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上午，宽大释放大会在太原寨沟煤矿大礼堂举行。主席首先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根据这一决定，现在宣布：对你们全体人员予以宽大释放。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这次大会上，得到宽大释放的约有七八百人。发给每人一张宽大释放裁定书和一张入户证。我以“国民党少将身份”，也领到一张宽大释放裁定书和一张回北京的入户证。裁定书上写明予以公民权。最后，有一位省级领导讲话。他首先向大家致贺，并宣布发给每人人民币100元，作为零用。大家鼓掌表示欢迎。会后，政府招待全体被释放人员会餐，每10人一桌，每桌有一位干部作陪，饭菜丰盛，气氛融洽。下午，全体被宽大释放人员，由石碴场监房搬到了场外新搭起来的几排活动平房，完全脱离了监狱生活。不久，又搬到了寨沟煤矿新建成的干部宿舍。
3 回北京
被宽大释放的人员，一批一批地走了。有的由家属接走了，有的出干部送走了。到1976年春节之前，山西本省的被宽大译放人员，绝大部分都走了；外省的宽释人员，也相继离开太原。根据劳改局王书记在大会上宣布的政策，和我本人所具备的条件，大家估计我会是第一批回北京的。但北京的被宽释人员，已经走了几批，劳改局的干部还没有找我谈回北京的事，我有些不解。我到劳改局询问原因。一位科长说，早已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至今尚未接到回信；我再向北京打电话问问。问的结果是：我的原工作单位已经被撤销；没有接受单位，难以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所以北京有关方面不同意我回北京。
几经交涉，由我女儿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我回到北京之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有关方面才同意我回北京。山西省劳改局派了干部和护士各一人，于1976年3月26日，把我送回北京，住在崇内旅馆。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他说：原准备把你安置在山西。由于你女儿的要求，才同意你回北京；住房由你女儿解决，你每月可以到东城区街道办事处领生活费18元。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女儿。不久，我女儿和我儿子来到旅馆。那位干部对我女儿说：你去叫一辆出租汽车，把你父亲送到你给他找好的住处，汽车费可以到公安局报销。我和女儿上了汽车，一直开到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我女儿在这里给我向一位农民朋友借了一间房子，“我侄女正在给我安置床铺，这就是我回到北京的新居。
当时，摆在我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即户口、粮票、住房。那时的北京，还是”四人帮“统治的天下，事情很难办。我拿着山西省公安厅发给我的北京入户证，到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的户籍员问：你住在什么地方？门牌是多少号？我说：我前天刚回到北京，暂时借住在朋友家中，我自己还没有住房。户籍员说：户口、户口，必须有住房，才能报户口；你还没有住房，没有门牌号数，我们无法给你报户口；你先到房管局租房子去吧。我到了房管局，要求租房子。房管员说：你拿出户口本看一看。我说：我刚回北京，还未报户口。房管员说：我们是北京市的房管局，你没有北京市的户口，即使有房子，也不能租给你。我拿着太原市粮食局发给我的转粮食关系证明，到北京市粮食局领粮票，粮食局的同志说得更干脆：你先拿户口本来领粮食本，再拿粮食本领粮票。我住的郊区农村，离城约有20里，我的视力又不好，为了解决这三个小问题，几 乎每天都要克服困难，跑个来回。我上访过北京市政府、市公安局、公安局东城分局、交道口 派出所、市房管局、东城区房管局、交道口房营所、市粮食局、东城区粮食局、街道办事处等等机关。费时三个多月，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后来，我听说这次宽大释放原国民党在押人员的文件，是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公安部发出的。于是我到中央统战部上访。接待的同志说：我们统战部只管政治，关于生活安置问题，由公安部和北京市负责。我又到公安部上访。我说明来意后，接待的同志说：政府既然让你回来，北京市就得让你吃饭，不管别的问题怎样解决，粮票问题总得先解决。他要我写了一份材料，由公安部转给北京市公安局。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北京东城区区委统战部上访，谈了公安部的意见，要求解决粮票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负责人于水旺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接受我的要求。他当即打电话给公安局东城分局，建议每月先借给我粮票，以便生活。东城分局同意了。我到该分局见到一位魏同志，他约定9月10日陪同我到粮食部门］，办理借粮票手续。9月9日，毛主席逝世，北京各机关都忙于办丧事，我的借粮票问题也延期了。9月下旬办妥借粮票手续，每月可以从北京东城粮食局借到粮票28斤。每月18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和28斤粮票，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的唯一生活来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形势开始好转。东城区委统战部与东城分局研究决定，给我单位户口，报在我女儿的住处。这样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我成为北京市的正式公民。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住房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虽然已经和房管所联系了关于我的住房间题，我自己也多次往访房营所，回答总是说：没有房子。1977年1月8日，我写了一封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信，寄给了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同志。信中谈到我当时的困难处境 我回到北京将近一年，仍流落在京郊农村中，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邓大姐把我的信转给了东城区委。2月下旬，东城区委统战部通知我去看房子。这是一间8平方米的小平房，座落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96号的大杂院内。我到房管所办了租房手续，于1977年3月8日，搬进这间小平房。我命名这间小屋为”九六陋室“。虽然是陋室，却是我的发祥地。我读书、睡觉、做饭、写申诉、接待新闻记者…都在这间小屋里。我在这里向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单位写了100多份申诉（其中包括胡耀邦同志批的那封申诉信），接待了几位新闻记者，我的冤案便大白于天下。我在这间小屋里还辅导了6名高中毕业生考大了大学；其中的一名还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学位。
现在介绍一下大院的情况。这个大院共住了16户，有14户是工人家庭，有一户男的是中学老师，女的是工人师傅，他们对我都很照顾。特别和我住隔壁的李学俭师傅，他是河北省吴桥县大，在南口暖瓶厂工作。他看我生活困难，主动要借钱给我，我婉言谢绝。安炉子、挂蚊帐等我做不了的家务活，他主动帮忙；他家改善生活，他的老伴赵同志总是送给我一份。当时我的视力很差，烧蜂窝煤对不上眼；他女儿炳芬、儿子炳洲、炳海轮班给我生炉子、封炉子。大院内没有厕所，要到大门外小胡同上公共厕所，晚上我看不见路，由炳洲或炳海领着我去。张梅芬同志是大院里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她参加街道工作，常动员我去听政策性的传达报告；我有病住医院时，她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师傅带着水果去看我。大院附近有三位青年工人，听说我搬进了大院，主动来看望我。他们的名字叫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他们热情诚恳、慷慨义气，帮助我解决了很多困难。例如：我的视力不好，不能誊清我向各有关单位写的100多份申诉材料，都是由马长辉同志代我誊清的。他白天上班，夜间誊写，每次都按时写好，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刘汉如两同志经常帮我料理家务活，如换煤气、买蜂窝煤、送文件、看病等等，从不嫌麻烦。赵端钧同志的爱人杨同志，每逢过节，总是约我到她们家改善生活。刘汉如看到我在小屋里蒸窝窝头，转身献出去买回一饭盒包子来……。这是我回到北京结交的几位青年朋友。有一次我到北京陶然亭甲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上访，遇到一位全超凡同志，他看我视力不好，主动帮我填写了登记表，并把我送回我住的地方。以后他多次协助我到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上访，对我争取平反，起了积极作用。
1977年暑假是打倒”四人帮“后高等院校第一次恢复统一招生。有七八名高中毕业生来找我给他们辅导功课，结果有6名考上了大学。我还修订出版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物理部份）。
九、中央总书记为我雪沉冤
1．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给我指明方向
国家”宽大释放“了我，并且给了我公民权。我在社会上，应该和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政治待遇。但事实不然。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那种极端”唯成分论“流毒，我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例如，在我搬进交道口东大街96号大院之前，有关单位派干部，到那个大院做了安排。他们对者住户说，有一名”老右派“、”国民党少将“、”特赦释放的犯人“，要搬到那间小空房里住；你们要提高警惕，划清界限，”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政治压力，使我如重负在肩，喘不过气来。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11号文件。其中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分子“固然感到高兴；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例如我本人每月仍然只拿18元生活费，不能恢复工资待遇。社会上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有人说：右派问题是个实质，不肯定是否划错了，只是摘掉帽子，并不能改变其实质。所以他们把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叫做”摘帽右派“。
197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55号文件。其中宣布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的政策。这是一个彻底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重要文件，使我受到鼓舞。我决心根据党中央的这个政策，争取改正错划我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找谁改正呢？问题是中国人民大学搞错的，我当然要先去找中国人民大学。我第一厂次往访中国人民大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得已，我去拜访成仿吾校长。成老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说，我把你的报告转给人事处。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复校，正在从各方面向回调人。我想我的”右派“问题和工作问题，可能同时得到解决。
过了几天我到人事处去询问处理结果。一位干部回答说：你的报告转来了，但成校长没有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无法处理。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1978年12月22日，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其中决定：对冤假错案采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予以平反。学习了这个文件，我精神振奋！我决定依据这一英明方针，上访中央组织部，请求恢复我的党籍，平反我的冤案、错案。
2。 上访中央组织部
12月25日，我到中央组织部信访处接待站上访。那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我领登记表时，干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明葛佩琦。立刻有几位上访人员围拢上来，问长问短。有一个人说：没想到你还在人间！干部发给我一张登记表和一个接谈号码。按这个号码，我须等到第三天，才能被接待谈话。有一位上访人员对我说：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换号码，你先去接谈。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和他换了接谈号码。当干部收到这个号码时，我把号码和我填好了的登记表一同交给了干部。干部看了看登记表，并问，你是1957年的葛佩琦吗？我说：是。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心中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的”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受歧视吗？过了一会儿，那位干部又叫我进屋。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旁边的上访人员有些奇怪，他们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指派到后门（信访处）接见，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有人接话茬说，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
我到了中央组织部前门传达室。这是两间座北向南的房子，光线充足，室内清雅，东头摆着一张办公桌，周围摆着沙发椅子。传达室的同志和颜悦色，彬彬有礼，让我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她一面请我坐下，一面打电话。约有10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干部，请我到了会客室。先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问了我的住处和简单情况。她说：领导接见你，但今天领导开会去了；请你后天（12月27日）上午来吧。
12月27日上午8点，我到了中央组织部。经过电话联系，王子冀同志接我到了楼上会客室。他说：宣教干部局郝局长接见你。等候片刻，郝局长来到会客室。他一进门就和我热烈握手，并称呼我为”葛佩琦同志“。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干部称呼我为”同志“，我心情激动，感到温暖！唤起了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光荣感！因为在监狱被关押的人，不准称呼”同志“。偶而不慎，称呼”同志“是要受到批评的。今天来到党中央组织部，获得如此荣誉称呼，我感到这是对我的政治关怀，解除了我多年由于在政治上受压抑，形成的自卑感。
郝局长询问了我是怎样出狱的和回到北京的情况之后，他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怀，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我陈述了我的历史经历和蒙冤情况之后，提出三点请求：（1）请求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2）请求改正错划我为”右派“的决定；（3）请求彻底为我平反冤案。郝局长说：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写给我一份材料，我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予以处理。他并说：你最好先要求改正错划右派，因为不改正错划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又问：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无人提出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郝局长说，这个问题也要去问人民大学。
过了1979年元月不久，我将写好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组织部郝局长。
1979年4月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询问对于我的”右派“问题的处理。见到了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他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进行复查。我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了我的”发言“，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即向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出的我的那个”发言“，与我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我于6月9日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予以更正。按中央宣布的政策，我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他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1979年U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派人给我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由于根据的仍是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因此《复查结论》还是说我”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我当即表示：我不同意这个”复查结论“，我要继续申诉。
第二天我拿着那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到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律师问我：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你是否在报纸要发表的那个稿子上签过字？我说，报纸上刊登我的那个”发言“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没有见过那个稿子，当然我也没有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的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会作了更正，有人证可查。然后那位律师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主据。你更正过的“言论”，不应作为处分你的依据。
依据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的答复，我又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和申诉。当时在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解决右派问题的部门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公安部等五个部。我多次上访各有关部门并向各部门领导写申诉。各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说：“复查结论”已经有关方面批准，我们不便过问了。有的人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经过几个月的上访，我跑遍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效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好心的亲友也劝我说：官高一级压死人，不要白费力气了。但我坚决相信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我决心开始第三轮上访和申诉。我第三次轮流上访有关各部门，到了中央组织部，一位年轻而有政策水平的接待同志对我说：你的问题己经定型了，没有中央指示，难以起死回生。这是对我的一点重要启示。
3。上访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我到胡耀邦同志家，中上访。（关于这次上访的详细经过，在拙作《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干零一封人民来信》［198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作了叙述。为了联系上下文，在此只作简单介绍。）他的家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胡同。胡同里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没有武装警卫。红漆大门上有个电铃，我一按电铃，出来一位警卫员。他问我找谁？我说：我来拜访胡总书记。他转身就回去了。接着出来一位干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向他通报了姓名和说明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我说：带着；我就把一封约500字的申诉信交给了他。他说：耀邦同志正在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材料代你转上去，明天下午5点，你来看处理情况。
次日下午我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干部出来了，他交给我一个印着红框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到中央组织部去见陈野萍副部长。时近黄昏，我的眼睛有些看不清了。我拿着信封转回家，在电灯下一看，信封是用红铅笔竖写的：左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萍副部长；有边是胡耀邦签字。我打开信封一看，耀邦同志在我的申诉信上作了指示。
第二天上午我拿着耀邦同志的指示，到了中央组织部。陈副部长的秘书任小彬同志接见了我。他说；陈副部长到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待陈副部长决定。任秘书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并说：有事电话联系。过了两天我打电话给任秘书。他说：陈副部长已指定专人接见你，并确定了接见的时间和地点。我按时前往，见到干审局的一位局级领导。他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说：人民大学的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以我签字同意，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同意。那位领导又问：你说你没有说那些话，你有什么证据？我说，我有人证和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会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6月9日我就写信给人民日报社要求予以更正。那位领导最后说：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指示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和你见面。
1980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让我看了复查出来的材料，其中就有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民日报社的那封更正信。我将那封更正信抄录下来，分别寄给了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等有关单位。关于我的错划右派改正问题，又提上了有关单位的议事日程。
4．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经过重新复查，虽然已经查到了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民日报社的更正信；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也写出证明材料，证明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我的发言之后，我曾到党委会作了更正。但我被错划右派问题，并没有很快得到改正。我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继续上访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要求纠正不符合事实的“复查结论”。这一轮上访，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情和支持。
国务院参事李逸三同志，原是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时，他就坐在我的身旁，他还记得我发言的内容。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给我改正错划右派问题，很有意见。1981年夏天，李逸三同志以国务院参事身份，向国务院总理写了一份材料，汇报关于我被错划为右派的情况。这份材料经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转到北京市委。据说，市委一位领导同志在这份材料上指示：再议一议。市委又派专人往访聂真同志、李逸三同志，进行了调查。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领导、副校长张腾霄同志也主张对我的“复查结论”重新进行研究。
1982年3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派人给我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其主要内容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1957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原高教6级工资待遇“。
这个复查结论中只说，”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复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划错了？对这个本质的问题，复查结论中没有说明，这是一个遗留问题。1985年夏天，报纸上刊登了关于解决平反冤假错案遗留问题的办法。依据这个办法，我于1985年6月14日向北京市委提出申诉，请求解决复查结论中遗留的上述问题。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通知：”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至此，我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
5 判刑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在中央组织部郝局长第一次和我谈话之后，我就去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分管落实政策的张腾霄同志，请求解决冤案平反问题。他说：我们走法院的手续，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但你要找证明人写出材料。有力的证明人，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下落不明，我去找谁写证明材料呢？经过查询，我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赵耀斌的档案在中央某部，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遗留问题，可以请它解决。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罗青长部长。他让该部政治部给我写了证明材料。介绍我到”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陈忠经同志和与我一同在东北地下情报组工作的邢国彦同志也都给我写了证明材料。有关方面将这些材料转给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也派人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系了关于我的冤案平反问题。我以为我的冤案平反问题，已经提上了法院的议事日程。等了几个月，我到法院询问此案的处理情况。法院的同志说：你必须自己提出平反申诉，我们才能给你立案处理平反问题。
1979年7月16日，我写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同志一封申诉信，请求为我平反冤案。此信被批转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我往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接待的人员说：你写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信，已经转到我院；但因申诉的人太多，你到国庆节，才能排上号。9月19日，我又往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办案的同志告诉我说：你的申诉已经立案审查，听候处理。11月14日我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承办我的案子的刘罗彬、范志敏两位同志和我见了面。我详细陈述了我的蒙冤情况。要求早日予以平反。范志敏同志说：过两天，你再来谈谈。11月16日，我到高级人民法院，见到范志敏同志。他说：我全部看了你的案卷，其中材料不全。谁介绍你入党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派你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做地下工作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身份为掩护？你为党做了些什么工作？你回家写一份补充材料寄给我。11月20日，我把补充材料送到法院。12月11日，我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见到范志敏同志。他说：你的问题已经结案，送到北京市委审批去了。批回之后，我们通知你，你不用再来催办了。
我曾上访过许多机关，我感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办事非常认真，也很及时，像我这样被判无期徒刑，坐监18年的大冤案，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得到平反解决，这在其他机关是少有了。
1980年11月28日，我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关于我的冤案平反问题，北京市委己经批准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12月10日上午，我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催办。刘罗彬、范志敏同志说，正好，今天开庭解决你的问题。开庭后，庭长刘罗彬首先”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其主要内容是：“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葛佩琦无罪；（三）原判没收的财物，按人民币折价发还本人。至此，我的判刑冤案，彻底平反。
6．党籍得到恢复
错划右派改正了，判刑冤案平反了，第三个问题是争取恢复党籍。1936年4月，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8年7月，在抗日前线，经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们，凡是已经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的，都要转移到解放区。于是刘子久同志就转移到解放区了。我当时已深入日本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他难以通知我；因而我的组织关系中断了。1942年经地下党员李年同志介绍，我参加了我党中央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组织。1944年秋，我由日本统治区回到西安后，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通知我说：他已经给我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赵耀斌派遣和陈忠经介绍，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以“国民党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和赵耀斌单线联系，工作上和李年直接联系。1947年10月，西安、沈阳等处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赵耀斌被捕，我的组织关系又中断了。
过去由于找不到赵耀斌，我的组织关系一直恢复不了。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我于1982年5月4日，写信给中央罗青长部长，陈述了我的经历和目前急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部长发函证明，赵耀斌在给我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给我接上了党组织关系。1982年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收到这份证明材料。我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同志也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建议恢复我的党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证明材料报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并建议恢复我的党籍。
1983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指示：“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至此，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革命队伍；我感到心情舒畅，无比高兴！我决心向前看，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改革开放贡献力量。
7 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全国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工作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陷于停顿。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文件。各高等学校成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进行该项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以校长袁宝华同志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我按国家教委文件中的规定，提出有关资料，请予评审。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根据国家教委文件中有关规定，于1987年1月21日，讨论通过，确认我为教授。
8 感谢新闻界和广大人民对我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中，说明对错案平反的一条重要政策，“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党和政府长期以来贯彻执行这项政策。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的错案，在全国报纸都刊登了，是在全国范围内弄错了的，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平反。但当我的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时，我要求把“复查结论”在报纸上宣布，有关当局却不予批准。甚至，新闻记者写的采访我的报道，他们也不准发表。他们这种不按政策办事的作法，加重了对我的政治压力。不得已，我向中央宣传部与了一封申诉信，请求将我的错案平反结论见报。该部一位副部长回信说：依据党的政策，你的错案平反结论应该见报。有关当局不准见报，你可以依据宪法赋予你的权利，自己写文章，报社是会给你发表的。于是我和几家报社联系，他们欢迎我的稿子。
1982年12月7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了拙稿《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拙稿《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2月18日，《光明日报》以《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为标题；把有关单位给我作的“复查结论”中的主要内容，告诉了读者。12月19日，广州《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同志写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转登了这篇访问记。许多省市的文摘报和地方报纸，也摘登了这篇访问记的主要内容。从而引起广大读者对我的关注，我先后收到近千封热情洋溢的人民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来看望我。新闻界的同志们、朋友们和广大人民对我的这种同情和支持，我万分感激！
由于我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1985年“一二·九”运动50周年前后，新闻界的同志们、朋友们又给了我一些关怀和鼓励。1985年5月，北京《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青马同志写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 访葛佩琦》。同年6月，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叶永烈同志写的《泪人恨葛佩琦传》。有些报刊曾摘要登载了这篇访问记的内容。9月9日，安徽省《阜阳日报》发表了王天襄同志写的《葛佩琦在界首》。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同志写的《抚今追昔意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发表了周建明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支部生活》发表了李海鸥同志写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我感谢上述报道我的事迹的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后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是我的冤案能够得以彻底乎反的根本依据。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是我的错案能够起死回生、得到改正的关键。
在我的冤案平反、错案改正、党籍恢复的过程中，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和工作同志们，给予我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我万分感激！
1984年6月，一些老同学、老战友会餐于北京烤鸭店，祝贺我的冤案彻底平反。原劳动人事部顾问、我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同志，即席赋七绝一首，以示祝贺！
原诗如下：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子久同志的这四句诗，概括了我的经历和性格。抄录于此，以维读者。
出生入死 艰苦卓绝
读《葛佩琦回忆录》感怀
罗竹风
1957年在春风和照的安样日子里，知识界为贯彻“双百”方针，促使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进一步发展，正在大展宏图，有所作为。五、六月间中央和地方先后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也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希望他们对各级领导提些意见，无非是为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言犹在耳，不久就变成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了。当时唯恐人家不放或放得不够，还出现了一种“引蛇出洞”和所谓“钓鱼”的理论，干方百计地引导他们多说心里话。“反右”斗争延续两、三年（包括整风补课）之久，不知有多少人“出洞”、“上钩”！
“反右”一开始，在《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上登出人民大学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骇人新闻，孤零零的几句话，又无前言后语，令人难以置信；但赫然在目，罪责难逃，也实在够令人惊心动魄的了。
葛佩琦，我是很熟悉的，原名葛畔珩，他是我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同学，而且还是山东平度县的小同乡，他爱人朱秀玲是我爱人在北平女一中的同班同学。看到这条重要消息，我和我爱人不禁大吃一惊，葛佩琦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呢！两人窃窃自议，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对葛佩琦，我们是深切理解的，他是苦出身，靠半工半读人中学，依靠埋头用功，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从其为人处世的全过程加以论断，他又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至于背景如何，不得而知，越想越糊涂，这样更增加了我们的迷惘。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我略加透露，便挨了当头一棒，险些落入泥沼。
往事如烟缭绕脑际，退回几十年以前，我从平度知务中学初中毕业到黄县崇实中学高中读书；从平度到黄县约360里，当时还没有长途汽车，只能徒步或者“雇脚”（雇小毛驴）；一般是25里至30里便有驿站。在交通干线上有许多人以“赶脚”为生，来往不绝，我就是利用这种交通工具到黄县的，一站“脚力”为两、三吊钱（铜板约100枚）。没有顺头脚，“鸡声茅店月”，就起早背起行李赶一程。葛佩琦因家境贫寒，无力“雇脚”，用小扁担挑起铺盖卷儿，步行360里，到了黄县。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引起同学们的赞叹和敬佩。
他半工半读维持学业。男生宿舍早起床、晚息灯，都由他摇铃作为“号令”，因此人们戏称他为“学监”。学校有什么文娱活动，葛佩琦总是喜欢自动演点节目，山东梆子、毛轴棍儿（家乡小戏）、双簧一齐来，因而他在同学中是颇有点“知名度”的。葛佩琦就是这样一个朴诚、憨直、勤奋、心地良善、自得其乐的青年学生。
当时北伐军已到山东，国民党政府勒令所有私立中学立案，才承认其合法地位；崇实中学是教会办的，美国人不肯立案，于是学生借纪念“五·三”济南惨案，大闹一场，学校陷于停顿。高中还差一年，我去北平考人大同中学高中三继续读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葛佩琦同学到北平崇实中学，仍然半工半读，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铁工厂干活儿。接着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我们又成了同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踏步侵入东北、华北，国民党在“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政策下，步步撤退，时局极端动荡。胡适的那一套“读书救国论”已被现实所粉碎，葛佩琦也从实验室走向十字街头，为抗日救国而呼号。因为苦学，学习成绩优良，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后来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不久，就成为职业革命者了。我是1935年5月间离开北平的，历经“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双十二事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对葛佩琦的情况不很了解；但坚信他一定在革命阵营里为救亡图存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最后的一个据点青岛也宣告解放。我随军接管山东大学时任军代表。这年暑假，葛佩琦和夫人朱秀玲到青岛，由黄县崇实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曲漱蕙（山大动物系教授）陪同他们和我相见。故人重逢，倍觉亲切，得知他曾打人国民党部队搞情报工作，先在河南，后到东北。我劝他留在山大物理系任教，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而且离家近，探望方便。但葛佩琦一定要去北平，说是为了找组织关系。不便坚留，只得让他们走了。后来知道，他在有名的通县师范教书，不久就调到人民大学去了。不料霹雳一声，他竟然被打成极右分子，生活的艰辛，自然不言而喻。
“文化大革命”十年，雪上加霜，五荤六索，新帐旧帐一起算，葛佩琦便被打人十八层地狱了！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到原工作单位人民大学党委申诉没有结果，他坚韧不拔地先后到北京市委、中央组织部连续申诉，最后“告御状”到了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数十年冤狱才得昭雪。他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坚持到底呢？无非是自信一生光明磊落，心里无鬼；同时相信党、相信群众。此外，还有许多北大老同学热情帮助并加以指点。
起初是听李欣、孙思白等同志详细介绍了葛佩琦的有关情况，我才能够前后联贯起来，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大半生的全貌。
今年2月间，我从日本回来，葛佩琦的一部书稿《葛佩琦回忆录》已经寄到我的家里来了。我立即给他回信，简单报告近况；过了几天，他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并要我为他的书稿写一篇“序言”；因知之深，自然一口答应下来。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我们都进入耄耆之年，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下，我仔细地看过《葛佩琦回忆录》，全文以时间为序，平铺直叙，只讲历史事实，很少发什么议论，这也是让事实来说话吧。把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党艰苦奋斗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一边阅读，一边激动，心情很不平静。打入国民党军心脏，孤军深入，万一有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正是我们家乡人所说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这种特殊工作，需要沉着、冷静、勇敢、机智，可以说非大勇大智莫办；但先决条件必须是对革命无限忠诚，毫不犹豫、动摇。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葛佩琦自始至终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任务。通过这部书稿，也可以透视当年革命“三角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使读者知道革命胜利的确是来之不易。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展望未来，也只能从以往和现在作为立足点，不能架空，更不能随心所欲。愿读者都牢记我们的革命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成绩。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乌云已经消散，面对现在春光明媚，像葛佩琦这样“劫后余生”的老同志，理应过好晚年吧？但愿如此。作为老同学，我谨向他以及全家祝福。
1991年5月21日
(END)
附录：
葛佩崎同志的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同志，因患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1993年1月13日11时5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葛佩琦同志1911年9月24日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葛佩琦同志就读于北京大学期间，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当时北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在从事学生运动中，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