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它们想显示什么呢？是封锁？是想逮捕我们？还是救我们出去？我毫不怀疑：
他们知道总统在健康地活着。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和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劝我们家任何人都不要走出房
门。他们担心有人可能会挑起交火事件，这将威胁到总统的生命安全。
有人送来了‘前天的’旧报纸。
无论电视，还是广播，任何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官方报道都没有。这就
怪了：‘总统有病，不能视事’--可是任何报道都没有。与此同时，电视却在报
道帕夫洛夫总理的自我感觉和健康状况。
……20时。我躺在床上。感觉好一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办公室里。
天哪，最可怕的事情看来已经过去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轮番出去，带回来一大堆
的新闻：教皇打电话跟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克拉夫丘克、卡里莫夫、
帕纽科夫、莫伊谢耶夫、扎索霍夫进行了交谈。拒绝跟克留奇科夫和伊瓦什科谈话！
俄罗斯议会代表团的飞机已经起飞！和布什进行了电话交谈。俄议会代表团的飞机
在别尔别克将受到欢迎……切尔尼亚耶夫在办公室内。3天来海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型
驳船和客轮……有人身着伪装服向别墅匍匐前进。警卫人员通过无线电进行喊话：
‘退回去！不然要开枪了！’来人退了回去，爬往相反的方向……
15时左右，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索尼’中听到英国‘BBC’电台广播说：克留
奇科夫同意派几个人，作为‘代表团’，乘飞机飞往克里米亚，去福罗斯，亲自看
看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视事。
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坏的信号。在最近几小时内就可能采取行动，以便使卑鄙的
谎言变成为现实。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命令警卫人员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把大门和别墅入口
处封锁起来，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准进来；必要时可以开火。
负责保卫工作的军官们手持冲锋枪，守卫在楼梯旁和入口处。
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西娅两个孩子锁在一个房间里。请护理小姐亚历山大·格
里戈里耶夫娜跟她们在一起。
我感到危险即将来临。‘怎么办？’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必须把米哈伊尔·谢
尔盖耶维奇藏起来。藏在哪里呢？别墅里一切都了如指掌。这时候，突然，一刹那
间，我感到自己不能说话了，一只胳膊耷拉了下来，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中风……
谢天谢地，所有的人全在我身边：我的家人、医生--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
奇·鲍里索夫教授和尼古拉·费奥多西耶维奇·波库特尼，全都在屋里。他们把我
放在床上。给了药：高血压危象。
17时左右，有人敲我们的门，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匆匆走进房间：‘米哈
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别墅区里来了两辆小汽车--一辆“吉尔”，一辆“伏尔加”，
来人是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伊瓦什科、卢基扬诺夫和普列汉诺夫。
他们请求和您会晤。’他补充说：‘他们打算做什么？为什么来这里？’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将他们监护起来。转告他们--只要政府的联系不恢复，我谁
都不接见。’
几分钟后，奥列格进来回复说：‘他们说这需要的时间太长。接通联系，不会
少于30分钟，来人请求能立刻会见他们。’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等着吧。
不恢复一切联系，任何谈判也不进行。’
17点45分，联系接通了。断了73个小时。封锁结束了！囚禁也结束了！
伊琳娜进来了：‘普列汉诺夫和伊瓦什科试图进来。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在门
口拦住了他们：“有命令--谁都不许进。我们会开枪的！”普列汉诺夫说：“我
就知道……这些人会开枪的。”于是他们转身退了回去。爸爸继续在打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走了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他说他不跟任何一个阴
谋分子谈话，尽管他们一再想进行交谈。他立即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交谈起来：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亲爱的，还活着吧？我们坚持了48个小时！’他
还跟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转达了乔治·布什和巴尔巴拉对我的问候，
说3天来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祈祷。他给我看了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签字的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热切恳请您现在就能够接见我们。
我们有事要向您报告。’他说：‘我根本不想见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和亚佐夫。
我和他们现在无话可说。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嘛……也许还可以接见--以后再
说。我在等待俄罗斯的代表团。’
代表团到了。有鲁茨科伊、西拉耶夫、巴卡京。普里马科夫、斯托利亚罗夫、
费奥多罗夫，众多代表和媒体。大家都进来了。从楼下一层传出了欢乐、兴奋的说
话声
我让伊琳娜把这些天和我们在一起共患难的妇女们都请到我这里。我们相互拥
抱，抱头痛哭。我谢谢她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她们为我们分忧。
阿纳托利进来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下了命令--准备一下。我们要
飞走了。东西就留在这里。有人会整理收拾，并乘下趟飞机给送去的，飞机上乘坐
的全是“我们莫斯科人’”。
阴谋失败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8月份这3天我们经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我保持住
了心理平衡，并采取了行动。从记者招待会那里获悉，阴谋分子们把赌注压在“戈
尔巴乔夫患病和无行为能力”上了，于是我开始出来散步，让护卫舰上的水手们、
警卫局的军官们及一切注意别墅动静的人们看到：我是健康的。
我要求立即派飞机来接我回莫斯科，恢复通讯联系。我把自己的声明录在录音
带上，这一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已经讲过了。
对于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也常听到人们的非议。可我毕竟应该考虑最坏的可
能。万一总统人没有了，这盘带子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幸好事情很快就结束
了。但事件的发展原本是有各种可能的。从后来的民意调查看，毕竟有百分之四十
左右的人是同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的，这一点怎么也不能回避。而且，各
共和国领导人，除俄罗斯外，都在静观其变，在思考，在动摇。也许阿卡耶夫除外。
再说，许多外国领导人的反应也不一样，至少是在等待事态的发展。政变是失败了，
但如果事情早发生一年，不排除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大概就是对我们坚持的
政策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仔细听广播的内容，8月20日我已经感觉到局势不是朝着有利于政变分子的方面
发展了。这一点，从阴谋头子们--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紧急飞
来找我这件事就可以得到证实。伊瓦什科和他们同乘一架飞机抵达。
我不认为他们是来负荆请罪的。他们这是又一次在进行绝望的努力，向我施压，
使事情变得对自己有利。否则他们何必要向别尔别克机场补充兵力，调集海军陆战
队，下令向一切未经批准、企图降落的飞机开火。自然这是针对俄罗斯领导人代表
可能飞抵别尔别克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来人要求立刻进行会晤。我吩咐警卫部队（我已经知道他们会执行的），在别
墅内外占据好地形，一旦他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硬要进入别墅时，准备开
枪。这种强烈要求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是有的，他们对警卫人员讲，他们和政变
分子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当我最后终于接见他们时，他们一再向我重申这一点。
我提出了要求：联系不恢复，一切免谈。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
伊和其他各共和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和布什也联系上了。我开始发布命令。首先撤掉亚佐夫的职务，国防部长一职
由莫伊谢耶夫接任，并责成他一定要保证飞往别尔别克的鲁茨科伊和其他同志们的
飞机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讯部门领导人切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有的电
话，命令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将克里姆林宫监护起来，把所有留在那里的政变分子
隔离起来。
俄罗斯代表团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现在自由了。
我同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谈话时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在座，我对他们说，他
们两个本来是能够阻止政变的，或者，无论如何是能够发现其罪恶性质的。一个是
最高苏维埃主席，明知关于戈尔巴乔夫病重的传闻是谎言，然而在行动上却另有打
算，希望阴谋的果实能够落进他的“篮子里”，眼看自己就要当上总统了，因而便
走上了叛卖、政变的道路。
至于伊瓦什科，他本可以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和政变分子们的行为划清界限，
要求立刻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见面。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以书记处的名义向各
地方党组织发布命令，支持政变。
正如后来沙赫纳扎罗夫告诉我的，8月20日他飞抵莫斯科后，便立即和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取得了联系，对他说，如果领导集体不愿彻底毁
坏党的话，必须立即发表紧急声明，谴责这次政变，并要求释放总书记。扎索霍夫
随即着手办这件事，当天晚上他通报说，在伊瓦什科就诊的医院里召集到了一部分
政治局委员；他们同意声明必须要和总书记见面，但是拒绝发表反对国家紧急状态
委员会的意见。
我决定不见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
他们从福罗斯返回后，和其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一起被拘留起来，开
始进行审问。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批交待材料：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尽管每个人都
在竭力缩小自己的罪行，为自己开脱罪责。
当时我收到克留奇科夫的一封亲笔信--总共只有一页，分三段。我现在全文
引述最后一段（顺便说一句，该信的复印件现保存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案卷里）：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必要把我们关进牢里吗？一些人快刀岁
了，另外一些人健康欠佳。需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诉讼程序吗？顺便说一句，能否
考虑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比如严格的家庭软禁。总之，我感到非常愧疚！昨天我
（有机会）听了部分您关于我们几个的答记者问，不管是否罪有应得（总体上），
但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可惜是咎由自取。
一如既往的致以深切的、富有人倩味的敬意。
B．克留奇科夫
91．8．22．”
为了完整地叙述返回莫斯科的情况，我再一次援引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
“8月22日．星期四
8月21日晚11时，我们离开福罗斯的总统别墅。
眼前留下的最后的印象，是‘营救者’和‘隐居者’的一张张兴奋激动的面孔，
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是‘新的苏联囚犯’的面孔。不过如今幸好都已成为
过去了。
我们从机场乘A．B．鲁茨科伊的飞机飞往别尔别克机场。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单
独的小包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鲁茨科伊、巴卡京、西拉耶夫、普里马科
夫、切尔尼亚耶夫、鲍里索夫、克利莫夫、戈连佐夫过来小坐。
纳斯津十“在伊琳娜身边的座位上睡着了。克谢涅奇卡”低着身子躺在地板上。
但正如人们常说的，身上温暖，心里舒坦。主要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克留奇科夫也在这架飞机上，他在单独的隔离仓内。
大家相互交谈、议论着这些天莫斯科和全国发生的一切事情，谈论着在克里米
亚总统官邸的种种经历以及如何度过来的。谈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人。亚历
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讲述了白宫的捍卫者们：两小时教会了人们如何手挽手地连
成一道链条；还谈到和他一起飞来营救总统的警卫战士们。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拒绝
前往，没有一个人在莫斯科机场留下来，虽然他们知道这次飞行有可能出现悲剧性
的结局。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和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讲了他们是如何准备8月
20日发表的声明文本的。他们拿出了声明文本，我把它留了下来：‘我们认为，实
行紧急状态、国家政权移交给一部分人，这是违反宪法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
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身体是健康的。作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肩负
的责任要求我们立即将装甲设备撤离街头，尽一切努力防止流血事件发生。同样，
我们还要求一定要保障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使他能够立刻公开发表讲
话。’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外交部部长A．A．别斯梅尔特内赫拒绝在这个声明上
签字。
飞机在夜间两点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前来机场迎接的人很多。把米
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团团围住了。伊琳娜、我和孩子们立即坐进了汽车。我浑身
直发抖。不能自己。
莫斯科在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德米特里·科马尔、伊里亚·克里切夫斯基
告别。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出来为他们送葬。我相信，千百万人们都在分担他们的
悲哀与痛苦。
8月26日，星期一
我一再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脑海里闪过一个个以前我不曾注意的细节。
普列汉诺夫离开福罗斯之前（他和我们是8月4日抵达的，两三天后又飞往莫斯
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谈话时问他：‘克里米亚的情况怎么样？’他回
答说：‘一般地说，没什么。但我们稍微加强了一些海上的安全措施，增派了一些
蛙人。’这真的是出子总统安全之需要，还是为了将总统隔离起来而实现的某种计
划？
在这次谈话中，普列汉诺夫坚持要求让梅德韦杰夫去休假，虽然在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看来，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
8月13日和14日，阿纳托利发现，前来接替通常在海湾入口处值勤的m6号‘护卫
舰’的是另外一种型号的‘护卫舰’。这是一艘大型舰只，以前只能通过望远镜从
远处看到。
每天早上，阿纳托利总要和梅德韦杰夫在网球场上见面。8月18日，分手时，阿
纳托利问他：‘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明天还打吗？’（米哈伊尔·谢尔盖
耶维奇定于19日飞往莫斯科，所以阿纳托利想确定一下。）梅德韦杰夫回答说：
‘这我说不好-…·须知戈尔巴乔夫患有神经根炎。’阿纳托利感到有些诧异，于
是早饭时他问我：‘您改变飞莫斯科的日子了？改到20日了？’
当8月15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急需进一步的医疗帮助时，负责这方面工作
的利耶夫医生两天两夜后才迟迟飞来。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8月27日，星期M
政变失败了。民主派欢庆胜利，人们大谈团结的力量，谈论自由，谈论社会革
新，谈论梦寐以求的改革就要在生活中实现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日益尖锐，社会越来越分
裂。不仅‘政变分子’，还有‘共产党人’、‘克格勃分子’、‘党阀’及其同情
者都在大行其道。他们为夺取‘权力’，争夺‘势力范围’和‘财产’正在进行殊
死的斗争。国内长期形成的各种关系与传统也都动员起来了。国家正在被毁……
惯于阿谈逢迎的无耻之徒在蠢蠢欲动，他们在寻找新的‘主子’和‘庇护人’
大众媒体上连篇累赎地发表文章，说需要‘一位好的统治者’，‘一种好的专
政’。国家总统的立场受到质疑。有人甚至不惜进行公开诽谤和造谣。”
党的命运：谁出卖了谁
接着讲我的故事。8月22日凌晨2时我回到莫斯科。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
我们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克谢尼姬乘坐一辆汽车，伊
琳娜、阿纳托利、纳斯津卡乘坐另外一辆。这时，几天来积累的紧张情绪还是表现
了出来。伊琳娜在福罗斯表现得非常勇敢，可是过后却患了严重的神经疾患。可怜
的是我的大外孙女，她已经懂得很多事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病了两年：这都是
福罗斯和福罗斯以后国内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后果。
8月23日我去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对记者们说了一句话，后来人们
经常引用这句话，而且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当时我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
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给我的最初的自然的印象。当时我还没有能来得及对所发生的悲剧的方方面面作认
真仔细的思考。
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不了解的，因此忽然涌来这么多的信息，我是不可能一下
子消化得了的。工作时间会议没完没了，要批复文件，要作出紧急决定。而晚上下
班回家，还要带几个沉重的公文包，直到凌晨时分，一直在批阅各种报告、大使们
的急电和各家通讯社的新闻摘要。这样渐渐就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事态画面。
我了解到，回莫斯科后我第一天宣布任命那批人中（包括莫伊谢耶夫和别斯梅
尔特内赫），有些人是打算“既为我们服务，也为你们服务”的。不得不对昨天作
出的决定重新审查一遍。有人迫不及待地发表议论，说戈尔巴乔夫一时没了主意，
坐卧不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实际上不是这样，所出现的失误，完全是因为不了
解全部事实所致。要知道，有许多事情只是在几个月之后才披露出来，而有些事情
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愿“一切秘密都将真相大白”。
我还了解到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都采取了可耻的立场，
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想立刻指出的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中央书
记加林娜·谢苗诺娃、安德烈·吉连科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
的政治家和诚实正直的人。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实际上它未能经受住考
验，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尽管许多中央委员对政变表示了谴责。纳
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放弃了自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责任，许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早在9月，报刊上就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文章作者表示怀疑，有时干脆直截了当
地说，好像我和政变分子们是“勾结”在一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不愿在他们
的声明上签字，但是答应他们，一旦事情进展顺利，据说我便“加入”国家紧急状
态委员会的行列。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是谎言。联盟协议，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
勃的民主化的联邦，同样，还有总的改革的构思，深刻的变革，国际政治中新思维，
--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已经走上了付诸实现的道路。
我自己会对它亲自下手吗？！
受个人利益驱使的政治上的盲目和短视，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分离主
义者和激进派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行动。他们有了瓦解联盟的绝好理由。国家紧急状
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投掷了一块石头，从而引发了整个泥石流。
我不是个报复心强的人，也不主张在肉体上苛待这些大部分已经年纪不轻、身
体欠佳的人。故意拖延的诉讼程序因要求赦免而被打断，1994年2月，俄罗斯最高法
院军事委员会决定停止诉讼。但历史终究会对阴谋家们作出严厉的判决的。退一步
说，即使被告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利和
集团利益，而是在为祖国着想，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这里不禁让人想起这样一个例子。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件事o，大
家公认扼杀了已经开始的改良势头，使俄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了几十年。可能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必须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实现业已成熟了的改造。而
八月阴谋的策划者们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
的现实可能，而苏共的保存办法--则是通过将其改造成为左派力量政党的道路。
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地谈一谈。一回到莫斯科，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很多，而当
务之急自然是干部的人事安排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瓜葛的
人是决不能留在负责岗位上了。但是苏共的问题比这要重要得多，它关系着千百万
人的命运。
这个问题，我和我的顾问和助手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
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列文科、库德里亚夫采夫--讨论过，和党的一些
领导人也见过面。经过反复考虑，苦思冥想，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决定来：
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
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不少党的老同志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在谴责政变
的同时，同意对苏共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在脑子里一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
还是认为我在这里没有犯错误。首先，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
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
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于有悻于作为国家
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
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至于说“解散”苏共，那么我再说一遍，我只是说，在政变后这种极其特殊的
情况下，党组织本身应该自己确定自己的方位。再说，几天后，当叶利钦在俄罗斯
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要签署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时，我曾经试图阻止他这
样做，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引起反共的歇斯底里浪潮，既有失公正，又非常危险。这
时忍无可忍的激进派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乎是嘘声一片；人们称他们为新布尔
什维克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有一个人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地说，应该把所有的共
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当时我说的话现在我也不否认。
“这种意见甚至斯大林那有病的大脑都想不出来，这种不怀好意的呼吁说明你
们也‘太离谱了’。你们怎么办？打算把1800万共产党员，加上他们的家属5000万
～7000万人都赶出国门？既然你们自称为民主派，那就在实际上讲点民主吧。”
我的这些话媒体只字未提。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这场聚会都拍摄了下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会明白
许多的。叶利钦在会上的所作所为全是幸灾乐祸。而且我还觉得，会场上在座的我
的一些战友同样在幸灾乐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句话没说。
会后我和叶利钦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时叶利钦感到自己已经占了大便宜，他想
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对他们--这些代表们--应该给予理解，他们也是不得已
而为之！然后补充说：
“我对您什么也不用说。您自已去问问媒体，就会知道8月19日和8月20日谁是
怎样表现的了，包括那些您特别抱有好感的人。我们是一样的人，实际上是等到了
时机。”
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我对俄罗斯当局立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禁止
党的活动给千百万无辜的党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顺便说一句，他们大多数都是支
持改革活动的。至于有人试图将党的全部历史一笔抹煞，把党的奠基人描绘成作恶
多端的坏蛋，不承认苏共在祖国面前有任何功劳可言，--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围绕着臆想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据说是存入国外银行了，帮助外国的党了，等
等，--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宪法法院经过仔
细斟酌，最后决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捕风捉影”不予调查。
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
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一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
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
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
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
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R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
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
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
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党正
在出现，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病态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给千百万
党员--政变分子的整个良心和那些支持过他们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首先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
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与此同
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进行辩解，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歪曲这些或那些关键部
分。
我的任务不是要进行揭露--让历史学家们去作最后的判决吧。但是有一个人
我不能不说；他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我把他提拔到国家第2号人物的地位，他在这
场阴谋中又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卢基扬诺夫。
我已经援引过谢尔巴科夫写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事情都同卢基扬
诺夫商量过。
但是退一步想，就算卢基扬诺夫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阴谋分子们使他误
人歧途了--就像他在福罗斯向我辩解的那样。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召开苏联最高苏
维埃会议呢？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之所在呀！要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一
切都会各就各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赌徒打错了算盘
一样：过一个星期--这段时间原则上并不违反规定--一切就会明朗的。如果阴
谋得逞--他功不可没；要是阴谋失败--他可以溜之大吉。像人们常说的，他玩
的是一身二任，左右逢源。但是他失算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卢基扬诺夫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政变，他不仅没有和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划清界限，而且和他们一道出席会议，参加群众集会和
游行，出席国家杜马会议；他在继续玩自己的游戏。
1991年8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由尼沙诺夫主持，出席会议
的有各委员会主席和许多代表们，请看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我们落后于事态的
发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原本从个人的角度就应该作出强烈得多的反应，可
能的话，比如说，不是在21日，而是20日就应该直接诉诸于人民。何况这样的决议
业已准备好了。这里错误也许首先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上帝明鉴，当时事情是
如此繁多，3天内完成，能够睡上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诚然，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
批评意见，指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政变分子们（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
的帮凶，是政变的思想鼓动者。我现在可以果断地声明，这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有。“这种冒险行动本身就是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用完全非法手段所制造的
一起阴谋……我一定要证明政变行为的非法性。”这是卢基扬诺夫在跟即科伊、哈
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谈话时说的话，后来写进了8月20日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中：
“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就所谓苏联国
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该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是违反宪法
的。”
由此可见，当时卢基扬诺夫承认发生了政变，只是坚决否认他在这中间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话，政变则成了一次爱国行动，几乎是第
二次十月革命了。这里再援引一段谢尔巴科夫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是颇为适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当着B．M．韦利奇科同志的面（3时～13时20分）我和卢基扬诺夫取得了联系，
我请他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电台广播的消息和叶利钦广播讲话中所说的卢基扬诺夫
承认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行为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和没有
法律根据的这话的可信性。
卢基扬诺夫同志说，他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我问他：如果苏联宪法委员会主
席团接受我所准备的（而且事先同韦利奇科同志讨论过的）声明--我向他讲了这
个声明的基本要点，那么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卢基扬诺夫同志原则上支持这个声
明，但是他指出，根据法律，我们没有权利不服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决定，特
别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因此他建议在什么地方表明一下这种立场，意思是
说，苏联宪法委员会服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副总统亚纳耶夫（而不是苏联总统执行
机构的）决定。然后他透露说，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内，他和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将
飞往克里米亚，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情况，使我能够肯
定地认为，如果这次冒险行为一开始，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就召开会议，那么，毫无
疑问，它会采取维护宪法制度的立场的，会坚决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
行为的。的确，是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召开议会的明确立法程序。所以卢基扬诺夫利
用了这一点：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文行事，指定会议“只能在一个星期后”召
开。
重要得多的是从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们民
主体制的“阿喀琉斯的脚踵”--我们代表机构的弱点。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卢基扬诺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戏，迟迟不开最高苏维埃会议。C．C．阿列克谢耶夫被
吓住了--因此宪法监督委员会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其实这时已经完全没有危险
了。
换句话说，在我国所有的基本民主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位相关的领
导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素质。要知道，马克思的话还是对的，他说，不是
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
一年半之后--类似的情况，结果却是不同的。199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发
表声明，声明内容只能被看作是有人蓄意在利用这次国家政变。我们把动机和道理
先放在一边。事实上是在公开声明要剥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总统对各权力机
构的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这一次民主机构并不是无所作为。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又召开
了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法院谴责了最后未曾公布的总统命令。许多政党都表示了抗
议，只可惜大众媒体的动作不多。总统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但我当时自己问自己：能不能够把这看做是我们民主机制成熟的表现，或者只
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次从专制独裁那里拯救出了什么--是法律还是个人？我不急
于回答。1993年的十月事件表明，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事件的必要教训已经汲
取了，而这一点，归根结底，导致了1993年10月3～4日对议会的开火和流血事件的
发生。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公民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找到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方
法让俄罗斯政府当局明白，他们既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方针，也不接受他们实施这一
方针的办法。这个教训有没有用处？我还是不急于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