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训班撤到芜湖之后，一切训练都停止了，学员的生活比较松散。我们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利用空余的时间，组成抗日宣传队，到芜湖市区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宣传 队没有经费，我们一些同学典当出卖自己的衣物，把钱捐给宣传队。在兵慌马乱的年月，衣物不值钱，我把被褥衣物连皮箱一起送到芜湖当铺，老板看我是北平流亡学生的“面子”，给了我8元钱。
政训处和“战斗青年社”的头头们，利用在芜湖学员们分散居住，自由活动的机会以请客吃饭、看戏、看电影等手段，拉拢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战斗社”。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一些进步同学在吃饭时，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高喊：“战斗！战斗！”以讽刺他们，揭露他们的卑鄙伎俩，使他们发展反动组织的活动受到阻碍。
战训班移驻到江西南陵丫山镇，地址偏僻，消息闭塞。同学们既不知道前线的抗战形势，也不知道战训班要走向何处？产生了烦闷情绪。大家见了面，就谈论怎么办？为解除同学们的烦闷，刘玉柱同学写了一篇复写传阅文章，题目是《怎么办？》其中介绍了外面来信中说的抗战情况，建议同学们多读些书，我们总有一天会走上抗日战场。文章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在传阅时，被政治教官发现，他们以为这是要鼓动学员闹事，就向班本部反映了，并建议要把几个主谋分子捉起来，押送南陵县监狱，以示镇压。政训处的教官和“青年战斗社”的头头们到了丫山，又秘密活动，用各种卑鄙手段，发展他们的“战斗社”，引起同学们的不满。
有一天，黄仲翔副主任来到战训班，就被学员们包围了。有的同学质问他：“战斗青年社”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人暗地里拉拢同学参加这个不敢公开的“组织”？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有的学员当场站出来，揭露拉拢他参加“战斗社”的人用的卑鄙手段。女同学们向黄仲翔揭发了中队长戴某调戏一位女同学的流氓行为，并要求撤换戴某。同学们还揭露了司务长贪污伙食费，要求黄仲翔查处。同学们的质问和揭露，弄得黄仲翔哑口无言。他被迫宣布：撤掉戴的中队长职务；不准司务长管伙食；由学员推选伙食委员管理伙食。关于“战斗青年社”的问题，他说：查询后再作答复。
黄仲翔为表示关心学员，他把我和刘玉柱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表白说：我来丫山是为了看望训练班的全体同学，请你们两人来谈谈班里的情况。我说：来到丫山，消息闭塞，对抗战形势不了解，同学们有些烦闷情绪，希望早日分配到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刘玉柱同学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想写完后，送给黄主任看看，再传阅。但是刚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了。黄仲翔说：未经审查，就拿出去传阅，有些不妥，以后注意。刘玉柱接着说：有人秘密拉拢学员参加“战斗青年社”；班中是否有这个组织？如果有，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如果没有，也请黄主任向全体学员说明，以解学员之疑。黄仲翔在召集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宣布：战训班没有“战斗青年社”这个组织。这样，就把“战斗青年社”打入了非法。至于政治教官提议捉人的问题，无形中被压下去了。
战训班转移到江西景德镇时，原定的3个月训练期限，行将满期。但战训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期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班当局不但不答应学员们的要求，反而企图用高压手段，先从女生队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要强迫调走女生队，继续训练。女同学们不接受。班当局就把女生队的政治教官、炊事员和炊具统统撤走；要想用断绝伙食的手段，压服女生队。女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们组织起来，轮流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人员进“斗姆阁”（女生队宿营地）；她们自己抬水，借用老百姓的炊具做饭，以维持生活；并派代表与战训班当局谈判，但没有达到要求。战训班还派人监视她们的行动。男同学们得知后，坚决支持女同学们的斗争。党支部书记刘野亮和民先队员葛佩琦代表男生队到女生队慰问。他们一方面劝女同学们要适可而止，坚持到一定的地步，当局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行了。另一方面，利用大队部与政训处的矛盾，由葛佩琦去找大队长李炳昌交涉，争取他的支持。葛向李大队长陈述了情况，并对李说：如果明天还不给女生队恢复伙食，男生队就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女生队。李大队长说：要调出女生队继续训练的事我知道；给她们断绝了伙食供应的事我不知道，办事总要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断绝了女生队的伙食供应，是不近人情的；明天一定给她们恢复伙食。第二天女生队的伙食果然恢复了。女生队坚持了七天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我们在战训班的斗争策略是，利用大队部和政训处的矛盾，争取大队长李炳昌的同情，以挫败政训处和“战斗社”的反动活动。在与班当局交涉时，多半是由原南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出面，而不由地下党领导人出面，以免暴露党领导人的身份。此次斗争的胜利，也是利用的这个策略。
6，奔赴抗日战场
1938年1月上旬，我们100多名男学员被调出战训班。由景德镇乘小木船，沿昌江经鄱阳湖到南昌，转乘火车到九江，搭乘长江轮船到武汉。驻在原“日租界”山峙街的两幢日本人留下的楼房里，等待分配工作。
到武汉后，我们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向我党长江局负责人博古同志汇报了情况，并研究了我们的去向问题。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武汉成了战时首都，汇集有各方面的党政军要人和各地的流亡学生。“武汉平津流亡同学会”也成立了。原在北平搞“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友杨学诚、姜纪常等人，已组织起了“武汉青年救国团”， 总团部设在武昌三道街39号。这里成了北平学生联络站，我在此地遇到了老战友蒋南翔、何礼、杨蕴青、刘江陵、王蕙兰等人。刘江陵和我一同去看望了沈钧儒先生。
1938年春节（1月29日）后，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说，要分配我们到河南第一战区工作。我找蒋南翔同志给我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他说：你先随着大队到河南，组织上可以把你的材料和要求转给河南省委。我问：到河南我去找谁接关系？蒋说：会有人找你。
1938年2月14日，我们由武汉乘火车北上，第二天（正月十五）到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在地－－郑州。此地接近前线，天天有日本飞机轰炸；马路上弹痕累累，被炸塌的房屋，比比皆是。但有些店铺，为庆祝元宵佳节，仍然挂起了红灯笼。我和几位同学走进一家小吃店，吃了几个元宵，以充饥果腹；夜间住在城隍庙里，睡得也很香。当时，程潜将军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我们从战训班来的100位同学，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领导。该处组织我们学习了两个星期。由司令长官程潜分别委派我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我们到豫西和豫东29个县工作。我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豫东商丘地区12县工作。中心任务是：根据“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原则，在各县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前线抗战，主要是支援徐州会战。1938年3月初，我们由郑州出发，分赴各县。
在出发之前，我党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志找我谈话。他要我有事和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
我们到达各县，国民党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口头上欢迎我们，实际上反对我们，特别是反对我们抓武装。他们说：地方武装已由联保主任组成了联防队（一种限制共产党活动的组织），不需要再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了。长官部规定民运指导员的生活费，每人每月20元，由地方财政开支。他们借口“财政困难”，拖延支付，如此等等。我们将这些向程潜长官汇报了。程长官于4月中旬，在开封召开了有各县民运指导员、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加的民运会议。程长官在讲话中指出：各县要将民运工作放在第一位，县长、县党部书记长要大力协助。如有妨碍民运工作者，应受严肃处理。会后，程潜将军以河南省主席的名义，撤掉了商丘地区的6名县长，要我们民运指导员推荐新县长。当时我在虞城县工作，我推荐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团长的蔡洪范（虞城人）为虞城县长，获得程潜主席批准。
7．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天，日军进犯台儿庄，受到重创之后，日本军阀便调集海陆空三军，大举进犯徐州，中日两军展开了徐州大会战。1938年5月24日，中国军队败退，徐州失守，苏北、豫东沦陷。黄河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人为的决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移到洛阳。派到豫东的40名民运指导员，有39名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我一个仍留在豫东商丘地区。国民党在商丘地区的党务专员、各县的县党部书记长，都已逃跑。我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虞城县长蔡洪范，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展开了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蔡洪范任总队长，我任政训处长。我们收集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在地方上的枪支弹药，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队伍迅速壮大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就发展成了一支拥有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是当时活动在黄泛区以东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当时商丘地区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敌伪政权尚未建立，各县的土豪劣绅准备组织“维持会”，欢迎“皇军”。我用“武装请客”的方式把那些土豪劣绅请到司令部，把他们制作的“欢迎皇军”的旗子亮出来，并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说：是中国人。我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欢迎“皇军”呢？他们无言可答，有些害怕，怕我把他们作为汉奸处理。我一转口气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事情就好办了。第一，不准你们借用日本人的势力坑害老百姓；第二，不准把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报告日本人；第三，要求你们能把日军的活动情况随时报告游击队。他们都同意以上三个条件。我请他们吃了饭，喝了酒，送他们回去了。用这样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待土豪劣绅，为游击队的活动减少了阻力。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防护据点，收复了两座被日军侵占的县城，得到一批战利品，主要是炮弹、机枪、军刀、电话机等等。
6月下旬，我们派秘书李洪同志（地下党员）赴洛阳，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汇报情况。同时，我让他和我党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让他向刘子久同志转达我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我们接到由淮阳地区行政专员转来的程潜长官的电报，要我和宋克宾火速赴洛阳。我们两人带着几个卫兵和一部分战利品，坐着小木船，经过60里路宽的黄泛区，到达了周家口（现在的周口市），日夜兼程到漯河，转乘火车经郑州到洛阳。受到程潜将军的亲自接见、长官部的表扬、政训处的慰问；参加了政训处举行的欢迎晚会。我们举办了战利品展览，洛阳各报纸报道了我们在豫东的抗战情况。
有一天晚上，李洪同志陪同刘子久同志来到我住的旅馆。刘子久同志正式对我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自“一二·九”以来，我争取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到无比荣幸！我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我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我见程长官的情况，并说明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拟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由宋克宾担任豫东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仍担任政训处长。刘子久同志表示同意。为避免意外，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很快就离去了。
当时刘子久同志的职务是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在离开洛阳之前，我去看望刘子久同志，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交给雪枫同志。
第一战区长官部发给我们步枪子弹20万粒、手枪子弹 1万粒、电台两部、法币5万元。我和宋克宾带着这批军用物资回到豫东之后，有许多股自动成立的地方武装要求收编，部队很快就扩大了。按游击队的编制，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魏风楼兼鹿邑县长，第二纵队司令宋子刚兼虞城县长，第三纵队司令蔡洪范兼永城县长。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成为豫东一支最大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冬，彭雪枫同志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豫南竹沟镇，经西华县来到豫东鹿邑县。先驻王皮流、自马驿，尔后移驻太清宫（老子的故乡）。受到宋克宾等人的欢迎。我单独和彭雪枫同志见了面，向他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并转交了刘子久同志写给他的信。他表扬了我的工作，并要我继续搞好统战工作，有事和他直接联系。1939年春，彭雪枫同志率部进到永城县境，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了几位战士。在永城县书案店为牺牲的战士开追悼会，我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会后，彭雪枫同志约我单独谈话，我要求调到新四军工作。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8．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1939年春，程潜将军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行营设在西安。由卫立煌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官场的习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务。宋克宾把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两颗印交出了，但没有交出我们原来组织的豫东抗日游击队。
在程潜将军支持下，将原来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调河北省抗日。宋克宾任军长、我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将部队改编为三个师，于1939年5月，开到河北大名地区。在此休整了不久，继续前进。在大名、南宫之间，遭到日军扫荡。由于人地生疏，武器悬殊，部队受到惨重损失。我们将部队撤到大名以北的草帽辛庄一带。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当天晚上，在军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的出路问题。有位师长提议，部队仍回豫东。他说：这个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豫东人；回到豫东，如果遇到日军扫荡，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扛着枪回家；三天之内，就又可以集合起来；离开豫东，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这是此次遭受到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豫东籍的军官赞成这一主张。军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回豫东没出路，因为我们原驻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了，豫东靠陇海铁路的地带，已被汉奸部队控制了，豫东已经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军长插话说：张岚峰（汉奸军长）是同乡，也是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同事，不至于不让我们吃碗饭。我又说：我主张将部队调回大名地区休整，设法打电报（我们的电台丢了）给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请求办法。军长又插话说：远水不解近渴。散会时已经深夜，军长留我住在军部，但我反来复去睡不着觉。我根据会上的情况分析，部队很可能回豫东；回到豫东的唯一“出路”就是当汉奸。我当即想到我是共产党员，我绝不能被他们裹挟去当汉奸。我决定马上离开军营。天还不亮，我就带上手枪，走出军部。为避免泄露机密，我没有回政治部取衣物。我一直向寨门走去。寨门尚未开启，我就上了寨墙，从一个小豁口，跳出寨外，到了我熟悉的一个营部。这个营的营长叫张绍光，是我作民运工作时联系的一位小学教员，他年轻热情，有抗日救国的决心。我向他介绍了昨晚军事会议的情况，并说：我看宋克宾有带着部队回豫东当汉奸的企图，我不能与他同流合污，我要到西安去见程潜主任。张营长一拍桌子说：葛主任，老宋（指军长）当汉奸，我也不干了，我有一辆新买的德国大飞轮自行车，你骑着上西安去吧。我说：好！我把手枪交给张营长，就骑上了自行车，开始了新的行程。
第一站我到了大名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丁树本知道我的情况后，送给我路费五十元。为了便于通过敌伪控制区，我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新买的）。第二天我到了陇海铁路刘堤圈车站以北的一个农村，找到一位我打游击时认识的农民，他在夜间送我穿过日军沿铁路修筑的封锁线。过了铁路，我就奔向新四军彭雪枫部原驻的永城县书案店。到达之后，才知道彭雪枫同志已经率部东进，书案店有该部留守处。该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说：吴芝圃副司令还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今晚也要出发。经过联系，吴芝圃同志骑马来到留守处。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之后，并问：我是否可以把宋克宾部的一部分部队，拉到永城来与新四军合作抗战？芝圃同志说：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合。他要我赶快到西安，找程潜主任，设法使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正投降了敌人，当了汉奸，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工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吴芝圃同志当晚率队出发了，次晨我也离开了书案店。
原在商丘、永城、亳县（华陀、曹操的故乡）边区的抗日部队，蔡洪范纵队开赴河北，彭雪枫支队东进了。这一地区成了真空地带。商丘、永城的日寇、汉奸常来骚扰，并建立起了一些村级的汉奸组织。我从书案店到龙岗集，就遇到汉奸组织的盘查。为安全起见，我到龙岗集（我在这里驻过防）附近，找到一位和青红帮有联系的王先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说：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不能向西走，因为亳县已经驻上了汉奸部队；而要向南走，到安徽省蒙城县（庄子的故乡）之后，再向西走。王先生留我在他家住了一天，他就通过青红帮的关系，把我送到蒙城。在这里见到一位青帮的老师傅，他五十多岁，梳着莲蓬头，留着脸鬃胡子，热情好客，他一定要留我住三天。我住了一天就告辞了。从蒙城到了界首（现在的安徽省界首县）。当时这里还是一个过路店，房子是用高梁杆搭起来的，但堆满了很多从日本统治区来的商品。很多从洛阳、西安以至重庆来的商人，到此地采购货物。我在界首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骑自行车奔洛阳去了。有一天下午，我骑到距许昌城还有20多里的地方，遇到天下大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沾满了黄泥，推也推不动。我提起车把向地上一摔，本想摔掉前轮子上的泥，结果把前叉子摔断了。天色将黑，雨还在下，前无村，后无店，让我怎么办呢？我扛起自行车，趟着泥水，走到距马路约4里远的一家农户门口。我敲了敲门，出来一位老大妈。我说：我是过路人，自行车坏了，天快黑了，在你们家借个宿，可以吗？老大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要我把自行车放到她的灶房里。我向她简单说了我的情况后，老大妈一面给我做饭，一面让她女儿给我洗衣服。从谈话中，我得知老大妈的丈夫和儿子，都被迫给洛阳送军粮去了，家中只剩下她母女二人，三间北房，老大妈住在东一间，她女儿住在西一间。吃过晚饭，老大妈让女儿搬到东一间，和她一块睡；让我睡到西一间，我有些不好意思去。老大妈端起一盏小油灯，领我到了西一间，并说：你就在这里睡吧，你是打鬼子回来的，没有关系。第二天早晨临别时，我留给大妈两元钱，大妈无论如何也不收。她并说：你以后路过此地时，一定到我们家里来。姑娘站在门口笑了笑，欲言又止。
我扛着自行车，走了25里地，到了许昌县城，换上一个前叉子，我又骑着自行车前进了。从许昌到洛阳要经过几座山。上山时要推着自行车走，每上一座山，就出一身大汗。山高路难行，但是送军粮（小麦）的牛车还是络绎不绝。车是用木头制造的，车的前头当中有一条约3米长的轩杆，轩杆的前头固定着一条约 l米长的横木棍。两头牛套在轩杆的两肆，那条横木棍，正好压在两头牛的脖子上。那条横木棍叫做“牛扼”。从此我才了解到平面几何中所说的“共扼备”的来源。牛车上山固然困难，下山也不容易。下陡坡时，如果刹不住车，就会轧伤牛和人。一路上我好几次看到这种事故。
到了洛阳，我先去找刘子久同志，他出差了，没有见到。我开始奔西安，我想可以坐火车去西安，哪知洛阳到西安的铁路，早已被黄河北岸日军的炮火破坏了。我仍然要靠自行车，通过这段艰险的路程。从洛阳到灵宝还很顺利。灵宝西门外就是涵谷关，当年老子骑青牛从此经过。老子骑青牛，可以爬高山；我骑自行车，就很难爬了。于是我推着自行车，钻进了涵谷关的山洞（铁路涵洞），阴风凄凄，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让自行车的轮子挨着铁轨的内侧，我沿着铁轨的外侧，摸索前进。出了洞口，顿时感到空气新鲜，大地明亮。我又骑上自行车，沿着铁路边前进。高山深谷，行人很少。绕过一座高山，遇到一座铁桥，靠北面的桥墩，已被日军炮火打坏，但整个桥架还未陷落。我踏着铁桥的横梁过了桥。回头一看，我有些后怕，万一失足，就有坠入深谷大河牺牲性命的危险。前进中又遇到一座铁路桥，使我为难了。因为这座桥已被日军全部打断了；桥下是一条河，流水滚滚。我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不知所措。后面来了一位樵夫，他问我：你要过河吗？我说：是，但我不知河水深浅，不敢过。他说：水不深，来吧！他给我扛着自行车，我拉着他的胳膊，水深齐胸。过了河，我送给他五角钱，请他买烟吸。他无论如何也不要。经过几天的奋斗，我穿过灵宝以西陇海铁路上的所有涵洞和铁桥，到了 潼关。我毫不犹豫地推着自行车进了潼关山洞（铁 路涵洞）。越走越黑，忽然听到火车轰鸣，感到铁轨 震动，我以为来了火车，就把自行车靠在洞壁，人卧在地上。但火车没有开进涵洞。因为那是由西安到潼关的火车，在潼关西门外的火车站就停了。虽然如此，我也不敢再穿涵洞前进了。于是我退出了潼关涵洞。涵洞外面，一边是黄河，一边是高山。潼关城东门在高坡上，要进潼关城，就得爬高坡。那个高坡很陡，推着自行车，难以爬上去。我把车后架上的绳子解下，拴在车把上，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腰间。我爬上四五尺，就利用绳子把车拽上来；再爬再拽；不久我就爬到了潼关城东门。放眼了望，豁然开朗。北有黄河，西有渭水，东南高山，郁郁葱葱。潼关城东门上刻着“天下第一关”四个大宇，使我增长了见识。过去我只知道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现在看到潼关也是“天下第一关”，我愈感到祖国疆域广大，关山险要。潼关东门旁边，立有一幢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豫秦交界”。我联想到：当年秦始皇富国强兵，出潼关，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今天我们被一个日本，由山海关打到潼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正在抚今思昔，穷目山河。突然日军从风陵渡向潼关打来几炮，炮弹落处，尘土飞扬，我被溅了一身士；有惊无伤，亦云幸矣！
我推起自行车，进到潼关城内，满目凄凉，破屋断垣，到处可见。这是日军用飞机大炮轰击潼关遗留的痕迹。街上一片瓦砾，行人稀少，市面萧条，除有几家卖潼关酱油的小铺外，其他商店很少。火车虽然可以开到潼关，但撞关车站不卖客票。我找到一家小饭铺，吃了两碗刀削面，就骑上自行车奔华阴。在华阴车站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赴西安。
西安市面，商业繁荣，生意兴隆，来往行人，熙熙攘攘。除日本飞机常来空袭外，看不出什么战时景象。我找到一家旅馆，作为栖身之地。第二天上午我到天水行营，找到我认识的一位参谋。他介绍我见了参谋处长，处长打电话给程潜主任说：葛佩琦回来了。主任说：要他马上来见我。我到了程主任办公室，他正在批阅文件，挥手让我坐下。我向他汇报了部队开到河北，遭到日军扫荡后的情况。并说：我看宋克宾有投降日本、当汉奸的企图；所以我不辞而别，跑回来了。程主任说：我接到前方电报，宋克宾已经叛国投敌，当了汉奸。程主任并说：那个部队是你当民运指导员时组织起来的，你有办法把那个部队拉回来没有？我说：有。程主任拿起笔来写了一张便条：“发给葛佩琦慰劳金三百元”。并说：你去换换衣服（当时我穿的是一套满是泥土的紫花布裤褂），到参谋处休息，看看策反文件，听候命令。
9．深入日本统治区策动汉奸部队反正
我在参谋处呆了一个多月，看了策动汉奸部队反正的有关文件，了解到驻豫东日伪军的番号、主官姓名、部署、装备、兵力等。8月中旬，参谋处长转来程潜主任的派令，派我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任务是策动汉奸部队反正。接着，参谋长找我谈话。他说：“宋克宾叛国投敌，程主任极为愤怒。你奉命东去，任务重大，要小心谨慎，艰苦工作，完成任务。有何困难，可以告我，必要时，我可以电令前方部队支援你。”
接到命令之后，我准备出发。行营给我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部电台（即一个通信班）。九月初，我们由西安出发，经兰田、南阳、周家口等地，到了界首。为便于工作，我把电台安装在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我也住在此地。
为弄清汉奸部队的情况，我把三省联络参谋分别派到开封、商丘、徐州；我自己也化装进入商丘城。经过侦察，我了解到宋克宾投敌后，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宋任师长，蔡洪范任副师长，部队驻在商丘以东30星的马收集。我还了解到，我打游击时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未去河北，也投敌了；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驻在商丘以南的马头集。袁天柱的青帮师傅祁虞琴，是我的老朋友，现任国民党夏邑县县长，常来秋渠集专员公署办事。根据突破一点，逐步推进的工作方法，我决定：我的策反工作，先从有条件、容易成功的袁天柱部开始。要策反袁天柱，必须先说服祁虞琴。
祁虞琴是我们组织豫东抗日游击时的第一支队长，他曾率队拔除过日军的刘堤圈据点。有一次他来秋渠集办事，我请他到我的办事处吃饭时，我故意地说：我们一同打游击的人，有些人当了汉奸，而你一尘不染，坚持抗战，真是爱国志士啊。他说：我祁虞琴是中国人，就是刀按在脖子上，我也不会投降日本，不会当汉奸。我说：好！好！你现在是夏邑县县长，你不但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善及人；你的大徒弟袁天柱率部当了汉奸，就驻在商丘、夏邑交界的地方，你应设法把他拉过来。祁虞琴说：天柱现在有两干多人枪，我这个县政府范围小，容纳不了他。我说：你只要能把衰天柱拉过来，我可以申请天水行营，给他编个新番号，职位绝不会比现在低。祁虞琴惊异地说：真的吗？我说：这是关乎抗战救国的大事，我还能说假话嘛！我把天水行营给我下达的策反伪军的命令和汉奸反正奖励办法给他看了。祁虞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佩琦，我一定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过了一个月左有，祁县长来我处说，他见到了袁天柱，谈了反正的问题，经过几次磋商，袁天柱表示，完全相信葛处长（打游击时的称呼），但有些具体问题，需要当面研究，袁天柱希望和你谈谈。我说：可以。过了几天，我换上便衣，和祁县长一同骑自行车出发，到了夏邑县境的一个农村（敌伪统治区）。晚上，袁天柱来了，老朋友见面，他表示很亲切。他提出三条要求：（一）给他什么名义都可以，但编制不能小于团级，因为编制小了，人事不好安置；（二）反正后，不要调离豫东，因为官兵大多数是豫东人；（三）发动反正时必须有国军（指抗战部队）掩护，以防日军追击。我说，这三条保证可以办到。袁天柱当夜就回去了。次晨我到夏邑县政府所在地，住了两天。祁县长和我初步商量了反正的行动计划。
回到秋渠集，我将袁天柱提的三条要求，电告天水行营。第三天接到程潜主任的复电：第一和第二两条照准，第三条已电令何柱国军长（当时何是骑兵第二军军长，驻沈丘，届时派兵掩护。一方面，我派专人把这个电报送给祁县长，请他转给袁天柱；并请袁天柱决定一个发动反正的准确时间，派专人来秋渠集告我。另一方面，我到沈丘与何柱国联系。何军长说，已经接到程主任的电报，决定派驻鹿邑县白马驿的徐春芳团长，届时率骑兵前往掩护。“他写了一封信，要我带交徐团长。我回秋渠集后约10天，袁天柱派一名参谋送来了发动反正的准确时间。
我拿着何军长的信去见徐团长，并把袁天柱部现在的驻地，发动反正的时间，反正后到达的集合地点，告诉了徐团长。他说：我一定按命令执行任务。返回秋渠集后，我写了一封信，把徐团长率骑兵前往掩护，反正后的集合地点，通过前线时的”口令“，告诉了袁天柱；并要他发动后，立刻派专人骑自行车来通知我。我把信交给了袁天柱派来的参谋，要求他火速回去，把信交袁”团长“亲后，不得有误。
在袁天柱发动反正的前一天我接到祁虞琴派专人送来的信。其中说：袁天柱决定按原定时间发动，务必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接信后，我立即把我下达给袁天柱通过前线的”口令“，告诉了住秋渠集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王瘦吾，请他转达前线部队，以免发生误会。
1940年2月7日夜（农历除夕），袁天柱率部反正，胜利地开到我指定的集合地点（秋渠集以北的某村）。我立即发电报给天水行营程潜主任。不久接到程主任复电：”派袁天柱为第一区游击第28支队司令“。并电令表扬全体官兵的爱国行动，发给他们大笔奖金；我也得到程潜主任的表扬和奖励。
下面来谈谈我策动宋克宾部反正的情况。
1939年冬，我托人带一封信给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副师长蔡洪范，劝他早日率部反正。他派人送给我一封回信。其中说：他绝不甘心当汉奸，但目前有种种困难，不能发动反正。
蔡洪范听说袁天柱部反正，是经我手办的。他于1940年4月，派人来秋渠集，接我到他的老家虞城县谈谈。我在动身之前，先到沈丘县和何柱国军长见了面。当我把蔡洪范派人来接我的消息告诉他时。何柱国也把他正在策反伪和平救国军一军的其他两个师长（曹大中、李忠毅）的情况告诉了我。他并说，最好能使三个伪师长同时发动反正。
我回到秋渠集之后就随着蔡洪范派来的人北上，通过日军沿陇海铁路布置的封锁线，到达了虞城县。蔡洪范和我一见面，他就开玩笑说：在河北你跑了，没有跟着我们来当汉奸；今天把你扣在这里当汉奸。我说，是你把我扣在这里当汉奸？还是我把你拉过去抗战？走着看吧！他笑了。蔡洪范说：这次是子贤（宋克宾的字）要我请你来的，怕被日本特务发现，才请你来我家谈谈。他接着说：子贤和我都不甘心当汉奸；因为在河北遭到日军扫荡，损失惨重，士兵思乡心切，才回豫东当了汉奸；你给想想办法，我保证把部队带回抗日战场。我说，子贤能同意吗？蔡洪范说：子贤是同意拉过去的；但他有两点顾虑，（一）他是程潜将军提拔起来的，半路当了汉奸，他怕拉过去之后，程潜不信任他，不让他带兵了；（二）第三师驻在马牧集，距商丘日军只有30里，距抗日部队有200里，如果发动反正，他怕被日军追击消灭。我说，《策反条例》规定，对反正部队不撤换主官，不抽调士兵，你们拉过去，子贤仍可以当师长；现今在前线的抗战部队，是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如果你们发动反正，我可以与何军长联系，派骑兵掩护你们。最后，我对蔡洪范说：请你转告子贤，要反正，就快下决心；否则，恐怕要落到别人后边了。但我没有告诉他关于曹大中、李忠毅的情况。我和蔡洪范约定通信联络办法，就告别了。
回到秋渠集，我把上述情况，电告了天水行营，程主任复电说：转告宋、蔡，打消顾虑，及早发动，有功者奖。我派专人把这个电报送给了蔡洪范。7月上旬，我接到蔡洪范派专人送来的信。其中说：南调工作已准备好，接程主任命令，即可行动。我急电转报给天水行营。程潜主任复电说：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电何知照。接电报后，我思想上有点波动。
我专程赴洛阳，将上述情况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并征求他的意见。刘子久同志说：你与何柱国合作策动汉奸部队反正，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利于抗战；你要把宋克宾拉到新四军去的想法，难以成功。
我从洛阳回来，就到沈丘去见了何柱国，把我策动宋克宾师反正工作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策动曹大中、李忠毅两个师反正的工作，也很顺利。他准备把3个伪军师的情况，一同报给军事委员会（指国民党军委会），为他们报请番号和编制。他说：军委会已来电指示，曹大中、李忠毅、宋克宾率部反正后，合编为新七军，他们三人仍担任师长。我和何柱国研究决定了发动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的计划，由何柱国统一指挥。194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三个伪军师同时发动反正，开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我们策动豫东伪军大反正的计划，胜利地完成了！狠狠地削弱了日本在豫东的统治力量。
10．为抗战救灾查勘黄泛区
什么是黄泛区呢？1938年5月，中国军队在中日徐州会战中失败。出于单纯军事方面的考虑，国民党统帅部决定：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用重炮轰击黄河大提，造成人为的决口。黄水滚滚外泻，泛滥在河南、安徽之间的大地上，人们把这个黄水泛滥的区域叫做黄泛区。它长约800里，宽的地方达60里。
1940年冬，程潜调重庆工作。天水行营改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该厅主任先是熊斌，后是蒋鼎文。我仍埋伏在该厅，担任参议名义。1941年夏天，我代表该厅参加黄泛查勘团。这个机构是由西安办公厅、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和第五两个战区长官司令部、河南和安徽两个省政府派代表组织成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团本部设在河南省周家口。任务是查清黄泛区的水情、灾情，以利于部署抗战工作和救灾工作。
1941年秋初，我们勘查团的成员和几位技术人员，由周家口乘帆船出发。沿黄泛两岸逆流而上，经过几天，到达新郑县。一路看到黄泛两岸没有固定的边沿。水人时，可以西进10多里，淹没良田，浸塌房屋。农民为防止洪水西流，虽然筑有土坝，但断断续续，不相衔接，高低不平，不能防止大水漫灌。新郑以北，渐近口门，水流湍急，帆船逆流而上，行进太慢。我们便从陆路步行到郑州。原计划到花园口，勘查口门，测量流速、流量。河防部队告诉我们花园口在日军炮火控制下，不能前去。我们在离口门20多里外，听到滚滚黄水在咆哮，黄河在怒吼：打倒日本野心狼，还我大好河山。
我们回到新郑，坐上木船，进入黄泛区，顺流而下，看到许多村镇被黄水包围，成了孤岛。村民大部分外出逃荒；剩下的一些老弱病残，以草根树皮充饥，生活十分可怜！我们勘查到逊母口，船从北寨门进入，从南寨门开出，一条南北大街，被黄水冲刷成大河。我们勘查到淮阳以北，船在高粱穗上前迸。我伸手拔起一个高粱穗，看到已经接近成熟。快到了口边的粮食，又被黄水吞没，我为那些忍饥挨饿的农民，感到十分难过：我们勘查到安徽省正阳关，这个淮河沿岸有名的城镇，四面都被洪水包围了，简直成了”海底龙宫“。我们的船从西门开进去，停在一家旅馆门前。我们进了旅馆，休息了一会。由于几天没有吃到青菜，我们告诉老板：晚饭给我们炒两盘青菜。老板说：吃青菜没有，吃鱼管饱。我到街上看了看，没有卖菜的，却有很多卖鱼的。一条两斤重的活鲤鱼，只要2角5分钱。经过全体团员和技术人员几个月的实地勘查，
我们完成了勘查任务。在勘查报告中，我们除去说明洪水泛滥情况和灾民生活情况外，也谈了黄泛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最后我们提出一条建议：由国家拨款，以工代赈，沿黄泛区西岸，由河南新郑至安徽界首，修筑一条大提。如果实现了这个建议，有下述好处：（一）可以使黄泛区以西的大片土地不受淹没； （二）以工代赈，可以救济灾民；（三）可以作为河防工事，有利于抗战；（四）大提可以作为运输公路，有利于繁荣黄泛区的经济。这个建议被当时的政府采纳了，而且实现了。对抗战、救灾，起到积极作用。
11．为争取抗战胜利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
1942年春，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我接受我党党中央的指示，也利用蒋鼎文的关系，由西安办公厅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作地下工作。担任少将待遇参议。然后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赴豫东日本统治区作情报工作。为便于联系和保密，我将办公处和电台设在安徽界首卜楼寨，以界首市内的说昌恒商行，作为联络中心。商丘、拓城、亳县、北平、上海等地，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这时我和刘子久同志已联系不上。于是我去西安，和李年同志发生横的联系，后来由李年同志将我的关系转报上级，同我党中央某部在西安的负责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
商丘脱险：1942年秋，我到日本统治的商丘城内部署工作，被日本特务发现了，他们报告了日本宪兵队。宪兵队通知驻商丘城内的伪军军部，要他们迅速四门加岗，协助宪兵特务搜捕我。军部命令部下执行这个任务。当时在该军一个担任营长职务的人（我党地下党员、我打游击时的大队长）得知此消息，立即通知我驻商丘的联络站主任牛景康（他的身份是伪军教导团军需主任）。牛景康急促跑回联络站，将此情况告诉了我。他慌忙地间，怎么办？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说：城门已经加了岗，还有日本宪兵，专为搜捕你，怎么能走出去？我说：当然不能走城门了。我脱下伪军服装，换上便衣。我要牛景康拿着一务长绳子，我俩就走出了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的陈公馆。陈公馆的大门向南。，东边邻近东城墙，我领着牛景康沿城墙根向北走。他急忙地间，这怎么能跑出去？我说：别着急，能跑出去。走到城墙东北角，那里因年久失修，风吹雨淋，有一部份城墙塌下来了。我们两个就踏着碎砖，上了城墙。牛景康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豁口？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到了一个地方，末进门之前，就要先找好出门的地方。当时，拓城县的情报联络站主任牛传于，也在商丘。我告诉牛景康说：我出城之后，你赶快去通知牛传于，要他到城北保罗医院（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医院）候诊室等我。牛景康把绳子放开，他拉着绳子的上半截，我拽着绳子的下半截，顺利地下到城墙外。出城之后，我到了北门外的一位朋友家。他是回民，以做小买卖为生，有一辆架子车。我一敲门，那位朋友出来了，把我让进屋里。我说：二哥，我病了，你陪我到医院看看，好吗？他说：好！用车拉着你去。快出门时，我对他老伴说：二嫂，我身上有些发冷，你给我盖上一条棉被，好吗？她说：好！就进屋拿出一条棉被，盖在我身上。这样，沿路伪军岗哨没有盘问我们，那位回民朋友就平平安安地把我送到医院。我到候诊室看了看，牛传于还没有来。我到医院对门的小饭馆，要了一碗面条，我一边吃面条，一过从玻璃窗盯着医院门口。我快吃完的时候，看到牛传于进了医院的门。我赶快去把他叫到小饭馆。他有些慌张和害怕。我说：不要怕，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想到拓城去住几天，避避风。他说：好！好！我们离开小饭馆，商量走哪条路妥善些。牛传于说：走小路近些，也没有日军岗哨。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徒步前进，夜幕降临，我们才到了拓城。我在牛传于他父亲开的三多利杂货店住了三天，尔后平安返回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