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包巧玲大儿子杨卫字的出生，是一连串的不幸。反右运动开始了，杨如盛先只是有点小问题，然后问题有些变大，最后就成了右派。支部书记一直说要保他，可是越保，事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没办法收拾。到后来，包巧玲才明白，杨如盛所以成为右派，很重要的原因，恰恰就是支部书记在捣鬼。这位支部书记是一位真正的好色之徒，他的处事原则，就是和天下所有的男人作对。只要是有机会，他就要让别的男人倒霉，在他飞扬跋扈的那些年代里，他执著地追求剧团里的每一位女人，像一头精力旺盛的公狗似的，不管别人愿意不愿意，时时刻刻都在寻找试一试的机会，好像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让别的男人戴绿帽子。 杨如盛这一次是真正地领会了阶级斗争的厉害，爱唱京戏的姐姐的影响，他演戏演红了，难免要摆一些主角的派头。刚开始，他意气用事地拒绝接受领导的帮助，不顾后果地和群众争吵。当地报纸在一篇社论中，毫不含糊地点杨如盛的名，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杨如盛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罪不容赦的地步。这把火几乎要烧到冷悠湄的身上，因为众所周知，杨如盛所以会达到这种忘乎所以的境地，和作为文化局长的冷悠湄的纵容有关。于是冷悠湄不得不做公开的自我批评，同时也口是心非地对杨如盛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从爱护一个好演员的角度出发，冷悠湄坚决不同意将杨如盛发配送往青海，在她的直接干预下，杨如盛被送往郊县劳动改造。 包巧玲为了杨如盛的事到处奔走，为了减轻他的罪名，见人就替他说好话，很多人劝她和杨如盛离婚，理由是他的事业已经到了尽头，作为右派，他将始终影响她的前途。 虽然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支部书记已经决定在一部即将开排的新戏中，让包巧玲扮演女主角。很显然，群众会有很大的意见，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右派的丑恶嘴脸，让包巧玲在这个时候登台，可以想象支部书记将顶着多大的压力。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为了让群众不再有意见，为了让支部书记不再为难，她最理智的办法，就是立刻和杨如盛离婚，彻底和右派划清界限。 然而包巧玲没有同意离婚，虽然杨如盛已经不止一次地背叛过她，虽然他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她还是不准备和他分手。她告诉自己要像旧戏中的王宝钏那样，在寒窑苦苦等待薛平贵，一直等到杨如盛劳改结束归来。支部书记觉得包巧玲的想法很可笑，便问她知道不知道王宝钏等待薛平贵。一共等了多少年。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多的戏可以演，要知道，王宝钏在寒窑里等待薛平贵，前前后后竟然等了十八年。十八年不是个小数字，包巧玲想都没想，很坚决地说：“那我就等他十八年！” 支部书记没想到她受旧戏的影响竟然这么深，十分感叹他说：“小包呀，你应该知道，旧戏中其实有很多糟粕，就譬如说《红鬃烈马》，王宝钏是什么人，丞相的千金，抛彩球择婿，选中当时还是乞丐的薛平贵，她不嫌贫爱富，嫁给他了，可结果呢，她是等了他十八年，我还是那句话，结果呢？” 包巧玲当然知道结果，感兴趣的也就是结果，对《红鬃烈马》这出戏，她从来没从头到尾认真看过。迷迷糊糊地只是知道其中一些与之相关的著名折子戏，譬如招亲，譬如武家坡，薛平贵远征西凉，一去十八载，后来立了大功，富贵还乡，在回家之路的武家坡，故意装作小流氓，调戏正在田间辛苦劳作的王宝钏。十八年以后，王宝钏已经认不出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这戏最后还是大团圆，包巧玲喜欢这种苦尽甘来的大团圆的结局。支部书记夸奖了包巧玲的善良，同时又委婉地批评了她的封建思想，他极其严肃地表示，尽管群众对她扮演女主角，会有很大的意见，但是他决定顶住压力，还是让她演。包巧玲感动地当场哭了，她摸出手绢，擦着眼眶，一遍又一遍地擦着。 支部书记说：“你别流眼泪，我这人心软，最见不得女人哭。” 包巧玲说：“我心里难受，我也不想哭。” 支部书记说：“也别憋着，真要哭，就哭吧。” 包巧玲的演出是成功的。她永远不是一流的好演员，可她恰恰是通过这场戏，确定了自己在剧团里主要演员的地位。和大多数天才往往会被埋没不同，包巧玲的演戏才能，却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可惜她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成为王宝钏那样的贞女和烈女，随着时间的发展，包巧玲的生活态度走向了反面，变得很不检点，很快就有了放荡的恶名，以至于大家一提到她，就觉得有些话实在说不出口。有些太损的话，人们真不忍心说，包巧玲知道别人心里都在想什么，然而她对于自己的行为，却有着振振有辞的合理解释。首先，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为了演上女主角，才把自己当作贡品献给了支部书记。 她觉得自己主要是出于感激，也就是说，支部书记后来把她推倒在集体宿舍的小床上，她所以没有拒绝，不是为了要演女主角，而是因为她已经演了女主角。事和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弄清楚，她和支部书记的男女勾当，不是演女主角的原因，而是结果。粉碎“四人帮“以后，包巧玲又把自己的初次失身，解释为是想解救自己的丈夫，因为当时，这位唐璜似的支部书记早已被撤职查办。她把自己塑造成了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因为她当时如果不满足支部书记的淫欲，那么杨如盛便很可能去了青海，像电影电视上经常表现的那样，受尽苦难地死在流放地。
杨如盛后来还是和包巧玲离了婚，在打成右派的六年以后，包巧玲已经替他办好一切调回话剧团的手续，他突然非常果断地拒绝了，并且提出要和包巧玲离婚。杨如盛难以置信地发现，在过去的六年中，包巧玲起码和剧团里的一打男人发生过纠葛。这样的剧团，他作为男人，无论如何也没有脸面再回去。包巧玲承认自己对不起他，但是她觉得自己的行为，并不比他当年在化妆间干的事情，丑恶到什么地方去。一次不要脸是不要脸，十次不要脸，仍然也是不要脸。她告诉他，既然他们相互之间都不是太忠实，也就没必要太计较。事情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包巧玲以商量的口吻说：“一切也许可以从头开始？” 杨如盛叹气说：“也用不着从头开始了，就让一切保持现状。” 结果杨如盛既没有调回话剧团，也没有和包巧玲离婚。两人继续过着分居的生活。 这时候，杨如盛已经结束了劳动改造，右派的帽子也被摘了，在冷悠湄的关照下，进入了郊县的一个地方戏剧团。这是个古老的地方戏剧种，它的历史甚至比昆剧和京戏还要悠久。杨如盛不肯回话剧团，包巧玲只好继续着自己的惯性，随心所欲地往前走。既然杨如盛不肯原谅她，她也就再也用不着指望他的原谅。她的戏越演越差，女主角的地位越来越难保，然而和她发生关系的男人却越来越多。很多人都顺理成章地成了她的床上客，她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主动出击，包巧玲甚至把这种关系拓展到了剧团之外，而第一个上钩的男人，就是冷悠湄的丈夫钟天。包巧玲似乎早就意识到这个男人对自己有好感，他不过是道貌岸然罢了，是有贼心，没贼胆。俗话说，只要女人肯，男人的防线，必然不攻自破。 有一天，包巧玲忽然想到要放纵一下，想体验一下如果不为什么目的，不是为了争演什么角色，不是为了像做交易一样地感恩图报，又会怎么样。她冒冒失失地去了钟家，对钟天解释说自己对冷悠湄一直很感激。钟天被她莫名其妙的致谢，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当时，冷悠湄正在郊县当副县长。他以为她来，只是为打听一下杨如盛的消息。完全凭直觉，包巧玲就可以判断出钟天是十分古板的丈夫，在妻子之外，对别的女人没任何实质性的接触。他的无所适从，让包巧玲感到新鲜有趣而且刺激。包巧玲的脑子里，一段时候出现了奇怪的真空。事实上，她正在做一件如果真因为感激，就不应该做的事情。她突然想起自己当年和杨如盛一起上钟家做客时的情景，那时候，一切还都不一样。 那时候，她还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女人。现在，包巧玲已经遭遇过太多的滑头男人，知道是男人就惦记着占她的便宜，他们总是觉得她的裤带松，很容易就可以得手。这些年来，包巧玲总是被人勾引，性总是有意无意地成为一种条件，她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既然大家都觉得她不是个正派女人，她为什么不把这个眼前看上去很正派的男人，一起拉下水玩玩。
过路写的前五集电视剧，大致要完成这样一些内容。故事开始时，是八十年代初期，一批年轻的戏曲演员，在一位女导演的指导下，准备重新排演传统古装戏《王魁负敫桂英》。电视剧的第一组镜头，是年轻演员正在排练的《王魁负敫桂英》片断，扮演男女主角的演员，对演古装戏没有多少认识，导演不得不停下来，一次次给年轻的演员说戏。 为了更好地再现古典戏曲的精神，由导演亲自率领，在戏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演员们，访问了一些当年演过此戏的老演员。在访问中，展开了另一个故事，这就是年轻人的上一代的故事，即钟秋的母亲那一代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戏中戏结构，如果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是第一男女主角，那么他们分别扮演的上一代人，便应该是第二男女主角。这里的第一和第二，不代表戏的分量多少，只是电视剧中出场顺序的不同。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演技，因为第一和第二男女主角，分别是同一位演员。担任男女主角的演员，事实上要同时扮演三个角色，现代青年人，青年人的上一辈，古装戏中的王魁和敫桂英。 三个故事从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从历史的老故事进入到现在生活场景，又从现在生活场景，回归到介于两者之间的过去时态。时间定格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一批戏剧学校的进步学生，越过重重封锁线，奔赴解放区。他们来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镇，一位年轻的女干部负责接待了他们，女干部英姿飒爽，对一个绰号叫作秋海棠的小伙子一见钟情，发自于内心深处地爱上了他。此后的几十年里，女干部一直掩饰着自己的这种爱情，在后来的悠悠岁月中，她将和别的男人结婚，生小孩，在官场上沉浮，然而她对秋海棠的激情始终不渝。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委婉曲折，缠绵感伤，说来让人惊叹不已。 女干部的身上，有很多冷悠湄的影子，而那个叫作秋海棠的男演员，显然是以杨如盛的遭遇为模特。 回忆中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构成互补关系。现实生活中，男女主角是一对正处于热恋中的青年人，在排练《王魁负敫桂英》的过程中，某电影厂想调女主角去演一个配角。戏曲演员能拍电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电影比戏曲的影响大得多，渴望成名的女主角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宁愿放弃正在主演的角色，到电影中去扮演配角，于是不仅继续排演《王魁负敫桂英》出现了问题，男女主角之间如火如荼的爱情，也出现无可弥合的裂痕。过路对自己写的前五集还算满意，他将剧本交给了前来取稿的老王，静候钟秋做出赞扬的佳音。很长时间里没有任何反应，过路的心里开始感到有些不踏实。 学校里就要放假，他希望尽快能有个说法，这样，可以很从容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进程，如果钟秋对他的剧本很满意，这件事便算结束，过路将开始一本新书的写作。作为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他必须继续写出一些所谓有学术含量的专著，来为自己装演门面。这年头的博士生导师，已经不像过路刚读书时那样稀罕，虽然过路已经有了一大串头衔，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实力，和那些有学问的老先生相比，差得实在太远，他明白潜下心来做学问的重要性，但是电视剧创作的稿酬收入，对他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钟秋终于又一次把黄文和他召集在一起，她对过路写的前五集，以及黄文写的后五集，不做任何评价，却要他们两个相互挑剔对方的不足。黄文的后五集写得很马虎，许多地方和过路的前五集根本联系不上。有些话不能说，说了就不太客气，过路觉得黄文的心思，似乎不在电视剧上，因为她常常把“找不到感觉“挂在嘴上，而且很显然，直到讨论前，她才粗粗地把过路写的前五集浏览了一下。钟秋似乎也有些找不到感觉，或者就是不够投入，她老是做出一种思考的样子，眉头紧皱，半天不说一句话。最后，她提出大家不妨重新讨论一下《王魁负敫桂英》这个老掉牙的故事。 《王魁负敫桂英》的故事很简单。贫寒的王魁落难妓院。和妓女敫桂英结为夫妇。 两人十分恩爱，曾在海神庙宣誓要同生共死，在敫桂英的帮助下，王魁发愤苦读，终于中了状元，但是他却忘恩负义，休妻另娶，入赘高门，成了宰相府的女婿。敫桂英跑到当年曾经宣誓过的海神庙哭诉，最后悲愤自杀，死后又变成了鬼魂，被阎王爷派去捉拿负心汉王魁。敫桂英来到王魁的住处，再三试探他是否还有情义。王魁不仅不念旧情，反而拔出宝剑要杀她，敫桂英忍无可忍，于是显出鬼魂的原形，将王魁活活捉走。在戏曲中，围绕着王魁和敫桂英的故事，反复改编，敫桂英又名焦桂英，其中一些段落，被改编成经典的折子戏，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海神庙“，如“义责王魁“，如“情探“。今天的年轻人对于这故事已经陌生，但是，对于过去的老百姓来说，差不多是个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 黄文说自己最感兴趣的，是海神庙这折戏，两个相爱的人来到海神庙里，跪下来赌咒发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这戏很好玩。这时候的主旋律只有爱情，敫桂英爱王魁，王魁也爱敫桂英，你爱我爱，爱得死去活来。爱会让人的脑袋发昏，爱会使自己忘了自己是谁。如果把此时的王魁写成虚伪，故事就太俗了，王魁在没有中状元前，他应该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否则敫桂英也不可能会看上他。这一段戏的有趣，在于观众都知道后来的结局是什么，然而当事人却一无所知。知道了结果再往回看，这有利于玩味。王魁和敫桂英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们是因为爱才会赌咒发誓。熟悉此戏的观众心里明白，王魁假惺惺的，真不是个东西，日后将抛弃对他恩重如山的敫桂英，现在却还在这装腔作势地作戏。王魁就算是坏，也要坏得可爱。这是一个环境改变人的老套故事，核心就在于像王魁这样的人，压根就不该中状元。如果王魁一辈子不中，那么很显然，他们会是一辈子的恩爱夫妻。
钟秋觉得黄文的分析很有趣，以后电视剧开拍，演到这一场戏的时候，可以这样启发演员。好人和坏人并不是天生的，他们的性格是处在发展中，对于王魁来说，背叛是迟早的事情，没有这次机会，说不定还会有下一次，指望王魁这样的负心汉不中状元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不可能。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知，这不仅是王魁的理想，更是敫桂英的理想。在这个故事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当然应该是“情探“这场戏，敫桂英死后，变成鬼魂到了王魁的书房捉拿负心汉，对忘恩负义的王魁反复试探，观众这时候都知道她是鬼魂，偏偏当事人王魁又是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就有戏剧冲突，双方的性格得到了充分表演，敫桂英一次接一次的试探，充分地表现了她心地善良的一面，王魁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自私和狠心，这样的戏拖得越长，观众对敫桂英就越同情，对王魁就越憎恨。过去在谈戏的时候，有一句套话，叫要把“戏“做足，什么叫戏，这就叫戏。 在已经完成的电视剧剧本中，钟秋感到好看的戏，仍然不够多。电视剧一旦不好看，观众就可能转换频道。另外，三个故事的揉和也仍然存在问题，就目前的情形看，似乎还有些花哨，有些突兀。《王魁负敫桂英》是一个故事，这是戏中戏，因为它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舞台上，是演员在戏中演戏，比较容易处理。女干部和秋海棠的故事，也是戏中戏，却是隐形的，是对逝去往事的追忆，虽然在叙述时，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平行推进，但是始终不能忘了追忆的结构。现实的戏剧冲突由第一男女主角构成，它代表着今天和现在，和另外两个时态的故事必须过渡自然，不能强行转换。过路的前五集电视剧有些像小说，在小说中，这样的结构也许是可行的，在荧屏上如何让观众接受，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这部电视剧必须不同于传统的电视结构，然而究竟准备往前走多远，要反复衡量，走得太远，就可能失败。 钟秋最后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部电视剧，想说什么，似乎已经不成什么问题。 我们其实是说了一个爱情的故事。什么叫爱情？爱情就是爱上了一个你根本不应该爱的人，譬如敫桂英爱上了王魁，譬如我们在生活中爱上了谁谁谁。同时，爱情又是背叛，因为只有背叛，才能体现出爱情的意义。我们知道这样的背叛实在太多了，背叛的本质，就是以不爱来证明爱，王魁后来不爱敫桂英了，因为他不爱，反而突出了敫桂英的爱。 悲剧是什么，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别人看。说到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连续剧的结构问题。坦白地说，在这方面，你们俩还得努力，也就是说，这本子你们得重写，得推翻了重来。”
陶红最初提出仍然要和钟夏一起干的时候，钟夏觉得她不过是因为内疚。从监狱里出来的第一个月里，钟夏什么事也没干，很多人来看他，劝他重新振作起来，在他的面前大骂杨卫字和陶红，他听了也不往心上去。这是他人生中碰上的第一个大钉子，他被撞得头破血流，原来有的一切优势，转眼间都没有了。他被开除了公职，一个很好的金饭碗被砸了，在过去，他是公司的第一号人物，什么都是他说了算，现在，他再想出去找事干，就得替别人去打工，就得按照别人的意志办事。因此，当陶红仍然把钟夏当作过去的上司，提出来要继续跟着他干的时候，失业在家的钟夏觉得这话就跟没说一样。 事实是，钟夏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自从钟夏出狱，陶红就将自己原有的一份工作辞了。她很固执地说要和他在一起，哪怕是一起失业。钟夏觉得她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说起来也奇怪，尽管钟夏知道自己是毁在陶红身上，是她毁了他的锦绣前程，但是他对她怎么也恨不起来。当年重用陶红的时候，有人曾提醒过钟夏，说把公司的财务大权都交给她，是一种冒险。公司的财务制度很不规范，而冒冒失失地参与炒期货，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钟夏对陶红的信任，事实上已经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他听任她将公司的大笔资金调出调进，结果一旦出事，就是灾难性的大事。当陶红流下歉意的眼泪的时候，钟夏的心立刻完全软了，即使是自己已经被关在了监狱里，他仍然觉得可以原谅她。谁都可能会受骗上当，不用说像陶红这样天真的女孩子，就是钟夏这种自以为已经有了很好社会经验的人，同样会栽大跟头。 让钟夏耿耿于怀的是杨卫字，这小子自从钟夏出狱之后，一直躲着不敢见钟夏。钟夏知道在幕后使坏的是他，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陶红屡屡要在钟夏面前提到杨卫字的名字，她觉得杨卫字应该对钟夏表示一些歉意。 她不止一次安排了这样的见面，但是事到临头，杨卫字总是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予以推托。拖到最后，他很无赖地说：“凭什么要去见他，这家伙对你不怀好意，我不找他算账就不错了！” 陶红说：“你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你不觉得自己这么做，太对不起人家钟夏？” 杨卫字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他想勾引我的女朋友，老子就是坑了他，也活该。” 陶红气得不理他，眼泪流了下来，杨卫字却更来劲，涎着脸说：“别跟我来假正经，你们之间的事情，别当我不知道。” 陶红说：“你知道什么？” 杨卫字反问说：“你说我什么不知道？” 陶红恨就恨杨卫字从来就不是真的吃醋，他这人可恶就可恶在专门用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情，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男女问题上，杨卫字的观念不仅十分新潮，而且非常荒唐。他远比陶红所能想到的堕落还要堕落。在这方面他显得难以理喻，早在刚开始和陶红接触的时候，他就很无耻地宣称自己有两大毛病，第一，是喜欢说些谎话，因为谎话能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第二，是喜欢勾引一些女孩子，新的艳遇能让他感到生命的活力。他最大的能耐，就是绝不瞒着陶红干坏事，和马德丽勾搭上不久，他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陶红，他知道陶红会妒忌，他就是要她妒忌。 有一天，马德丽让杨卫字打电话给陶红，让她过来一起洗桑拿，吃夜宵。那是他成为马德丽的雇员一个月以后，马德丽和一个客户谈成了一笔生意，为了祝贺，马德丽把客户带到了四星康乐城，客户是一位女老板，陪伴她的一名手下，也是女的。陶红不太明白杨卫字为什么要把她带到这种场合，马德丽她曾经见过，那是在水边山庄钟天和包巧玲的婚礼上，大家一起坐在那喝茶，因为是四个女的一个男的，马德丽笑着对陶红说，她可是开惯玩笑的，让陶红千万不要计较。陶红好歹也算是生意场上见过世面，不过她大都是跟着钟夏，钟夏为人很正派，常常有些客户开不怀好意的玩笑，碍着钟夏的面，也不敢太过分。但是老板们在生意场上的轻薄，她倒是见多不怪。 让陶红感到震惊的，是眼前的两位女老板和男人调起情来，丝毫不比男老板弱。尽管都知道陶红是杨卫字的女朋友，然而马德丽和另一位女老板，言谈之中，都带有一种赤裸裸的性挑逗，她们这天晚上的用心，仿佛就是为了让杨卫字难堪，就是为了让陶红吃醋。尽管事先杨卫字已经向陶红打过预防针，他告诉陶红，马德丽为了做成生意，不得不用美男计，换句话说，不得不用他杨卫字来攻关，可是陶红还是有些受不了，有些话太直截了当，她觉得自己笑不出来。马德丽笑着对陶红说：“小陶，作为小杨的老板，我这么做，有些对不起你了，我真不应该让小杨来攻这个关。我知道李老板有个毛病，她这人最容易上小白脸的当。” 客户李老板笑着反击，说：“你马老板上小白脸的当，难道还少。” 马德丽说：“你别说，我这人对付小白脸，绝对有一套，老实说了，只有小白脸上我当的时候，我可从来没有昏了头的时候。” 李老板说：“算了吧，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咽，你不过是看人家女朋友在这，有些话不好说。别在我面前硬撑着，硬做出一副清白的样子来，有些话，我给你留着面子，不说了。”
马德丽让李老板有话尽管说，用不着憋在肚子里。到洗桑拿浴的时候，马德丽盯着陶红的身体看，看得她很不好意思。一身肥肉的李老板说，陶红到底还是姑娘，身段就是不一样。马德丽不说话，不怀好意地笑着，问李老板姑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李老板说，姑娘就是姑娘，你在这种小细节上较什么真。陶红当时真有些忍不住，想杨卫字怎么会把原来的工作辞了，和这么讨厌的女人在一起，尽管到了这时候，杨卫字还没有和她坦白他和马德丽的暧昧关系，但是陶红已经隐隐约约地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太正常。小小的桑拿间让人透不过气来，陶红用一块小浴巾围着往外走，马德丽突然很轻薄地扯开了她的浴巾，笑着说：“你在我们面前，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陶红终于憋不住，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聊。” 马德丽看她急了，连忙道歉。那位李老板也煞有介事地批评马德丽，陶红不想把事情弄得太糟，匆匆洗了洗，独自出去换了衣服，然后在休息厅找杨卫字。他迟迟没有出现，一直到马德丽和李老板等洗完澡出来，还是不见他的影子。马德丽说，他肯定是去做脸了，这小子没出息，每次到这来，都和女人一样要做美容，说完，不由分说地拉着陶红一起去做脸。陶红身不由己，到了美容室，果然发现杨卫字躺在那，脸上的面膜还没有取下来。陶红看见他那怪模样，又好气又好笑。服务员小姐忙着接待她们，就剩下两张床，马德丽和李老板躺了下来，一边聊天，一边做脸部美容。 杨卫字被揭去脸上的面膜，一个小姐手法熟练地在他脸上按摩着，陶红在一旁无所事事，便偷偷离开了。她又一次来到外面的公共休息大厅，想拿了包自己先走，但是知道如果这样，杨卫字会很没有面子。大家一定会想她是因为嫉妒，所以先走了，而这恰恰是陶红所不愿意流露的。生意场上有许多事情是非常龌龊，她不想把杨卫字就这么留下来。于是她便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过了一会，李老板的女随从过来了，坐下来陪她一起看电视。又过了一会，杨卫字红光满面地出来，说：“你既然来了，干吗不也做个脸美容！” 陶红不理他，继续看电视。杨卫字讨了个没趣，便和那女随从聊天，没话找话说。 以后过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马德丽和李老板过来了，说时间还早，去舞厅跳会舞，陶红看了看杨卫字，向他示意自己不想去，然而他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站起来，带头去了舞厅。这里的舞厅很小，大家找了位子坐下，李老板的随从要了茶，又要了一些水果和瓜子，马德丽说：“小杨，你还傻坐着干什么，赶快请李老板跳舞。“杨卫字站起来，邀请李老板，李老板笑着说：“不行，你得先和你女朋友跳。“马德丽说：“这有什么好客气的，好吧，那你就先和小陶跳一个。” 杨卫字于是就喊陶红，陶红不愿理他，他死皮赖脸地便拖她。众目睽睽之下，她不想让杨卫字太难看，只好站起来，和他一起走上舞场。两人随着音乐节奏起舞，陶红一边跳，一边很委屈地说，他根本就不应该带她来。杨卫字笑着说：“你别跟这些鸟女人计较，她们和你能比吗？“陶红知道杨卫字有时候会很无赖，但是听到他这句话，心头的委屈顿时少了许多。接下来，杨卫字忙得不亦乐乎，挨个地请女士跳舞，他在这种场合如鱼得水，从头至尾都显得风度翩翩的样子。即使是在邀请李老板的随从跳舞时，他也表现得像个绅士。女随从不会跳舞，先是不肯上场，最后被逼上场了，始终踩不准节拍。杨卫字十分耐心地为她进行辅导，不断地开始，错了再来，来了又错，引得马德丽和李老板哈哈直笑。 两圈下来，李老板说：“我们别跳舞了，累坏了小杨担当不起，我们还是改唱歌吧。“于是拿了歌单点歌，问马德丽准备唱什么。马德丽说：“我要唱歌，就是知青歌曲，其他的流行歌，我一首都不会。“李老板说：“我们差不多，文化大革命中的歌，不瞒你说，我差不多全会。“说完，走到话筒那里，唱了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她唱得确实不错，人胖，中气足，字正腔圆，又很投入，唱完之后，引来一片掌声。李老板唱完了，马德丽说：“妈的，你唱得这么好，我怎么办？“她上去以后，第一声没唱好，调子低了，怔了怔，接着唱，渐渐进入佳境，虽然不像李老板那么出色，却也很说得过去。 舞厅里唱歌的人并不多，马德丽和李老板一时性起，两人你一首我一首，像赌气一样，准备把歌单上所有文革老歌全部唱完。在歌厅里唱歌，是要付钱的，一首歌十五块钱，根据这家舞厅的规定，每晚唱歌最多的客人，将给予最佳消费奖。有一位老板带了一位喜欢唱歌的小姐来跳舞，这小姐有意拿今晚的最佳消费奖，在他们没来之前，就很卖力地唱了不少歌，现在被他们这么一搅和，眼看着到手的最佳奖就要落空，于是也不甘示弱地拼命点歌，然而她毕竟是一个人，寡不敌众，于是向主持人提出来，要评最佳，应该是看一个人唱了多少首歌。主持人说，按规定是依账单说话，谁账上的钱多，就应该算谁。那小姐气呼呼地说：“那我们就多出点钱就是了。” 这面马德丽和李老板听见了，故意要气那小姑娘，把主持人招呼过来，说今天这个最佳消费奖拿定了，小姐要想斗气，可以奉陪。李老板说：“我这嗓子是在草原上放羊时练出来的，就是没有话筒，我唱一个星期，也没事。“主持人最高兴有人斗气，他两面都不得罪，坐山观虎斗，歌一首接一首地唱着，马德丽干脆点起了毛主席语录歌，这种有时代特色的歌曲，在这种特定的斗歌场合中，有一种很好的喜剧效果。那小姑娘知道今天必输无疑，撅着嘴，不愿意再斗下去，站起来，拉着陪她来的老板快快离去。马德丽和李老板感到一种大获全胜的痛快，李老板说：“今天我们是已经出够洋相了，接下来该你们表现一下，小杨，你唱一首。“杨卫字说自己不会唱歌，马德丽说：“你不唱．就让你女朋友代唱。“陶红也不肯唱，马德丽就很严肃地说：“我不管，今天你们总得有一个人上去唱。“杨卫字有些为难，和陶红商量，让她上去救场，陶红不乐意，说要唱你自己上去唱。
最后，还是杨卫字妥协了，硬着头皮点了首歌，上去断断续续地唱了，他是真不会唱歌，高一声低一声，差不多每一句都唱错。偏偏他还不知趣，点了一首很长的歌，在上面怪声怪气地唱着，连在底下坐着的陶红，也感到有些坐不住，后悔还不如自己上去。 不会唱歌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既然不会唱，又何苦要跑到台上去出洋相。她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让步上去唱，不唱又有什么大不了。由于杨卫字的歌声跑调跑得太厉害，结果在舞场上跳舞的人，因为找不到节奏，步伐也乱了，大家笑成了一团。杨卫字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唱，唱完了，还学着歌星的样子，举起手来，向大家示意。
陶红可以找到很多条理由和杨卫字分手。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品行不端的人了，但是陶红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了他。那天晚上的最佳消费奖，是一条绒毛狗，很大，看上去像真的一样。马德丽要将它送给李老板作纪念，李老板说什么也不肯要，她认为唱得最精彩的是杨卫字，这条狗非他莫属。杨卫字兴冲冲地把那条狗据为己有，陶红很生气，到就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气呼呼地说：“你就像这条没出息的狗！” 杨卫字也不生气，说：“知道你今天不高兴，我不惹你。“他这么一说，陶红更加来气，说：“你这样，和人家男老板的小蜜，有什么两样？“杨卫字说：“这话你说对了，我就是马老板的小蜜，你能当人家的小蜜，我为什么不能？“陶红说：“你把话说清楚了，我是谁的小蜜？“她知道杨卫字在这一点上，非常无聊，因为他明知道她和钟夏是清白的，就是喜欢故意这么说。由于杨卫字在两性关系上，比较随便，他对陶红是否忠于自己并不是太在乎，女朋友的忠诚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他可不是那种保守和守旧的男人。 杨卫字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平常人该说谎的时候，绝不说谎。当陶红问他和马德丽的关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已经和她睡过觉。他没有一点羞耻感，恰恰相反，他感到很得意，因为马德丽再牛，再有钱，他也把她像母狗一样干了。他带着一些得意地告诉陶红，不管她是否生气，对于马德丽这样的款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当作妓女一样地操。陶红说不出自己是伤心还是麻木，她只觉得自己当初怎么会瞎了眼，爱上这么一个不知羞耻的活宝。她知道杨卫字确实就是这么认定的，他认定和马德丽睡了觉，就可以获得男人的自尊。 陶红决定再也不理睬杨卫字。自从和他认识以后，这样的决定已经做过许多次，她知道这一次也是仍然没有用。她不是硬不下这份心，而是硬了心也没有用。杨卫字的脸皮实在太厚，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并且浑身都是毛病，要想找到理由不理睬他，实在太容易。杨卫字的优点，永远是赤裸裸的坏，是直截了当不加掩饰的坏，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好。当陶红真的生气的时候，他会很识相地离去，避其风头躲一阵，然后又突然若无其事地出现在陶红面前。他会非常做作地认错，不计任何后果地瞎诅咒乱发誓，一看就知道口是心非，然而即使是在谎话连篇的时候，他也仍然不失一种真诚。 杨卫字最大的歪理，就是他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背叛，不是和别的女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而是发生了这种关系以后，竟然还瞒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杨卫字总是很夸张地用一个“最“字，他总煞有介事地宣布，自己最喜欢吃肥肉，最爱看香港搞笑电影，最不喜欢谈情说爱，最怕讲道理。由于他比陶红要大许多岁，他总是以成人哄小孩子的办法来对待陶红，结果他自己的行为反而更像是小孩子。自从钟夏出狱以后，陶红辞了职要和他一起干，杨卫字找不出理由干涉，就变着法子和陶红闹别扭。 杨卫字说：“我绝不反对你去找别的男人，可是世界上的男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找他？” 钟夏出狱以后，准备东山再起，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东要一笔欠款。这是一笔陈年旧账，还是在好几年前，钟夏曾被他当年的一位战友坑过一回。那位战友跑来找他，说是家乡的水果很便宜，积压在那卖不出去，希望钟夏能救他一把，帮着推销一部分。 那时候，正是公司状况最好的时候，钟夏一口答应了，预付了五万块钱，没想到战友从此就泥牛入海，既不见水果送来，什么消息也没有了。钟夏从监狱里放出来，要想做事，没有任何资金，突然想到了追回这笔钱。他悄悄地到了山东，找到了昔日的战友，这时候，这位靠骗钱起家的战友已经成了富翁，他没料到钟夏会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他豪华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正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钟夏没有大吵大闹，而战友也若无其事，做出了老友的亲昵状，挥挥手，把手下轰了出去。 办公室里只剩下钟夏和他那位战友，钟夏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也到了你当年的地步，现在，该是你帮我一把的时候了。” 战友脸红得像是猪肝，当他知道了钟夏的现状以后，带些结巴地说：“我的事实在太多，那笔钱的事，我还真忘了，这样，我连利息付给你。你老兄也是，好端端的，怎么就落到了这一步。唉，生意场上就是这样险恶，老实说现如今，只有傻子借人钱才还，我还是做回傻子吧。钟夏，当年没你这笔钱，我就不会有今天，不过话说回来，从做生意的角度出发，你冒冒失失地就把钱给我，也太欠考虑，难怪你会落到现在这一步。” 钟夏没有拿了钱就走。他在战友那里泡了一星期，看他怎么做生意。战友虽然已经成了富翁，然而所有的行为，仍然像个吝啬的土财主，一看就知道是个小地方的暴发户，虽然已经有钱了，仍然改不了骗吃骗喝的坏毛病。他请钟夏上馆子，无论在哪一家，到结账的时候，总是要求打折，一个折扣一个折扣地往下硬压，而且临了总是为了一点零头，和别人喋喋不休。他的手机总是没电，一打长途就失灵。当他把钱还给钟夏的时候，自己心疼得差不多都快流泪，同样的话竟然有脸说无数遍，这就是他之所以把钱拿出来，是因为看在他们曾经是好朋友的面子上，在部队时，他们两个是上下铺，而且是同一天入的党，可是就算是这样也还不行，他所以忍痛割肉还钱，是因为今天钟夏已经实在混不下去了，他不忍心见死不救。
从山东回来，钟夏发现自己一下子长了不少见识。在过去，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官商，他觉得自己把公司搞得轰轰烈烈，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别人说他是官商只是由于妒忌，现在他终于明白别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在生意场上，最重要的是资金和人际关系，而在他当公司经理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感到在这两方面，有过什么困难。对于别人很为难的事情，在他那里，根本就不可能形成问题。他做的差不多都是稳赚的生意，他有固定的货源，有固定的客户，所以能够连续不断地成功，不过是因为他的胆子大了一些。别人不敢想的事，他想了，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做了。 钟夏开始像没头苍蝇似的寻找机会。他用讨回来的钱，注册了一个公司，惨淡经营，一切重新开始，两位生意场上的不得意者，成了他的合伙人，他们觉得钟夏能干，有能耐，值得在他身上投资押宝。钟夏的风格果然有所改变，他不至于像那位战友一样，去坑蒙拐骗熟人，但是和过去相比，经商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事实也让他不得不变，他到处碰钉子，一次又一次地遭人白眼。他不得不挖空心思地琢磨过去做生意时，可以继续利用的旧关系，在这些旧关系中，当年都是别人求他，现在他不得不低下头来去求别人。钟夏终于学会了自我保护，他不想去骗别人，却不止一次差点被别人骗。有一次，钟夏为钟春的公司经办一批建材，验好了样品，付了定金，对方送货上门，匆匆拿了支票就走，一检验，送来的货和样品完全是两回事，陶红以为这次肯定被坑了，然而钟夏一点也不急，因为他在山东时，已经和战友学了一手，这一手让他万无一失，不仅避免了严重损失，而且让想骗他的人，在两天以后，乖乖地上门赔礼道歉。原来他支票是给人家了，可是上面还少一个章，这样的支票在银行根本拿不到钱。 陶红一定要跟着钟夏一起干，即使是钟夏不给她工资，她也愿意。钟夏势单力薄，自然需要帮手，但是用不用陶红，却是一个让他感到头痛的事情。首先，钟春姐妹坚决反对，她们觉得陶红给钟夏带来麻烦已经够多的，他现在还和她纠缠在一起，差不多接近丧心病狂。姐妹俩相信钟夏的为人，相信和陶红之间也许真没有什么事，可是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以后，钟夏还不和她分手，这里面的关系就有些复杂化。其次，钟夏的妻子徐芳这一关过不去，自从钟夏出了事以后，她就一直闹着要离婚，离婚的理由，不是因为钟夏吃了官司，也不是因为他被开除公职，而是他和陶红之间的不清不楚。钟夏入狱以后，徐芳甚至都没有去看过他，钟夏出狱以后，断断续续地和陶红一直有来往，徐芳更坚定了要和钟夏离婚的决心。 然而让钟夏说不清楚的，是从来就没想真正地拒绝陶红。他不得不以沉默来对付别人的诘问。他承认自己对陶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当杨卫字领着陶红来他这里求职的时候，钟夏就有些喜欢她。这种喜欢中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钟夏是个生活态度很严肃的人，由于自己的父亲在生活上犯过错误，并且因此影响了大好前程，钟夏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以父亲的挫折为教训，他不想让婚外的感情因素影响自己的前途。在这一点上，钟夏觉得大家应该相信他。事实胜于雄辩，钟夏觉得没必要去和别人解释，他知道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整旗鼓。他觉得自己现在很孤单，人们对他的东山再起，似乎已经失去了信心，而陶红则是在这个困难时期，唯一相信和不肯抛弃他的女人。
到处碰壁的钟夏，遇到的困难远比自己所能想象的大得多。他注册的公司根本无法运作，有一段时间，钟夏不得不靠帮钟春干点杂活维持。钟春看他实在是支撑不下去，让他干脆关门拉倒，到自己公司里来当一个部门经理。钟夏拒绝了姐姐的好意，继续没头苍蝇似的到处碰壁。一位民政局的朋友给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说郊区农村有一座荒山，当地的农民有意开发成为公墓，但是缺少资金和有效的策划宣传，如果钟夏能弄到一部分钱，又在报纸电台上把公墓的前景，很好地宣传一番，无疑会有很不错的回报。这座城市现有的几家公墓已经人满为患，随着城市的开发和扩大，公墓越来越远已经是个趋势。民政局的朋友说：“谁还能躲得过一个死，我告诉你，现在人手上有钱，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房地产的价格已经涨那么高，哪有什么钱赚。我想办法给你弄个红头文件，你把公墓搞起来，我们保证绝对赚，你信不信？” 当钟夏和陶红初次提到公墓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无疑是不赞成。钟夏知道她的想法，世界上可以干的事情太多，他们目前虽然陷入窘境，有些走投无路，但是再困难，去经营墓地，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动脑筋赚死人的钱，怎么说也有些下作。当然，人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干。想当年钟夏的公司是如何轰轰烈烈，现在已经堕落到了这一步，陶红脸部不赞成的表情，顿时让钟夏感到一种虎落平阳的感觉。他故意做出不当一回事的样子，笑着说自己只是随便说说，根本就不打算真做这件事。 后来是陶红主动提出来试一试。尽管他们都不觉得这是个好点子，公司要想生存下去，也只能走这一步臭棋。钟夏的公司本来还有两个合伙人，他们看看前景不妙，各自抽了资金走人。事实上，钟夏新注册的公司，就只剩下一个老板一个伙计，老板是钟夏，伙计是陶红，公司实际上已经到了关门的地步。钟夏现在已经是真的不能给陶红发工资了，他正面临着彻底的失败。陶红知道钟夏的处境，她不愿意他就这么放弃，心甘情愿地决定跟着他再试一次。既然经营墓地是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为什么不试一试。钟夏听她这么说了，也老老实实地跟她坦白交待，不好意思地说：“不瞒你说，上次还没敢回绝人家，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条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只能散伙。” 钟夏立刻和民政局那位朋友联系，那位朋友是殡葬处的一位小负责人，到晚上，三个在家小馆子里一起吃了顿饭，钟夏让那位朋友付钱，朋友笑着说：“钟夏呀钟夏，想不到你竟然做出这种没面子的事，你找我办事，却还要我花钱请你吃饭。怎么办，谁让我是你的朋友呢！” 钟夏感叹说：“落毛凤凰不如鸡，我现在已经没什么朋友了，难得你还能记着我，这顿饭我说什么也不会忘记。” 第二天，钟夏和陶红由那位朋友陪着，一起下乡。民政局有一辆很破的面包车送他们，到了那里，当地村干部把他们当作大客人，认真接待。这里离省城很远，而且公路也没修好，一看就知道是十分贫穷。钟夏首先想到路太远，日后人们可能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亲人葬到这里来。那位朋友告诉钟夏，新修的高速公路离这并不远，一旦高速公路通车，交通将不成为问题。远郊公墓的最大优势，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动迁问题，他向钟夏透露，由于城市的拓展，市政府很快就将做出一个大规模的迁坟运动，到时候，近郊的一些坟墓都将动迁，否则将作为无主坟铲除。可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抓住了这个机遇，狠狠地赚一大把，几乎没有任何可怀疑的。 当地有一位风水先生，陪着他们到实地去看了看，山并不高，山坡很长，南面有一条小河蜿蜒而过。风水先生谈了一通风水，无非怎么好怎么好。几年前，曾有人动过在这投资修公墓的念头，甚至已经开始实施，在山脚下修了一排平房，在山坡上预留了最初的一排墓穴，但是苦于一直得不到民政部门的批准，最后不得不放弃。国家在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任何部门都不能随随便便地修公墓，否则就是违法行为。村干部知道前车之鉴，对钟夏他们十分客气，钟夏的那位朋友姓孟，村干部一口一个孟处长，叫得十分亲热。那个风水先生对孟处长更是小心翼翼，他口袋里揣着两包香烟，不停地掏出来请客。这烟是公烟，钟夏他们上山的时候，亲眼看见村干部在小店里买了，偷偷地塞给他。 这里的民风十分淳朴，村干部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脱贫，就指望公墓这项目能正式批准。既然大家的合作愿望都强烈，接下来的很多事情都好办。钟夏和陶红开始为公墓的报批奔走，孟处长因为是公家的人，许多事只能在幕后悄悄地帮忙。一开始的问题仍然是资金不足，虽然项目诱人，真要人家货真价实地拿出钱来入股，却有着相当的难度。钟夏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姐姐钟春，钟春一口回绝，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她觉得靠死人发财，想着了就别扭。陶红情急之中，想到了杨卫字，想通过他拉几位愿意投资的人，杨卫字一口答应，说只要有钱赚，还怕找不到人，可结果也是一分钱也没弄到。他一向是说惯大话的，说的时候头头是道，说过了就忘记。 钟夏终于贷到了一笔款，数额不大，勉强够前期的费用。于是在报纸上做广告，只是豆腐干那么一块大小，许诺位列前十名的客户，可以享受七折优惠待遇。再把原来已有的那一排小平房整修一番，把原来已经预留的墓穴收拾一下，广告登出去没几天，果然有客户愿意购买墓地，打电话过来联系，问能不能再优惠一些。钟夏和陶红没想到刚开张就有业务，立刻答应可以再让一个折扣，对方还要往下杀价，软磨硬磨，最后又让了半个折扣，结果事情就算定下来。对方也不要求先看墓地，说看不看无所谓，又说自己有车，原来这是个开出租车的，到日子还可以用车捎钟夏和陶红一起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