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落葬的那天，那人和他们约好地方，在一个路口，接了钟夏和陶红，一起去墓地。死者是小伙子的母亲，小伙子的父亲抱着骨灰盒，坐在副驾驶座上。钟夏和陶红上车以后，那车一路开得飞快，直奔目的地。小伙子很健谈，他是独子，所有丧葬事宜，显然都由他一手经办，一路开车，一路和钟夏他们聊天。到了目的地，当地村干部已经恭候在那，为他们的到来，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出租的司机有些意外，他不仅健谈，而且颇有些幽默感，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别吓唬人好不好，我妈生前最不喜欢热闹，你们又是喇叭又是锣的，别吓着我妈！” 当地村民都希望公墓能够成为现实，村干部已经为大家算过账，只要公墓真搞起来了，村里的经济很快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想一想这样的前景，不能不让人感到乐观，眼前的这片荒山如果继续荒芜，将不会增加一分钱的效益，如果是开发成公墓，每一平方都能够直接生出钱来。希望尽快富裕起来的美好理想，让淳朴的村民自发地走了出来，他们情不自禁地组成了送葬的队伍，自发地多少也有些戏剧性地带上了黑孝，庞大的队伍让死者的家属感到震惊，他们原来的想法，只是觉得葬在这里，可以省一些钱，因为一样是安葬，埋在其他的公墓，不仅是基价高，而且根本就没有打折这样的好事。 钟夏和陶红被眼前的轰轰烈烈的喜剧气氛，弄得有些不知所措。这似乎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进一步的发展，究竟会怎么样，他们并没有多少底，安葬仪式结束以后，死者家属满意而去，钟夏和陶红留下来，和村干部就公墓的进一步发展计划，进行了深入和具体的讨论。那山脚下被整修过的一排平房，无疑就成为公墓管理处的办公室。钟夏已经请人设计好了详细的图纸，未来几年内的公墓发展细则，都一条一条写了下来。 让村干部大开眼界的，是钟夏请艺术学校学生设计的模型，那是一个巨大的沙盘，点缀着假山假树，人工的小河流蜿蜒而过，又用白颜色的泡沫塑料，做成了无数个形状各异的小坟墓，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模型，更能直观地说明公墓的将来。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家都沉浸在美好未来的喜悦之中，一时间，钟夏和陶红仿佛成了村民的财神。 那天他们没有回去，就住在山脚下的平房里。村民们为他们临时搭起了两张小床，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今后很可能经常性地要到这里来住，因此村干部许诺，只要公墓的前景，真像预测得那么好，村民以后将在村子里专门为他们盖一栋房子。吃了晚饭，大家继续讨论，一直扯到很晚，村干部开始告辞，人们知道钟夏和陶红不是夫妇，私下里议论是不是应该留个小媳妇下来，陪陪陶红，因为城里人胆子小，住在荒山脚下的空房子里，很可能会害怕。然而乡下人又有另外一种小心眼，他们想既然陶红不提出来，他们贸然这么做了，便有些多此一举。一来陶红也许根本就不害怕，另一来，这一男一女，来来去去形影不离，谁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城里人现在的思想解放得很，乡下人就怕别人觉得他们落伍，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好心，误了人家的好事。 钟夏和陶红那天都很兴奋，等到人们接二连三地告辞，他们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陶红本来想向钟夏建议，应该住到村民家去，可是她觉得自己这么提了，颇有些担心他会有什么非分之想似的。她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因为钟夏不会这么做，她有充分的理由应该相信他。钟夏如果真对她有什么企图的话，很多事情早就应该发生了。 和杨卫字的无赖行为完全不一样，钟夏在女性面前，总是表现得像个君子一样。当人们一个个都离去的时候，陶红发现钟夏的神态，变得越来越不安静。他的一举一动，都变得有些不自然。陶红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在玩火，她意识到今天晚上肯定会出些什么事。
待人都走光以后，有一段时间，钟夏和陶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钟夏像是很无意地问了一句，他问陶红一个人睡，害怕不害怕。陶红没有回答，因为这样的问话中，似乎包含了明显的挑逗。她不回答，钟夏自然就不好再说什么，再说下去，便有些不正经了。 钟夏看看手表，大概是十点钟光景，在城里，这时候还早，然而在乡村，尤其是在这荒山脚下的平房里，这时间就意味着已经很晚。外面十分安静，钟夏解嘲他说：“怎么办，还能干什么，就睡觉吧！“他很绅士地送陶红去隔壁的小房间，在她房间里待了一会，然后忐忑不安地离去了。看情景，他似乎不太愿意离去，又不得不离去。陶红松了一口气，马马虎虎地洗漱了一下，上床睡觉。她心里确实有些怕，因为这毕竟是在墓地，想开着灯睡，又觉得开了灯，外面暗，里面亮，从外面能看见她正在里面的床上躺着，还不如把灯关了好。 钟夏房间里的灯也关了，陶红吃不准自己究竟能不能睡着。她让自己不许去想白天的情景，可是忍不住还是要想。白天人多热闹，轰轰烈烈的葬礼，没有一点让人会感到害怕，到了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已被放进墓穴的小骨灰盒，老是情不自禁地在眼前打转。陶红不是那种胆小如鼠的姑娘，她承认自己有些害怕，不过，这种害怕，并不妨碍她睡觉，妨碍她睡觉的是另一种恐惧。她注意到钟夏房间的灯突然又亮了，亮了以后，迟迟没有熄灭，他显然也睡不着，而且有意识地向她这边传达他睡不着的信息，时不时就传来他的咳嗽声。陶红有一种预感，这就是钟夏很快就会来敲自己的门。开灯，咳嗽，这都不过只是一种铺垫，孤男寡女同宿荒山野岭，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钟夏毕竟是有血有肉的男子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应该算是奇怪。 等到钟夏来敲门的时候，陶红已经迷迷糊糊快睡着。这时候已经是半夜，陶红觉得他已经不可能再来了，隐隐约约有一种落空的感觉。钟夏用一种非常紧张的声音让她开门，门敲得很急，仿佛是出了什么事一样。陶红的脑子里一下子很乱，闪过不要开门的念头，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把门打开了。 钟夏冒冒失失地走进她的房间，结结巴巴地说：“我能不能和你在一起，一个人，我实在有些怕。” 陶红的心咚咚直跳，她觉得钟夏完全是找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借口，这个借口根本就站不住脚，自己完全有理由拒绝他。这是一个她不可能相信的荒唐借口。陶红知道钟夏如果进一步提出什么非礼的要求，自己会断然地拒绝，想到自己会让他难堪，甚至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她已经伤害过他，真的不想再伤他。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陶红对钟夏一直很尊重，把他当作自己的大哥哥，他在她面前的表现，也的确像大哥哥一样，处处关照她，对她爱护备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使以前所有的良好关系，通通都被破坏。 钟夏见陶红对自己的话似信非信，半天不表态，很认真地说：“直的，我也没想到自己胆子会这么小，跟你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害怕，脑子全是白晃晃的影子，办公室放着的那公墓模型，比真的墓地还让人恐惧。我不是睡在办公室里，简直就跟睡在墓地上一样。我不能合上眼睛，一合上眼睛，就感觉自己是躺在墓穴里。” 陶红说：“你怎么会怕成这样？” 钟夏显得很不好意思，有些事说不清楚，他从小对死人就特别害怕，虽然当过兵，但是几年的部队生活，仍然不足以改变他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深藏在内心之处，平时并没有机会流露出来，在白天有人气的时候，恐惧不仅被有效地掩饰了起来，甚至连他自己也误会他胆子已经变大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钟夏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面对公墓的沙盘模型，一种无形的恐惧像网一样将他笼罩，压迫着他。他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孩子，儿童时代对鬼魂的敬畏，此时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身上。作为一个男子汉，这是一件很可笑也很可耻的事情，钟夏说不清楚自己的心理防线，怎么说崩溃就崩溃了，他觉得自己很困，觉得自己只要一睡着，就没有问题，可是在睡着前，鬼故事就像长了翅膀的精灵一样，在他身边飞过来飞过去，弄得他心惊肉跳。 为了表明自己仅仅只是害怕，钟夏向陶红郑重声明，他只是准备在她房间里坐一夜。 在这阴森恐怖的夜晚，只要让他能感到身边有一个大活人，就足够了。他希望自己不会影响陶红的睡觉，她可以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睡她的觉，而且如果她也是像他一样胆小害怕的话，现在有他陪着她，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大觉。钟夏说着，又匆匆去办公室搬了一张椅子过来，加上陶红房间原来就有一张靠背椅，一张靠背，一张搁腿，摆开了架式就准备这么过夜。陶红被他这么一折腾，不仅睡意全没有了，而且还有些被他弄糊涂，吃不准他到底怎么回事。刚开始，陶红觉得钟夏也许是在做戏，他毕竟是个正派人，在勾引女人方面毫无经验。现在，他终于鼓足勇气敲了门，而且已经进入了她的房间，但是显然在关键时刻，他又害怕退缩了。陶红并不相信一个男人真的会那么害怕，戏有时候演过了，反而不好收场。 很长一段时间里，陶红相信钟夏只是装睡。在这样的情景下，他怎么可能真睡着。
渐渐地，她发现钟夏竟然是真的睡着了，因为他那轻轻的十分均匀的鼾声，绝不像是装出来。都到了这节骨眼上，任何伪装已经没有必要。这是一种极度疲倦之后的声音，钟夏睡觉的姿式显然很不舒服，他不时地动弹一下，然后继续入睡。他的口角闪闪发亮，似乎正有一些口水流下来，陶红再次感到一种失落，她发现自己的担心不仅多余，而且还有些自作多情。她光想象着自己会如何拒绝，没想到别人根本就没给她拒绝的机会。 失落很快演变成为一种失望，陶红发现自己的最初想法，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她发现自己与其说是害怕钟夏会非礼，还不如说她希望发生一些事。 陶红想起了自己和杨卫字之外的一次性经历。那是她刚从学校退学不久，由杨卫字带着参加一个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时间是一周，在旅途中，他们和几个大学生打得火热，大学生一共是五个人，三男两女，在旅行团中，就属他们这一伙人声音最响。杨卫字很积极地介入到了他们中间，因为他发现他们喜欢打牌，而且来些小输赢。让陶红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大学生中有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从一开始就对她眉目传情，她从来也没见过像他这样胆子大的男孩，即使是当着杨卫字的面，他也敢公开地向她献殷勤。 小伙子生着娃娃脸，一举一动，都带着些孩子气。有一天晚上，在一个水库边上的度假村里，杨卫字跑出去打牌了，那个小伙子带着另一个女伴，很热情地跑进陶红的房间，喊陶红出去赏月。 陶红觉得应该和杨卫字说一声，然而杨卫字心思全在打牌上，觉得她的招呼完全没有必要。他觉得他们既然不打牌，当然可以出去赏月，更何况是三个人一起出去。一起打牌的那位女大学生喊杨卫字赶快出牌，他随手扔了一张牌出去，很轻薄地说了一声：“你们既然是去赏月，别忘了代我向月亮问一声好。” 陶红他们来到了水库边大堤上。也许是那位孩子气的小伙子不断地向陶红献殷勤，惹恼了一起去的女大学生，结果她在大堤上，坐了没一会，就找借口先走了。这是此次旅行的最后一天，月亮忽有忽无，大堤上，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还坐着旅行团中别的游客。小伙子突然很冒昧地邀请她散步，他觉得这一带人太多，不够浪漫。于是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截，隐隐的，仍然能看得见这边的人影，听得见这边的人声，毕竟是野外．他们不敢走得太远。渐渐地。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小伙子很大胆地捏了捏她的手。陶红感到很震惊，因为她知道这小伙子还是一年级的大学生，他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她没有退缩，小伙子的本意也许只是搀着她，可是她却抓住了他的手不肯放。 后来的事就不可收拾，一切都变得不太真实，等到月亮从乌云后面重新钻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干起那事。突然间，月色如洗，月光像水银一样泻了下来，由于担心被不远处的游人看见，他们只好降低动作的幅度，焦急地等待月色黯淡下来。这种等待在特定的时候，显得很滑稽。他们白晃晃的大腿无疑十分刺眼，说不定已经有人看见了，巨大的水面像镜子一样，反射着月亮的光辉。人在疯狂的时候，有些后果已经顾不上，陶红终于有些忍不住，她突然间意识到，现在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让事情赶快结束。那小伙子岁数不大，恐怕也是摘花的老手，竟然也被她巨大的热情，弄得不知所措，隐隐地，大堤那边似乎有人朝这边走过来，而且还伴随着轻轻的人声，他听见陶红在他耳边喊着“快，快“，这时候，想不快也不行了，他像抽疯似的一阵乱动，然后瘫倒在陶红身边。 这次意外的性经历，差一点就暴露。可是一旦事情结束以后，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陶红绝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疯狂，她甚至都不知道那小伙子叫什么名字。那小伙子大约也不知道她叫什么。有什么必要知道对方的名字呢。他们都需要冒险，于是就各自冒了一次险。这次经历让陶红感到最大的恐慌，就是一个人如果真想堕落，实在太容易。陶红事后想起来，清楚地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显然是自己有心勾引那个小伙子，是她给了他机会，要是没有她的配合，那小伙子什么事也做不成。陶红发现自己最大的弱点，就是潜藏着一种姐弟情结。她发现自己喜欢那些比自己小的男孩子。这种小，当然不仅是实际年龄的大小，也包括心理年龄的大小。她喜欢男人身上流露出来的孩子气，而这一点，也许就是她始终没有和杨卫字分手的症结所在。 在过了若干年以后的今天，陶红重新回忆起那次不同寻常的性冒险，对自己致命的弱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钟夏靠在硬的木头椅子上呼呼大睡，口角边孩子气地流着口水的时候，一股强有力的蜜意柔情，从陶红的心底深处流了出来。在过去，她对钟夏的感情，就像对父亲，她敬重他，爱戴他，为自己给他带来的麻烦，害得他吃官司，害得他被开除公职，感到深深的内疚，现在，内疚仿佛已经不复存在，她对钟夏突然产生了那种就像对弟弟才会产生的溺爱之情。小时候，每当弟弟受了什么委屈的时候，姐姐陶红便是他最好的倾诉对象。姐姐对他，甚至比母亲对他更好，她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只要一看到他流眼泪，她就会情不自禁地将他搂在怀里。弱小的弟弟唤起陶红作为女人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就是博大的母爱。
现在，陶红真恨不得也将钟夏搂在怀里，想到他不久前流露出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想到他那孩子气的表情，陶红终于发现了他身上最可爱的一点。这是最能让陶红动情的一个方面，她觉得自己应该很好地安慰安慰他。这时候，他想干什么都可以，如果他现在想和自己睡觉，她将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以最大的热情欢迎他的进入，无论是事后会怎么样，结果会怎么可怕，只要他能够感到一时的满足，就行了，就足够了。陶红知道自己绝不会因为对钟夏有歉意而献身，虽然她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这个问题。她给他带来了伤害，她影响了他的锦绣前程，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成为自己献身的理由。人的肉体不应该成为交易的一部分，而只应该是心灵感受的载体。 这一夜，陶红浮想联翩，根本没办法入睡。她觉得自己在为钟夏守夜，她想起弟弟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温度很高，整整一夜，她就守在急诊室的病床旁边，不时地用装着冰块的保温袋替弟弟降温。那一次，她的父亲正好出差在外，继母急得不知所措，医生似乎提到了病危，陶红一直守候在那，想到弟弟可能会死，心里比自己要死还要难过。她不停地祈祷着，希望死神不要把自己的弟弟带走。那一年她十五岁，正是准备考高中的关键时候，她绝望地想着，只要弟弟的病能好，她上不上好高中根本就无所谓。一眨眼，差不多已经十年过去了，现在钟夏正仿佛是当年的弟弟，虽然他总是做出百折不挠的样子，到处碰壁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但是陶红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显然有着脆弱的一面，只不过他一直硬撑着，从来不把自己的脆弱流露出来。陶红真心地希望钟夏这一次能够成功，如果有足够的好运气的话，钟夏将从人生的低谷中走出去。 天快亮的时候，钟夏终于醒了，这一次是真的醒了。在这之前，他即使醒着，也仍然假装睡着的样子。他终于离开了椅子，站起来，伸了伸腰腿，有些装腔作势地问陶红睡得怎么样。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越是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越是有些心虚，越是有些前言不搭后语。显然他产生过活思想，当恐惧已经消失的时候，他无疑也产生过冲动，但是他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对于陶红来说，这毕竟是意味深长的一个夜晚，就这么草草结束，真有些不甘心。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户外射了进来，陶红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理由赖在床上不起来，钟夏身上那些可爱的孩子气，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很快又一次恢复了常见的面目，他突然开始很认真地和陶红谈起了工作。
过路直到和黄文一同改剧本的时候，才突然明白电视剧原来可以这么写。他终于明白黄文为什么能写得那么快，首先是电脑的熟练操作，电视剧中的人物姓名，常用的词汇术语，场景描写，通通被编成词组输入电脑，在写作时，只要按几下键，立刻出现在屏幕上。场与场之间的调度更是娴熟，在一旁看她写剧本，几乎见不到停顿，她总是想到哪里，就已经写到哪里，键盘被她敲得噼哩啪啦乱响，仿佛她的大脑和电脑之间已经用一根电缆线联在一起，一天写一集电视剧，对于她来说，简直太容易了。她最快的时候，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她只花了一个多星期，就拿下了初稿。 过路也有台电脑，但是自从买回来以后，更多的时候，只是摆设。他的写作速度很慢，通常都是用笔写成初稿，改得差不多了，让一名研究生帮他打印出来，然后他再在电脑上进行进一步的润色。写论文是这样，写电视剧也仍然是这样。直接用电脑写作，对他来说，总有一种障碍。他的思路屡屡要被键盘的声音打断，而且越是打得少，越是有很多字不能十分顺利地就打出来。他学过好多种汉字输入方法，没一样学得精，学的方法多了，越多越乱，不同的输入规则老是打架。 好在过路有研究生。在大学里当教授，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研究生心甘情愿地替自己打工。在研究生中，流行着一种很恶劣的说法，就是称那些喜欢为导师做事的学生为“家奴“，大家都鄙视这种行为，可是谁也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机会。过路很少让自己的女研究生为自己做事情，过路的妻子李冬青是外文系的副教授，在这方面对过路看得很紧，现在的女学生思想都很开放，过路是年轻的博导，对那些想混学位的女学生来说，有一种天生的魅力。而且报考研究生的生源，和过去也不一样，过去大学毕业以后，继续读书深造的，通常都是些找不到对象相貌平庸的女生，现在那些长得和鲜花似的女大学生，一边谈着恋爱，一边读书，革命生产两不误，读了硕士，还要拿博士。过路知道这样的女学生，通常都很厉害。 替过路用电脑打字的是一个叫吴健南的女博士生，过路前后招过四个博士生，两男两女，还有一位叫魏燕的女生，是一位绝色的美人。虽然她不止一次表示要为过路做些什么，但是过路还是决定让吴健南替自己打字。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过路的妻子去德国进修去了，老婆不在，胆子就大。第二，魏燕太漂亮了，太漂亮的女孩子，自己容易动心，别人也会多心，过路不想落个拈花惹草的罪名。第三，吴健南不漂亮也不难看，而且她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不至于冒冒失失地就看中自己。此外，他听人家说过。美丽的魏燕非常有心计，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事都敢做的，她不仅敢做，还敢把事情捏在手中威胁别人。 钟秋把过路和黄文安排在水边山庄改剧本。由于他们是不付房费，他们的房间屡屡要换，在一个双休日，由于突然客流量增大，黄文甚至被安排去住供女员工休息的集体宿舍。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电话里跟钟秋扯着嗓子叫板，在这之前，她已经和山庄的副总经理吵过一次架，愿意自己掏腰包出钱开个房间，副总经理十分委婉地告诉她，现在生气已经来不及，因为房间已经预订了出去。这件事后来终于摆平，马德丽亲自赔礼道歉，请他们吃了顿饭，然后把他们两个人的房间固定下来，说好了再也不作任何调整。过路的房间和黄文的房间门对门，每天上午，两人讨论剧本，到了下午，各自躲在房间里写作。原来的篇幅似乎不够，他们又增加了两集。二稿辛辛苦苦地拿出来以后，把钟秋喊来讨论，三个人吵了三天，第三稿的方案已经确定下来。 接下来是趁热打铁，钟秋又一次走了，留下他们两个人在那继续修改。过路的脑子有些麻木，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黄文也嚷着要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坐船到水库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在那钓了一天鱼，结果过路一条也没钓到。黄文倒钓了好几条，是那种放养的非洲鲫鱼，黑黑的，看上去很肥。第二天，大家都不想钓鱼，黄文说我们去购物吧，于是要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附近一个可以购物的小镇，在小镇上，黄文买了条烟，然后花了许多时间给她的一个男朋友打电话，让男朋友来山庄住几天，男朋友找了各式各样的借口，就是不愿意来。这以后，黄文有点闷闷不乐，在镇上闲逛时，时不时拿过路出气。她已经和过路打过招呼，告诉他男朋友要来，现在男朋友突然变卦，不肯来，她觉得很没有面子。 过路想起在部队招待所刚和黄文见面时的情景，那时候，他们第一次走到一起谈论剧本，黄文给过路留下十分粗旷的印象。她那天拎着个塑料口袋，里面很显眼地放着一大包卫生巾。在讨论剧本的时候，她粗话连篇，比男人还要男人。过路从来没见过思想像她这么开放的女光棍，那还是一次比较务虚的讨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观摩电影，每当电影上出现性爱镜头时，她就发出放肆的怪笑。最让过路难堪的，是钟秋向她介绍过路时，话稍稍多了些，她竟然很赤裸裸地对钟秋说：“别说得那么详细，怎么搞得跟介绍对象似的。” 钟秋笑着说：“你不要想得美，人家过教授是有太太的人。”
黄文说：“有太太怎么了，我就喜欢有太太的男人。” 钟秋说：“你别瞎闹，过教授可是正派人。” 黄文半真半假地说：“这年头，男人当中难道还会有正派人？” 完全是凭直觉，过路几乎可以肯定，黄文说的那位男朋友，是一位已婚男人。因为黄文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她只喜欢已婚男人。她的理由是已婚男人，绝不会为了像她这样的女人，和太太离婚，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她最害怕的一步棋。黄文早就做好了独身一辈子的准备，一个男人为了你离婚，那么意味着接下来就要向你求婚。黄文说她想不明白，有些女人非要把结婚看得那么重，男人永远是对情人好，而女人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结婚是爱情的坟墓，是离婚的序曲，在讨论剧本的时候，黄文常常可以对男女之情，发出一些非常独特的见解。因此剧本中，凡是出现和女权主义有关的戏，一概都由黄文亲自处理。 从镇上回来，过路开玩笑地说：“你男朋友不来，也好，反正有我陪你，再说，明天开始，我们就得开始弄本子。“黄文问他是不是怕别人来了，她会丢下他一个人不管。 过路说：“一想到还要改本子，我就有些发怵，我反正是玩票，想想你们这些干职业编剧的，也真不容易。” 黄文没想到他说这些，叹气说：“我们可是说好这两天里，不许谈该死的电视剧。 说到编剧本，我肚子里的苦水，吐出来都可以淹死你。这些年还好，写了就能拍，想当年，一稿又一稿，最后全白写了。” 两个不谈电视剧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在聊天中，各自谈了些自己的生存情况。 黄文听说过路的太太在德国，第一个反应就是，既然去了国外，会不会不回来。过路说，太太真要不回来，他也没办法，不过她肯定会回来的，因为孩子还在国内，他们的小孩现在寄养在丈母娘家。黄文笑着说，女人到国外回来不回来，和小孩有什么关系，她真要舍不得，完全可以把小孩带出去，没听说，有人就是为了让小孩留在国外，所以不肯回国。过路明知道自己太太绝不会不回来，故作大度地说：“管她呢，她要是不回来，最好，我总不能硬阻拦着人家的好事。” 黄文笑着问过路，太太出国了，他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太太的事情。过路带着些轻薄地说：“起码现在还没有。” 黄文说：“算了吧，我看你也不像是有胆子的样子，男人大都是这样，有贼心，没贼胆。” 过路笑着说：“不是没贼胆，是没机会。” 黄文针锋相对地说：“怎么没机会，现在难道不能算是机会？” 过路从来没和女人放肆地调过情，他被她说得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男人。在过去的两天里，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几次都是话到嘴边，不敢贸然出击。自从老婆去了德国以后，他一直靠手淫解决自己的性欲问题。他仿佛又回到大学的苦读时代，那时候，周六自渎成了法定项目，因为他的下铺是本地人，每个周六都要住回去。双层的小铁床要想不发出可疑的声音来，非常不容易，过路相信同寝室里有很多同学，都在干着这悄悄的勾当。有的人甚至就躲在厕所里干，喷得到处都是。 没有老婆的日子真的不好打发，过路已经想了很多遍和黄文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他觉得自己和黄文真发生了什么，也不能算是对不起老婆，因为他和她之间，并没有任何感情的纠葛，不过互相借对方的东西用一下而已。 吃过饭以后，黄文提议大家都睡个午觉，过路没回自己房间，却跟着黄文进了她的房间，黄文以为他有什么话要说，没想到他突然很笨拙地扑向她，把她掀翻在了床上。 黄文很恼火，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像话。过路这时候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反正已经动手，只要黄文不是真翻脸，就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他用手去抓黄文丰满结实的乳房，死死地抓住了不肯丢。黄文终于甩开了他的手，气呼呼地说：“你给我住手，听见没有！” 过路感到有些无地自容，手还按在她的乳房上，既舍不得拿开，又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人陷入了一片迷惘之中。 黄文总算给了他一个台阶，和颜悦色地说：“我们理智一些，行不行，把手拿开。” 她掰开了他的手，因为动作是温柔的，带有安抚的性质，过路起码不是感到过于下不了台，他做出很顺从的模样，把手拿开了。黄文说他好歹也算是个有教养的人，怎么一下子也会如此不成体统。过路无言以对，想今天出丑了，偷鸡不着蚀把米，以后如何做人。 黄文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有些感动，她说她并不想让过路难堪，但是自己正处于排卵期，不想冒怀孕的风险。她告诉过路，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堕胎是一件很伤心的事，不是怕别人说什么不是，她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时候，最能让她感到一个独身女人的不幸，当你最需要男人的时候，他们像闯了祸的孩子一样，很不负责任地溜走了，她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黄文的话说得如此诚恳，过路真不知说什么好。他有些不死心，又不能不死心。黄文大约也知道他的心思，说：“你不用难过，我也不会怪罪你的，其实我也有那么一点喜欢你。但是，我有原则，因为不想出事。“过路嘟嘟囔囔地说：“早知这样，今天上午在那小镇上，我就应该买几个安全套。“他告诉黄文，上午在百货店里，他看见专门有个柜台，出售各式各样的避孕药具，甚至还有进口的，吹了气耀武扬威地陈列在橱窗里，看上去很滑稽。黄文被他的话说得笑起来，说：“我真看错人了，原来你早就不怀好意，俗话说，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教授也一样是坏人。“过路得寸进尺，要拉着黄文一起再去小镇，黄文说：“要去你去，我才不跟你一起去买那种无聊的东西。”
过路来了精神，看她样子并不是真的拒绝，一定要黄文一起去。 结果两个人午觉也不睡了，果然又喊了一辆出租车，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地去小镇。 一路上，两人十分亲热，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出租司机还是原来的那一位，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忍不住有些好奇心，时不时从反光镜中看他们一眼。过路想不到事情会这样，感到很兴奋，胸口咚咚直跳，一路孩子气地拉着黄文的手不肯丢。黄文反倒被他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出租车终于到了小镇，到了那家百货店门口，过路欢天喜地地让司机等着，他和黄文下了车，手牵着手，往百货店里走，黄文一路走，一路笑着说：“我们俩真是有点疯了。“
钟天是个儿女心肠非常重的人，自从和包巧玲结婚以后，自己的四个孩子几乎和他断了关系，这一点让他感到很痛心。倒是包巧玲的小儿子杨卫文经常跑来蹭饭，他的工作关系在话剧团，离这不远，一抬腿就来了。右派平反落实政策，杨如盛又一次获得机会可以调回话剧团，但是他再次放弃了机会。既然是落实政策，杨如盛和当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包巧玲商量，让小儿子杨卫文顶替他的职。杨卫文属于那种脑子不太好使唤的小孩，上学时，考试总有几门不及格，高中考不上，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社会上闲荡，进了话剧团以后，除了打杂，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想让他当水电工，很快就发现真让他干，非出人命不可，不是电死别人，就是电死自己。这些年，话剧团很不景气，已经好多年不排演新戏，演职人员都自己在外面找活干，杨卫文身上什么技术活也没有，眼见着就要下岗了，他反正也不急。 包巧玲知道钟天的心思，钟天打电话给自己的儿女，儿女们都很冷淡，每次挂了电话，都要闷闷不乐好多天。他尤其喜欢钟夏的儿子小雷，过去媳妇徐芳星期天常带着孙子回来，现在徐芳正和钟夏闹离婚，两个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钟天想孙子，挂电话过去，每次都被徐芳找各种借口推辞掉。结果钟天为孙子买的一个真皮足球，搁在小房间里差不多快大半年，仍然还没有送出去。有一天，小雷已经说好了要来，钟天很高兴地把足球拿出来，放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想到后来孙子还是没来，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徐芳说家里有什么事情，原订的计划不得不取消。钟天感到莫大的悲哀，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闷闷不乐地抱着足球，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 包巧玲为此感到有些歉意。她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敌人，现在登堂入室，走进了这个家庭，钟天的儿女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理所当然，包巧玲自己并没有什么儿女心肠，和钟天相比，她知道自己是个很不称职的母亲，多少年来，她自己的两个小孩，其实一直是由杨如盛的义父带大的。杨如盛的姐姐有一个多年的老跟班，其实就是家里的男佣人，对女主人一直忠心耿耿，杨如盛小时，很长一段时间，就靠他照料。解放后，杨如盛的姐姐入了狱，老跟班无处投奔，在外面流浪了几年，最后就跑来找杨如盛，为杨如盛照料家事，帮他带孩子。杨如盛被打成右派以后，包巧玲就把襁褓中的杨卫字交给了他，后来差不多过了十年，又有了小儿子杨卫文，同样也是交给他带，因此杨卫字杨卫文兄弟，都是这老人家一手带大的。等到两个小孩都分别成人，他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死了，那一年杨卫文正好十八岁。 杨卫文常来蹭饭，包巧玲知道钟天心里不是很乐意。她知道他并不在乎多一个人吃饭，而是因为看见杨卫文，会想起自己的儿女。钟天对儿女的牵拴对包巧玲也是一种触动，这让她想起她对自己两个儿子的不负责任。在过去的岁月里，她显得极不称职，感情上是这样，经济上也是这样。两个儿子对她都很敌对，因为他们的生活，全靠父亲杨如盛的接济，杨如盛的薪水并不高，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们称为爷爷的那个老人，常常厚着脸面和邻居借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人一直靠为街道小厂糊纸盒贴补家用。两个儿子既感受不到父爱，更谈不上有母爱，他们和老人的关系甚至也不能算是融洽，这个老人有些固执，像照顾自己嫡亲孙子一样的照顾他们，但是让他一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像揍贼似的猛打他们。有一次，暴怒的老人，甚至用小板凳往杨卫文的头上扔，因为他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却爬到窗台上去偷看女邻居洗澡。 十月一日到来前夕，包巧玲准备多做些菜，把钟天的几个儿女都叫回来吃一顿饭，大家团聚一下，热闹热闹。她和小保姆一遍遍地讨论着菜谱，不厌其烦地向钟天打听，他的那些孩子们，究竟喜欢吃些什么。钟天知道她的苦心，知道她是为了讨自己的好，但是她越是忙，他心里反而越感到不踏实。感情的事勉强不得，钟天有一种预感，就是事情很可能事与愿违。很多事情永远说不清楚，尽管钟天一直想当一个好父亲，可是孩子们恰恰都不喜欢他，反而喜欢他们的母亲。凭心而论，钟天对待子女，要比冷悠湄尽心尽责得多。冷悠湄是有了工作就忘了家的女人，她是个女强人，对孩子从来谈不上什么迁就，她对他们的态度，就像一个女干部对待他们的下属，孩子偏偏就是喜欢她，他们越怕她，就越尊敬她。 和包巧玲的关系，是孩子们看不起钟天的一个重要原因。钟天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最对不起的首先是四个孩子，其次才是妻子。他伤了孩子们的心，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蒙了一层阴影。他承认自己喜欢包巧玲，对于这个差不多是送上门的女人，钟天从来就没有过轻视她的念头。尽管关于包巧玲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太多的流言蜚语，她自己也勇敢地向他承认过这些错误。无论是在他们婚前，在他们轧姘头的那段日子里，还是他们结了婚，成为老来夫妻，钟天都没有看不起她的意思。一个过来人就不应该在过去的事情上斤斤计较。如果让他在两个女人中进行重新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包巧玲，因为冷悠湄是一个毫无热情的女人，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在床上对他充满了敌意。她没有完全拒绝他，只是因为夫妻的义务，她的那种冷漠，对钟天构成了极大的伤害。冷漠有时候比拒绝更能刺伤男人的心。
和冷悠湄相比，包巧玲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她不是放荡，只是从来不知道拒绝，具有一种天生的奉献精神。在满足男人的某种欲望方面，冷悠湄显得过分吝啬，她始终是鄙视性爱，把性交看作是一种很不高尚的行为。和钟天结婚之后的包巧玲，已经过了更年期，而且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即使在年轻时，她那方面的欲望也不强烈，虽然经历过很多男人，她很少体会到女人应有的高潮。她对于性的认识，就是让男人快活一番，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再婚以后的钟天对于男欢女爱，也已经看得很淡，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床上找到那种相应的乐趣。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是老爷爷和老奶奶之间的爱情游戏。与早年的疯狂大相径庭，那时候的通奸固然能带来欢乐，能带来那种犹如熔岩喷射而出的热情，由于幽会地点的不固定，通奸本身的负罪感，也会迫使应有的欢乐和热情大打折扣。
晚年的钟天在包巧玲身上获得了从容，他们既不疯狂，也不过分保守，平静，祥和，配合默契。有时候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就互相安慰，用一种老年人的耐心，等待着奇迹的出现。这种安慰有时候也会成为强有力的鼓舞，他们会把对方都当作稚气的孩子，不管做得好不好，从来都不批评，他们相互表扬，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吹捧。别人怎么看并不重要，起码他们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包巧玲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不管怎么说，钟天是她遇到的一个最体贴她的男人。他和别的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当年并没什么交易的成分。包巧玲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过一些交易，剧团里有好几个沾她便宜的男人，都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她有所需求的时候，趁虚而入，很轻易地就攻下了堡垒。既然包巧玲不是把自己的贞操看得很重，那些男人乐得玩她一下，她毕竟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而且一点都不难看。 钟天几乎给了她一个女人晚年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宽敞的住房，宽裕的经济，公费电话，出门常常有小汽车坐，名正言顺地享受着钟天的老干部待遇。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而且很快如鱼得水。刚进钟家的时候，她对小保姆看得很紧，小保姆不漂亮，但是毕竟年轻，男人总是喜欢年轻的女人，包巧玲在这一点上，深有体会。小保姆和年老的男主人睡到一张床上去，结果闹得不可开交，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报道，包巧玲想自己既然已经走进这个家门，就应该有义务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总是忘不了年轻时候的事情，当年她和杨如盛刚结婚的那一阵，那时候她还是白玉无瑕，自己就是因为对杨如盛没有看紧，以至于发生了他和化妆师之间的丑闻。这件事是他们婚姻大堤崩溃的第一道裂缝，也是后来许多糟糕事情的起因。多少年过后，包巧玲总觉得自己早就忘了这件事，她和杨如盛之间，不但已经扯平了，而且应该说是她更对不起他，但是她只要一想到，就仍然感到心口隐隐作痛。 包巧玲亲自给徐芳打电话。在钟家的小辈中，徐芳是唯一让她不感到拘束的人。也许因为她也是外人的缘故，包巧玲和她对话时，不像和钟天别的子女说话那样有障碍。 钟天的几个小孩，个个都有来者不善的一面，包巧玲忘不了过去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尴尬境地，那是她和钟天的奸情刚败露不久，有一天，包巧玲冒冒失失地去钟家，钟天的老母亲把她堵在客堂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后来她终于突围，跑了出来，钟家的小孩，有两个就追在后面，捡起地上的石头掷她。包巧玲至今也弄不清是谁掷的石头，有一块小石头就砸在她腰上，她很狼狈地夺路而逃，竟然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时过境迁，按说今天已经不再这样那样地担心，她已经名正言顺地和他们的父亲走到了一起，但是包巧玲想到过去的遭遇，仍然不寒而栗。 在给徐芳的电话中，包巧玲用辞恳切，近乎哀求，充分描述了钟天对孙子的思念之情。她的话显然打动了徐芳，答应一定要来，并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和钟夏离婚，她绝不会不让儿子去看爷爷。她说她知道钟天喜欢孙子，说孙子也经常念叨着要到爷爷家去玩。徐芳说的显然是客气话，但是包巧玲把这话转达给钟天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孩子似的哼起歌来。孩子们对他的疏远，是他再婚后幸福生活里的美中不足，他极需要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孩子们表示他是爱他们的，他很在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他不指望他们能改变对包巧玲的敌意，他只希望他们多少能给些面子，就足够了。 天知道钟天在官场上是如何摆架子的。反正在教育自己小孩方面，他算不上一个够格的父亲。对子女的过分溺爱，使得所有的小孩，对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他摆不出威严的架子来，儿女对他没规没矩，说些没大没小的话，他不仅不生气，而且习以为常，引以为荣，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刚到五十岁的那一年，不知谁带头喊了他一声“老头“，从此大家都这么叫他。“老头“成了他的昵称，喊爸爸反而让他感到不习惯。冷悠湄生前很看不惯他这种作派，为了儿女们的事情，譬如钟春上大学，譬如钟夏当兵，所有这些后门活动都是他一手操办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钟天做官还是讲究一些原则，但只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他就有些奋不顾身。为了让钟春当上工农兵大学生，钟天不惜起大早，坐在管文教工作的一位熟人的大门口恭候，那时候钟天结束审查不久，刚刚被重新结合进了领导班子。去找的那位熟人曾经是钟天的下属，见老领导为女儿的事情这么热忱，大受感动，以后和别人说起当父母的儿女心肠如何重，常常要以钟天的故事为例子．十月一号那天，除了钟夏，其他几个孩子，都回来了，钟天感到极大的安慰。他不敢做出太高兴的样子，就怕儿女们看见他过得不错，产生什么逆反心理。孙子小雷有一段时间不见，似乎又长高了许多，他不仅送了一个足球，还为他买了一个遥控的玩具汽车。小孩子都是实用主义，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跟爷爷亲热得不得了，大女儿钟春看着不顺眼，训斥小侄子说：“爷爷可不是什么大款，就你会敲竹杠。“这一天，钟春的心情不错，带了一位男朋友来，她不说明这家伙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别人也不问，因为她是离了婚的，脾气有些怪，动不动就发作，大家都懒得招惹她。钟天从不干涉儿女的婚事，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钟春的那个男朋友没吃饭就走了，看得出钟春和他很亲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