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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一开头李零教授就解释了他出这本书的目的，这会儿孔子热，大家都在捧孔子，而过去大家又曾贬过孔子。李零教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孔子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很糟糕的“臭老二”，而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且孔子曾经形容自己是丧家之犬这个说法是有典故的，也就是说“丧家狗”并不是李零教授的说法，至少有五条资料能够印证这个典故。

最有名的就是《史记》的《孔子世家》了，还有《孔子家语》里面也说，孔子当年到了郑国的时候跟弟子走散了，一个人在郑国外面的城门上头逛来逛去，有个当地人看到他的弟子子贡，就跟子贡说：“那儿有个老家伙，看起来上半身是模是样的，下半身颓颓唐唐，哎呀，看起来就像条丧家之犬。”子贡也不怕老师生气，就据实相告孔子，说：“老师啊，那边有个人说你像一条狗。”结果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就是说外形不重要，然后又说：“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意思就是他说我像丧家之狗，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为什么孔子说自己是丧家之狗？我们想想看，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游历70多国，跑了那么多地方，却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愿意诚心诚意接受他对政治和世道的看法，让他好好地安稳停留下来。这几十年来一路上他真的是过得非常苦，有的时候甚至被困在一些地方饭都没得吃了，但是孔子依然非常达观，依然乐于去教授他的学问，所以他形容自己到处奔波但是始终没办法完成自己的理想跟使命，这叫做似“丧家之狗”。

既然有典故，又有解释证明是孔子自己这么说的，为什么大家还要骂李零，说他诬蔑了圣人呢？其实以前曾经有人说过这个典故就是诬蔑圣人的，可问题是这五条材料难道全都不准确，全都不是真的吗？与其争论这个书名上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读一读李零这本书里面到底是怎么去解释孔子，怎么去介绍《论语》的呢？

之前我看到一些网友在谈这本书，其中有位网友就从《丧家狗》里面一句话开始衍生，我觉得他的推理能力很强，他批评李零说“孔子认为凡是在一个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之犬”，他单拿出这句话，推论到“李零现在是一个为了名、为了利，不惜出卖人格，诬蔑圣贤的混蛋”。这句话或许有语病，不过这位读者也写得很仔细，他说现实世界当然找不到虚幻的精神家园了。

我们怎么能从一句话去推断一本书，由一句话去否定作者的人格呢？所谓评论的专业伦理是，你有多少材料，你获得的材料在多大的范围，你说话就说到多大的范围，不要过分。孔子老教我们要“慎言”，意思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不知道的事情就说不知道，知道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孔子在《论语》的“为政篇”里面有一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挺有思想，每个人都很用脑子，常常喜欢发表意见。大家都想发表意见这个动力是好的，可是“思而不学”很危险，如果我们连事情都没搞清楚，连一本书都没看过就大发议论，评论这本书乃至于这个作者的人格，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呢？或许大家都应该回去先从头好好读一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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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查尔斯?兰姆

047 《伊利亚随笔集》

很多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到了后来都只剩一个名字，文学史会描述说他非常非常重要，但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会去看他的作品了。查尔斯?兰姆（Carles Lamb）就是这样一个名字。他在19世纪被认为是英国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家，到了20世纪，很多中国学者，尤其是“五四”文人，喜欢并翻译它。兰姆的很多作品都曾被引荐到中国，但过去一直没有被完整翻译。很多散文名家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都曾大力推荐查尔斯?兰姆，并希望中国读者多向他学习。但到了今天，年轻一代读者对查尔斯?兰姆知道得并不多，甚至在西方英语世界里他也被认为是一个过气的老古董。

我们通常把文学分成小说、诗歌、剧本以及散文四大文类。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散文名篇，很多文学大家除了写诗，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散文。到了现代，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散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然也受到很多西方散文家的影响，尤其是英国，而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散文家查尔斯?兰姆。

虽然作者已死，我们不能从一个作品推断作者的为人如何，更不能假设作者的为人跟作品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是散文不同于小说，历来有一种说法，小说家可以用小说撒谎，但一个散文家不能用散文撒谎。当散文家在文章里提到“我”的时候，必然在吐露真挚的情感。

如果你想学英文，看查尔斯?兰姆的文章一定不是最好的入门，里面太多生僻的古字和典故，他文风陡峭，惯常使用巴罗克式文体，但他的长处在于即便用这么古怪的方法依然能够写出真挚的情感。他常常令你觉得可爱温润，即便他笔下没什么太特别的事，但你依旧乐于反复阅读，并觉得非常感动。他的作品里最有名的要数《伊利亚随笔集》（Essays of Elia），有人说这是他唯一一本散文选，近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出了精装插图本，由刘炳善先生翻译，译得相当不错。

既然散文关乎性格，那么查尔斯·兰姆是个怎样的人呢？他一生的遭遇相当不幸，出身贫穷，父亲是一个律师的亲信佣人。他天资聪颖，用功读书，7岁时进入为贫寒子弟而开设的伦敦基督慈幼学校念书，认识了后来的大诗人柯勒律治，跟他成为终身的好友。他的拉丁文学得很好，是高材生，可惜口吃，不能升入大学。他14岁即辍学自谋生活，先在伦敦南海公司、后在东印度公司整整做了36年职员，直到50岁退休。所以，他曾经开玩笑说自己的真正著作“全集”就是每天在公司里登录的那些大帐本。

兰姆小时候常去外祖母家的庄园住，认识了一个叫做安妮?西蒙斯的漂亮女孩，俩人青梅竹马，到了20岁，他想跟这个姑娘求婚，但姑娘没看上他，最后跟一个当铺的老板结了婚。在失恋的打击下，查尔斯?兰姆一度精神失常，在疯人院住了六周才得以复元。次年，他家里发生一件大祸：大他十岁的姐姐玛利因日夜赶做针线活贴补家用，过度劳累，发了疯病，竟拿小刀刺死了自己的母亲。这件事决定了兰姆一辈子的生活道路。为了赡养老父亲、照顾疯姐姐，他把沉重的家庭负担完全挑在自己身上。

姐姐状况好的时候，俩人可以一起读书写字，兰姆还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改成散文版的故事，让大伙儿都能够看懂，这正是我们熟知的那本《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姐姐病情不好的时候，她自己常常有预感，知道快要发疯了。这时候她会一边拖着弟弟的手一边哭，一起走向疯人院，等到病情好转时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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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曾爱恋过另一个邻居的姑娘，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女孩就去世了，他只能写个文章表示怀念。再后来，他又向一个熟识的女演员求婚，信刚刚发出去，他考虑到自己如此贫穷，又有个姐姐要照顾，于是又打消了念头，写了封信“你当我上一封信没说过吧”。为了不让姐姐流落到疯人院，他一生未婚，与姐姐相依为命，过着清寒寂寞的生活。

晚年姐弟俩移居乡下，收养了一个祖籍意大利的孤儿爱玛依索拉为养女，两人才算有了依靠。但养女大了自然要嫁人，姐弟俩又回到了孤苦的状态。到最后，俩人已经穷到不能负担自己的生活了，于是就到别人家寄住，可是姐姐玛利到哪都招人嫌。他曾经跟姐姐约定，希望姐姐先他而死，免得受苦。不幸的是，1847年，查尔斯自己跌倒重伤先走一步了。

即便如此坎坷，查尔斯仍然很乐天，他很喜欢在自己伦敦的寒舍里招待文学界的朋友，大家喝啤酒，谈天，说笑话，就是这样一种境遇，这样一个人，他笔下的散文反而透着英国式幽默。不是爆笑型的幽默，是对人生痛苦经过通达的关照后那一层醒悟，并将这种醒悟以一种可笑而自嘲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查尔斯?兰姆的散文风格。

这位遥远的英国作家笔下的散文其实是一种心灵鸡汤。他一生坎坷，但在他的文章里你完全看不出生活磨人的痕迹，反而总让你觉得他很幽默。“五四”时期的大散文家梁遇春先生曾说，兰姆的幽默不是那种自嘲到极点把肉麻当有趣的幽默，他的幽默是一种达观的幽默：既然你能用同情心去同情别人，当然也能同情一下自己，这不是自我怜悯，更不是在为自己人生的遭遇和种种不幸感到悲哀，而是能适度地看看这些不幸为自己带来了什么。兰姆不只是在坏处里面看好处，而是去承受这些坏处，你承受它的时候，便已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了。

兰姆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年幼失学。他成绩那么好，偏偏因为口疾上不了牛津大学。当年在伦敦当小职员的时候他常常跑到牛津去“度假”，“在校园里，我可以充一充上流人，当一当大学生，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早年被剥夺掉在高等学府里寓情怡性之精神养料的人，能在这一所或那一所大学里消磨一两周闲暇时光，是再愉快不过的事情了。”然后他开始想象自己是一个学生，看起来好像有点可悲，但他却得意洋洋：“我一本正经地给自己授予了硕士学位，说实在话，跟那种体面人物相比，我也差不多可以乱真。”

他的姐姐玛利可以说是“害苦”了他，但姐弟俩相亲相爱。他在文章里把姐姐化名为“玻丽吉特”，称“她为我做管家，年头可不算少了”。他从不忌讳提到姐姐脾气不好，他很温和地说“我不能刺激她，免得她发我脾气”。从字里行间看得出姐弟之间的温存，姐姐再怎么样，兰姆仍然很爱她，对她好得不得了。

事实上兰姆本身也是有病的人，当年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居然嫁给了一个小老板，穷苦的兰姆身为佣人之家的后代，难过之极，很受刺激，于是发了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即便后来他也常常出现一些精神忧郁的症状。那时候精神病院讲究卧病在床，看兰姆如何描述这段卧床的经验：“病人独卧床榻，雅赛王侯，看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君临一切，不受约束，只由着性子为所欲为，多么像个国王啊！”即便养病，他也能从中找到乐趣似的。

关于过去种种不幸，他说：“过去的不顺心之事我不分青红皂白地重新经历一番；往日的挫折，我不再受它们伤害，像是穿上了盔甲；往日的仇敌我在自己的想象里要么加以宽恕，要么加以制服；在我一生中所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倒霉事，如今我一件也不想取消。”兰姆对自己的过往的遭遇总是很看得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别人也充满了同情心。他有很多好朋友是激进的社会改革分子，在当时保守的英国社会里常常被抓去坐牢，兰姆总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要想办法为他们请命。他自己已经够穷了，有朋友比他还穷的时候，他也愿意拿自己的财产出来赈济朋友。

他并不是激进的社会改革派，他只是宽容地看待身边的所有人。在他眼中，没有人是不美好的。兰姆不是那种因为特别怜悯乞丐，所以要带他们去搞社会革命的人，但是他总是能够欣赏到他们美好的一面。

《伊利亚随笔集》中有一篇文章很有名。当时英国家家都用烟囱，难免积攒烟灰，所以要找一些身体瘦小，能够钻进烟囱里去的小孩清扫烟灰，通常都是穷苦人家的小孩干的苦力活，小孩也因此常常生病。有一天，兰姆在街上走，冬天的街道地面很滑，急急行走时不小心摔倒了，他说：“我这人啊，很是要脸，这时候赶快起来看看有没有人发现。”结果刚好有个扫烟囱的小孩看到了他，耻笑他，他发现这个小孩：“笑得眼泪都从红红的眼角流出来了，那眼睛是因为平时常哭，加上烟熏火燎才变得那样红，然而在万般凄苦之中，他那眼睛里还是闪耀出一点得之不易的快活光芒……为了让这个孩子能笑得多一点，我摔倒多几次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查尔斯?兰姆式的心灵鸡汤，而且别忘了，他是个散文大家，这样的心灵鸡汤是不是比如今那些划算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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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每天一定要看点书，哪一天不看书就很不舒服，但在四川地震之后的一个多礼拜中，大概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看书，不是不能看而是碰不了书，完全看不下去。这种时候总会想，到底读书的作用在哪里？读书人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有一些写作的朋友，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发电邮给我，说：“你看，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时候还读书或者还写作，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于是我想起一个西方思想史上跟地震有关的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前后经过好几次变形。

启蒙时代，法国有一位大思想家，叫狄德罗，狄德罗就是那套著名的百科全书的发明人之一，他曾主持过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同时也写过很多文学作品、思想讨论文章、艺术评论等等。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里面出现了两个角色的对话。内容是说，你想象一下，有一个很可怕的杀手，在我们法国穷凶极恶，现在跑了，跑到一个遥远的中国海岸去了，那您会不会为了那边的中国人担心呢？然后另一个角色就说好像不大会担心吧，因为他如果是跑到巴黎的塞纳河旁边，我当然很担心，但他若跑到中国，那儿离我们很远的。接着第一个角色又问他，那你不担心他在中国也会像在我们法国时这样到处杀人放火吗？

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讲，当时的中国是个很遥远的国度，所以狄德罗特别用中国来比喻一个想象中很遥远的他方。试想一个欧洲的杀人凶手，倘若跑到中国去，我们好像就不再害怕和忧虑了，因为他不会害我们了，他害的是别人，害的是那些你感到陌生的、不熟悉的、遥远的中国人。

后来名作家夏多布里昂把这个故事变得更复杂了一点，他讨论到一种假设：如果一个欧洲人，不知道为什么拥有了一种很神奇很玄妙的超能力，使得他可以利用这种力量害死一个在中国的百万富翁。他在欧洲这边的户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多了一大笔钱，原来他把那个死在中国的百万富翁所有的财产都继承了过来，但是这中间完全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至于百万富翁是怎么死的，他那边的乡亲父老也不知道，这边的欧洲人当然更不会知道这笔天降之财原来是通过卑鄙的杀人手段获得的。接着夏多布里昂就问，倘若在这种情形下，你愿不愿意使用这种超能力呢？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道德问题：倘若有一些坏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自己获利，在保证没有惩罚又没人发现的前提下，你做不做得出来？你又愿不愿意去做呢？上一个故事问的则是你对遥远地方的人有没有一份同情心？有没有一份感同身受的能力？

关于这些，另一位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对这个故事做了更丰富的变化。亚当?斯密是《国富论》的作者，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健将。大家都觉得他是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其最有名的观点就是“无形之手”。他曾经打过譬喻说一个面包师傅之所以要做面包，不是为了让我们吃到好面包，不是为了要填饱我们的肚子，而是因为他要挣钱。假如每个人都像这个面包师傅这么“自私自利”的话，奇妙的情形是整个社会都会获利。于是大家一直以为亚当?斯密是个很喜欢强调人性贪婪跟自私，同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的思想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亚当?斯密是个道德哲学家，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道德情操论》。

在《道德情操论》里，亚当?斯密把刚才的故事做了很大的变动，他说如果今天一个有人性、有良知的欧洲人，听说在遥远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死了很多人，那他会怎么办？首先，这个欧洲人当然也会为之神伤，尽管他不认识那些中国人，他也会难过伤心；接下来他还会花一点时间去沉思一下这场地震灾害的意义所在；再下来他可能开始想到贸易会不会受到损害，然后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正常生活工作的步调了。

亚当?斯密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其实人应该有一个普遍的道德关怀。在理性范畴，我们都知道应该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上所有的同类，不只不能对我的乡亲父老干坏事，对一个陌生人也不能干坏事，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包容慈爱之心，但这是理性上的认知。而感性上我们其实没有这种道德想象力，两三百年前的时候，苏格兰跟中国隔得多遥远？一场地震传到那儿需要多久？所以亚当?斯密认为我们之所以要阅读，要学习，就是为了丰富我们道德上的想象力。

如今我们有电视、电影，有互联网，我们能够随时看到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和他们的苦难，所以四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有那么多跟我们不熟悉的人和我们一道哀痛，也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我们依旧阅读，因为阅读更能巩固和丰富我们的想象力，通过阅读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种不同的人，有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你要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投入进去，想象你就是他，感受他的欢喜和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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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 玛丽·道格拉斯

【作者小传】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著名人类学家，一生笔耕，发表大量著作，对世界人类学有重大贡献，可谓现代人类学大师。其著述虽在华文人类学界享有高度名望，但论著多数尚待翻译。她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国内同人述评之作间接产生。

人们常常提到禁忌，什么叫禁忌？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禁忌？禁忌有什么独特功能？比如“脏”的禁忌，一双鞋子，其本身谈不上脏或不脏，尤其是当它放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到自家鞋柜或者门口地上摆的鞋子，不会说它们脏，但如果把这些鞋子放到一本白净的书上去，你会不会觉得很脏？至少有点儿不大对劲吧。同样，如果一本书放在桌上，你觉得是正常的，要是我把它甩到地上去，你就会觉得它被弄脏了。这说明所谓的“脏”不是一个有本质的东西，它是一种空间里关乎位置的概念。

我想介绍的这本Purity and Danger可惜的是没有中文翻译，书名译过来叫做《纯洁与危险》或者《洁净与危险》，作者叫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玛丽·道格拉斯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类学家，刚刚去世不久，死前还被英国封为女爵士。她活了86岁，完全改变了现代人类学，甚至是我们对人类思维方式的认识。

这本书首先提出的挑战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叫做“肮脏”的问题。我们过去常常觉得肮脏表示某个东西很不卫生，可是你仔细想过什么叫做不卫生吗？其实这不只是个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更是一个文化习惯。比如我们会觉得坐在地上很脏，但对日本人来讲，坐在地上就不脏了，我们会说用手吃东西很脏，但是印度人却觉得用手吃东西那才叫干净，所谓干净与不干净，脏与不脏，是有文化作用在里面的。一个东西干净或不干净决定于它的空间和位置，这就是玛丽·道格拉斯提出的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想法。她从这个想法开始接着研究别的社会禁忌问题。

她很仔细地研究了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圣经》的利未记（Leviticus），认为过去有很多解释非常奇怪。书里耶和华就是上帝，他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说，注意，猪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洁的，骆驼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洁的，兔子不能吃，它是不洁的。水里面的东西都能吃，可是水里没有鳍又没有鳞的也不能吃。天上的东西大部分可以吃，可是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吃。它规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而且规定得很奇怪。什么叫干净，什么叫不干净？什么叫洁，什么叫不洁？

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理解这些命令。这规定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它的根据是什么？兔子是不是真的很不干净？猪是不是真的很不干净？没有鳍又没有鳞的东西，比如中国人常吃的海参、海蜇不就是这种东西吗？难道吃了它们会有问题吗？很多学者都曾经研究过，而玛丽·道格拉斯则用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方法重新去看这些禁忌食品。她总结出一种规律：原来所有的禁忌都能够反向折射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文化的宇宙观，可以从中看出它怎么去分类万事万物。比如像犹太人，他对动物的看法就符合这一点。猪为什么不能吃？猪跟牛羊一样，有蹄有脚趾，可这其中的大部分动物都会反刍，猪不会反刍，所以猪是一种“异常”的动物，在这种类别里面它是不正常的，是异类。所谓不正常就是位置摆错了，像把鞋子摆在书上是不对的，所以它是“不洁”的。同样，骆驼会反刍，可是它没趾，所以它也是异常动物；大部分水里面游的东西都是鱼，犹太人觉得，鱼有鳞片、有鱼鳍，可是海参、水母、海胆、海星这些东西没有鳞片，没有鳍，所以没办法好好地被安放在“水族类有鳞有鳍”这个类别里，于是它也是不洁的，不干净的。

有一些话常被叫做粗话、脏话，不是那些话本身是粗的、脏的，倘若你身边所有人都是黑社会和流氓，天天都说这些，你便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若在大庭广众或者电视上说脏话，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能接受。一个东西的定义要看它的位置在哪里，这就是伟大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创建之一。大家看完这本书或听我介绍之后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自己身边有什么样的禁忌，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碰、不能说、不能吃的，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和宇宙观，会发现我们是如何分类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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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查建英

066 《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小传】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主要著作：《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主义”》、《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个好东西》等。

很多人都在怀80年代的旧，因为80年代是运动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头一个十年。特别是对一些读书人或是喜欢亲近文化的人而言，80年代太特别了，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解冻期，加之这些人自己都爱写书，也喜欢说话，所以那么多有关八零年代的书纷纷出炉上架，但是从深度跟广度上，目前还见不到有一本能像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么好看。这本书是几年前出版的，我们在大陆看到的是一个删节版，我看得是香港的定版，也就是全版，所谓全版，主要就是把一位电影导演刘奋斗的访谈放了回去，因为据说原版里的这个章节在大陆过不了关，砍得太多，最后干脆把这一章全部抽了出来。

说到查建英，她固然是80年代的过来人，而且她特别早熟，不只是小说写的好，后来用英文写了很多New Fashion的作品也非常精致出彩。像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她访问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她的老朋友，也是80年代一些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或者应该说几乎都是一些“弄潮儿”。

谈80年代的文章常让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印象，就是80年代，上接70年代，整个20年似乎是一个聊天的时代。或许70年代还有很强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上面压着，但是大家私底下已经会自己找空隙聊天了；到了80年代，不要以为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了，不是的，中间也有很多小插曲。比如一会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下闹这个一下闹那个，但即便如此，民间聊天的气氛却越来越浓厚。所谓聊天的气氛指的是当时的文化圈、学术圈、思想界的人，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特别有时间，常常挨家挨户地串门、聊天、侃大山，一谈谈到深宵，甚至干脆在人家家里头睡上一夜。关于这个经历，这本书里每一个人几乎都提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将来我们能够用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做诸如知识分子社会学或者知识史研究的话，研究这种串门或者口述的文化，是怎么散布怎么结社等等，应该是很有趣的。

访问文学评论家李陀的时候，他怀念起80年代，觉得跟今天对照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聊天聊出来的东西。“那个时候重友情，朋友多，而且都是那种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交心。那时候的朋友信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个尺度？我觉得有，就是可以争论，你的朋友是可以争论的朋友，不是一般争论，而是凑到一起以争论相激，以争论为乐。”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查建英虽然跟书里的甘阳、李陀等人立场不一样，但是依旧能够谈得下来，即便可能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就是仗着当年交下来的友情。

说到甘阳，这位80年代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就已经成为文化热里其中一派思想领袖的人物，他也说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年他们这一帮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就会慢慢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比如说会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会越传越多，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可以传得很远。”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晓得在北京某个地方一个小圈子里，你读书读得多，思想特活跃，才华特高，把一伙人都说服了，于是本来属于这个小圈子里关于你的想*慢慢慢慢传出去，甚至传到好远的外省去，这就是甘阳所谓的“口传的圈子”。仗着“口传圈子”里对他的推崇，后来甘阳在做起事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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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伙儿天天这么聊天、神侃，到底侃些什么东西呢？大家在书里说了，当年的文化热就是注重讲思想。但所谓思想就是给人一种聊天聊出来的感觉，底下的基础好像不是很扎实。当年李泽厚曾说进入90年代，很多人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于是他概括出一个学问家突显、思想家淡出的公式，也是当年很有名的说法：80年代有思想，90年代有学术。这个思想跟学术的对立到底有多准确呢？或许这个说法太粗糙，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80年代的人学养方面可能的确有点问题。

访问陈平原的时候他说：“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往往举出80年代做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80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专业著述多数是激情有余、功力不足。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用胡适《谈新诗》的一句话来总结，叫做‘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可是这些人在聊，总不能光是聊，他们总得有养分，那养分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些人总不可能是80年代改革一开放就从冻土里面长出一棵树来，所以肯定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潜流了。关于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像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十二人画展，就隐藏着这么一条线索。就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期的小规模现代主义，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么流传下来。”而且后来资讯匮乏的时候，他们吸收资讯的方法也很特别。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画里有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子，他是怎么认识到人家东西的呢？居然是在一个外国的旧报纸上面看到一个画片，就这样学懂了一种外国绘画的方式。

前两年，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以及里面访谈的那些文化名人，说他们太自恋了，说这帮人老觉得自己80年代的时候多牛逼、多了不起，然后就使劲回忆。其实仔细看完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相反，我觉得有很多的反省和反思，反省的正是一些关于80年代的神话。

说起来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理想主义，怀念80年代的人有思想、有激情，喜欢谈文化，怀念80年代的时候刘再复一上台讲他《性格组合论》底下居然有上万的观众，怀念那个时候诗人在大学里面可以招摇撞骗、泡妞，可是那个年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书里就有很多反思。比如查建英在跟刘索拉谈的时候，刘索拉说得也够狠，她说：“其实想想，80年代的中国有点像欧洲18、19世纪，资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丁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就进入史册了。8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其实就是靠着进来的那一点儿信息，加上胆儿大，敢把那点儿信息叮铃咣啷地攒巴出来一点儿东西，也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于是乎大家就觉得，哇！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她说结果那时候连老外都被唬住了，“后来很多老外看中国艺术，觉得你们在西方什么物质基础都没有的状态下实现了这种现代艺术形态，使得第三世界出现了现代艺术，这就是价值。”也就是说，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这些就像是从外来借鉴的养分里面养出了一些东西，而这些外国人也夸大我们的成就。刘索拉说：“你要是整天听这种第三世界艺术价值观，就只能对艺术创作抱着侥幸心理，永远不可能享受艺术创作的真正快乐和获得在艺术上的真正魅力。”此外她还批评了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家讲究对学问的追求：“*前的音乐家只有一腔热血，为民族、为革命。真正的精英意识指的是对专业品质的纯粹追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社会有那种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显然她的批评指的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但她把这个病根追溯到了80年代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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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人物比较特别，电影导演刘奋斗。其实刘奋斗本来就不是这一伙儿80年代的文化明星，相反，他是在8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跟我年纪差不多。这本书找他有点儿像保持一个距离来重新反思甚至是批判80年代种种现象的感觉，而且他说话果然够狠。他说：“整个80年代那种什么伤痕文学，包括小说，都是面目非常可怖、非常狰狞，很痛苦。我X，受苦了，我得赶紧跟哥们儿几个说说，我受苦了。我挺怕这种人的，我觉得这种人自己在心态上有点儿像街边卖大力丸的一样，拿起一块砖头‘啪’先把自己脑袋拍碎了，流着血说，大爷，您给一点儿吧，再不给多不合适，带着孩子不容易啊！”他用这么一个比喻也真够挖苦的。至于刘奋斗为什么后来在大陆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没有出现，有人说因为他谈到了一些学生闹事的事情。可是我看他这一段觉得就像查建英所说的，他这番话简直能够上《人民日报》当社论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过。比如他批评80年代末期闹事的那帮学生，他说：“没事儿，我不相信，一个大便完了不冲厕所的人能管理好国家，你们是大学生，不是孩子啊……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是北大、清华那边，有的时候在教室、在学生宿舍和学生们打打麻将，我都能看到，我X，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十*岁、二十多岁了，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大小便完了，您冲水成吗？我不相信一个大小便不冲水的人，你们聊聊咱们国家这事儿，我说你们真想要改变中国，先从大小便冲水开始。”看来他实在太关心大小便冲水的问题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前途所系。后来他还批评了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足球不行，可是刘奋斗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的水平。在这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比足球表现得好了多少，我们大家都是一批机会主义者。譬如搞电影的人，永远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跟热情在后面，总是做了一件事算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改，一步一步来。”他认为这样做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为什么大家瞧不起中国足球，却没有很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艺术呢？“那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整个行业容易被*，不像足球死得那么难看，立刻见真章。”

但是话说回来，80年代是否真的有那么不堪呢？这本书里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切的批评跟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80年代也有它的重要作用。像书里访问的阿城，阿城被誉为是这本书的受访者里面讲得最好的一个人，他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重新拾回常识的过程。”以前二三十年里面，中国逐渐出现了文化断层，很多常识不见了，怎么做人，什么叫做知书达礼，这些东西都没了，而找回常识或者说重新发掘人性的过程的感觉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对80年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这本书里面还访问了陈丹青，他记得80年代早期，他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能放风筝了！”

注释：《80年代访谈录》是一本围绕“80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80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现这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80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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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七十年代》

80年代并不是突然之间在真空里面爆发出来的，它前面一定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从时间上讲自然就是70年代。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60年代*刚刚爆发，*运动达到最火热、最高潮的时候；80年代是开放思想，文化热，整个中国进入一个解冻、花开的时期。夹在中间的70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其实都是经历过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一定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所以为了要追溯这样的一个历史轨迹，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的这本《七十年代》。

这本书的概念看起来跟《八十年代访谈录》差不多，可是诗人北岛跟评论家李陀主编的这本《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一本访谈，它是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在这些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和自述，不同的人对那个年代的感觉、印象是不同的。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知青下乡体会到的东西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想从这里面找出一些共性跟大家来谈一谈。

什么共性呢？70年代到80年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种一帮人聚会的状态。在70年代，这种聚会尤其令人觉得好奇，每一个人都提到当年的聚会，我们知道那种聚会是有风险的，所以私下聊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样的灰皮书、黄皮书？交换一些怎样的唱片、讯息？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问题。

这里面张朗朗的《临近的地平线》写道：“70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的草棚里头、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表面上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代，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80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的勃发。”

朱振林也说，那些知青下乡的村子，原来是隔绝的，管得很严的，但是到了1976年，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村村通后，朋友已经意识到表达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当年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到北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举行了一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还有一个人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要求继*访美之后他要访问美国。70年代末，这些人到底搞什么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用大白话讲，他要求的就是“公民旅行”，或者说是公民出国的自由。

这些人在70、80年代的时候，如此活跃地跑来跑去，天天谈那么多事，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北大中文系李零的这段回忆，标题叫做《没电话怎么约会》。他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大伙儿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呢？他说回忆就是痛苦的回忆，还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电话普及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这些人怎么约见面有很多种说法。李零问过，有人说是这回约的时候顺带约好下回；也有人说直接串门，挨家挨户串，那时候大伙儿怎么能够一起骑车到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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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些问题对做知识分子史研究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鸡毛蒜皮的事，必须要搞清楚，这里面可能说明了一种社会网络，这种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出现跟结合、消息流布的机制是怎么样的。这些小型的沙龙，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像法国启蒙时代那种很文艺、很高雅的沙龙，他无非就是大伙儿凑一块儿，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聚一聚、聊一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发生在一些批斗的场景中。

韩少功说他第一次看到手辑本，也就是手写的文学，是有一回去抄家。当时他们是红卫兵，抄走一个老人，那个人是老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抄了他的书。一见他的模样就知道要挠到哪儿是痒处，因为这个人老跟他们讲故事，他们逼他交代，其实是想认真地听他说故事。谁知老人一说就说了很多，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重点却是放在可口可乐多好喝，巧克力多香上。结果大伙在这个挨批斗的南洋华侨老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南洋知识、海外的知识，这是一种说书，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073 韩少功

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他交代的一个场面竟然慢慢变成了一个沙龙，变成了一个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个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们说：“嗨，你们枪都不知道怎么拿，怎么去打仗啊？”这些“革命小将”们听到也并不生气，他们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给他们讲这世界之大。

都说六十年代是焕发理想的年代，满腔热血，但是到了70年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幻灭的年代，但幻灭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却很难说。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田间地头的农村生活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好，甚至还不如解放后自己出生时的城市好，能不幻灭吗？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像*叛逃、毛主席去世，对很多人来讲这都是值得回忆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标志着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某种信仰，在那一刻被时间停住，留给你去反思。

李陀跟北岛编的这本《七十年代》，有很多人的回忆。1976年9月9日下午，北岛在严丽、芒克这帮艺术家家里正在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的广播。”那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刚刚有过“四五”*，朱德去世了，唐山大地震了，还能够发生什么大事吗？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什么，但谁也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