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公司里的事很多，又添了一些人，从萧条时只剩下陶红和钟夏两个人，很快发展到近二十名员工。钟夏似乎要汲取上次惨败的教训，对公司的财务抓得很紧，事必躬亲。他对陶红依然很信任，但是经济上却不让她过问得太多。他又聘请了一个揣着很多证书的女会计，建立了严格的会计制度。陶红现在的职务，说起来是副总经理，事实上有职无权。办事时，还不如部门经理说话管用。钟夏有意无意地在减少她在公司里的作用，特别是他离婚以后，这种迹象更加明显。陶红并不在乎自己已经被架空，因为从打定主意跟钟夏干起，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快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她欠他的情，她继续跟着他干，只是还债的一种形式。现在，他已经重新振作起来，自己对他已经变得不太重要，陶红决定离开钟夏。 陶红是在一天下午向钟夏辞职的，让她感到意外的是钟夏没有任何挽留的意思。他很平静地接受了她的辞职，好像早就等着她这么做。一种失落感萦绕在陶红的心头，她压抑自己心头的激动，默默地从钟夏的办公室退了出去。她没想到钟夏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陶红发现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且几乎都快爱上钟夏，真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不当一回事地接受了她的辞职。在她即将离开钟夏办公室的时候，钟夏约晚上和她一起吃饭，陶红立刻以自己晚上有事为托辞。钟夏说：“不管有什么事，饭一定要吃，你随便找一家馆子，我请客。” 陶红说：“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 钟夏很固执地说：“不行，无论如何，今天晚上的饭一定要吃。” 陶红想，钟夏以为自己用一顿饭就能打发她，这种想法太愚蠢了，他应该明白，这顿饭对于她，反而是一种伤害。陶红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闷闷不乐地整理着抽屉，她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易地就失了业。她脑海里回响着钟夏不久前说过的一句话，陶红提出辞职时，钟夏不动声色地说：“说老实话，我也不希望你在这公司里长久待下去，你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工作。“这样一句话，让陶红根本就无话可说，她原来准备的，都是钟夏如果挽留，她应该怎么说，现在钟夏既然毫无挽留之意，她准备的一番话，就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一时间，陶红的脑子里想了很多，突然她想明白了，钟夏一定还惦记着过去的事情，毕竟那件事，中断了钟夏如日中天的事业，害得他丢了工作，吃了官司。从表面上看，钟夏似乎根本就不在乎，事实上，也许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下班以后，钟夏来找她，她尽管不愿意，还是一起和他出去吃饭。钟夏让她挑一家馆子，她招了辆出租车，对司机说了个馆子的名字。那馆子显然没什么名气，陶红不停地为他指着方向。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钟夏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曾在这家馆子吃过饭，那是他们最潦倒的时候，他们和民政厅的朋友一起来过这，当时还是那位朋友慷慨解囊，不过这位朋友已经为了这顿饭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钟夏没想到陶红把他带到这来，笑着说再找一家好点的馆子。陶红说这家馆子挺好，坚持要在那，站在门口的迎宾小姐，热情滚滚地冲过来招呼他们。钟夏拗不过陶红，便和她一起进去了，找了个位子坐下来。钟夏对四处看看，问有没有雅座，小姐连声说有，把他们带到楼上一看，是间鸽子笼似的小房间，闷得透不过气来，而空调又是坏的，远不如楼下的大堂宽敞，于是又回到原来的位子坐下。 陶红没情绪吃饭，钟夏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好像有障碍，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大堂里乱哄哄的，有一桌正在闹酒，大呼小叫鬼哭狼嚎。菜是陶红点的，钟夏的胃口很好，一个劲吃，不时让陶红也吃。陶红有些不高兴，他也知道她不高兴，然而像逗小孩玩似的，她越是不高兴，他就越做出高兴的样子来。陶红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高兴。吃完饭，钟夏不让她走，要拉着她一起散步，说还有话要对她说。陶红这时候，就想听钟夏说些什么，也不坚决反对，因为她觉得自己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打发了，总有些不死心。 外面已经是黑夜，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人。钟夏的话，几次都是已经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最后，他很认真地说：“这样吧，我们还是去公司，还是在那里说话方便。“陶红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看他的样子，确实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两个人再一次坐车回到公司，大家都已下班，公司已经上了锁，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住在楼下。钟夏跟老头要了钥匙，和陶红一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泡了茶，考虑着如何开始。 陶红看着钟夏神秘兮兮的样子，想无非是自己要走了，说些感激之类的客套话，这些话早就可以说了，她终于有些忍不住，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话，快说，干吗要这么吞吞吐吐的！” 钟夏笑着说：“我说话怎么吞吞吐吐了，你急什么，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呢。“钟夏是个没有太多幽默感的人，他平时很少和员工说笑，因此，偶尔开些玩笑，别人也弄不清是真是假。陶红等着他的下文，没想到又没了。钟夏看着她，就像领导干部准备和群众谈话，表情很认真，态度很和蔼，然而要说什么，就像个悬念，迟迟没有结果。陶红想今天的情形实在滑稽，她向他提出辞职，他不当回事地就批准了，然后两人一起吃饭，然后做出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绕了半天，仍然还是没说，这压根就是在浪费时间。
钟夏终于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难怪会憋那么长时间，他的话，吓了陶红一跳，因为她什么话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钟夏突然很动情地说了一句：“陶红，你嫁给我吧。” 这是一句深思熟虑的话，也不知为什么，陶红希望他能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也许，玩笑的口吻，让陶红拒绝起来，能轻松一些。这是一个很突然的信息，在此之前，陶红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陶红希望钟夏不过是随口说说，这只是男人勾引女人的一种借口，她宁愿他是在引诱自己，也不希望他一本正经地谈论婚嫁，陶红觉得自己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惟独不会嫁给像钟夏这样的男人，因为钟夏太一本正经，始终像个领导，就算是说：“你嫁给我吧“，仍然还是领导的口吻。她几乎立刻就知道这绝不是随便说说，钟夏从来就没有和她调过情，如果他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像很多轻薄的男人一样，那么，他有太多便利的机会。吃女人豆腐，占女人便宜，这不像是钟夏喜欢做的事情，当他很动情地说出要陶红嫁给他时，陶红知道他是绝对当真的。 陶红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她很感激，女人总是乐意被男人所爱，但是好像一下子转换不过来所扮演的角色，陶红仍然觉得他们是在谈工作，钟夏好像仍然还是她的老板，他坐在办公桌前，正为某一件事情做出决定。陶红觉得这种谈话应该在公园里谈，应该在海边，或者是在咖啡馆。现在谈，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钟夏在等待她的回答，她却在想着如何拒绝，才不让对方下不了台。由于想的时间太长了，钟夏以为她已经默认，于是干脆大举进攻。钟夏坦言，自己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尽管岁数比她大了许多，可是他会对她的一生负责，他要让她的这一生，过得都很幸福。 陶红知道必须赶快中止钟夏的想法，她说自己从来就没想过要嫁给他。她说他肯定是误会了，他应该知道她已经有男朋友，而且年龄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她的男朋友年龄就不小，她说自己喜欢年龄大一些的男人，但是她不会嫁给他，因为她只是尊敬他，而并非爱他。尊敬和爱不是一回事，作为男人，他要比杨卫字出色得多，他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有毅力，也有魅力，勇于承担责任，但是陶红宁愿选择杨卫字。人不一定总是选择最好的，男女之间讲究的是缘分，缘分往往比什么都重要。她的话有些语无伦次，为了让钟夏死心，陶红连自己和杨卫字同居过这话都说了出来。她告诉钟夏，自己不仅和杨卫字同居过，已经堕过两次胎。 钟夏说：“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你的过去，对我已经不重要，你和我在一起，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陶红对钟夏过分的自信感到有些不快，他的用辞都仿佛是在做什么决定。这是自信的男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意志，替别人作出判断。陶红从来就不认为过去不重要，如果过去真的不重要，将来也同样可以不重要。钟夏的行为让陶红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表示父爱的愚蠢方式，就是常常自以为是为陶红做安排。陶红真心地喜欢自己的父亲，但是她并不愿意让像父亲这样的男人，成为自己的丈夫。爱情用不着深思熟虑，爱情也不是许诺，用不着非要等自己离了婚，把一切都安排好，再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求婚。对于真正的爱情来说，婚姻并不重要，像钟夏这样以求婚来表示爱情的方式，已经显得太古典了。陶红觉得钟夏没有必要这么理智，这么古板，话多说没什么意思，陶红想自己已经拒绝，他明白这道理就行。 钟夏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陶红很坚决地说：“用不着再考虑，我已经跟你说过，我有男朋友，如果我要结婚，我也是和他结婚。” 钟夏心里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似乎料到她会这么说，依然是很有信心的样子，他十分平静地对她说：“我会和他竞争的，我相信自己有能耐从他的手里，把你夺过来。“
钟秋筹拍的电视剧终于到了开拍的日子，万事俱备，在水边山庄搞了一个很隆重的开机仪式。邀请了方方面面的领导，省里的，市里的，郊县的，电视台的，反正能请的，该请的，都请了。来了许多记者，塞了无数红包，到第二天，报纸上，广播电台，电视台，全是有关电视剧开拍的报道和花边新闻。老王忙得不亦乐乎，鼻头上总是冒汗，又总是用一块很粗糙的手帕去擦，结果把鼻子都擦得发了炎。有关包装宣传之类的事情，钟秋一般都懒得过问，她不过问，但是又很在乎，因为今天的影视界，宣传差不多已经成了第一位的东西。如果不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天花乱坠的吹捧，无论拍摄出多好的电视剧，都别想卖出去。眼下的电视剧市场正在走入一个怪圈，电视台并不是非常认真地调查收视率，尤其是地方电视台，购买播放权，主要是看宣传，宣传说好，就买，推销人员善于公关，要害人士打点得愉快，就成交。 过路接到参加开机仪式的请帖．颇有些犹豫和惊慌，没几天，老王又打电话过来，他仍然没有一口答应，也没拒绝。这时候，他的太太李冬青已从德国进修回来，过路做贼心虚，怕太太看出什么破绽，为李冬青忙里忙外，百般柔情万分恩爱。李冬青只当是小别胜新婚，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她是个事业型的女人，毕竟刚从国外留学回来，感觉良好得不相信自己已经回到中国。她看什么事都有些不顺眼，嫌家里乱，嫌宿舍区脏，嫌马路上人多，嫌中国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外国人，不像她所熟悉的外国人。刚回来的那几天，她处处感到不顺心，把女儿从自己父母那里接了来，小姑娘似乎并不是太喜欢她，她已经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一下子让她和外婆外公分开，反而有些不习惯，因为外婆外公很宠她，不像李冬青那样动不动就讲规矩。在国外的时候，每当看见别人的小孩，李冬青就有些思恋自己的女儿，尤其是看到有些在国外定居的中国人的孩子，德国话比中国话说得还好，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总觉得要是自己的女儿也能这样多好，回国见了女儿，兴致勃勃地想教她说几句德语，女儿根本就不肯认真学，倒是看了电视上的德国鬼子，行纳粹礼，一学就会：“嗨，希特勒！” 快到日子，电话又来了，这次是钟秋亲自打来，告诉过路一个消息，黄文因为已经接了别的电视剧任务，不能参加这边的开机仪式，因此希望他作为编剧，最好还是能去捧个场。钟秋知道过路的妻子刚从国外回来，让他带着老婆女儿一起去，在水边山庄住上一夜。过路便和李冬青商量，他一听说黄文不去参加开机仪式，胆子陡然就大了起来。 李冬青生来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一个人在德国时都寂寞死了，刚去德国时，还有一两个德国男人喜欢异国情调，试图和她调情，后来大约看她不是那么开放，保护自己的贞操，就像保护什么稀世珍宝似的，就又去找别的中国女人。李冬青虽然从不肯承认在德国有什么不好，然而事实上也说不出有什么太好，真要好，她也用不着回国。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她很愿意去凑凑热闹。过路原来想推托的借口，是太太刚从国外回来，不想和老婆分开，现在既然是让带着太太去，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因为人多，那天是坐一辆大客车去，过路早早地就带着太太和女儿到集合地点。尽管在德国待了很长一阵，李冬青容易晕车的毛病，仍然没改变，早到集合的地方，可以早上车，占个好位子。可惜他们太早了一些，到了预定时间的半个小时以后，人拖拖沓沓还没有到齐。负责清点人数的杨卫文一遍遍地数着，每数一遍，就一本正经报出还缺几个，终于到了只缺一个人的地步。所缺的这位是电视剧中的二号男主角，他不来，这车还真没办法开。二号男主角是一位北方演员，人昨天就到了，今天说是去看朋友，老朋友难得一见，活生生地把时间给忘了。这边久等不来，只好四处打听他朋友的电话，拨了无数个有可能性的电话，终于问到了这位朋友的手机号码，然后一遍遍地接着拨，总算通了，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接了电话，问是谁，有什么事。 二号男主角匆匆坐出租车赶来，火烧火燎地上了大客车，连声向一车的人道歉。大家等得已经失去了耐心，没一个人愿意理他。过路的女儿临开车，又要去上厕所，她这一带头，引起连锁反应，你来我去，又耽误好一阵。杨卫文气势汹汹地说：“早干什么了，现在才想到上厕所。“大家都不理睬，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不过是跑腿的，而且脑子肯定不好使，因为他数起人来，永远是从头开始数，数过了一遍，紧接着就呆头呆脑地数第二遍。到正式发车的时候，已经比原来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李冬青气得直摇头，说要是在国外，这么耽误别人的时间，非打官司不可。邻座的人不知道她是刚从国外回来，觉得她说话太夸张，回过头来，瞪了她一眼。 开机仪式短得不能再短，也就是发布一个消息，拍几个电视镜头。领导从大到小，挨个说几句祝贺的话，然后散会，然后吃饭，然后走人，各奔东西，又一次匆匆往家赶。 很多记者赶来赶去，就是为了发条消息，领个红包，个别擅写花边新闻的，捉贼似的拉住男女主角，胡乱套几句话，回去再抄一些别的资料，便可以敷衍成一篇报屁股文章。
反正现在有传真机，上班的时候，趁领导不注意，取一个稀奇古怪的笔名，往各家晚报发传真就行，能用就用，不能用，扔了也不可惜。新闻发布会以后，热闹一时的水边山庄，顿时像电影院散了场，冷清了许多。除了剧组人员，该走的都走了，过路夫妇因为安排他们第二天要给演员上一次课，被作为特殊嘉宾留了下来。 钟秋为了剧本中的一些局部小问题，到过路的房间里跟他商讨，谈完了，便和李冬青闲聊，说一些德国的事情。钟秋去过法国，去过意大利，还去过西班牙，就是没去过德国。李冬青因此和她大谈德国在欧洲的特殊地位。她觉得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德国人和法国人是最优秀的，法国是个充满艺术的国家，而德国却充满了哲学。过路在一旁插嘴，说一个国家充满了哲学，这太让人感到生畏。李冬青说：“德国人的哲学是不让人害怕的。“过路说：“算了吧，我读书的时候，听到黑格尔的名字，脑袋就疼。” 在闲谈中，钟秋提到过一次黄文，幸好只提到了一次，过路当场有些不自然。他知道黄文这张嘴是没有遮拦的，很显然，她已经把他们之间的事情，告诉了钟秋，因为钟秋的表情里，似乎有一种故意回避的意思。钟秋走了以后，女儿已经睡着，李冬青进浴室洗澡，谈兴未尽，一边洗，一边把过路喊了过去继续说话。她问了一些和电视剧有关的问题，又很随便地问女导演钟秋今年究竟多大年纪，问完了，同样很随便地问着，跟他一起合作的女编剧年龄多大。过路心里七上八下，说自己只管写本子，没心思管人家多大岁数。李冬青笑着说，她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用不着瞎紧张。 过路说：“我怎么紧张了？” 李冬青已经洗好了，擦干了身子从浴缸里出来，过路想动手，李冬青严肃地打开他的手，说自己刚洗干净，不许瞎碰。于是过路也脱了衣服，跨进浴缸洗澡，一边洗，一边奸笑着对正在穿衣服的李冬青说：“别穿了，省得待会再脱。“李冬青说：“我就知道今天你会不怀好意，告诉你，我今天太累，还是改日子吧。“过路知道她只是说说而已，自从德国回来以后，李冬青对房事，向来是来者不拒，只要过路敢于挑战，她就勇敢地坚决奉陪。过路不知道她这是在德国太压抑的缘故，只当她是受了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女权意识抬头。李冬青离开了浴室，过路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起来，他想起正是在这个水边山庄，就是在这栋楼里，自己和黄文一起度过了几天疯狂的日子。那疯狂的几天里，过路很快活地堕落了一回。 过路放了一浴缸热水，将自己的身体痛痛快快地泡在里面。李冬青久等不见他出来，便到卫生间里来刷牙，见过路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说：“你只管慢吞吞地磨蹭好了，我反正是要睡了。“过路说：“怎么了，你是不是已经等不及？“李冬青很有些来火，满嘴的牙膏白沫朝他啐了一口。过路知道又要说他在影视圈里学坏了，果然她漱完了嘴，悻悻地说：“你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学好，这样下去，我不许你再在影视圈里混。” 第二天，过路夫妇为演员们上课，李冬青先讲。她给大家粗粗地讲了讲德国当代的电视，因为在这方面自己没什么研究，也只能谈印象，而印象又恰恰是最靠不住，事实是她在德国很少看电视。匆匆谈完了德国电视，李冬青又给大家说中国戏曲对西方的影响，她所以要谈到这么个话题，因为知道他们正在拍摄的电视剧中，有中国戏曲的成分。 她的演讲完全是学究的一套，报了一堆大家都不知道的洋名字，最后重点讲到伏尔泰所写的《中国孤儿》，这个剧本是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它的伟大意义在于，在此之前的西方和中国有关的戏剧中，扮演中国宫廷嫔妃的女演员，无一例外地穿着西方贵妇篷开如伞的大圆裙，而表现中国的场景，到处都是法国的道具，《中国孤儿》也许是西方第一部试图真实再现中国社会的戏剧，伏尔泰看了演出以后，曾感觉良好地宣称，观众会发现他们是在中国北京，而不是在法国巴黎观看这场戏的演出。 除了钟秋之外，没一个人在听李冬青讲课。地点是在一个小会议室，大家围着一个圆形的会议桌，正对着过路夫妇而坐的，恰好是钟秋。过路注意到钟秋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她的表情让他想起了黄文嘴里的烟味。由于过路自己不抽烟，对别人嘴里的烟味十分反感，和黄文无论怎么癫狂，绝不亲吻，因为他实在不喜欢黄文嘴里的烟味。过路觉得女人不应该抽烟，或者说觉得钟秋不应该抽烟。李冬青忘记了时间，侃侃而谈，过路坐在那百无聊赖，便想象自己和钟秋发生关系的可能性。既然他已经背叛了一次，再堕落一回，又有什么不可以。他觉得钟秋如果能像黄文一样开放就好了，说老实话，在钟秋和黄文之间，他更愿意选择钟秋，这不仅仅是因为钟秋比黄文漂亮，主要还是因为钟秋比她更有女人味。过路发现自己对钟秋确实存在着一种非分之想，他意识到自己无论和黄文还是和妻子，在做爱时，都会有意无意地想起钟秋。
正式拍摄的第一场戏，剧情是戏中戏，女演员们排演《王魁负敫桂英》，正排演到“报捷“一场戏。这时候，王魁赴京赶考，中了状元，背弃桂英入赘相府，他有些内疚，想到敫桂英是妓女，和自己的身份已不相符，于是硬了硬心肠，派人带了几百两银子，另附休书一封，送到鸣珂巷妓院。玉魁的休书上有诗一首：比翼连枝愿已乖。 休将薄幸怨王魁，只因憔悴章台柳，怎向琼楼玉宇栽。 对于王魁来说，几百两银子，已经足以对他们的过去做一个了断。妓女们不知道是送了休书，只知道桂英交了好运，一个个跑来向她恭喜祝贺，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她们不知道桂英此时的内心痛苦，不知道她是强掩悲哀，硬作欢笑，把那几百两银子看了又看，数了又数，好不羡慕。桂英遭此背叛，已经有了寻死的念头。钟秋喜欢这场戏的内涵，当背叛发生时，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变得非常丰富，她没有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很平静地怪自己命不好。妓女们在她房间里没完没了地说笑，这时候的闹和她心中的静，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反差构成了很好的戏剧冲突。 钟秋对女演员的表演很不满意，无论是敫桂英，还是其他妓女，所有的表演都不到位。虽然过路在给演员上课的时候，很突出地讲过古代的妓院，和现代的妓院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些女演员除了叽叽喳喳疯疯癫癫，怎么也达不到钟秋的要求，最后没办法，钟秋只好再调过去的戏曲片，让大家重新观摩，一边看，一边作提示，不管怎么说，敫桂英只是个普通的烟花女子，不能演得像《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像秦淮八艳那样大义凛然是不对的。拔高常常会把一场很好的戏弄坏，扮演敫桂英的演员，必须在细微处下功夫，譬如当那些妓女叽叽喳喳地在她房间里闹，她就会在心里设想：“是呀，我怎么可能去做状元夫人呢，我做了状元夫人，这些姐妹们日后来找我，状元郎的脸面往哪搁。” 当年王魁落难在妓院中，那时候他的身份，和妓女差不多平起平坐，现在身份发生变化。 敫桂英会想，王魁负心是不对，然而他的负心又是很正常。王魁因为自己中了状元看不起敫桂英，敫桂英因为王魁中了状元，看不起自己的姐妹。看不起自己的姐妹，当然也意味着看不起自己，所以，敫桂英决定要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自己绝望。 钟秋一再向演员说明，在《王魁负敫桂英》这个戏中，“报捷“是场重头戏，它的地位仅次于后面的“情探“。对于那些跑龙套的女演员来说，这场戏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好演，原计划一个下午就可以拍好，结果整整花了两天时间，对于剧组的服务人员来说，这却是场有趣好玩的戏。“报捷“中演众妓女的，是省戏剧学校的学生，这些女孩子平时一个个感觉良好，衣着时髦，说着带港台味的普通话，根本就不把打杂的剧组服务人员放在眼里。她们的眼里只有导演，只有男一号女一号，现在连个普通的妓女都演不像，被钟秋像熊什么似的一遍遍地教训，正好被别人当笑料。 制片主任老王是剧组服务人员的总头目，他手底下一帮打杂的，除了新来的杨卫文，差不多都是跟他后面干了好几年的老腿子。在剧组里混，许多事都得兼职，必须是多面手，譬如司机小熊，开车之外，还得打灯光，而负责道具的朱海，同时也是电工和木工，并且时不时客串几个镜头演群众演员。又譬如老巩，她整个就是剧组的老妈子，不仅要为大家做饭烧菜，还要帮别人洗衣服。最杂的就要算杨卫文，从陪老巩去买菜，到为剧组买手纸，只要是能想到的事，只要是可能做的事，都叫他做。拍戏期间，整个剧组住在一家很破的兵营里，部队早就撤走了，现在属于县人武部代管，改造成了一个招待所，条件依然有些艰苦，平时很少有人去住。除了主要演员和导演，大家都睡那种大统铺，一个房间起码放上五六张床，还都是上下铺。就像演员喜欢和演员聚在一起一样，在剧组中打杂的这帮人，也喜欢聚在一起。到了晚上，有时候，几个人便由老王带头，躲在一起打扑克，来些不大不小的输赢。 小熊想起白天拍片时的情景，一边抓牌，一边大骂那些戏剧学校的女孩子都是笨蛋，说她们一个个的脸蛋看上去倒像那么回事，可惜就是不会演戏，又说其实根本也不用导演费心去教，最好的办法，是把她们通通打发，送出去真做了妓，一个月的客接下来，演什么像什么。和小熊打对家的是朱海，他笑着说：“你小子一肚子坏水，打发人家去做妓，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当嫖客是不是？“小熊反唇相讥，说：“你不要说我，还不知道谁一肚子坏水呢。就说你今天对老巩使的那眼色，别当我没看见。“朱海说：“我使什么眼色了，你小子可别坑我害我，人家老巩可是老王的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哪能干这种不道德的事。老王，你说是不是？” 老王做出光火的样子，说：“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别跟我没规没矩，专门寻老子的开心，都胡扯什么，什么老巩是我的人你的人，下次谁再这么说，我就跟谁翻脸。” 杨卫文一直在旁边看打牌，帮朱海数钱，他呆头呆脑地突然插嘴：“老巩不是做过妓吗，干吗不让她演？” 大家被他说得一愣。老王白了他一眼，很严肃地叫他不要瞎讲。小熊却乐了，笑着将手中的牌扔出去，一本正经地说：“阿文说得不错，是可以让老巩演个角色，人家可真是有过实践经验。不过阿文，这话对我们说没用，得去和你二姐说，二姐说行，这就行了。“老王连忙打断小熊的话，说：“你别乱出馊主意，又害他挨骂，这呆子少一根筋，说不定真会去瞎说。“杨卫文听了，有些不乐意，撅着嘴说：“你才是呆子！“小熊和朱海被他委屈的样子逗乐了，笑着说：“对对对，老王才是呆子，就去和二姐说，马上就去。”
剧组的年轻人，不知怎么中了邪似的，都跟着杨卫文喊钟秋二姐。不知不觉，这称呼就固定了下来。自从有了杨卫文，大家多了个捉弄对象，凭空添了不少乐趣。剧组里谁都可以欺负他，他反正脑子不好使，有时候被别人寻了开心，自己懵里懵懂，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他最恨别人说他呆，别人说他呆，他便要千方百计地报复别人。于是老王赢钱，杨卫文在替朱海付钱的时候，故意少付了一块钱，而轮到朱海赢钱，他就偷偷地从老王那里多拿一张。连续做了几次这样的手脚，老王终于发现了，板着脸撵他走，不许他在一旁看打牌。朱海和小熊看老王是真的急了，也就劝杨卫文离开。 杨卫文百无聊赖，时间还早，他毫无睡意，便到隔壁的隔壁找老巩说话。老巩忙了一天，这会正躺在床上休息。杨卫文大大咧咧地就进了房间，一起合住的几位女宾，有的已经脱了衣服，穿着三角裤短汗衫上床睡觉，见他这么冒冒失失地进来，吓了一大跳，不过，很快缓过神来，因为大家的心目中，杨卫文反正就是这样，脑子里面少一根筋，天生长不大，跟他急没用。杨卫文很神秘地走到老巩面前，像小学生告密一样，把头凑到老巩耳朵边，轻声说：“老王他们这会正在说你坏话，他们说你当过妓。“老巩一时没听清楚，杨卫文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足够响亮，连邻床的人都听见了。 老巩立刻很有些难为情的样子，她装着没听明白杨卫文说什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好在杨卫文自己又迅速把话题转开，他的用心很简单，不过是借机会攻击一下老王，现在目的既然已经达到，他便又毫无心机地和老巩说起别的事。在剧组中，老巩也许是唯一不会欺负杨卫文的人，而杨卫文也从来不捉弄老巩，像刚刚说的那句话，在杨卫文看来，不能算是捉弄，因为他的目的，是阴损老王，是想让老巩恨老王。老巩也不觉得杨卫文在捉弄自己，和杨卫文一样，老巩也是个脑子不太好使的女人，明显要比正常人缺个心眼，只要他们俩在一起说话，大家就觉得好玩，就忍不住要笑。果然，这两个人很严肃地谈起一件十分没趣的事情，他们说的事情没趣，可是谈话的方式很有趣，两个人都很认真，都一本正经。这两个人实在是天生的一对。 人们都说老王对弱智情有独钟。在同一个剧组里，能找到两个像老巩和杨卫文这样脑子不太好使的，也算是个独特的人文景观。老巩今年差不多快四十岁，有着非常戏剧性的经历。她原来是安徽大山里的一个农民，结婚不久，丈夫喜欢上了别的女人，便把她交给了人贩子，结果她被卖到江苏苏北，在打拐中被解救，送回原籍，她丈夫不认她，说她已经做了别人的女人，还回来干什么。老巩想想也是，也觉得自己罪不容赦，便鼓足勇气又到外面的世界来混。她既然已经被卖过一次，所以在外面闯，也不怕再碰上人贩子。 老王是在三年前一次拍片过程中，认识老巩的。那时候，老王和朱海还有司机小熊，一起去安徽看外景。他们在两省交界处，找了一家看上去还算干净的路边店，大大咧咧地停下车，人还没走出去，两个花枝招展的小姐立刻冲了上来。有关路边店的种种传闻早就听说过，老王他们怕宰，装腔作势地说自己是派出所的，而老板一眼就明白他们的心思，拿出价格表来，直截了当地说吃饭多少钱，住宿多少钱，要小姐陪多少钱，不要小姐陪又是多少钱。朱海正色说：“我们怎么会要小姐呢，瞎说什么，光吃饭。“天色正在黑下来，老王他们点了几个菜，喝啤酒。老板又上来招呼，好言好语希望他们住下来，说这样可以把这顿饭钱，全部算在住宿费中。老王对四下看了看，说这还算干净，真住上一夜也无妨，便问老板有没有正式的发票。老板笑着说：“这年头，没有正式发票，怎么能混饭吃，跟你说实话，我这无论是税务，还是公安，都摆平的，要不然我做什么生意。几位老板，你们绝对放心，在我这干什么都行。“朱海和小熊看老王已经动心，就力劝他住下来，他们反正走南闯北，明知道这路边店弄不好就是个黑店，藏污纳垢，真住下来，又怕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歪，他们毕竟是三个大男人，不怕别人怎么样。 吃完饭，三个人被老板送到楼上，楼上就两个房间，每个房间里两张床，三个人都不愿意一个人住，怕一个人会有意外。老王叫老板把另一个房间里的床，搬一张到这边来，这样虽然挤，三个人睡一起，心里踏实。老板有些不乐意，老王大方地说：“钱照算，你有什么不乐意的。“老板一听，立刻喊小姐上来搬床，不一会，安顿好了，又安排他们洗脸洗脚。一切差不多结束了，剩下最后走的是一个胖胖的小姐，她赤裸裸地说：“我们正好有三个人，三位老板想不想快活一下？” 老王连声说：“不要，不要。” 胖小姐也不硬推销自己，扭身就走，临下楼，说：“我们就睡在下面，有什么事，喊我们。” 老王又是连声说：“没有事，没有事。” 三个人中，小熊胆子大一些，笑老王也没必要紧张成那样。老王说，他是有些紧张，谁知道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种地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楼下姑娘们叽叽喳喳正说着什么，有一位时不时地还在哼歌，好像是故意唱给楼上的人听，一个小时以后，楼上的三个人开始觉得无聊，想睡觉太早，不睡觉也没事干，小熊自嘲地说：“我们没胆子干事，喊姑娘上来聊聊天，总可以吧？“老王很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不要没事找事，你以为姑娘聊天就不要钱。“小熊听他这么一说，直叹气，说：“老王呀老王，你就是舍不得一个钱，花点钱，又怎么了。”
一直不开口的朱海也赞成喊姑娘上来聊聊，三人于是说好，光聊天，绝不再往前走，往前走就要出事，今晚以不出事为原则。楼下的姑娘大约早料到会有这步棋，闲着也是闲着，一喊就上来，大家互相介绍，很快就成熟人。老王到这时候，干脆挑明他们的身份，说自己是出来看外景地，另外也附带着找个把演员。照例这种身份一亮出来，女孩子的眼睛都会发光，但是胖姑娘对老王的介绍似信非信，她指着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老巩，笑着说：“你要找演员，正好把我们这位'巩俐'带走。“她大约是觉得自己的话很幽默，格格格笑个不停。老王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一起笑，后来才知道只不过是因为老巩也姓巩。 老王这人平时没什么幽默感的，可是那天竟然也说起笑话，很认真地说：“像'巩俐'这样的大牌明星，我们可不敢用，也用不起。”
朱海和小熊没有料到，那天老王不仅说出了自己身份，还鬼使神差地给了每位姑娘一张名片。更没有料到，那个被同伴戏称为“巩俐“的女人，后来竟然真会按图索骥，根据一张名片，堂而皇之地找到了老王。“巩俐“的年龄已经不小，老王喊她小姐喊不出，叫了她一声老巩，从此大家都跟着叫，这称呼就固定下来，这个被叫作老巩的女人突然心血来潮，认定老王一定是个救风尘的主，冒冒失失地找他来了。原来她在路边店里早就待得不耐烦，因为姿色长得实在不怎么样，加上又是笨嘴笨舌，天生不是竞争拉客的料，每个月挣的钱还不及另外两位姑娘的十分之一，三天两头要挨老板的骂，骂了不算，还打她。老板打女人很刁钻，他专门捡胃那个位置出拳，打的人喘不过气来，打得人不想吃东西。有一天，老巩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对于路边店的老板来说，这种事情很简单，走人，自己找地方堕胎去。 老王也没想到结局会这样，好在他是老江湖，遇惊不乱，很漂亮地就把这件事情摆平。他很严肃地问她为什么转业改行，刚刚堕过胎的老巩，毫无保留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她说她在外面含辛茹苦，也就为了多挣些钱，将来老了有个依靠，而在路边店干活，饭虽然有的吃，可就是挣不到钱。偶尔来几个扔钱的嫖客，总拣年轻漂亮的姑娘，好事坏事都轮不到她头上。天下乌鸦一般黑，她做过好几家路边店，路边店老板脾气都差不多，你拉不到客，就是没本事，没本事，老板就不会喜欢。老王仍然一脸严肃，问她有没有跟老板睡过，老巩吃惊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她想不明白地问老王是不是一定要回答。 老王不说话，他的一本正经的态度，让老巩觉得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必须回答。她玩小聪明绕了个弯子说：“老板从来就不付钱，他就是白睡觉，在他店里干活的女人，他都要睡，睡了，又不给钱。” 剧组里正好缺一个烧饭的厨娘，老王想把这差事交给老巩，又担心她不要有什么性病，这不是什么闹着玩的事。便带她去检查身体，老巩的身体像牛一样结实，检查下来，什么都好，什么都正常，什么病都没有。老王在妇科那一栏上反复研究，还是不放心，又带她去另一家医院，检查结果仍然一切正常，于是老巩便成了剧组的厨娘，接连几个戏拍下来，俨然成为当然的剧组成员，每次搭班子成立剧组，都少不了她。朱海和小熊知道老巩的身份，也知道老王的用心，有时候开玩笑，刚露出点风声，老王就板脸，老王说：“你们不要瞎想，老巩这人不容易，她没做过那事，人家在路边店里只是烧烧饭。” 在老巩到剧组当厨娘的半个月后，有一次，老王板着脸，很认真地找她谈了一次话，问她当年接客，最多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少，又是多少。老巩被他问得有些不好意思，坦白说，所谓多也只有一次，那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头，事后给了她四百五十块钱。说到少，真有不给钱的，譬如镇干部，干完了，让她跟老板要钱，老板自然不会给钱，因此一分钱也没有。老王说：“你不要说这些，就说一般情况下，是多少钱。“老巩不明白老王为什么非要问得这么细腻，认认真真地想，老老实实地回答。她告诉老王，通常开价是两百，还到一百五就可以成交，而没生意的时候，其实一百也行。老王沉思了半天，很沉重说：“那好，我就出一百五。” 一百五是老王出的第一次价，到第二次，这价格便往下降，因为他已经是回头客，应该打折。老王完全以一种生意人的态度，非常谨慎地来处理这件事情。他很巧妙地使自己成了老巩唯一的定期客户，而且理直气壮地一次又一次要求打折，从最初的九折，很快下降到了五折。尽管他有充分的把握，知道自己即使不花钱，也可以让老巩就范，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作为大权在握的制片主任，老王有许多获得女人的机会，但老王不屑于那么做。亲兄弟明算账，他觉得自己毕竟是文化人，不应该变得和路边店老板一样无耻，变得像乡镇干部一样蛮横。老王的老婆自从乳腺癌手术以后，对性爱已经没有多大乐趣，老王对她也没什么激情。老巩虽然也是快四十岁的女人，然而她对于老王来说，毕竟还年轻，家花不香野花香，更重要的一点，由于老王每次都是花了钱，花了钱，尤其是花了自己的钱，办事就认真，认了真，就有一种特别的趣味。 没人和老王顶真，也没人想戳穿他的把戏。第一个真正目睹事情真相的是杨卫文，他到剧组没多久，不仅发现了老王和老巩的秘密，而且很漂亮地捉了一次奸。杨卫文天生有一种包打听的本领，凡事只要让他知道一点蛛丝马迹，不探个明白绝不罢休。他是偷听壁角的高手，专门发现别人的隐私，有什么坏事别想瞒过他。有一天，他早早地就躲在老巩的床下，十分耐心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结果老王和老巩寻欢作乐的一举一动，都在杨卫文的监视之中。床板吱吱咔咔地响着，事后，老王像上馆子一样付了钱出去，杨卫文从床底下像只猫似的突然钻出来，一下子站在还没有把裤子系上的老巩面前，差一点把她吓晕过去。老巩说：“我的小祖宗，你快把我吓死了。” 杨卫文很恶毒地说：“吓死你也活该，我就是要吓死你。” 老巩叹气说：“我和你无怨无仇，你干吗要吓死我。”
杨卫文笑了，他让老巩赶快把裤子穿好。老巩不急不慢地穿着裤子，杨卫文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着她终于把裤子穿好。他的脸上洋溢着得意之色，老巩有些不太明白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像哄小孩一样地求杨卫文，要他千万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因为老王不止一次威胁过她，要是把他们的事情抖露开了，就别再想在剧组里当厨娘。老巩很喜欢厨娘这个差事，她不愿意由于杨卫文嘴快，就丢了自己的差事。杨卫文到剧组还没有几天，和老巩已经混得很熟，他一本正经他说：“现在已经有把柄落在我手里，什么时候我高兴，就说出去，你信不信？“老巩对杨卫文还不算太了解，不知道他只是吓唬自己，白白地担心了许多天。杨卫文从来是有嘴无心，老巩这人不让他感到讨厌，因此他根本就不准备把知道的事情说出去。 杨卫文很快就发现老王并不是老巩的唯一客户。他注意到她不声不响，偷偷地和人武部招待所的看门人也有了一腿。杨卫文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很兴奋，因为发现别人的秘密，永远是他最大的乐趣。看门人是个瘸子，他干那事的时候，喜欢把一条瘸腿就势搁在床上，另一条好腿站在地上，一边干活，一边嘴里还同时哼着小曲。精明过度的老王显然一直蒙在鼓里，总以为老巩已经改邪归正，找到如此称心的工作以后，再也不会去理会那些想寻花问柳的男人。他不知道老巩只要别人肯给钱，很轻易就会把他的警告，不顾一切地赶快忘到脑后。钱对老巩的诱惑实在太大，而且还不仅是钱的问题，有男人能看中老巩，也意味着对她自身价值的肯定。这种肯定让她感到做人的实在。女人一旦堕落过，就没什么廉耻可言，老巩总是情不自禁地就回想过去，情不自禁地又陷入到当年路边店拉不到客的尴尬境遇中。那时候，她根本就不是那些花枝招展的年轻姑娘们的对手，等待她的只有羞辱和失望，现在这种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和过去相比，事过境迁，老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随着电视剧一集集地往下拍，老巩的生意也开始逐渐增加。很多预想不到的男人，正悄悄地成为她的客户。在拉客方面，老巩仍然缺少天赋，她知道自己不善言辞，因此只要是和男人单独相对，除了脉脉含情地看着别人，像花痴似的等着别人勾搭她，别无妙着。她只会守株待兔，随时准备松开自己的裤带，流露感情和公开谈价格一样直截了当。她的力气常常用错了地方，男人不会都正经，也不会都不正经，有些道理，老巩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愿意花钱买笑，有人觉得花钱有意思，也有人觉得不花钱才有意思。剧组的男人，心里大都明白怎么回事，真能看上她动她脑筋的人，却是微乎其微，因此，老巩除了只能在剧组之外发展客户，还必须有一个贵人相助，帮她一把。
真正让老巩生意火爆起来的人，是大家都觉得不起眼的杨卫文。杨卫文不仅善于发现别人的秘密，而且是个天生的皮条客。天知道他怎么就无师自通，成了老巩出色的经纪人，他到剧组不过一个多月，便很熟练地为老巩做成了好几次生意。杨卫文成了老巩命中的贵人，他轻而易举地拉到第一笔生意，促成了人武部招待所看门人的儿子和老巩的好事。看门人儿子姓洪名强，实际比杨卫文年龄还小一些，是那种典型的乡镇上的二流子。他在镇上的一家新开业的工厂里做工，知道这边在拍电视剧，一下班就到老子这来混，坐在门房里，看着进进出出的男女演员，脑子里全是一些不太好的念头。这一带民风有淳朴的一面，也有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一面，因为远离主要交通干道，色情业暂时还没有渗透到这来，然而潜在的市场已经形成。 在父亲的门房里，洪强不知不觉地和杨卫文熟悉起来，认识没几天，就缠着杨卫文带他去见老巩。任何人和杨卫文在一起，都会产生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杨卫文总是很轻易地就解除了别人对他的戒备。洪强绝不相信像自己这么聪明的人，有可能受到杨卫文这种呆子的骗，一开始，他并不相信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真有杨卫文所说的那种好事，也不相信自己的瘸子父亲已捷足先登，和那个叫作老巩的女人勾搭上了。直到随着杨卫文真去见了老巩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不用出国，不用跑到资本主义那里去，美好的事情一样能呈现在眼前。洪强本来就是胆大妄为之徒，这种事他那不学好的爹都能干，他没任何理由不能干。他也不嫌老巩年龄比自己大，更把结婚不到一年的新媳妇置之脑后，当下就与老巩说好了价钱，又讲定办事情的时候，必须由杨卫文站在门口替他们站岗放哨。乡下人办事喜欢直来直去，而直来直去，正好符合杨卫文和老巩的心思。这样的荒唐事，真得有人站岗放哨才行，偏偏杨卫文就愿意干，他不只是愿意干，并且非常称职。 洪强在镇上有一帮不学好的狐朋狗友，大家都不想学好，苦于没有不学好的机会，现在机会突然从天而降，纷纷前来找杨卫文接洽。杨卫文每次只收十元钱的服务费，这费用包括拉皮条还同时兼站岗放哨。随着电视剧的拍摄日程一天天往前走，招待所门前形迹可疑的人也越来越多，杨卫文俨然成为一个铁面无私的人物，人们出自于各式各样的目的，纷纷向他讨好，但是无论是在收费方面，还是排队前后的次序上，他都不给予任何通融和照顾。由于老巩在剧组中还有许多事要做，她每天得烧三顿饭，还得洗两大盆衣服，因此过于繁忙的接客任务，她显然承担不了。在如何控制数量方面，老巩不喜欢零打碎敲，她不喜欢一天固定只接几个客这种过分僵硬的服务形式。她提高效率的办法，是三天接一天客，而这一天是敞开接待，来多少接待多少，只要他们愿意在外面排队等候。 杨卫文和老巩的合作可以称得上是天衣无缝。他们丝毫也没有耽误剧组的任何工作，恰恰相反，因为精神愉快，加上有人热心帮助，他们的工作反而比以往更加出色。剧组成员发现菜肴的味道大有长进，因为那些热情的嫖客悄悄送来了最新鲜的蔬菜鱼肉，而且主动参与了烹饪活动。一个善于爬墙头的愣头青，公然带着两个人，在晚上溜进百货店，将放在那展销的一台洗衣机偷了出来，偷偷地送到招待所。毫无疑问，在百货店里潜藏着内线，而这内线必然是在招待所门口排队的嫖客之一。白天，剧组成员浩浩荡荡地去外景地拍戏，这时候，正好是老巩接客的大好机会。浩浩荡荡有人走了，又浩浩荡荡有人来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现招待所门口总是有人进进出出。 钟秋把招待所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当作是前来应聘的群众演员。剧组在这安营扎寨的第二天，她就让老王贴了一张布告在大门口，招聘拍摄群众场面的演员。钟秋对于拍摄群众场面总是缺少一种信心，因此不得不把群众场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纸显然是包不住火的，终于有女人打上门来，对着招待所的传达室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说招待所现在已经成了公开的妓院，拍戏的女演员都是妓女。围着看热闹的人，足以拍摄最大规模的群众场面。剧组的清白形象，顿时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不难想象，这种事将越传越离谱，越编造越传奇。很难用文字来表达钟秋的盛怒，因为她没办法想象，就在自己的剧组里，会出现如此荒唐的事情。她不相信由于一个女人的不要脸，竟然可以弄出那么大的动静。钟秋对老王大发雷霆，责怪他不应该把老巩这样不明不白的女人，弄到剧组来。新闻界将会爆炒这样的事件，到时候，人们记住的，不是钟秋拍摄的这部电视剧，大家感兴趣的，是关于这部电视剧如此奇特的花边新闻。 老王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作为制片主任，他碰到过各式各样的尴尬事情，但是没有一桩比这更棘手，更让他下不了台。男女之间，发生些意外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剧组从来就是出风流韵事的传统场所，是流言蜚语的滋生地。在过去，老王总是以局外人的身份，非常从容地处理这些纠纷，而现在自己已经成为当事人，成为让人议论纷纷的嫖客之一，钟秋显然意识到了他的所作所为，她流露出来的那种鄙夷的神情，让他觉得自己的老脸简直就没地方搁。他们已经合作了很长的时期，他从来就没做过这么让她失望的事情。过去曾发生男演员在拍戏过程中，偷偷溜出去嫖妓的事件，不仅是嫖了，而且东窗事发，结果老王不得不到当地的派出所去领人。至于男人或女人因为吃醋，跑到剧组来吵来闹，这样的吵闹经常发生，处理类似的纠纷，对老王来说易如反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