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寿泰求现在可以算是。李家堡人”中的一分子了,但不是在街边“撂地摊儿”的。他是近些年来被坊间广泛议论着的那个“陶里根集团”的重要成员。所谓“陶里根集团”,是指近十年来,发生在这个高纬度省的一个极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有相当一批土生土长在陶里根的年轻干部.迅速崛起.进入这个省的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颇为耀眼的“政治新星”.或称之为一片“星云”也可。他们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顾代省长顾立源。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就是那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省会城市的副市长祝磊。他们都是陶里根人,都从陶里根起步,都跟陶里根这个城市的迅速崛起有关。在顾和祝相继被调往省里和省城工作后,当年与他们在陶里根市一起共事的那些同志也都陆续被调往省城,或省城周边的市县,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起了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有人计算过,仅仅几年时间,就有近二三十名陶里根籍的干部被派往全省各地担负起“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而且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顾立源主管哪个口的工作,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会相对地集中到哪个口去。比如,他曾在省里管过工交口,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当时就相对集中地被安排到工交口工作;后来他又管过外贸金融,于是一时间在外贸金融口又会相对集中起一批陶里根籍的干部。在这个省的政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陶里根现象”,老百姓把这些会跟随顾代省长的调动而一起“游走”的陶里根籍干部,称之为“陶里根集团”。
当然,这里一定要再三声明的是,所谓“陶里根集团”这提法,完全是民间的口头作品,从来没有被官方,也没被任何一个理论界首肯和采纳过。不仅没有被他们首肯和采纳过,省委有关部门还曾在一次宣传口径吹风会上,特别地要求省内各媒体,一定不能公开使用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在组织上是不准确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政治上则是非常有害的”。另外还要说句公道话,跟随“游走”,绝不是等于跟着到处去“吃辣的喝香的”,去当“坐地虎”和“摘桃派”。就说这个寿泰求,两年前,顾立源到省里来管工交,把他从陶里根市经贸委主任任上,调到李家堡一家厅局级的大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也就是说,一下子从正处级破格提升到正厅级,而且是党政一肩挑,时年才三十二岁,好像是非常“便宜”了他,风光了他。但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当时这个两万人的大厂设备陈旧,产品滞销,债务沉重,工人一年多连工资都领不到,上访不断,全厂濒临倒闭,找谁去主事,谁都不敢去揽这个烂摊子。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落到这位寿泰求同志的脑袋上的。据说,省委组织部和省工交工委的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也是不愿意接这副担子,并没有为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所动。后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的颐立源亲自到陶里根找他谈了一整夜,才煽起了他的勇气。你还别说,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走马上任头一年就减亏七千万,第二年.也就是去年,账面上就基本实现了扭亏为盈。消息传到北京,国家发改委请前国家经贸委的两位老领导到他厂子里搞了一下调研=这两位老领导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有厂子.曾经遗留这么多的问题,居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扭亏为盈”了=可能吗?但这毕竟是“事实”。从去年开始,厂里的经济形势就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他从本厂历年下岗的一万两千名工人中回招了五千人,又替三千多名四十五岁以上的下岗老工人补办了“离退休手续“,给足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又替近两千名达不到回招条件,年龄又不够四十五岁的下岗工人寻找了生活出路。(比如向他们发放小额贷款,让他们摆摊去做小生意等。)有几百个老弱病残者暂时不必安排就业,另有几百人已自谋出路,或者不辞而别查无下落;剩下的又有六七百人被社会自然吸收。这样,他这个厂子就成了全省解决下岗问题的标杆儿单位之一。最近他正忙着联合周边几省的多家同行,筹建全国最大的一个轴承生产集团,准备跟国际同行叫板。这样一个跟顾代省长关系如此密切、个人业绩又如此突出、前程也如此看好、正满风满舵处于顺航之中的年轻干部。能被劳爷利用来搞他的什么“秘密调查”?他会很了解劳东林这个人?这一切捉摸起来似乎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也正是出于这种种疑虑和“不可思议”,邵长水一开始才没仓促地去找他:
寿泰求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厂里=有时一个月都不一定能回一两次家。老厂区有个小招待所,过去专门接待来厂洽谈业务的经销商。这小招待所是十来年前盖的,设施自然都非常陈旧了,整个装修还停留在当年那个地板革、印花墙纸和胶合板贴面家具的水平上。餐厅油腻的墙纸上必然沾上了不少苍蝇和蟑螂屎,绝对不能再用来接待各方的”上帝”了。这些年.这些“上帝”们的口味“水涨船高”。住不好、吃不好、玩不好。“顺便”再捎不回去一点什么土特产和“小意思”,他们是不会跟你在购销合同上签字的。寿泰求下决心在厂区外买了一块地,新盖了一个“宾馆式”的接待处。原先的这个小招待所就改作了内部员工的“培训中心”。他自己平日里就住在这培训中心的三楼。他说白天腾不出时间,于是跟邵长水约好了晚间八点见。为什么定八点?因为七点半前,他要看中央电视台那档“新闻联播”节目。这也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然后他大概得花半个小时去处理一下当天积压下来的一些杂事。别看他年轻,在行政事务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他知道有些事务性的杂事,似乎并不太重要,但一旦积攒多了,就会变得非常被动,处处掣肘。所以,他每天必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七点五十五分,邵长水带着他三人小组的一位女同胞,稍稍提前了一点来到培训中心楼下。寿泰求的秘书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了。别人曾特地向邵长水介绍过寿泰求的这位秘书,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这位秘书是寿泰求的“镇厂之宝”。别的你不用去追问了,只看他身上带着六七部手机,你就应该知道他有多忙,在寿泰求身边的位置有多重要了。所以也有这种说法:这家伙名为“秘书”,实为寿泰求的“总调度”、“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白宫总管”。此人姓谷,单名一个“乔”。有人问他,您那个“乔”,应该是“桥”吧?他说,是。别人再问,那为什么把“木”字旁给去了呢?他笑笑说,前些年有人替我看了一下生辰八字,说我命中多木。多木,障碍就多,磕磕绊绊就多。劝我去掉一点“木”。我捉摸着,总不能把家里那点木器家具全扔了。我愿意,我老婆还不愿意哩,于是乎只能名字上下手,那“桥”就变成了此“乔”。大伙笑道,您这么有能耐,又这么受领导信任,还信命呢?他嘿嘿一笑道,玩玩呗,玩玩呗。这年代,还有啥信不信的?
邵长水总以为寿厂长自己才三十来岁,这位“谷秘书”最多也不应超过二十七八岁。但一握手,一抬头,一询问,才知道谷秘书已经四十多了。少白头和较为粗糙、色素沉淀较为浓重的皮肤,再加上过于老成和世故的神情,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足足还要大个十来岁左右,说他五十来岁,都不为过=
“请稍坐会儿?”谷秘书谦和地笑着.一边轻声细语地安排邵长水和那个女同胞在门厅一厢的贵宾室坐下.一边又背过身去,从腰带上取下一部掌上电脑型的高档手机.给寿泰求通报道:“他们来了。”趁他撩起衣襟的那一瞬间.邵长水看到这小子腰问的确挂着不少部手机。没有七八部.也足有五六部,像手雷似的,足足在腰间围了一圈=况且他手里一直还攥着一部哩=随后他继续保持着那种十分谦和的神情,引领邵长水等上了三楼。
三楼整个一层都为寿总生活起居和办公所用。以楼梯口为界,往左,是他的办公区,往右.自然是生活区了。整个小招后来都重新装修过了,三楼当然也不例外。楼道虽窄,光线也不甚明亮,但两壁的护墙板却闪发着那种高档深色木料(胡桃木?)本有的名贵光泽:这是一种均匀、含蓄、悠远而深沉的光泽。
寿总的办公室足有一百来平米。大致上以两张桌子为中心,可将它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工作区。靠窗那边,以一张“老板桌”为中心,是寿总处理来电来文批阅材料的地方;靠里,则以一张椭圆形会议桌为中心,是他召集小型会议.技人来出谋划策的地方。紧挨着这个大办公室,有两个各有二十平米大小的房间。其中一间,便是谷秘书的办公地。另一间是“棋牌室”。年轻的寿总平生别无其他爱好,闲暇时,或实在太累时,都会技三五知己,点几样小吃,再开一箱冰啤,在这儿搬车跳马横炮.闹腾它两三个小时。棋室里,还很隐秘地“夹”进了一个里间。这件事除了谷秘书和寿总本人,恐怕就再无第三人知晓。当时装修工程进行到三楼时,谷秘书把装修公司的老板叫到附近的一个茶室里.从黑皮手包里掏出一份由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平面图.要求老板在“棋室”里边“秘密”地再装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屋。“这……这动静可就大了。一开始签的装修合同上可没这一项。多装出一间小屋,这在技术上是没问题的,可……可是.谷秘书啊.您……您总不能让我赔本赚吆喝
吧……”老板为难地说道。“行了.你再说个数吧。”谷秘书马上打断老板的话.说道。“啥……啥数啊?”老板一时还没醒过味儿来。墓
“你说啥数?”谷秘书平静地反问。老板这才明白,谷秘书是问,做这样的改动,得增加多少装修费用。老板立马扳着手指合计了一下。说了个数。这位谷秘书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应承了,只是提了一个要求,活儿干到这半边的时候,严格禁止任何非工程人员进出现场。这件事,谷秘书一直瞒着寿总,一直到装修结束,培训中
心正式开张,寿总也正式挪到这楼上来办公的那天晚上,来祝贺参观道喜的人们纷纷散去,谷秘书把一把钥匙交到寿泰求手上。“啥钥匙?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嘛,我不拿钥匙。早上我来,你得把门给我开好。晚上,我不走,你也别想提前回家。最后锁门的还得是你。”寿泰求略有些不高兴地数落着。谷秘书平静地应对道:“我在这儿替您做了个小屋……如果哪天您需要一个特别安静和特别安全的地方单独跟人待两个小时什么的……”“去去去,这一个楼面都我自己一个人用了,还不够安静和安全的?你别跟我玩儿这个!”寿泰求似乎并不明白自己这位秘书的用意,一把推开他掂着钥匙的手,转身就走了。其实他在“装傻”。他怎么会不明白这位谷大秘书的“良苦”用心呢?但寿泰求是清醒的。虽然年轻,却也老到。他觉得自己整个事业仍处在刚起步的阶段。而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竞争,最忌的事情便是“授人于柄”,最后导致“受制于人”。不少素质和前程相当看好的人,最后“不慎”都倒在了这一点上,而后悔莫及。老谷这人虽然可靠,也稳重,但他毕竟是自己
的秘书。如果连如此私秘的个人生活都由一个秘书来安排,由秘书来控制,将来就很容易出事,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出事。即便不出事,这样的把柄让人掌握了,自己这一辈子肯定也过不踏实。老谷这么做,肯定不是故意要设什么陷阱来坑害自己,但这就跟下棋一样,高手固然能看到三步五步,以至十步八步以后的变化,但,谁又能料到十五步二十步后的变化呢?马克思没料到社会主义首先会在经济落后的沙俄获胜。列宁也没料到社会主义首先又会在好胜的苏联消失。因此,干什么都要留有余地,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旦在十五步二十步以后出现了那种自己完全料想不到的变化时,自己要仍然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前瞻后顾,畏首畏尾.固然不可取,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必败无疑。
第二天,寿泰求来上班时.发现那把钥匙又在自己的“老板桌”上明晃晃地躺着了。他本想把老谷叫来狠狠数落一通的;转念一想,又何必那么小家子气呢?不理他就是了,便随意找个钉子来.把这把钥匙钉在了新装修完毕的墙壁上。老谷回头来一看,好端端的新墙上戳那么个铁橛子,心疼万分,赶紧取走钥匙,亲自去艺术品商场选了个装饰物把那个钉子眼儿给遮上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跟寿总提那“小屋”的事了。
那天晚上,邵长水带着工作组的那位女同胞一走进寿泰求办公室,自然是被它的气派所吸引.但接着就发现,室内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寿泰求正襟危坐地端坐在老板桌后头,那边椭圆形会议桌跟前则安排了两个速记员似的年轻人,面前摊着纸笔,好像是要把整个这次晤谈经过进行现场笔录似的。笔录不是不可以,但安排了那么些外人在场.许多话就不便说了。不能把话说透了,这样的晤谈还有啥意思?
“寿总,您看.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简单的寒暄和介绍过后,邵长水直截了当地向寿泰求提出,希望撤走那些与此次谈话无关的人。
“今天晚上的谈话,我不仅要记录,还要录音。”寿泰求说道,并向邵长水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指了指。邵长水这才发现,他面前这个造形乖张的玻璃玩意儿上还真搁置了一个微形的高灵敏度的录音话筒:
“搞什么录音嘛!有这必要吗?”.邵长水笑道。他脸上虽然笑着(也不能不笑啊),但心里却预感今天的谈话,即便不泡汤,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了:寿泰求这么做,明摆着是有“抵触”情绪,是不想好好跟你谈。转了这一大圈下来,各种各样不合作的模式都遇到过,倒还没见到一上来就摆开架势,又搞录音又搞笔录
的,真跟审犯人似的。他这是想干吗呢?
“你们找我想了解啥情况?”寿泰求回避了邵长水提出的问题,看样子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寿总,我们还是希望能单独跟您谈。”跟邵长水同来的那位女同志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提议。
“就这样谈吧。你们找我,到底想了解啥情况?”寿泰求丝毫不肯让步。果不其然,谈话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基本上没谈出任何“干货”。邵长水不无懊恼。但等到他们的车开出后不到十分钟,手机却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那位谷秘书,他说他要“单独”跟邵长水见一面。
“你?干啥?”邵长水有点不高兴地问道。他心想,你那位寿总都什么也没跟我们说,你这位秘书来掺和个啥?
“跟您说个事儿。行不?”谷秘书谦和地答道。
“到底是你想跟我说事儿,还是你们寿总想跟我说事儿?”邵长水一边减油门,打开转向灯,慢慢地把车往路边并了过去,一边问道。
“您怎么想都行。”谷秘书滑头地答道。
“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见?”邵长水迟疑了一下,又问道。
“时间,您定。地点,我定。”姓谷的那家伙毫不迟疑地这么回答,显然是有所准备的。
“我考虑一下。一会儿给你答复。”邵长水需要一点时间向赵总队报告一下这个新情况。
几分钟后,他给谷乔打回电话去,告诉他:“明天晚上,还是八点。”谷乔当即回答道:“好,明晚八点,在长安俱乐部棠棣馆。不见不散。”
十三 精神幻觉
所谓的“长安俱乐部”,是省城一家著名的“私人会所”。它的性质和邵长水在陶里根那个柞树林里见过的“会所”基本相同,都是供人消遣休闲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私人会所”完全实行会员制,只接待会员和由会员亲自带来的朋友。要成为它的会员,不仅要有钱(比如入会必须购置会员金卡,一般十万元起价),而且本人还要接受俱乐部的资格审查。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掏得起十万元的“阔佬”和“暴发户”都能被它吸收为会员。人会的条件是有一定限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还要看申请人会者的社会声望和整体经济实力=跟陶里根的那个会所相比较,这个“长安俱乐部”自然更贵族化.更专业化,也更跟国际惯例接轨。金卡持有者在这儿享受的种种特殊待遇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私密性:它绝对为会员在这儿举行的一切活动保守秘密。所以这儿常被那些“大款”、“大臆”和。经济大鳄”们选作商务密谈或猎艳休闲的最佳场所=但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高规格的“私人会所”绝不向会员提供异性消遣对象.也绝不允许卖春男女在这儿兜售自己:至于会员自己带来的异性或同性朋友,他们也是绝对不会来过问和干预的:在这方面.他们严格实行“三不一绝原则”(不提供、不允许、不过问和绝不干预,.惟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尊重会员,并始终保持会所的高品位和高私密性:
第二天晚问八点零三分.邵长水独自一人来到俱乐部时,谷乔已经在它中式的红漆大木门前等候着了。邵长水虽然从未进过这样的会所,但他在侦破别的案子的时候,曾听说过它的种种规矩。他知道自己不能早到。如果早到了,万一对方来迟了,那自己绝对是连门都进不去的,就只能站在门外黑黢黢的街道上喝东西南北风了。因此,下午五点,他给谷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将在八点零三分到。希望对方能准时。
……谷乔果然守时。在他引导下,大红门悄无声息地在邵长水面前缓缓敞开。接下来,院子一重接一重,天井一个连一个。波光吞蚀月影,微风揉动涟漪。回廊煞是曲折,竹篁无比幽深。真是楼在似有似无间,灯隐将灭又明时。门额是用檀香木制作的。等邵长水看清门额上那“棠棣馆”三个瘦金体楷书字时,谷乔已经先行一步走进那门里去了。馆门是用有机玻璃做成的,门框却是地道的加拿大红松,四根粗壮的方木,上了一层又一层深棕色的亚光清漆,隐隐约约地凸现着那原始的木纹,使整扇门显得既厚重,又不乏现代意味。
一进门仍然是个回廊。这四周都连通着的回廊包围着一个独立的小木屋,形成屋中有屋的叠架结构。小木屋建在一个木质的平台上。待邵长水一走到这小木屋跟前,谷乔便不再往前走了,低头垂手肃立在那几级木台阶旁,恭请邵长水自己上台阶,进小屋。
他为什么不往上走了呢?难道说,今天这场谈话的实际对手并不是他?另外有个人早已在那屋里在等着我了?这时,邵长水脑子里突然一亮:这可能是寿泰求耍的又一个伎俩,增灶布疑兵,瞒天躲众人。今天实际来跟邵长水会面的不是谷乔,而是寿泰求本人。
真会是这样吗?
邵长水忙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跑上台阶,拉开小屋的日式推拉门,抬头一看,屋里盘腿坐着的果然就是那个寿泰求。
寿泰求必须把自己跟“复核组”同志的这次会见进行得十分隐秘。他很清楚,有人肯定会在密切地注视这个工作组的一举一动。这些人同样也在“关注”跟工作组有来往的人。劳爷的非正常死亡和××银行保险柜被炸、保安员被杀.就是这些人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杰作”。为自己,为厂子,他本应该回避跟邵长水的接触。他有很正当的理由去回避:他是颐代省长一手提拔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定他是“颐代省长的人”.“陶里根集团”里最年轻有为的“要员”:他又跟祝副市长有过密切的上下级关系,至于跟劳爷之间那种老小无猜的“忘年交”情谊,更是被圈内许多人啧啧称赞的美事儿。他理所当然应该“回避”。再说他眼下正在筹建中国最大一艘“轴承生产航母”,可谓众目睽睽。又千头万绪,事关国家上百亿元的一笔资产,一丝一毫都疏忽不得,岂能容他在这时刻既分身又分心?但他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克服了种种顾虑,大胆站出来跟“复核组”的人做一次认真的接触。他觉得自己应该很认真地把一些事情跟工作组“交代”清了。当然,这样的“接触”必须做得比较隐秘才是。
……不一会儿,两名穿中式紫红团绣牡丹遍地翠旗袍的女服务员,各提着一只漆绘竹丝编的食盒,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她们送来谷秘书为寿泰求预订的晚餐:寿泰求刚开完集团董事会,就赶过来了,还没吃晚饭。
“你吃了吗?来来来,一块儿再吃一点。”寿泰求拿起一头坠有银饰物的象牙筷子时.热情地招呼邵长水:
“我吃了。您就别跟我客气了。”邵长水斜眼瞄了一眼送来的晚餐。一碟蒜蓉干贝,一碟挂浆卤鸭盹.一碟嵌金镶银绿豆芽,一盘酱焖肘棒(寿泰求是个“食肉动物”,每顿都不能少了肉,尤其晚饭这一顿),一碟芝麻辣酱金红油亮满天星。主食是一碗鸡丝猴头(菇)面,两个极为精致的天包地馒头.再加两小方北京六必居制作的玫瑰红乳腐,像西餐中使用黄油那样,寿泰求拿它们专门涂抹馒头片的。(所谓“嵌金镶银”.就是用注射器在每一根绿豆芽中间注进蛋清,或蛋黄,再进行规范炒制。所谓“天包地”,就是一层白面裹一层玉米面而已。)另外还有一碗卤煮火烧,是特地给邵长水要的。这太让邵长水吃惊了。“卤煮火烧”是邵长水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吃食。那时候家里不可能经常吃肉。逢十休息(林场十天休息一回),跟着父亲去场部办事,如果一切顺利,父亲就会带他去场部一家老北京人开的小饭馆里吃上一碗北京风味的“卤煮火烧”。这位满口京腔的爽朗老人当年究竟是怎么“流窜”到这高纬度风雪林区来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年幼的邵长水却只知道在那个年月里,那小饭馆的店门口立着一口大锅,锅里满满腾腾地煮着肥而不腻的大肠、口条(猪舌头)、肝儿、肺等猪下水。这些好东西是用十三种香料,加上多年的老汤,长时间煨炖出来的。那老汤里还翻滚着一个个死面饼(火烧)和整只整只的尖红干辣椒。只待客人坐下,那北京老头便欢快地吼叫起来,捞出那面饼和猪下水,扔到硕大的砧板上,操起那把锋快的鬼头刀,“嚓嚓嚓嚓”地一通切成小块,归置到大海碗里端出来,再浇上那老汤,再撒上那香菜末,开吃前再扔进一勺干辣子粉,绝对是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真应了那句“过屠门而大嚼,扇嘴巴也不放”的老话了。但眼前这二位怎么会知道自己二三十年前的这点嗜好呢?他们这调查研究摸底的功夫真够专业的,也够吓人的,立马让邵长水很有些敬畏和谨慎起来。
邵长水决定不动这碗卤煮火烧,决定从一开始就不在对方圈定的“场子”里,按对方敲打的节拍“起舞”。
也许因为有过两年当兵的经历,也因为这些年见过的、吃过的好东西太多太全,所以,无论怎样精致的干点和菜肴,寿泰求都以求饱为基本月的,再没有那份兴趣、也没那个时间去慢慢跟它们纠缠,为此,不一会工夫,他便风卷残云般“享用”完了这顿价格绝对不菲的晚餐。邵长水看得出,他是经常上这儿来就餐的。对这儿的一切,他相当熟悉。
“对不起。为了能谈好谈充分,我必须这么拐个弯,让您多走这么一回了。”寿泰求打着饱嗝,端起一杯观音王乌龙茶,小小地抿了两口后,解释道。然后又问道,“您想从我这儿了解些什么?”
“您能告诉我些什么?”邵长水笑道。
“那可就太多了。”寿泰求也笑了起来。
“那就说吧。您说啥我都感兴趣。”
“那……我给您说点当前我国轴承生产所面临的困难局势和解困途径?”寿泰求挖苦道。
“可以呀。只要您有时间。”邵长水依然平静地应付着。
“还是定个调,划个范围吧,邵同志,你我的时间都有限。不允许我们乱开无轨电车。我知道你们需要我谈谈劳爷。但那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们到底需要了解他哪些方面的情况?或者,您是否先告诉我,你们已经掌握了他哪些情况,还需要从我这儿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
看来对方想先摸一下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对不起?要是能够定调划范围,也就不用来找您谈情况了。省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案子的复核工作。我们觉得您也一定会配合我们做好这个工作的。”邵长水故意点了一下“省委主要领导”,以向对方明示此次谈话的重要。
寿泰求果然收敛了嘴边那一绺淡淡的微笑——那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点“居高临下”和“漫不经心”意味的微笑,略略地沉吟了一下。他这“沉吟”倒不是被对方举出的“省委主要领导”这面大旗给镇住了。邵长水不举这面“大旗”.不放这样的“大话”,他对他印象还挺好,觉得这位“公安同志”.执著.诚恳,稳重,机敏,眉目问神清气爽,真可以称得上是他多年来接触那么些公安干部中气质上佳的一个了。但一听他也不能免俗地用“领导”来唬人,反倒觉得这人“粗俗”了,一开始建立起来的那点敬重和亲近感,顿时减退了不少。“省委主要领导”?嘿嘿,大概您还知不道吧,作为省里国企改革重点单位的党政一把手.省内五十强、国内五百强之一的一把手,要约个时间当面跟省委书记谈个事,不敢说易如反掌,也可以说十拿九稳。真是的=这样的赌气话.寿泰求当然不会说出口去,只是在淡淡一笑中将它们从自己心中掠过,而后对邵长水说:“我个人和劳爷之间的那点关系,今天就先不去说它了。”
“不不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邵长水忙要求道。
“要这么说,我们得说三天三夜。这不可能。”寿泰求断然拒绝了。这让邵长水一下领略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在操作一件事的过程中,左右局面的决心和能力。
“劳爷死得可惜,也死得莫名其妙。”寿泰求说道,“……我不能说自己非常了解劳爷。但我敢说,现在谁都不敢说自己有多么了解他,尤其是在他老人家经历了陶里根的剧变之后……”
“剧变?你能对‘剧变’二字做一点详细的说明吗?”邵长水追问道。
“老人家在陶里根非常痛苦过……这一点很少为人所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他变‘疯狂’的一面,辞职啦下海啦脱警服啦,一连串的事情好像干得都挺疯狂的……其实他内心一直非常痛苦…”说到这里,寿泰求停顿了一下。这样的停顿,好像是为了强调他这个“痛苦说”,又好像是为了进一步描述他这个“痛苦说”而在做某种准备似的。“他当时确实很痛苦……”停顿了一会儿,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他跟您详细谈过他内心的这种痛苦?”邵长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寿泰求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当时跟您说什么了?”邵长水按捺不住地问道。
“他当时跟我说得挺多。他知道,我跟顾省长他们走得比较近,一向以来也比较了解他们……”
“听您这么说,好像劳爷挺想从您那儿了解一些有关顾代省长的事情的,是这样吗?他跟您了解过顾省长哪方面的事情?”邵长水随口这么问道。但话一出口,他立刻有些后悔了,立刻意识到这样提问,太不策略,太露骨了,搞得不好,会吓住这位仕锋正健、正需要处处把自己包裹得更严实更规正,以免一着不慎而遭致前功尽弃的“年轻人”。邵长水的担心果然应验。一听邵长水立刻抓住“顾省长”这话题追问起来,寿泰求马上显得警觉起来,忙改口道:“我和劳爷之间,怎么会扯到顾省长的事呢?完全不相干嘛。”为了回避邵长水继续发出类似的追问,他马上拿起茶杯,装着要续水的样子,起身在包间里转圈寻找着根本也不存在的热水器。这时,一直在门外守着的谷乔,赶紧走了进来,接过寿泰求手里的茶杯,一边张罗着让服务生给续水,一边提醒寿泰求道:“一会儿还要见建设银行两位老总哩。谈得差不多了吧。”
“你别催。我记着哩。”寿泰求颇有点不耐烦地呵斥了谷乔一句。其实他这点“不耐烦”,更多的还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觉得自己刚才太不像话了,开谈不大一会儿,居然就亮出如此大的破绽,差一点让人把不该说的话全给勾了出来。他觉得自己有点“窝囊”,对此也感到挺“窝火”。
……在随后的谈话中,寿泰求果然谨慎了许多,不仅绝口不提“顾省长”,就连那个他主动提出的“劳爷痛苦说”,也都不愿深入往下谈了;随便扯了点他和劳爷之间的往事和趣事,就借口“还有约会”,匆匆告辞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赵总队已经在那小楼里等着了。
“如果劳爷在陶里根后期精神上真的‘很痛苦’,这里一定有名堂。要重视这个线索。”听了邵长水的汇报,赵五六加重语气分析道,“他痛苦个啥?是谁给他造成了这痛苦的?一定要搞清这些情况。得想办法从这个寿泰求那儿再掏点干货出来。”
“总队长,您还是让我实实在在去追凶破案吧。您说劳爷内心痛苦不痛苦,跟破案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咱们又不开心理门诊。抓住凶手才是胜利。有那个必要绕那么大的弯儿……”邵长水忐忑地申述着。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干这档子事,就不勉强你了。”赵五六有点不高兴了。
“我不是不愿意于。是瞧着那头这么些案子没突破心里干着急……”
“谁说那头的案子没突破?”赵五六拧起眉头说道,“那边已经撬开了那个肇事车司机的嘴=那司机供认,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的确还有一个人。事发前,他俩的确去路边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不少的酒。但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事发那一瞬间,到底是谁把着方向盘的了。当时他头晕得厉害,手脚发软,直反胃,还想吐……只是隐隐约约记得,那个人跟他提议过,是不是让他来替他开一会儿。但椐那个司机说,他说我是老司机了,这车还是俺家自个儿贷款买来跑运输的,咋能交给别人开?就算不是自家的车,司机一般都不愿意让别人来开自己的车。他说他平时喝酒,能有一斤的量。那天,他跟那人一共没喝下一瓶去。那还是个半斤装的小瓶。那天他最多也就喝了不到三两。要放在平时,三两酒,真跟玩儿闹似的,刚把酒虫勾出来而已。但那天真不行了控制不住自个儿了……”
“那家伙是不是在酒里做了手脚?”邵长水问。
“这现在就说不好了。”赵五六说道,“据那肇事司机说兴许是因为着了点凉。他说着凉的原因是因为去小酒馆之前,那人还哄着他去歌厅唱了会儿歌。那家伙还掏钱点了两个小姐陪着玩了一阵。歌厅的KTV包间里又刚撤了火,可能就是那会儿着凉的。他说他一着凉,喝酒就爱上头。是不是就是这么出的事……他说他开这么些年车,还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在部队当兵那会儿,还是个模范驾驶员……还说可以上他原先的部队去调查……”
“尽他妈的拣好听的说了!他供出那个人的姓名住处没有?”邵长水问。
“没有……他说他压根儿就不认识那家伙。半道上拦的车,说是要去南岗泡子。一开始他不让他搭车。对方死缠硬磨,还愿意掏二十元给司机做油钱。还说请他去唱歌,吃饭……有这么好的事,他就应了……”
“完全是个圈套。”邵长水说道。
“司机才不管你啥圈套不圈套,只要给好处,谁搭车都行。”赵五六说道。
“只要能认定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确实还有另一人在,应该认为,案情就算有了一个重大突破。”邵长水说道,“从这些情况分析,这家伙应该是本地区的人。让技侦科派人根据肇事司机的口头描述,画出那家伙的人头像,发到周边地区群众中排查确认,应该能找到这家伙……”邵长水建议道。
“这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但也有个困难,据那肇事司机说.那家伙自始至终戴着个挺大的‘蛤蟆镜’,甚至跟小姐鬼混时,也没摘了那镜子。所以,凭着那样的画像.能否找到本人,真还不好说。”
“那肇事车扣下了吗?”
“当然。咋的?想去瞧瞧?”
“嗨,我把手伸那么长干吗?不在那位置,不管那闲事。”邵长水自嘲道。
这时,赵五六案头的电话响了.是劳爷的夫人朱泉英打来的.说是有个情况,不知道对破案有用没用。事发后,赵五六曾多次亲自去看望劳爷的夫人,抚慰之余.也曾对她提出,希望她能好好回忆一下,提供一些情况,以利于破案=不管哪方面的情况都行,直接、间接的,越详细越好。
放下电话,赵五六问邵长水:“这会儿有事不?要没特别大的事,跟我一块儿上泉英嫂子那儿听她说说情况,顺便也看望看望她。”邵长水自然当即应承了。
劳爷在省城熟人朋友特别多.可以说.只要他想办的事,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但他自己至今却只住着一套很老式的两居室公寓房。事发这么长时间了,泉英好像还没能从整个事件中缓过神来。“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把事情说得清楚。这段日子记忆力减退得厉害……”她凄苦地惨笑道=
“找个好大夫来替你瞧瞧?“赵五六忙提议道。
“先说事吧。说事吧……我怕说乱了.还记了几条要点……”泉英拿出一张纸,恭恭正正地放在自己面前,同时略略红起脸,向赵五六解释道。
她对赵五六和邵长水说。要不是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东林遇上了那个人,他绝对不会头脑发昏地吵吵着脱警服辞职去什么陶里根。“虽然这么些年来,东林对厅里一直没把他从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上扶正了,觉得挺委屈,对早先的处分也挺愤愤不平的,但他确实从来也没想到过要离开刑侦总队,更别说要他脱警服去调查省上的一位什么领导。说老实话,这样的事儿,搁过去,你就是拿枪顶着他脑袋,他都不会去干的。有的领导老觉得他这人心特活儿,个性特强,特不好管教。其实太不是那么回子事了。说出来也许你们都不信,他这人内心特本分,也特胆小。事情全发生在那天。那天是个星期天,而且是难得的一个能休息半天的星期天……”
……那天早晨,劳东林骑上他那辆破自行车,上菜市场采购。他这人挺讲究生活。但凡能歇个一天半天的,他都会亲自去“备料”,精心掌勺,大张旗鼓地整上一桌菜,让盘子摞盘子,大碗叠大碗,约上一帮朋友,上家来热闹一通。(这帮所谓的“朋友”,还真不一定是以往的战友或总队里的同事,大多都是社会上三教九流的哥儿们或姐儿们。他平时好结交这些人。他说,当刑警的没这样一帮朋友,真来了案子,你想上线索?难死你!)你还别说,他的“小笨鸡炖蘑菇”,“黄金饼炒辣肠”,“鲫鱼扒豆腐”,“翠嫩芽炝拌”,“手撕大马哈鱼”和“肥肠排骨烧土豆”,跟那些靠“地方特色农家菜”营生的饭店酒家做出来的,还真有一拼。在饭桌上,他自己喝得不多,吃得也不多,但他就喜欢这份热闹,也喜欢听朋友们由衷地夸他几句。他就是这么个人。老了老了,还挺招人喜欢的。
离菜市场不远,新开张了一个古玩市场。规模不小,四五百米见长。马路两旁一个紧挨一个的,摆满了卖真假古玩的地摊儿。劳爷从不玩这些东西,但他有时候喜欢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堆里走一走。也说不上个什么原因。大概还是他那个喜欢凑热闹的脾性决定的吧,他总觉得在人堆里这么挤一挤,走一走,心情特别放松。有时候看到有人花几百元,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一个灰头土脸的碗啊瓶啊小菩萨之类的玩意儿,他心中暗自替人捏一把汗,嘴里却会跟着唉呀哼哈地感慨夸赞一番。其实他真不懂古董。那天,正在那市场里游动,突然问,他看到了李敏分。他当然知道李敏分是玩古董的行家里手,赶紧上前打招呼:李敏分却一脸惊喜,颇有那种踏破铁鞋的感叹,忙把他拉到一旁,问:“你瞧见余大头了没有?他找你哩。”“余大头找我?干啥?”当时劳爷心里一愣。作为厅里的一个老同志,他当然很早就认识余达成,但即便是他还在厅里干着的时候,他俩也并没有什么公事以外的往来。再说,这个余大头离开公安厅,离开这个系统也多年了,还能有啥事要找我?他余大头以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再凭过去在公安厅的那点影响和老关系,不管办啥事儿,也用不着“屈尊”来找我劳东林啊。劳爷一边在心里犯着猜疑,一边却又不由自主地跟着李敏分走去,很快就见到了那个余大头。
余大头虽然当了一阵“亿万级的富翁”,又出国美美地镀了一回金,但那副不拘小节的“邋遢”样,却依然如故。跟劳爷见面时,他上身穿一件驼色的中式褂子,里头也就穿一件浅蓝色的纯棉衬衣;下身再穿一条深灰色裤子.黑布圆口”老头鞋”,板儿寸头,大脸盘,只是那副一向炯炯如灼的眼神,多年不见,已变得意外地平和而含蓄。还有个变化是.近来查出血糖高出标准不少,人急剧消瘦,口袋里老揣着让人从瑞士带回来的降血糖药片。余大头对劳爷说,我好长时间不敢过肉瘾了,听说中央广场西侧新开了一家“酱肘棒”店,味道还算不错.咱们上那儿坐坐,尝尝新?他亲自开车拉着劳爷去了中央广场=按情理说,怎么也应该把李敏分一块
儿拉上。但人家真是按规矩办事.什么场合,该谁在场,不该谁在场,不论情面,只论规矩。李敏分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聪明人,当然懂得这里的规矩。他知道余大头今天通过他找劳爷,绝对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既然人家没邀请他,就说明这场合不该他掺和。不该掺和的事就不要去瞎掺和.这点素养,对于一个省公安厅的老
工作人员来说,应该是早就具备的=所以,他把劳爷交到余大头手上,便开着车走了。
余大头带劳爷进了“酱时棒“店二楼一个包问,要了两份那著名的“酱肘棒”,又要了一盘大拉皮.一碟凉拌萝卜皮,一瓶本地名酒“高粱烧”,两人就便戴上店家发的简易塑料手套,撕着啃着,边喝边聊。一开始也没说啥正经事,聊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就集中到那个“11.12”(副市长开枪杀人)案上去了。小包间里只有他二人。劳爷又喝了两盅白酒,便情不自禁地慷慨激昂起来。反倒是作为主人的余大头只是含蓄地笑着听着,偶尔才插上一两句话。听他那插话的用意,好像也只是为了引出劳爷心里更多的议论和牢骚。那天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但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挑明今天花这时间精力和金钱,请劳爷来搓这一顿,究竟是为了什么。劳爷回到家,喝了杯浓茶静静心,忽然觉得这里头有些蹊跷,也为自己今天说了太多的“废话”,发了太多的牢骚而生出些许悔意。自从早年受了那回处分,一向在“酒色”二字上比较谨慎的自己,今天是怎么的了?完全失态啊。而那个余大头,端着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子,又到底是在玩的哪一招呢?但仔细想想,自己也没说什么太过杠杠的话。无非就是说祝磊这么个正厅级干部,神经又没出毛病,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开枪杀人嘛,杀人偿命是对的,但总该把内幕给整清楚了再毙人家也不为晚,匆匆忙忙判,再急急忙忙地要把人家毙了,总让人觉得有点纳闷。真搞不明白,上头有些人为什么总要在一些重大关节问题上犯那么一点点傻……等等等等,这些牢骚话,全省人民都在说哩。我劳东林说两句,又怎么了?于是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安心去睡觉。几天过去了,倒也没出什么大岔,劳爷这才彻底踏实下来,却不料到某一天的傍晚时分,又接到余大头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兴安宾馆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