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日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文件：抗日战争中期，出现了一种”曲线救国“谬论。国民党军委会所属的一些杂牌军队，借口”曲线救国“，纷纷叛国投敌，变成了汉奸部队。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为拢络这些汉奸部队，于1943年春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师长以上的汉奸军官才能参加。我有一个情报员，给一名汉奸师长当翻译（职务是参谋）。他随师长去南京之前，我叮嘱他尽量把会议文件带回来。那个汉奸师长不识字，大会发的文件，他都交给我的那个情报员（他的翻译）保管和处理。从南京回来之后，那位情报员把大批会议文件交给了我。我从这大批文件中了解到，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向这些汉奸军官吹嘘日本”皇军“的威力，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指汉奸政府）三联合的谬论；（二）鼓吹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在那些文件中，我看到了一张”大东亚共荣圈“的示意图；表示日本一方面要打通”大东亚交通线“，即从朝鲜、东北、北平、武汉、广州的铁路线。以便从陆路运兵进攻缅甸、泰国、越南、印度等国。另一方面日本海军从本土出发，经水路侵占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当时的中国平汉铁路，由郑州至汉口一段，还在抗日力量的控制下，日本火车不能通过。从而我估计到日本可能要出兵打通平汉铁路，以完成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阴谋。我把那张”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复制了两份，连同我的上述估计，分别报给了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4年3一4月间，日本出兵攻陷了郑州、洛阳等地，打通了平汉铁路，实现了他们所谓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野心。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点滴：1943年初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来电，要我回洛阳述职。我到洛阳后，他找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后，他说，杜月笙（上海青红帮大坛主）的夫人已经由重庆来到洛阳，你能否把她送回上海？我说：能。于是长官部派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界首（抗战部队控制区）。随着杜太太一同来的，还有张嘉敖的妹妹，在界首住了三天。我派联络员通知了商丘联络站主任牛景康。由界首出发，我骑着自行车，她们二人坐着架子车，经过三天的时间，通过日、伪占领区，到了商丘（日军控制区）。牛景康已经在一家旅社给她们两人订好了房间。这家旅社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伪军营长等人开的，住在这里，可以不受日伪军警骚扰。第二天牛景康送我们上了火车，第三天到了上海。为便于工作，我没有住在杜夫人家。我住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家（地下联络员）。
既然到了上海，我想利用机会，了解一下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社会情况。那位朋友陪着我到上海一些地方走了走，看不看；又分别介绍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谈不谈。根据从各方得来的材料，我了解到当时上海的经济情况很坏，物价上涨，伪币贬值，市民所需的生活资料，供不应求。日本实行以战养战，大刮民脂民膏。例如，日本侵占上海之初，日军用的大米等军用物资，都是由日本国内运来，现在都要由当地征收，加重了上海市民的负担。我的那位朋友说：前几年，日本是用提高日本货价格，剥削中国人民；现在日本人用一本万利的赌博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日本人在上海公开地设有几赴大赌博场。我说：咱们可以去赌博场看看吗？那位朋友说，可以。有一天晚上，那位朋友约我和一位马律师，我们三人一同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大赌场。赌客一进门，就要把准备作赌注的钱，换成筹码；不换筹码，不准进门。我们三人到了门口，站在门旁的一个胖子，一挥手，守门的人就让我们进去了。我很奇怪，我问我的那位朋友：为什么我们没有买筹码，就让我们迸来了？那位朋友说：马律师是这个赌博场的法律顾问。我们进门后，赌博场的一位管事人，就把我们招待到客厅，让茶让烟，十分客气。坐了一会，我们进到赌博大厅参观。大厅面积很大，灯火辉煌，设有很多赌摊，每个赌摊，都有一位年轻的姑娘主持；有的押红黑宝、有的掷骰子，有的摇点子等等。赌具都很简单，很快地可以决定输或赢。不管赌客谁赢了，主持赌摊的姑娘都要抽头。据说这些姑娘没有工资，全靠从抽头中分红，取得工作报酬。所以客人走到她的赌摊，姑娘都”亲切“地说：老板，请来玩玩吧！赌具越简单，输赢越快，抽头越多，真是一本万利。赌场设有鸦片、海洛因、吗啡等吸用房间，赌客只要有钱，随时可以过瘾。赌博场还设有收买部，手表、戒指、金笔、大衣等物都收买；当日赎回，利息一分。赌客如果输光了筹码，随时可以卖掉手饰、衣物等作赌注，继续赌下去。有的赌客，进赌博场时，腰缠累累，像是一个大富翁；出赌博场时，两手空空，成了一个穷光蛋。这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上海时期，用的一种剥削、坑害中国人的毒辣手段。
日本统治下的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是贼窝：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朋友们得知我将要结婚，送给我几件衣料。我自己也买了几件衣服和被面、被里、蚊帐等物。我把这些东西装在一个柳条箱里，用麻绳捆好。我和一位姓樊的朋友结伴同行，到了上海火车站，为上下车方便起见，我把柳条箱交给了行李托运处，买了行李票。小樊要扛着皮箱上火车。我说，你买张行李票，把皮箱托运多方便。他不买。到了商丘车站，小樊扛着皮箱出车站时，值班的日本人要检查他的皮箱，他和那个日本人一拉手，那个日本人没有检查，就让他扛着皮箱出站了。我问小樊：你认识那个日本人吗？为什么你和他一拉手，他就不检查你的皮箱了？小樊说：我不认识他，我和他一拉手，就给了他10元钞票，他就不检查我了。我说：你买张行李票，还用不了10元钱，何必找这个麻烦。小樊笑了。出站后，我到包裹行李处，去取柳条箱，那里的人说：还没有到。第二天我又到行李处，取出了柳条箱。打开箱一看，满箱是破衣服、破皮鞋、碎报纸。除剩下两张我买的结婚证书外，我装进去的其他物品，都没有了。我去找商丘火车站的站长（日本人）要求赔偿。那个日本人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这种事大大地有，没办法，没办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铁路时期，出现的又一种坑害中国人的事。我估计这件坏事，是在上海火车站行李托运处干的。因为我托运柳条箱时，他们就一一查看了里面装的东西。
在商丘火车站建立监视日军军运的中心：1943年春，我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示意图和我对日军有进攻郑州、打通平汉铁路企图的估计，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该部董参谋长复电说：你的估计有可能，要加强对陇海铁路上日军军运的监视。我由上海回到商丘后，我要求驻商丘、拓城的两位情报联络站主任牛景康和牛传于，设法在商丘车站建立一个监视陇海铁路上日本军军运的中心。牛传于便在商丘车站的北边租了一处房子，开了一个货栈。以此为掩护，他联系了一位火车司机和一位车站工作人员，组成了监视日本车运的中心。他们按天登记通过商丘车站的日本军车次数、去向、所载部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种类、数量等。牛景康、牛传于及时派情报联络员将登记材料送给我，我通过电台或信函，迅速转报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西安地下情报组织。
深入敌后侦察日军调动情况：1944年1月，我从商丘监视日本军运中心和其他情报员送来的材料，看到日本从徐州到开封的军事运输频繁，而且其中有橡皮船等大量渡河器材，联系到日本在南京”高级军事会议“上提出的”打通大东亚交通线“的计划，我想日本可能要发动进攻郑州、打通平汉铁路的战争。我将陇海铁路上的日军运输情况和我的看法，分别报给了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该部董参谋长复电说：你的看法可供参考，你速到敌后（主要是天津、济南）侦察日军调动情况。我于2月底到达天津，了解到大批日军已由平汉铁路北段南下。我从天津回到济南，得知每天都有从青岛来的日本军车，转津浦铁路南去。我回到商丘，看到我监视日本军运中心提供的材料，得知每天都有从徐州来的日本军车经商丘西去。我将上述情报急速报给第一战区董参谋长和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时过不久，日本就发动了中原战役（即打通平汉铁路的战役）。郑州、洛阳相继沦陷，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洛阳撤到陕西汉中。第一战区长官部的电台由于撤退，和我的电台失掉联系，我的经费断绝来源，工作难以进行。我写信给我党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说明了这种情况。接到情报组织的指示，我于1944年秋天，回到西安。
四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1 留在西安工作
我回到西安之后，朋友帮忙租到三间住房，安下了家。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赵耀斌、李年等同志来看我。我向他们谈了打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后的工作情况，我问了我今后的工作任务。赵耀斌说，你要到汉中去看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动向，并清理一下他们欠发给你的经费。我到汉中后，得知司令长官蒋鼎文己经离职，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部长陈诚代理司令长官。参谋长、参谋处长、情报科长都换了人。我去参谋处报到，他们都不认识我。查了档案，他们才知道我原是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派赴豫东的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我问：洛阳战事以后欠发的经费如何解决，那位接待我的人说：你拿来报销册，我们给你核发；洛阳战事以前欠发的经费，你回西安去找原经理处负责人清理。我问，我今后的工作如何安置？接待我的人说，34集团军的胡宗南总司令已兼任副司令长官，长官部即将迁到西安；34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情报科刘科长，已调任长官部情报科长；关于工作安置问题，你回西安去找刘科长接洽。我在汉中清理了洛阳战事以后的欠发经费手续，回到西安。我去找到原经理处负责人，清理了洛阳战事以前欠发的经费。尔后，我去找新调到长官部情报科的刘科长，谈工作安置问题。他说：等长官部迁来西安再说吧。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他说：欧洲战场，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失利；亚洲战场，日本也支撑不了多久；你就留在西安，等待时机好了。有一天，赵耀斌对我说：同志们要集资办一个书店，名义上是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办的，实际上是为我们建立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站，你也参加办书店。我们筹备了半年多，这个书店办成了，名字叫做西安研究书店，我也购买了这个书店的一部分股票。
1945年春，一架美国飞机在徐州附近被日本飞机打落。驾驶员跳伞降落，未被日本人俘获。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经过一位北大同学介绍，知道我在徐州一带工作过，就请我设法为他们查询那位驾驶员的下落。我立即通知我留在豫东的情报员，他们经过查询，得知那位美国驾驶员，原降落在蒙城以北的农村，隐藏在一位农民家中。以后被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派人领走，扣留在徐州。我把这个情况转告了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他们很感谢。我把这件事向地下情报组织汇报了。赵耀斌要我和美国空军联络站保持联系。
2 热烈欢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0日晚上，我和赵耀斌、李年等同志正在研究工作。突然从广播中听到日本要投降的消息。我还有点半信半疑。8月16日从报纸上看到，横行霸道的日本帝国主义已于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自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来，我为之呼喊，为之奔走，为之奋斗的目标，经过全国人民8年的抗战牺牲，今天终于实现了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我万分，万万分地高兴！
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参加了西安市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大联欢、大游行！
我举起双手高呼：人民胜利万岁！万万岁！
五、 为争取人民解放继续战斗
1．赴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
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党中央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第一条战线（军队）和第二条战线（地下工作）上的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
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计划先派人到北平建立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站，作为向东北转移的第一步。但抗战胜利之初，由西安到北平的火车还不通。去北平的”接收大员“都是坐专机去的。要派人去北平，交通是个大问题。9月中旬，赵耀斌来我家，问我是否有办法赴北平？我说：前两天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的克拉克先生来约我，和他们一同坐飞机去徐州，营救那位被扣押的美国飞机驾驶员。到了徐州，我可以坐火车去北平了。赵耀斌说：这是好机会，你多和美国空军联络站联系；动身之前，我们再谈谈。9月下旬，克拉克先生通知我乘飞机去徐州的日期，并说：他开车来接我，要我作好准备。我立刻去告诉了赵耀斌。他留我在他家吃下饭，并说：你到北平后，设法建立一处地下工作联络站。如果能接收一家敌、伪文化单位就办一个报社或书店。
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几位美国人来飞机赴徐州。下飞机后，我们坐汽车直接到了郝鹏举的伪省公署。我们说明来意，接待的人把我们让进客厅。不久，郝鹏举陪着那位美国驾驶员来了。那位驾驶员和来的美国人热烈拥抱，当克拉克向那位驾驶员介绍了我的情况时，那位驾驶员也和我热烈握手致谢！当他们要去飞机场时，我告诉同来的美国人说：我不回西安了，我要去北平。他们问：你妻子知道吗？要我们带回一封信给你妻子吗？我说：她知道，不要带信了，谢谢你们。他们回西安去了。我准备由徐州坐火车去北平。
天天有火车经徐州去北平，我想买张去北平的火车票是很容易的。哪知北去火车都是日本撤兵的军车（当时铁路还由日本人控制着），没有客车。我去看望带着部队来到徐州的何柱国部田参谋长，顺便谈到我要去北平，没有客车的问题。他要参谋处通知徐州火车站站长，在北去的军车上，专挂一节客车。我坐着这节客车到了北平。时间是1945年9月底。
这时的北平正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的时候。他们对敌、伪的房子、汽车等财产，互相争着接收，谁抢到手，就是谁的。一个职务最高的接收大员，霸占了一个有名的京剧女演员。北京市行政管理，无人负责，满街垃圾堆成山。小偷到处皆有，一位朋友晚上来看我，把自行车放在院内，不到半小时，车就被偷走了。日本侨民正在集中，等候遣返。日侨的大批家具、衣服、被褥等物品，摆在马路边上，廉价出卖。伪政权办的各大学，都已改成大学补习班，等候抗战之初南迁的各大学负责人回来接收。各中小学校，虽然没有适当课本，经费也无固定来源，但是那些有爱国心的老师，仍然坚持给学生上课。
我是接受我党地下组织的派遣来北平的，由于没有国民党”接收大员“身份作掩护，所以不能参加接收。我通过私人关系，在北平绒线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建立了地下工作联络站。1946年冬，赵耀斌赴东北布置工作，来回经过北京都是住在这里。
2．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做情报工作
1946年春节前，我写信给赵耀斌说，我要回西安。他回信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大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春节后的第三天（1946年2月4日），李年、邢国彦、王书鼐三位同志坐飞机来到北平，住在我家。他们是由赵耀斌派遣，经陈忠经同志介绍，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的。李年向我传达说：赵耀斌也要你去东北，陈忠经同志已经把你的经历作了介绍，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表示，欢迎你去。过了几天，余纪忠来到北平，住在北京饭店。经李年介绍，我会见了余纪忠。他除当面约我到政治部工作外，还要给他解决在北平用的小汽车问题，以便外出拜访军政机关首长。我给他借到了于辆漂亮的小汽车开到北京饭店门口，供他使用。过了两天，余纪忠派秘书给我送来一张派令：”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这是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的掩护身份。
3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之前，苏联出兵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我党武装力量迅速进入东北，开始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准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决定派他的王牌军队 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派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这表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一场血战，即将开始。党组织派我到东北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于是我辞去了余纪忠要我留在北平担任政治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职务，到沈阳（东北保安长官部所在地）去了。
在我动身去东北之前，报纸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国民党企图用这种宣传，来恫吓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但我不怕，我想共产党员要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毅然乘火车到了沈阳，坐在杜聿明司令部内，为我党搞情报工作。
到了沈阳，余纪忠分配我代理政治部第一组组长。这个组是管军队政治工作的。国民党部队从关内调到东北时，部队的政治部，都要把该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驻地、人数、编制等，书面报给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政治部第一组根据这些材料，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我将这份”一览表“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国民党驻沈阳的党政军各大单位，如省党部主任委员、省政府主席、保安长官部长官、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等，每两周开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由东北行辕召集，由行辕主任主持。我随着政治部余纪忠参加该会时，获得一些重要情况，也报给了我党。
1946年冬，西安地下组织负责人赵耀斌来沈阳部署工作，他作为我的客人，和我一同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并和我讨论了在沈阳建立地下电台的问题。
1946年12月，据说苏军要将占领的旅顺、大连交给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持下，组成了旅大统一接收委员会，我任该会委员兼宣传组长。我率领宣传组前进列辽南熊岳镇。此地是国民党新六军的防区，我和该军驻熊岳镇的陈师长谈过防务情况。我将新大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及时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春，在我军发起辽东南战役之前，我代表长官部政治部到安东（丹东）视察工作。驻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参谋长向我谈了军队的部署情况，并陪同我视察了新修的防御工事。我将这些情况，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沈阳学生定于6月2日发动游行示威，以响应北平学生的号召。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沈阳市党部、沈阳市教育局、警察局等单位，组织成”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制止学生游行的对策。我和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四人都打入了”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如果学生不听劝阻，强行游行，可以开枪制止。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说，无论如何不能造成流血事件。最后决定：当夜派军警逮捕各校的学生会负责人。会后，我把这个决定秘密通知了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他们6月1日夜离开学校，末被逮捕。
1947年6月中旬，政治部改为新闻处，余纪忠任处长，我任第二科长。7月间，我军围攻四平，攻打国民党新七军（军长是陈明仁）。两军相持数周，未分胜负。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副长官郑洞国任前进指挥所主任，我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我们带着一个榴弹炮营、一个坦克大队增援四平。当天晚上驻在铁岭。我用军用电话，将增援情况报给了我党沈阳地下情报组织。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达昌图，指挥所驻在昌图县城东门外。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与四平外围的我人民军队接了火。下午，围攻四平的我军撤退，四平解围。我连夜进入四平城内，代表前进指挥所，”慰问“陈明仁军长。陈军长简单介绍了战斗情况后，他说：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他们夜间爬到工厂的高烟筒上，打信号弹，给城外共军指示进攻目标。我说：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有时他们来到我们的眼前，我们还不认识他们。夜深了，陈军长派人送我到招待所。所内只有几张木板床，没有被褥。床上铺的是空投物品、弹药用的降落伞；我躺在降落伞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从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慰劳团，到了四平，团长是北大校友傅汝霖，他要我和他一同去慰劳伤兵。我们到了几处伤兵医院，少医缺药，情况十分凄惨。处理伤口，缺少纱布和绷带；一些断腿缺胳膊的重伤兵，在痛苦地号叫。慰劳完伤兵之后，我和慰劳团一同坐飞机到了长春。此地驻的是国民党新一军。在慰问高级军官的慰劳会上，我见到该军的军长、师长、参谋长等，从交谈中，得知该军的部署、动态等。回到沈阳，我将新一军的这些情况，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
国民党由于四平战役失利，调整了他们在东北的军政机构。撤销了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军事政治部归东北行辕统一指挥。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和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调走了。由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陈诚代理东北行辕主任，统一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陈诚到东北之后，对下属机构进行了改组，将新闻处改为政工处，调走余纪忠，由魏鸿绪任处长，我仍留任第二科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来沈阳，商得陈诚同意，将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改为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调我任该处处长。我担任的行辕政工处第二科长，由李年同志接任。东北通讯处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东北的新闻出版机构和宣传事宜。我担任的”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是我做地下工作的掩护身份。
4，我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一些同志被捕
深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伴敌人如伴虎狼！这是我经常念叨的一些警惕语。我也为自己订了一些行动守则：要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要机智、勇敢、沉着、谨慎。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白色恐怖下，我们的地下组织还是被敌人破坏了，一些同志被捕了！
1947年10月10日，为了应付场面，我们出席了国民党当局召开的”国庆纪念会“。晚上，邢国彦和王书鼐两同志来我家聊天，10点钟左右送走了他们。我刚刚入睡，电话铃响了，我被惊醒。我拿起电话，听到一个熟悉而急促的声音：大哥，李年被捕了！这是李年的爱人何英芬同志的声音。她也是我党地下党员，负责译电工作。我问：是被哪方面逮捕的？她说：是行辕的一位科长带着来的。我意识到：这不是李年的个人问题，而是地下组织被破坏了！因为行辕二处是属于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放下电话，我就考虑：我怎么办？是逃跑？还是坚持岗位，营救同志？如果黑名单上有了我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黑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也不会因为我营救同志被逮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我决定坚持岗位，营救同志。天还不亮，我就到了李年家，见到何英芬同志。她走了定神，对我讲述了李年被捕的经过，是东北行辕的董科长带着另外一个人来的，先说是请李年到行辕开会；李年穿上大衣要走时，董科长要他带着行李，我就有些怀疑，我送李年出门时，看到门外站着两个带枪的人，我肯定李年是被逮捕了，就给您打电话。我问：他们拿走我们的文件和秘码本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你看，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她说：最近从西安来到沈阳的东北通讯社的申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问题可能出在他身上。我说：这样，东北通讯社（掩护地下电台的组织）社长王书鼐也可能被捕。她接着说：我给您打完电话，就给王大哥打电话，说了两句话，电话就断了。我马上就拨叫王书鼐的电话，仍然拨不通。我对何英芬说，你再仔细检查一下，把所有的机密材料，迅速烧掉，以免敌人再来检查。敌人拿不到真凭实据，官司就好打。说完，我就去了王书鼐家。
我走到王书鼐家，天已大亮，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王书鼐的爱人在家。我问：我给你们打电话，为什么拨不通？她说：电话被掐断了，书鼐被捕了；是行辕二处张副处长带着人来的，把邢国彦（住在王书鼐家隔壁）也逮捕了。我问，他们拿走什么文件？她说：没有。我到邢国彦家去，他家没有人。我就回家了。
早饭后，我到行辕参谋处找一位张科长，他是我的山东同乡。我说：政工处二种科长李年是我的北大同学，昨晚被二处董科长带着人捉走了，他的妻子很着急。托我代她打听一下，李年被捉的原因和现在的下落；你能帮忙问问董科长吗？张科长立即叫通了董科长的电话，谈了此事。打完电话，张科长对我说：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董科长是奉命协助；原因是其产党嫌疑。下落还不能公开。
为了弄清楚李年等被捕的情况，看看我是否有被捕的危险，我向有关人士进行了探询。我去访问了一位老朋友洪处长。他说：李年等被捕的事，我知道，什么原因我也弄不清楚。他说：我们一同到东北行辕去问问崔处长。见到崔处长，谈了李年被捕的情况之后。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言行要特别小心。告别崔处长，走在路上，我问洪处长：你看事情是否有扩大的可能？洪处长说：我认识沈阳市督察处处长（军统特务），我去打听打听。
他们被捕后的第三天。李年等三位同志的爱人来我家。我把昨天我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她们。她们和我商量如何营救三位被捕的同志。我说：他们三位都是在职的”军政机关官兵“ 李年是东北行辕政工处的科长、王书鼐是沈阳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邢国彦是辽北省长岭县县长。你们先分别往访他们原单位的领导人，看看那些人的态度，作为我们营救工作的参考。她们同意我的意见，分别去找有关单位领导。
我陪着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去见沈阳警备司令楚溪春。她说：楚司令，书鼐是警备司令部的新闻处副处长，天天上班，辛勤工作，突然被捕了，这是为什么？押在什么地方？楚司令说，”王太太，这些事人家能告诉咱吗？“过了几天，我分别去见李年和邢国彦同志爱人，问她们上访的情况如何？她们说：没有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她们三位大嫂交给我一个简单而难办的任务， 要我设法找到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方。她们说：天气冷了，找到他们的地方，以便给他们送点吃的和穿的。我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一个特务的妻子口中，得知关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点： 沈阳市昆明街81号。这是国民党军统组织在沈阳的秘密监狱。我把这个地点，告诉了三位被捕同志的爱人。通过她们给被捕同志送饭、送衣物，我得知三位被捕同志，都遭到严刑拷打。
一天晚上，一个从西安一同来东北的熟人，到我家串门。我知道他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他不知道我参加了共产党。他说：你和李年等三人经常来往，现在他们因共产党嫌疑被逮捕了，你又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这是政治问题，有人对你有怀疑，你最好不要再管他们的事。我说：朋友相交，要重道义。你、我和李、王、邢三人，都是从西安一块来东北工作的，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遭不难，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的家属营救他们。即使法院将来查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枪毙了他们，我们也应帮助他们的家属买棺材、收尸。法院不会因此逮捕我们。他听了我的话不对味，就告辞了。
过去我和赵耀斌约定，他每天寄给我一份西安情报组织办的《新秦日报》；作为日常联络信号。自李年等被捕后，我没有收到这份报纸。我怀疑是否西安地下情报组织也被破坏了？但我不敢写信打听。
有一天洪处长来我家，我提出这个疑问。他说：据西安一人谈，赵耀斌被捕了，研究书店和《新秦日报》被国民党查了。洪处长又说：他到沈阳市督察处去问了。督察长说：李年他们的案子，是北平方面来办的，办完了，就完了，不至于再扩大。督察长还说：他知道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和李年有来往，就怀疑你。从此我才放了心。
1948年新年前后，有一位被捕同志的家属对我说：她去送东西，监狱的看守不收了，并说以后不要去送了。她有些害怕，怕是亲人被处决了。我说：不至于；如果处决了，监狱要通知家属的。我又去问那个特务的妻子。她说：没有听说最近监狱里处决过人，李年等的情况，她也不知道。我一直在为三位被捕同志的处境担心。－－－月中旬，何英芬同志告诉我：她接到了李年的来信；其中说，他们被捕的人，已经被国民党用飞机押送到南京。我才知道他们确实还活在人间，我为他们庆幸！
地下组织和电台被敌人破坏了，情报发不出去；蒙难同志被转送到南京了，沈阳没有营救工作可作。我想离开沈阳，回北平。但我又一想，我党在东北，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解放指日可待。我留在沈阳，虽然不能做情报工作，还可以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做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沈阳解放后，我可以找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决定留在沈阳。
5．开展地下工作迎接沈阳解放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留在沈阳，虽然做不了情报工作，但我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1948年2月，国民党东北当局，将沈阳各大学的学生集中到中正大学，强迫进行”冬训“。冬训班当局捏造有”共产党分子混入“的谣言，大肆逮捕学生。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生被逮捕。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把他们保出来了。
1948年春，我军缩小对沈阳的包围圈。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我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身份，提出以山东同乡会的名义，向同乡中的大户捐款，赈济失业同乡。我并暗地动员失业同乡，到解放区参加大生产运动。
我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名义，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记者，开座谈会，讨论东北形势。并要求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和抓壮丁、拉民夫、抢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年2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何英芬同志带着五个孩子去南京，营救李年同志。我给了她一些精神鼓励和一点物质帮助。同年4月，邢国彦同志的爱人生了一个男孩。她在沈阳的亲友很少，产前产后，我都给了她一些帮助。同年秋天，东北战争激烈，沈阳人心惶惶；铁路交通中断，很多人争购飞机票，飞往北平。我去看望邢国彦同志的爱人。她说：她也想去北平，但抱着孩子，带着很多行李，上下飞机有困难；到北平又没有住处。我出钱给她买了行李票，把两只装满衣服的大木箱托运到北平。然后她抱着孩子坐飞机到了北平，住在我家。王书鼐同志的爱人，在沈阳的亲友比较多；我也常去着望她，告诉她一些有关情况。她于1948年秋天，搭飞机去北平，住在她父亲家中。至此，被捕同志的家属，都已离开沈阳。
1948年10月底，我军向沈阳发起进攻，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败退。11月2日，沈阳解放。我看到政委罗荣桓同志出的安民告示，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设法去找党的领导机关，接组织关系。但解放之初，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没有找到。通过沈阳工商联合会，我得知沈阳市长是朱其文。我前往沈阳市政府联系。接待的人问：你有地下组织介绍信吗？我说，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接待的人说：你没有党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党组织关系。组织关系接不上，我只好回北平。
当时，从沈阳到山海关的火车不通。进关的行人，络绎不绝。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三匹骡子拉的大车。路过黑山县时，我看到许多被打坏的坦克和装甲车。据说这是国民党新六军（机械化部队）被歼灭的地方。经过六天的寒风吹，我坐着马车进入又一个”天下第一关“ 山海关。回忆1939年我进潼关（天下第一关）时，东北大地，还被践踏在日军铁蹄之下；今天我进山海关时，东北大地已经红旗飘飘。红旗上有我的一滴血汗，我感到特别高兴！
从山海关步行到唐山，搭乘火车，回到北平。
六 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春节前，北平和平解放。我在北平和家人团聚，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感到特别高兴。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见到一些从老解放区回来的”一二·九“时期的老同学、老战友，我的，心情更加愉快。这些老同学、老战友很关心我的政治前途，要我赶快争取恢复组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设法找到我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
由于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摧毁了蒋介面的主力部队，南京局势起了急剧变化。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3月中旬，他们三位同志以及李年的爱人何英芬，平安地回到北平。我准备了一桌饭菜，为他们压惊、洗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1947年10月，同时被破坏的还有西安、兰州、北平、保定、承德、长春等地的地下组织；被捕的同志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几位同志被敌人枪毙了！我问：赵耀斌的情况如何？他们说：他没有回来，情况不明。
我在沈阳做地下情报工作时，工作上是和李年单线联系，组织上和赵耀斌单线联系。赵耀斌情况不明，我怎样接组织关系呢？！四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全国总工会见到了分别将近10年的刘子久同志。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请他给我接组织关系。他说：接组织关系，须经过组织部门。他介绍我去找华北局组织部。
我到华北局，见到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名字似乎叫刘地）。我向他说了我的经历和组织关系中断的原因。他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他给了我几张信纸和几个信封，要我给能证明我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我当即分别写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每人一封信，交给了刘同志。他说：我们把你的信，通过组织关系，转给有关人员，过一段时间，你来看看结果。四月中旬，我又到华北周组织部，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证明你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我说：华北局可否先给我安置个工作？刘同志说：我们可研究研究。过了几天，我又到华北局。刘民志说：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了；虽然你入党己经十多年，但由于你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我们先介绍你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毕业后可以给你分配工作，华大也可以继续给你调查整理组织关系。
经华北局介绍，我于4月下旬，到华大政治研究所报到。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方式很新颖，没有课堂，没有课桌，没有导师讲课，没有大部套的课本，不考试，不记分。学员大部分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一部分社会名流。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一个马扎、一本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社会发展史纲要》。学员自由结合，10个人一组，推举一个为组长。学习地点每组在校园内自由选择，树荫下、花坛旁、葡萄架下都可以。全组坐着小马扎，围在一起，阅读《社会发展史纲要》，结合自己的认识，进行讨论。从早晨8点半学习到上午11点半，集体开饭。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两个粗瓷碗、一双竹筷子。学员根据个人的食量，自己去打饭、打菜；端着饭菜，坐在小马扎上，越嚼越香。下午自由活动，溜马路、逛市场、回家都可以。全所共有四五百名学员，只有10多位年轻的指导员，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井井有条，一点不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学习内容有所改变。学完了《社会发展史纲要》之后，还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结合时事政治学习，讨论过《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文件。对于我这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来说，参加华大政治研究所学习，受益非浅。
1949年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当时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决定，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心情非常激动！9月下旬，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我们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的队伍进行了多次排练，我积极参加。10月1日，我们的队伍被指定为仪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前排。天安门经过修理，焕然－－新。城楼上挂着8个鲜红的大宫灯，插着8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城门上方的红墙中央，挂着毛主席的巨大画像，像的两旁是两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天安门的对面，正中立着孙中山的画像，两旁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整个会场，红旗招展，宏伟雄壮。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全场掌声雷动。乐队奏起国歌，全体肃立。旗杆立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在城楼上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I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l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此起彼应，经久不息。毛主席讲话之后，各队开始游行，分路返校。我们作为仪仗队的华北大学师生，经过金水桥，踊向天安门。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他由天安门城楼的东头走到西头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离去。我有机会参加开国大典，至今犹感荣幸！
2。 愿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而努力
我青少年时代，有一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因此我选择了物理系。参加革命后，我的这种思想受到批判，但我想只讲科学，不许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许科学，像我们这样科学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我的思想就转变为”救国不忘科学“。所以我在沈阳做地下工作时，还到沈阳医学院（现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教物理。
建国后，国家成立了情报总署，过去和我一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部分被分配到该署。一位领导同志也要我去情报总署工作。我想革命战争已经胜利，不需要很多情报人员了；建国刚刚开始，需要大批科技人材。因此，我没有去情报总署，而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物理。
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我担任理化教研室物理组组长。我一面教课，一面钻研业务。我除编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用的《物理学讲义》外；1954年我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的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宣读。1956年我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向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1954年苏联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这是核物理学在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具体应用。当时在我国，核物理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除钱三强等老一辈的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为数也不多。当时我对核物理学很感兴趣，我读了一些有关核物理学的书。结合我在煤炭工业部等单位所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我写了一篇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摘登在拙作《原子能常识问题解答》上。然而，我准备对核物理学进行研究的计划和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材的愿望，被打断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