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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湾有一位年轻学者薛仁明，写了一本书叫做《胡兰成——天地之始》。把胡兰成仔细研究并歌颂了一番。亚洲周刊特别拿来做了一个专题，说有人为胡兰成翻案。坦白讲胡兰成真的很有才气，但从头到尾我都不是很欣赏他。他写禅，写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就像那种典型的学问不深、不扎实的文人要谈野狐禅，谈到最后，把东西说得玄玄虚虚，又显示出很阔达的态度，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种种低下甚至显得有些卑怯的行为动机。

他把当年在汪伪政权服务的那段经历写进*里的时候，为这个章节取了一个名字，居然是“渔樵闲话”。多么聪明危险的一个男人啊！把这么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说成是“渔樵闲话”，像是渔夫跟樵夫那样过日子。这样一描写就显出自己好像高人一等，对所有事情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大家对他汉奸的指责。他把自己跟张爱玲的关系描写为一段神仙眷侣充满灵气的关系也是同样一种心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让我们看到她一生面对很多选择，每次选择对她来讲都是关于忠诚与背叛的重要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她在小说里要求胡兰成这个多情的种子去选择：“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你想想看胡兰成怎么答？“他显然很感到意外，略顿了顿便微笑道，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这一下化解了他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就是不好’呢？九莉听了半天听不懂，觉得不是诡辩，是疯人的逻辑。她一辈子的问题就是要选择，到了胡兰成这种超级有才的无赖，她过去的紧张一下子就软弱下来了。这也说明为什么张爱玲会爱胡兰成，她没办法治得了这个人。如果我们真把这本书当成是对胡兰成《今生今世》的回应，除了把胡兰成原来写得很灵气的东西突然拉到*外，这个回应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到了最后还是能够在另一个层面克服胡兰成。

在那一刹那，她觉得在胡兰成面前，她变得很低很低，但是后来她看到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包括后来她写这本书，不只是对两个人关系的回应，不只是对自己的回应，更是一种历史观上的较量。这个历史观前者是胡兰成，他那种玄而又玄很能够糊弄人的东西。像《天地之始》的作者薛仁明就被糊弄了，他动不动讲一些很玄虚的生命情调，仔细追究下去就会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虚构，很修辞的一套东西。表现出一副宽容的态度，其实再挖下去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严肃的悲怨在里面。对应于这样一种回忆过去看历史的态度，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展示出的是另一种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现实的贴在地面上，很熟世的态度。

她走到这一步，已经摆脱了胡兰成那一套什么都说好的态度，那对张爱玲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一种态度。她宁愿自己做了一场梦，梦中的她跟胡兰成有了很多的孩子很快乐，但是她知道这始终只是一场梦，真实的她常做的梦总是恶梦，而恶梦就是等待战争发生前的那种可怕的临近状态。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的历史观固然像过去一样，她的作品里有种苍凉与华丽，特别是关于时代乱世之中的荒凉。当她住在美国，回忆过去，写这些经历的时候，对待自己的前半生，对待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加宽容，比她的早年更慈悲了，因为她更懂了。我们看到她写她的母亲，最后也有一个“小团圆”的意思，她的债还清了，似乎是复仇，但又好像多了一层理解。而对于胡兰成，她要做一个反驳，她似乎应该恨他，但又始终不出恶言。每一个人都很有问题，包括她自己也都很自私，但是又何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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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村上春树，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听风的歌》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赏，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引起广泛的“村上现象”。村上春树的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基调轻盈，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沈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

追求知识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就如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这个世界上任何范畴的知识你都应该想办法去追求，加起来就能够得到最终的道理了。另外一种则像王阳明那样“格物致知”，他跑去格竹子，搞了一大堆把自己弄病了，方才领悟到，原来道理不在外面的世界寻找，而在自己的心里面追寻。

同理，科学也有两种，一种是相信经验世界，从里面搜罗特别的材料，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另外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推论，只是去归纳一些现象。这两种态度到底哪一种能够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哪一种能够让我们真正掌握世间的一切知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丈量世界》里。

《丈量世界》的作者是一个德国的年轻作家，才三十一二岁，叫丹尼尔·凯曼（Daniel Kehlmann），现在已经是全球畅销书作家了，而他的畅销作品就是这本《丈量世界》，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三十多版译本。

严格来讲《丈量世界》并不是一本讲数学的书，这本书好玩的地方在于它虽然是一本小说但却写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那是欧陆思想的黄金时代，德国出现了康德和席勒，法国拿破仑刚刚起兵推动革命，这本书描述的也正是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两位普鲁士天才生命的交错和他们之间的火花，这两个天才一个是号称数学王子的高斯，另一个是亚历山大·洪堡。

凡是学数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高斯。话说高斯小时候很神，他父母很穷，都是文盲，不识字，但是他小时候就很疑惑，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拿着一些纸，上面印着一些古怪的符号跟图画。其实那就是文字，只是那时候他看不懂。传说他在某一个下午拿起一本书，上面全是他不认得的字，他慢慢看，慢慢推敲都是什么意思，居然学懂了拼音，他花很长时间去拼，都拼了出来。本来是文盲的状态，结果一天之内变成了一个读者，而且还读完了那本书，人真能够这么聪明？真的有这样的天才吗？

这本小说里有一个关于高斯的故事很有名，高斯上学的时候老师常常折磨他们，有一回老师又出了一道难题给全班同学，或许这个题目大家以前听过，老师让大家从1一直加到100，算出总和来给他看，于是大伙儿都回家算去了。以前大家都觉得这道题需要一个一个数字加起来，要算几小时，然而高斯却只用了三分钟便交出了答案，老师觉得难以置信，认为不可能，于是问他这个答案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会这么快。结果当时还在念小学的高斯就说，1加到100，100加1是101，99加2也是101，换句话说，从1到100里面任何一对头跟尾的数字相加起来都是101，既然如此，加50次，就乘50，再分一半，这么算出来不就是5050吗？于是，老师就赫然发现班上有这么一个天才，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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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亚历山大·洪堡，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亚历山大·洪堡号称“哥伦布第二”，当时在德国非常震动。他家兄弟两个，但搞的东西不一样，哥哥喜欢语言学，我们看的马来亚的语言学文法就是他哥写的，光是这本巨著里的导论就够厚了；而这个弟弟则是大探险家、大科学家，什么都喜欢测量。

他曾经在海上远征新大陆时遇到了难得一见的海啸，人人都怕得要死，他则叫人把他绑在船上面，非常兴奋地呆了一整天，好几次差点给大海吞没，就是为了测量海啸的高度。此外还碰到罕见的火山即将爆发，他叫人坐着吊篮把他吊到火山口里面，他要仔细观察火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疯子一般。

高斯在这本小说里面永远都是流着鼻涕但是又喜欢找*，而洪堡一辈子没碰过女人，但是他也不是同性恋。这两个人是怎么相遇的呢？小说虚构了一段故事，你从中能看到两种人，而且都是很典型地继承了“笛卡尔之梦”的那种人，想要尝尽世间一切的知识。高斯觉得世间的知识不需真的去测量，我们坐在房里面推算就好了，他也的确很聪明，是个天才。

他小时候发现身边的人都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德国人有种习惯，一个人说话或者做一件事总是要停顿一下，起初他以为这是礼貌，后来长大了慢慢发现这不叫礼貌，这是迟钝。正常人说话，你问我一个问题，我顿一顿再答你，这是迟钝。在他看来，我们普通人的正常表现都近乎愚笨，因为他太聪明了，他一生最伟大的数学巨著《算学研究》在20岁那年就已经完成出版了。之后他便觉得世间已经无事可干，于是开始做测量学、天文学，也做理论物理学，没事干了才改行干点别的事，也是一干就疯。

洪堡则恰恰相反，到了任何地方都要测量。他到西班牙找国王赞助他去美洲冒险，哪怕是从法国到西班牙的途中，他都不放过路上任何一座山，都要去测量它的高度。而且他还为自己发明了各种仪器，最早的氧气桶就是他发明的。可为什么每座山都要测量呢？他的道理是如果我们经过一座山却不知道它的高度，是对理性最大的侮辱。别人若接着问，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些事呢？他说因为我想知道，我就要知道！

事实上，直到老年他们才发现，知识的态度是谦逊。人总会老的，天才也终会衰退，当你在世界上收集了越来越多的材料后会发现永远有人比你干得更好，测量仪器也更准确。这时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毕生追求的事业到最后都是会衰退、会消亡的。只有一样是真的，那就是追求知识的乐趣，值得我们为它献身，像洪堡，为了知识的追求一生单身，甚至到现在都还是处男。

【人物小传】

金庸，原名查良镛，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者、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誉为武侠小说史上的“泰山北斗”。其代表作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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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039 陈丹青

图片040 《退步集续编》

如今大陆很多人写的中文都是被严重污染的中文，不要说写，就是平常嘴巴里讲的中文也是被污染的。随便举个例子，有时候看电视上一些大学者说话，他们说“这件事的可操作性就很低了”如果用纯正的中文，说“这件事不好操作”就行了，不需要讲个“可操作性”。有时候听不清楚，我以为他讲的是可操性。

现在的中文是“性”泛滥，什么都要加个“性”，“可行性”如何，“教育性”怎么样，到处都是性。就跟我们平日里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性病广告一样，很腐烂。这还属于比较显眼的，还有些不显眼的。比如我们行文里面常常出现这么一个词：“人们”，这个词在1949年以前是不多见的，而中文是不需要“人们”这种表述方式的，我们用“人”一个字就可以了，“人”既有单数的意思也有复数的意思，不需要讲“人们”，什么“人们喜闻乐见”，后来慢慢还发展成比如说有人骂梁文道，说“梁文道们怎么样”，好像不只一个梁文道，还有很多人很像梁文道，梁文道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伙人，是一帮人。这都属于很怪的中文，所以当初我看到陈丹青的文章就觉得很惊讶，他年纪并不是很大，而且过去印象里他是一个画家，但是看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中文有股纯正之气，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相当难得。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陈丹青的《退步集续编》，他之前出过一本《退步集》非常火。因为里面收录了好几篇他的讲话，包括谈他有名的清华大学辞职事件①，讲的是我们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之前已为此吵得闹哄哄了，无需多谈。今天讲的是陈丹青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散文家，他的文章写得怎么样。

他本身是个画家，但他的文章写得相当有劲，那股气势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师叔鲁迅的关系。这本《退步集续编》里面有一些是访问，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他演讲的讲稿，其中讲稿由于是他亲手写的，很能够看出他行文的特点。

陈丹青写悼念文章写得也挺不错，跟他所喜欢的鲁迅很接近，不是说水准接近，是说鲁迅写悼念文章也写得很好。书里有篇文章是陈丹青回忆老友陈逸飞。陈逸飞是功成利就的大画家，前几年去世了。当时陈丹青这些当年跟他一起的老朋友觉得二三十年没见的好画友重新聚聚，一起对着模特，一人一个画架来画画，那样便觉得很高兴。待到要做这件事想约陈逸飞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陈逸飞死了的消息，大家都很难过。陈丹青写到：“05年那一天，当他们一起在一个画室里面，一起画的时候，这帮老朋友真是很高兴，大家都在想逸飞在座会怎么样？然后他们说开心啊，真开心啊，又在一起了！”

文章到了最后他才说，其实他跟陈逸飞1983年在纽约的时候生了芥蒂，“此后不往来，至今已过去22年了，就连人堆里照面三四次，初略尴尬，旋即握手，沪语笑谈如往昔。他有点发胖了，西装笔挺，相貌堂堂，我两眼睛对着看，有话不好说。我想起小时候心里起伤感。他是老朋友，他是我的老师。”又说到陈逸飞的儿子，他的长子如今已过而立之年，“当年我见他时，孩子不过三五岁，同车里坐着不肯吃晚饭，逸飞便吓他，说我是警察，于是孩子满嘴含饭，捏我手背稳一稳，算是来告饶。这样的动作想必是父母教给他的，其时正当*，上海人仍正在学西洋，逸飞的幼子今也5岁了，我不曾见过，来日他长大成人，我跟他讲讲他父亲怎样一个人。”悼念一个亡友，他的儿子我没见过，但将来他儿子长大我要跟他讲讲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话让人看了着实很感动。

事实上，陈丹青这两年红火起来，除了清华大学辞职事件外，书里还讲到他的师尊木心先生，也谈到了鲁迅的问题，这便是辞职风波之后另一个有名的事件。我觉得他谈鲁迅角度很不一样，一般人谈鲁迅直接就谈作品或者谈为人，而陈丹青作为一个画家，很注意鲁迅那张脸，他说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是不做什么表情的，就像对着镜头一直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这种谈论角度很有意思，先注意了鲁迅的样子再来讲其他。

后面他借着谈鲁迅来谈今天。陈丹青最近几年很捧他在纽约认识的老师，另一位散文大家木心先生，一时间大家又觉得木心是个文坛新发现。于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就不干了，觉得木心没什么了不起，结果两个人就有点干起来的样子。这恰好让我想起陈丹青在书里讲文人怎么吵架的，他说：“鲁迅当年除了他深恶痛绝的几个论题，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不是那样子黑白分明，你看这个胡适算是他的宿敌吧？但他早年给他的信虽敬而远之不做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调笑。就连跟鲁迅常吵架的夏衍他们当时也是白天打笔仗为了好玩，晚上喝酒吃饭。”

你看，当年的文人这种互相的笔账终归不至于闹到像今天这样老死不相往来至双方成了仇敌，真是令人感佩。

注释①：2004年，画家陈丹青因不能容忍研究生招生在外语和政治科目上重重设卡，将专业优秀的学生挡在校门外，又不能适应“学术行政化”的体制，愤而请辞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引起相当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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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木心，本名孙璞，著名作家。1982年离开中国，旅居纽约至今。木心在台湾和纽约的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物，有一批人会定期到他的居所听他习文授课。在国外，他把主要经历放在写作上，自1984至2000年，已出版了十多本小说 、散文和诗集，著作有：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划》、《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

读书是很奇妙的事，偶尔会出现一些重新被发掘出来的作家让你非常惊讶：居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作家，文章写得这么好，怎么过去大家没注意到？木心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他已经被发掘过两次。第一次是在80年代的台湾，当年有人在台湾登了他的文章，大家都惊为天人，抢着要出版他的书；第二次则是最近几年在大陆被人发掘，其实早在80年代，陈丹青等人在美国混的时候就深受木心影响，常去看他，上他的课，那时木心自己在那边开了一个中国文学史班。

90年代末，也就是台湾发现木心与大陆发现木心的中间阶段，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谁是木心，偶然在台湾一家书店闲逛的时候翻起一本叫《同情中断录》的书，作者正是木心。一打开，书的扉页上有一句题词：“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一看到这句话我就被震住了，居然还有这样的说法，真是让人震撼。

看到这里你们大概就能够知道木心的文章是什么风格了。他的散文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喜欢讲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常常喜欢采用文字的功力去探讨生命中或者世界中一些不解的现象，很有一种哲学思想的味道。

木心也谈美貌，他有篇文章收录在《哥伦比亚的倒影》里面，叫《美貌》，他一开始说：“美貌是一种表情。别的表情等待反应，例如悲哀等待怜悯，威严等待慑服，滑稽等待嘻笑。唯美貌无为，无目的，使人没有特定的反应义务的挂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其实是被感动……其实美貌这个表情的意思，就是爱。这个意思既蕴藉又坦率地随时呈现出来。拥有美貌的人并没有这个意思，而美貌是这个意思。当美貌者摒拒别人的爱时，其美貌却仍是这个意思：爱——所以美貌者难于摒拒别人的爱。往往遭殃……美貌的人睡着了，后天的表情全停止，而美貌是不睡的，美貌不需要休息；倒是由于撤除附加的表情，纯然只剩美貌这一种表情，就尤其感动人，故曰：睡美人。人老去，美貌衰败，就是这种表情终于疲惫了。老人化妆、整容，是‘强迫’坚持不疲惫，有时反显得疲惫不堪。老人睡着，见得更老，因为别的附加的表情率尔褪净，只剩下衰败的美貌这一种惨相，光荣销歇，美貌的废墟不及石头的废墟，罗马夕照供人凭吊，美貌的残局不忍卒睹。”他这样去讲什么叫做美，不是一般散文的写法，也不是哲学理论性的探讨，但能够用它的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

木心的文字最有特点的地方是什么？陈丹青说“他似乎是在没有中断的传统底下出来的人”，我觉得很准确。有人看到他的东西就说他用字很“深”，我一个上海朋友就说过木心的文字太深奥，每一页都有字需要一般读者去查字典。可这又不表示他完全很古意，虽然他曾经用文言文翻译过一次诗经，功力很夸张，但问题是他不是纯粹古典，说他像五四吧，又不像五四，更不像我曾经说过的时下那种语言污染下的散文作品，不会动不动写出来一句什么“人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种莫名其妙让人看了就起鸡皮疙瘩的句子。

木心的文字像什么？假想一下，如果当年五四的传统没有断掉，如果当年中国古代的书写传统没有断掉，如果没有后来我们革命时期，解放之后，各种政治八股文的出现，照那一路写下来，中文会变成什么样？你就不由得猜想木心大概就是那个样，换句话说，木心继承了古典，继承了西化影响下的东西，继承了五四的东西，但唯独就是没有受到政治八股的影响，没有受到人民喜闻乐见的那些东西影响，这么写下来就是木心了。

木心写到中国，他对中国文学很有看法。他说中国人对自然特别亲近：“中国人既温敦又酷烈，有不可思议的耐性，人与任何祸福做无尽之周旋，在心上不在话下。十年如此，百年不过是十个十年，忽然已是千年了。苦闷逼使人有所象征，因而与自然做无止尽的亲密。熟昵而狡黠作狎了，至少可先立两则谐趣，金鱼*。”他讲的是中国人喜欢跟自然打交道，交道熟了，打久了，就开始玩弄它，金鱼*就是例子，本来甚至不应该有金鱼的，都是中国人挑弄自然弄出来的东西。

当年木心第一次在大陆被很多读者发现是因为一篇《上海赋》。他喜欢写上海，写的也很有意思，有很独到的观察。说到很多老辈的上海人，“好比撬破了芝麻门，珠光宝气就此冲出来，十里洋场城开不夜，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直使小辈的上海人憾叹无缘亲预其盛。尚有不少曾在上海度过童年的目前的中年者，怪只怪当时年纪小，明明衣食住行在上海，却扑朔迷离，记忆不到要害处，想沾沾自喜而沾沾不起来。这批副牌的上海人最乐于为正牌的上海人作旁证。”他讲的其实就是现在常常出来说老上海的这批人。他的作品真的还有无尽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谈，或许有一天，我得专门去谈一谈木心这个人。

【人物小传】

陈之藩，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敦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著有散文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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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045 《一个人的电影》

或许将来我们都在互联网上看直播的电影，没有人再去戏院了，不知道那时我们会不会怀念今天用影碟看电影的日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我非常怀念以前放大电影时的气氛，怀念那种时光。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一个人的电影》，这本书集合了很多人的文章，像格非、毛尖，他们写了自己跟电影的故事，同时也有很多对话，一些电影导演，像贾樟柯、田壮壮、王小帅，还有徐静蕾、孙甘露他们谈电影。这些文章其实全部出自十年来文学杂志《收获》里面一个很受好评的专栏，叫做“一个人的电影”，里面的部分文章结集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开头第一篇格非的文章。他回忆几十年前，看电影是件多么稀缺又盛大的事。那时候他们在乡村里面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在一个操场上，挖个洞放根柱子，架起一个大屏幕，跟着就放电影。他说那个时候放电影可艰难了，一部戏往往需要那些放映员带着机器和电影拷贝，一个村一个村地放。有时候他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中间，说不定有些小村落的人就会出来拦路，有点像打劫，为的是要劫下放映队，让他先别去下一个村，先在这个村放，虽然只有几户人家，但也给他们放一放，据说当年这种场面经常出现。

有时两个或两个以上村子的放映队同时用一个电影拷贝，就需要有个人专门负责跑片，就像格非故事里那个绰号“武松”的人，他身体结实，跑步快，如果90分钟的电影有四个拷贝，他就在一个村子等那边的电影一放完，马上拿着拷贝跑回这个村子放，这就叫跑片。所以“武松”当年自然是这个村里最受欢迎的人了，大家聚在那儿等着看电影的两三小时里面，大队就在电影线上召开社员大会，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照本宣科，然后忽然人群嘈杂，远远一看，是“武松”跑过来了。这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就会非常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蹦出一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大家就兴奋地等着电影开始。

跑片有时候跑得相当复杂，说不定是三到五个村庄同时用一个拷贝，这时候不得把这个人跑死吗？所以他也需要有助手，帮着他一路去跑片，这边放完一个拷贝，赶快运到下一个村，一个90分钟的电影分四节，把拷贝运来运去，至于中间的时间大家就在那儿等着。

毛尖也在她的文章里提到当年大家看电影的心情，热烈又天真。毛尖的岁数比格非小多了，她说到小时候看电影里面的人接吻：“很多老观众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觉得这是个特技镜头，一定是用了什么特别的效果，比如这个嘴巴凑过去的时候，那边又拍那个人怎么样凑个嘴巴过来，其实不是真的接吻……他们认为如果是真的接吻的话，那么男女演员的对象岂不是就要疯了，不干了？！”毛尖还说：“我们几个孩子在里屋里头听大人在外屋煞有介事，蒙着嘴，乐坏了，天啊，他们怎么那么蠢，一男一女亲亲脸有什么，我们在录像厅看的都光身子了！”

书里有一篇贾樟柯跟王真的对话，贾樟柯说他以前在山西汾阳的时候不是去戏院，那会儿流行在录像厅看片子，看的全是港产电影。这些港产片绝大部分都是打打杀杀：“当时看吴宇森的《英雄本色》，胡金铨、张彻，后来徐克电影也都看了，特别完整，而且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厅就在马路上找同龄人，过去撞撞肩膀，一撞肩膀非要打架不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武术热，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都拜师学艺，我学了一年武术，最大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总幻想能够飞檐走壁，可是武术需要从扎马步、踢腿开始练，练了快一年就烦了，怎么还没有武艺啊？就不练了。”

可见这个港产片真的是教坏小孩子，好在贾樟柯也不是只看港产片，再大一点的时候终于遭遇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才看了几分钟，他就流泪了，“里面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那些人的面孔，一个女孩挑水。那个女孩在河里面用桶一荡打起水来，挑着从黄土边上走”，看到这里，他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因为那环境就是他老家的那一片黄土高原，人物景色太熟悉太真实了。后来他说：“我看了很多诗歌讴歌劳动，我就特别讨厌，我觉得劳动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要歌颂他们呢？这不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电影强调真实的那种情绪开始慢慢出来了。

那个看电影的好时光也许真的就此慢慢逝去了。毛尖说到：“现在虽然很多人流行去电影院，但问题是现在电影院服务越来越好，就是不为人民服务，人民自己服务，自己买碟，自己放映。因为电影在今天的全部意思就是高消费，所以我的愿望是有一天还能走进一家普通的电影院，虽然北岛的诗歌马上就在耳边，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电影的好时光过去了，连格非说负责跑片的那个全村最受欢迎的人物“武松”也过去了。“武松”的弟弟告诉他，改革开放之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等到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他每天早上照样各个村子跑，不用跑片了，他是为了自己卖广告，希望别人知道他还很有用。结果最后他病死的时候，大家解开一看，他骨头全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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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感观世界，比如一个从未听过的奇闻或是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电影，总觉得它跟怀旧有关，似乎那些影像所保留的一定都是一些旧日时光，而我们看电影也总是有特别美好的氛围，仿佛染上了一层辉煌的颜色。说到电影跟怀旧，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叫做《我和电影的二三事》，是几年前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出版的一本书。

香港电影评论协会由一帮香港的影评人组成，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二十多岁，都是影评写得相对比较专业的一群人。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曾经是整个华人世界里资讯最发达、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这批香港影评人有更好的基础吸收各国的电影，很多大师的杰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看到了。

看大师的电影有时会出现很多意外，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blow up》，我们译作《放大》，而当年在香港被翻译为《春光乍现》，这完全没办法表达这个电影的意思，甚至不能被称为直译。对此，书里的影评人何思颖说，当年这么翻译其实是有理由的，因为《春光乍现》1967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多电影人或者电影院线的老板都觉得这部电影最轰动的地方在于里面有一秒一个女性正面*的镜头，所以就因为这一秒，把这部艺术电影改了一个带点*意味的片名，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果然就有无数中老年男性观众抢着去看，为的就是那一秒的*镜头，而一秒很可能打个哈欠就过去了，万一错过一定会觉得很受苦，因为这部电影对大部分人来说太沉闷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发条橘子》也有同感。当时已经是录影带阶段了，电影里有一个快速的片断是关于*的，我们一群人拿着录影机，拼命地按来按去，希望能够一步一步一格一格地重播这个片段，为的是看清楚那一点点可怜的*场面。

李卓陶是我很喜欢的影评人，他说到六七十年代在香港看电影的情况。当时电影院都有星期天早场，平常播的都是主流电影，但到了礼拜日早上会放一些比较冷门的偏艺术的电影，或是一些旧日的经典电影。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接触过那些电影，只在文字上看到或者听说过的人而言当然重要，于是礼拜天总是起个大早，像朝圣一样去看电影。李卓陶说：“当时就是饥渴的影痴才会在礼拜天一早爬起床看10点半，像朝圣又像补课。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杜鲁弗都是那时候在这些主流院线的星期日早场补看回来的。”当年大家有机会看到的电影比今天少得多，现如今我们都有碟，而且盗版碟到处都是，几乎你要看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今天可能会觉得这些大师名作并不稀奇，但对以前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放的时候没看你会觉得以后恐怕再没机会看了。

另一位影评人季陶则说：“当年大家有一句广东话，意思就是如果不看就不用再想以后还能看了，在这样的心情底下，我们每次入戏院看电影时就有生离死别的感觉，从小就不把看电影当成娱乐。比如说看《教父》、《大闹天宫》、《地狱变》、《罗马》或是伯格曼的《第七封印》，都是这个感觉。”

那时对待电影格外认真，而且戏院环境也跟今天大不一样，以前电影院里是能抽烟的，记得那段日子我们在戏院里吞云吐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这当然很讨人厌，让整个戏院变成纳粹毒气室一般，可它又有一种独特的氛围。书里留学法国的影评人黄爱玲说她第一次看到法国有名的儿童电影《红气球》，是在巴黎大学里一个专门给学生看电影的电影厅，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法国学生里烟民甚多，个个都像火车头，几乎把课室变成了毒气间。然而即便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我们仍然是深深地爱着电影，甚至是爱上了电影。

香港有位电影学者、影评人尤静，同时也是电影导演，她在这本书里写了一篇文章，叫《电影病》，就把何谓“爱上”做了个解释：“我说爱上，不是爱，爱电影很容易，就像吃一碗拉面，吃过就算了。下次吃意大利面，再下一次吃干炒牛河都能爱。但是爱而且是上了，就比较难脱身，即使不是一辈子的事，也是很长的首尾。爱而且上了，便有点没法向下望，往下望叫人头晕、心跳，叫人突然意识到上来的那段路，叫人看到自己的病，看到跟没爱上的人之间的距离……我爱而且上了电影二十多年，我们爱而且上了电影，其实不止是这个电影片断本身，而是很珍重那种戏院的感觉，跟今天看电视完全不一样。当年看电影你觉得是有一种勇气的爆发，因为你能够看到那么多大师名作。看到那些很具颠覆性的电影时你会觉得这些人这么勇敢，连这样的东西都拍出来了，做观众又怎么能害怕呢？”

什么叫“作观众的怎么能害怕”？作观众难道还要怕吗？要的，试想一下身在戏院里的感觉，如果遇到一些场面你想哭，但旁边都坐着人，可你就这么哭了出来，把人性最脆弱的部分公开在别人面前，大家可能不会太留意你，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有旁人存在的压力。我们每一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都等于在交心，我们是被动的，没有办法用摇控器把它按停，这时候的我们完全放弃了主权，把自己交给了电影，这难道不是一件很需要勇气、很像爱情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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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系主任。主攻广播电视媒介学，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

这两年《论语》跟孔子突然成了潮流，很多人重新谈论起《论语》，《三联生活周刊》也拿孔子做了封面文章，将解读《论语》的历史分成“俗讲”跟“学术讲法”两部分。说到“俗讲”大家就会想起南怀瑾先生，认为他的解读是俗讲的代表，我个人觉得这个区分不完全准确，因为所谓的学术讲法跟民间讲法在古代是不完全存在的。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概念，不像今天，有一个专业的学术体制，有大学，有研究所，所以我们才有所区分。有一些人叫做民间学者，在民间用通俗浅白的语言去讲论语；也有人是从很专深的古文献的角度，从哲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孔子，这就属于学术界的讲法。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使《论语》成为畅销读物的功臣于丹教授。自从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讲过《论语》之后，她跟《论语》便同时红火起来。于丹教授这本书的确把《论语》解释得非常通俗，甚至被人诟病，觉得她简直把《论语》讲成一本现代版《心灵鸡汤》了。比如“君子”在《论语》两万多字的篇幅里面总共出现了100多次，而在《于丹心得》里，“温度”恐怕少说也出现了100多次，所谓“温度”就是有厚度的，有情感的，很温存纯朴的一种状态，她认为孔子的《论语》是个讲温度的东西，

于丹教授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做传媒学研究的教授，但是她的本行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念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举一个书里的例子，看看什么叫做“俗讲”。我们都知道孔子讲“仁”是很重要的，仁民爱物的“仁”，且看于丹教授怎么去解释“仁”，她说“仁”就是两个字“爱人”。于是很多人看完就会觉得“哎呀，这不太象话了吧”，儒家哲学都说“仁”是最重要的概念，可以写好几百好几万本书出来，你现在用“爱人”两个字就带过了，行吗？

我觉得于丹教授很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很懂得用一些现代摩登的小故事去解释《论语》里面的道理。比如孔子说“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于丹教授解释的时候用了一个小故事，她说有一个人去看心理医生，跟医生说：“哎呀，我常常觉得我上班很痛苦，我工作很累，我完全失去了自己，我每天就是为了要讨好我工作上的伙伴，为了满足工作的需要，我精神压力太大了。”然后心理医生就跟他说：“那你应该去看一场喜剧，让自己高兴一点。”谁知道这个病人回答说：“医生啊，我就是那个喜剧演员。”这个病人就是喜剧演员，他平常的工作就是要让大家高兴，讨好人家，没想到反而因此丧失自我，自己高兴不起来了。

于丹以此来解释什么叫“君子不器”，就是我们人应该要安抚一下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内心安稳舒适，掌握到自己的内在，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么解释你能够说她错吗？当然没错，但是她说得非常粗浅，这是很重要的。正如于丹讲的，《论语》是一本教大家怎么做人的书，这里面的道理都是很纯朴的，不要看不起这些纯朴的话，当你在一些特定场合的时候，往往是这些纯朴的东西能够显现出巨大的力量。

如果我来讲《论语》，恐怕也是“俗讲”，但是我最注重的字或者说最喜欢的关键词恐怕不是“温度”，而是“气魄”。《论语》是本教人怎么做君子的书，因为从中特别能看出一个君子该有的气魄何在。什么叫气魄？《论语》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话说出来很有气魄，但是你想想看，要落实到做人的情境里，在特殊的环境底下那个气魄是如何的张扬？

大家或许听说过梁漱溟先生，他堪称当代大儒，共和国建国以来只有一个人敢公开顶撞毛泽东，就是梁漱溟。因为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对农民并不好，他当时就提出尊重城市的工人，但是乡里面的农民怎么办？于是就把毛主席当面痛骂了一顿，他站在下面，一直要跟毛主席继续辩论，要求发言，就是这么一个倔强的老先生。

老先生是个儒门弟子，尊重孔子，所以到了*“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可就惨了，被逼着出来交代，于是他就做了一场演讲，结果讲了两天都没讲完，而且他大谈孔子如何了不起。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他居然敢这么说，说孔子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好好读孔子、了解孔子等等。*最后几个月实行大批判，有一回这些革命红小将们要重重批判他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话，就是那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他自己作何解释呢？他说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我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得掉，但是我的“志”你是拿不掉的。这是何等的气魄，这就是儒门弟子的气魄，梁漱溟先生真不愧是当代大儒，没有辱没万圣先师的教导。

? 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只讲大道理，《于丹心得》里有一句话听起来非常粗浅却是最朴素的做人道理，《论语》乡党：“乡人饮酒仗者出，斯出矣。”孔子说：“我跟乡里头的人一起喝酒的时候，我总是等着拿着拐杖的老人家先出去，我才出来。”你看这句话听起来也太粗浅了，跟刚刚我们讲的那种“不可夺志”的气魄是不是差得很远？可你千万别小看这种事，今天我们大家都喜欢说大道理，说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东西，像敬老。现如今，当各位都在讲大道理的时候，应该去搭公交车、地铁看一看，有哪些人是愿意让老人先出门，让老人先进车，让位子给老人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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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李零，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十三篇综合研究》、《兵以诈立》、《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入山与出塞》、《铄古铸今》、《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李零自选集》等。

经常有读者问我，每天介绍一本书，那些书你自己是不是都看过？我要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没错，我介绍的每一本书，或许不是读得非常细，但起码我是从头到尾看过一遍的。因为我很相信专业伦理，我写评论写了大概十*年，我常常相信做评论或者发表任何意见也要讲究一个专业伦理。什么叫“专业伦理”？我这里有个特别好的范例，就是北大中文系的李零教授写的《丧家狗》。

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两本李零教授的著作，而他写的这本《丧家狗》副题叫“我读《论语》”，顾名思义，讲的是他对《论语》的看法，而且是逐章解释下来的。按理说我不应该太着重推崇谁或是谁的书，我也不想帮谁卖广告，何况我根本不认识李零教授本人，但是我觉得最近围绕着这本书惹起的诸多争论很有意思，而这些争论正好可以用来证明何谓“专业伦理”。

事实上，关于《丧家狗》这本书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孔子到底是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近乎于一条狗，还是大成至圣的先师、万代敬仰的庶王呢？争论闹得非常大，不只网上各个论坛都特别开出一个标题去讨论，甚至我凤凰的同事胡一虎也在他的节目《一虎一席谈》里专门就此做过一次辩论。可是我发现，原来大部分围绕着这本书说事儿的人，从他们的意见里我大胆地推测，他们似乎是没看过这本书的。为什么没有看过一本书却能够只因为它的名字叫《丧家狗》而立刻上升到“李零教授这家伙不是人”这样的评判层次呢？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