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德国的统一
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
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
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
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
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
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
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
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
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
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
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
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
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
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
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
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
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
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
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
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
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
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
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
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
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
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
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
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
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
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
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
《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
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
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
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
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
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
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
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
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
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象
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作出新的反应。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
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
我对西德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作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
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
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
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
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
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
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作出
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
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
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
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
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察世界，观察欧洲的局势，观察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
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巴登一符腾堡州总理施佩特谈过一
次话。他飞抵莫斯科是为了探听是否有可能举行高峰会谈。从原则上说，这时我们
对这样的会谈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向德国总理发出了于5月访
问莫斯科的邀请。但是，联邦政府试图把“潘兴-IA”导弹排除在中短程导弹协定
之外，而我们对这种笨拙的企图作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因而德国人显然为这次访
问的命运担心。至少，施佩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神经质而又执著。让人感
到，波恩那边害怕置身于欧洲新进程之外。我把我们谈话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片断摘
录于下：
“施佩特：科尔总理确信有必要和您会晤。对总理而言，不存在谁先去莫斯科
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
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
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
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
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
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
戈尔巴乔夫：好吧，我们将去会晤。我们已经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谈了许多。现
在应当在最高层进行磋商。”
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到了秋天才实现。1988年10月24日我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初次
会晤。我和他谈话的出发点是：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如果仍旧保持原先的状态，
无论是我们自己，德国人，欧洲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都不会满意。
“我们希望，”我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现实之上。总之，要使它符
合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我们愿意就与我们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非
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我确信，苏联与西德的关系需要揭开新的一页。”
科尔的回答听起来十分明确：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正是为此到莫斯科来的。”
科尔在强调该国政府愿意积极地发展全方位的对苏关系之后又补充说：
“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
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
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
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
哥18岁就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
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
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
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
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
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
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在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
理解谈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只有在
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
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
免去了多余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尔不仅逐渐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并且
逐渐建立了人际间的谅解。如果不是这样，由于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启动的德
国统一进程而“压到”他和我身上的一大堆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
1988年10月那个时候，我们闯过了我们两国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道难关。在经
济、科技、文化、环保合作方面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文件。在苏联和联邦德国战
后关系史上，两国国防部长首次坐在一张谈判桌旁，他们可以亲眼看到不久前的
“潜在敌人”是一副什么模样。在促进北约和华约建立接触方面，我们征得了德国
人的原则上同意。当时这是一个“突破”，而在三、四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联邦德国总理在无名战士墓献了花圈，并拜谒柳布里诺的德国士兵公墓。慕尼
黑交响乐团这些日子里在圆柱大厅演出了贝多芬和穆索尔斯基的作品，获得了极大
的成功。我和科尔、我们的夫人、参加谈判的人士、莫斯科市民，听了这场音乐会
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接着又去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两地游览，参观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所在教堂
（圣丹尼洛人修道院），观看苏联艺术家之家举办的君特·霍克纳的画展。联邦总
理还会见了经济学家。科尔夫人参观了精神神经病医院，并向该院赠送了贵重的设
备，她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庄园。
在郊外住所的会晤，在这次访问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次会晤使访问在政治量度
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量度--人性的量度。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这里没
有再谈一般性问题和种种忧虑，而是谈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所思所想，了解了双方
的家史。我认为，我们是相互怀着好感而分手的。
在西方，人们对这次访问十分关注。联邦总理定期听取有关北约盟国反应的汇
报。《巴黎日报》和《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引起科尔的警觉，这两家报纸直言不
讳地说，这次访问的性质使人对联邦总理是否忠实于联盟的义务产生怀疑。在莫斯
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问科尔：您给了俄国人那么多，可您得到的回报
是什么，就是俄国人许诺释放的几名政治犯吗？要么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该如何
对待法德联盟、法德联军以及对法国人作出的其他许诺，科尔是否改变了航向--
由法兰西的西方转向了苏联的东方呢？
美国报纸和外交界的指桑骂槐也未能逃过我们和科尔的注意。因此，联邦总理
将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定在1989年5月并非偶然。他估摸在这段时间内法国人将访问
苏联，而且我们还将和美国人进行接触。况且还不仅仅只和法美两国接触。这一切
都在1988年年底发生了！本以为这时变化很大，却原来变化很小！我们的对手们正
在步履维艰地走出“冷战”的丛林。当时我越来越频繁地说：不仅我们苏联应当转
变，你们西方国家也应当有个大的转变。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2年春天，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美国人说：我们需要自己
的美国式改革。如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着根本的变革。而一度陶醉于“冷战““胜
利”中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作好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准备。
回顾科尔第一次访苏，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彼此朝着对方迈出了一大步，开
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在这方面采取的后续步骤具有深远的后果--我们对1989
年底至1990年发生的事件原来是有所准备的。
对联邦德国的正式访问
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始于1989年6月12日。在这之前我刚刚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我以新的身份出访的第一站，在这个背景下看上去颇
有象征意义。
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而又十分紧凑。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联邦德国的几个州，许
多个城市和乡镇，会见了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界人士、工人、政党代表和社会运
动代表。
在联邦德国总统里哈德·冯·魏茨泽克官邪门前举行的欢迎仪式揭开了访问的
序幕。从这里我们就开始同波恩的居民进行接触。同一群青年学生的会见格外令人
动情。我们当着总统的面热烈地交谈起来。年轻人希望向我表达他们对苏联改革的
声援。
接下来是总统在莱茵河畔的官邪设早宴。通过席间第一次交谈我已经明白了为
什么魏茨泽克总统在联邦德国公民中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他知识广博、风度儒
雅、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我们的谈话一次更比一
次坦诚、充满信任。
在波恩市政厅广场的那次会见令人难以忘怀。当我们还走在与广场毗连的街道
时，就已经置身于人的情感、友爱。亲善的洪流之中。欢呼，祝福……你无法记住
每句话。但其中有些话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戈尔比！要创造爱，不要修筑大墙”，
“请这样坚持下去，戈尔巴乔夫！”
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确切地说，登上了市政厅的阳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一片
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约四五岁的男孩手捧着一
束鲜花向我们走过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把他抱到护栏上。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个场面曾出现在许多电视屏幕和无数报刊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中安排了去施图肯布罗克小镇拜谒苏军战俘纪念公
墓。战争初期这里建了一座集中营，关押战俘和从各个国家强行挟持来的人，这些
人被利用在矿山、军工企业、农场做工。他们只得到很少的口粮：每天只发给200克
面包的代用品，根本不是什么面包。他们的劳动却极其繁重。数十万苏联人以及波
兰、英国、法国的公民被关过这个集中营。我国同胞大约有65000人在这里遇难（被
处决、饿死、病死），埋葬在集中营的附近。
1945年4月2日美国人把这个集中营的囚犯解救出来。苏联战俘代表组成的倡议
发起小组坚持要求为死难的同伴整修坟墓。1945年5月，根据原集中营的囚犯、建筑
艺术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莫尔丹（1984年去世）的设计，在公墓建立了一座
方尖碑，纪念在施图肯布罗克遇难的战俘。
在“冷战”最激烈的年月，这座公墓逐渐荒芜。然而有一个小组在牧师迪斯特
尔·麦奥尔的带领下主动地照看墓地和纪念碑。1963年这个小组改组为“献给施图
肯布罗克的鲜花”工作小组，它提出了“在死难者的陵墓上向俄国人伸出援助之手”
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纵容下，新法西斯歹徒
践踏陵墓，并试图毁掉纪念碑。于是出现了一些青年护卫队。到了70年代，“献给
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是一个积极活动着的反战社会团
体，它拥有来自西德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会员。
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公墓都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
们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团参加这项活动。但正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所说，这个
公墓却没有来过一个官方代表团，无论是西德的还是苏联的代表团。
这一次随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的不仅仅有代表团团员，并且还有陪同我
访问的文化界人士，东正教教会代表皮季里姆。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汉内洛雷·
科尔和劳女士--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夫人。
那一天邻近城镇的居民在公墓举行了集会。他们向纪念碑献了一个饰着长长的
红色丝带的花圈，而科尔夫人和劳夫人献了鲜花。都主教皮季里姆发表了讲话。这
一次做了早就该做的事：向在法西斯强加的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墓默哀，并向新德国
的公民说了友善的话语。德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而详尽的报道，认为这是一件值得
纪念的大事，是一个“和解的姿态”。
“您在参拜公墓之后有何感想？”记者这样问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
了几十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家庭不为在那个可怕的年月不幸亡故的亲人而悲痛。
我们知道，那个年月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向那些关心我国同胞陵墓的人表示感谢。”
沉重的回忆，无以慰藉的哀伤。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更加理解，通向苏德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和解、亲近的路途是多么艰难。
和多特蒙德市“赫什”工厂冶金工人的会见令人激动。我们刚下汽车就受到了
几千人夹道欢迎。一个高达数十米的大车间，目光所及之处，都被挤得满满的。除
了临时布置的“池座”之外，机床上，隔墙上都挤满了人，有的人爬到了承重构件
上，吊车上，还有的人相互轮流着爬到肩膀上。我们代表团、工厂的领导人、工人
代表被安排在讲台上。听了别人对我们讲的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了，按照准备好的
讲稿去讲是行不通的，即使离开讲稿而另外加进几句也不行。由于我几乎每说一句
话都被喊叫声和欢呼声打断，我就按照在工人中间应当采用的讲话方式，直截了当
地、而不用任何华丽词藻地谈了劳动者在一切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谈了德国人民
及其贡献，谈了我们两国不寻常的过去，谈了劳动人民讲究实际而又心明眼亮，而
今后如何建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将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劳动人民。
译员几乎来不及翻译我的话，而我被如此热情、诚挚欢迎我们的数千名听众的
好感所感染，竟然觉得我的话不经过翻译人们也听得懂了。
参加这次与工人会见的有勃兰特，有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福格尔，还
有施密特。在从波恩开往多特蒙德的火车上，我和施密特就当时世界局势的几乎所
有重大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还到过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在那里曾与该州总理劳及其同事、政治家、商
界代表进行亲切的、非正式的交谈。在联邦德国每到一处，人们都对我国的事态表
现出极大兴趣。各种身份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我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好感，都热情
洋溢地谈论我国的改革。
这一切都令我感动、兴奋。我14年前于1975年去过联邦德国，社会意识，社会
风气，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当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
德那句名言：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柏林墙的倒塌
真是再及时不过了。数月之后，1989年秋天，欧洲的“社会主部分”发生了使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并彻底改变的事件。由于首次实行自由选举的结果，共产党人在
波兰和匈牙利失掉了政权。昂纳克下野。柏林墙溃塌。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事当然引起我们极
大的不安。但是我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
由和不干涉内政。
在和科尔谈话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昂纳克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他
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如此等等。这使得我有理由认为科尔的“抱
怨”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一旦他本人决定对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希
望把我当作他的“盟友”。不管怎么样，我每次都明确地告知科尔，我们决不会就
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向民主德国领导人发号施令。
我们当然也不是瞎子，对当时以昂纳克为首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
自己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使我们忧心忡忡。如果我说我们完全坐视不理，那是言
不由衷。但是，我曾坚决否认、并且仍在否认那种暗示，似乎我和其他苏联领导成
员在这个关键时期同民主德国领导人接触是企图施加压力，强加于人，进行讹诈，
如此等等。
从1985年起，我大概和昂纳克会晤和交谈过七、八次。我对作为领导者和普通
人的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看法。关干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本书相关的章节中谈到。
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
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我每次都仿佛撞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上。我们的
最后一次会晤是在1989年10月我参加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我怀
着特别不安的心情回到国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国家很像一只烧得滚开而盖
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我的预感并没有错。
仅仅过了两周之后，民主德国的危机趋势达到了最高点。前党政领导人对国家
失控。昂纳克被迫下台。主动权落在了“街头”手中：游行示威、集会越来越具有
群众性和偏激性，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共和国。
幸好，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人们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并
没有对人民的不满进行血腥镇压。我认为，我国的立场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
刚刚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二套”党政领导班子是否有保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
机会，很难肯定。科尔后来对我说，他一开始就确信埃贡·克伦茨无法控制局势。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事后聪明。至于说到我，说老实话，曾
一度抱有希望，以为新的领导人能够把共和国事态的指针拨到两个德国新关系的轨
道上来……但必须在彻底改变对内政策的基础上。
1989年11月1日，应克伦茨的请求，我在莫斯科接见了他。我们一致认为，把国
内政治危机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未免天真。实际上许多问题
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因而政治上需要彻底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当然已失去
了许多时间，但现在需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就此分手。
然而很快就发现，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任何一个以维护民主德国的名义而活
动的政府或政党，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尽快和联邦德国统一。大量人员“逃往西方”，狂风恶浪般的示威、集会、
公民不服从、对各级政权发出威胁，给和平解决危机带来了直接的危险。实际上，
国家权力机构，首先是社区一级的国家权力机构，已经开始瓦解。前民主德国领导
篡改1989年5月7日地方人民代表机构选举结果，对社区一级造成的影响令人格外痛
心。
国家濒临社会爆炸、政治瓦解、经济崩溃的边缘。
科尔的“10点”
在这个关头，要求所有的事件参与者在政治上要保持特别冷静，在行动上要富
有责任心。德国的事态在全欧洲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当然，也包括苏联。赫尔辛
基进程的命运发发可危。
我并不认为，科尔总理于11月底发表他的“10点”是对政治局势“挑战”作出
的适当的回应。这份文件的出现不仅使我们、法国人和英国人感到意外，就连联邦
德国外长根舍也感到意外。给人的印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而且不仅仅对德
国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竟然服从了竞选的利益。
根据我的看法，单方面加强统一进程，只能对德国国内的狂热情绪推波助澜，
并破坏欧洲的局势稳定。因为就在11月11日我和科尔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他向我
保证说，联邦政府很清楚由于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自己应负的责任，它将小心谨慎
地行事，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和我们磋商。为了弄清楚这“10点”是在什
么样的政治背景下“浮出水面”的，我把我们的通话内容摘录片断如下：
“戈尔巴乔夫：任何变革都是一种不稳定。因此，当我说维护稳定时，我的意
思是要我们彼此对对方采取慎重的步骤。
目前正在发生的是向另一种关系的转变，向另一种世界的转变。我们不可用近
拙的言行给这个转变造成损害。我希望你，赫尔姆特”，利用你自己的威信、政治
声望和影响，让其他人也用时代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科尔：联邦政府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你出席了那次会议，你也许会感到奇怪，
我们两人的看法竞如此吻合。这个历史时刻要求作出相应的反应，作出历史性的决
定。我愿意向你保证：我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可是总共只过了两周，科尔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
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
实际上是最后通碟的要求。
1989年12月初根舍来莫斯科，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场坦率的、相当激烈的谈
话。根舍感到很尴尬。这个局面的确很蹊跷。他不得不去维护这样一项政治主张
（并且还干得相当卖力气！），然而他对这项主张竟然没有及时得到通报，并且我
认为他从内心并不完全同意这项主张。在“10点”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要在大选来
临之际夺取主动权的野心表现得太露骨了，关于取缔民主德国、把德国这一部分并
人联邦德国的“忠告”提得太直白了。
我不大顾及外交礼节地对根舍说；
“按道理，这样的文件（“10点”）总得在和伙伴进行相应的磋商之后再提出
来嘛。要么就是联邦总理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看来他已经认为现在正演奏他
的乐曲，子是就单独操练起来。我并不认为这些做法有助于增进信任和相互了解，
会对落实我们的协议有所贡献。
您知道我曾经和科尔总理通了电话。科尔向我保证说，联邦德国不希望民主德
国的局势稳定受到破坏，它将审慎行事。然而总理的行为背离了他的保证。提出了
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对民主德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和建立什么机构，发出了指令。
现在正进行着全欧进程。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这个框架内发展。显然，
这种关系将更加密切。但所有这些进程都应当正常地进行。任何人为地椎动这些进
程的做法，都只能使欧洲各国发展中的重大转折、即世界政治中心的重大转折变得
复杂化。”
这次谈话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既紧张而又不愉快的。我高度评价作为政治家
的根舍，高度评价他在调整我们两国关系这项非同一般的事业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
但我不能不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后仍然将相互协作。我们决定不把这次谈话
的详细内容公诸于众，因此为新闻界提供的声明稿，用我们的话说，是“经过整理”
的。但是我估计波恩那里对来自莫斯科的信息会给予应有的注意。
应当说，莫德罗夫的联合政府为了不使共和国全面瓦解而花了难以想像的力气。
我曾经同他会晤了数次，并且得到有关他的内阁问题的第一手信息。这个内阁实际
上是一个“危机调控”总部。他在对自己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使共和
国议会民主选举成为可能。
但是，局势已经不再是每几周一变，而是每几天一变了。在1990年1月30日那次
会晤时，莫德罗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支持两个德国并存的主张了，而且这个主张似
乎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边远地区，如图林根，统一的倾向尤为突出。不仅旧的
党派，即使是新的党派，如果想扼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能的了。”
莫德罗夫的结论简单明了：
“我们迄今使用过的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大多数社会力量都集结在统一的主
张周围，只有一些左倾小宗派除外。如果我们现在不发挥主动精神，已经启动的进
程将自发地。迅疾地发展下去，并且将不受我们的任何影响。”
“2＋4”公式
应当说，这个提法对于我来说并不意外。我们自己所做的分析也得出这样的结
论。在莫德罗夫来访的前几天，我在我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德国问题会议。
参加的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法林、克留契科夫，阿赫罗梅耶
夫以及我的两个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讨论持续达4小时。
最后我们就近期行动方针达成一致。会议的结果如下：
应当把德国势必重新统一作为出发点；
提出召开“六国”（四个战胜国和两个德国）会议的倡议；
不中断同民主德国领导的联系；
与巴黎和伦敦更加密切地协调我们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
责成阿赫罗梅耶夫研究从民主德国撤军问题。
2月9日我与前来莫斯科的贝克会谈，德国主题是这次会谈的中心主题。
会谈的细节略去不谈。贝克强调几个关键性问题：3月18日的选举结果已经注定，
大多数民主德国居民将投票赞成统一。因此，统一势在必行，而美国和苏联应当从
这一前提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
正如我已谈到的那样，我们自己的分析也肯定了这种预测。我更感兴趣的是，
美国在这种形势下打算如何行动。贝克同意这样的意见：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
能也不应该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他说：“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个进程（即德国统一）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并
且要保证长期的稳定。”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又重提稳定这个话题，并强调指出：
“我希望你们知道：无论总统还是我，都无意于从正在发生的进程中捞取好处。
我收下了这个声明，我们转而开始讨论可能采取的协作机制。很快就弄清楚，
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十分接近。在讨论过程中，大体上形成了这样一
个纲要：统一的内政方面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事，他们将独立地讨论与此有关的一
切问题。四个战胜国“参与”谈判进程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这是他们维护欧洲和平
和稳定的责任。因而他们之间讨论的主题是统一的外交方面问题。
和贝克一样，我认为如果在欧安会范围内就这一主题进行基本谈判，由于与会
者人数过多而会效率很低。同时也很明显，“四国”单独开会可能在德国引起反感
和疏远。因此“4＋2或“2＋4”是最容易接受的公式。我们商定，关于起动这个机
制的问题，应当在民主德国选举之后和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开始统一谈判之后才提
出来，以免给德国人提供指责我们“干涉”的口实。
我们的立场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是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
地位。贝克试图向我说明德国留在北约比实行“中立化”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性。他
的论据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点：德国境内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德国拥有北约
成员国的地位，可使美国和西方获得控制德国内政外交的特定手段。一个中立的德
国，脱离了北大西洋联盟盟友关系体系，就可能再次成为欧洲不稳定的发源地。
“如果德国将成为一个中立国家，”贝克在说服我，“它就不一定成为一个非
军国主义国家。正相反，它完全可能通过一项建立本国核潜力的决议，从而不必依
赖美国的遏制力量。我想向您提一个不必立即答复的问题。假如统一得以实现，您
更希望看到什么，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没有美国军队的、在北约之外的统一的德国
呢，还是一个和北约保持着联系的统一的德国？但前提是保证北约的管辖权或军队
不由现在的界线向东扩展。”
其实后来就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达成协议所依据的公式，正是以贝克这句话
的最后一部分作为核心的。但当时我还没准备接受这个公式。
我认为，必须有一些保险机制，以保证我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在将来免遭来自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