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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回忆录》葛佩琦
书名：葛佩琦回忆录
ISBN：7300019706
作者：葛佩琦 著
出版社：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社
年份：1994
页数和开本：208页
内容简介：葛佩琦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57年曾被错划为大右派。本书自叙他的革命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
一 我的青少年时代
二 抗日救亡搞学运
三 冒险犯难参加八年抗战
四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五 为争取人民解放继续战斗
六 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七 蒙冤受屈坐监牢
八 一唱雄鸡天下白
九 中央总书记为我雪沉冤
罗竹风：出生入死 艰苦卓绝
附录：
葛佩崎同志的生平
“一二·九”老战士聚会京城深切悼念老战友葛佩琦
前言
我是山东省平度县人，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1930年来到北平，当学徒工，学开汽车。后来半工半读，读了三年中学。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积极支援“七·七”抗战。北平沦陷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抗日前线。曾组织抗日游击队，在豫东、冀南打游击。1938年在抗日前线，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接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搞情报和策反工作。我曾单独策动汉奸部队一个独立团，参与策动汉奸部队三个师反正，他们脱离了日军控制，编入了抗战部队序列。
抗战胜利后，接受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遣，通过地下工作关系，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担任“少将督察”、“东北通讯处处长”。以此为掩护，搞情报工作。我搜集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报给我党。1947年10月，我党在西安、北平、沈阳等地的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我的单线领导人被捕，我的组织关系中断了。
由于历史的“误会”，1957年我被错划为“极右派分子。接着被错捕、错判，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1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英明决策的指引下，承胡耀邦总书记的过问，我的判刑冤案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党籍得到恢复。
我的冤案平反后，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一些有关我的报道，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有些同志、朋友，特别是我家乡的父老，再三催促，要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因此，我写了这本小册子。请读者指教。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1．放牛放猪苦读书
我1911年9月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仁兆镇所属的一个农村 淖泥沟村。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膝下有我们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八口之家，只有三亩半地。我8岁时，开始从塾师赵锡圭老师读书。农忙时节，村塾放假，我就回家帮着干农活。因为我是最小的弟弟，哥哥们不肯让我下地干重活，我就去放牛放猪。我们村西北有一片荒地，村民把它叫做“西北荒”，这是放牛的好地方。我把牛纲绳（拴在牛鼻上的绳子）接上一条长绳子，把绳子的另一头拴上一个铡钉（约30厘米长的铁钉），把铡钉插迸草地里，牛就可以在半径约6米长的圆圈内吃草，而跑不掉。我就坐在河边的树荫下读书。晚秋季节，在刨出地瓜（白薯）的空地里，还遗留有埋在土里的小块地瓜，这是放猪的好地方。我把猪赶到地里，猪用嘴翻土找地瓜吃。我就坐在高坡上，一面了望着猪，一面看书。
当时，平度县只有一所县立高等小学，没有县立中学。有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知务中学及附属小学。我从私塾考入了该校小学六年级。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知务中学停办了。在本县没有中学可升，我就在家干了半年农活。我升学心切，听说距平度县城300多里的黄县城，有一所崇实中学，办得还不错。1929年春节后，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条小竹扁担，让我担着行李和书籍，随着我们村赴黄县当长工的乡亲们，到了黄县，考入了崇实中学。这也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是一位美国牧师，他的中国名字叫蒲其维。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华军队在济南，肆意屠杀我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1930年5月3日，黄县祟实中学学生会要召开全体同学大会，纪念“五·三”惨案。大会秩序单上列着“向国旗三鞠躬”。美国校长说，“向国旗鞠躬”，那是崇拜“偶像”，违背了基督教教义，要求学生会取消这一项。学生们坚决反对。在开会时，全体同学毅然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第二天，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美国教员立即停课，中国老师继续上课。在老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组织起读书维持会，维持学校秩序，保证正常上课。维持到6月中旬，举行了期末考试。名义上宣布放暑假，实际上学校就解散了。
有钱的同学准备转到其他城市上学，我怎么办呢？
2 背起书包上北京
放假之后，我把行李、书籍和那条小竹扁担存放在肖老师家。我徒步走了三天，回到了家。我向父母汇报了黄县崇实中学已经被解散，下学期不能再到黄县上学了；我并说了我想去北京上学的设想。父亲有些犹豫，并说，没有钱。母亲说：要去就去，北京饿不死活人，没钱读书，就找点工作干。我在家住了几天，父亲东借西借，给我凑了15元钱；母亲给我做了一双布鞋和一套粗布白裤褂。我就回到了黄县。在肖老师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担着行李，背着书包，到了龙口。住在一位平度老乡开的中华客栈，等了3天船。那位老乡不但没有要我的栈房钱，还帮助我买了一张便宜的船票。我上了轮船，站在甲板上，看到海阔天高。我想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成语。当我看到轮船乘风破浪前进时，我想一个青年人也应该如此。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船到了天津。
下船后，我随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商人，住到仁和客栈。洗完了脸，吃完了饭，天还不黑，我想出去看看天津市容。我问茶房（服务员）：这是什么地方？我的意思是要问问这是什么街道，以便回来时问路。茶房回答说：这是“法国地。”我很奇怪；这是中国地，为什么说是“法国地”？想了想，我才理解：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法国租界”，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我漫步在天津马路上，看到矗立在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看到飞驰在马路上的电车、汽车，也看到在马路旁要小钱的乞丐。我走到横跨在海河上的“法国桥”（现在叫解放桥），看到一按电钮，桥的两半截可以自动开启，让大的轮船通过。当时，我认为那是了不起的桥梁工程；现在比起我们的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微不足道。我回到客栈，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我枕着行李，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天津东站，坐上火车。火车头吼叫了几声，满载旅客的列车，就朝着北京方向奔驰。从窗口眺望，华北原野一片碧绿。经过3个多小时，火车到了北京。下车后，我有些为难了。无钱住旅馆，无亲友可投，何处是我的栖身之地？我想起了，我哥哥有位老师姓刘，在鼓楼西大街华北工程学校教书。我就担着行李去投奔他。他是一位工程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留我在他那里住。我算在北京落下了脚。
3．半工半读上大学
我对刘工程师说：我来北京的目的是要上学，但是家中贫寒，无钱供我，请您先给我找个工作赚饭吃。他说：你哥哥也来信托过我。过了几天，刘工程师说：要介绍我到海京工厂当学徒，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说：愿意去。这样，我就搬到了海京工厂。这个工厂有翻砂车间、锻工车间、刨工车间、修配车间和汽车房。有两部小汽车和一部大卡车；可以本厂用，也可以出租。我被分配在汽车房工作，每天两顿窝窝头，每月1元零花钱，没有工资。开始跟着贾师傅洗刷汽车零件，学修汽车；尔后跟着司机魏师傅学开汽车。学徒工每天必须干的零活是，清扫汽车房，擦洗汽车，还得给师傅洗工作服等等。
1930年8月，我在黄县崇实中学的几位同班同学来到北京，入了北京祟实中学（现在的北京第21中学）。该校和海京工厂相隔一条胡同。我在工厂下班后，就去找他们玩。他们知道我因为没有钱，不能和他们一块继续上学，对我很表同情。王征寿（现任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同学主动借给我25元钱，够交一个学期的饭费了。我父亲给的15元路费，还剩了8元，够交学费了。刘工程师借给我5元钱买书。这样，9月初北京崇实中学开学时，我也插班入该校初中三年级了。当我要从工厂搬到学校时，我向厂长先生告别，他说：你还可以抽空来学开汽车；学会开汽车，可以赚饭吃。所以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我还是到海京工厂去，跟着魏师傅学开汽车。
第一学期过去了，第二学期的饭费、学费又怎么办？北京祟实中学是一所美国耶稣教会办的学校，原来的校长莱牧师（美国人）办了一个羊奶场，有100多只瑞士羊。每天可以出几百斤奶，这些奶全由学生进行消毒、装瓶分送到用户家。崇实中学的刘教务长，星期天常坐海京工厂的汽车到西山旅游。我是跟车的学徒工，也是他的学生，我常把他从西山买回来的水果，扛着给他送到家；他知道我的经济困难，就介绍我到羊奶场，当了一名送羊奶的工人。
每天早晨4点起床，骑着自行车，带着30多瓶（40多斤）羊奶，分送到北京东单、东交民巷一带的用户家（多数是外国人）。经过路程约40里，6点钟可以返回学校。漱洗之后，到食堂吃早饭，8点钟可以和同学们一同上课。下午4点下了课，再按原路线送一趟羊奶，回来吃了晚饭，不误上晚自习。羊奶场负责给我交学费（每学期初中8元、高中10元），每月发给我工资3元。第一学期我的各门功课的总平均分，在初中全体同学中列第二名，学校发给我8元奖学金。加上我半年的工资18元，就够了一个学期的饭费。第二学期的学费、饭费解决了，我又安心读书了。开学不久，在日本勤工俭学的我的三哥葛畔珍奇给我日币5元，折合银元10元，够买书和零用了。我就这样半工半读，上完了高中二年级。
由于我必须每天给用户送羊奶，所以寒暑假我也不能回家（也没有路费回家）。寒暑假留在学校，每天除了送两趟羊奶之外，我就抓紧时间读书。我用了二年的时间，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33年暑假，我从高中二年级，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接受了一位山东同乡王晓清先生的聘请，到他家当家庭教师。在他家住宿、吃饭。他家离北京大学约3里地，我每天8点以前，徒步到北京大学上课；中午在北大附近的小饭馆，吃碗面条或炒饼，下午4点下课后，回到王同乡的家，给他的两个儿子辅导功课。晚饭后，我和学生一块在书房里读书或做作业。王同乡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当过北京房山县县长和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他交游颇广，为人义气好客。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来他家吃饭、打牌（打麻将）。为了尊重老师，也是为了摆阔气。王同乡总是请我到上房陪客吃饭、打牌。我是只陪客吃饭，不陪客打牌，所以我至今不会打牌。为了节省时间，后来我请做饭的师傅，给我把饭送到书房吃，就不再到上房陪客了。
北大物理系的课程很紧。王同乡的全家，对我虽然都很好，很客气，但我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所以到大学二年级，我就告辞了王同乡，搬到了北大西斋宿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人介绍，我到一所中学兼教数学课，每星期上课6小时，每小时6角钱，可以维持生活。我到大学四年级，有一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在北京朝阳门外，办了一所祟贞女中，请我去担任理化课教师，每月薪金36元，我的生活献比较富裕了。以上是我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经过。
二、 抗日救亡搞学运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2．“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6．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7．“三·三一”抬棺游行
8．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9．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11．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12．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13．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二”示威游行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我考进北大之初，专心读书，很少过问政治。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政治空气很浓厚。课余饭后，同学们谈起活来，大部分是谈政治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等等问题。我在中学读书时，接触过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读过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对政治也有点兴趣。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对时事政治也关心起来了。
1931年“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调集50万军队到江西“剿共”。其结果是：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定“塘沽协定”，从冀东、察东撤出中国军队。于1935年6月，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从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并且取消国民党在该两省、两市的省党部、市党部。当时，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体的行动是：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至此我认识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靠拢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梅协定》签定之后，日本便大举增兵华北，并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并要求在冀察平津成立“防共自治”机构。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大小汉奸蠢蠢欲动。先后发生了香河事件，天津事件。1935年11月24日，在北京以东40里的通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当时，日本军用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低飞侦察；日本浪人到处横行霸道，奸污妇女，贩毒品。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我深切意识到：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
2 “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北平学生纷纷南下请愿或示威，激起全国学生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北平的绝大多数大学、中学都建立起进步的有朝气的学生会，成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3年，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将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大批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被捕、被杀；各校学生会几乎都被破坏了。
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彭涛同志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秘密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学联的发动下，北平许多大、中学校开始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
国民党为顺就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筹备组织冀察“自治”机构。1935年11月，南京政府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住在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他与日本方面进行了秘密会谈，决定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总揽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军政大权的机构。由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有些委员是老牌亲日派。消息传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由北平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游行示威。得到通知的各校学生，于12月8日深夜，作好了游行准备。
12月9日凌晨，北风凛例，寒气逼人。各校学生，冒着严寒出动了。在北平城西北约30里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8点钟就到达了北平西直门。但城门紧闭，铁门加锁。城上城下，布满了国民党的武装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学生要求开城门。军警说：没有上级命令，谁来也不能开门。城外的学生队伍，转到阜城门、西便门，铁门都已上锁。学生们气愤填膺，斗志昂扬，就在城外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他们从早到晚，斗争一天，滴水未进，忍饥受寒，直到暮色苍茫，才徒步返校。
地处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学生，天还不亮，就集合编队，准备到西直门迎接城外的学生队伍，共同游行。当他们得知西直门早已关闭，城外的学生队伍进不来城，便群情激昂，怒不可遏。他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阻拦，高举校旗，单独出发了。同学们肩膀挨着肩膀，手臂挽着手臂，迈着健壮的步伐，走上街头。沿北沟沿（现在的赵登禹路）南进，转到西四牌楼以西，遭到军警堵截，展开激烈搏斗。学生们冲破军警的包围，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队伍汇合，经府右街，奔向新华门。
地处西城的中国大学（现在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所在地）的大门，天还不亮，就被军警层层包围了。学生们越墙而出，集合前进，沿途给被阻拦在校内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解了围。大家共同游行，经过西单，进到新华门。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南门，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听说学生们要来请愿，便大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戒备森严，杀气腾腾。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越来越多。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女附中、市立女一中、东北中山中学、艺文中学等校的学生，都先后到达了。到上午10点多钟，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约有二干人。看到新华门外气势汹汹的国民党武装军队，学生们更为气愤，大家挥动着旗帜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I”
“反对华北自治！”
“收复东北失地！”
“武装保卫华北！”
学生们在新华门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六项请愿要求：
（一）反对成立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
（二）反对中日间的一切秘密外交，立即公布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大会推出12人，作为前往居仁堂找何应钦请愿的代表，但是新华门紧闭，学生代表进不去。学生们的斗争情绪，越来越激昂。坚持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被迫出来接见。代表们强烈要求何应钦出来与学生见面，并义正词产地宣读了六项请愿要求，还要求侯成下令军警打开西直门，让城外的学生进城，参加请愿游行。侯成战战兢兢的答复说：何代表不在城内（他听说学生要游行，跑到小汤山洗澡去了），诸位提出的要求，兄弟可代为转达。关于下令开放西直门的问题，他推诿说，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加以拒绝。他并说，据他所知“并无秘密外交和任何秘密协定”，“中国现在除剿共外并无内战”。他要求学生们“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读书救国”，·…¨。侯成的回答，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
请愿不成，各校代表立即作出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拟定的游行计划是，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新街口转赴西直门，接迎城外的学生队伍入城，共同游行，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并决定由东北大学的宋黎同学担任游行总指挥。当他宣布：示威游行开始！大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大踏步地前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应，声震云霄，气壮山河。
示威游行队伍沿西长安街西迸，到达西单牌楼附近时，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上来，挥动木棍、皮鞭、枪柄，向学生劈面乱打。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经过英勇斗争，学生冲了过去。游行队伍转到西单北大街北进，突破西四牌楼军警的封锁线，继续北进时。交通员传来信息说：西直门附近布满了武装军警和宪兵，架起了机关枪，要以武力驱散前去的学生。要打开西直门，已不可能。于是总指挥部决定：改道东行，奔赴沙滩、王府井……。以便宣传群众扩大影响。队伍经过定阜大街时，辅仁大学的100多名学生参加进来。大队经过地安门时，又有河北高中、孔德中学、中法大学、精业中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事先未得到游行通知，当游行队伍到达沙滩（现在的五四大街）时，我们北大的同学立即鸣钟集合，同学们从课堂、实验室、图书馆汇集到红楼前，举着临时用床单赶制的“北京大学”的横幅，加入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队伍己超过三千人。
王府井大街与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一路之隔。反动当局以为学生队伍要到东交民巷，冲击日本大使馆；就调集了大批武装军警和消防汽车，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布置了一条封锁线。学生代表前往交涉，军警头目握着手枪说：“不准通过，谁敢往前冲，就开枪。”学生们继续前进。军警用高压水龙向学生冲射。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水冲在学生身上，顿时冻成冰。身上地上冰渣哗啦哗啦地响，学生们仍然斗志昂扬地向前冲，冲上去抢夺水龙。武装军警挥舞着皮鞭、棍棒、大刀、枪柄向学生打来、砍来。学生们进行了英勇抵抗。有的学生被军警抓了去；同学们又冲上去夺回来。有些学生受了伤，血流到马路上，霎时间冻成晶莹的血花。但他们还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学生与军警搏斗半个多小时，游行队伍被打散；一些学生被捕，30多名学生受伤。
时近黄昏，学生们战斗了一天，滴水未进。为了保存实力，以备再战，总指挥部下令，“同学们，快到北京大学第三院集合？”（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大街，距王府井大街很近）集合后，指挥部传达了北平市学联的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并再接再厉，准备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们热烈鼓掌并高喊抗日口号，然后分别返校。
历史上把这次运动叫做“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下面谈谈“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这里说的“一二·九”运动时期，是指从1935年12月9日至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这一段时间。
1933年以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平大多数学校的学生会，遭到反动派的破坏。1935年11月下旬，北大同学刘松云（又名刘江陵，地下党员）对我说：北平学联正在发动各校学生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们北大同学也应行动起来。“我就参加了筹组北大学生会的活动。12月初我签名发起组织北大学生会。12月6日我参加了在北大红楼召开的学生会筹备会。会上讨论了学生会的组织章程，决定了各班选举代表的办法。推选了筹备委员13人（每系一人），负责印发选票，在文、理、法三院分别设置投票箱，限12月9日中午投票截止，下午当众开票。
12月9日下午，由于同学们参加了示威游行，未能12月9日夜间，北大的地下党支部、团支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彻夜开会，研究如何组织学生会和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月10日上午在红楼召开班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学生会组织章程，选举了学生会负责人，我当选为执行委员。班代表大会决定：自即日起，实行全校总罢课；并决定下午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大会。
午后二时，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在新四斋院内召开。首先宣布，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 这是”＿二·九“运动时期成立的第一届北大学生会。全体大会通过下列决议：（一）以大会名义发表北大学生罢课宣言；（二）以学生会名义派代表参加北平市学联；（三）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会选出朱仲龙（朱穆之）、韩天石等三人为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副主席）。10日晚上，在北大二院召开了学生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讨论执行全体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措施。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1935年12月14日，北平报纸报道：“冀察政务委员会定于12月16日成立。”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立即决定：在12月16日这一天，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确定了游行计划和路线，分别通知各校学生会。北京大学学生会15日晚上接到学联通知时，正在开第二次班代表大会。大会热烈通过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决议，并讨论了有关示威游行的各项问题，延续到夜11点才散会。执行委员会紧接着就组织同学做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赶制了许多宣传品，成立了临时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我在交通队工作，负责各游行队伍之间的联络和通信。北京大学的男女同学，以宿舍为单位分编为五个队。
12月16日凌晨，北大的各学生宿舍都被国民党的武装军警包围了。我住在西斋（第一宿舍），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排，与手持武器的军警对峙在西斋的大门口。当我带着西斋队伍向外冲时，我和举大旗的两位同学就被逮捕了。十几个侦缉队员用手枪对着我们，拳打脚踢，把我们三人押到银闸胡同内六区警察署，拴在木柱上。银闸胡同离北京大学所在的沙滩（现在叫五四大街）很近。当我听到从沙滩传来的口号声、歌唱声，我估计是北大同学的游行队伍冲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
上午10点多钟，开始“过堂”（审讯）。审讯室的光线很暗，当中放着一张审案桌，两旁有四个站班的警察，桌子北面坐着一个留着八字胡的警官。他气势汹汹地间我：“你们这些受共产党蛊惑的学生，闹腾什么？讲，你们游行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你们还要造反吗？”
我气愤地回答说：“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那个审讯的警官威吓说：“不要胡说，谁是汉奸卖国贼？敦睦邻邦，谋求和平，是党国的大政方针，你竟敢在公堂上发表抗日言论，实应罪上加罪。”我愤怒地说：“镇压抗日救亡运动者就是汉奸，以国土睦邻者就是卖国贼。我们抗日有理，爱国无罪，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那个警官的八字胡直哆嗦，脸部气白了，恶狠狠地说：“你胡说啥！给我跪下来。”
我忿忿地说：“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那个审讯的警官大肆咆哮：“把他拉下去，给他带上手铸，送市警察局。”
当天下午，我们被押送到北平警察局，警车直接开进大门。下车后，几个警察围拢上来，点了名，下了手铐，搜查了全身。把钢笔、钥匙、钞票等物都收去了；把我们押进了监房。这是三间阴暗潮湿的旧式监房，屋内两边有两铺大炕，当中放着一只尿桶。炕上没有被褥，学生睡在破席上。每天两顿饭，每顿两个小窝窝头，一块咸菜。夜间北风怒吼，饥寒交迫，睡不着，我们就齐唱救亡歌曲。被捕的学生来自不同学校，素不相识，但却亲如手足，团结一致，对敌斗争。监房里，除我们被捕的学生之外，还有几位“老政治犯”。他们看到我们被捕的学生就急切地打听学生运动的情况和社会上的政治形势。我们做了简单介绍之后，他们高兴地说：“革命自有后来人，捉是捉不尽的，杀是杀不绝的！”他们还秘密地告诉我们：监房里有一个假“政治犯”，是当局派进来的特务，要我们少和那个人接触。我们被送到市警察局之后，一次也没有“过堂”。
12月20日开始，关押在监房里的各校学生，相继被保释。我们北大在“一二·一六”被逮捕的同学共五人，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校。通过这次被捕坐牢，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就必须靠拢中国共产党。
“一二·一六”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但参加的人数更多，斗争更加激烈。在天桥召开了有学生和市民约两万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出现了学生与军警抢夺水龙，学生们以血肉之躯撞开了西便门的铁门、学生与军警多次展开流血斗争激烈场面。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吓得冀察当局惊慌失措，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在我党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天津、济南、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开封、太原、成都等城市的爱国学生，纷纷起而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的爆发。我们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七·七”事变之后，绝大多数投入了抗日战争。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国民党为了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两套办法：一是由南京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地大、专学校，让学生选举代表，由校长带领，于1936年1月中旬赴南京“聆训”；二是命令各地大、中学校提前放寒假。为了对付国民党的这两套办法，北大学生会通过两项决议：第一，坚决拒绝选派赴南京“聆训”的代表；第二，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平津学联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团，参加的有平津学生500多人。1936年1月初，一、二、三团由北平出发，四团由天津出发，边行军边宣传。1月8日，四路大军会师于河北省固安县城，进行了四天抗日救亡大宣传。总指挥部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整顿了组织（第四团编入第一团），决定了今后的宣传计划。各团分路出发，继续扩大宣传。这些来自北平，天津的男女学生，冒严寒、走农村、忍饥挨饿，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撒在华北的大地上！唤醒了工农，锻炼了自己。这就是当年平津学生的社会实践。
在那种抗日犯法、爱国有罪的年代，平津学生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也遭到国民党军警尾追、堵截。第二团在河北省辛立庄被军警打散；第三团在河北省高碑店，遭到军警包围，被迫返回北平。只有北大同学所在的第一团（包括天津的一些同学），运用昼伏夜行的战术，甩掉了尾追的军警，完成宣传任务，到达了指挥部指定的地点 保定。在此宣传了两天，接到北平学联的通知，于1月24日（农历除夕）返回北平。我代表北大学生会接待了他们，并和留在北平的天津宣传团员共进了除夕晚餐。
我和北大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留在后方，负责支援南下扩大宣传团。主要任务是：（1）募集捐款，送到前方，解决宣传团的吃饭问题；（2）将宣传团在农村的活动情况，及时传达给留校同学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影响；（3）将北大以及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情况，特别是反复课斗争的情况，及时传达给南下宣传的同学，以鼓舞士气。我们留在后方的几个负责人，胜利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6 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我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的。现将成立经过简述如下：
1936年1月13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三团到达河北省高碑店，被国民党的警察和便衣包围在一个小店里，强迫解散时，全体团员夜间在小店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大家慷概激昂，气愤填膺，一致表示：要继续团结在一起，为抗日救亡奋斗到底！并要求成立一个组织，把这支抗日力量保存下来。经过热烈讨论，第三团团长蒋南翔同志建议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全体团员热烈通过。第三团回到北平后，成立了这个组织。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第一团和第二团的部分团员，于1月21日到达保定。做了两天宣传工作；1月23日，河北省政府便不准他们出门，宣传工作无法进行。旋即接到北平学联要他们回北平的通知。当天晚上，在他们所住的保定大同中学，召开了回北平之前的最后一次团员大会。团员们表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的力量要保存下来，就必须成立一个先进的抗日组织。团员们为这个组织提出了许多名称。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把它叫做“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推举韩天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于1936年2月又日，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全体团员大会，经我党地下组织的同意。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正式宣布成立。我当即参加了“民先队”，进一步靠拢了共产党。
7 “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市当局就掀起了镇压学生的恶浪，许多学校的爱国学生，被逮捕或开除。设立在北平市地安门外的河北省立第17中学（简称河北高中）当局，强行改组学生会，并开除了参加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康世恩等10人。把他们的行李扔到大门外，强迫他们离校。在校学生要求校长收回成命，遭到拒绝。高二、高三班的同学60人，激于义愤，和被开除的同学一起离开学校，流落街头，无处可去。傍晚，投宿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学生宿舍。我们北大同学给予这些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战友以深切的同情。我和其他两位执行委员代表北大学生会，予以热情的慰问。住三院宿舍的北大同学，主动腾出铺位，让他们住宿。
按照北平学联的布置，各学校的学生代表300多人，于2月13日，护送河北高中被逐出的学生返校。该校闭门不纳，无人接待。学生们越墙而入，遂与该校部分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不久，前来的外校学生即离去。早已闻风躲出校外的该校校长，于下午6时，伙同军警返回学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逮捕，五花大绑，押送监狱。郭清是一位普通的爱国学生，反动派却把他当成学生运动中的领导人物，是“大闹”河北高中的“主谋者”。于是对他严刑逼供，残酷折磨。但并没有从郭清口中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3月9日，爱国学生郭清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噩耗传来，各校学生悲愤异常，纷纷要求北平学联，对郭清之死要有所行动。学联党团决定：3月31日上午9时，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30日夜间，北大学生会接到学联的该项通知，我和其他几位执行委员连夜把开追悼会的消息，秘密通知了一些进步同学。
3月31日早晨，一位外校学生，用大汽车，从棺材铺运来一口空棺材，摆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上午8时，我来到大礼堂，看到棺材前脸挂着速描的郭清像，棺材周围摆放着各校学生送来的很多挽联和花圈。有些参加追悼会的学生，以为棺材里果真装硷着郭清烈士的尸体，顿时悲从中来！特别是有些女同学，泣不成声！
上午9时左有，集合到北大三院大礼堂的各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正准备开始进行追悼会。北大校长蒋梦麟来到会场，严厉训斥学生，勒令停止开会。学生们置之不理。他把在场的北大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大会主持人之一的韩天石同学，叫到校长办公室。一定要他解散追悼会；不解散，就要处分他。当时，北大的各院院长胡适等人，都在校长办公室；
韩天石同学回到会场，汇报了情况。学联党团研究决定：追悼会继续进行。这时，北平市当局已派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的大门。守在门内的学生纠察队，严阵以待。上午11时，追悼大会开始。主席致词之后，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发言，慷慨激昂，悲愤异常。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道：我们连开追悼会的自由都没有了。大门已被封锁，军警要逮捕我们，怎么办？有人提议“抬棺游行”。大多数学生赞同。但大门已经出不去了。学生们就把北大三院与孔德中学之间的隔墙拆开一个豁口，将棺材抬出，经孔德中学的大门走上街头，开始了抬棺游行。游行队伍经东华门大街转到北池子大街，正在步伐整齐地前进时，被军警的摩托车队追上。他们向游行队伍横冲直撞，乱打滥捕。学生们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结果，有些学生被打伤，有50多名学生被逮捕，押上警车，关进陆军监狱。在被捕的学生中，有北大的男同学5人、女同学4人。
31日下午，北京大学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张宣布：“本届学生会着即停止一切活动”。另一张宣布：“查本校学生巫省三、吴沛苍、韩天石、叶纪霖因人，破坏秩序，危害全校安宁，应即开除学籍。”
8 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面对现实，我们北大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和全体同学开展了要求恢复学生会、反对开除爱国同学、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
4月1日上午，北大学生会发表声明：“学生会是由全体同学推选代表组织而成，学校当局不能任意摧残。”在未经全体同学决议停止本会活动之前，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和要求学校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
4月1日下午，学生会派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去见校长蒋梦麟，要求恢复学生会的活动，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保释被捕同学。蒋校长余怒未息，气冲冲地说：把棺材抬进北大，是侮辱我蒋梦麟；你们学生会不经我批准，就召集外校学生来北大开会，是超越职权；“成命断难收回，学生会不能恢复。”蒋并表示：对被捕学生，“不能再予庇护。”从此之后，蒋校长拒绝接见学生会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