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主任像迎头挨了一闷棍,被牛玉梅这一通话弄了个蒙头转向。他连声问:“什么一万元?干什么的一万元?你说清楚呀!”
“你装什么糊涂?就是他送给你的一万元!如今,他人死了,你竟然想赖帐?!”牛玉梅提高了嗓门,放大了声音。她想,反正你刘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秋后的蚂蚱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也不怕惹了你。
“你说清楚!他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为什么给我送钱?!”刘琳也发火了。他的脸涨得通红,喊声震得房子都颤起来。
“他人死了,你才这样问我。反正他就是将一万元送了你。至于送你干什么,你心里清楚!我给你说清楚,你如果昧着良心吞了这钱,你就不得好死!你会断子绝孙!”
“你这个泼妇!你这个无赖!你诬陷好人!你犯了诬陷罪!我不和你说,咱们法庭上见!”刘琳气得浑身筛糠般地抖,他声嘶力竭地喊。
几个科室的人闻声赶来,看到这般情景,赶紧将牛玉梅拦住。牛玉梅见来的人多了,就更来了劲儿,一蹦一跳地喊:“刘琳,你这个贪官!你这个无赖!你吃人都不看看对象,连死人的钱你也贪!你不得好死!你断子绝孙!你……”
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连拉带扯将她拖出门去。一直拖下院子,拖进一辆小车,她还在喊:“我要找市长!我要告刘琳这个贪官!刘琳,你等着瞧,你不得好死……”
两个小伙子一直用小车将她送回家,还对她说了刘主任的许多好话,说刘主任是个廉洁的领导,从不贪财。她想,他们都是一伙儿,官官相向,官官相护,官官相捧,其实都不是好东西。
两万元丢了,一分都没找回来,反惹得她生了一肚子的恶气,她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越来劲儿,越有了追回这钱的信心和决心。
她想着新的办法。
她突然就想起了那两个牵线的人——你看咱这人糊涂不糊涂,放着唐王不追却去追敬德,难怪碰得头青面肿。
她知道,前一次之所以在那两个家伙那里那样理屈词穷,那两个家伙之所以那样嚣张那样混账,就是因为自己手中没有证据,让人家抓住了咱的弱点。这一次,咱一定要拿出证据来。
证据在哪儿?哪儿有证据?她苦思冥想。这种事,只能单线联系,只有当事人是唯一的证据,可是郑德晓他死了。他死了,这证据也就跟着他消失了,还能在哪儿找到什么证据呢?
这些天,她的头发落了许多,人也消瘦了好些。他一直在想,想,想。上班想,下班想,睡觉也想。她已经失眠好些日子了。
她每天晚上睡不着觉,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和丈夫生活这些年的日日夜夜,让那些甜蜜的场景像电影似的在大脑的屏幕上一遍又一遍的上演,那辛酸的泪便一个劲地流。心中的悲哀无法排遣,她便打开录音机,将那哀乐一遍又一遍地放。她希望丈夫在冥冥之中也能听到这幽怨哀伤的音乐,能听出她揪心断肠的哀思。
这一夜,在她打开录音机准备播放哀乐的片刻,她突然生出一个想法。她有了这个想法便开始激动。她抽出录音机里的哀乐磁带,拿在手上左看右看,开始只是手有点颤抖,接着全身都颤抖起来。她上了床,躺下,将那个磁带按在胸口上。她的心在突突直跳。她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她先去车间主任家请了假,才回家洗脸梳头。等到八点,便随身装了那盘磁带,骑了自行车直奔市委组织部。她在组织部找到那个副科长。
办公室只他一个。他正在用拖把拖地。
见牛玉梅进来,他先是一怔,然后赶紧放下拖把,笑容可掬的给她让座。等她坐下,他便赶紧关了房门。满脸诡谲的问:“大嫂今日来可有啥事?”
“少说废话。你还我丈夫给你的一万元吧!”
“大嫂,哪有这事?大哥从来没给过我什么钱呀!”
“小伙子,你休想抵赖!当时,我丈夫郑德晓给你送钱时可是秘密地录了音的。这不,录音带我已经复制了五盘,你找个录音机来,再把你们单位的人全集中过来,我放,让大家听听。你小伙子可清醒点儿,你若继续赖帐,我就只好拿这录音去法院了!”
副科长的脸上、头上顿时汗珠子滚滚下落。他左擦一把,右抹一把,然后带着哭腔凑近牛玉梅说:“大嫂,奥,阿姨,请你不要声张,我马上还你。”说着打开书架,从一排书的缝隙中取出一个鼓鼓的信封,双手送到牛玉梅的手上:“阿姨,我一分都没花,全在里面,您收着吧。您千万不要声张。声张出去,我的饭碗就完了。我求求您了,阿姨。”
牛玉梅接过信封,掏出钱数了数,心想,这么大点蟊贼都敢这样,这还了得。
她出了科长的门,便去找部长赔情道歉了。
牛玉梅乘胜追击,又去了经贸委,用同样的方法从那个干事手中追回了一万元,并去刘琳主任那儿道过歉。
回家的路上,她有着凯旋的快乐感。她骑在自行上自言自语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们两个小小蟊贼竟想跳出我如来佛的掌心?自不量力!”
过不几天就听说,组织部和经贸委先后辞退了那两个人,并以诈骗罪将他们移交司法部门查处。人们便议论纷纷:
“那两个小蟊贼算得什么?贪污受贿几十万上百万的,在这座城里少说也有上百个,他们还都把持着重要的领导岗位,逍遥法外哩!”
“民不告,官不究嘛。”
“贪官们能将人绊倒,可是有关部门却绕道走!”
“没想到吧,咱们的郑大烈士也干那鸡鸣狗盗的事情。”
“牛玉梅那女人真厉害!”
……
10
一号家属楼爆炸了,二单元三户职工的住宿问题成了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成了摆在玻璃厂领导层面前的重中之重的紧急工作。
爆炸发生两小时后,厂办公室就在院子的黑板报上写出通知:十一点召开厂领导紧急会议。
几个厂领导早就到齐了。愁云笼罩着每个人的脸,他们的眉头紧锁,额头的皱纹明显的加深,个个心事重重的样子。从前烟卷不离嘴的副厂长杨锐,今天连一根烟都不抽。他不抽,别人也就没人抽了。会场上没了那悠悠缭绕的烟雾,就失去了以往那种轻松悠闲祥和的气氛,变得死气沉沉的,给人一种压抑感。
十分钟后,高登进来了。他手里拿本塑料皮笔记本,一进来就直直地走到主席台的中心、前面竖着一面国旗和党旗的那个位子上坐了。他的气色和神情与以往没有任何二致。他说话了:“今天,我们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是这么件事,昨天,市委组织部、市经贸委分别将我叫去,通知我,通过他们的深入考察和严格审查,确定了我厂办公室主任的候选人,要求我们务必于今天打个报告。组织部和经贸委一致认为,李大河同志年轻有为,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群众基础好……”
“高厂长,咱们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目下有一人死亡,三户人家住房被毁,面临无家可归的境遇,我们是不是先研究一下这件事。至于办公室主任的事嘛,我想是不是可以稍往后推一下。”副厂长杨锐打断高登的话说。
“那可不行。组织部要求今天就要将李大河的材料报上来。所以,今天的会议集中解决这一个问题。至于厂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故嘛,我想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么大个厂,一千多近两千号人马,这么多年死一半个人有啥。再说,死人的事咱们管不着,有的是公安。至于三户人家的住宿问题,后勤科想办法处理一下不就完了?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扯到会上来,这会还能不能开完?”
三位副厂长、一名纪检书记和一名督察员一改过往顺风跑的习惯,也都争相发言,要求改变会议主题,立即拿出意见,对三户受灾职工的住宿问题做出妥善的安排。
高登愤然作色,提高了嗓门:“大家头脑往清醒点,现在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在一个工厂,厂长就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今天的会议是我召集的,我说干啥就干啥!”
几个人都默然无语了。
副厂长杨锐脸涨得通红。他掏出一支烟,点燃,猛吸了两口,抬头说:“高厂长,咱们厂里死了人!人命关天呀!眼下,厂里人心惶惶,几户受难受灾的职工哭哭啼啼,三户人家房屋坍塌,无家可归,这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和厂里的稳定,直接影响着生产。是关乎我们厂稳定的大事情,你怎能把这当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我提议,现在,要么我们大家分头行动,挨家挨户的去做职工特别是受灾难职工的思想工作,要么就抓紧时间开会,研究出一套具体的应急办法,解决这些职工面临的实际困难。”
其他几位参会者热烈响应。
高登轻拍了一下桌子,制止了大家的讨论,说:“这有什么好研究的?我早已经想好了。让后勤科派人去街上买几米塑料篷布,将六楼的顶子苫上,风吹不进去,雨下不进去就行。然后给六楼的王二毛家和五楼的姚春家各给几块木板,让他们在客厅塌落了的地方搭个天桥,能走进住房里去不就行了?”
杨锐还是不甘示弱,他接上高登的话说:“在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可不能这样轻率!玻璃厂尽管穷些,工人们工资低些,可是他们都是人,他们需要有一个人的起码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在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遇到威胁、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些靠当领导吃饭的人,就要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着想,解决他们的困难,解除他们的危机。这时候,不仅仅是这些人,还有全场的所有职工都看着我们哪!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件事树立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换得民心,温暖人心,赢得大家的信赖与信心。”
除了高登之外的几个人都热烈的鼓起掌来。
高登拗不过,只好退让。他声音低沉的说:“那就讨论一下这事吧。”
他想,他不是拗不过这几个人,而是要明哲保身。当杨锐将这件事提高到政治的高度一分析,特别是提高到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关的高度一阐述,他怕了——这可是当前一个最响亮的政治口号呀!他不愿意在政治上有任何闪失。这几年,组织部门每年都要对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进行一次考核和民意测验。前些年,他的考核成绩都不好,组织上曾几次给他亮了黄牌,打算免了他这个厂长,多亏了自己信息灵,知道消息后采取了紧急的补救措施,加上顶头上司刘琳主任的全力保护,才将这个位子保留了下来。如今,刘琳眼看着就要退休了,一退休,他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和保护神,上面就再没有一个能够像刘琳那样的铁关系。加上政治上犯了错误,是谁也保不住、谁也不敢保的。万一他拗着不松口,不管这事,不将这事处理好,不要说厂里的职工,也不要说受了灾难的那几户人,就是在座的这几个家伙,也都极有可能将这事捅出去……
会议的主题转过来了。通过热烈的讨论,他们很快地形成了以下决议:
1、责成统计科在三小时内对受灾职工家庭的各类损失进行摸查统计,拿出准确数据。
2、责成财务科、购销科、供应科根据需要立即采购面粉、食油、被褥、衣物、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对受灾受难的职工家庭进行慰问。
3、立即将厂部的两个会议室一个接待室腾出,打扫好卫生,布置好环境,组织搬运队协助受灾家庭搬家安家。
4、组织基建科立即勘查事故现场,掌握房屋塌陷情况,尽快拿出修补方案,搞出预算,做出修补计划,力争早日修补。
5、职工食堂要为受灾职工及其家属办好伙食,在房屋未修补结束、这些职工未搬回原住处之前,免费供应一日三餐。伙食标准不能低于中等家庭的日常生活水平。
以上工作与会的几个人分头负责,各把一关,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这些事情研究完毕,已经十二点半了,厂里吃午饭的时间早已过了。高登厂长还念念不忘他的头等大事:“下来咱们讨论今天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关于李大河提拔任职的问题。我就先说几句吧。李大河同志,年轻有为,遵纪守法,爱厂如家,团结同志,尊敬领导……”
“高厂长,你先停一下,我说一句。”纪检书记打断高登的话说,“我怎么觉得组织部门这样搞不符合组织原则呀。按理说应该是,先召开职工大会进行民主推选,然后由厂党委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推荐意见,然后由组织部门进行审查考核,走一条自下而上的路子,而今天这事好像是自上而下的呀。我们厂这几年任用了好几个干部,好像都是从上面压下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
副厂长杨锐接上纪检书记的话说:“高厂长呀,我这人和你打交道好些年了,你知道我的坏脾气,喜欢说实话。要我说,李大河就算了吧。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一直当填料工,没有任何干领导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厂办公室摊子大,工作头绪多,接上应下,得有个有经验懂管理善交际的人担任主任。”
高厂长拍了一下桌子,涨红着脸说:“杨锐,你怎么回事你?你事事与我过不去,事事与我作对,你想夺权是不是?陈胜都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你妈生下你就是个当官的?李大河他妈生下他就是个填料的?”
杨锐毫不相让,他呼地站起,也拍了一下桌子:“高厂长,你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份上,我也就不客气了。玻璃厂,尽管你是厂长,可是它是国家的,不是你家的。你作为一名国家领导干部,员,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可是你却在厂里推行和实施一套法西斯独裁统治,称王称霸,搞一言堂,任人唯亲,提携裙带,胡作非为,为所欲为。明明是你一心要提拔李大河,上跳下蹿的给做工作,却将责任强加到组织部门头上。你也年纪不小了,与姚春的关系已经把你弄得很臭了,你还不够……”
“散会!”高登恼羞成怒,大吼一声,散会了。
那天下午,高登让办公室拟了一个报告,由他亲自送到组织部去。报告说:李大河同志年轻有为,遵纪守法,爱厂如家,团结同志,尊敬领导,才能卓越,经玻璃厂全体职工民主推荐,厂党委严格审查,认为他完全符合任用干部的条件,特此推荐云云。
过了两天,组织部派人来玻璃厂,找杨锐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的话,要求他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稳定为重……
11
杨锐是河南登封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考中兰州大学,学的是玻璃工艺专业。一九八一年毕业,分配在西北这个唯一的国有中型玻璃厂——光明玻璃厂,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埋头玻璃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不少成果。他的三篇专业性学术论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一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并列入国家九五星火计划重点开发项目,他新近研究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科委十五重点科研课题。他先后被评为市、省两级科技标兵,国家和省市三级“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十三次获市劳模,七次获省劳模。一九八七年获高级工程师职称,一九九八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先后担任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科长,一九八六年厂里组建科技攻关小组,他担任组长,一九九四年至今担任副厂长,分管生产、科研等一应事情。
杨锐一心扑在事业上,却忘了家业。等到想起需要一个女人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满社会的妙龄女子都已名花有主。找了多少年,看了无数个,人家姑娘不是嫌他年龄大,就是嫌他是个书呆子不懂得感情,不会浪漫,也有嫌他说一口河南话滴里嘟噜听不懂没法交流的。总而言之,他一直没找到媳妇,四十开外了还是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
他想着降低标准,随便找个寡妇应付了这事算了。谁知这年头的寡妇反比姑娘金贵,反比姑娘难找。那些已经跟过一个甚至几个男人的寡妇们,越跟心越馋,越跟眼睛越高,越跟对男人的要求越苛刻,动辄要房子,要车子,要保姆,要县市级干部,要百万元户。杨锐那个副厂长只是个正科级,住房只有一间单身宿舍还是国家的,每月一千多元工资大半都寄回老家给父母换了药吃。所以就连寡妇也没人愿意嫁给他。
去年,他已经四十二岁。四十二岁的他终于找到了媳妇,而且是个从未结过婚的老处女。那女的叫何花花,市第九中学的数学教师,三十九岁,长相和那名字一样,是一朵艳丽的花。因为长相超群,所以择偶的标准定得高了些,以至于这么多年也没找到个称心如意的。眼看着要奔四十了,她着了慌,才四处登征婚广告征婚。那征婚广告写得很简单:某女,年近四十,无婚史,某事业单位工作,有固定收入。欲求一诚实可靠有固定职业有事业心的男士为伴。
杨锐斗胆应征,不想就中了,这让他着实高兴呆了。
杨锐在厂里人缘好。大家一听他找到了媳妇,便都像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被搬开了,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忙乎起来,给刷房子的,给处理旧家具的,给帮着买新家具的,男人们忙得屁颠屁颠的,女人们也不能闲着,打扫和裱糊房子,缝被子做褥子,擦玻璃贴“喜”字,这些活儿都让她们给包了。杨锐只忙着前前后后地发烟散糖陪笑脸说客气话。
结婚那天,玻璃厂放假一天,全体职工参加了他的婚礼,把个婚礼搞得比国庆还隆重热火。晚上,闹洞房的人将一间房子挤了个不透风,院子里也挤满了人。这一拨出来,那一拨又进去,打闹声说笑声响彻办个厂院,一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杨锐的门楣上那幅喜庆对联被一幅新的对联覆盖。
你看这对联:
上联:一杆老枪两颗弹,四十二年没参战
下联:一孔新窑两扇门,三十九载未进人
横批:今日好日子
这人发现这幅对联,便喊叫:“快来看呀,杨厂长门上有一幅对联,妙极了!”
大家闻声赶来,围成堆儿,这个大念一遍,那个小念一遍,说声笑声喝彩声一起一伏。
“好!”
“妙!”
“高!”
“酷呆了!”
……
这时便有人编故事了:“大家肃静,我将昨晚在洞房窗外听到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晚上闹完洞房,大家都去睡了,我一个人在杨厂长窗外偷听,并透过窗玻璃上的缝隙偷看。他们刚等大家走开,便关起门来干事了。干完了,杨厂长将那几巴拉出,却发现那家具变成了鲜红的,像个胡萝卜。他开始窃喜,以为新娘子确实是个贞节的老处女,以为他的阳具是被她的处女红染的,便抱起新娘吻了又吻。吻完便用卫生纸去擦自己的阳具。这一擦坏事了。大家猜猜怎么了?”
大家等着听下文,根本没人动脑子,只是一个劲的喊:“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快说!”
那人接着说:“杨厂长一擦,竟然擦下个红套子来。他便问新娘,这是什么?新娘怯怯地说,避孕套。杨厂长问,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上面还有出厂日期?新娘子只好从实招来:前天晚上,她大发,按奈不住,便用火腿肠自慰,没想就把火腿肠的套子掉进去了。今天,她的小肚子一阵一阵的抽疼,用手挖过几次都没挖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围观的人都大笑不止。
杨锐和新娘子也都出来了。那新娘子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手抱住杨锐的胳膊,一手不断地在杨锐的背上乱捶:“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不是这样的,你听错了!”后排一个年轻工人大声喊:“你在前窗上听,我在后窗下听。我听到的是这样的:杨厂长问新娘子,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还有出厂日期?你老实交待,前天晚上和谁干的好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娘便抽泣着说,前天晚上,我和我的情哥哥最后一次缠绵,结果没准备避孕套,我的情哥哥便将火腿肠的套子拿下来用,结果那东西没有弹性,就掉进去了。杨厂长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一脚将新娘踹到床底下去了……”
“哈……”
“嗷……”
“呕……”
“嗨……”
满院子沸腾起来。
杨锐早已领着新娘溜到后排,拧住了说话的小伙子的耳朵:“我让你小子再胡说!”
“救命呀!快救命呀!大家看,厂长虐待工人喽!杨厂长饶命呀,我的耳朵快掉了,耳朵掉了以后就不听你的话了……”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新娘子边笑边拍着杨锐的脊背说:“使劲拧,拧下来我给你炒菜下酒喝。”
杨锐是个老实又耿直的人。这些年满社会风行的是拉关系走后门拍马溜须阿谀逢迎,他对此却一窍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尽管他有着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声誉,可是一直提不上去。提不上去就提不上去,他从来不想这些,也不愿想这些,也就无所谓痛无所谓不痛,可是却有不少的人替他痛着。厂里的老工人、老工友常常替他抱不平:
“凭杨锐的贡献,不要说对玻璃厂的贡献,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早该提一提了。把他压在玻璃厂就这样被埋没了。”
“不要说当个正厂长,就是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也不算过。”
“怪只怪他那坏脾气,肠子直,肚子里不藏货,肺里面不装气,舌根下不压话。违时悖景,违时悖景呀。”
“你不看现在那些官老爷,就怕身边的人本事比他大,能力比他强,影响比他好,交往比他广。你强了,就会对他造成威胁嘛。人们宁肯重用那些一事无成的奴才,也不敢稍微用一下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不用倒也罢了,他们还想方设法整你害你,恨不能一脚将你踩进地下去。”
杨锐每每听到这些,总是装作没听见。
有许多朋友劝他:“这年头,啥事都要跑一跑。为了你自己的前程,你就低低头,弯弯腰,到有关领导那儿跑一跑,说几句人家喜欢听的话,向人家求个情吧。”
他只是摇摇头,嘿嘿一笑了之。
也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一改你那坏脾气,这年头不兴你那样的人,那样的脾气吃不开。”他也知道朋友们都是为他好,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暗自想着改一改,可是一遇上具体的事,脑子里的那股儿黑血就不听使唤的往上涌,喉咙眼的那些话语就失禁般地往外冲,肺里面的那些脏气就咕嘟咕嘟往外冒,于是,脖颈也硬了,脸也红了,气也粗了,声也高了。人也就这样在自觉不自觉间被他惹下了。惹下就惹下了,反正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又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怕个啥。他这样想。可是人家却都不这样想。人家想,你杨锐还不是为了出风头,还不是跟我过不去,还不是为了讨得大家喝彩。所以明抢暗箭都来了,绊子陷阱也来了,污蔑嘲讽也来了,报复的小鞋也来了。
他大学毕业刚到玻璃厂来的时候,厂长是落实政策的时候被恢复工职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文革前的老牌大专生。这老头知识还算可以,就是有个毛病,不服人,不认输,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认为谁都不如他,而且心眼极小。杨锐刚毕业,是玻璃厂第一位大学本科生,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而且锋芒毕露,老厂长心里便有点胆怯:这小子来势凶猛,弄不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拿在马下,甚至夺了我的位子,骑在我的头上。得折一折他的锋芒,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有了这种想法,老厂长便专门找杨锐的碴儿,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故意抓他的把柄,找他的麻烦,挖空心思地给他脸色看,给他小鞋穿。杨锐哪里吃得下他这一套,便三六九地和他论理、顶嘴甚至吵架。他便在几次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咱们厂有个别年轻人,凭着自己有着大学文凭,便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会后,杨锐就又找他说理,又少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后来,他有了与杨锐斗争的经验,便不正面与之交锋,采取了经济制裁和迂回战术。他经常给他找点儿小毛病,罚他个三块五块的工资。对于罚款,杨锐不大在乎,觉得不就是几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少吃少花点就节省出来了。可是老厂长的迂回战术却把杨锐整惨了。他不仅不再批评杨锐,还设着法子找杨锐的一些优点当众表扬,这可把个老实刚直的杨锐给懵了。他不知道厂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倒觉得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好理应受到表扬,而且觉得厂长从前之所以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他,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厂长对他缺乏认识。现在时间长了,厂长摸透了他的脾性,认识了他这个人,所以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他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是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就会改变以前对待事物的不正确态度。
他在厂里工作的第五年,全体职工一致评选他为市级劳动模范,可是报到市经贸委却被刷下来了。厂里职工都愤愤不平,找厂长评理,厂长哈哈一笑双手一摊说:“我总把他报上去了,至于批不批就不是我能管的事了。”大家还是不服,纷纷鼓动杨锐去找市经贸委。杨锐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亏,加上大家一鼓动,便真的去了经贸委。谁知一进门,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一听他是玻璃厂的杨锐,便指着他的鼻子把他猛训了一顿:“你杨锐都不在厂里打听打听自己的名声,玻璃厂不开除你都算宽容了你,你还想当劳模?你年纪轻轻,凭着有个大学文凭,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杨锐一听这话正是厂长前几年批评他的那些话,脖颈就硬了,脸就红了,气就粗了,声音就大了。他也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发出一长串的质问,直问得那小伙子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说出是玻璃厂厂长亲自反映的情况。一气之下,杨锐便一不做二不休,拿着自己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和有关部门发的荣誉证书,带着全厂职工的意见直接去找市长。市长听完他的话,当即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安排人去玻璃厂就杨锐劳模一事进行调查。市政府三人调查组来到玻璃厂,回绝厂长接待,召开了几个层次的会议,了解到杨锐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回去报告市长,杨锐不仅当上了市级劳模,还被报到省上,参评省级劳模,结果也评上了。之后,省市两级都组织了劳模报告团,杨锐讲红了全省。
老厂长一看自己的手脚暴露了,自己的伎俩失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杨锐不仅没被他搞臭,反倒炒得更红,心中便极大不快。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不能对杨锐采取反面行动了。相反地,还要给他锦上添花,以消除杨锐对他的怨恨和市上领导们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所以在杨锐还没从报告团回来的时候,他便主动打了一份报告,提请市上提拔杨锐为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
这就是杨锐第一次升迁的内幕。
杨锐在生产科副科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多次被评为省市的劳动模范。老厂长想,劳模由群众选,愿选谁是谁;提干由我报,报谁谁当。你杨锐在我手上就别想着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一直到老厂长退休、高登来接他的手续的前几天,老厂长不知怎么就良心发现,觉得这些年确实不该将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埋没在自己手上,才打了一份报告,将杨锐提成了生产科的科长。
高登来当厂长了,全厂上下都有点不服,各种非议便在厂里散布开来:
“一个玩泥巴烧砖头的要来统治我们这些做精细活儿的了。”
“过不了几年,我们厂里生产的玻璃一定会和砖头一样的。”
“那才是新产品哩!”
“现在那官都是花钱买来的,有水平有能力的能有几个?”
“……”
杨锐什么也没说。他想,咱是搞生产的,不管你来个秃子瞎子,拐子瘸子,都与咱关系不大。搞好生产是咱的本分。
高登刚来的那些日子,由于在吕丽萍面前表现自我才华的需要,背下了那些句子,一时间竟让职工们刮目相看,杨锐也觉得这人确实还有两下子,便在心里暗暗的对他有了几份儿敬意,打算好好的配合他的工作。
高登和吕丽萍的关系浮出水面后,全厂为之震惊,杨锐也觉得厂长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应该保持晚节,珍惜名誉,便找着和他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对杨锐非常不利。高登想,你个生产科长,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话?这不明明是撵在我的门上给我难堪吗?后来,姚春毕业来厂当了厂长秘书,高登暗箱操作要提拔吕丽萍当财务科副科长,厂里又掀起一股臭骂高登的风潮,杨锐又出面给高厂长提醒儿,又被人家碰了一鼻子的灰:“我说杨锐,你是厂里的生产科长还是组织部长?这些事情都是你能管得着的!”
高登从此在心里深深的厌恶起杨锐了。
随着杨锐的研究成果日丰,给厂里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多,他个人的声誉也在日益飙升。省内外的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前往光明玻璃厂参观学习,杨锐三六九的出外甚至上京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市委有了惶恐感:万一这样一个人才被外面挖去怎么办?他们打算给杨锐个稍微大一点的官儿好把他拉拢住。组织部先找高厂长谈话了解情况,高登说:“这人是有点文化,技术上是有那么一套,搞个研究什么的还算可以。可是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只知道钻在书本子里钻牛角尖,根本不懂得管理,没有帅才,无法胜任领导职务。而且他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尽想着和上级闹矛盾……”领导们一听这杨锐目无上级,喜欢和上级闹矛盾,便担心把他提上来不听他们的话,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把玻璃厂搞成了台湾,也就没再提这事。
直到有一天,省工业厅厅长陪同省委书记来市上视察工作,在视察完光明玻璃厂后的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和厅长先后都谈到人才培养的问题,都举了杨锐的例子,都提出要大胆的提拔和任用这样的科技先锋,技术骨干,生产尖兵。市委慌了,便急忙派组织部去玻璃厂组织有关杨锐的材料,勉强的给了他个副厂长的官儿。
杨锐当了副厂长,工人们一片欢腾,闹着要祝贺祝贺,他嘿嘿一笑:“贺个啥!尿罐一个。嘿嘿……”
他当了副厂长,仍然分管生产和科研。他一心一意抓生产和科研的信心和干劲没有变,他的性格也没有变,常常为着生产上的事情与高登闹得面红耳赤。
他当了副厂长,成了厂里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便有了比从前更多的说话的条件和机会。厂里的事他管得多了,说话,尤其是在厂长高登面前说话比以前更理直气壮了,更硬朗了。
厂里的财务由高登一人分管,财务科的几个人先后都换成了高登的心腹。厂里自他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公开过帐务,每年市审计局来人审计,都被高登拉到酒楼去灌得个稀里糊涂就回去了。
许多工人聚在一起便窃窃私议,怀疑厂长和财务科的几个人串通一气贪污了不少,有那么几项还说得有鼻子有眼。比如说某年月日,发往广州的十一火车皮玻璃,结账时只剩了十皮;比如说某年月日一位外面来的老板在厂里来订货,一方玻璃说的是六千块钱,结果最后厂里只收到五千块;比如说厂里那年扩建厂房,包工头一次就送给厂长二十万……
杨锐听到这话,心里便犯嘀咕:这家伙咋就这么胆大?咋就不怕坐监杀头?可是他总是怀疑,怀疑职工们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他曾经找财务科的科长谈话,想打听一些就里的情况,可是那科长却一口咬定没有问题,并委婉的提示他:这不是你管的事,你就别乱插手!后来科长将这事报告了厂长,高厂长在一次厂长办公会上还敲山震虎:“咱们有的副手,手伸得很长,连自己所分管的工作都管不好,经常出问题,还老想着干我厂长的事。”杨锐听着心里不舒服,一股恶气憋得慌,便也敲山震虎:“近些日子,工人们反响很大,说咱们领导层有严重的腐败现象,有些还举出实例,让人听了惊心动魄!无风不起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这要引起咱们做领导的高度重视……”杨锐的话音还没落,高登便拍案而起,直指着杨锐的鼻子骂了他个狗血淋头。杨锐哪能服他?两人便对骂起来,直到把会议骂散。
面子已经撕破,杨锐就无所顾忌,凡他在群众中听到的意见,凡自己对厂里工作的看法,他逢会便讲,遇到厂长就说。他想,大不了这个副厂长不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玻璃厂倒塌,总不能让大伙儿指着自己的脊背骂娘,总不能与高登这个贪官加色狼加恶棍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于是他和高登三六九的吵架。
他这一吵,给许多干部和群众壮了胆。接下来,一些科长、许多工人便纷纷找厂长说事,说不到一起便吵闹。那些天,玻璃厂最热闹的事便是围观厂长与人吵架。光围观还不过瘾,还要跟着起哄,鼓掌打口哨嗷嗷叫。
高厂长高登招架不住了,便去告官。他有的是靠山。他找到经贸委主任刘琳,淌着眼泪向他汇报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刘琳听得怒发冲冠,一拍桌子:“现在回去就通知会议,明天早晨八点召开你们厂科级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我就不信这个杨锐长了红头发!”
第二天早晨八点,玻璃厂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刘琳参加。会场一片寂然,听得清每个人的呼吸。会议由厂长高登主持。他憋得满脸通红。刘琳紧贴他坐着,脸空前的黑,跟锅底一样。
高登一张嘴就骂人,主要是骂杨锐。他说玻璃厂最近掀起了一场妖风,就是围攻厂长。这场妖风的风源就是杨锐。杨锐不仅策划而且是这场妖风的急先锋。玻璃厂要进行整顿,首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领导班子要从杨锐头上开刀。要清理领导班子队伍,要把个把坏人从领导层赶下来,使玻璃厂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正确势力的手中。领导班子整顿好以后,要在全场进行一次大的整风活动,将那些歪风邪气彻底的杀下去,将那些煽动闹事的坏人彻底的搞垮搞臭!他歇斯底里地一直说了一个多钟头,说得涎水在桌面上流了一大滩。
高登说完,刘林接着说。他除了重复高登的话以外,还狠狠地敲了杨锐几棒子。
刘琳的话音一落,杨锐接上了。他怕刘琳和高登制止他发言,一张口便说:“如果这是在开会,如果我的公民权还没有被剥夺,我也说几句。”他历数了高登在玻璃厂这几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转述了工人们对他的各种意见,捎带着向刘琳说明了他几次和高登吵架的原因,以及厂里其他干部和职工与高登闹事的缘起,一直说得高登将头塞到桌下去,刘琳的头上汗水淋漓。
杨锐最后说:“玻璃厂急需进行一次整风,尤其是干部队伍的整风活动。我完全同意高厂长的提议和设想,整风先从领导班子开始,适当吸收工人代表参加。主要解决领导层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至于对象嘛,我想先不要急着确定我杨锐,我的意思是,哪里有问题就先查那里,谁有问题就先解决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杨锐的话一说完,会场上竟然响起了掌声。大家一边鼓掌一边喊:“整风!整风!”
会场的气氛一直剑拔弩张,人们没注意,会议室的窗户上竟然挤满着工人,他们也在齐声喊:“整风!整风!”
会被吼散了,刘琳灰溜溜地溜出会场钻进轿车屁股上冒一股青烟溜了。
大家翘首拭目以待的玻璃厂整风终于没有了声息,却等来了另外的一场整风——全市机关作风大整顿。这次整顿是由市委市政府联合发起的,意在通过整风,纯洁队伍,团结一心,形成合力,鼓足干劲,建设纯洁健康积极上进团结进取优质高效的能够真正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集体。整风活动进行了层层动员,市上发了许多红头文件和学习资料,市上几位主要领导都讲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话。玻璃厂的广大群众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大家根据市上的安排参加各种会议,利用工余和休息时间学习材料,抄笔记,写心得体会。好不容易等到了民主生活会,他们将憋了一肚子的冤屈全都吐了出来,把对高登厂长的所有意见全都提了出来,把高登的种种劣行全都摆在了桌面上来。在组织部门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时,大家给高登提了一河滩的意见,强烈要求撤换厂长,由工人们民主选举新厂长。大家怕他们说的话被前来的官员们贪污,还写了联名信交上去。在整风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要求职工们推举厂领导,没有一个工人给高登投过一张票,并在选票上写上:“高登下课!”“高登不倒,我不上班!”等话。大家对最后的结果充满信心,都在私下里议论:“高登这下准完!”
组织部汇总了大家的意见和选票,将高登叫了去,将汇总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馈给他,让他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写个辞职报告辞了厂长,组织上另给他考虑个位子,他说:“都是杨锐捣的鬼做的怪。杨锐想夺权!”
高登恨死了杨锐。他要拼死守住这个位子给杨锐他们看看。
这次的事情闹大了,经贸委主任刘琳明显的靠不住了,市上的其他几位领导他不敢去找,怕去了挨训。他突然就想起了同乡的今年刚从新疆调回省委当副书记的王凯山。便急急赶回家,向老婆苏菁菁如此这般的述说了一通,苏菁菁大惊失色,赶紧打开保险柜取出二十万元给他。他连夜坐火车赶到省城,打听到书记大人的高宅,趁书记大人开门上班的当儿将他挡回家去,如此这般一述说,双手献上二十万,成了!王书记当即拿起电话,打通市委书记的手机,强调说,你们市光明玻璃厂厂长高登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些麻烦?这都是坏人在作祟!你们要认真严肃的处理好这件事,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得了逞。最后的处理意见要给我汇报!
高登高兴得当场笑了起来,直笑得涎水流到衣襟上。他暗想:我看你群众的力量大还是我的钱大?
市委书记接到王书记的电话,心里直打鼓。按理说,高登在玻璃厂,民怨这么大,就不该让他再干下去了。可是免了他的职,又怎么向王书记汇报?想来想去,他的心里亮堂了:何不借此巴结一下领导呢?于是让通讯员将管组织的副书记李大海叫来,将省委王书记的电话内容向他作了传达,然后说:“我想,干脆就将高登安排到政协给个副主席算了。这样,既解决了玻璃厂的问题,又很好的落实了领导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