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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医院后，邵长水马上回到那个小宾馆，匆匆办了退房手续，本想马上离开这个边境小城，当晚就赶回省城去。但是，车出了城，飞一般地跑了十来公里，却怎么也没法再往前走了。他浑身胀热，呼吸短促，手脚酸软，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清路况，也注意不到那些呼啸而过的大货车的状况。在通过一段破碎的路面时，他几乎没加任何处理，整个车被一个大坑颠飞了起来，脑袋猛地撞到车顶上，胸部也被方向盘重重地那么磕挤了一下。眼看失控后的车子斜刺着直向路边的水泥护栏冲去，他这时突然清醒过来，惊慌中，本能地去点

了两脚刹车，又往回打了半把方向。车几乎擦着那水泥护栏，又往前滑行了那么几十米，才慢慢停住了。

脑袋嗡嗡地胀疼，胸口也隐隐闷疼。不知何时，车外淅淅沥沥下开了小雨。听着小雨均匀地打在挡风玻璃和车顶上的窸窣声，过了好大一会儿，浑身一直紧绷着的他，才慢慢有所松弛下来。借着大灯的强光，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前后左右的情况。发现路的左前方不远处有个出口，出口外连着一条并不太宽的砂石路。黑暗中看不清这条砂石路到底通向何处，但砂石路两旁各栽种着一排高大的杨树，在黑夜里，这些拥有粗大树身和巨大树冠的老树，把这条路掩蔽得很严密。他这时正需要一个比较清静而又确保自己不受干扰的地方，停了车，让自己认认真真地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好好评估一下。于是松了手刹，挂上一档，慢慢把车踅进那砂石路口，又往里走了二三十米，这才完全停了车，灭了灯，熄了火，松开安全带扣，长吐出一口气，往座椅上一靠，忍着头部的胀疼，对自己面临的局势，细细检点起来。

首先他确定，自己在事发后，立即慌急慌忙地离开这小城，是非常不明智的。假如，劳爷确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谋杀”的，那么“凶手”一定早就盯上了劳爷，因此一定也掌握了他邵长水的动态。甚至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凶手”决定今天对劳爷下手，很可能跟他俩今天的这个见面不无关系。（跟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个最新决定也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凶手”，或“凶手”背后的人，不希望劳爷把他近几个月来调查了解所得，交到邵长水手里，所以抢在他俩细谈前，下此“毒手”“灭口”。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事发后不久，他突然“失踪”，离开了这个小城，只能被这帮人认为，他已经从劳爷嘴里得到了什么情况，他们就会或明或暗地追踪过来，要纠缠他，控制他，甚至在必要时，也未尝不会对他下什么“毒手”，以图“灭口”。为此，现在他必须以一个平常人的平常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以便能让他们错以为，他从劳爷那儿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假如不是谋杀呢？那自己更没必要这样“匆匆逃离”此地了。他更有那样的义务，留下来帮着把劳爷的后事料理好。

总之，不管是谋杀，还是不是谋杀，保持平静，暂时留下，是惟一恰当的做法。留下，看一看，也许还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呢？

慌个啥嘛！

想到这里，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稳住自己的情绪，掏出手机，给小宾馆前台打了个电话，说明自己就是刚才退房的客人，并亮明了自己省公安厅刑警的身份，是来此地办案的；并问，在我退房这段时间里，有人来打听过我吗？听到前台服务员回答说没有，他稍稍松了口气，立即又关照道，因为工作需要，他得马上回来，还要住原来的那个房间，并请他们在电脑里删去刚才退房的记录。

赶回那个小宾馆，他怕已经有人在监视这地方了，便没像先前似的，大大方方地从正前方进入小宾馆大门口的停车位，而是绕到后门，把车停到后院一个背静的角落里。他也没直接到前台去取房门钥匙，也没坐电梯上楼，而是走安全通道，爬楼上了自己住的那一层；到房间门口，才打电话让前台服务员把房门钥匙送到他手上。接过钥匙前，他掏出带有金属警徽牌牌儿的刑警证，让那个前台服务员看过，然后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他，不管有谁来打听，都不能跟他们说，他刚才退过房。“这是破案的需要。千万别跟我二五眼了。啊？”他再次强调了一遍。那服务员忙点点头，问：“假如有人来找你，让见不让见？”他说：“除了别透露我退过房，别的，该干吗还干吗。真有人来找我，你们得问明白来人的姓名和单位，先往我房间里打个电话通报一下。”

送走服务员，他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关掉大灯，只开一盏台灯，戴上手套，既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从手包里掏出劳爷塞进去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一个袖珍的小记事本儿，另一件是一把形状颇有点怪异的钥匙。这两件东西上，现在都沾着劳爷的血。袖珍的小记事本做得十分精致，仿羊皮的封面上，烙着凹凸不平的几个俄文字母“HEPKA”，页边都镀着金粉。扉页上还印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后来邵长水打听到，这种鱼是出产于俄国中部著名的勒拿河里的红鳟鱼，而“HEPKA”这几个字在俄文里，也就是“红鳟鱼”的意思。）打开记事本，大部分的页面都是空白的。只有一头一尾，各有几页是写了字的。头上的几页，写的全是英文字母。邵长水懂一点英语，根据他掌握的那一点英语单词和英语拼写知识，他断定，这些英文字母完全是无序罗列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是借用英文字母，劳爷自创设计的一种“密码语言”（？）。记事本的最后几页上，倒是让人看得挺明白，那里抄写了一份五笔字型的字根表。看来，下海后，劳爷为了让自己适应新岗位的需要，学习在电脑上使用五笔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五笔输入法，有它的优点，但它的难度恰恰就在初学时，必须熟记大量的字根符号。许多年轻人都怕学这“五笔”。相对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就更不是件简单的事了。看来，他学得也不轻松，把这些字根认真抄在记事本上，随身带着，以备随时查用，方便记忆。“唉，这个赶时髦的老头……”邵长水轻轻地感叹道。而那把钥匙，方头，扁平，窄长，缺口部分全是一些大小不等的正方形。它指定不是常见的老式门上那种撞锁的钥匙，也不会是时兴的防盗门上的那种多棱形的钥匙。它会不会是劳爷自己在这小城里居住的那个单元房的门钥匙呢？他是个敏感多疑，而戒备心又挺重的人，他有可能把自己房门上的锁换成某种新式的锁。但邵长水又想，假如是他房门上的钥匙，那应该是一把经常使用的钥匙，按常规，它应该和别的那些经常使用的钥匙串在一起，应该是一大串。“车祸”是突发的。他不可能事先就想好了要出事，事先就把这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准备着交给邵长水。当时劳爷从手包里取出这把钥匙时，既没有那个可能，也确实不是从钥匙串上取下它的。这一点邵长水记得非常清楚，劳爷是一下就掏出它来的。也就是说，它在劳爷的手包里，一直是单独存放着的。或者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在车祸之前，劳爷就把它单独取下来，放在手包里了。那么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它有可能是一把开启什么锁的钥匙呢？劳爷在预感自己生命之源将不续时，居然把它和那几页“乱七八糟”的英文字母一起，当作“十万火急”、“万分重要”的东西，留给那时那刻他认为惟一值得信赖的邵长水。他想干什么？他想告诉他什么？他想让他去找什么？保存什么？躲开什么？……

这一连串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死是“谋杀”？

邵长水仔细端详着那把钥匙。钥匙尾部的方孔上系着一块真皮做的钥匙坠。这是块椭圆形的皮子。皮子的边缘整齐地轧出一圈锯齿形的花纹。整块皮子跟一只压扁了的鸡蛋差不多

大小。皮子的糙面上隐约可见用圆珠笔写着几个英文字母：“GWTYOAG”。同样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字母组合。邵长水努力把它们分拆开来解释。假如只是“ＧＷ”，那是制导武器“Ｇuided Weapon”的缩写。后头的“ＴＹ”则是英语中“总产量”（Total Yield）的缩写。如果再加上后面的几个字母，又没意义了。难道说，这把钥匙能开启某种制导武器的总产量的秘密？这种解释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有点荒诞不稽。再分拆开来看，前头三个大写字母“Ｇ、Ｗ、T”再加一个字母“W”，则是那本著名的通俗小说《飘》或《乱世佳人》的原著名《随风飘去》（《Ｇone With the Wind》）的英文缩写。但这里在“G、W、T”之后，并没有什么“W”，再加上后头的那五个“Ｔ、Ｙ、Ｏ、Ａ、Ｇ”字母，却同样读不出任何意义来。

那么这七个字母排列在一起，到底说明什么？

解释这七个字母都这么费劲，那好几页的无序英文字母组合就更不知怎么去破解了。

这老小子在跟人玩啥呢？

正在踌躇为难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边境小城夜雨的寂静中，那老式拨号电话机的铃声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头皮都会为之一乍一麻。邵长水本能地跳起，忙拿手包把桌上那两件东西遮盖起来，这才折身去接电话。电话是前台服务员打来的。他告诉他，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一个叫邵长水的旅客，是否退房走了？

“你怎么跟他说的？”邵长水忙问。

“就按您吩咐的说的。我说，我帮你上电脑里查一下。然后，故意耽搁了一小会儿，再回他话，说您没退房。我没说错吧？”

“你没问打电话的这人，他是谁？”

“问了……”

“他怎么回答的？”

“那家伙贼凶，恶狠狠地拽了我一句说，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啥？说完，啪的一下，就把电话撂了。”

“哦……谢谢你了……”

放下电话，邵长水倒有些紧张起来。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不能那么太有把握地肯定，那场导致劳爷死亡的车祸，就是“谋杀”，那么，现在他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定，这是一场谋杀。

如果不是“谋杀”，不会有人特地打电话来追问他的去向的。无论是在省城，还是在这边境小城，除了李敏分等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没人知道他邵长水来这儿找劳爷说事儿，更不会有人知道他住在这个小宾馆里。甚至连李敏分都还不知道他住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只跟劳爷一个人说过他这住处。他们打电话到这儿来查询他的下落和去向，只说明他们的确在严密监视劳爷一举一动，通过这个监视，同时也掌握了他邵长水的住处。就是这帮一直在严密监视劳爷的家伙，制造了这起“车祸”。劳爷预感到了这一点，也直觉到了这一点。

这时，邵长水意识到，自己决定返回，的确是个“英明”决策。他马上回到医院，又去劳爷就职的那个盛唐公司，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询问这起“交通事故”的处理情况，询问劳爷遗体处理情况。然后又给李敏分打电话通报了这些情况。他告诉盛唐公司方面的人，省厅刑侦总队近期要举办一个侦查员培训班。他是来约请劳爷去讲课的。可惜啊，居然出了这样的事……

第二天，劳爷的妻子、女儿赶到这边境小城陶里根。省厅也派人来参与料理劳爷后事。邵长水便在连绵不断的细雨朦胧之中，悄悄地撤离了陶里根……

回到省城，同样的雨居然还在下着。一场细雨范围下得这么大，时间下得这么长，在这高纬度的北中国，还真不多见。在一般人看来，这应该是一场好雨。高纬度地区城市里的冬天，总是很脏。无数个取暖用的煤炉，伸出无数根锈迹斑斑的铁皮烟囱管，它们产出的粉尘和渣屑，会把雪都染黑。人们总是等待春雨来洗刷大地，还他们一个洁净的世界。但在邵长水看来，眼前这场雨，恰似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样，阴暗和湿冷。“救我……救救我……”他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劳爷这个哀告声在自己耳边反复响起，也无法阻止眼前一再出现劳爷要求转院治疗的情景。一再出现劳爷被推进手术室去的那一刻，脸上出现的那种完全绝望、完全恐惧、完全无奈的神情。他不明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定情景，特定力量，会把一个如此干练老到的人逼成这样？邵长水觉得，一个人只有在被没顶而来的巨大漩涡吞没的那一瞬间，才会出现这种完全绝望、完全恐惧和完全无助无奈的神情。他确信，如果仅仅是肌体上的挫伤，即便是十分严重的挫伤，也不可能让劳爷这样的人产生这样一种“绝望”和“恐惧”。从警这么多年，劳某人肯定不是头一回受伤，更不是头一回遭遇车祸。虽然他妻子说他伤病时特爱哼哼，那也是在家里，在他妻子跟前。即便那样，也肯定不会无聊到“无助”和“恐惧”的地步，更不可能因此而发出“绝望”的哀鸣，说出“救救我”之类哀求的话。劳爷为人历来自信。但这一回却完全丢失了自信。他不愿死去。但这一刻，他却清清楚楚地挣扎在死的不可抗拒之中……为此，他后悔自己所做的那一切了吗？邵长水从他努力想睁开的眼皮上，从他哆嗦的嘴唇上，从他抽动的眉尖上，从他不甘心松开、却又不得不松开的双手上，感觉到，有一种叫“后悔”的阴影已经逐渐地蒙蔽住了他的全身……

到底是怎样一种力量，居然能使劳爷这样一个人的心态最终发生如此巨大的“畸变”？它深深震撼了邵长水，这是一种平生从未感受过的“震撼”。说起来，都有点像一个孩子突然瞧见自己最崇敬的父亲被人戴上了手铐，押上囚车那一瞬间所受到的震撼一样……

……

回省城的这一路上，邵长水把车开得十分小心。李敏分在电话里再三提醒他：“千万千万要给我注意安全。实在不行，你就把车撂在市局院子里，甭管它了，坐飞机回来。陶里根每天都有一个航班直飞省城，现在不是旅游旺季，机票还是好买的，折扣也打得挺厉害。你千万别给我省这钱！”但，邵长水还是没坐飞机。不是舍不得那点机票钱，是不舍得把那辆

七八成新的丰田越野留在市局院子里，请市局的同志暂为保管。他太知道基层县局市局那帮年轻小子的“德性”了。你要把一辆高档进口车交给他们保管，就等于委托一群“饿狼”保管一块“带血的新鲜五花肉”，还能有个好？但“安全”的确是要注意的。来的时候，这一路，邵长水走了约八九小时。这回去，他整整走了十四五个小时。不只是遵照李敏分的“叮嘱”，放慢了行车速度，更重要的是他压根儿就没走原先的国道和高速。尤其是高速，通常情况下，每天几乎都会出几起车祸，撞几辆车，死个把人。如果有人存心要在高速上害你，出了事，还真让人整不明白真相。于是，在某些路段上，邵长水不仅不走高速和国道，甚至都不敢走省道，索性甩开大道，一头攮进广阔的原野之中走乡村小道，让你压根儿就摸不着他的行踪，找不见他的去向。傍黑时，你瞧着他拐进路边“姐妹花”小饭馆，点了大盘的“杀猪菜”、“手撕肉”，要了当地用纯高粱蒸的六十二度白酒，边吃，还边跟那对二十啷当岁的“姐妹花”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似乎当晚铁定是要在小饭馆后院那用水泥预制板搭起来的“住宿部”住下了，或者还有可能跟那对“姐妹花”成就一番“好事”。但到明天早晨你再看，他早走了。肉吃了不少，酒基本没喝。等天黑透，餐厅旁的“卡拉OK厅”亮起红红绿绿的串儿灯，破旧的低音炮里不断传出让人忘乎一切的轰鸣声时，他悄悄上路了。摸黑慢慢开出一两里地，才开亮车灯，加大油门，一直到离省城还有一百来公里时，他才突然拐上高速，以一百四五十码的车速，飞一般直扑省城，直扑李敏分家。敲开李敏分家小院的门，一夜没睡的李敏分，焦急万分地问，怎么走那么长时间？怎么把手机也关了？你要急死人呢？！！邵长水啥也不说，只是揉着酸涩疼痛的腰肢，一屁股坐倒在那只深棕色的磨砂皮小沙发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指着暖瓶和水杯，嘶哑着嗓门，说了一句：“先给我倒杯水，行不行？”

五 再一次惊愕似乎就不是来自意外了

汇报整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出乎邵长水意料的是，来听取他汇报的，除了李敏分，居然还有刑侦总队的总队长赵五六，政治部的副主任袁家良，还有厅办公室的现任主任董铁。（就是这位年轻的董主任，上一回带人去陶里根向劳爷索取“破案日记”，碰了个软钉子回来。）当然，这些领导都是冲着“劳爷之死”来的。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邵长水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让自己的汇报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必要的客观和冷静。但仍然不知怎么搞的，平时轻易不动感情的他，居然哽咽了好几回……特别是说到劳爷临终前的那一幕情

景，说到他拉着他的手，恳求他“救救他”的时候，邵长水几乎都有些说不下去了。但领导们的反应却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平静（他完全能理解他们这时的“平静”）。他们好像在事前已经从谁那儿领受了什么指示，统一过各自的态度和想法，不管邵长水在汇报中怎么强调事发当时是如何的紧急，整个事件可能隐衬着一个怎样严重的背景，又怎样形象地描述劳爷的绝望和无奈，这几位领导只是听，只是问，绝口不做任何分析性的议论，也不发表任何表态性的言论。

也许受到领导们这种高度自控力的感染，一开始相当激愤的邵长水，后来也渐渐趋向了平静。

“当地交管部门最后是明确做出了结论，这事故确实是由无任何加害意图的意外车祸造成的？”赵总队长最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在听取汇报的全过程中一直没出过声。

“是的。”邵长水平静地答道。

“实际上，你还没来得及跟劳爷细谈，他就出事了。是吧？”董主任要澄清的是这么一个疑问。

“是的。”邵长水仍很平静地答道。

“情况嘛，大致就这样了。辛苦你这一趟，够累的。好好休息一下。”袁副主任最后则由衷地向邵长水表示了组织的关怀。

邵长水本想趁机催问一下自己工作安排的问题，转念一想，这时候谈自己的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然后，袁主任又特地关照邵长水，回到机关，轻易不要跟人谈论劳爷的事。当前，不少人都对这档子事“特别感兴趣”。但不同的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关注这档子事的。因此，在上边对这档子事没有做出最后结论和处置前，要特别谨慎，以免干扰了上边的相关部署。邵长水立即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去随便乱说。待领导们走后，他又在李敏分那儿稍稍坐了会儿，喝了会儿闷茶，随即，也告辞起身了。

走出那个被高大白杨树包围着的院落，雨已经不下了。发动了车以后，邵长水却又在驾驶座上呆坐许久。他觉得自己浑身不得劲儿，一时间却又搞不清楚到底是哪儿不得劲儿。一种莫名的遗憾，一种同样莫名的失落，一种由这遗憾和失落造成的歉疚，突然涌上已然疲惫不堪的心头。从警这么多年，他领受过无数次任务，出过无数次外差，但从没有一次像这一回这样让自己感到如此的失落和遗憾。

“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为人精细而稳重、因此有时还显得多少有一点优柔寡断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追问自己。

是的，从陶里根回来的一路上，他心里一直很乱，一直在“隐疼”着，人也烦躁得不行。要知道，他从小生活贫寒，绝不是在象牙塔中被呵护大的。从警的这十来年，他更是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比如一家数口惨遭灭门，十五六个花季少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被同一个连环杀手奸杀抛尸荒野，还有人抢劫银行后在逃跑时残忍杀害负伤了的同伙，而那个同伙正是他的同胞亲弟弟……等等等等，可以这么说，这一二十年来，他曾看到过人性中最丑陋最凶残的一面。这些都曾经给他带来过极大的震撼，但是，相比之下，却都没有那天劳爷在他手掌心中写下“谋杀”二字，让他感受到的震撼和冲击大。过去给他震撼的那些案犯，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底层，或者文化偏低，或者在人格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严重缺陷；或者在心理、生理方面都存在着某种不健全……邵长水无论在自己的潜意识层面上，还是在显意识层面上，从来都没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是的，他承认他们也是人，但在他看来，他们绝对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这类人就叫“罪犯”。他们仿佛是“天生”的“异类”。他们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和社会作对，就是要和当警察的自己作对。追踪他们，抓捕他们，依法严惩他们，虽然很辛苦，有时也很危险，但他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忠实执行此天职，的确在他心中能引发一种别人难以体会得到的快感，甚至会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冲动。但在劳爷写下那“谋杀”二字的当时，他脑子却一下僵住了，空白了，心尖都麻木了，战栗了。然后听到劳爷“恳求”他“救他”。劳爷的这种“绝望”，让邵长水突然感到，这世界上其实有一种严重的人生威胁和挫折，是他还没遭受过的；还有一种人生经历，是他只听说过，却还没亲历过的；而有一种人生责任，他赞美过，却从来也没有认真去实验过、承担过；还有一种“敌手”，是作为“破案高手”的他从来也没有面对过的。这些“敌手”，人模狗样，在生活中“装”得比他还要像个“人”，活得比他要潇洒自如豁达得多。而另一些人，却活得那么沉重、艰难，也是他难以想象的……

有人说过，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不用去呼唤“苍天”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正义总是能战胜邪恶的。邵长水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大的，在获取了这种基本信念以后，他再也没有动摇过。如果劳爷真的是被谋害的，而且是被蓄意谋害的，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

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刑警被人谋杀了。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

……

一时间他找不到答案。或者说，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他还不敢去面对这个答案。

心里很乱。

想到这里，他忽然禁不住深深地自责起来。在医院里，自己为什么没有尽一切努力满足劳爷的请求，帮他转院急救呢？也许在转院的路上，当时流血已经过多的劳爷仍避免不了一死，但那样，劳爷总是抱着一线生的期待离去的。这跟让他在绝望和恐惧中死去，就太不一样了。但当时，自己竟然完全呆住了。面对劳爷的哀恳，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却总觉得如果要帮他转院也必须先“请示”上级……在潜意识中，自己甚至还产生过这样的顾虑，该不该过问这转院的事……有一个瞬间，自己甚至还隐约地觉得负伤后的劳爷提出这么个“要求”，是不是显得有些“矫情”，过于“偏执”、“多疑”……关键的几分钟时间，就这样被自己延宕和迟疑了过去，让一切都成了悔不该当初的往事。自己明明还不老嘛，心灵深处怎么会攒下那么多左顾右盼、优柔寡断的“潜意识”？邵长水，你从来也不是个呆木的傻子，但关键的那一刻，你却偏偏呆傻住了。如此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啊……

“谋杀”。

丰田越野终于慢慢驰出了大列巴巷。然后提速，加档。再提速，再加档。车速刚违规地提到七十码以上，猛地冲过闹市区的一个红绿灯路口时，他却猛踩了一下急刹车，让车在路当中停住了。骤然之间，他想起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应该办，自己却忘了办了。什么事？一下子却又想不起来。但确实有一件这样的事被自己疏忽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呢？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仿佛在高考现场，卷子做到一半，突然一下子脑子空白，精神近似失控了似的。心跳急剧加快，呼吸突发地变得粗短，脑门子上一下涌出一片热汗，眼前的一切都有点模糊起来……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想不起来，到底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被自己疏忽了遗忘了。邵长水，今天你是怎么了？这时，他听到车外响起一片杂乱的喇叭鸣叫声，还看到有人瞪着眼在冲他吼叫，还看到一位交警异常愤怒地冲他跑来。他这时才一下清醒，自己违规停车，堵塞了交通，便赶紧向那位交警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警察”专用的金属徽章，赶快把车开到一边马路旁停住。

那位交警当然没有多找他的麻烦，但看到他的脸色，却以为他病了，不放心地守护了他一会儿，见他脸色不再那么黄白可怕了，又关照了几句，才姗姗走开。然后，他闭上眼，让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也慢慢恢复正常，又过了两三分钟，他才终于想了起来，刚才向领导汇报时，自己居然忘了把劳爷托付给他的那两件东西交给领导。如此敏感的物件，汇报当时不交，事后再去补交，领导会怎么想？领导会相信你真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忘”了交的吗？这两件东西对澄清整个事件的真相可能会发挥关键性作用。你小子把如此重要的东西“扣”在自己手里，想干吗呢？哦，真他妈的是自找麻烦。

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赶紧去找领导说明情况，把东西交了啊。

但总得找个合适的理由啊。刚调到省直机关，正等着定岗定职哩，总不能就此给领导留下这么个“马大哈”和“浑不经事”的印象。怎么搞的嘛，好歹也是堂堂的一个一级警督，

也可以说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了，咋会这么犯浑了呢？

为此，他后悔不已地又在车里静静地坐了几分钟，逐渐捋清了这一天多来自己纷繁杂乱且又起伏不定的心绪，才觉出，造成这样的“疏忽”，并非偶然。

首先，从潜意识的层面上来分析（妈的，又是这个“潜意识”），自己的确有一点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虽然现在谁也说不清这个“关键性作用”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它们不重要，不关键，劳爷绝对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把它们托付给“省厅来的同志”。而对于一个刑警，特别是像邵长水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刑警来说，对重大案件的重大线索和物证，天生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特殊的兴趣。线索和物证简直就是他们事业生命的内核儿。

实事求是地说，邵长水从来没有想要私自留下这两件东西，也从没想过要背着组织去干些什么。没有。对组织和领导，他从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从祖父、父亲那儿，他就“遗传”了这样一种“知遇之恩”。那天，他被任命为当地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当时祖父还没过世，任命下达后的几天，祖父让父亲到县里来找他，让他回林场去说话。他那会儿特别忙，回不了林场，就让父亲带了点祖父特喜欢的狍子肉和高粱酒，请父亲转告祖父，他老人家想跟孙子说什么，孙子全明细。他孙子一定会忠于职守，努力去做一个“请党和人民放心”的公安局长。父亲却苦笑着对他说，你还是回林场一趟吧。你爷爷想让你干的事，你压根都不明细哩。跟你这么说吧，从你当上这县公安局长这一天起，你爷爷就没好好睡过一个安稳觉，一直替你担着这份大心着哩。他笑道，他担啥心哩。我不是说了吗，我一定会好好干，争取当一个全省、乃至全国最出色的公安局长。他爸还是苦笑着直摇头叹气，直说，你不懂你爷爷哩。后来，他爸跟他解释，他爷爷怎么也不能相信，上头怎么会把“公安局长”这么个好官差安到他孙子头上。“凭啥哩？”指定上头有一帮好人。他一定要当面去谢谢这帮好人，要报答这帮好人。他总觉得自己的孙子打小就特别愣，特别实诚，就不懂怎么去伺候人。“他就怕你想得不周全，干得也不周全，指不定在哪件事上得罪了这帮好人。他说，好人也罢，坏人也罢，他这一辈子见多了，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是得罪不起的。今天他们瞧得上你，发给你这张委任状。这委任状不就是一张纸吗？明天当他们发现你不是全心全意替他们干的时候，就把这张纸一收，你又啥也不是了。天堂地狱，云里雾里，无非就是这么一张纸的事。可有这张纸和没这张纸，在现如今可太不一样了。你头脑一定得明白，咱邵家这一大家子人今后过得咋样，全指着这帮人，指着这张纸哩。”爷爷的想法让邵长水哭笑不得：他老人家要亲自上县里来摆上几桌，请请这帮好人。邵长水说，几桌？几桌够吗？他爸说，那该请几桌就请几桌。爷爷说，这钱他掏。他原先替你攒了一部分盖房子的钱。现在看来这房子用不着他替你盖了，就把这笔钱花了，请请这帮子好人吧。邵长水急匆匆抢了一句说道，他有这钱，我还没这脸办这样的事哩！多丢人呐！这话可把他爸气坏了，结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跺跺脚，转身就回林场去了。邵长水赶紧开上车去追。他爸说啥也不上车。后来还是县局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开着另一辆车，把老爷子请上车，送回了林场。据说后来，他爷爷为这事还大病了一场，几乎有一年多的时间都拒绝再见他这个最心疼的孙子。是的，回过头去看，老人们的想法确有许多地方是“幼稚”的，“陈旧”的。但有两点却让邵长水感动万分。其一，他们一直真诚地在为儿孙们操心，而且是不计回报地在操着这心。这心恐怕是要一直操到他们离开这人世为止。真可谓“可怜天下骨肉情”。其二，老人家非常纯朴，或者说非常拙朴地道出了一个当今“天下第一真理”：他邵长水，或者说，他邵长水这一大家子人离开了“这一帮好人”，这一纸“委任”，可以说就一无所是，甚至可能会一无所有。他邵长水当然不可能那么愚蠢笨拙地公然在县上摆上十几二十桌“宴请”方方面面的领导（好人），以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培养和提携。但是，他必须要非常非常认真地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要绝对忠诚。这是他确信无疑的“不二法门”。应该说，这些年来，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只要领导有吩咐，他绝无二话，绝不讨价还价。加上他的聪明、踏实、肯干和坚毅，也缘于他为人的正直，他的生活之路的确也相应地显现了一种顺畅和通达。

他不是看不到一些当领导的缺点和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他只是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种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说实话，正因为他只注重自己眼前的那“一亩三分地”，久而久之，造成他对“一亩三分地”以外的某些事和问题的“迟钝”和“麻木”。他也不是不明白自己在那些方面的“迟钝和麻木”，但他乐意自己的这种“迟钝和麻木”。直觉告诉他，许多领导都喜欢自己身边的人和手下的人一方面都精于勤于“埋头拉车”，另一方面，在计较领导们的优劣短长时，又都能表现得特别“迟钝”和“麻木

”。他自觉不自觉地要求自己这样去做。久而久之，他甚至都有些反感那些老在他耳边说领导这不好那不好、又不好好干自己本职工作的人。尤其是在归他管辖的范围内，他绝不允许这种言行泛滥。当然，有一点还是要特别加以说清楚的，他这人还是允许部下给他提意见的，有时甚至还会主动地去向下属们征求意见。他只是不许他们在背后胡乱议论更高层的领导。他不希望他们没事找事，不希望他们捧着蜜糖罐去捅马蜂窝。

正因为这样，对于社会上早有流传的什么“代省长问题”和那个“副市长问题”，在省公安系统内早有流传的什么“个别老同志背着组织在调查省领导问题”等说法，他不是一点都没耳闻过，但也只是当“谣传”听那么一耳朵而已，然后哈哈一笑，或默默地叹口气摇摇头，就过去了。对这些“谣传”，他从没有真正上心过，也不可能让它们在自己心中扎根，更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日常的情绪和行为。所以，陶里根之行，给他的震撼就格外地大。劳爷临死前挣扎着在他手掌心上写下那“谋杀”二字，在他一向以来执著而又平稳的心态中几近于发生了一场地覆天倾的震动。震动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这些在他看来本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而且确确实实是发生在组织内部，发生在“我们”中间。

他开始问自己：如果劳爷确是因为秘密调查“代省长问题”而被杀，事件的主谋又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什么人，那么能说那个“代省长”真的犹如“白璧无瑕”，不存在一点问题？

他再问：如果这位代省长确有问题可查，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还要问什么呢？

他觉得，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要追问的问题就太多了。最起码，应该有一群人被带上历史和政治的质询台接受质询。其中的某些人甚至还应被绑上历史的耻辱柱，接受公理和道义的审判。当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即便那位“代省长”的问题被整明白了，他本人最后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不是就能说解决了全部所有那些该解决的问题了呢？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

是的，又“但是什么呢”？

他不愿意再细想下去。

想得太多，太深，又解决不了，到头来，只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事情已然到了这一步，完全不想，他心里又难受，又不安。一种潜意识（操，又是“潜意识”）在告诉他，无论怎样都不能把劳爷托付的这两件东西轻易地交出去……

我们当然还不能说，他最后没有交出这两件东西，完全是这些潜意识起了作用。今天一大早，在李敏分家小院门外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也促使邵长水在最后一刻，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忘”了把那两件东西交给领导。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邵长水经过整整一夜的长途跋涉，刚回到大列巴巷，疲惫不堪地下了车，正要去按李敏分家门铃，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后轻轻地叫了一声：“邵助理……”声音清脆，气息微细，似乎是个女人（女孩？）的声音。他一惊。说起“邵助理”这称呼，还有这么一段前因。前边交代过，邵长水奉命到刑侦总队报到后，总队的领导并没有按常规应做的那样，立即给他定岗定职，而且也不跟他说明其中的原因。（现在当然知道，这是领导故意安排的。他们就是要利用他这一段还没有“定岗定职”的空白身份，以便派他去陶里根做劳爷的工作。）空挂了那么七八天。他既不好意思找领导去催问，又不想闲逛，只得去光顾坐落在省公安厅大院附近街道上的一个区图书馆。他早就听说，这个区图书馆因为紧挨着省公安厅，离省中检、中法也不太远。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独特的地缘条件，办出自己的馆藏特色，大概又因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它收集和收藏了在省内来说可谓最为丰富齐全的公安司法图书典籍。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它拥有一份最为全面的剪报资料，收集了从解放初到今天为止，有关省内所有公安司法活动的新闻报道资料。这份“剪报集”中当然也包括了这几十年省内破获的许多大要案的报道，提供了足够多的研究线索和资料。邵长水在省警校主讲刑事侦查学时，就有心对本省的刑事侦查史做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梳理，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这件事一直就搁浅在那儿。现在，时间突然间涌到了自己面前，资料也近在了咫尺，“旧愿”和“积习”让他频频走进这个区图书馆的特色典藏室。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这个“特色典藏室”的管理员曹楠。曹楠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小丫头据说身上可能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长得俊秀清雅，白皙的皮肤下，清晰地显露出一条条细细的浅蓝色血管。她生性沉默寡言，少年老成。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邵长水笑着问过她，你干吗要封我这么个官衔？她却很认真地反问，那你让我称呼你什么？总不能叫你名字吧。邵长水笑道，叫名字又有何不可？叫名字显得亲切嘛。她却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回答，那不行。谁跟你亲切？你们这些男人别尽想好事。你要觉得叫“邵助理”不妥，那我就叫你“邵公安”。但后来，她还是叫他“邵助理”。

整个省城，只有一个人称他“邵助理”，就是这个曹楠。

难道是她？

声音像叫唤了一整夜的纺织娘，在黎明前终因困乏，变得微细而断续。一开始邵长水还不能确定这的确是有人在叫他。他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瞬间的幻听。他忙用双手使劲胡撸了

几下脸，又扶住潮湿的门框，定定神。有几秒钟时间周围很静，只有湿重的树叶在晨风中翻动，发出一阵阵呆滞的沙沙声。就在他打算再度伸手去触摸那门铃按钮时，那幽灵似的叫唤声又在他身后某个地方轻轻地响了起来。

“邵助理……”

这一回听分明了，的确是有人在叫他，而且那叫声也显得更加急切了一些。声音透过雨霁后在凌晨时分所形成的那一道道淡淡的雾霭，直逼他后脑勺而来。他忙回头去寻找。一个黑影很模糊地从灰蓝色的空间里飘过，并且在马路对面的几棵大树底下站住了。

“邵助理……”

第三声。这一回听真切了。叫声就是那黑影发出的。是女孩。熟悉的，不太熟悉的？曹楠，不是曹楠？总之是个女孩。他镇静了一下自己，慢慢走了过去。

果然是曹楠。她穿着便服。大概在门外这潮湿的白杨林里等待了很长时间，冻得嘴唇都已经有点发紫了。紧紧裹住她双肩的那个羊毛大披巾似乎也已让晨露打湿。同样打湿了的黑发则粘贴在了她苍白的两颊和显得有点过于饱满的额角上。因为寒冷，因为紧张，她不住地在打着寒战。

“咋回子事？你待在这儿干吗呢？”邵长水惊愕地问。

“小点儿声……”曹楠惊慌地往树底的阴暗处退了退，好像非常担心让人发现了她似的。邵长水却一直站在原地没动，只是瞪大了惊愕的眼睛，疑询似的看着她；同时压低了声音，又问了句：“咋回事嘛？”

“……”曹楠定定地看着他，只是喘着粗气，哆嗦着身子，不作声。

“瞧你冻得。走，跟我上李主任家里暖和暖和。”邵长水邀请道。他知道，这个曹楠跟省厅许多人都有来往，混得也挺熟，便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不！”小丫头很坚定地说了个“不”字，然后略有一些张惶地看着邵长水，问，“劳……劳叔是死……死在您怀里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小丫头的眼圈立刻红润了起来，问道，“他临咽气前，跟您说了些什么？”

“你打听这干吗？这跟你有关系吗？”邵长水立马警觉起来，反问道。

“……”小丫头不说话了，但仍定定地看着邵长水，似乎并不甘心在邵长水那儿一无所获，但一时间又似有点不知怎么再问下去。

“还有啥事？有话赶紧说。啊？”邵长水催促道。他早就觉出，这丫头跟公安厅某些人的关系，可能不一般。今天似乎得到了印证。

“……”小丫头继续又犹豫了一会儿，才试探着问，“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啥话？”

“……”她又看了看邵长水，似乎还在犹豫。邵长水则没再催她。他预感她会说出什么让他感到意外和吃惊的话来。他等着。

又等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口了：“您一定觉得我今天的做派有点怪异。现在我没时间跟您解释，的确也没法让您相信我。但是……但是……现在我……我只能说……一会儿……一会儿，在跟李主任汇报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有所保留。”

“保留？为什么？你要我别跟李主任说真话？”

“您怎么理解都行。就是……就是希望您一定要有所保留……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您自个儿心中一定得有数……”

“啥叫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能说得明白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