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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冬天农家闲时才架起芦帘晒太阳，尤其春节后的半个月内，大家可以快快活活高高兴兴地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家庭的温暖。孩子们不止是自己爆蚕豆了，还可吃到煮熟的菱，花生和夹有核桃肉的糕。这都是春节带来的好处，怎么能不盼望春节呢？春节要吃好几样菜，最主要的是吃猪头，我以为猪头肉是最上等的东西了，只有过年（春节）时才能吃到。春节前母亲特别忙，要煮猪头，要做够全家吃半个月的糕团，还要外加几笼粗粉团子，是专门为春节期间发给叫花子的。平时叫花子要饭，要了半天只给一点点剩饭，有时不给。但春节期间无例外一律要给，而且一到门口就给，所以叫“发”。于是叫花子特别多，络绎不绝，有时是三五成群结队而来，几笼团子还不够发，团子便一年比一年做的小了。有一种叫花子不穿破衣裳，穿整整齐齐的长衫，还戴着礼帽，手提小锣，边唱边敲小锣，一步步缓慢地跨进大门来，这便是唱春的。给他一个一般地发叫花子的粗团子他不要，不理，继续唱。我便加倍给他好几个，或给他自己吃的大白团子，他不用手接，只用那锣反过来盛了团子，然后倒进背在背后的大口袋里去。这是我最早见过的歌唱家。后来我在巴黎留学时，旅店后窗下的小夹道里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期待旅客们撒下法郎去，这时候，我总立即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口的唱春人。春节过了初一，便开始到一家家亲戚家去拜年，穿着新衣裳吃年酒。母亲总嫌父亲家穷，说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嫁给父亲的。当年外公看得起父亲读书识字，认为有出息。母亲也一向有点瞧不起穷姑姑们，自己不常去她们家，而总爱带着我往舅舅家串门。舅舅家吃的讲究，过年打麻将，压岁钱也给得多。大舅舅爱骑马，地方上有点名气，因为在家乡只有耕田的水牛，很少见马。表姊带我玩，领我去看舅舅养的大马，我仿佛去看老虎一样新奇，但不敢走近，怕它踢，二舅舅抽大烟，抽了卖田，卖了田再抽，人抽的骨瘦如柴，二舅母常向我母亲哭诉。母亲是二舅的姊姊，劝他，骂他，二舅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不听，照样抽。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名声很坏，有一回有人来家报信，说我二舅正在她房里抽大烟鬼混，母亲一听气急了，立即赶到她家去，我也跟着去。进大门后直奔里屋，里面房门紧闭着，房里有忙乱的声响，母亲叫二舅的名字，二舅不敢答应，更不敢开门。母亲隔着门苦骂，骂舅舅尤其不该到她眼前来丢脸。父亲也在家骂，好像骂给我听，意思是万万学不得，同时也针对母亲，有意煞煞她平时老夸耀娘家阔气的威风。

每次过年，父亲都从大橱（衣柜）里拿出一幅中堂画和一副对联挂在堂屋里，一直挂到正月十五，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卷起来，藏进大橱里。大橱是红漆的，很漂亮，也是母亲的嫁妆，一直保护的像新的一样。我们家是小户人家，房子也不大，但村里有中堂画的人家很少，因此我曾感到骄傲。画的是几个人物，中间一个老头可能就是老寿星，这是父亲的老朋友廖祖尧画的。廖祖尧矮胖矮胖，很和气，家就住在姑爹家那个渔村里，家里也贫苦，靠教书生活。他和父亲很合得来，早年两人曾一同到无锡一个叫玉祁的村镇上教小学。父亲在玉祁教书时每年腊月近年底时回来，我还依稀记得，每次回来总带回一种中间穿有大孔的饼干，这也是我认为最好吃的饼干了。他还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回学生家送来的早餐是糯米粥，他和廖祖尧恰好都不爱吃糯米粥，只吃了一点点，但糯米粥会膨胀，罐里的粥过一会儿涨得仍像原先那样满，学生家里来撤早餐时误认为根本未吃，估计是教员不爱吃，便立即补煮了几个鸡蛋。现在看来，当时他们小学简陋，不开火，教员是由学生家轮流派饭的。后来我到弟弟妹妹多起来，母亲一人实在忙不过来，父亲不能再去玉祁教书，便在村里由吴氏宗祠出经费创办私立吴氏小学。廖祖尧也不去玉祁了，便来吴氏小学教书。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廖祖尧也住在祠堂里。我从此经常到廖祖尧老师的房里去，看他画画，开始触及绘画之美。祠堂很大，有几进院落，有几间铺有地板的厢房，厢房的窗开向小院，院里分别种有高大的桂花，芭蕉，海棠。廖老师住的厢房很大，窗口掩映着绿油油的芭蕉，一张大画案摆在窗口，真是窗明几净，幽静宜人。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见到画室，难忘的画室，我一辈子都向往有这样一间画室！廖老师什么都会画，画山水，画红艳艳的月季和牡丹，画樵夫和渔翁。有一回父亲用马粪纸做个笔筒，糊上白纸，廖老师在上面画个渔翁，一只大鸟，和大蛤蜊，画成后给我讲解这画的是鹬蚌相争的故事。我尤其喜欢廖老师画的大黑猫，他用烧饭锅底的黑灰画猫，猫特别黑，两只眼睛黄而发亮。我进美术学院以后还常常想起那黑锅灰画的猫，可惜再也没见过了。我常常静静地看廖老师作画，他用纸紧卷成笔杆似的长条，用煤油灯熏黑以后当碳条起稿；他常常将蘸了浓墨的笔放进嘴里理顺笔毛，染的嘴唇乌黑，这才使我明白，母亲自己不识字，为什么同父亲争吵时便常骂他吃了乌黑水不讲道理。廖老师和父亲有个很大的不同处，他不像父亲那样节省，他爱吃零食，父亲说他没有儿女，只管自己吃饱就够了。廖老师画久了，往往摸出几个铜板，叫我到村头一家茶馆里去替他买一包酥糖之类的好东西吃，我非常乐意，飞跑着去买来，他总分一小块给我吃，从无例外。我叫他廖老师，因后来我上学了，他成了我真正的老师，不过他并不教图画，也根本没有图画课，而他的画据说是远近闻名的，还卖，并订有价格润例。七十年代我曾顺便回到故乡看看，父亲，母亲及老一辈的亲友们大都已逝世，只廖老师还在，我便专程到渔村去看望他。好容易寻到了他的住处，他住在蜂窝似的人家的夹缝中，屋里建屋，几张破旧的芦帘围成了他暗黑的卧房。他病在床上，他感激我的探望，他谈我父亲的死，那是困难时期，与其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饿死的；他谈到有一次经过我家门前的河滨，见我那瞎了眼的母亲自己摸着去洗东西，感叹年轻人是不顾老人了。我似乎又最后见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不清楚廖老师是哪一年逝世的，只知道他已逝世了。

有一件事曾提高了廖祖尧的画的威望。村里财主陈培之的妻子据说是上海美术大学毕业的，嫁到乡下来后还向廖祖尧借画临摹呢！陈培之家高楼大屋，连着大楼有高墙围住的大院，里面种有李光桃及别的什么名贵果树，但我不敢进入他们家。陈培之的母亲是寡妇，非常精明能干。早年未生陈培之之前，领了一个养子，取名连生，就是连接着就要生，果然生了培之。生了培之，连生实际上就不算什么养子了，变成了长工的身份。陈培之骨瘦如柴，据说在上海念法律大学，是律师。他有一次回乡，到附近楝树港小街上问人有没有兑换处，但他说成了“脱”换处，于是乡下流传开了，“兄字头上两只角，培之律师不识它”。我终于有一次能进入陈培之家的大门了，那是他结婚，让许多人进去看，也就是观礼。新娘子是宜兴城里人，也是财主，结婚前送来过几船嫁妆，招摇过河，着实叫乡下人羡慕。结婚那天，我也夹在人丛中挤上了大楼，看新娘子演说，听留声机唱戏，特别爱听“哈哈笑”，各式各样的大笑，笑痛肚子。陈培之家的院子特别大，有花坛，摆满了盆花，开着各样的花朵，还有两只大荷花缸，种有荷花，我爱极了。新娘子烫着长头发，脸上擦着粉和口红，我和小伙伴们觉得像吊死鬼，很难看，但我从此爱上了花。村里只有单调的木槿和葵花，我还从未见过那么多红彤彤的鲜花，于是也总想种花，但哪里去弄花呀！宜兴的陶器闻名中外，但我们乡下只买茶壶，无人买花盆，乡下人从来没有种花的传统。前几年我因事过宜兴，顺便到滆湖边一个公社去参观，那里利用湖滩土地的特点，居然开辟了七十余亩花圃，家乡人也已进入了欣赏花的时代！

除了廖老师的画以外，我还见过一种漂亮的月份牌仕女，那是在婶婶房里看到的。婶婶不是正经女人，好吃懒做，偷男人，野男人公开在她房里睡觉，这美女月份牌便是一个常常去上海的男人吴桂生送她的。吴桂生后来作了什么案被抓住，枪毙了。吴桂生被枪毙后，婶婶还有别的野男人。叔叔是有名的乌龟，叔叔本是个老实人，不识字，因为我父亲念过几年书，所以分家时叔叔多分了一亩地。但是就因为婶婶爱吃，不过年时也经常到镇上去买猪头肉，酱鸭，烫面饺（蒸饺）等，一面吃一面赌钱，那十几亩地便被卖的差不多了。后来叔叔便挎只篮子卖香烟，瓜子，花生糖，我的那些堂兄弟也都念不成书。父亲常劝叔叔，但叔叔怕婶婶，听了婶婶的指使反而凶狠狠地对待父亲，甚至有一回与人串通了来偷我们家的稻，姑姑们每回来，谈到叔叔时总哭，但她们不敢劝他，怕婶婶，婶婶凶得很，很泼辣。我记得叔叔病死时，满身肿胀，得了膨胀病，就是血吸虫病，而婶婶一直活到九十多岁。七十年代我曾回老家看看，父亲和母亲早已逝世，那位满头白发的老婶婶在门前见了我，口口声声亲热地叫我“大侄子，大侄子!”

母亲和婶婶的关系必然非常坏，彼此不讲话，见面不理睬。婶婶为了搞臭母亲的名声，有一次叫吴桂生闯到我母亲房里来调戏，被母亲骂了出去。但从此我们家担心吴桂生来报复，一直到他被枪毙后才放心。也由于婶婶的威胁吧，母亲盼望我早早长大成人，有出息，替家里争口气，我也已体会必须给家里争气了。配合父亲的节俭，母亲也勤俭持家，她爱干净，衣服洗的勤，而且什么都要自己提到河边去洗，洗得彻底。虽然家里经济很拮据，但事事安排的井井有条，也总是布衣暖，菜饭饱。我到无锡念初中时，正值身体开始发育，吃得多，课间常感饥饿，又买不起零食吃，母亲便将糯米粉炒熟，教我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糖便好吃，每次开学我便总带着一大袋糯米粉上学。但是母亲生育太多了，我是长子，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还有两个妹妹很小就夭折了。母亲一向难产，她实在怕孩子，也曾用土法打过两次胎，死去活来，从此身体一直非常坏，长年地病，父亲忙学校的事，忙种田的事，忙祠堂里的事，因他是吴氏宗祠的会计，后来母亲病倒了，他又要忙烧饭洗衣了。他在家做家务便围上母亲用的围裙，有时门外突然有人来找，呼喊“吴先生”或“大先生”（他是老大），他首先匆忙解掉围裙，然后出门见客。他是村上少有的识字先生，学堂里的老师，是头面人物，围着女人烧饭用的围裙太失体面。

显然，父亲自己种不了家里的十几亩水田，早年，当他到玉祁去教书时，田都出租，后来回乡教书，便出租部分，另一部分自己种，雇短工或长工。我记得家里曾换过几次长工或短工，我能记事时，印象最深的一个长工叫九斤。父亲和母亲对长工很好，让他吃的饱饱的，蒸了咸肉的时候，将最好的留给我，其次就款待九斤了，他们自己吃最次的，甚至不吃。九斤种田很卖力，耙田，施肥，插秧，样样能干，我们家田里的稻禾也总长的分外茂盛，绿油油一大片，很易同别家区分。九斤对我很好，我们的友谊主要建立在水车棚内。草顶的水车棚都建在河岸田边，棚内牛拉着巨大的车盘转，车盘带动长长的水车将小河里的水戽上岸来灌进水田去。凡是戽水的日子，我总跟着九斤到水车棚里去，坐在车盘上让牛拉着团团转，那比在北京儿童游戏场里坐小飞机更自在，高兴时往牛屁股上加一鞭，它便跑得飞快。有时它突然停下不肯走，加鞭也不走，我叫九斤，九斤正在近旁耘田，一看情形立即拿了长柄粪勺来对准牛肚皮，牲口哗哗撒尿了。紧依着水车棚有两棵大柳树，盛夏，每听到知了在树巅高唱，我立即爬下车盘，用长芦苇杆制的蛛网套去粘知了。像战士的武器，我总随身带着这只芦苇长枪。九斤的家据说原来住在草棚子里，他家是江北（苏北）佬。苏北一带地瘠人穷，又常闹灾荒，不少人逃荒到富饶的江南来，来卖苦力，都住在草棚子里。本地人瞧不起他们，称之为“江北佬”，同他们说话时学他们的音腔，其中包含着戏弄与讥讽。我没有见过九斤的家，也没听说过他父母的情况，好像他早就是孤儿了。他来江南已很久，说一口地道的本地话。但是他娶不到老婆，谁家的姑娘也不肯嫁给他他自己也没有定居，一年一年轮流着在各家帮短工，当长工，在我家是住得最久的了。

有一个老头“江北佬”在楝树港摇渡船，早早晚晚给人摆渡，楝树港离我家一里路，是最近的小街，有鱼市，豆腐店，小杂货铺，馄饨店，茶馆……早晨有烧饼和油条。村里的人们在路上相遇，总互问：“上街吗？”指的便是去不去楝树港。楝树港跨在大河的两岸，我们北渠村在东面，西面便通姑爹家渔村，我搭渡船摆渡时，大都是去姑爹家。早晨，渡船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人虽多，大都是熟悉的，伯公，伯婆，表姨，表舅，叔公……加上扁担箩筐，生猪活鸭，挤而乱，但彼此想让互助，客客气气，不争吵。下午人就少了，即使只一个人要过渡，就高喊一声，他就睡在河边一间极小的草棚里。替代渡船，六十年代造了木桥，七十年代改建成水泥桥，“江北佬”早不知去向了。从无锡或常州到宜兴县城的轮船都必经楝树港，当啪啪啪啪的轮船将要靠码头时，码头上便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想看下乡来的上海人。上海是天堂吧，到上海帮人家的（当保姆）及做厂的（女工）妇女回乡探亲时都吃的白胖白胖，还带回筒子装的饼干，美女牌葡萄干，美女月份牌……

早先，店铺都集中在河西，河东较冷落，几乎不成街。后来河东要盖新街了，征求股份参加，出了钱便可分一间店面。父亲和母亲天天商议，那时我已有两个弟弟，父亲计算日后我们兄弟分家，一人分三亩来地，如何过日子呢？便下狠心凑钱，借债，争取预定下一间店面，将来我们兄弟中便可有一人去开店。简陋的新街顺利落成了，我迫不及待先到新街上自家的新屋内住了几夜，街上有了家，也可算街上人了。父亲于是同一位剃头的合伙，让剃头的在我们店内开业，同时兼顾卖杂货，杂货是我们家的，家里的一张旧方桌搬到了店里，准备让客人沽了酒坐下慢慢喝，母亲在家炸豆瓣，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小包有炸豆瓣，拿到店里卖做下酒菜。虽然父亲常去店里，但主要还只能靠那个剃头的，结果小店仍赚不了钱，好像没有多久，店铺连同房子就整个转让了。

到楝树港开店是下策，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在家里是没出息的。我上学了，就在父亲当校长的私立吴氏初级小学。小同学都是本村的，个个相识，大家很相好，他们力气大都比我大，但念书不如我，他们的父母便说我回家后有父亲教，其实父亲在家里忙着呢，根本没工夫再教我。开学后第一件事是学着做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用五色的蜡光纸剪裁成条条后再拼贴起来，很好做，又好看，大家乐意做。由于教员太少，往往两个班合一个教室上课，教员上课时给一个班讲课，同时安排另一班做习题，不自觉的学生便不好好做作业，偷偷玩蚱蜢，知了，有时候知了忽然会在谁的抽屉里高唱起来，冬天太冷，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脸上冻成一条条发白的瘢痕，有点像切碎的萝卜丝，几乎人人都长“萝卜丝”。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上课时脚踩在脚炉上。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踢毽子是最普及的运动。毽子越做越讲究，黑鸡毛，白鸡毛，红鸡毛，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后来父亲居然在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我快活极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我拍一阵，也给相好的同学拍，但一人只许拍几下。夜晚睡觉，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没气了，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一天，父亲突然上和桥去了，但他忘了带皮球，我发觉后带着瘪皮球追上去，一直追到楝树港，追过了渡船，向南遥望，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到和桥有十里路，我不敢再追了，哭着回家。自从上学以后，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也不能逃学，因为父亲也天天到学校去。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学校里的事也都要父亲操心，开学时他到和桥书店买课本，算术习题本，粉笔……他买任何东西都要讲价，一分一厘地讨价还价，他真爱惜东西，教室里用剩的粉笔头也都要收回去，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教室里剩下的粉笔头满地乱扔，谁也不捡，我于是选较长的捡起来，学期终了时积了两大匣带回家交给父亲用。有一次开全区小学的运动会，在和桥开，我们学校也要派代表队参加，我被选入了代表队。为了参加运动会，父亲带我去和桥做了一身操衣（制服）。操衣连裤子上都有扣子，我从来没穿过有扣子的裤子，小同学们也都好奇地来摸我裤子上的扣子。

初小毕业时，宜兴县举办全县初小毕业会考，我考了总分七十几分，属第三等。我在学校里虽是绝对拔尖的，但到全县范围一比，还远不如人家。要上高小，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有三座漂亮的大石拱桥连接大河两岸的上塘和下塘。河上船只密集，街上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比宜兴城里更显得热闹。和桥豆腐干味道极鲜，可保存久，是有名的特产，至今盛誉不衰。鹅山小学就在镇头，是当年全县最有名声的县立完全小学，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方圆三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小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时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吵架打架的哭都大不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新滋味了。

我只能以用功学习，争取最优异的成绩来争气。我发现，会考中以90分以上获得第一名的朱自道及好几位80分以上的优等生都是鹅山小学的，如今我同他们同班了，这几位成绩出色的同学都是和桥街上的人，他们是走读生，中午回家吃饭，晚上回家住。寄宿生有夜自修，而且在电灯下自修，虽然那电灯也是暗淡淡的，但我是头次用电灯，感到称心如意，珍惜灯光，每晚在灯光下仔细地做完每天各门课的习题。在家时从不做夜课，家里只有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灯芯捻的很小很小，火如豆，父亲在如豆的灯下记学校的账目，打算盘。另外我们只用一盏豆油灯，点上几根灯草，老祖母还常噜苏，说她早年只点一根灯草，后来她眼瞎了，便管不着点几根灯草了。寄宿生的宿舍原是谷仓仓库隔成的，窗户都很小，有点像牢房，一间房里摆满许多双层床，我从未睡过双层床，喜欢爬到上层去睡，仿佛睡到了楼上。我家没有楼，一向羡慕舅舅家和陈培之家有楼，学校里有校园，园里有花有树，我每天大清早起床到校园里读书，背书，也可以随便摸摸这些花，我似乎已阔气起来，花也有我的份了。小皮球也不稀奇了，有大篮球，有篮球场，不过我个子小，从来投不进蓝，倒是喜欢滚铁环，在庞大的操场上飞奔着滚铁环很痛快，只是铁环不多，想借的人多，不易借到。

寄宿生们大都家在离校十里以上的村子里或村镇上，每星期六下午上完课，便都背个书包或藤包喜洋洋地回家去，彼此道声“再会！再会！”我出了校门，到街上慢慢看，有很大的酱园，绸布店，南货店，南货店里卖的都是好吃的，不是中秋节也有月饼卖。我尤其记得有一家中药铺，壁上都是小抽屉，抽屉里装的全是药，朝奉（店员）用一杆很小的秤称药。有几回我母亲要吃的药在楝树港买不齐，便由我将药方带到和桥这家大药店里去配。我爬上了大石桥，看桥下大船和小船互相拥挤。南北往来的船只排成长队等候通过，桅杆睡倒了，帆落成一堆，缆索纠缠不清，船员们吵闹，呼喊，乱成一片，这仿佛是《清明上河图》的蓝本。出了镇。渐渐冷落起来，一条石板大道沿河直往北去，沿途人来人往，大都是挑担的，空手人很少，至少都带着雨伞，往往出门时大晴天，突然变天便下雨了。一路没处躲雨，说是大道，是指通途，其实路并不宽，一面临河，一边沿水田，行人相交错，往往须侧过身子。当遇到拉纤的纤夫，我便早早找个合适之点躲让，有时只一人拉纤，拉只小船，极大的船便好几人一同拉，边拉边哼哼，有时还唱，口音都是江北腔。出和桥镇三里，便过一高桥，因面前一条支流灌入大河，高桥便骑跨在支流上。往往我们好几个同路的同学一同回家，到高桥上便憇下来玩一阵，欣赏大河上下飞风光，之后就分道了。从高桥上俯瞰大河里往返的帆船，景象很动人，有白帆，黑帆，棕色的帆，也有的小船用一块芦席做帆，帆影近大远小，一眼看到遥远处，船和帆便成了一个小点，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透视现象了。一路上远远近近的村庄都是黑瓦白墙，都有水牛，都有水车棚，车棚也紧依着大柳树，彼此非常相似，常常有到家了的错觉。及走到了楝树港，真是非常兴奋，我像是远方归来的游子，感到一切都分外亲切了，跳入渡船，便同摆渡的“江北佬”攀谈，但他永远显得有些麻木，并没有注意到我那异乎寻常的热情。一到家，父亲和母亲高兴极了，弟弟也特别亲我。母亲问我在校吃的好不好，我说八个人一桌，米没有家里的白，但尽管吃饱，菜不多，刚吃一碗饭便没菜了。后两碗便吃白饭。母亲听了很难过，眼睛湿了。我后悔不该告诉她。只过一夜，第二天星期天下午便又返校了。母亲给我做了许多菜带到学校去吃，我不肯带，说带去也不能拿出来吃，同学太多不好分，老师见了也不好意思。老师同我们在同一饭堂里吃饭。他们只多一个荤菜。父亲也认为还是不带好，母亲便炒些蚕豆给我带走。回到宿舍里，同学们也都陆续到齐。几乎都从家里带来一些吃的，有蚕豆，菱角，荸荠，山芋；蚕豆最多，有炒豆，煮豆，发芽豆，唯有一个山里的同学带来栗子，分给每人几个，特别好吃。父亲有时到和桥，也买点糕饼给我吃，有一次买了一包干虾，告诉我每次放几只在粥里吃，母亲很少到和桥，有一次她搭姑爹的船到了和桥，特意买了一包鸡蛋糕到学校找我，但太不凑巧，那天老师组织我们远足登山去了，母亲不放心将蛋糕交给号房（传达室），遗憾地带回去了，留给我星期天回家吃。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高兴极了，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六十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他很注意全县会考第一名的朱自道，也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了。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十名”正好廖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爌北（父亲的名），茅草窝里要出笋子了！”

之后，我虽并非每学期都得第一，但基本上是名列前茅，对付课业已完全不费劲，于是开始在课余看小说。《薛仁贵征东》、《七剑十三侠》、《封神榜》……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因眼睛好，在昏暗的灯光下仍看得很入迷。有天突然传来一个轰动全校的消息：“在彭城中学操场演影戏（电影），全校师生整队去看。”演的就是侠客斗剑，神仙腾云，隐身术……我高兴极了，也常常幻想能遇到神仙指点法术。后来又看到一次电影，是演养蚕，这我很熟悉，大蚕吃叶时沙沙有声，但电影里一大群蚕吃桑叶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无声所以叫“影”戏吧，仿佛是影子戏。

我功课好，守纪律，可以算好学生，老师也常表扬，但有一次却被打手心了，鹅山小学一进门的院子里有两棵巨大又古老的银杏树，绿荫蔽天，遮掩了整个院子，每年结无数白果。成熟的白果掉到地面上“啪”的一声，像掉下一只大杏子，白果被包裹在肥厚的杏子似的果肉里。我们每捡到白果，便交给老师。不准自己拿走。我知道炒白果好吃，春节孩子们赌博时以菱角，花生和白果做赌注。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中医，我们一同捡白果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白果可以治痨病（肺结核），是听他父亲说的。我想起了母亲的病，她的病老不好，咳嗽，痰里出现过血，吃了许多药也不见效，大家也有点怀疑会不会是肺病呢（后来证实不是）.。她听人劝告喝过童尿，即小孩的尿，弟弟的尿。白果治肺病的说法立即打动了我的心。白果，树上那么多白果，但不是我的。我动了偷的念头，偷许多白果带回去给母亲吃。我串通了几个同学一起偷白果，但不肯说出母亲的病。因当时痨病是可怕的死症。我们趁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半夜起床，摸黑到院里偷白果，风雨将白果打落满地，黑暗中我们一把一把地抓，我摸到一处特别多，自己装不完，便低声叫伙伴“旋南，旋南，到这边来！”就是这一声泄露天机，被睡在近旁的训导主任听到了，第二天他叫旋南和我二人到办公室，立即破了案，交出了白果，几个伙伴各人打了十板手心，一向表扬我的级任孙德如老师也在办公室，看我挨打，我特别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光阴荏苒，两年高小念完，我毕业了。毕业时同学们互相打听各人的出路。父亲当中医的那位同学早有打算，回家学中医，继父业；好几位家在和桥街上开店的便学做生意；大部分回农村捏锄头柄（种田）；同我一起偷白果也挨了十板手心的吴旋南是高材生，但家里很穷，也只得回家种田。有些家里富裕的不种田，继续上学，但他们的功课大都较差，考不上正规的省立中学，便进私立中学去。大家称某些私立中学为“野鸡”中学，缴钱就能进，入学考试完全是形式，考零蛋也录取，但学费很贵很贵。无锡洛社镇有一所洛社乡村师范学校，招小学毕业生，四年后毕业当乡村初小的教师。因入学后全部公费，投考得人非常之多，水平也极高。是有名的学校。我班高材生邵化南考取了该校，很令同学们羡慕。不花钱的学校太少太少了，似乎就只洛社有这一所，是穷学生们最理想的出路，故而闻名于无锡，常州，溧阳及宜兴一带。父亲早二年就打洛社乡师的主意了，但我渐渐有了更高的要求，不愿在农村当初小的教员，想进省立无锡师范，是高师，高师毕业可当高小的教员，譬如鹅山的教员。父亲当然嘉许我的志向，但上无锡师范之前须先上三年初中，初中要缴费，家里便计划如何更加省吃俭用，并多养几只猪来竭力支持我这艰难的三年。舅舅家田多，母亲也曾幻想回娘家试试舅舅能否帮点忙。父亲毕竟世故深，说不可能的，不让母亲去丢脸。我在数百人的竞争考试中考取了无锡师范初中。因洛社乡师和锡师同时招考，只能参加一边，但县立宜兴中学在这之前招考，故我先也考了宜中，以防万一锡师落榜。我唯一的法宝就是凭考试，从未落过榜，宜中也不例外。

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去投考，招生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摇橹，让我在小仓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小船既节省了旅费又兼做宿店和饭店，船上备一只泥灶，自己煮饭吃，但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件，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从停船处走到无锡师范，有很长一段路程。经过一家书店。父亲曾来此替小学校里买过一架风琴，认得店里的一位伙计，便进去问路，那伙计倒还算热情，引我们到路口代叫了一辆人力车。因事先没讲好价，车夫看父亲那土佬儿模样，敲了点竹杠，父亲为此事一直唠叨不止，怨那伙计：“见鬼，我要坐车何必向他问路，坐车哪有不先讲价钱的！”

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床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针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得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给我买了瓶汽水喝，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难喝了。店伙计笑了：“以后住下来变成了城里人，便爱喝了！”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

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师范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下海了，从此隐入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那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我羡慕没有父母，没有人关怀的孤儿，浪子，自己只属于自己，最自由，最勇敢。

一九八六年

父亲

父爱之舟

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我刚刚梦醒！

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总跟着父亲身后，卖了茧子，父亲便给我买琵琶吃……

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来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旅店钱。我们不肯轻易上岸，花钱住旅店的教训太深了。有一次，父亲同我住了一间最便宜的小客栈，夜半我被臭虫咬醒，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父亲心疼极了，叫来茶房，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茶房说没办法，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父亲动心了，想下决心加钱，但我坚持不换，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他平时节省到极点，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只剩下后半夜，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影响了我。……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地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人山人海，卖小吃的挤的密密层层，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鸡鸭鱼肉都有。我和父亲都饿了，我多馋啊！但不敢，也不忍心叫父亲买。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找个偏僻的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吃完粽子，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我叫他也吃，他不吃，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虽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自从我上学后，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冬天太冷，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脸上冻成一条条发白的瘢痕，有点像切碎的萝卜丝，几乎人人都长“萝卜丝”。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上课时脚踩在脚炉上。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踢毽子是最普及的运动。毽子越做越讲究，黑鸡毛，白鸡毛，红鸡毛，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后来父亲居然在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我快活极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我拍一阵，也给相好的同学拍，但一人只许拍几下。夜晚睡觉，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没气了，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一天，父亲突然上和桥去了，但他忘了带皮球，我发觉后带着瘪皮球追上去，一直追到楝树港，追过了渡船，向南遥望，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到和桥有十里路，我不敢再追了，哭着回家。

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读初小的时候，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二三圈，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

初小毕业时，宜兴县举办全县初小毕业会考，我考了总分七十几分，属第三等。我在学校里虽是绝对拔尖的，但到全县范围一比，还远不如人家。要上高小，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鹅山小学就在镇头，是当年全县最有名声的县立完全小学，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方圆三十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小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与在家时撒娇的哭，发脾气的哭，吵架打架的哭都大不一样，是人生道路中品尝到新滋味了。

我又清清楚楚地看见河里往返的帆船，景象很动人，有白帆，黑帆，棕色的帆，也有的小船用一块芦席做帆，帆影近大远小，一眼看到遥远处，船和帆便成了一个小点，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透视现象了。一路上远远近近的村庄都是黑瓦白墙，都有水牛，都有水车棚，车棚也紧依着大柳树，彼此非常相似，常常有到家了的错觉。

父亲有时抽空到和桥，买点糕饼给我吃，有一次买了一包干虾，告诉我每次放几只在粥里吃，母亲很少到和桥，有一次她搭姑爹的船到了和桥，特意买了一包鸡蛋糕到学校找我，但太不凑巧，那天老师组织我们远足登山去了，母亲不放心将蛋糕交给传达室，遗憾地带回去了，留给我星期天回家吃。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高兴极了，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六十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父亲很注意全县会考第一名的朱自道，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十名”正好廖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爌北（父亲的名），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我唯一的法宝就是凭考试，从未落过榜，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

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又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时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摇橹，让我在小仓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船上备一只泥灶，自己煮饭吃，小船既节省了旅费又兼做宿店和饭店，只是我们的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从停船处走到无锡师范，有很长一段路程。我们到路口叫一辆人力车。因事先没讲好价，车夫看父亲那土佬儿模样，敲了点竹杠，父亲为此事一直唠叨不止。

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病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针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得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但姑爹的小小渔船仍然是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

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给我买了瓶汽水喝，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难喝了。店伙计笑了：“以后住下来变成了城里人，便爱喝了！”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

师范毕业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师范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下海了，从此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那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我羡慕没有父母，没有人关怀的孤儿，浪子，自己只属于自己，最自由，最勇敢。

……醒来，枕边一片湿。

婚礼和父亲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高的奢望，我有幸品尝过这种欢乐。往事如烟，我和妻已是白头老伴，但当年婚礼中父亲形象却永不消逝。

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员，兼种田，因子女众多，家庭生计艰难，考虑到田地少，子女长大分家后更无立锥之地，因此竭力设法让子女读书，将来出外谋生，免得留在家里没有活路。为了子女上学，他一生勤俭，节省到了极点，乡里人说他连尿也要憋回家尿在自家粪坑里。我是长子，最先实现他的意愿，努力读书，考进不要钱的师范学校，年年争得奖学金，靠考，一直到考取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的公费留学生，中了状元了！农村通信不便，当父亲得知消息时不知他和母亲是怎样的欣喜，而且，此后不久，又通知他我们将在南京结婚。

婚期前他赶到南京，内衣口袋里藏着一百块钱，口袋用针线缝住。他没有告诉我如何筹措到这笔巨款，无非是粜稻，卖猪，卖鸡蛋，向亲友借贷……其实我事先并未向他要钱，当他摸出那一叠厚厚的钞票，我似乎看到鲁迅《药》中的华老栓，一清早出门时又按一遍腰里硬硬的银子，赶去换人血馒头为儿子治病。为了省钱，父亲是坐慢车到南京的，车又误点，抵我们宿舍已是深夜。未婚妻拿出饼干请他吃，我知道他的习惯是不肯吃的，但这回真的吃了，吃了一些，未婚妻又请他再吃，我想这是多余的客气，但他居然又吃了，这样几次推让，他确乎吃了不少。事后，我们才知他从早晨离家，搭轮船，换火车，一整天没舍得在路上吃饭，而我们自己因无开伙条件，只在大食堂搭伙，就未考虑到给他做点什么吃的。

我们简单婚礼在励志社举行，因社内有老同学，费用给优惠，但没中餐，只是西餐，西餐就西餐吧。父亲生平第一次见西餐，我傍他坐，时刻照顾他。当服务员捧上一盘整条大鱼，轮流让客人各取所需，首先送到父亲面前，这当儿，正有人同我说话，未顾及父亲，他惊讶了，一面摇手：我吃不掉那么大鱼。我连忙用刀叉帮他分取一小块，他因不懂规矩感到难为情，其实，看他那土老头模样，别人早都谅解的。而我既中了状元，作为土老头的儿子，已毫无愧色，倒是回忆初到无锡城里上学时，真怕同学们讥笑父亲的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