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学生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蒋梦麟的态度顽固，而放弃对被捕同学的营救和对被开除同学的支援。我们采取下述方式开展工作：（一）发动被开除和被捕同学所在的班、系接二连三地去找蒋梦麟请愿，要求他保释被捕同学和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访问同情学生运动的社会知名人士，请他们对有关军政当局，晓之以爱国大义，劝他们早日释放被捕学生；（三）联络被捕同学的朋友、同班同学、同乡到陆军监狱探监，送衣物，去的人数次数越多，越能给反动当局以精神压力。
采取上述方式，对营救被捕同学，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从4月2日到4日每天都有各班学生代表多人、多次去找蒋梦麟请愿；4月3日上午11点，有34个班的学生代表66人及女同学代表6人，一同去向蒋梦麟请愿，一直谈到下午两点，还不让他回家。他为摆脱困境，最后说，我因今天接见同学次数太多，精神疲倦，埃改日再谈。代表们才退出他的办公室。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和“疲劳轰炸”，终于使蒋校长改变了他拒绝保释被捕同学的态度。
他说：“关于保释被捕同学事，本人已再三声明，决不帮忙；兹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帮助。”这样，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就得到了开展。从4月13日至5月13日，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9人，相继被保释出狱。由于各方面的努力营救，其他学校被捕的男女学生，也先后得到释放。
“三·三一”抬棺游行，学生们虽然遭受了一点挫折；但针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的险恶环境，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显示了中国青年的骨气。自从1936年2月，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来，反动派对平津以至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批爱国学生被逮捕、关押或屠杀！“三·三一”抬棺游行，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显示了中国青年是吓不倒的，是有骨气的，是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
9 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由于“三·三一”抬棺游行，北大学生会虽然被学校当局命令“停止一切活动”；但实际上，学生会的原组织依然存在，一天也没有停止活动。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原学生会的组织机构，仍然是北大抗日救亡的领导机构。
1936年夏天，华北局势急剧恶化。5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防共自治协定”。在此时期，日本将“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该部实际上是日军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指挥部。为了加紧侵略中国，日本大举向华北增兵。自1936年5月中旬至5月底，由日本运到天津的侵略军，就有七千多人。装备有大炮、坦克等各种轻重武器，耀武扬威地经过天津繁华区，开进日本兵营。
日本侵略军把被迫为他们扩建兵营、修筑军事工程的大批中国工人，秘密处死，将尸体抛人天津海河。我亲眼看到天津海河上有不少浮尸。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种残暴行动，激怒了天津爱国学生。5月28日，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海河浮尸，天津市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彻查海河浮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表达了中国青年抗日救亡的决心。
北京大学的同学为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纷纷要求原学生会执委会要有所表示。执委会遂即于5月31日（星期日）上午，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决定：（一）自6月1日起停课三天；（二）发表宣言，支援天津学生的示威运动；（三）自动恢复学生会，并向学校当局备案。由于北大当局拒绝备案。原学生会遂于6月1日上午在三院大礼堂，再次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恢复学生会的问题。刚刚宣布开会，北平市当局突然派来警察、宪兵多人，进入会场，制止开会。他们说：原学生会己被学校当局下令“停止一切活动”，无权再召开大会。学生正在与警察、宪兵交涉，北大教务长和秘书长赶到会场；劝说学生停止开会。学生乃退出礼堂，撤到三院大操场，开座谈会。讨论决定：（一）将北大学生会改名为“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二）由原学生会执行委员负责印制选票，分发给全体同学，选举救国委员会委员，名额为21人；（三）限6月2日上午9点当众开票。
我们原学生会执行委员分组负责，按大会决议进行工作，于6月2日下午3时，当众开票选出救国委员会委员21人。我是当选的委员之一。原学生会执行委员会，遂将学生会的全部工作和文件，移交给救国委员会。这届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虽然始终未得到北大当局的批准备案，但在民先队的大力支持和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下，仍然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并且参加了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于6月13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游行。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接到通知后，我和其他委员立即发动北大同学，响应学联号召，积极参加游行。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学生没有和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从《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采取了敌对态度。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对待学生的办法是：狠打，不杀；捉而不判。所以在”三·三一“事件中，造成很多学生受伤，50多名学生被捕。
1936年4月初，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他指示学生们：要把宋哲元看做统战对象，要对他进行统战工作。于是在”六·一三“游行中，学生们改变了游行方式和所喊的口号。在游行方式上，采取了打游击战的方式，迂回前进。运用”头掉尾，尾掉头“的战术。当游行队伍遇到军警阻拦时，就来个向后转，以后尾部队带头，绕道前进。再遇到军警阻拦时，再来个后转；原来的先头部队，就又是在前头了。如果游行队伍的两头都遭到军警的拦截，队伍就约定集合地点，化整为零，分散前进，到达约定地点集合。在口号方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军警听到这些口号，也不追打学生了。所以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学生和军警未发生正面冲突。采取迂回战术，经过七散七聚，躲开军警的拦截，各路游行大军，终于会师于鼓楼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会后，各校学生按地区分路游行。东城区各校学生队伍以北大校旗为导，游行到朝阳门内，分别回校。这次示威游行的胜利，显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
11．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l6日，日本驱使大批匪军和伪军向绥远进攻。傅作义将军指挥绥远守土将士，奋勇抵抗，绥远抗战爆发。为给绥远抗战将士以物质支援和精神鼓励，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特发起募捐运动。我们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遂即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展开了募捐工作。并要求学校当局停止学生宿舍和教室的取暖煤火三天，各位同学自动节食一餐；以所节省之煤火费和节食款，捐助绥远抗战将士。全校教职员，也各自捐薪一日，作为劳军之用。为扩大校外募捐，我们北大募捐委员会，商请学校当局同意，于11月20日下午停课半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讨论援绥募捐问题。在召开的师生大会上通过决议，U月21日学校停课一天，到校外募捐。
北大全体师生，按照募捐委员会的布置，于11月21日早晨分队出发，到北平市各繁华地区募捐。我带领的一队，到北京东四至朝阳门地区募捐；这个地区有一些山东老乡开设的商店，他们都踊跃捐献。截止到11月23日，总计北大学生停火三日所节省的煤火费、节食一餐所省的饭费以及校内外募捐，共得款1000多元。全部送交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募捐委员会，购买了钢盔、皮衣等，送往绥远前线。北大教职员捐薪一日所得之款1300多元，全部用于购买药品。连同北大女同学们亲手缝制的一批绒裤、绒手套，由北大师生劳军代表团，带往绥远。
1936年11月25日，绥远抗战将士收复百灵庙，取得绥远抗战的伟大胜利！捷报传来，北平学生极为兴奋。
12月4日，北平学生援绥募捐委员会收到傅作义将军来电，全文如下：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募捐委员会公鉴：来电敬悉。此次绥东告警，举国关怀，乃荷勋勉有加，予以募捐援助。三军闻命，益壮声威。自当更为激策，奋勇杀敌，庶效忠党国，亦仰副我爱国同仁之殷望耳。特先电谢，惟希荃察。傅作义敬叩。
12．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一二·九”运动时成立的北大学生会，因“三·三一”抬棺游行，被北大当局勒令“停止一切活动”。1936年6月1日，经全体同学大会议决成立的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始终未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合法的学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1936年秋季开学后，原学生会执委会推出的代表刘玉柱、葛佩琦和各系推出的代表，曾多次与北大当局交涉关于组织北大学生会的问题。当局一直拖延到11月底，才有条件地答应筹组学生会。条件是：必须按照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的“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进行组织。否则，学校不予立案。因此，这届学生会完全是按“法定程序”组织的。
各班选出代表二人，组成学生自治金筹备委员会。1936年12月4日，在二院礼堂召开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讨论决定：（一）由刘玉柱、葛佩琦、袁宝华、陈忠经、王德昭、何佶（吕荧）、周文老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学生自治会章程；（二）该起草委员士人即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三）成立学生自治金筹备处。
l2月11日上午8时，在三院大礼堂，由北大学生自治金筹备委员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正式宣布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
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规定：五人自由结合可选代表一个的办法，各班分别选出班代表。于12月11日晚在二院大教室，举行北大学生自治会第一次班代表大会。在北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选举学生会主席、副主席、执行委员。结果选出：陈忠经为学生会主席、葛佩琦为副主席，刘玉柱、袁宝华、陆平、胡昭衡、顾大椿等17人为执行委员。
13．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二”示威游行
为了庆祝绥远抗战胜利，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平全市的游行队伍共分为三路，东城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合编为第一路，由北京大学领队。北大学生会接到通知后，立即发动同学们参加游行。为避免游行队伍一出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这次我们采取了分散出发，到约定地点集合的战术。
12月12日早晨，天还不亮，各校门口就布满了武装军警，准备把学生队伍堵在校内，不准外出。但直到太阳高升，军警也没有发现学生队伍的踪影。8点钟左右，那些在马路边、小胡同里，溜溜达达的学生，一声号令，就集合成游行大军。高呼口号，齐声歌唱，使得军警博然不知所措。三路大军在东皇城根会师后，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路通宋哲元坐在小汽车里，学生就把汽车包围了，要求宋哲元出来接见。宋迟疑不答。学生们高呼，“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冀察！”并把一些传单递给宋哲元看。最后，宋哲元答应：下午在景山公园接见学生。
放走了宋哲元的小汽车，大队继续游行。中午12点多钟，各路游行队伍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大操场集合。正在召开大会，忽然接到北平市内六区警察署（在北大附近）传来的通知：下午宋哲元在景山公园接见学生并发表讲话。游行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整队前往。
下午1点多钟，我们北大的游行队伍首先进入景山公园，其他各游行队伍相继到达。共到学生约五干多人。北平市当局派人送来包子、开水；但学生们没有吃，也没有喝。下午两点多钟，大批武装军队开进景山公园，沿红墙内侧布岗。学生们有些惊疑，要向外冲。指挥部的同志高喊：镇静！镇静！是凶，是吉？有些人仍在猜疑。直到下午5点左右，北平市长秦德纯才来到会场。他说：宋委员长到西山开会去了，他代表宋委员长和同学们见面。他发表了简单的讲话，表示愿意抗日，但要大家不要对外声张。大会主席团提出几项关于抗日救亡的要求，秦德纯一一答应。其中有一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秦说：今天就办。全体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宋军长抗日！”“拥护29军抗日！”等口号。大会结束。
当学生队伍步伐整齐、气势雄壮，走出景山大门时，站岗的士兵向学生敬礼！学生们高呼，“拥护29军保卫冀察！”这时，天色已黑，各队学生在返校途中，仍然高呼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抒发胜利愉快的心情！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937年6月中旬，我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山东省教育厅介绍我到省立第五中学（当时该校设在临沂县）教物理，但我不想离开北平。当时想得最多的，是前途问题。我有两种打算：如果抗日战争爆发，我就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战；如果中日暂时打不起来，听说到秋天，清华大学要召考公费留美学生，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至于职业问题，我并不发愁，在北平有关中学，找几个钟点课教一教，就可以吃饭。
从1937年6月28日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院校学生，在西山大觉寺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实行军事编组。北大同学杨雨民任司令、宋尔纯（宋应）任政治部主任、孙兴诗（孙思白）任第二大队长……。夏令营的课目：除学术讨论、名人讲演、时事政治以及各种游艺外，还请了红军老干部袁也烈同志讲游击战。当时，我在城内某中学兼课，不能用全部时间参加夏令营。为了学习游击战知识，我专程到夏令营，听袁也烈同志讲课，从而学到一点游击战常识，例如：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打游击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游击战的16字令是“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引诱和迷惑敌人的方法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根据我在夏令营学到的这点游击战常识。在抗战时期，我也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
l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在北京西南15公里）。守桥的29军，予以英勇还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炮，抗日战争爆发。
北大同学听到炮声，精神振奋纷纷表示：誓作29军保卫北平的后盾。7月8日，北大学生会组织了几个慰劳队，分赴卢沟桥和城内伤兵医院，慰劳伤员。我带着一个慰劳队，到了东直门内陆军总医院。伤员们有的头上裹着纱布，有的腿上打着石膏；他们不顾伤痛，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战斗情况；并表示：争取早日伤愈，重回前线。学生和伤员亲切握手，互相鼓励！
7月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组成了战地联合救护队，到战地救护伤兵，我也参加了。抬进城内的伤兵，无处收容。在民先队的支持下，我们把北京大学第三院改为伤兵医院。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医药，一切全靠自力更生。
我去见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他表示大力支持。他说：学校的东西，医院都可以借用；炊事用煤、水费、电费，由学校负担。北大同学们把宿舍的床铺，抬到三院大礼堂，布置起一个简易病房。经人介绍，我到北平灯市口公理会，找到一位王大夫；他帮助我们募集到一批药品和米面；我们请他担任医务主任。我担任总务主任，执行院长职务。宋应同学担任担架队长，负责收容伤兵。医学院的同学负责医务工作，女一中等校的同学负责护理工作，北大同学负责后勤工作。这样，伤兵医院就成立了，开始收容伤兵。我们收容的伤兵，绝大多数是29军的抗日战士；少数是原驻通州的冀东保安队，张庆余部反正时，被日军打伤的保安队员。北大同学刘江陵、朱穆之、宋尔廉、汪洪文、白文治、孙思白、徐世纶等，都积极参加了抢救伤兵的工作。
7月28日凌晨，日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向29军南苑兵营发起猛烈进攻，炮声隆隆，黑烟滚滚，战斗异常激烈。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28日夜间，29军撤退，北平沦陷！
日军尚未进城，我们继续抢救伤兵。8月5日，听说日军要进北平城，我们把伤兵转移到安全地区。8月7日，平津铁路恢复通车，我和刘江陵、朱穆之等几位老战友，登上火车。我们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别北平：可爱的北平，愿你无恙，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三 冒险犯难参加八年抗战
1．脱离日寇控制辗转到了南京
2．我参加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3．为反对国民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我们被逮捕
4．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概况
5．我党在战训班中领导的斗争
6．奔赴抗日战场
7．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8．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9．深入日本统治区策动汉奸部队反正
10．为抗战救灾查勘黄泛区
11．为争取抗战胜利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
1．脱离日寇控制辗转到了南京
我们告别北平的目的，是要脱离日寇统治区，奔赴抗日战场。到了天津，日军正在集中兵力，沿津浦铁路南犯。天津到济南的火车不通。我们便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准备赴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船长（英国人）怕冒风险，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坚决反对。船上坐了500多名北平学生，大家选出刘江陵、何礼、谢云晖、葛佩琦、袁汝镛等同学，组成指挥部，与船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我们向船长提出警告：如果你一定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就先把你扔到海里去。因为船再开回天津，我们这批中国学生，就可能遭到日本人杀害。最后船长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到烟台下船后，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总算脱离了日寇的控制。这时，同学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赶快投入新的战斗。
我们从烟台坐小火轮，到了虎头崖。下船后，同学们背着行李，步行20多里，到达山东掖县的沙河镇。此处离我的家乡平度县，近在咫尺。有的同学劝我回家看看。我说，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抗日如治洪水，我怎么能一过家门就回家。
我们男女同学约300人，在沙河镇住了三天，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向群众讲了卢沟桥抗日的情况，教儿童唱救亡歌曲，到处可以听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我们的食宿全由沙河镇商会供应，临走时，我和何礼到商会辞行，并要付给他们饭钱。那位商会会长说：“工农兵学商都是一家人，你们为抗日救亡路过此地，我们理应招待，不能收钱。”我们从沙河镇坐上驻济南部队向烟台运兵的回程汽车，到了潍县，转乘火车到了济南。
这时，济南已经汇集了大批平津学生。根据党的指示，民先队领导同志在济南开了一个会，研究决定：一部分同学北上到太原，支援山西的抗战工作；适合于留在山东工作的同学，就留在山东；另一部分同学南下到南京，开展南方的抗日救亡工作，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全面抗战。我和一批老战友到了南京。
2．我参加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我们到达南京之前，已有一部份平津学生流亡到南京，并于8月中旬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以下简称平津同学会）”。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到达南京后，平津同学会进行了改选。当选为执行委员的有：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刘玉柱、葛佩琦、谢云晖、吴承明、赵启海等同学。执行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当时国共合作虽然已经成立，但国民党仍然坚持片面抗战，不敢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平津同学会派何礼、吴承明和葛佩琦为代表，带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往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沧、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
蒋、汪两派都想争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为他们所用；但谁也不同意分配我们上前线工作。经过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安排了食宿，女生住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学，男生住在市第二和第八中学。对于愿意回家或复学的流亡学生，教育部发给车船票和两元零花钱。汪精卫的妻子送给同学会背心、裤衩、牙刷、牙缸、毛巾、洗脸盆各500件。我们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伤兵医院，慰劳了伤兵。
在这里我来谈谈往访汪精卫的情况。汪精卫住在南京孝陵卫。离他的住宅约半里地，设置了第一条警卫线；他的大门口，警卫森严。我和何礼、吴承明三人，第一次往访汪精卫，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就被哨兵挡住了。我们拿出平津同学会的证明信，说明我们是从北平来的学生。哨兵以警惕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说：不准通过，没有党政机关的证明文件，谁也不能通过。我们扫兴而归。第二天，我们三个换上西服，坐上一辆租来的汽车，再次往访汪精卫。汽车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哨兵不但未盘问，反而订了一个“立正”，我们就通过了。汽车到了汪精卫的大门口，卫兵很有礼貌地把我们领到接待室。
我们向接待人员说明来意。接待人员说：汪主席已经“公出”。我们把平津同学会写给汪精卫的信和《上政府意见书》交给接待人员。他说：一定呈给汪主席。时过数日，平津同学会接到汪精卫的复信，大意如下：
平津同学会公鉴：暴敌肆虐，平津沦陷，大好山河横造蹂躏（以上是原文）。诸位同学，爱国心切，辗转来京，请缨抗的。兆铭（汪精卫的名字）展阅大函，无限敬佩。请派代表于八月（）日（）时，来中央政治委员会一叙。 汪兆铭（签名）
我们八九名执行委员代表平津同学会，按约定时间前往。汪精卫亲自接见了我们。问寒问暖，笑容可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让我们随便谈谈，不要拘束。我们提出：（一）要动员民众、团结各党各派实行全面抗战。他说：国府（国民政府）已下了动员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有参加抗战的义务。（二）我们提出，平津山东等沦陷区，还有大批爱国学生，政府应设法支持他们撤出。他说：国府已有此计划。（三）我们提出：要迅速恢复从沦陷区撤出的高等学校，以便广大同学复学。他说，国府已在办理。（四）我们提出：请支持流亡同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希望分配我们平津学生上前线工作。他说：诸位都是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焉能轻易上前线牺牲；至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你们有完全自由，我支持你们。最后，汪精卫说：你们提的意见都很好，我转达蒋介石。以后的事实证明：汪精卫说的完全是一套汉奸政客骗人的话。在他接见我们之后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以“滋事学生”的罪名逮捕了。这就是汪精卫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除访问了一些国民党的要人之外，还代表平津同学会访问了一些社会名流和迸步人士，如张申府、沈钧儒、中苏友好协会的张西曼等人。他们对我们要求实行全面抗战的呼吁，给予了同情和支持。
1937年8月中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地址在南京傅厚岗66号（现在的青云巷41号）。中共中央指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八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克农同志为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秦邦宪）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所以当时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既是我军派驻南京的办事机构，也是我党派驻南宗的代表机构。
原北平市西城区我党地下区委书记李华（李承如，同志，随平津同学到了南京。他联系平津同学会中的我党地下党员，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蒋南翔、李华同志和博古同志见了面，接上了组织关系。
博古同志指派李华成立我党南京市委员会，由李华担任书记，由于辛（马子卿，和方珂德二人担任委员。在平津同学会中成立了由王文彬、何礼、郑代巩三人组成的党组，受我党南京市委直接领导。当时在平津同学会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约二三十人。以南京平津同学会中的民先队员为基础，建立了民先队南京地方队部，由丁秀同志担任队长，领导全南京市的民先队。
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南京平津同学会组织流亡同学，做了大量的利于抗战的工作：（一）组织战地救护队，上前线救伤兵。当时中日两军正在上海激战，大批伤兵，无人抢救。我和负责救护伤兵的朱子桥将军（他是全国救济总会会长）联系。他说：昆山一线，有大批重伤兵，集中在火车站，送不出来。他问：你们平津学生能否担任这项抢救任务？我说：只要有运输工具，我们就可完成这项任务。朱将军写了一封介绍信。我们战地救护队，拿着介绍信，和浦口伤兵收容站联系后，就带着担架，登上火车，到了昆山附近的火车站，把大批伤兵，抬下火线送上火车，运到后方，送进医院。有的同学还留在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二）组织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组织了3个宣传团：由郑训、赵启海等同学组织的“平津同学会歌咏团”，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大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流亡三步曲》等救亡歌曲，鼓舞了南京市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由荣千祥（荣高棠）、张瑞芳、苗培时、陈荒煤、张楠等同学组织的“平津学生战地流动宣传团”，沿津浦路北上，转陇海路、平汉路至驻马店。抗日歌声，传遍中原。由平津同学叶笃连（叶方）、董凌云、胡笃宏、李庚等人参加的，由南京市委领导的“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走遍大江南北的工矿农村，直到武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激发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日决心。（三）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平津同学会除派代表走访了国民党上层人物，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外，我们还和南京秘密学联取得联系，派代表赴金陵大学、中央大学、钟英中学等大、中学校串连，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参加南京市纪念“九·一八”六周年的活动中，平津同学会的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四个人一排，肩并肩，臂挽臂，步伐整齐，威武雄壮，振奋了南京人民的抗日情绪。张瑞芳等同学在马路边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南京大戏院演出的《打鬼子去》和《打回老家去》，激起了南京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四）输送了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和延安。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来到南京平津同学会的流亡学生，不仅有北平，天津的学生，而且有河北、山东、上海以至九龙、广东的学生。当时，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轰炸，为安全起见，平津同学会成立了迎送小组，负责迎来送往。来者不拒，为他（她）们安置食宿。去者不留，发给车船票、零用钱以及通行证明书。去的目的地，自由选择。平津同学会在几个月之内，输送到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在万人以上。他们有些人到了敌后，拉起地方武装，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创建了抗日根据地，使“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抗战之果；有的到后方读书，现在成了专家学者，是四化建设的骨干；有的赴延安学习，现在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抚今思昔，倍感亲切。
3．为反对国民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我们被逮捕
我们来到南京之初，国民党当局对我们平津学生抱有幻想，想把我们搞的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为他们所利用。所以他们表示支持我们。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搞的抗日宣传、群众组织，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超过了他们要求的范围。他们就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铲除我们。现将当时的经过情况，略述如下：
从1937年9月初开始，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经常来平津同学会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甚至宪兵学校的学生，也约请平津同学，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平津同学会与南京秘密学联取得了联系后，曾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这表明平津同学会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明显的效果。由南京平津同学会输送到后方各地的民先队队员和积极分子，都在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发展民先队员。这些活动都超过了国民党所要求的行动范围。国民党当局对此产生疑虑和恐慌。他们感到平津同学会和大批平津学生继续留在南京，对他们是个威胁。
于是在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后方各大、中学校已经开学，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在湖南长沙、陕西城固分别成立了临时联合大学为借口，要求平津同学会疏散聚积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到后方去。并动员平津学生自行离开南京。但是愿意离开南京的同学很少，大多数同学仍然要求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南京政府教育部发给平津同学会一份“训令”，要求同学会自动解散，遭到同学会的坚决反对。南京宪兵司令部借口“维护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学会，从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学生；并要求同学会停止活动。同学会予以拒绝。
为解决平津同学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这种矛盾，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同志向我们同学会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代表博古同志的指示：为便于将在南京的平津学生，经过合法的渠道输送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可用平津同学会的名义，要求国民党政府，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办个训练班。听了传达后，同学会派我和郑代巩为代表，到南京政府教育部，见到高教司司长周炳琳，提出办战训班的要求。周答，可以转请国府研究，你们自己也要有所准备，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参加？同学会将办战训班的消息公布于全体同学，并请愿意参加者签名。有些同学由于不了解战训班的性质，是否签名？犹豫不决。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党员，向群众作了说明和动员，并由党员和民先队队员带头签名。于是有很多同学签了名。9月下旬，战训班的筹备处派李炳昌筹3名教官，来平津同学会了解签名情况，间男女各有多少人？并拿走了签名册。9月底战训班正式宣布成立，一部分同学去了战训班，大部分同学仍然留在平津同学会。
10月初的一天，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特务余仲虎，以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的名义，要求我们解散平津同学会。他并威胁说：如果不解散，在南京的平津流亡学生中，一旦出了汉奸，你们同学会要负完全责任。我们同学会负责人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1937年10月8日晚间，我们平津同学会的执行委员正在开会，市委书记李华也来参加。忽然听到窗外有马靴声。郑代巩说了一声：“不好，军队来捉人了，我赶快沿着走廊向东走，看到大批宪兵已经进到院内，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两个宪兵把我押到宿舍，要我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这样，我就被逮捕了。我们同时被逮捕的共10人。即：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葛佩琦、刘玉柱、方琦德、赵启海、蒋南翔、杜天翔。我们被关押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罪名是”滋事学生“。我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的被逮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而害怕爱国学生参加抗战的真面目。
我们被捕的当天，分散关押在有刑事犯的监号内。室内潮湿，空气污浊，臭不可闻。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向警备司令部提出质问：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我们是爱国学生，为要求参加抗战来到首都，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和刑事犯关在一起？爱国无罪，要求立刻释放我们。下午，看守把我们10人集中到一所空监房（关押政治犯用的）。房内有十多个监号，让我们自己安排床位。只锁监房门，不锁监号门。这样，我们就比较方便一些。每天由丁秀带着，在走廊里做早操，由赵启海指挥唱救亡歌曲，上午集中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下午自由活动。每天两顿糟米饭，北方同学吃不饱，看守代我们出去买大饼。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们要求改善生活（一种斗争方式），看守给我们送来南京板鸭。我们被关押之后，没有受”审讯“。到了第七天，把我们叫到三间空屋里，一位穿西服的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没有字的红格纸，要我们写个人的家庭住址、学历和来南京的目的。我写的是：来南京要求参加抗战工作。写完之后，那个人就要我们回监房取行李。警备司令部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一进门，看到很多平津同学会的老同学，他们围拢上来，和我们热烈握手、交谈，帮着我们拿行李。我们感到十分亲切，无限高兴。
4．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概况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简称战训班）。主任是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民运部，部长陈立夫，副主任是黄仲翔（就是在我们要离开警备司令部那天，穿着西服找我们谈话的那个人）。战训班的地址在南京建邺路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旧址。战训班的组织机构：有班本部，下设大队部和政训处。大队长是李炳昌，政训处长是雷锡龄。有学员五六百人，男生编为三个中队，女生编为一个区队。每个中队有一名政治教官，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小队。中队长、区队长、政治教官由班本部委派；小队长由区队长指派学员担任。
战训班的训练内容：（1）军事训练为主，每天占的时间最多。开始是徒手操练，立正、稍息、走步；以后发给每人一支步枪，进行持枪训练，学习瞄准、射击，最后进行了打靶演习。（2）政治训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精神讲话“。汪精卫、陈立夫、黄仲翔、刘健群、晏阳初、雷震等人，都到战训班作过”精神讲话“。汪精卫讲的是”焦土抗战“；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刘健群讲的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晏阳初在讲话中说国民党的政策是”杀鸡求卵“政策。第二类是政治教官讲”总理遗教“和”领袖言行“。讲得笑话百出，常常被学员们质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3）战地服务常识。其中包括战地救护、战地通讯、战地侦察。
上海沦陷，南京急危，日本飞机天天到南京扔炸弹，训练难以正常进行。1939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间，学员们突然接到命令：”紧急集合！“大队长李炳昌站在队前，用急促的声音宣布：”奉上级命令，本班全体人员，今夜离开南京。现在以中队为单位，做好行军准备，听号令集合出发。“临时从各中队抽调身强力壮的学员50多人，编成一个警卫区队，负责打前站和维护宿营地的安全。行李集中运输。同学们整队到达江边，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南京，登上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第二天到达了芜湖，在此住了约10天。
12月上旬，南京告急，芜湖受到威胁，战训班的学员们开始了徒步行军，到达了安徽省南陵县的丫山镇，在此驻了约半个月。12月中旬，南京沦陷。战训班奉命转移，由丫山出发，经青阳、贵池、东流、至德，到达了江西景德镇。
战训班在南京成立之初，宣布的训练期限为3个月；到12月底，学员就应该毕业。但训练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时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经过曲折的斗争，学员们终于获得了胜利。战训班当局于1938年1月1日，在景德镇为毕业学员举行了毕业仪式；发给每位毕业学员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枚纪念章。
1938年1月上旬，战训班当局将100多名毕业的男学员调往武汉，等候分配工作，我是其中的一个。
5．我党在战训班中领导的斗争
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之初，我党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王振洪、刘增奎（刘野亮）等同志，以学员身分进入了战训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进步学员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当时，在战训班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学员20多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在战训班中建立起了分队部，有队员约200人，成为与反动派斗争的骨干力量。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与训练班当局在班里搞的反动活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现将斗争经过，简述如下： 在战训班成立初期，是围绕着汪精卫、刘健群等人，在“精神讲话”中散布的一些不利于抗战的论点，展开的斗争。例如，他们说：必须在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导（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说：必须联合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为了争夺这批爱国青年，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在战训班政训处的策划下，由国民党学生出面，拉拢少数落后学生，在战训班中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动团体－－ “战斗青年社”。
有一天，政训处的一位政治教官，召集一些同学开座谈会。那个教官说，为了活跃班里的文化政治生活，有些同学建议办一份墙报。政训处已经同意，希望大家为墙报写稿。1937年10月下旬，该墙报贴出来了，报名叫“战斗墙报”。其中除了进步同学写的几篇生活感受外，大部分稿子是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编者还要求同学们“踊跃投稿”。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民先队员在同学中间，指明了《战斗墙报》是受“战斗青年社”操纵的；并揭露了“战斗青年社”里几个骨干分子的底细－－他们在北平上学时，都是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取津贴的“职业学生”。此后，广大同学很少给《战斗墙报》写稿子。该报出了两三期就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