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2
只有人民自己有权决定它。亲爱的同胞们，我吁请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参加全苏的
公民投票，对提出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的‘肯定’是对一个大国的尊重，它曾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过它能够捍卫联
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独立与安全。
我们的‘肯定’将会保存一个千年国家的完整性，它是世世代代由无数人的劳
动、智慧和牺牲创造的。各个民族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命运，你我等人的命运，都
密不可分地交织于这个国家之中。
我们的‘肯定’是一种保证，它永远将不会使战火烧到我们的国家，过去我们
经历过不少的考验。
我们的‘肯定’，不是要保持旧的秩序--中央大权独揽，各共和国处于无权
状态。公民投票的肯定结论将会打开一条迅速革新联盟国家，将它变成一个拥有主
权的各共和国的联盟，该联盟一定会保障各民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在公民投票中的‘肯定’回答和联盟协议的签订将会终止我们社会所发生
的破坏进程，坚决恢复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环境。
我认为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殷切希望的。人们对没完没
了的争吵和意气用事已经非常厌恶。他们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既有与生产有关
的问题，也有与消费品市场、法律和法制、国家机关工作有关的问题。一句话，人
们希望生活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公民投票的胜利--我也想强调这一点--将为信心十足地继续推进国内已经
开始的改革提供新的可能，这些改革和我们的远大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如果一般来说是可能的话，没有社会的赞同与合作，我们面临的任务是
很难解决的。所以，趁现在还不晚，不应该再动不动就发脾气，忿忿不平，有时表
现出敌对的情绪。这一点，我们可以共同来做，像人们常说的，全社会都来做。公
民投票的正面结果将会开创一个社会团结的局面。
我坚信，如果社会发生深刻分裂，将不会有胜利者。大家全都是输家……”
公民投票已经进行了。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
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尽管激进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努力，怀疑主义者疑虑重
重，人们坚定地表明要保留并革新联盟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全联盟范围内，而且每
一个进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国内都是这样，甚至有些共和国当局不许进行公民投票的
地方也是这样，--我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
俄罗斯对自己未来总统的问题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来劳累读者。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经对大家公布了，媒体也
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下。两年后，俄罗斯又进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这次是关于改革的问题，投票表示了对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信任。那又怎
么样，民主派在公民选举中的胜利并不那么太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却像人们常说的，
“开足马力”，利用这次胜利，以实现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目标。许多我认识的，
而且认为是忠于法律、不被收卖的专业法律工作者，他们开始不顾一切明显的事实，
竟然说选举结果好像使总统解散最高苏维埃的企图“合法化”了，如此等等。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看，或是想一想，苏联人民的自主意志在3月17日
的选举中是如何被肆意践踏的。要知道，当时全国有70％的居民，俄罗斯有71．34
％的居民表明自己是“肯定”联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投票结果同样令人印象
深刻。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
在签署违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意愿，甚至所有居住在我国的民族
的意愿的文件时，他们的手并没有发抖。
尽管激进派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试图缩小公民投票的意义，但叶利钦和他周
围的人还是不得不考虑这次投票的结果。我想，没有这次公民投票也不会有新奥加
廖沃的会晤；这次会晤暂时缓解了国内的局势，为克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和他的关系上。还有一个情况也起了作用：叶利钦正准备参
加总统职位的竞选，他希望从联盟即我作为苏联总统这方面能够表现出通情达理的
态度。好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虽然我不想掩饰--我的好
感并不在他这一边。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地、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判断谁是自
己称心的候选人。人们对叶利钦的评价非常之高，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他能够战胜
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选好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有不小的意义。无疑，鲁
茨科伊在确保一部分仍然向往社会主义的选民的支持上帮了叶利钦的大忙。
不过，这一切留在后面再说。当时总统竞选活动刚刚开始，因此，对于角逐总
统宝座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和一切能够在以某种方式影响选举进程的人搞好关系。
应该说，春天那几个月我不止一次地和叶利钦见过面，谈过话。我们讨论了当
时所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的会晤，像往常一样，气氛良好。但是叶利钦
在对着电视屏幕或记者伸到面前的话筒时，在当着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面或是在电
影之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对我同他的谈话的解释就有些随心所欲。大概他有一
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对他面前所有的人表明：他们面对的是一位胜利者，他的一
切武断要求都会被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坐在苏联总统宝座上的那个
人在执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
对此，我作出过一次或两次反应，我说，公众应该了解我们会晤的情况。在会
晤中，我们严肃地、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任何武断的要求都没有提出，而且也
不会被接受。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有人对他的言论向我作了不
准确的汇报。
在三、四月份及后来的几个月内，·联盟领导和俄罗斯领导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上难免有些“冲突”。叶利钦周围的人远非个个都很友好。而有些人的“反中间立
场的”火气简直就无法冷静下来。他们憋足了劲，一有机会便继续对总统严厉谴责，
诽谤中伤。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当时他们“智囊指挥部”的方针毕竟还是以“和解”
--即使是暂时的--为主。也就是说，先让头儿当上俄罗斯总统，其他等人主白
宫后再说。
尽管我知道这种和解的脆弱性，几乎从未怀疑“民主”阵营的激进分子们无时
不在促使叶利钦恢复对联盟和联盟总统的攻击，但我认为利用这段喘息机会还是非
常必要的，以便把拖了很久的联盟协议草案的工作最后搞出个实际结果。我觉得重
要的是要用义务把俄罗斯领导约束起来，使他难于轻易进行破坏。这样就产生了后
来称之为新奥加廖沃进程。
新奥加廖沃进程
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我想提醒大家的是，3月30日叶利钦在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三次非常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同
时把中央的行动说成是要复到1985年4月以前的方针。而两个礼拜后，他在回答《消
息报》采访时指出：那些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绝对势不两立”的人是错误的；如
果说要把国家从右派手里拯救出来的话，“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不用说，面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投票的结
论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们坚信必须把业已开始的国家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即把它
从集权国家变为联邦国家）的话，那么党内的保守分子们则认定，公民投票给他们
颁发了委托书，要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以前的联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
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选民们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考虑的恰恰是它与改
革的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因为关于联盟主权国家的新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人们对
此有意识地表明了态度，心照不宣地赞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协议草案。
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权力正每日每时地从党的机构转移到国家的和苏
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
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还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所谓惯性，还在管事儿。但
永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成立了纲领相当强硬的反对派，出现了几十个其他政党和
组织，他们一心要“控制”共产党人，将居民中这样或那样的阶层和群体置于自己
的监督之下。但是这些党的官僚们不是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好好学习开展争取群
众的斗争，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几乎是上天所赐，
一切事情都责怪中央和政治局，当然，首先是指责总书记。
苏共从执政党地位一下变为在野党，心里自然很不好受。这使普通党员产生一
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使党的上层领导人感到忿忿不平。在1990年12月30日召开的各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
大家发言中都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对领导的方针不怎么理解。第二天，在全体会上，
伊瓦什科在《论当前时机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在遣词造句上可就无所顾忌了。只
是作为党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说，才使他在总书记面前保持几分敬意，
没有对我讲粗话。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会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事情发展到
已经要求更换领导人了。
党的高层人士竭力将自己的反抗行为控制在下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团体，它们
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4月2日，列宁格勒
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
求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是小有名气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产物。4月初，基辅市
委，接着是列宁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召开非常中央全会，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各级党委送来的成百上千份紧急报告，提出的问题都是十
万火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4月2
2日，在讨论内阁关于摆脱联盟经济危机的报告时，代表们在帕夫洛夫的授意和卢基
扬诺夫的同情下开始大事宣扬在全国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行紧急状态。我不得不再
次进行干预，使议会转人正常的工作轨道，给极端保守派以迎头痛击。
我们在通常的范围内对局势进行过几次讨论，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加快联盟
协议签署的准备工作，为此，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我当即强
调指出，绝不是要把这些会晤变成一个有权作出正式决定的机构。后来被称为“二
十9”或俗称“10人团”的东西只不过是完成联盟协议工作的较有效的方法罢了，而
且没有背地里行事，让立法者--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知道。
我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喜欢比较的人说的，他们认为好像1993叶利钦走的“只不
过是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这种比较简直太肤浅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僭越议
会的权利，更不用说自己下令组建违反宪法的机构了。例如，安全委员会的建立
（3月13日）是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的，这是个范围非常狭小的办事机构，参加
的人员有副总统、总理、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部长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同时还有普里马科夫--我想让他留意一下对外经济关系和巴卡京这个人。此外，
议会给了总统一个实际教训，使我提名博尔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遭到失
败。
这件事也说明我在任用干部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任用无论对于联盟国家，还
是对于我个人的命运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对亚纳耶夫的任用，我将自己的
威信拿来孤注一掷，等于是把副总统的职位强加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我想立即排除
一种怀疑：似乎戈尔巴乔夫不愿从自己身边发现真正能干的人才，他赏识的都是些
庸碌之辈，这样才能衬托出他自己更加光彩照人。这纯系无稽之谈。我的战友和助
手中有许多出类拔革的人。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进行竞争。恰恰相反，
我之所以吃亏上当，是我听亚纳耶夫几次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的演讲，认为他那坚决
果断的神态、充满自信的风度和挥洒自如的议论足以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实际办事能
力。至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没有认真仔细地观察他就匆忙将他推上了国家第
二把手的职位。当然，首先是没有听取人民代表们表达的如此明显的意见。
我补充说一句，亚纳耶夫是在非常情况下浮出水面的。最初我本想推荐雷日科
夫任副总统的，但他甚至对这方面的暗示都感到勉为其难。紧接着就发生了心肌梗
塞，和雷日科夫的谈话一直未能实现，之后我才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甚至没等我
提起这个话题--他便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专政的警告。我想到了纳扎尔巴耶夫，
但我看不出当时谁能够取代他在哈萨克斯坦的位置。进一步考虑的时间没有了，这
时候亚纳耶夫正好“出现在眼前”。真是一大失误。
还是回到正题上。当时总统的“智囊中心”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自保守的复仇
主义势力威胁在不断增长。对此，惟一合理的回应就是中间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
如果简单一些说，这是个普遍的方式。实际上，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
且涉及方方面面的现象。它是从我和叶利钦在市郊政府官邸会晤开始的；在这里勃
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进行过会谈，我和里根、布什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进行过会晤。
对于这次会晤，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好像相互都在进行试探，彼此都在准备作
出妥协，避免没完没了的攻击，特别是“法律大战”。我的办公室准备好了自己那
份关于会晤的报道，而叶利钦的公文包里装着自己的一份。但最后两份报道都被扔
进了字纸篓。经过差不多整整一天的交谈，我们交给媒体一份共同商定的公报。
可是第二天，叶利钦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明显破坏所达成的平衡，试
图将协议首先说成是他个人的胜利。像人们常说的，毫无办法--他就是这么个秉
性。我没有进行反驳，何况从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十分清楚，所达成的妥协的确非常
合理，它能够为终止耗力费时的对抗、开始进行合作打下个基础。而思想极端的激
进民主派，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之流，则大骂叶利钦，指责他叛变投敌，出卖立
场。的确，没有比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更糟的了。
4月10日，我召开了安全委员会--这是安全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个会议之一。
我向大家通报了联邦委员会会议前夕讨论反危机计划的情况，介绍了一些国际问题，
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然后我征求同事们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o．鲁缅采
夫）提出5月10日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的意见。大家都说总统不应该同意他们的
建议。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进行谈判，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各政党间的对话，
总统或其他国家官方机构就不要参与了。同时，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希望委托我和
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这是向新奥加廖沃进程诞生迈出的一步，它能够在实际上开始实现“中间主义”
的方针，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摆脱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但
不是在他们所提问题的层面上，而是在现实所允许的幅度内。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边的人商量，我坚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现实对
比的机制才能够确保继续进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会进一步促进参与整合的各种
倾向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机制既需要反危机计划，也需要联盟协议。
毋庸讳言，我的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况的促进和启发：定于4月
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必须在4月24日应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进
行。必须明确推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实际行动的大政方针，和各加盟共和国领
导人协调一致，把它带到全会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评者公开表明自己对实质上
是民族拯救计划所持的立场。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进行早已计划好了的访问，回来后，4月23日，我们仍
然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这个地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
坦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进行聚会。我面对面地和同事们交谈。局
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必须努力把一般涉及局
部的问题的分歧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那些只涉及个人好恶的分歧了。应该把国家
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
文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领导人决意要协调一致地行动
了。这样立刻就会使社会安定下来，缓解紧张气氛。我的态度感染了各位与会者。
他们接二连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这种态度，拥护商量好的声明。大家
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商量声明中应该反映些什么。然后我宣布暂时休息一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办公室内--叫来速记员，开
始口授文件。经过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来，交给了“10人团”。
在公民投票的影响下才可以确切说出联盟两个字。由于来不及想出个专门术语，
我们就说，凡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互相都提供最优惠的待遇，与其他前加盟共和国
的关系则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迅速签订联盟协议，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手段。
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首脑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宪法的框
架内行事。文件肯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向。对声明文本的意见是有的，但都无关宏旨。
对文本的内容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报》公诸于世。
事情办完后，开始吃晚饭。大家举杯庆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像人
们常说的，都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尽管后来有些流言蜚语，但参加会晤的人
坚决站出来维护所达成的声明。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增加了这份共同
制订的文件的分量。
无独有偶。当时“俄罗斯独立工会”（克洛奇科夫）为反对物价上涨正准备宣
布进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罢工。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还有激进民主派，他们还没有
从“与中央宣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统帅的命令。所
以说，4月的“9＋l”声明后，这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除个别劳动集体有人停
工几个小时外，没有什么人参加罢工。
“10人团”的声明在对待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任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次全会
作为代表，我参加过许多代表大会。我这辈子参加过几十次中央全会。大部分
不记得了--都是一般例会，走走形式，尽管每次媒体都大造声势。有几次中央全
会对于我个人有着直接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解决了重大问题、发生了立场冲突而铭
记在心，其中的几次我在书中已经谈过。
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
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
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
表大会第工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作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
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
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
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
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
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络兹科夫
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
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的声明。
“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波洛兹科夫说，“为了有利于局势正常化，我要说的
不是像有些人所建议的进行信任投票的问题，我是想从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
来。”
此前我们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大家对采取这样措施的必要性总的
达成了共识，甚至那些提名波洛兹科夫作俄共领导人的人也同意这一点。任何脑子
不傻的人都明白，选他当第一书记给俄共和苏共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诚然，也有一
些保留，比如说，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要有根有据，以免引起不良反
应--这回该是那些被戏称为“坚定的火星报分子”说话了。
我来到代表大会上，决定看看大家对波洛兹科夫的声明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
会上任何声明都没有。原来各州党委第一书记们召开了会议，他们一致表示反对辞
职。我想，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剧，有人对第一书记们成功地做了工作。这样一
来，波洛兹科夫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志。
整个这件事生动地说明，党的官员们在未能把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强加给二十八
大的情况下，他们便试图在俄罗斯的党代会上把未曾得逞的东西再找补回来。在俄
共一些州委和重新组建的中央机构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体现改革的总书记相互调
换了个位置。反对派经过调整，一切就绪，--最初处在幕后，暗中操纵，后来就
越来越公开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新班子的面貌出现。
这里我不谈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当时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中
央的活动不甚了了。我也不想把所有的人全一锅煮了--新的领导成员中不乏具有
现代思想的人。但是能定调子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向往旧秩序的人。
读者从我前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1991年头几个月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色彩
的事件。立陶宛的严重对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政治斗争，激进派向中央“宣战”，
探索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奠定原则基础--所有这一切，
一次次地证明使党的活动转人新的轨道是非常必要的，掌握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必不
可少的。对于这一点，二十八大的决议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惜党的领导不善
于、也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局势。对总统和政府的每一
个实际步骤都缺乏热情，但却是赞同的。仅此而已。
我呼吁他们要扎实地工作，并且警告说，我们若不重整旗鼓就会坐失良机，苏
共就要威信扫地，--我的所有这些呼吁和警告算是全都白费了。当时我的同事们
头脑里打的是另外一些主意--他们考虑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强制恢复斯大林的
模式，至少是它的勃列日涅夫的版本。所以他们对总书记越来越不怀好意，把自己
跟随不上形势、把握不住社会需求和人民期望的个人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在总书记的
头上。
首都市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采煤工”的作用。在一次例行的莫斯科市委全体
会议上--各英雄城市的苏共市委书记们都应邀请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在讲话中
尖锐批评了总书记和总统的政策。他指摘我应该为国家所经受的一切困难负责；他
说：“党不得不为自己领导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他的积重难返的错误负责。”吉
达斯波夫、古连科和舍宁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原
教旨主义者们怒火满腔，要求严惩“修正主义分子”，将鲁茨科伊和利皮茨基的
“民主共产党人”小组和其他团体，包括二十八大承认的合法团体，统统开除出党，
只要这些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被选进了中央。
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
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
人几乎就有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
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
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
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
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
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
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意
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
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
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
章。大会起草委员会在沃伦这个地方工作了几个月，已经五易其稿，但始终都没有
跳出旧传统的框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我的助手们也投入了这一工作。最后
写出来的就是那份得到起草委员会赞同并提请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为了让读者对文件起草的氛围有一个印象，我讲一讲政治局最后几次会议中7月
3日那次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
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6月12日在所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
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
我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呆在首都不动，要经
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
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
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
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由此我谈到了地方上的情况。许多地区--显然是商量好了
--都提出要求，希望总书记下台。策划这些活动的人正是那些其想法在中央四月
全会上未能得逞的人。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的，来自俄共中
央。
政治局会议进行当中，弗罗洛夫突然要求发言，他说，他从政治局决议草案中
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把总书记写得非常不像样子。他尖锐地向波洛兹科夫和其他
一些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他们各自对地方局势的责任问题。工作显然不
称职，而且已经受到各州委书记批评的波洛兹科夫声明说，他也可以下去。
对此，我反应说：
“好吧，下去就下去吧，伊万·库兹米奇。”
这时普罗科菲耶夫、古连科、安努斯一哄而起，要求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更经
常、更充分地汇报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会见、谈判的情况。
我再次呼吁党的各领导成员要积极工作，不要寻机报复。至于上面提到的要求，
我打算先放一放，因为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
一致。何况这些步骤都是沿着二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的轨道进行的。党和全社会一
样，都能够及时了解到这些决议执行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他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
高苏维埃领导人，向他们了解和苏联总统会见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有些共和国
在新的最高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央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我具体指的是乌克兰和白
俄罗斯。
7月下半月公布了党章草案，7月25日召开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我在自己报告的引言部分中就问道：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可以简
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十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
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实格格不
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
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
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
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
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
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
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作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
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
是后斯大林主义。
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
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在许多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问题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
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好几代人都被卡住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以前，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理由是：市场关
系和按劳分配相互矛盾，好像人对人的剥削就是建立在市场关系之上的。实际上，
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
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因为世界最近几十年的
经验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
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
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的特点与传统，我们反对用全盘私有化取代全面的国有制。
这里说的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是要以股份制与租赁为支柱
的各种所有制都能够自由发展的经济，这样就能够将众多的业主、老板和私有者纳
入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
最后，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就必须
要有企业活动的共同规则，要有交换商品的自由，稳定的外汇制度，而最主要的是，
要有一个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只有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的劳
动分工中占有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看起来这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走
了多少弯路才迟迟明白了这个道理！”
考虑到我的听众的特点，我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应该能引起无条件承认列
宁遗产的人的共鸣。
“请回忆一下20年代党内是如何看待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要知道，十月革
命后还不到4年，战争胜利结束才不久。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向往的社会主义已经唾手
可得了。可是突然之间--私人经营、合作社组织、辛迪加、外国租让活动大行其
道。人们议论纷纷，说领导人吃里爬外，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许多人退
了党，有些人自杀了。然而，列宁逝世后这一方针开始逐渐转变。这一点由于20年
代末的‘粮食危机’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方法有两种：启动经
济杠杆，就是说，深化新经济政策，或者采取强制的非常措施，否定列宁所选择的
道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有利于官僚专制
发展的模式。
草案中的主要内容--彻底同已经过时的思想教条和陈规旧习决裂，努力使我
们的世界观和政策，与发展的全部经验和国家、人民迫切的需要，协调一致起来。
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对社会进行公正改造，主要是依靠强制变革，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将敌对的阶级消灭掉。现在时代早已经变
了，应该承认，人民群众除攻打巴士底狱或冬宫以改变自身状况、舍此便一筹莫展
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关于党的问题，我说：
“冷静观察形势，应该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都想
把自己的方针强加给党组织，并以自身活动的既成事实表明与党已经分道扬镳。我
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
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所引起的。
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
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
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
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
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
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
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
“我们大家必须再次确认”，我强调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苏共要想
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紧张局
势加剧的情况下，激进派正在加紧进行活动。他们把二十八大通过的规划声明看成
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苏共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无论提什么命题，
都是公然试图对代表大会观点的修正。按照‘新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党应该重新
成为国家的顶梁柱。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反人民的政治破坏活动，而经济民主化
被打上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烙印。这里用的专有名词也很能说明问题--号召要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