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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举行婚礼后，我们一同回到农村老家去，父亲连人家送的鲜花，虽已开始萎谢，也要带回家，并一路向不相识的旅客炫耀：这是在南京结婚人家送的。母亲河家人早在老家门前等候，我们一到便放起鞭炮来，引来众多围观的乡邻和孩子们，父亲似乎显得比平时高昂起来。妻初次到我这农村老家，名副其实的寒舍，我虽曾真实对她谈过我家的情况，但仍不免暗暗担心她的失望与不满。但意外地看到我们的临时新房刷得雪白明亮，处处很整洁，父亲和母亲为此曾付出多大的劳动！

半个世纪流失了，老屋早已拆除。父亲的坟早淹没于荒草或庄稼丛中，他的儿女天各一方，有时会怀念他。他的孙子，孙子的孩子们不再知道他！乡里的孩子们也不再知道他。但，就是他，受吴氏宗祠的委托，在村里首创私立吴氏小学。最初的私立吴氏小学今天已发展成一千余师生规模的中心小学，我用他的名义在小学里设立了教学奖励基金，作为纪念，忘却的纪念或永远的纪念！

一九九二年

母亲

人们将大地比做母亲，将祖国比做母亲，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换句话说，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她是文盲，缠过小脚，后来中途不缠了，于是她的脚半大不小，当时被称为改良脚。

富家女母亲却下嫁了穷书生，即我的父亲。其实我的父亲也识字不多，兼种地，但与只能干农活的乡里人比，他显得优越而能干，乡里人都称他先生。听母亲说，是我的外公，即她的父亲做主选定的女婿。我不知道外公，但外公抱过童年的我，说我耳朵大，将来有出息。外公选穷女婿，看来他是一位开明人士，他的两个儿子，即我的舅舅，各分了大量田产，一个抽大烟，一个做生意，后来都破落了。

我对母亲最早记忆是吃她的奶，我是长子，她特别偏爱，爱亲自喂奶喂到四岁多。以后她连续生孩子，自己没有了奶，只能找奶妈，我是她唯一自己喂奶的儿子，所以特别宠爱。宠爱而至偏爱，在弟妹群中我地位突出，但她毫不在乎弟妹们的不满或邻里的批评。她固执，一向自以为是，从不掩饰她自己的好恶，而且标榜自己的好恶。

母亲性子急，事事要求称心如意，因此经常挑剔父亲，发脾气。父亲特别节省，买布料什物总是刚刚够数，绝不富余，母亲便骂他穷鬼，穷鬼。父亲说幸好她不识字，如识了字便了不得。但他们从来没动手打架，相安度日。我幼小的时候，父亲到无锡玉祁乡镇小学教书，只寒暑假回来，母亲独自操持家务，那时她三十来岁吧，现在想起来，她的青春是在寂寞中流逝了的。但没有一点绯闻。绯闻，在农村也时有所闻，母亲以她大家闺秀的出身对绯闻极鄙视。父亲刻苦老实，更谈不上沾花惹草，父母是一对诚信的苦夫妻，但没有显示爱情，他们志同道合为一群儿女做牛马。大约四五十岁吧，他们就不在一个房睡觉了，他们没有品尝过亚当夏娃的人生，他们像是月下老人试放的两只风筝。

母亲选的衣料总很好看，她善于搭配颜色，姑嫂妯娌们做新衣听她的主意，表姐们出嫁前住到我们家由母亲教绣花。她利用各色零碎毛线给我织过一件杂色的毛衣，织了拆，拆了织，经过无数次编织，终于织成了别致美观的毛衣，我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她用尽心思的一件艺术制作。她确有审美天赋，她是文盲，却非美盲。父亲只求实效，不讲究好看不好看，他没有母亲那双审美的慧眼。

上帝给女人的惩罚集中到母亲一身：怀孕。她生过九个孩子，用土法打过两次胎，她的健康就这样被摧毁了。她长年卧病，不断服汤药，我经常帮忙解开一包包的中药，对那些死虫枯根之类的草药起先好玩，逐渐感到厌恶。后来医生要用童便，母亲便喝弟弟的尿。因为母亲的病，父亲便不再去无锡教书，他在家围起母亲的围裙洗菜，做饭，喂猪，当门外来人有事高叫“吴先生！”时，他匆促解下围裙以“先生”的身份出门见客。从高小开始我便在校寄宿，假日回家，母亲便要亲自起来给我做好吃的，到似乎忘了她的病。有一次她到镇上看病，特意买了蛋糕送到我学校，不巧我们全班出外远足（旅游）了，她不放心交给收发室，带回家等我回家吃。初中到无锡上学，学期终了才能回家，她用炒熟的糯米粉装在大布口袋里，教我带到学校里每次冲开水加糖当点心吃，其时我正青春发育，经常感到饥饿。

父亲说他的脑袋一碰上枕头便立即入睡，但母亲经常失眠，她诉说失眠之苦，我们全家都不体会。她头痛，总在太阳穴贴着黑色圆形的膏药，很难看，虽这模样了，她洗衣服时仍要求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因离河岸近，洗任何小物件她都要到河里漂得清清爽爽。家家安置一个水缸，到河里担水，母亲见了大叫：“啊哟哟！快放下扁担，别让人笑话！”我说没关系，但她哭了，我只好放下扁担。

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母亲头上。日军侵华，抗战开始，日军的刺刀并没有吓晕母亲，致命的，是她失去了儿子。我随杭州艺专内迁，经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至重庆，家乡沦陷，从此断了音信。母亲急坏了，她认为我必死无疑，她曾几次要投河，上吊，儿子已死，她不活了。别人劝，无效，后来有人说，如冠中日后回来，你已死，将急死冠中。这一简单的道理，解开了农村妇女一个扣死的情结。她于是苦等，不再寻死，她完全会像王宝钏那样等十八年寒窑。她等了十年，我真的回到了她的身边，并且带回了未婚妻，她比塞翁享受了更大的欢欣。

接着，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发榜，我被录取了，真是天大的喜讯，父亲将发榜的报纸天天带在身上，遇见识字的人便拿出来炫耀。母亲说，这是靠她陆家（她名陆培芽）的福分，凭父亲那穷鬼家族绝生不出这样有出息的儿子来。我到南京参加教育部办的留学生出国前讲习会，期间，乡下佬父亲和母亲特意到南京看我，他们风光了。那是我正闹胃病，兴高采烈的母亲见到我脸色发黄，便大惊失色：全南京城里没有这么黄的脸色！她几乎哭了，叫我买白金（麦精）鱼肝油吃，当时正流行鱼肝油，她也居然听说了。

山誓海盟的爱情，我于临出国前几个月结了婚，妻怀孕了。我漂洋过海，妻便住到我的老家。她是母亲眼中的公主，说这个媳妇真漂亮，到任何场合都比不掉了（意思是总是第一）。母亲不让妻下厨做羹汤，小姑们对她十分亲热，不称嫂子，称琴姐。不远的镇上医院有妇产科，但母亲坚决要陪妻赶去常州县医院分娩，因这样，坐轮船多次往返折腾，胎位移动不正了，结果分娩时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这是父亲才敢怨母亲的主观武断。小孙子的出生令母亲得意忘形，她说果然是个男孩，如是丫头，赶到常州去生个丫头，太丢面子，会被全村笑话。她尤其兴奋的是孩子同我初生时一模一样。

三年，粗茶淡饭的三年，兵荒马乱的三年（解放战争），但对母亲却是最幸福的三年，她日日守着专宠的儿媳和掌上明珠的孙子。别人背后说她对待儿孙太偏心，她是满不在乎的，只感到家里太穷，对不住湖南来的媳妇。她平时爱与人聊天，嗓门越说越高，自己不能控制。她同父亲吵架也是她的嗓门压过父亲的。但这三年里却一次也未同父亲吵架，她怕在新媳妇面前丢面子。妻看得明明白白，她对全家人很谦让，彼此相处一直很和谐，大家生活在美好的希望中，希望有一日，我能归来。

我回来了，偕妻儿定居北京，生活条件并不好，工作中更多苦恼，但很快便将母亲接到北京同住。陪她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她回乡后对人讲北京时，最得意的便是皇帝家里都去过了。她住不惯北京，黄沙弥漫，大杂院里用水不便，无法洗澡，我和妻又日日奔忙工作，她看不下去，决定回到僻静的老家，她离不开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她长年饮这条小河的水，将一切污垢洗涤在这条小河里。她曾第二次来过北京，还将我第二个孩子带回故乡找奶妈，皇帝的家已看过，她不留恋北京。

苦难的岁月折磨我们，我们几乎失落了关怀母亲的间隙和心情，我只在每次下江南时探望一次比一次老迈的母亲。儿不嫌母丑，更确切地说是儿不辨娘是美是丑，在娘的怀里，看不清娘的面目，我的母亲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人人夸奖，但晚年白内障几近失明，乡人说她仍摸索着到河边洗东西，令人担心。我的妹妹接她到镇江动了手术，使她重见天地，延续了生命。父亲早已逝世，年过八十的母亲飘着白发蹒跚地走在小道上，我似乎看到了电影中的祥林嫂，而她的未被狼吃掉的阿毛并未能慰藉她的残年。

载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一日《文汇报》

歧途

世间没有后悔药。

然而人间却有无穷后悔的事情，跌入后悔深渊的人们都祈求过后悔药吧？没有的，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吞饮，默默地。

寻常百姓家，父母但愿孩子平稳成长，学好本领，到城市里找没有风险的职业。城市当然比贫穷的家乡农村好，城市里的职业一定比种田好。我曾经是父母的希望之光。我用功读书，一直名列前茅，小学，中学师范，又考进了极难考取的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电机科，工业救国。三十年代学工科的最易找到职业，即使升不了大学，高工毕业后到工厂当技术员是铁饭碗，没有风险的职业可说稳拿了。身体的发育大都依顺着共同的生理规律，但思想感情的发展却千差万异，往往难于逆料。一次偶然的机缘，我接触了美术，决心抛弃工科学籍，非要转到国立杭州艺专从头学画不可，这过程已在别的文章中谈过，不赘述。诞生于偏僻农村贫寒之家，战战兢兢一味为谋生而奋发图强的中学生，突然恋爱美术，而且爱得疯狂，将整个生命投入了赌注。别人觉得可惜，父亲更是震惊。见过一幅漫画，画一个瘦的诗人手里捏着一枝花在独自闻香。路旁两个行人在悄悄私语：诗人是做什么生意的？现在我的父母最关心的是：画家是靠什么吃饭的？艺专毕业后干什么工作？最佳职业是当中学里的美术教员，但那时中学不多，设有美术课的中学更少，有那么点儿美术课也往往随便由其他课的教员兼任，不一定需要专业教员，除了当教员这条路，便举不出第二条道了。这令父亲惶恐了，他是乡村小学教员，知道美术课轻如鸿毛，怎么能同电机科相比呢？他竭力劝阻，反对。恋爱与父爱之间如何抉择？恋爱是暴君吧，中了其箭的便失去理智，成为俘虏，无力选择。母亲是文盲，她不很懂父亲一再强调的日后的利害关系，她只同情儿子的苦恼，倒反劝父亲勿伤儿子的心，宁愿顺从儿子而自己伤心。我终于未能从爱河游回岸边，顺河一直被冲入了苦海，我甘愿承受无业的浪子生涯，但偌大的后顾之忧永远笼罩着我：父母的企望。善良的父母，可怜的父母，不幸的父母！一个可怜的念头瞬间闪现：愿父母在我毕业前逝世，不让他们看到儿子的失业潦倒。我如何能对得起他们呢？我明知自己的前途将给他们带来无比的痛苦，我想寻找蒙骗他们的方法，当我读到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时，似乎感到自己已经是那个在船上卖牡蛎的落魄远行人了。

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倒给我解脱了困境。江浙即将失陷时，我随学校仓促迁往沅陵，昆明，重庆，从此八年离乱，家乡音信断绝，后来才知我那母亲失去我的音信后经常哭得死去活来，她认为儿子已必死无疑，几次想自杀，别人劝她：日后儿子回来时你倒先死了，你儿子也会急死的。于是她不再自杀，活在一线希望中。算是幸运了，我毕业后在国立重庆大学任助教，同时到中央大学旁听文、史课程，一直到日本投降，接着又考取公费留学。当我再见到父母时，已将出国了，乡下佬从来没有做过儿子留洋的梦，父亲对我学艺的忧虑解除了，母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见到消失了的孩子，虽然他们已呈现衰老，但分外兴奋，枯木逢春了。岁月匆匆，留学三年后回到祖国，定居北京，曾三度接母亲到京观光。南方农村妇女不习惯北京生活，何况那是我家条件很差，她每住几月便吵着宁可回老家去，她最引以为骄傲的是看到皇宫了，回乡后总向人吹嘘皇帝家里如何如何，她的见闻高人一等了。然而父亲始终没有空闲来北京，他忙着照料我弟弟的孩子们，爷爷对孙子都一样疼爱，住在京城的孙子和住在农村的孙子并无区别。有一次他说想来京了，我立即寄了路费去，但仍不能来，后来才知乡政府不给开介绍信，因他土改成分不好，不让走，那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饥馑，我们自己的定量也吃不饱，仍竭力给他寄糕饼点心。杯水车薪，他终于在饥饿中病死。我曾愿他在我落魄潦倒之前无痛苦逝世，而他偏偏在我留了洋当了教授后于贫病中断气。我如今住在高楼了，家里电气化了，生活宽裕了，我和妻夜晚每忆及我那终生贫穷，尸骨已腐的父母，深感未尽反哺之情，不胜内疚！“父亲帮助儿子的时候，两个人都笑了；儿子帮助父亲的时候，两个人都哭了”，老友秉明在《忆父亲》篇前引的这句希伯来谚语，也正真实地道出了我的童年和父亲的晚年。

在工科和艺术的分道口，我投奔了艺术，十三年后，我面临第二个分道口的抉择：留在巴黎呢还是返回北京。

国内有父母妻儿，他们盼我早日返回。但我将艺术看得重于亲情，重于自己的生命。妻儿日后可设法也迁到法国去，父母恐成诀别了。首先考虑的还是艺术，留在巴黎，艺术环境好，扬名国际艺坛的可能性当然远比国内大。国内共产党执政了，改变了国民党的腐败作风，民族前途出现了曙光，但其政治方针是否有利于艺术发展呢？撇开这些外在的客观因素，其时我已意识到有一个问题很关键：真正的艺术总诞生于真情实感，诞生于自己最熟悉的社会环境中，鱼离不开水，各具特色的花木品种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壤。放弃飞黄腾达，享誉国际的虚荣，回到自己的乡土，深深扎根于苦难的深层，天道酬勤，日后总能开出土生土长的自家花朵吧！理想的认识并不那么轻易就能解决现实的抉择，同学们都面临同样的苦恼。歧途，谁知究竟哪边是歧途啊！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考，去，留的决定不知改变了多少次，最终我还是任性，一味着眼于追求真正的艺术，回国，要回国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巴黎，不再留恋人家的梁园。

坎坷之路从此开始，远不止是生活的坎坷。过惯穷日子，生活苦点算不了什么，而这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确乎坎坷连着坎坷。八十年代后又几次回到巴黎，留居巴黎的老同窗均早已成就卓著，扬名国际艺坛了，看到他们宽敞的画室，令人羡慕，是我后悔的时候了吧？我曾经后悔过，不是当穷的要借钱度日或申请补助的时候，不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候，而是被迫在农村劳动并剥夺尽作画时间的岁月中。那时天天背朝青天，面向黄土，劳动。我对劳动并无反感，劳动，那是耕耘，耕耘是我们的天职，本质。其时，我那几位留巴黎的同窗亦在奋力耕耘，在艺术中耕耘。我转向泥土草木，转向风景画，风景里是否可暂且安身立命呢？也许。这便是我由画人物而转向风景的原由。往事渐杳，每当夜深无寐，回顾走过的路，庆幸乎？后悔乎？都由不得自己，毕竟我还是怯懦者，逃避者，我避入了风景画这个防空洞，为了艺术而苟且偷生，放弃了以艺术震撼社会的初衷。由于出身贫苦吧，我一向将娱乐看做奢侈，鲁迅才是我最崇敬的人，我曾幻想从事文学，步鲁迅的后尘。误入艺途，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歧途已远，今已成为白发满头的风景画家，不少友人和观众都曾感到我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优美和幸福，我真迷惑了，那是我吗？我在哪里？翻看近两年的新作，似乎渐渐远离优美和幸福，转向抒写晚年的惆怅，其中也含蕴着新生的盼望，有些标题是：《年华》，《春如线》，《花花世界》，《流逝》，《情结》，《异化》，《飘》，《非天书》，《沉沦》，《色色空空》……

一九九五年

走出象牙塔

一九三五年前后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最宁静的时期，学生学习认真，教室里无人喧闹，只听得木炭条在纸上“嚓嚓”的作画声。竞争是剧烈的，谁也不肯缺课，下午无业务课时教室锁门，倒是常有学生跳窗户进去作画，逃避理论课，不重视文化修养，认为技术是至高的。下午课程少，我们低年级学生便都出门画水彩写生：苏堤垂柳，断桥残雪，接天莲叶，平湖秋月……浓妆淡抹的西湖确是够令人陶醉的。傍晚，各人将自己的作品装入玻璃框，宿舍里每天都有新作观摩，每当看到别人出了好作品，我便感到一阵刺激，其间夹杂着激动，妒忌与兴奋，盼望明天的到来，盼望明天自己的作品是最出色的。林风眠校长，林文铮教务长，教授们如吴大羽，刘开渠，蔡威廉，雷圭元等老师，几乎清一色都是留法的，从授课方式和教学观点的角度看，当时的杭州艺专近乎是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王子云老师返国前，就是学校的驻欧代表。校图书馆里画册及期刊也是法国的最多，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我们早就爱上了这些完全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学校里教法文，但认真学的学生太少了，招生时本来就不够重视文化课，有些学生连中文都不很通，对外文更害怕，见了法文老师黄纪兴先生都躲着走，黄先生教学是很严厉的。因此看画册看图不识字，不求甚解，学人家的气派，不易辨感情的真伪。当时的课程是前三年素描，后三年油画（指绘画系），对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开放态度，但在教室里的基本功方面，要求还是十分严格的。当年的同学们今天分散在国内外，都已是花甲之人，回忆学艺之始，评析教学中的功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能提出较客观的意见。每天上午的业务课都是西洋画，每周只有几个下午学中国画，虽然潘天寿老师的艺术和人品深为同学们敬佩，但认真学的人还是少，认为西洋画重要，中国画次要。因为中国画课时少，又基本从临摹入手，所以少数爱好国画的同学便在夜间画中国画，背着舍监（宿舍管理员）自己偷偷换个大灯泡。潘老师偏重于讲石涛，石谿，八大，构图，格调，意境……到也正是西方现代出色的艺术家们所追求和探索的方面，但当时同学们学得浅，窄，偏，自然还谈不上融会贯通。

正当学校将筹备建校十年大庆的时候，“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宁静的艺苑里也掀起了抗日宣传活动。本来从不重视宣传画，这回却连老师教授们也动手画大幅宣传画了，而且都是用油彩画在布上的，我记得李超士老师画的是一个人正在撕毁日旗，提名“日旗休矣”，方干民老师画一个穿木屐的日本人被赶下大海，吴大羽老师画一只血染的巨手，提款：我们的国防不在北方的山冈，不在东方的海疆，不在……而在我们的血手上。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杭州危急，一九三七年的冬季，学校不得不仓皇辞别哈同花园旧址，全校师生乘坐木船逃避到诸暨县的乡下去。诸暨也不是久留之地，便又迁向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天师符去，似乎那里还能重建失去了的象牙之塔！

那时候，不少同学不再跟学校逃难，直接去参加抗战工作。我们依附着学校的，也只能各自找火车或汽车的门路，到江西贵溪县报道，然后三三两两，自由组合，步行百多华里到龙虎山。我和朱德群，柳维和等数人到的较早。龙虎山里的“嗣汉天师府”相当宏伟，还不很破旧，看来可容纳我们学校，只是桌椅板凳都缺，我们睡地铺，也许这里是避乱的桃花源吧，但又如何进行教学呢？正当我们爬上张天师的炼丹亭等处参观，寻找美好的写生角度时，有师生途中遭到了盗匪的袭击，学校于是改变定点龙虎山的计划，决定先回贵溪县集中，住在贵溪的天主堂里。家乡已沦陷的战区学生，断了经济来源，大都连伙食费也交不起了，我曾和彦涵及朱德群就在天主堂的门洞角落里同锅煮稀饭填肚子。

车，船，步行，鹰潭，长沙，常德，最后学校定居湖南沅陵老鸦溪，这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从北平流落到南方，教育部下令两校在沅陵合并，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取消两校的校长，由林风眠，赵太侔（原北平艺专校长）及常书鸿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庞薰琹，李有行，王临乙，王曼硕等许多老师都是那次从北平来的。北平和杭州早都沦陷了，南北两校的师生跋涉来到沅江之滨，但未能同舟共济，却大闹起学潮来。不久，教育部任命滕固来任校长，林风眠和赵太侔相继离开了学校。学潮平息后我们又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学校已盖起木板教室，教室里依旧画裸体，一路奔波，沿途也组织了宣传队，画过抗日宣传画，但思想深处并不以为那些也是艺术，如今有了木板画室，便又权作象牙之塔，虽然认为只有画人体才是艺术基本功的观念不可动摇，但生活的波涛毕竟在袭击被逐出了天堂的师生们，他们跌入了灾难的人群中，同尝流离颠沛之苦，发觉劳动者的“臭”和“丑”中含蕴着真正的美，大家开始爱画生活速写，在生活中写生：赶集的人群，急流中的舟子，终年背筐的妇女，古老的滨江县城，密密麻麻的木船，桅樯如林，缆索缠绵，帆影起落，……挑，抬，扛，呼喊，啼哭……浓郁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我们，启示了新的审美观。到杭州时顶多只能画画校内小小动物园里的猴子和山鸡，那春水船似天上座的西子湖实在太平淡了！同时出现了新风尚：湖南土产蓝印花布被裁缝成女同学的旗袍，书包，确乎显得比杭州都锦生的织锦更美！

虽然僻处湘西，仍常有日本飞机来袭的警报，一有警报便停课，大家分散到山坳里躲藏。事实上日机一次也没来投过炸弹，我便利用警报停课的时间，躲在图书馆里临摹“南画大成”，请求管理员将我锁在里面，他自己出去躲藏。那时制度不严，他善意地同意了，我今天还感激他的通融，让我临完了许多长卷。就当警报声中我锁在图书馆里临古画的时期，罗工柳，彦涵等不少同学纷纷离开了学校，据说是出外谋生，直至解放后才知他们是去了延安。留在学校的我们，破衣烂衫，依靠教育部每月五元的“战区学生贷金”生活。

敌人步步紧逼，长沙大火，沅陵也不能偏安了，学校决定搬迁昆明。搬迁计划分两步走，先到贵阳集中，再赴昆明，靠一位好心的医生给我找了不花钱的车（当时叫“黄鱼车”），我省下了学校发给的旅费，用以买画具材料。到贵阳又住进一个天主堂，几人合用一张小学生的课桌，于是有人偏重练习书法，有人专门出外画速写。速写，那是离开杭州后才重视的宝贵武器，董希文画速写最勤奋。卢是练书法最有恒心，我们遇上了惨绝人寰的贵阳大轰炸，每遇空袭警报，我们便出城画速写，那一天我爬到黔灵山上作画，眼看着一群日本飞机低飞投弹，弹如一阵黑色的冰雹。满城起火，一片火海，我丢开画具，凝视被死神魔掌覆盖了的整个山城，也难辨大街小巷和我们所在天主堂的位置。等到近傍晚解除警报，我穿过烟雾弥漫的接到回去，到处是尸体，有的大腿挂在歪斜的木柱子上，皮肉焦黄，露着骨头，仿佛是火腿。我固着最大的勇气从尸丛中冲出去，想尽快回到天主堂宿舍。但愈往前烟愈浓，火焰渐多，烤的我有些受不了，前后已无行人。只剩我一人了，才发觉市区道路已根本通不过，有的地方余弹着火后还在爆炸，我急急忙忙退回原路，从城外绕道回到天主堂。天主堂偏处城边，未遭炸，师生无一罹难，只是住在市区旅店的常书鸿老师等的行李被炸毁一空，庆幸人身无恙。

大轰炸促使学校更迫切迁往昆明。作出迁移决定后，有几位勇敢的同学，如李霖灿（今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和夏明等，他们决心徒步进入云南。他们步了徐霞客的后尘，也可说是艺术宫里青年学生深入生活的先锋。我曾收到李霖灿沿途寄给我的明信片，叙述各地风土人情，并配有钢笔插画。就是他明信片上速写的玉龙雪山使我向往玉龙数十年，一九七八年我终于到达了玉龙山。在丽江提起李霖灿，有些老人还记得他，他当年深入少数民族，长期苦心钻研纳西族文字，著书立说，后来以少数民族文学专家的身份进入中央研究院。

学校迁昆明后，在市里借了个小学开课，因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内许多有名望的艺术家都曾先后来校任教，许多在地方艺术学校学习过的学生也来转学，于是画风就更多样，但水平也更不齐了。同时，由于招生考试放松，教学要求已不严，学生中有些人并不想认真学艺，只是结个栖身之处，混张文凭，于是有人在搞各式各样的活动，进步的和反动的，有人学英文相当美军翻译，有人相当电影明星，谈恋爱之风盛行起来，对对双双形影不离，这在杭州是绝对禁止的。仍不乏苦学苦钻的苦学生，有一位祁锡恩，学习就剖学苦无完善的教本和满意的教师，便自己土法编制，将从表层到深层的肌肉用多层图纸画出后制成活动解剖图，可一层层揭视，所下的功夫惊人。这时候，滕固校长宣布请来了傅雷先生当教务长，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对傅雷很是崇敬的。弗雷先生从上海转到香港来到昆明，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决心来办好唯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吧。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对学生要重新考试编级，当时教师多，学生杂，从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滕校长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张，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师生中公开在传告傅雷离校这一原由，我当时是学生，不能断言情况是否完全确切，但傅雷先生确实并未上任视事便回去了。大家非常惋惜。

在昆明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义卖画展，展出部分师生的作品，用售票抽签的作品的办法，售款全部捐献抗日。空袭又频，学校迁到滇池边呈贡县的安江村上课。几个村庄里的数座大庙分别作了教室和宿舍，于是要在庙里画裸体，确曾费了不少努力，事过四十余年，一切都渐淡忘，前几年过昆明，我抽暇去安江村寻访旧时踪迹，才又忆起当年教学与生活的点滴。人生易老，四十年老了人面，但大自然的容貌似乎没有变，只是人家添多了，吉普车能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地进入当年只有羊肠小道的安江村了。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故乡。向父老们探问自己的家，很快就找到了地藏寺旧址，今日的粮仓，昔日的男生宿舍。安江村还有两家茶馆，一家就在街道旁，里面聚集着老年人，烟气茶香，谈笑风生。我和同去的姚钟华同志等进茶馆坐下，像是开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术学府在这个偏僻农村活动的外调工作。老年人都记得“国立艺专大学”，他们是当年情况的目击者，有人说，“我家曾留有一本常书鸿的书，里面有许多照片和图画”，“有一本书里面有老师和学生的像，有的像不画鼻子和眼睛（指一本毕业纪念册）”“你们那个阿波罗商店”我们惊讶了，从老农嘴中听到阿波罗，真有点新鲜，我也茫然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阿波罗商店不是卖包子，面条，花生米吗？”我才回忆起当年有几个沦陷区同学，课余开个小食品店挣钱以补助学习费用。“你们见什么都画，我们上街打酱油，也被你们画下来了，还拿到展览会展览”在佛寺里画裸体，这更是给老乡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急得画裸体时如何用炭盆生火，画一阵还让憇一憩，并说出了好几个模工的姓名，其中一位女模工李嫂还健在，可惜未能见到这位老太太，估计我也曾画过她，多想同她谈谈呵！“你们如不搬走，本计划在此盖新房，修公路，战争形势一紧张，你们走的匆忙，留下好多大木箱，厚本厚本的书，还有猴子，老鹰（静物写生标本）……直到解放后还保存着一些”我们问村里有没有老师们的画，他们说多得是，有西画，国画，人像……“谁家还有？”“破四旧都烧掉了”最后我们重点找潘天寿，吴茀之，和张振铎老师和住过的旧址，凭记忆找到了区域位置，但那里有两三家都住过教师，房子结构和院落形式都相似，一时难肯定是哪一家，偏偏关键的老房东又外出了。

正如老乡所说，由于战争形势紧张，越南战局危及昆明，学校又从安江村搬迁四川璧山县。滕固校长卸职，由吕凤子先生接任校长，吕先生先已住在璧山县办正则中等艺校，也由于这个方便艺专才迁到了璧山县。在安江村时期，已由潘天寿老师等提出中国画与西洋画分家，独立成中画系。吕先生自然也是赞成国画独立的。于是招生也就分别考试，中画系学生的素描基础大都较差，而更像文质彬彬的书生，背诗诵词，年纪轻轻已具古色古香的文人气派。我自己是鱼和熊掌都舍不得，本来西画学得多，因为崇拜潘老师，一度转入中画系，但感到不能发挥色彩的效果，后又转回西画系，因之必须比别人多学一年。

璧山县里借的“天上宫”等处的房子不够用，便在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盖了一批草顶木板墙教室，学生宿舍则设在山顶一个大碉堡里，上山下山数百级，天天锻炼，身体倒好，就是总感到吃不饱。先是抢饭添第二碗时饭桶里已空，每人都改用大碗，一碗解决。有人碗特大，满装着高如宝塔的饭，他坐下吃，你对面看不到他的脸。后来改用分饭的办法，以桌为单位平均分配，于是男同学极力拉女同学编成一桌，总还是感到饿和馋。有一回我们几个人打死一条狗，在一位广东同学的指导下，利用教室里画人体时取暖用的炭盆煮狗肉吃，当然是夜里偷着吃，第二天教室里仍是腥味熏天，关良老师来上课，大家真担心。

画人体，画人体，千方百计画人体，毕业后便永远与人体告别！历届毕业同学到哪里去了？谁知道！自寻门路去了！黄继龄在昆明刻图章，据说有点小名气，董希文去了敦煌，卢是随王子云老师的文物考察团去了西北。这些都是最难的的机会。现在轮到我毕业了，先努力想找个中学图画教员的工作，结果在一个小学当了临时代课教员，幸而不久在国立重亲大学建筑系找到了助教工作，教素描和水彩，实在是太偶然的好机会了，令同学们羡慕。我于是开始全力攻法文，等待时机到巴黎去，那里才有我一直追扑的坚厚伟大的象牙之塔吧！我那可怜的母校，背着一群苦难的儿女长途颠沛流离的娘亲，又从青木关搬迁到了磐溪，由陈之佛先生接任吕凤子的校长。

终于盼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一九四六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又一分为二，回到了杭州和北平。这便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我也终于钻进了巴黎坚固的象牙之塔，在那有三百年历史的美术学院里安心画人体，解除了在风雨飘摇中不断搬迁的忧虑，我确乎在人体中学习到基本功和不少造型艺术的重要因素，但一味钻进去，感到此中已找不到艺术的出路和归宿。巴黎的蒙马尔特有一处广场麇集着艺人卖画的摊贩，画得都很没意思，许多画家还以当场画像招徕主顾。这里正被世界各国的旅游者们视为巴黎的名胜风光，我在巴黎的几年中只去看过一次，一看立即感到一阵心酸，这些乞儿一般的同道们大都也曾在象牙之塔里收到严格的技法训练，我开始对长期所追求的象牙之塔感到空虚和失望！而被赶出杭州后，一路的所见所闻：泥土和江流，贫穷和挣扎，血腥和眼泪……不断向我扑来，而且往往紧啮着我的心脏。当年我总怨这些无可奈何的客观现实在干扰我们的学习，时时在摧毁我们的象牙之塔！在海外初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对生活源泉的问题特别感到共鸣，大概就是由于先已体验了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的关系，认识到永难建成空中楼阁的象牙之塔吧！我回到了自己的国土，重新脚踏实地地走路，路，只能在探索中找寻，在人民中找寻！

一九八五年

忆初恋

沅江流至沅陵，十分湍急，两岸的渡江船必须先向上游逆进约一华里，然后被急流冲下来，才能掌握在对岸靠拢码头。一九三八年，日寇向内地步步紧逼，我们学院迁至沅陵对岸的荒坡老鸦溪，盖了一群临时性木屋上课。老鸦溪没有居民和商店，要采购什物必须渡江到沅陵城里去，但渡江是一场斗争，是畏途，且不无危险，故轻易不过江。

我患了脚疮，蔓延很厉害，不得不渡江到城里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去诊治。每隔二十三天便须去换一次药。江苏医学院从镇江迁来，同我们一样是逃难来的学府，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从江苏跟来的，同乡不少。门诊部的外科主任张医师与我院一位女同学梅子恋爱了，他们间经常要交换书信或物品，托我带来带去最为快捷方便。梅子像姐姐一样对待我，很和蔼，张医师又主治我的脚疮，我当然非常乐意作为他们间的青鸟。

顽固的脚疮数月不愈，我长期出入于门诊部。门诊部只有三四个护士，替我换药的也总是那一位护士小姐，像是固定的。日子一久，我渐渐注意到经常替我换药的她。她不说话，每次照样擦洗疮口，换新药，扎绷带，接着给别的病人换药去，我有时低声说谢谢，她没有反应，也许没听见。她文静，内向，几乎总是低着头工作，头发有时覆过额头，她脸色有些苍白，但我感到很美，梨花不也是青白色 ，自从学艺后我一度不喜欢桃花，认为俗气。她微微有些露齿，我想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也微露齿，我陶醉于芸娘式的风貌。福楼拜比方，寂寞，是无声的蜘蛛，善于在心的角落结网。未必蜘蛛，但我感到心底似乎也在结网了，无名的网。十八岁的青年的心，应是火热的，澎湃的，没有被织网的空隙，我想认识她，叫她姐姐，我渴望宁静沉默的她真是我的亲姐姐，我没有姐姐。

星期日不门诊，我一大早过江赶到门诊部，在门诊部与护士宿舍之间的街道上来回走，盼望万一她出门来，她果真一人出门了，我大胆追上去惴惴地问：小姐，今天是否有门诊？显然是多余的话，但她善意地答今天休息。我居然敢于抓紧千钧一发的时机问她尊姓，她说姓陈，再问她哪里人，她说南通人，不敢再问，推说因收不到江苏的家信才打听消息。于是满足地，心怦怦跳，我在漫天大雾中渡江回老鸦溪去了。

本来可以向张医师打听关于这位陈姓护士的情况，但绝对不敢，太害羞了。有一次换药时姓陈的她不在，由另一位护士给我换，我问这位护士：经常给我换药的那位南通人陈小姐叫什么名，我托词有南通同乡有事转信，略一迟疑，她用钢笔在玻璃板上写了“陈克如”三字，我回到学院，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陈克如小姐。半个多世纪前的情书没有底稿，全篇知识介绍自己，自己的心，希望认识她，得到她的回音。别无任何奢望，没有一个爱字，也不理解什么是爱，只被难言的依恋欲望所驱使，渴望永远知道她的踪影。信发出后，天天等她的回信。回信不来，我也就不敢再去门诊部换药了，像罪犯不敢再露面。

战事紧迫，长沙大火，沅陵已非安身之地，学院决定迁去昆明。师生员工已分期分批包了车先到贵阳集中，再转昆明。我不想走，尽力争取最后一批走。最后一批的行期终于无情地到来，我仍未盼到陈克如小姐的回音。张医师交际广，门路多，他答应为我及同学子慕（梅子的同乡）两人找“黄鱼车”，就是由司机通融免费搭他的货车走，这样。我们自己便可领一笔学院配给的路费。我和子慕一直留到最后才离开沅陵。同学中只剩下我和子慕两人了，我忍不住向他吐露心底的秘密和痛苦，博得了他的极大同情和鼓励。

非离开沅陵不可的前夜，冒着狂风，子慕陪我在黑夜中渡过江，来到护士宿舍的大门口，我带了一幅自己最喜爱的水彩画，预备送她做告别礼物。从门口进去是一条长长的幽暗过道，过道尽头有微弱的灯光。我让子慕在门外街头等我，自己悄悄摸进去，心砰砰地跳。灯下有人守着，像是传达人员，他问我找谁，我壮着胆子说找陈克如。他登上破旧的木头楼梯去，我于是又退到阴暗处看动静。楼梯格格地震动，有人大步下楼来，高呼：谁找我！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我立即回头拔腿逃出过道，到门外找到子慕，他迫切地问：见到了吗？我气喘的不能说话，一把拉着他就往江边跑，待上了渡船，才诉说惊险的一幕。

翌晨大风雪，我和子慕爬上货车的车顶，紧裹着棉衣，在颠颠簸簸的山路中向贵阳方向驰去，开始感到已糜烂了的脚疮痛得厉害。几天同患难的旅程中子慕一直和我谈论她，虽然他并未见过这位我心目中的洛神。在贵阳逗留几个月，我天天离不开子慕，仿佛子慕就是她，也只能对子慕才能谈及她。离沅陵前我曾给陈克如寄去几封长信，渗着泪痕与血迹的信吧，并告以我不得不离开沅陵，同时附上我们学院在贵阳的临时通信地址。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不相识者的来信，教导我青年人做事要三思而行，说我喜爱的，给我经常换药的那位护士叫陈寿麟，南通人，二十一岁，我以后有信寄给她，还祝我如愿。我和子慕研究，写信人大概就是陈克如，那位老太太，门诊部的护士长。我于是写信给比我大几岁的陈寿麟，称她姐姐，姐姐始终未回信。

我们遇上了贵阳大轰炸，惨不忍睹。有一天我和子慕在瓦砾成堆的街头走，突然发现了门诊部的几位护士，她亦在其中，她们也迁来贵阳了！我悄悄告诉子慕这一惊心动魄的奇遇，我们立即远远跟踪她们，见她们到一刻字摊上刻图章，我们随后也到这摊上假意说刻章，暗中察看刚才那几位刻章者的姓名，其中果然有陈寿麟，千真万确了，最后，一直跟到她们要进深巷中去了，我不敢进去，易暴露，由子慕一人进去，他看准她们进入了毓秀里81号，心想也许从贵阳寄沅陵的信她并未收到。然而本市的信寄出多日，依旧音讯全无。

贵阳仍经常有轰炸，那次大轰炸太可怕了，全城人民皆是惊弓之鸟，每闻警报，人人往城外逃命。我们宿舍在城边，我听到警报便往城里跑，跑到毓秀里的巷口，我想她亦将随人流经巷口奔出城去。但经过多次守候，每次等到城里人都跑光了，始终没见她出来。大概我到迟了，因听到警报，虽立即从宿舍奔去毓秀里，路途毕竟要跑一段时间。于是，不管有无警报，我清晨六点钟前便在毓秀里巷口对面一家茶馆边等待，一直等到完全天黑，而且连续几天不间断地等，她总有事会偶尔出门吧，然而再也见不到她的出现。我记得当时日记中记述了从清晨到黑夜巷口的空气如何在分分秒秒间递变。有一次，突然见到她的同事三四人一同出来了，我紧张极了，但其中没有她。她的同事们谈笑着用手指点我守候的方位，看来她们已发觉了，我也许早已成为她们心目中的傻子，谈话中的笑料。我不得不永远离开，不敢再企望见到她的面或她的倩影。但我终生对白衣护士存有敬爱之情，甚至对白色亦感到分外高洁，分外端庄，分外俏。

四十年代我任重庆大学助教，因事去北碚，发现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就迁在北碚，于是到传达室看职工名牌，陈克如居然还在，但陈寿麟已不知去向。张医师和梅子结婚后早已离开门诊部，解放后他们在杭州工作，我曾到杭州他们家做客，久别重逢，谈不尽的往事，未有闲暇向他们诉说这段沅陵苦恋的经过，不知张医师会不会记得陈寿麟其人，她今在人间何处！

望尽天涯路

一九八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秉明走进巴黎私立的业余美术学校“大茅屋”。

三十年前，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下午参观博物馆，画廊，到鲁幅尔美术史学校听课，晚间除去补习法文的时间外，便总是在这里画人体速写。

“大茅屋”虽非茅屋，的确是简陋的，但这里麇集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男女老少还是老样子，旧气氛。只是我没带画夹，也忘掉流失了的三十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