我任意奔驰的画室，但回到家里却没有画室，往往在院子里画。做水墨画无处放置画案，将案板立起来画，宜于看全貌，但难于掌握水墨之流动。八十年代住劲松，才有一间十一平米的画室，我的画室里没有任何家具，只一大张画案，案子之高齐膝，别人总提问案子为何如此矮，弯腰作画不吃力吗？正是需要矮，站着作画，作画时才能统揽全局，传统中坐在高案前作画的方式，作者局限眼前部位而忽视全貌，这有悖于造型艺术追求视觉效果的创作规律。也正是蔡元培觉察西洋画接近建筑而中国画接近文学的因果之一。中国画的图，《江山卧游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众多的图都是手卷形式，慢慢展开细读，局部局部地读，文学内涵往往掩去了形象和形式的美丑。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可雨协助我找到了一间近六十平米的大画室，于是我置了2×4米的两块大画板，一块平卧，另一块站立一旁，作画时平画和立面操作交替进行，方便多了，从此结束了做大画时先搬开家具的辛苦劳动，就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几年中创作了多幅一丈二尺的大画，而我，也老之将至了。

一九九九年文化部在北京美术馆举办吴冠中艺术展，占用楼下三个大厅，规模和规格都不小，用文化部的名义为一个在世画家举办个展，尚属首例。我应该感到满意。我是感激的，因这意味着祖国对我的首肯，我选了十件展品赠送给国家。但展览结束后不久，人们还未忘却作品的余韵，便有人策划了连续三天的攻击文章，一如“文革”时期大字版的再现，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有人告诉我这消息，我听了很淡然。面对各种各样的攻击，我无意探究其目的。过了不久，《文艺报》又采访了我，用凸现的版面为我说了公道话。

我经历了几十年文艺批判的时代，自然很厌恶，但其中情况复杂，具体时间还须具体分析。我想谈对江丰的一些感受。我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江丰任院党委书记，即第一把手，大权在握。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岂止美术学院，他的言行实际上左右整个美术界。毫无疑问，他是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我这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者”当然是他排斥的对象，但我感到他很正直，处事光明磊落，他经常谈到文化部开会总在最后才议及美术，甚至临近散会就没时间议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全院师生会上公开批评文化部长没文化，当时文化部长是钱俊瑞，大家佩服江丰革命资历深，有胆量。钱绍武创作的江丰雕刻头像，一个花岗石脑袋的汉子，形神兼备，是件现实主义的杰作。但反右时，绝对左派的江丰被划为右派，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据说由于他反对国画，认为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国画教师几乎都失业了，但这不是极左吗？如何能作为右派的罪证呢？详情不知，但他确确实实成了右派。反右后，他销声匿迹了。很久很久之后，前海北沿十八号我的住所门上出现过一张字条：江丰来访。我很愕然，也遗憾偏偏出门错过了这一奇缘。不久，在护国寺大街上遇见了江丰，大家很客气，我致歉他的枉驾，他赞扬我的风景画画的很有特色，可以展览，但现在还不到时候。纠正错划右派后，江丰复出，他出席了在中山公园开幕，以风景画为主的迎春油画展，并讲了比较客观，宽容的观点，且赞扬这种自由画会的活动，颇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和欢迎。他依旧是在美术界掌握方向性的领导，观点较反右前开明，但对抽象派则深恶痛绝，毫无商讨的余地。大家经常说“探索探索”，他很反感：探索什么？似乎探索中隐藏着对现实主义的杀机。我发表过《关于抽象美》的文章，江丰对此大为不满，在多次讲演中批评了我，并骂马蒂斯和毕加索是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显然还是不投机，见面时彼此很冷淡。在一次全国美协的理事会上，江丰讲演攻击抽象派，他显得激动，真正非常激动，突然晕倒，大家七手八脚找硝酸甘油，送医院急救，幸而就醒了。但此后不太久的常务理事会上（可能是在华侨饭店），江丰讲话又触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又昏倒，遗憾这回没有救回来，他是为保卫现实主义搏击抽象派而牺牲的，他全心全意为信念，并非私念。

自从青年时从工程改行学艺术，从此与科学仿佛无缘了。只在苏弗尔皮讲课中分析构图时，他常以几何形式及力的平衡来阐释美的表现与科学的联系。九十年代末接触到李政道博士，他在艺术中求证他的“宇称不守恒”等发现。他将弘仁的一幅貌似很对称的山水劈为左右各半，将右侧的镜像（镜子里反映的形象）与右侧的正像并和，成了绝对对称的另一幅山水画像，便失去了原作之艺术美。这证实对称美中必含蕴着不对称的因素。我做了一幅简单的水墨画，一棵斜卧水边的树及树之倒影，树与树之倒影构成有意味的线之组合时，必须抛弃树与影之间绝对的投影规律之约束。同样，远处同样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那山峰两侧的线彼此间有微微的倾斜，透露了情之相吸或谦让。李政道在“简单与复杂”的国际科学研讨会中，选用了我的一幅《流光》做会议的招贴画，我的画面只用了点、线、面，黑、白、灰、红、黄、绿几种因子组成繁杂多变的无定型视觉现象。我在画外提了词：求证于科学，最简单的因素构成最复杂的宇宙？并道出我作为此画的最初心态，抽象画，道是无题却有题：流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李政道给美术工作者很大的启迪，我感到：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艺术探索感情之奥秘。在李政道的影响与指导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于二零零一年举办了大型国际性的艺术与科学展览会与研讨会。李政道创意做了一幅巨型雕塑《物之道》，物之构成体现为艺术形态。清华同事们鼓励我也做一件，我无孕如何分娩，他们陪我到生物研究所看细菌、病毒等蛋白基因，那些在屏幕上放大了的微观世界里的生命在奔腾，狂舞，不管其本性是善是恶，作为生命的运动，都震撼人心，我几乎要做出这样的结论：美诞生于生命之展拓，我终于在眼花缭乱的抽象宇宙中抓住了一个最奔放而华丽的妖精，经大家反复推敲而确定为创作之母体，由刘巨德，卢新华、张烈等合力设计，请技师技工们制成了巨型着色彩塑《生之欲》，庶几与李政道创意的《物之道》相对称，陈列于中国美术馆正门之左右，仿佛艺术与科学国际展之卫护，门神。在《生之欲》作品下，我写了创意说明：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人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

翌年，我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学邀我去参加一种实验，我在黑暗的屋子里活动，类似做自己的画，以身体的行动作画，屏幕上便显示千变万化的抽象绘画，真是超乎象外，我自己成了蛋白基因。

二零零二年春，香港艺术馆举办我的大型回顾展《无涯惟智---吴冠中艺术里程》。这个展览对我很有启发，他们不仅仅张挂了我的作品，而是通读和理解了我的艺术探索后，剖析我探索方向中的脉络，将手法演进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面貌并列展出，令观众易于看清作者的创作追求，其成败得失，共尝其苦乐。比方从八十年代的《双燕》到十年后的《秋瑾故居》，又十年而出现了《往事渐杳，双燕飞了》，三幅作品被并列，我感到自己的被捕，我心灵的隐私被示众了，自己感到震撼。关于近乎抽象的几何构成，缠绵纠葛的情结风貌 ，其实都远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不同时期的作品的筛选与组合揭示了作者数十年来奔忙于何事，这样的展出其实是对我艺术发展的无声的讲解，有心人当能体会到这有异于一般地作品陈列展。我非常感谢以朱锦鸾馆长为首的展览工作组的专家们，我因自己的被捕，被示众而感到自慰，作者的喜悦莫过于被理解，遇知音

由于群众的强烈要求，艺术馆与我商量，希望我做一次公开写生示范。我作画一向不愿人旁观，更不做示范表演，表演时是无法进入创作情绪的。但他们解释，如今画家很少写生，青少年不知写生从何着手，而我长期不离写生，希望不错失这唯一的良机，给年轻一代一些鼓励吧!我无法推辞主人的心意和群众的热忱，就只好做一次“服务”性的写生示范，重在服务，难记成败了。他们准备从第一笔落纸便开始拍摄，一直到最后一笔结束，展示写生的全过程，将作为稀有的资料档案。对象就选在维多利亚港湾，我就在艺术馆的平台上写生，能挤上平台的人毕竟有限，观众大都在大厅里看录像。报刊早做了报道，写生那天，大厅里挤满了人，但，天哪！天降大雾，视线不及五米，维多利亚港的高楼大厦统统消失于虚无缥缈间。浓雾不散，群众焦急，我当然不愿有负群众的渴望，便凭记忆，对着朦胧表现海港的层楼和往来的船只，而在如何构成楼群，其落笔先后和控制平衡等手法中也许还能予人一些参考，写生并不是抄袭对象，写其生，对“生”的体会，人各有异。

事有凑巧，我的展览三月六日在香港艺术馆开幕，法兰西学院艺术馆同日投票通过吸收我为通讯院士。我属首位中国人通讯院士，香港报刊颇为重视，甚至以艺术诺贝尔奖誉之。通讯院士只授予外国人，法国人则为院士，朱德群和赵无极均已为院士，我们都是杭州艺专的学生，林风眠校长有知，当感慨深深。

二零零三年是农历的羊年，我不信传统的所谓本命年，但上个羊年，即十二年前，老伴病倒，恰恰属我的本命年，似乎是对我顽固思想的惩戒。这个羊年孙女吴曲送来一条红腰带，坚持要我用，我用了，但红色的带驱不走华盖运，老伴又病倒，情况严重，我也罹疾，两人住两个医院，我们到三个儿子和儿媳穿梭于医院间，实在辛苦极了，尤其乙丁，眼看着瘦了许多。老两口携手进入地狱之门，倒未必是坏事。但终于还是都出院回家了，大约还有一段桑榆晚境的苦、乐行程。病后，我们住到龙潭湖边的工作室，清净，远离社会活动，每天相扶着在龙潭湖里漫步，养病。可雨和于静从新加坡给我们两人各买了一件红色外衣，白发，红装，加上老伴的手杖，这一对红袖老人朝暮出现在青山绿水间。长长的垂柳拂年轻的情侣。也拂白发的老伴。我想起《钗头凤》中“满园春色宫墙柳”及陆游晚年的“沈园柳老不吹绵”不无沧桑之感。我们被人们看眼熟了，进园门也不须出示月票，如果某天未到，到会引起门卫的关注。也常有游人认出我来，便客气地回答：你认错人了！但那神情，对方还是坚信没认错。日西斜，我们携手回到公寓，一些年轻人在打网球，有一位新搬来的姑娘，并不相识，她举着球拍向我们高呼：爷爷奶奶真幸福！

龙潭湖上，隔着时空回顾自己逝去的岁月，算来已入垂暮之年，犹如路边那些高大的杨树，树皮干裂皱褶，布满杂乱的疮疤和乌黑的洞。布满杂乱的疮疤和乌黑的洞的老树面对着微红的高空，那是春天的微红，微红的天空上飞满各色鲜艳的风筝，老树年年看惯了风筝的飞扬和跌落。我画老树的瘢痕和窟窿，黑白交错构成悲怆的画面，将飘摇的彩点风筝作为苍黑的树之脸的背景，提名《又见风筝》；又试将老树占领画幅正中，一边是晨，一边是暮，想表现昼与夜，老树确乎见过不计其数的日日夜夜，但永远看不到昼夜的终结。

春天的荷塘里浮出田田之叶，那是苗圃，很快，田田之叶升出水面，出落得亭亭玉立，开出了嫣红的荷花，荷花开闭，秋风乍起，残荷启迪画家们的笔飞墨舞。当只剩下一些折断了的枯枝时，在镜面般宁静的水面上，各式各样的干枝的线的形与倒影组合成一幅幅几何抽象绘画。我读了一遍荷之生命历程，想表现荷塘里的春秋，其实想画的已非荷或荷塘，而着意在春与秋了，怎样用画面表现春秋呢！

我彷徨于文学与绘画两家的门前。

多次谈过我青年时代爱文学，被迫失恋，这一恋情转化而爱上了美术，并与之结了婚，身家性命都属美术之家了。从此我生活在审美世界中，朝朝暮暮，时时刻刻，眼目无闲时，处处识别美丑，蜂采蜜，我采美，从古今中外的名画中品尝美，从生活中提炼美，创造视觉美是我的天职。七十年来家园，我对耕耘了七十年的美术家园却常有不同的感受。我崇拜的大师及作品有的似乎在黯淡下去，不如杰出的文学作品对我影响之深刻和恒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我同大家一样一直崇拜着。《最后的晚餐》这样的题材，如何用形象来透视内心活动，芬奇到聋哑人那里去观察表达情绪的动作姿态，用心至苦。如果他或别的大作家用文学来创作这一题材，我想会比绘画更易深入门徒们和叛徒的内心。但因须要做这一重大题材的许多壁画，画家们的工作不得不跨越了自己业务的领域。席里柯的《梅毒萨之筏》表现垂死的悲惨场面，令人心惊肉跳，而及我读了当时的文字报告，揭示了悲剧之起源于官场的腐败，便更感受到悲剧的震撼。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令人愤怒，当时文字记录的实况当更令人发指，因形象毕竟只显示了一个切面，画面用各种手法暗示前因后果，都是极有限的。绘画之专长是赋予美感，提高人们的审美品位，这是文学所达不到的，任何一个大作家，无法用文字写出梵高画面的感人之美，语言译不出形象美。而文学的，诗的意境也难于用绘画来转译，比如阿Q或孔乙己的形象，就不宜用造型艺术来固定他，具象了的阿Q或孔乙己大大缩小了阿Q与孔乙己的代表性和涵盖面。听说赵树理不愿别人为他的小说插图，我十分赞赏他的观点。极左思潮中，有的作家羡慕画家，因齐白石可画鱼虾、花鸟，而他们只能写政治。齐白石利用花鸟草虫创造了独特的美，是画家的荣幸，也是民族文化的荣幸，他提高了社会的审美功能，但这比之鲁迅的社会功能，其分量就有太大的差异了。我晚年感到自己步了绘画大师们的后尘，有违年轻时想步鲁迅后尘的初衷，并感到美术的能量不如文学。文学诞生于思维，美术耽误于技术。长于思维，深于思维的美术家何其难觅，我明悟吴大羽是真诗人，是思想者，他并不重视那件早年绘画之外衣，晚年作品则根本不签名了，他是庄子。

梵高临终最后一句话：苦难永远没有终结。梵高的苦难没有终结，人类的苦难也没有终结。今年，“非典”像瘟神扑向人间，将人们推向生死的边缘，今天不知明天，人心惶惶。我们住的工作室离人群远，成自然隔离区。两个老人天天活动在龙潭湖园中，相依为命，老伴说，工作室本是你专用的，不意竟成了我俩的“非典”避难所。晨，夏，清风徐来，我们照例绕荷花池漫步，看那绿叶红花和绿叶上点点水珠，昨夜刚下过雨。忽见远处湖岸渐渐聚集了人，愈聚愈多，“非典”期间一般是避免人群聚集的，怕彼此感染，我想，这回出事了。回忆一个清晨在北海写生，尚无游人，而湖岸居然有数人在围观，我好奇地也去看，地上躺着一个通体苍白的赤裸少妇，法医正在验尸，是奸杀？自杀？失足落水？是昨夜发生的悲剧。我画过无数裸妇，见怪不怪，而这个苍白的死去不久的裸妇却永远不会忘却。我想这回在“非典”期间恐又将见到这样苍白的裸妇了，便偕老伴慢慢前去看个究竟。人多，我们挤不进去，便绕到湖岸拐弯的一侧遥望。原来是一个披着黄袍的年轻和尚在放生，将被放生的鱼虾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和尚则在高声诵经，经卷厚厚一本，大家听不懂，只是想看放生，都有放生的愿望，人类应多行善事吧，以减少像“非典”这样的惩罚。鱼虾在塑料袋里乱蹦，不耐烦了，但和尚的经不知何时念完，人群渐渐走散，我们也走开了，没有看到鱼虾入水的欢跃和看到鱼虾欢跃的人们的欢跃。

因“非典”，有些单位暂不集体上班，于是到公园里的人群多起来，有的带着工作在林间干活，而打牌、下棋、放风筝、游湖的人骤增，这里原本主要是老人和儿童们的乐园。打牌、下棋、种花、养鸟……当属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吧，但我全无这些方面的兴趣。躯体和感情同步衰老是人生的和谐，而我在躯体走向衰颓时感情却并不就日益麻木，脑之水面总泛起涟漪，甚至翻腾着波涛。这些涟漪和波涛本是创作的动力，但他们冲不动渐趋衰颓的身躯，这是莫大的性格的悲哀，万般无奈，民间谚语真比金子更闪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朔风起，天骤寒，画室空间大，冬天不够暖和，而年老怕寒，故我们考虑搬回方庄度过今年的寒冬。离开工作室的前一天，我们从龙潭湖走回画室的路上，秋风从背后送来一群落叶，落叶包围着我俩狂舞，撞我的胸膛，扑我的头发和脸面。

有的枯叶落地被我踩得劈啪作响，碎了！

随手抓一片，仍鲜黄，是银杏叶，带着完好的叶柄，有赭黄的，或半青半紫，可辨血脉似的叶络。有一片血红，是枫叶吧，吹落在绿草地上，疑是一朵花，花很快又被吹飞了，不知归宿。

树梢一天比一天光秃，谁也不关注飞尽了的叶的去向。

西风一天比一天凛冽，但她明年将转化为温柔的春风，那时候，像慈母，她又忙于孕育满眼青绿的稚嫩的叶。

二、此情此景

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一九一九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兴县闸口乡北渠村，地地道道的农村，典型的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田、桑园、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春天，桃红柳绿。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父亲也种田，兼当乡村小学教员。家里平常吃白米饭，穿布衣裳，生活过得去，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户人家来我家很寒酸，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又可算小康之家了。很幸运，我七岁就上学了，私立吴氏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父亲当教员，兼校长。小同学都是赤脚伙伴，流鼻涕的多，长疥疮的也不少，我们玩得很欢，很亲密，常说悄悄话，至今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永远跳跃在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中。鬓色斑白时我回到过家乡，人生易老，父母及叔伯姑舅们大都已逝世。但我在路上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背影，那满脸的皱纹，粗嗓门的音调仍没有变，照样咳嗽，大笑大骂。我于是追上去，正想叫唤，他们却惊讶了，原来并不是我的长辈，而是我小学同窗的那些拖鼻涕的小伙伴们。土地不老，却改观了。原先，村前村后，前村后村都披覆着一丛丛浓密的竹园，绿荫深处透露出片片白墙，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一场“大跃进”，一次“共产风”，竹园不见了，像撕掉了帘幕，一眼便能望见好多统统裸露着的村子。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竹园不见了，桑园也少了，已在原先的桑园地里盖了不少二层小楼房。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钻进去一面采桑椹吃，一面捉蟋蟀。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构画面，其间新芽点点，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但桑园的价值主要是桑叶，桑叶养蚕，桑叶茂密时便是养蚕的紧张季节，一天要采几回桑叶，孩子们也帮着采叶，帮着喂蚕，家里经常要备有几箩筐桑叶，父亲和母亲夜半还要起来添叶。养蚕期间家里焚香，不让戴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说是蚕有蚕神，须小心翼翼地伺候。蚕大眠了，不再吃叶，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于是便被安置到草笼上去，草笼是用干稻草绞成的，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近看是稻草杆的丛林。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春蚕至死丝方尽，个个乐于作茧自缚，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笼里，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凄凄惶惶。

我的几个姑姑家都是种田和捕鱼的贫穷之家，唯有舅舅家地多房大，可算是乡里的大户人家。大舅还兼开茧行，同无锡的商人合作做收购茧子的生意。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便总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茧行就设在大舅家后院。父亲非常重视称茧子时价格的等级，划价和把秤的有时是表兄或熟人，在斤两上稍微占点便宜父亲便心满意足了。卖了茧子便给我买枇杷吃，卖枇杷的总紧跟着卖掉了茧子挑着空箩筐的人们转。这种时候，我不大容易见到大舅舅，他正忙着与无锡下乡来的客商们周旋。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有一次大舅舅到无锡，我去看他，他住在当时最阔气的无锡饭店里，一个人住两间房，还请我吃了一顿“全家福”大肉面。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饭店。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里，不花饭钱和旅店钱。仅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客栈服务员），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想下决心加钱，但我坚持不换，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也久久地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我小时候生过一场病，母亲求神许愿，许愿到杨茂公桥离家有几十里路，那里两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远近闻名，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地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父亲点上香烛，我磕几个头就算还愿了。人山人海，卖小吃的挤的密密层层，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鸡鸭鱼肉都有。我和父亲都饿了，我多馋啊！但不敢，也不忍心叫父亲买。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找个偏僻的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吃完粽子，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我叫他也吃，他不吃，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虽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我永远记得姑爹家那只小渔船，它永远离不开姑爹，它也像姑爹对我一样的亲切。姑爹性子暴躁，孩子们背后叫他老虎。其实他不发怒时很温和，他多次摇着他的渔船送我到宜兴和无锡投考、上学。他也曾送我母亲到武进县的寨桥镇上去找一位老中医看病，我也搭船跟着去玩，反正不花一文钱，父亲也总是同意的。姑爹家住在滆湖边的一个大渔村里，村里几乎家家有船。村子很长，一家紧贴着一家沿小河排开，每家的后门临河，每家的船便系在自家后门口的大柳树上。白天，船都下湖了，风平水静的时候，那垂柳笼罩下的渔村倒影是挺美的画境；傍晚，船都回来了，小河里挤的看不见水面，家家七手八脚从船里提鱼上岸，忙成一片。姑爹和表兄弟们讲过许多在湖里的有趣事情，但我从未有机会下湖，只在湖边遥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觉得神秘，又有点怕。湖里芦苇丛中栖息着一种小鸟，叫黄雀，就像麻雀般大小，渔民们捕来当肉食卖，一如北方的铁雀。姑爹多次送我这种小鸟，母亲炖了给我吃，味道鲜极了。表兄们说，捕黄雀要在深夜，这边张好网，从另一边敲锣赶黄雀撞到网里去，于是一捉一大堆。我听了真兴奋，也想跟着去捉一回，但又说夜里湖上太冷，怕我会冻病，我说不怕，又说担心我不会熬夜，我也保证不睡，他们同意了。我兴高采烈地将尝试奇异的新生活了，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还是去不成。终于有一次，我也进到湖上的芦苇丛中去了。我们那里，无论大人和小孩，有钱人家好穷人家，都最怕兵，孩子哭闹不止时，便吓唬他：兵来了！兵真的常常闯进村子来，信息灵通的人一经发现兵来了，立即报警，家家慌乱着关闭门户，男女老少东投西窜，往草垛里躲，向桑园里钻，大胆的年轻人爬上了枝叶茂密的高高树巅，匆忙中谁家的衣裳还晾在场上；谁家的鸡鸭、山羊未来得及赶回家，也只好听之任之，统统让兵们带走。那时候军阀混战，我经常听说孙传芳和吴佩孚或什么人打仗，兵的队伍经常会经过我们的村子，有什麽他们随便拿，非常自由。当吃了败仗的败兵逃到村子时，不成队伍了，他们更无法无天，情况也就更可怕，打破门到家里抄，抓到男人要花边（银元），抓到女人便强奸，姑娘们吓得魂不附体，总尽先尽快逃避，不易被抓到。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坟丛中被强奸，老太婆是信佛的，对这样的伤天害理的恶事怕作孽，要求大兵让她撑开伞遮遮天眼。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张，据说就要在我们村子不远处打仗，满村人心惶惶，有钱人家躲到宜兴城里去，去不了城里的也投奔远亲去。姑爹来家了，叫我们住到他家，情况紧急时可以上小船躲入湖里芦苇丛中去。我和母亲及弟弟决定跟去，父亲不肯去，他说只要我们走了，他一个人什么也不怕，其实，他是不放心这个家。后来真的打起仗来，我和母亲等挤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驶入湖里的芦苇丛中去，人多船小，姑姑和表姊们分别挤进了他们邻居的船中。听到砰砰的枪声，飞弹在头上空中吱吱地尖叫，心惊胆颤，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蒙住头，说子弹是硬的，万一落下来，吃硬不吃软。我完全忘记了捕黄雀的事，也没有留心芦苇里有什麽有趣的东西，只担心子弹飞来，更担心父亲此刻正躲在什么地方呢。母亲急得不断流泪。小小渔船永远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形象，亲切的形象，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

渔村人家靠捕鱼为生，也靠芦苇。湖里有大片大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很高，收割后的芦苇秸聚成无数金字塔式的芦堆，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纵横交错的芦堆里，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天堂。夏天，我很早起来，选一根最长的芦苇，在顶端弯一个小三角形的框，用线结牢，再到屋檐下或老树丛中去寻蛛网，早上带露水的蛛网有黏性，用以蒙满三角小框，便可粘住栖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粘知了，也粘蜻蜓。蜻蜓大都停息在篱笆最突出的高枝上，红蜻蜓特别好看，翅翼有时平展，有时前伸抱住脑袋，正如齐白石的图画，割来芦苇并不是为了孩子们粘蜻蜓，主要用来编芦席，织芦帘。芦织的帘子很大，可用以隔开房间，母亲则用它铺在地上，在上面铺拆被褥、絮棉袍。冬天，很冷，屋里照不到阳光，吃饭都冻得发颤。大门外满是阳光，但有西北风，房子是朝南的，不怕北面的风，于是将芦帘架在竹篙上挡住西面，阳光照射这帘和门墙构成的三角地带，这里便是最舒适的温暖之角了。老祖母整个上午都坐在暖角里晒太阳，母亲也常在里面补衣裳，掰豆瓣。吃饭时，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己的饭碗来凑热闹，有吃有笑，很快活，引得狗也跟来，猫也钻来，一团和气。老祖母坐着晒太阳还嫌冷，一只小脚总踩在一个铜脚炉上。这铜脚炉很精致，盖子上布满麻子似的窟窿，母亲说这还是她出嫁时的嫁妆，父亲家一向穷，才不会买这种精致的脚炉呢。脚炉里装着烧得半红的砻糠（稻谷的壳）灰，将生蚕豆埋进去，等一会儿就会熟，像炒豆一样，豆熟时便“乒”的一声爆炸。我埋进了豆，但玩着玩着忘了时辰，老祖母脚下突然乒乒乓乓爆炸起来，吓她一大跳，引得大家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