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的电话总机，突然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向这里要电话，而且一个比一个紧张。
在办公厅秘书科，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原来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连续找出了好几个“￥”字。原来，这是外贸部很多人所惯用的“人民币”三个字的代用符号。犯罪分子就隐藏在外贸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线索由千条万条最后缩小到对外贸易部这一个点上了。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王倬。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
“我怀疑他好几天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
“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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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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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前几天我和王倬争吵了一次。当时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我去找领导。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
第三条，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有一次他将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暖气片上烤。我问他你烤的是什么?王倬忽然一愣，脸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精神十分紧张……”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谈了另外一些情况。她说，在业务上，王倬是很熟练的。他的数学很好，脑子反应也快，搞统计数字，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但前几天，在填一张很简单的表格时，却忽然出错了。
当时，王倬把蘸水钢笔扔在桌上，用拳头猛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怎么搞的，这么个简单数字还写错了……该死，真是该死”
“什么数字啊大惊小怪的”
她来到王倬的办公桌前，侧身一看，原来是把千位数写成了万位数，便向王倬打趣地说：“我当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过是多画了一个‘0’……”
“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
“‘万’怕啥你也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
“怎么?你敢血口喷人!”
王倬瞪眼质问，女同事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讲你什么呀”
“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误听为“骗”了，便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说你也不是没算过?”为使王倬听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长。
“实在对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笔迹被交给了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了鉴定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从笔迹特征看，文字书写都很熟练，结构、笔划搭配、运笔方向、连笔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细节都与伪造信件上的笔迹相同。从语言特征上看，词汇丰富、文字简练、标点准确，日期书写位置相同，编号方法相同。结论是：伪造信件上的笔迹与送来鉴定的样本系一人所为。
这时，为“赵全一”画像的几位同志也匆匆赶来，他们拿出几经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拟画像，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照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不时从会议室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
邢局长和金处长带着信纸和笔迹鉴定，向杨奇清等汇报了信纸查对经过和笔迹鉴定结论。几位副部长审阅了信纸和笔迹鉴定后，一致认定：诈骗20万元巨款的案犯就是这个人——王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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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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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又名王连升，笔名金维，男，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案发时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为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北京市局刑侦处的处长刘汉臣亲自带领十多个侦查员来到李广桥南街蹲点。他们与当地的片警郝继民取得联系，要求他找个可靠的地方做临时指挥部。
郝继民领着侦查员到了附近的卫戍区招待所。他过去与招待所负责人老张就比较熟悉，郝继民把想找个临时落脚地方的意思说了。老张立即叫人把一个大会议室腾出来，抬来桌椅、床铺，并安装了两部电话机。热情的老张还专门派了两个服务员给侦查员们倒茶送烟。一个侦查员把电话安装、调试好，因此，临时指挥部具备了工作条件。
这时已近黄昏，刘处长说：“小郝，这个地方不错，不过还得请你帮助选几个能直接监视王倬家的地点，你看怎么样？”
郝继民带了三个侦查员去选择监视点。刚到李广桥街，就看见李大爷疑惑地注视着街道上的人，看见郝继民，忙拉住他：“郝同志，你看这天还没黑，又不是礼拜天，咱这地方也不是公园，怎么一对儿一对儿搞对象的人在这转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继民知道那是化妆的侦查员，就对李大爷说：“不碍事，您放心回家歇着去吧！”
郝继民带着侦查员到了李广桥东街粮店。这个粮店的门口正对着李广桥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须从这里经过，于是侦查员选择粮店为监视点。后来又找了两家住户作为监视点。通过三个监视点，王倬家院内一切情况尽收眼底。侦查员不时向指挥部报告疑犯的消息：
301报告：一号对象今天早6点起床，一直在家活动。
302报告：今天早7时零5分，从院中出来一男一女，骑自行车向东去了。经查车号，其中男的是一号对象。
303报告：一号对象和他妻子到鼓楼大街委托行出卖血压表和大衣，没卖成，又到东华门委托行也没卖成，随后又回到鼓楼委托行以47元的价钱卖出。
304报告：一号对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个储蓄所，19时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后，侦查员发现王倬在西屋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的东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
一直监视着王倬的刘汉臣处长说：“搞来它！”立即有侦查员装扮成捡破烂的出去了。一会儿，提着一些煤灰、纸灰等垃圾回来。刘处长命令马上送去做技术鉴定。经过鉴定科长刘云启的检测，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晚饭后，王倬从他母亲的屋里出来，回到自己的屋子。后来，他又开锁进入那间没人住、门窗都挂着帘子的小屋，开了灯。
不一会儿又从小屋里出来，上了锁，又去了西屋厨房。
夜深了，院里被监视的王倬似乎预感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如坐针毡。此时，临时指挥部的电话响了，刘处长听完后放下电话，对赶来的市局闵局长说：“王倬的爱人睡在单位办公室里。她入睡后突然起床开灯，接了一个电话，没说上几句话就生气地挂断了。”
“王倬这边有什么动静？”闵局长立即问。刘汉臣回答说，王倬屋里的灯关了，院里的灯也熄了，没发现异常。
刘处长用眼神询问闵局长，闵局长也注视着他。刘处长说：“根据我们到手的证据，抓王倬没问题了。”闵局长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断地说：“零点行动！”
大家都跃跃欲试。刘处长把郝继民叫过来问：“王倬的屋里有没有隔断？”行动之前，刘处长必须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况估计到。
郝继民对此已经烂熟于心。他说：“两间房子由一堵墙分为里、外屋，王倬睡里屋。”刘处长又问，王倬屋子的门窗是风门，还是玻璃门？郝继民说是风门。
郝继民知道行动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刘处长他们人生地不熟，自己该多出主意。想到这里他说：“去年夏天下大雨时，王倬他家院门西墙有一段土墙给泡坍了一截，一直没修。”
“哦。”刘处长命令监视点核实，很快证实了郝继民的话。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闵局长站了起来：
“我看就零点动手！两个方案：第一，由小郝同志带路，从坍墙处进院，打开大门，大家进去抓捕王倬。第二，如果第一方案受阻，就破门而入！注意，要活的。抓获王倬后，立即押往预审处！老刘，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汉臣处长点头同意，又给大家具体分了工。闵局长看了一下表，离行动时间很近了，命令发枪。大家每人领到了一支手枪和五发子弹。
零点整。闵局长下令：“出发！”
郝继民走在最前面，带着侦查员们直奔王倬的家。到了断墙外，一个侦查员从后托了一下郝继民，他轻松地跳进院子，打开门，侦查员鱼贯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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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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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继民带四个侦查员扑向王倬住的屋子。一个侦查员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户纸，把手伸进去拉开门插销。五个人悄悄进了外屋，又一起向里屋拥去。
被窝里的王倬被拖了出来，押上门外的警车。
“搜！”刘汉臣处长下令。
大家分头搜查起来，有人撬开小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
刘处长让郝继民去叫王倬母亲的房门。郝继民敲了半天门，屋里也没动静。再敲，屋里的孩子喊：“奶奶，有人叫门！”郝继民隔门叫孩子开灯。
灯开了，郝继民隔窗看见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任凭怎么叫门也一动不动。郝继民见状一脚踹开了门。
问什么，张可民也不答，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把郝继民气得够呛。这时，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下落了。
天大亮了，赃款依然没找到。刘处长不甘心，让郝继民帮助去借铁锨、镐头等工具，他断定赃款一定埋藏在院子的某个角落。
院子几乎都被挖到了，就是没有赃款的踪迹。刘汉臣处长来到西屋厨房，看了一会儿铁炉子下面的炉灰，说：“把这个炉子搬开，挖！”
几铁锨下去，果然挖出了好几捆人民币。再挖，没有了。显然这是其中极少一部分赃款，还应该有一个地方藏着其余大量赃款。
刘处长仔细观察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观察了一会儿，招呼一个组长：“叫你的人，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蜂窝煤被一层一层地搬开，许多双眼睛都盯着这里，把希望寄托在这里，因为除了这里，院子里已经无处可挖了，用郝继民的话说，院子被挖得都能种白薯了。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侦查员刚要动铁锨，刘处长说：“别动！先拍照！”让郝继民找两个旁证的居民。郝继民快速叫来了居委会主任刘秀惠和卫戍区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刘。
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开苫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几个侦查员把苫布包袱拉了出来。刘处长说，把张可民带到坑边来！张可民不肯来，女侦查员把她架了过来。张可民到了坑边，看见了被挖出的包裹里的钱，又看看大坑，惊恐地咧开嘴哭了：“可别把我埋里边呀！”
郝继民找来两个箱子，苫布包袱里的钱装了满满两大箱子。
随后侦查员又从王倬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搜出了伪造批件的钢板，其他作案工具都被他销毁了。
面对铁证，被押到预审处的王倬，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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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的回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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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的，那正是一个人有所追求的时候，王倬看人家经商、办实业，当官发财，心里就盼着自己也有他们那样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享大福。在大学里王倬跟同学办了个杂志，心想发行10万20万的，说不定能发起来。不料杂志出了没人买，发行不出去，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连本儿也搭里头了。
北京解放后，王倬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朋友王远泽，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倒腾银元来赚钱。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半吊子，钱没赚下来，金戒指倒让他卖了当路费了。后来王倬说干脆来个无本万利的，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玩艺儿来得快，等弄出来自己也瞧着不像，没敢出手。后来参加了工作，王倬觉得作个小职员儿起早贪黑地这么干，挣那俩钱养活这几口人还紧紧巴巴的，人家大干部一月顶他好几个月的，坐汽车，孩子上寄宿学校。这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那房子真气派！一走到他的门口王倬就眼热。
前几年国家颁布了科技发明创造奖励条例，王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选了个一鸣惊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他想这东西要是弄成了，就是发明家，就会世界闻名，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绝对跑不了。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王倬头晕眼花，还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制成了。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回答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当官王倬是没门儿，当发明家人家又不承认，干脆，王倬决定来邪的，学骗术！那以后王倬就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都拿来研究。当兵时王倬开小差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干这玩艺儿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
王倬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叫总理给王倬批钱？那是不可能的，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1960年2月，王倬的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那么一件事就办成了。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边写信写字用纸也不是特制的呀，行，有你写的就有我王倬写的。王倬决定写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
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3月14日、15日两个晚上，王倬都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16日，是星期三，晚上，王倬决定了行动时间。为什么确定3月18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为这天晚上是外贸部的学习时间，要不参加，会引起别人怀疑。星期六也不行，这天下午许多单位也是学习时间，要在这个时间去银行提款，就显得很特别，如果银行不能及时付款，时间一长就可能露馅儿。所以说只能选择星期五。
头一天，3月17日晚上和夜里，王倬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王倬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见到过的样式，制成方形的，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去。
王倬写这项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是表明有来头，谁敢怀疑？谁敢不从？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前报纸广播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合当时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动是当前国内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这样，晚7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拨款数为什么要写15万元至20万元呢？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提两个数额，因为在国家机关下级向上级提这类建议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上级权衡定夺。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的话找个充分的理由。新票有号码，或许号码还挨着排着，这种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末尾写上“7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是考虑，7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边，西藏工委的人来京办事，住在民族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王倬去过民族饭店，这类大饭店有个共同的特点，只要穿得好，像个大干部或像个大机关的干部，不管在哪里就畅行无阻。单位名称的来历，说实话，王倬也没仔细调查了解，蒙着来；自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工委这个词就不绝于广播和报端。宗教事务所是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推想出来的，何况王倬上下班每天都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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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的回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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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自认行动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干起来也信心十足，但却忽视了一点就是赵全一这个名字。由于伪造信件时比较紧张，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给朋友起过的这个化名。
3月18日下午王倬上了一会儿班，估摸着时间差不离了，一看表，3点半。王倬找到处长，说，他母亲这两天身子骨不怎么合适，早就说瞅瞅，工作忙，就这么拖着，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误了，今天要是调得开，就准备带老太太上趟医院。说到这个份儿上，处长还能不答应？傍晚四点，王倬骑自行车离开单位，到家里大约是4点10分。经过小厨房，老太太正在埋头做饭，王倬没惊动她。把自行车放在窗户下边，就进了屋。上大机关进大饭店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就是通行证。王倬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紫皮练习本权当收发文本，把制作的公函、介绍信等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袋，反正这种大信袋国家机关都有。临走又想起那么多票子得准备条绳子，抽了条绳子卷巴卷巴塞进手提包。大概是没见过太多的票子，王倬只准备了一个手提包来装钱。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老太太问儿子怎么回来这么早，王倬说今儿有事要办。后来临走时她又问王倬怎么又出去，王倬说有事，你别操心。
5点30分王倬骑自行车来到西交民巷，等了10分钟，王倬就走进人民银行总行东部大门。门卫问是干什么的，王倬说是国务院的，送一个急件。警卫让王倬去传达室。王倬说传达室在哪儿，警卫一指，在院子东南角。进去一看，屋内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40来岁的传达员问明王倬是干啥的，当得知王倬的意图后，就指点王倬收文件的地方。王倬又出大门往西，走进西边大门，才弄明白这边是总行办公的地方，东边是对外营业的。警卫问明来历，让王倬进大门到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个中年男子，他让王倬进里边找秘书室。到了秘书室，一见这里光线黯淡，王倬心中窃喜：你越看不清，就越容易糊弄过去。王倬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行落款摆正在年轻的收发员面前。见收发员收了文，在自己的发文本上签了字，王倬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离开西交民巷，王倬又骑车来到民族文化宫。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存了自行车，拎着提包走向民族饭店。一边往上走，他一边默默数着台阶，为的是缓解紧张的心理：这一步迈进去，等着他的是大捆大捆的钞票，还是端枪亮铐的公安警察？这一切，王倬当时都来不及细想了。饭店一排三扇门，灯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转门门口站着一个男服务员，40来岁。王倬心说不知这小子看不看证件。这时候打门里出来一帮人，王倬稍稍迟缓一下，身后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来，这样王倬正好混在这帮人中间往里走。王倬成心侧着头，做出好像与他们互相关顾的样子，这是成心演给那些服务员看的，让他误认王倬同这帮人是一块儿的。从服务员面前经过时，王倬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皱皱眉头，对出入转门的人太多表示不满，好像他是多大的干部，不习惯这种人多拥挤的场合。就这样王倬轻而易举地进了民族饭店。这时是6点20分左右。
进门就是前厅，右侧有个存衣处，王倬把大衣脱下，存在存衣处里。一个胖乎乎的娃娃脸的姑娘接过大衣，递给王倬一个塑料的取衣牌，并且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嘱咐说：“您拿好。”王倬也没说声谢，像大干部那样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就走向前厅的大沙发上坐下。四周环视，熟悉一下场地，然后起身到总服务台前以总理办公室的口气给人民银行打了个催促电话。电话挂了后，王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方口气谦恭而肯定，完全听不出有什么怀疑打什么埋伏。看来等待王倬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坐了一会儿，王倬打电话给西单、西四两个出租汽车站要出租车，打算收款之后用汽车往回运，两个地方都说眼下车忙派不出，王倬问什么时候有车，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边在沙发上坐着，一边用眼梢瞄着每一个进门的人。要是来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来警察，王倬决定就先上楼，再找机会从旁门溜。后来王倬干脆就闭目养神，管他妈警察不警察！胜者为侯败为贼，是侯是贼由他去。就这么一直等到7点。
7点，转门里转进两个人，一个30来岁，男的，一个年轻，女的，都是干部模样，他们走向总服务台，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王倬向他们后边和门外边都看了看，看来不是诱捕的，王倬心里说，二位，你们真是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叫你们这时候送来，就准时送来。看看没问题，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说：“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赵全一同志么？”那男的问：“您是哪个单位的？”王倬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王倬说着掏出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的介绍信，他们看后，就抬进来两个麻袋，说：“全在这儿啦。”王倬又给了他们一个收条，同他们握握手，还说：“辛苦了，谢谢！”
他们走后，王倬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好家伙，死沉死沉的，要是别的肯定拖不动，可这全是钞票呀！两个麻袋就这么一拖就拖过来了！到存衣处找到娃娃脸姑娘取来大衣，拿大衣把两个麻袋盖上，然后又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车，还是没有。王倬问还得等多少时间，对方回答“说不准，你爱等多少时候就等多少时候”，王倬说我是国务院的，对方回答：“你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的是车，跟我们这儿添什么乱？”王倬心里着急起来，怕这么一来二去让人家起疑，于是来到前厅的邮亭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一边假装悠闲自得地看晚报，一边挖空心思想法门儿。没汽车，找三轮儿，邮亭里有个年轻妇女，高个儿，王倬说，“劳驾您给照看一下，这里全是重要文件。”那妇女说：“没问题，您尽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饭店，到大街上找三轮儿。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来一辆，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张嘴就是三块。王倬忽然领悟到：不能要车！三轮儿不能要，汽车也不能要。他们把麻袋这么一拉，就等于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他们，等以后公安局破案，好揭发。于是，王倬到民族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骑过来放在民族饭店东台阶下。进大厅一看，邮亭那位妇女还对王倬说：“您回来啦？文件在这儿呢。”两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点的那个从东边便门搬出来，然后又去搬大个的，搬到门口时，一个40多岁的服务员还给王倬帮忙，替王倬推开了门。王倬用带来的绳子把两个麻袋对嘴拴好，架到车座上。这时，下班的高峰期已过，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车过了西单剧场，进入西单北大街，到西四往东拐，路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然后直奔后海李广桥胡同，在路上总共用了1个小时零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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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的回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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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后，王倬把自行车放在窗脚，先到母亲屋里喝水，母亲问王倬哪儿去了，王倬说开会去了，等到10点半，估摸母亲、孩子们都睡了，王倬悄悄把两个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装进自己那个黑铁皮箱子，剩下还有十来捆，王倬就搁在铺上，用包袱皮包上。这时候王倬母亲进来了，王倬说妈您还没睡？她问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捣什么呢？”王倬说：“妈，我给您借来点儿钱。”母亲问王倬借了多少，借几百？王倬说少。她说借几千？王倬还说少。她说：“你还能借几万？”王倬说。“几万？不止几万。”王倬妈一听就急了，她说她听了头发都发炸，说：“你这是穷疯啦？”王倬说：“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吗？王倬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跟我再受穷了，该过几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打那以后王倬不仅一点没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惊肉跳。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条一条地烧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忙问：“查卫生的人，您过去见过吗？”王倬的母亲说：“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王倬说：“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3月26日，王倬的单位也传达了那个通报，叫大家检举。那天王倬带的窝头，搁在暖气片上烤着，烤出了味儿，班上一个同事是山东老乡，满口山东腔，他冷不丁问道：“王倬，你低头耷脑默默寂寂是烤什么呢？”王倬听了一惊，慌忙回答：“没、没考虑什么。”大伙儿听了一阵笑。
机关反右倾，都写大字报，王倬不敢写，怕认出字迹。同事问王倬：“老王，你怎么不写大字报，你怕什么？”一句普通的话吓得王倬出了一身汗。王倬费了好大心思，才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这时候王倬越想这事越要坏菜，为了保险，王倬把钱藏到西小屋，还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往炉子里烧。王倬拿出100元钱给母亲：“妈，这点钱您拿着过日子，日后不定要出什么事，我可孝顺不了您老人家。”王倬的母亲一听这话，当时就哭了，看老人那伤心的样儿，王倬也哭了。
100块钱，老人没敢花。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烧票子。小煤球炉总共只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2000来元。王倬说：“妈，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门来接着烧。”王倬的母亲叹了口气，接着烧。29日、30日，王倬看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钱埋了。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母亲，有人估计要从严惩处，周总理对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她在服刑三年后提前释放，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王倬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已经与丈夫貌合神离好长时间了，可以说，案发前她对王倬已经没有了感情。至于王倬的惊天大案，是否与他们夫妻关系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她后来回忆，王倬作案后，她的单位也传达了案情，她下班回到家，婆婆说吃饺子吧。王倬和母亲只顾包饺子，谁也不搭话。王倬一个饺子也没吃，只喝了几碗饺子汤。王倬被处决两年后，她重新嫁人，依旧生活在那个院子里，直至1993年房屋拆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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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强奸杀人案(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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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十几岁的少年，在酒精的作用下一天之内连杀27人，强奸5人。一个月后“7·17”严打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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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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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16日，星期六。因为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牙克石镇林管局所属的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的人们，从早上五六点钟就已经下地干活了。
但于洪杰上午9点却仍在床上躺着。于洪杰是牙克石出名的一霸，小有名气，是一个很有“份”的地痞，曾经被公安机关多次收审、拘留。但每次都是经教育后释放，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自从4月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到红旗沟农场后，于洪杰的心情就一直没有舒畅过，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他多次公开表示“要干一番事业，要干得轰轰烈烈，不能白来人世一趟。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躺了一会，于洪杰决定回牙克石镇。于是他来到地里和同宿舍的韩立军、杨万春商议了一下，就决定回牙克石改善一下伙食，好好玩一玩。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于洪杰岁数最大，19周岁，其它两人都是18周岁，而且也都不是善类。杨万春，刚满16周岁时，就因犯有惯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刚刚释放不久；韩立军，三年前因持刀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个人回到牙克石后，有家不回，而是先到了杜小峰家。杜小峰初中毕业就回家待业，在社会上混了一年后，父亲给他在砖瓦厂找了个临时工。他曾经和于洪杰在一起混过一段时间，是于洪杰的小兄弟、酒肉朋友。杨万春从杜小峰家出来后找了个借口先回家了。于洪杰跟着韩立军到了韩家。吃过饭后韩立军和于洪杰一块又来到杨万春家。杨万春正和家人吃饭，见于、韩进来，连忙起身让座，并张罗着拿酒。
三人从杨家出来就已喝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杨万春走到院子门口时又返了回去，再出来时身上多了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装的是20个雷管和1卷近30米长的导火索。这是他在石料场偷来的。
在一个商店的门口他们碰上了王守礼。16岁的王守礼早已辍学在家，在一次打架中和于洪杰相识，就经常和于洪杰在一起。
下午两三点钟，天气很热，四个人歪着膀子斜着腿，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下午6点钟的时候，四人又在一间小饭馆里，要了几个菜又喝了一瓶白酒。
饭后，他们来到了王玉生家，把15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王玉生叫了出来。他们的父母都在林业设计院工作，彼此都认识，又是邻居，所以王玉生也不问什么就跟着出来了。
随后他们又去砖厂找杜小峰。在路上，他们碰上了17岁的李亮明和张光祖。两个人正准备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碰上了于洪杰等人。他们只有过一面之交，李亮明对于洪杰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又有些惧怕他，只好迎上去打了个招呼。于洪杰张口就说，天黑了，他们要上山，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叫李亮明和张光祖护送他们，口气十分强硬。李张两人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由于惹不起于洪杰，只好答应了。
杜小峰和一块干零活的包达山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见于洪杰等人走进来，才想起上午答应帮于洪杰上山打架的事。心里虽然不愿意，可是慑于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的淫威，又不敢说不去。于是他叫包达山和他一块去。刚满16周岁的包达山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
于洪杰等一行几人于6月16日晚上10点钟的时候回到位于牙克石西南方向的红旗沟农场。
到农场后于洪杰把所有的人都领进了他和杨万春、韩立军所住的6号宿舍，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便从床下拖出一箱子鱼罐头和一塑料卡子白酒（12斤）。然后又到走廊的另一头把早已睡了的李东东叫了起来，让他过来一起喝酒。这个农场共有21名场员，除了于、韩、杨和李东东外，其余的全部是女的。
两轮酒过后，十个人就喝掉了四斤多白酒。当王守礼、李东东、包达山、杜小峰、李亮明等人表示不喝或不能喝时，于、杨、韩三人就强迫他们喝，而且必须一口喝干。这几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喝了下去。三轮一过，就有四个人呕吐起来。
大约到了11点30分，半天没有说话的韩立军突然站起来，掏出身上常带的一把匕首往桌子上一戳，说：“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给他们来个血染红旗沟，敢不敢？”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响应，就连于洪杰也对韩立军的举动感到有些突然。韩立军见没有人响应，就又加大嗓门说：“没什么关系，我领着兄弟们干。”年仅15岁的王玉生壮着胆子说：“我不敢，那是犯法的，是要偿命的。”他的话音刚落，韩立军一刀就刺了过去，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你他妈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到了老子的一亩三分地，你还敢说不敢，我先杀了你。”王玉生躲过刺来的这一刀，忙不迭地说：“我敢，我敢。”此时王玉生浑身哆嗦，面无血色。
这时于洪杰也拔出匕首站了起来。他和韩立军持刀一个个地问大家，你们敢不敢干，除了王守礼、李东东连问几次都坚持说不敢外，其他的人都表示敢。直到这时，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不相信真的要血染红旗沟，也不认为于洪杰、韩立军会真的杀人。
于洪杰见王守礼、李东东不敢参加他们血染红旗沟的行动，就叫他们两个上床躺下，并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就杀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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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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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杨万春从木工房找来的斧子和刨锛、凿子，还有菜刀，一一分发下去。于洪杰见凶器不够，就把屋里的木棒、酒瓶子、煤油灯座也作为凶器发了下去。
将近12点的时候，于洪杰挥着手中的凶器说，血染红旗沟现在开始。说完拉开门头一个走了出去，直奔走廊里头的10号宿舍。其它罪犯都紧跟其后，有的打着酒嗝，有的摇摇晃晃地扶着墙往前走。
10号宿舍住的是农场职工潘亮和赵波，于洪杰推门进去，就朝潘亮的头部和胸部乱砍。旁边的赵波听到动静刚要坐起，就被刺中了脖子，紧接着就是一顿菜刀砍、斧头劈。
杀死了10号宿舍的潘亮和赵波后，在于洪杰、杨万春的带领下，八个人又冲进了8号宿舍，杀死了50岁的场员王元章、22岁的农工孙贵和孙贵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弟弟孙友。
10号宿舍和8号宿舍的嘈杂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农场指导员王化忠。他披上衣服举着蜡烛，站在走廊里大声地问道：“哎，深更半夜的，你们吵吵什么？”听见王化忠的喊声，杨万春也来到走廊上。他见指导员举着蜡烛在走廊的另一头，脑子一转就大声地喊道：“妈拉个巴子都他妈的几点啦，统统地都回去睡觉。要不然指导员就过来了呀。”
王化忠也以为，他们还和往常一样，是喝了酒以后互相打打闹闹，就没有再往下想。他回屋里刚把蜡烛放到桌子上，门就被撞开。王化忠一见这伙人拿着滴着血的凶器冲了进来，一下子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他马上跳起来，扑到柜前去拿枪（为了保护场员特别是女场员的安全，防备野猪祸害庄稼，以及其他意外事件发生，林业设计院武装部门为知青农场配备了1支五六式步枪和30发子弹）。可是没等王化忠摸到枪，就被八个人杀死在那里，这位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转业军人，来这里工作还不到20天的时间，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乱刀之下。杀死指导员王化忠后，于洪杰把那支步枪拿到自己的手里，把枪刺给了别人。
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于洪杰等八人就把住在队部的所有男人全部杀死了。而后他们就从队部的后门来到食堂，准备去杀掉两位临时工吴文发和何俊民。
因为要过星期天，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食堂杀了一头猪，煮了不少的肉在锅里，所以睡在厨房里的吴文发和何俊民除了把门插上外，还用一根碗口粗的桦木棒把门顶住。于洪杰试探了几下都没有把门打开，杨万春见状，上前用力踢着门。里面的人被惊醒了，问道：“谁呀，干什么？”“干什么，指导员病啦，我给他找点开水。”杨万春回答说。吴文发刚把门打开，就被韩立军用枪刺刺倒在地上……
于洪杰叫杨万春和韩立军领着人继续血染红旗沟，他自己背着枪回到了宿舍。抽了两根烟后，他端着枪把住在1、2、4、7号宿舍的17名女场员叫醒，都集中到了2号宿舍，这是一间30平方米的较大的房间。事后，幸存下来的女场员说，当于洪杰等一开始行凶时，她们就被惊醒了，起先还以为于洪杰等人在打架，但很快就从他们的吵闹和言语中知道了他们在杀人。但17名女场员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劝说和制止他们，也没有逃跑，只是躲在被窝里不敢说话也不敢动。
而杨万春、韩立军等七人则直奔只有七八平方米的菜园小屋。小屋的门没有关，只有一个纸粘成的门帘挡在那里，杨万春等七人一进屋，鲁文才就被惊醒了。他一扭身就坐了起来，厉声问道：“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话音未落就挨了一刀。60多岁的鲁文才小时候见过胡子（土匪），此时顾不得多想，一边大叫“有胡子”，一边掀起小炕桌砸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