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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反而显得切·格瓦拉特别傻，到了最后，切·格瓦拉有点被描写成一个偏执狂，一股热情完全专注于个人的梦想，很偏执的执着，他的伙伴说：“切不再和我们交流了，他失去了解释的兴趣，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能够解释，我们的想法也不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忠诚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不需要我们，或者他并不是长期需要我们。他的计划中没有我们的位置。”

切·格瓦拉最终被描写成了一个有理想但是不顾现实，最终导致自己失败的偏执狂。事实上，这也是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集体反省的结果。当年他们都曾经最相信革命，支持切·格瓦拉，崇拜他，但是当现实磨人，有一天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能做得到的时候，回过头来就只能够嘲讽过去的一切，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中年人不是吗？

他们曾经非常勇敢地想要改变世界，但是到了后来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为了不让自己良心不安，要么就断然否定自己的过去，觉得自己完全是愚蠢无知的，认为现在还相信我过去相信的那一套的人都是笨蛋；要么就像这本书一样，变成一种犬儒①式的嘲讽，觉得：“哎呀，理想是该有的，我怎么样表达我的理想呢？我买件T恤或者有时间捐点钱吧，你真要我干革命，那就免了，谢谢了，因为那是注定会失败的。”这本书表达的就是这种犬儒的情绪。

看到这里你不禁觉得切·格瓦拉早死是好的，是有道理的，让切·格瓦拉永远活不到这样的岁数，永远是那个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偶像，永远被封存在历史之中以他骄傲的眼神看着那些白发斑斑的老人到了今天怎么样离弃当年自己许下的诺言，而这些人再次面对曾经的偶像时只能惭愧，于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一并给否定掉！

注释①：犬儒主义（Cynici*）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犬儒主义者由于政治的黑暗而远离政治、放弃政治，拒绝参与政治，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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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王小波，作家，被誉为中国的乔依斯兼卡夫卡。唯一一位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1997年4月11日去世，一段时间出现了“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出版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黑铁时代》、（地久天长》；纪念、评论集有：《浪漫骑士》、《不再沉默》、《王小波画传》。

公众视野里有两个姓王的作家很红，一个王朔，一个王小波。王朔还活着，而且到处上节目，接受媒体采访，闹出过很多风波，大家关注他很自然。但是王小波死了十年，虽死犹生，依旧有很多人在怀念他。每当你看着那些怀念活动、纪念文章，难免困惑：谁是王小波？王小波是干什么的？他写了什么东西？留下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他成了一个神话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底下的王小波又是谁呢？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被炒作起来的，之前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发起了一个重走小波路的活动，找了一批王小波的粉丝，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王小波曾经走过的路，这个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朝圣”，也有人干脆说是“炒作”。王小波去世之后，每年都有很多人重新关注他、纪念他。他去世十周年的时候，《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纪》等刊物都纷纷刊出封面专题，重整他的故事。此外，还有艺术家专门做了王小波的裸像，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露出个生殖器，软叭叭地搭拉下来。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认为侮辱了王小波，但艺术家自己却说他觉得这么做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最坦白的致敬，因为王小波写东西就很坦白、很真实。

过去网上有一个“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其中一个人物叫欢乐宋，他接受杂志访问时畅谈了为什么宁愿当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他一方面说自己不会崇拜王小波，不会把他当成神，另一方面又说自己爱好文学，觉得自己这一代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他。这不是把他当成神是什么呢？

坦白讲，我对王小波的感觉跟很多读者不一样，他们心目中的王小波特立独行、非常自由，是一代启蒙者，包括我认识的一些评论界同行都坦承受他影响非常大。但是无论我怎么看他的东西，就是产生不了大家说的那种“感动”跟“触碰”。后来才明白，因为我生活在香港，跟大陆朋友所处的语境有点不一样，感受自然不同。

王小波曾说，影响他最多的作家是福柯和罗素，我在80年代末就已经在看这些人的东西了，所以再看王小波时并不会感到特别震撼，震撼往往来自于看到、听到一些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这使得我往往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王小波的作品跟“王小波热”。

大家常说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个观点值得探讨。首先，他放弃了大学里相当稳定的职业机会而选择当自由撰稿人，大家觉得这很可贵，这是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也依然存在，只是经过几十年之后，他这样的自由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特别罢了。而这种自由正是另一种不自由，因为你必须在市场上贩卖你的文章跟作品来维持生计，全世界有哪个地方的作家不是处于这样所谓“自由”或“不自由”的状态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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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很多人说他有点像梵高：生前潦倒没人认识，死后大家越来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神话。都说王小波特立独行，这个好，那个好，文笔好到能够拿诺贝尔奖等等。我认同王小波写的东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怀疑那些不断在赞颂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里到底有多少真正看过他的作品？

他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经死了十年了，我们受到他多少影响？现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于自己去思考？敢于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装作“敢于”的样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要说谁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要她封嘴呢？这些人有没有尊重过自由思考？如果我们断定一个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说或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说的东西、做的事情是否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经死去十年了，如今我们重新看他的作品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关怀跟现在有什么差别，那时关心的问题到今天有哪些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

《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文集让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点。书里有篇文章讲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批评的是十几年前，越来越多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开始学港台腔了。“当时港台文化正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说起来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文章认为大家应该坚持说好京片子，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语音歧视。比如我们说广东话的人，有时候在香港会歧视一些广东话说不好的人，总觉得他们说的不算正宗广东话，甚至连广州的广东话也看不起，觉得很土，像这种语音歧视背后包含的是一种文化歧视，比如“港台就是没文化，只是有钱”，这样的想法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是个败笔，但即便如此，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来犹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们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欢搞论战，一论战就把人分类，王小波有时候被人拨到这边来，有时又给归到那边去。我们看那些论战，尤其是网上的论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情绪化，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比如不满意某个人写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讨论如何不满意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击的程度。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论战与道德》。十多年前，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了，但是王小波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出谁好谁坏。他说当年上演了一个电视剧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跟记者开了个研讨会，会议记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明皇》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等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了，因为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认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赖，但有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

某年春天，王小波在北方一个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们用了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我现在给大家耍猴戏。”在王小波看来，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息。我觉得到今天似乎依旧如此，我们很喜欢在文化论战的时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圣，占据道德高地。这么一来，凡是反对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书里提到要小心民族主义的情绪，文章名为《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与其说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警惕蛊惑宣传。他认为有人把民族主义用一种蛊惑宣传的手法宣扬出来很有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出现很多矛盾的时候，要解决现实问题是很难的，最简单的办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说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孽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可以达到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整篇文章虽然看起来是在讲纳粹德国，但他在结尾处说道：“中国这个地方是个特别欢迎宣传、蛊惑宣传的地方，大家也特别容易中蛊惑宣传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这是王小波十年前给大家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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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020 《黄金时代》

很多人喜欢读王小波的评论和随笔，固然是好看，也颇具影响力，但是王小波用心最深，最令自己满意的恐怕还是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曾经拿过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文学奖的大陆作家。

《黄金时代》最惹人注目的地方是其大胆的性描写。王小波曾经跟李银河一起做过一些社会调查研究，出版了《东宫西宫》，是中国早期研究同性恋社群的研究报告，后来张元导演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想拍成电影，于是王小波又帮他写了一个剧本，名字不变，剧本最后在海外影展上得了奖。

谈到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很难不联想到性，他总是酣畅淋漓地描写性。大家当年看的时候觉得很爽，甚至有些人起初是想看黄书，结果发现原来不是本黄书。随便从书里摘几句话，什么“他的小和尚又拔出来”，“乳房摸起来像冷苹果”等等，此类大胆的描写似乎很容易让人看得兴奋。

倘若从严肃文学的角度看，显然他颠覆了大家对*的看法。王小波本身是返城知青，他这一代作家写“*”或者以“*”为背景是不可避免的。而过去大家谈到“*”都会觉得无比灰暗沉重，是场灾难。但偏偏有两个作家改变了大家这种印象，那就是王朔跟王小波。王朔使“*”变成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小波则指出，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下，大家都觉得要为运动而献身，其实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

很多人说他写出了政治跟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未果，人性最终会冲撞出来，会淋漓尽致地被表达出来，事实上是否真如此呢？《黄金时代》里所描述的性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戴锦华教授曾评论王小波写的性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性，绝不只是描写政权或社会怎样压抑了人的*自由和恋爱自由，他是把性关系写成一种权利关系。

反观他笔下所有关于性或爱情的故事，总有那么一些复杂的权利作用。《黄金时代》的男主角王二跟陈清扬下乡的时候曾逃到山上去住，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天天被人抓去交待，还要写交待材料。这里有个细节很有趣，他们俩每次写交待材料的时候，把性生活经历写得越详细，上头越赞好。那个检查他们思想材料和检讨报告的上级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的检讨报告当*阅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权利关系，因为性关系本身是在权利中被解构和呈现的。

王小波写性并不是要用性冲击大政治，做什么大叙事，恰恰相反，他写性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利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与渴望，甚至包括*的姿态等等。

有人说王小波写性好在不猥琐，可以升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就像很多人说意大利闻名的大卫雕像是很健美的，因为他是艺术品，虽然*但不*，这种说法很荒谬，艺术跟*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我们硬生生把二者区分开来。像《*》，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文学著作，但是难道因此就说它不*吗？相反，它的*也正是它艺术成就的一部分。

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得很直接，不是什么“非*化”或是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没有，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仅仅是不遮掩。他写性的时候没有有意让性变得更不猥琐或是有意将猥琐的性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他提出的挑战。

有人说王小波是颠覆的，他颠覆了很多政治语言。在《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人叫做李先生，是香港回去参与运动的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面老被人批斗，还闹了毛病。什么毛病呢？*血肿。有一次大伙儿就嬉笑他，给他取名叫*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他还写大字报说：“*血肿很不好，*血肿很疼，*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血肿。”最后这两句，我们去掉*血肿，保留前面那个“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这种说法完全是当年“大字报”上常见的口号式语言，但是换上了“*血肿”整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荒谬非常好笑了。

换个角度看，王小波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颠覆，在今天的某种意义上已经不颠覆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然允许你去写这样的句子，允许你去说这样的话了。请看各大门户网站，你不一定能看到很颠覆性的东西，但是你能看到很多*的图像或者带有*暗示的故事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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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021 《理想国与哲人王》

图片022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影响力最大的是他的杂文。有人认为他的杂文对当代中国年轻人而言几乎比得上鲁迅。他的杂文写得有多好？其间表达出什么样的观念和想法？我们需要好好去看一看他的杂文集。

王小波的文集，尤其是杂文作品的收集，有个尴尬的现象，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有的集子互相之间是有重复的，最奇怪的是很多版本里面的同一篇文章但题目却变了。据说新出的全集版不错，但我看后还是有点遗憾，里面每一篇文章原来的出处在哪里似乎没有清楚地列出，很难确认哪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不是正确，文字是不是原始的，是否经过校验等等，没法核实。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从王小波的杂文中得到很大的思维乐趣。

《理想国与哲人王》一书收集了很多王小波的名篇，比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很多人都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看，它不是说出了什么很特别的道理，而是王小波通过它特别强调了自由主义精神，这恐怕也是后来为什么很多人把王小波归类在自由主义行列的原因。

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指的是：“与其做一个跟所有人想法一样的，千人一面的一个所谓的人，倒不如做一个生活不被人设置，不被人摆布，坚持自己一套的一只猪。”这种坚持自己一套，不跟别人一样的想法来自什么地方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时插队，非常苦闷，比如看戏，来来去去看八部经典样板戏，再经典也看得让人闷得发慌。他说当时管着他们这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军人代表其实各个都是好人，但对他们来讲，所谓“思维的乐趣”就是早晚背诵毛泽东思想，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想，而对他而言这种生活实在太苦闷，太难受了。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不能只求善良，还要思维上面自由。如果在当一个好人和当一个有自由思维的人之间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

很多人对“自由主义”有一种误解，常常在互联网论坛上看见有人说谁谁是自由主义者，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原始的自由主义在道德上主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多种不同理想的人生境界。可能你信仰一个宗教，根据这个宗教的指引上到你们宗教所说的天堂，这便是你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但对我而言，每天酒池肉林就是我人生的理想境界。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你没有权利把你的那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强加到我身上，我也不能强迫你跟我过酒池肉林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人掌握真理，没有任何人有把握确定世界上哪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才是完美的，是绝对真实的。因此我们应该开放，让人人都有自由的思考能力，让各种各样理想的人生境界共存且彼此宽容，这样我们便能够彼此参考。或许我看一下你信的宗教教义，发现还挺有说服力，我可能会放弃我原来的想法，也可能是你放弃你原来的想法投向我这边。这种共存与包容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它贯穿在王小波所有的杂文里。

这本文集里我最喜欢《沉默的大多数》，它讲的是很多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老是沉默不说话，但王小波以亲身体会得出“沉默不可怕，说话才可怕”的结论，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什么叫被逼听很多话？他小时候在大炼钢的时候：“看到炼出来的钢是一团团火红的黏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像牛屎的样子。有个手持钢杆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6岁，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词，我就想到牛屎。后来我又从一些话里面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30万斤粮，我们饿得要死……总而言之，我从小就对讲出来的话不大相信，偏偏这些话小时候是高音麦克风，天天在我耳边响来响去。至于有什么话是被逼说的呢？常常很多人要被迫说话，如果我说我多年来保持沉默，你可能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那是在上一种说话的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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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太多被迫要听很多话的年代，也经历过被迫要说很多话的年代。但是那些被迫听的话，其真实性比不上自己真实饿着的肚子，那些被迫要说的话，其真实性也只不过是一种必须要交的税，谁爱交税？都不爱交税。但是你能不交吗？

但凡说到王小波文章里的自由主义思想，很多人就会说：对，没错，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是“右派”。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动辄就把人归类，谁是新左派，谁是自由主义者，谁左，谁右等等。这样硬生生的区分非常模糊和不准确，而且有些人实在很难将他完全归到哪一边去，王小波就是如此。虽然他有自由主义的思想特质，但很难说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你以为自由主义就是“右派”的话，请看看他是怎么看待“左派”的。

《个人尊严》这本文集里有篇文章叫《在美国“左派”家做客》，王小波曾到美国纽约一个老“左派”的家里做客，去他家其实是为了找个地方睡，因为纽约住店太贵了，谁知去了他家后这位老先生就跟他猛讲“左派”的事儿，很想看他如何反应。他也当过革命小将，但偏偏就不想谈这些事。从中我们看出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的知识分子跟一直在美国想搞革命的老“左派”观点大不同，但是到了最后，王小波说：“在美国的各种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因为这些‘左派’很单纯，很可爱。”

王小波常说自己受到很多人的影响，比如法国的大哲学家福柯，还有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造反”运动及“左派”社会运动最大的思想导师之一。从这些人的著作中得到的养分，使得王小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经济影响下的问题有很深的批判意识。

他在《个人尊严》一书中提到商业片，文章叫《商业片与艺术片》，他痛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顺便说了说国产片：“好莱坞商业片看多了，就会联想到小说《镜花缘》里面的直肠国，肠子是直的，那个国家的人消化功能差，为了避免浪费，只好再吃一遍。再吃，吃下去之后，可能会回回锅，加点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饭不像饭而像粪的时候，才换上新饭。这个比方多少有点恶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莱坞的片商就是直肠国的厨师，美国观众就是直肠国的食客。”

十年前追星族越来越多，虽然还没到杨丽娟追刘德华的疯狂程度，但也够癫狂了，王小波在《明星与癫狂》一文中说：“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100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的时候可以让数万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

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他对大众文化常常抱持一种批判态度，觉得大众文化是压损自由思想的工具。这种批判不是“左派”的吗？过去闹“*”的时候，大家没有个人的自由思想，现在投入市场经济大潮，天天被大众媒体洗脑，难道你就自由了吗？未必如此。

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个启蒙思想家，他启蒙了很多人，“启蒙”已经成为今天我们要谈王小波不能漏掉的关键词。然而我发现王小波虽然想启蒙大家，也热衷于各种启蒙活动，但是他自己却并不真的相信有一个美好的终点等在前面，他不认为世界是越来越好的。当他在批判繁杂的大众文化现象时，当他谈到自己写的严肃小说时，我常常感到他有一种悲观的情绪，他很明白自己写的小说读者不会多，当然，那是他当时的想法，现在自然是很多了。但在当时，他很明白一些他心目中真正美好的文化产品是会被大家漠视的，社会不一定会往更好的方向走，这种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

“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要指出一条更正确的道路给大家，知识分子要做的就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有思维的乐趣，都能够继续活出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既不是平常我们大家以为的典型“右派”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今天大家常说的“左派”，我们不应该随便把王小波归到任何一个阵营里面，其实对待所有人都不应该如此归类，这种归类方法往往只是大家要打一场混战的时候用来做工具的权宜之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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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艾米，非职业作家，美籍华人，2005年开始在*连载纪实性长篇故事，著有《致命的温柔》（与人合著）、《十年忽悠》、《不懂说将来》、《三人行》、《同林鸟》。

静秋，《山楂树之恋》的主人公原型，艾米的好友。小说根据静秋在1977年写成的回忆文字为基础写就，除叙事部分是艾米根据和静秋的谈话补充描写，对话部分多沿用静秋原有文字。因此，静秋被署名为本书原作者。

有人觉得张爱玲常常给人一种非常关注钱，非常势力的感觉，好像她笔下的人物从来都很自私。比如在她《传奇》与《流言》的再版自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很多人都在引述“出名要趁早”，但大家没注意到，为什么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迟了就不痛快呢？事实上这段话后面还有一段话，那才是真正的重点：“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句话跟前面那种急功近利，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她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学者李欧梵教授提出来的一种“苍凉”感。

这种苍凉感是怎么来的？要知道，张爱玲活在乱世之中，就像她的小说《小团圆》里面的女主角九莉一样，念书的时候，遇到日本侵华，生命中最重要的黄金阶段都是跟战争在一块的。在这样的乱世底下，她非常清楚所谓文明，是会衰退的；所谓世界，是会崩坏的；战争，是在我们身边的。她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及时行乐的背后是很荒凉的，因为她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自私，她对世事的认知非常清楚。在乱世的状态底下，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她把笔下那些乱世中的人物聚在一块，给他们一个苍苍茫茫的背景，然后看这些人在乱世中踯躅，看他们怎么样去浮沉。当你有这样一个历史感的时候，整个时间的感觉就变了，你会发现，张爱玲所谓的小资情调的背后是一种非常荒凉，甚至虚无的现代时间观念。

《小团圆》在出版前后有很多争论，其中一个是说这本书到底该不该出？她曾经写信给她的好朋友宋淇先生说这本书要销毁，但是后来宋淇先生的公子宋以朗在书前面的出版说明中列出当年两人的通信内容，她跟出版社的编辑在讨论书的修改进度，她说不能再对读者失言了，说好要出，就得出。出版本书的决定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很多人以“出版此书对不起张爱玲”为由拒看、罢看，倒也不至于。

张爱玲的研究近年成为显学，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她的自传又引发了争议。我国文学界对任何一种文学的研究都会很快发展到索引派的方向。比如红学，基本上已经不是在研究文学，不是在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而是在谈曹雪芹这个人了。同样，最近研究张学也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本书是正合适的。大家都觉得书里的人物跟张爱玲过往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的人物太吻合了：她的母亲、她的姑姑、弟弟、爸爸，她的老公胡兰成，甚至还有导演桑弧等等，全都能套进去。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把这本书当成自传来看。

有些张迷看了这本书很不满，觉得她写得并不好。大家对张爱玲的印象停留在她30岁前后的那批作品里，那也的确是她最炫目的作品。她前期的作品之所以特别让人喜欢，因为文章里有很多出名的比喻，“生命像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她擅长把外在的景物描绘当成是内心的情感映衬。但是如果她一辈子都这么写，聪明反而变成让人厌倦的炫学，炫才是很空洞的。从这个角度看，晚期的张爱玲并不是退步了，而是写法不同了。

我觉得《小团圆》是她一生作品的集大成。很多评论家说这本书写得不好，主要集中批评头两章，第一章讲主人公九莉在港大念书的时期，第二章讲一些家庭关系。这两章出现的人物之纷杂叫人目不暇接。人物一个接一个出场，有些人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段与段之间很不衔接，人物的称谓也很乱。但是这些背景的描述都非常重要，张爱玲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九莉这个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怎么行事，怎么反应。这种行事反应的特色是一种疏离的，自私的，清楚算计的。人跟人之间的较量不只是一种现实名声、地位财富的较量，还是聪不聪明的较量。她让我们看到九莉是这样一个很可怕也很冷的人。

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有一段提到她的母亲来香港看九莉，这时学校放暑假，整个宿舍不能光为九莉一个人开着，所以她妈妈就把她寄托到修道院去。这么做看起来好像是给不起钱，为了省点钱，而没想到的是妈妈来香港住的居然是浅水湾饭店，当年香港最贵的饭店，这使得情况稍微有点尴尬。有个修女叫亨利嬷嬷，亨利送她们一路下山并让九莉送她妈妈回酒店。九莉怕跟亨利嬷嬷一块上去，“明知她绝对不会说什么，但是自己宁愿多送妈妈几步，似乎也是应当的，因此继续跟着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见马路了。”她知道一定有一个男人开着车送她妈妈来的，这个男人跟她妈妈有不寻常的关系。“现在看到马路就快看到车子了”，无论如何，她就站住了。

她送妈妈，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是一个要表演给修女看的行为，所以她会要多送几步，但又不想再让自己走前一步看到妈妈的情人，于是就止在了那里。这样的描写是很标准的张爱玲式，一个念大学的小女孩，会懂得这么多内心的计算，对人情非常历练的观察跟想法都很成人化，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她其实在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懂事到可怕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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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034 《小团圆》大陆版

张爱玲的文字是非常迷人的，她写出了当时中国文坛所没有的一种很特别的风格，难怪会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她对一些物质细节的描写，对物质生活的一种向往，对钱的在乎，对生活细节的享受，以及对娱乐的关怀。这些都很符合今天我们对小资产阶级那种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在乎生命中小情小趣的想法。这样的小资情调，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一定会觉得很讨厌。我们找出《小团圆》里面几句最刺激的话，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小资情调可以跟一个大叙事或一个大的爱国情怀对立到什么程度。

比如讲到女主角九莉在港大念书时正好遇到日军进攻香港。当时宿舍乱成一团，“大家七张八嘴，只有九莉不做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日军打香港为什么她还要高兴呢？因为可能不用考试了。难道对一个小女孩来讲，不考试要比日本人打不打过来还重要吗？难道怕考试甚于怕日本人打过来吗？日本人打过来，你却高兴，这不是很奇怪吗？

后来她又希望这场战事快点结束，再拖下去，瓦罐不离井上破，迟早图书馆中弹，再不然上班、下班的路上中弹。她希望投降，希望驻港的英军投降，怕日本兵继续进攻，因为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殖民地送命吗？然后她又说了：“当然，这是遁世，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国家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这话人家听着总是*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原来张爱玲也觉得能打、肯打，比中国几千年文化重要多了？不过，她话锋一转，“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换句话说，这个女主角，她的关注点始终是放在现世存活上，而不是国家兴亡的问题上。国家兴亡，匹夫未必有责。

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说里一个有点像汉奸文人模样的人之雍说，哎呀，二次大战要完了。九莉笑着低声呻吟了一下，哎呦，希望它永远打下去。之雍沉下脸来道，死这么许多人，还要它永远打下去？九莉轻声笑道，我不过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对她来讲，战争促成了他俩在一起的这个环境。为了在一起，她愿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有点像《倾城之恋》，一个城的陷落，成就了两人之间的恋情。

然后，她进一步解释，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构成了她的地平线，人都怕有巨变，她的愿望又有什么相干，那时候那样着急，怕他们打起来，不也还是打起来了。文章仿佛是说如果她还能有选择的话，她会选择让大家继续打下去。这样的态度，难怪有很多人批评她，说张爱玲，不只嫁了一个汉奸胡兰成，而且还是一个汉奸文人的帮凶。但事实是不是真这样，能不能这么简单来看呢？

张爱玲向来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她有点偏离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不只她的文学的风格，而且还有她关注的课题，她毫不掩饰地表示，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传统那种不是救亡就是启蒙的宏大叙事，有意识地远离，甚至是藐视。她曾经写过一篇《五四遗事》，把五四那些新青年远远地笑话了一通。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她更关心的是一些闺房中的事情，一些尘世生活。甚至可以把这些事情写出一种很深沉的感觉来。很多人会觉得，张爱玲太自私了，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底下，大家都在忧国忧民，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于是用一个很常见的历史标签贴上去。

有人说这本《小团圆》有爆料成分，里面绝大部分的人物都能找出真人来对应。例如有一位曾经写文章称赞过张爱玲的文坛老前辈，也在这本书出现了。什么形象呢？原来这个叫“荀桦”的人曾经坐过牢，要靠小说的主角九莉跟她的汉奸老公营救出来。

结果救出来之后，有一回她在路上坐车的时候又碰到这个人，这个荀桦趁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九莉就说，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的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才侧身坐着挪开。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这老虎凳是一种酷刑，而荀桦在狱中受过这个。然后她又写，九莉担忧的是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这个荀桦。她自己也不太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荀桦这么做是在提醒她：“汉奸妻，人人可戏。”

我想今天有人在组织张爱玲作品的研讨会时多少都有点这个意思，“汉奸妻，人人可戏”。你的作品再好，但是你是汉奸妻，我们就要搞搞你，死后也不放过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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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035 《小团圆》台湾版

时下很多人把《小团圆》当成张爱玲的自传，坚持这样的想法很容易走上索引派道路，会注意看她怎么谈一些最刺激的问题，比如怎么谈胡兰成。或者我们还原文学为文学，纯粹当成小说来看。在我看来还有第三条路，现代文学里面有所谓的自传体小说。

《小团圆》其实不是纯粹的自传，否则不需要用小说的形式把所有人物改名换姓写，既然你让人觉得这是自传，为什么要当成小说来写？是不是要影射？而影射是为了报复或做一些回应吗？一个很“主流”的讲法说这本书是要回应胡兰成的*。我觉得所谓影射或者把自己的生平变成小说故事，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人生回顾的艺术化加工，把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赋予一个意义，生命跟写作便独立于自己变成另一个状态了。

张爱玲明明不喜欢怀旧，但是她所写的东西又总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她有一段话讲到她最怕的东西就是回忆过去，“向来不回想过去的事，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但是她怕那种滋味。她从来不自找伤感，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一个古建筑物门口往里望了望，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了。”

她写《小团圆》的时候早已在美国住下来了，她在美国绝大部分时间是讲过去那段日子的。由此可见，回忆跟自传体的小说对她来讲是把过去的经历做一个艺术处理，然后试图为它找出一段意义，毕竟对她来讲是一段难割难舍的日子。她并不想把美国的生活纳进创作、处理、虚构的过程里，只是把握不堪回首，不敢往里望的过去，越是不想往里望越要去处理它，找出里面的来龙去脉。

假如把九莉当成张爱玲自己的话，这真是一个充满心计和算计的孩子。《小团圆》里她和母亲的关系很复杂，似乎是爱恨交缠，而且更多的是恨。她不喜欢她母亲，这点看过书的人都知道，台湾的小说家骆以军形容她母亲对她的教育是种无爱训练，像训兽师一样，从小到大就在教你不要去爱人，要无情。在《小团圆》里出现过好几次关于选择的场面，她的人生总是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有时候小的选择是很荒谬的，比如她父亲问她喜欢金子跟银子，她居然就选银子。因为她每次做选择的时候都是在考量‘对方想我怎么样，怎么做才能让对方高兴，我怎么适应这个场面’，没有一次是发自真心的，选择她喜欢的，都是为了要应对别人，应对当下的场景而做的选择。她的所有理念是在一次次这样的选择中衍生出来的。

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人物非常纷乱，一个大家庭，还有中国传统故事在她心目中造成的巨大影响，使得她只能够冷冷地疏离于世界，要不然她会很难活。比方说她家的佣人韩妈妈有个儿子叫进宝，进宝跟她家有往来，有一天韩妈乡下有人来了，说进宝把他外婆活埋了。然后九莉就闲闲地说：“他外婆*十岁了，进宝老是问外婆怎么还不死。有一天起来，居然就硬要把这个他嫌怎么还不死的外婆装在棺材里头。外婆的手掰着棺材边不肯放，进宝硬生生把她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掰开，往里头塞。”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听这些故事长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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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妈妈对她似乎很冷淡，从小见少离多，到处去跑。但是又曾经为了她医病去跟一个医生上床来解决她的医药费，甚至还要打胎等等，这使得她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看到她有一个选择，父亲的小姘头给了她很漂亮的衣服后突然问她“你喜欢你妈还是喜欢我呢”，九莉说“我喜欢你”。她觉得“当下是你问我喜欢你还是喜欢我妈妈，如果我不告诉你说我喜欢你的话岂不是太不礼貌了”。她面对选择的回应方式总是为了要礼貌给人看的。而同时她又想起《新约圣经》里面圣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的故事，觉得自己已经背叛了她的妈妈。她真实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她还能把握得住吗？

九莉整个生命以及对待生命的看法是渐渐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周边环境里磨炼出来的，最终变成一个抽离的态度，但这似乎又是乱世之中最正确的生活态度。乱世之中她这样长成，一切都合乎情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让她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选择似乎都有问题了，那个人自然就是胡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