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出版书）》
作者：琼瑶
内容简介：
作品以个人经历为主线，结合20世纪抗战至当代的时代背景，追溯作者从童年至中年的生命轨迹。全书分两部：第一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记述作者童年随父母辗转湖南、重庆等地的流离经历；第二部聚焦成年后的情感波折、婚姻变迁及文学创作历程，包括《窗外》引发的争议等。作品以“人生如戏”为脉络，通过真实事件与人物刻画，展现作者对命运起伏的感悟，并强调以“宽容之心”接纳生命际遇的聚散得失。
目录
缘起
第一部
一、我出生
二、四岁以前
三、祖父和“兰芝堂”
四、小锦旗
五、在山沟里
六、在柴房中
七、“中国人”
八、衣半，穿越火线
九、曾连长
十、骑马
十一、大风埸
十二、弟弟失踪了
十三、投河
十四、老县长
十五、难民火车
十六、弟弟找到了
十七、别了！曾连长！
十八、打摆子
十九、融河二十日
二十、糍粑与红薯
二十一、瞿伯伯
二十二、检柴
二十三、一个猪头大家啃
二十四、强盗与县长
二十五、《红薯熟了！》
二十六、抗战胜利了
二十七、泸南中学
二十八、在上海
二十九、再度回乡
三十、初抵台湾
第二部
一、少年“尝尽”愁滋味
二、绝望的“初恋”
三、落榜
四、无法“死别”，毕竟“生离”
五、二十岁
六、初试写作
七、庆筠
八、结婚
九、贫贱夫妻百事哀
十、离别与儿子
十一、小庆
十二、痛苦的婚姻
十三、二十五岁
十四、《窗外》出版，愁云满天
十五、初见鑫涛
十六、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
十七、“梦想家”与“实行家”
十八、生死一线的体验
十九、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
二十、浪漫与残酷
二十一、衔云衔不住，筑臬筑不了
二十二、幸福的“声音”
后记(一）
后记（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结语
缘起
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我在离开故园三十九年以后的第一次，从台湾飞抵北京。展开了我为期四十天的大陆之行。
关于我的大陆行，我另有一本书，名叫《剪不断的乡愁》，已经写过我的感触和经过，这儿就不再赘述。
当我初抵北京，就有读者和朋友，拿着坊间出版的各种介绍“琼瑶”的书籍来给我看，我这样一看，才知道自己这“浑浑噩噩”的大半生，已被“糊糊涂涂”地报导过了。其中不少“新闻”，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在阅读这些刊物的时候，我不禁震动，不禁感动，原来在海的两岸，竟有这么多人对我关心着！当时，我就激动地说了一句：“回台湾后，我要写一本书，来介绍真实人生中的我！”
回台后，这愿望一直缠绕着我。但是，真实人生中的我，是那样难以下笔啊！镜中的我非我，别人眼中的我非我，未来的我不知何在，今天的我仍在寻寻觅觅……那么，能谈的我只有过去的我！
过去的我是怎样的？当前尘往事在我脑中一一涌现，我真不相信自己已走过这么长久的岁月，历经了这么多的狂风暴雨，目睹过生老病死，体验过爱恨别离。至于人人皆有的喜怒哀乐，在我的生命中也来得特别强烈！我的过去，原来堆积着这么多的汗水和泪水，这么多的痛苦和狂欢，这么多的相聚和别离，这么多的寂寞和挣扎，这么多的矛盾和探索，这么多的错误和抉择……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和“传奇”！我细细整理，前尘如梦！
我细细整理，为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们！
且听我“从头细述”！
第一部
一、我出生
我的故事，开始在我出生以前。我必须先从我父母的故事说起。我父亲名叫陈致平，祖籍湖南衡阳，长大于北京。
我母亲名叫袁行恕，祖籍江苏武进，也长大于北京。
北京，可以说是我父母两个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相遇，在这儿相恋，在这儿结婚。他们从相遇到结婚，就带着些浪漫和传奇的色彩。那时，我母亲在北京的“两吉女中”读书，父亲在两吉女中教书，就这样结下一段师生姻缘。据说，他们的结合，也经过了一番奋斗和挣扎，因为母亲有个大家族，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家教非常严谨。而父亲却独居于北京，生活有些潇洒不羁。外祖父对父亲摸不清底细，对于母亲这段婚事，非常迟疑。远在湖南的祖父知道之后，立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外祖父，代子求婚。据说，外祖父一读完这封信，立刻大大叹赏，说：
“虎父怎会有犬子！父亲有这么好的文笔，儿子还会弱吗？”
于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结婚那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刚刚二十。
年轻时代的母亲，非常好胜，非常要强，学习力也非常旺盛。结婚后，她仍然不想放弃学业，所以进入北平艺专，开始学画。事实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母亲自幼不曾间断的家庭课程，她对于绘画和诗词，爱之如命。
在我出生前后的许多事，我都只能用“据说”两个字来开始。
据说，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就有个附带条件：婚可以结，学业不能停！所以，母亲一点也不想当“母亲”，她还要继续念书。可是，母亲的愿望被破坏了，她结婚后没多久，就发现她怀孕了（那并不是我）！据说，母亲当时非常恼怒，一心想要拿掉孩子。但，在那个年代，如此“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简直是荒唐的！绝不允许的。母亲怀着她的第一胎休学了，心里实在不甘心，也实在不开心。
就在这种不开心又不甘心的情况下，有一天，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这一架吵得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母亲在盛怒中，要离家出走。于是，跑进卧室去搬箱子，这一搬箱子就惊动了胎气，当晚，就把已怀孕五个月的一个成形男胎给流产了！父亲这一下伤心欲绝。在祖母的遗像前掉了一夜的眼泪。
提一提我这位早夭的哥哥，只因为，他在我们家庭的传说中，似乎是永远存在的。
失去了我那位哥哥之后，母亲又继续念书，念了没多久，“七七事变”发生了。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北京，迁移到四川成都。这时候，我和我的孪生弟弟来报到了。
关于我们两个，又有许多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母亲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非常震怒。她还没有准备好要当“母亲”，正准备继续求学呢！一怒之下，她就去医院要求堕胎，医生看了母亲一会儿，安抚地说：
“不忙，不忙，你的胎儿看起来有点不寻常，让我先帮你照张X光片子，看看为什么胎儿会这么大。”
X光片子照出来一看，赫然是两个胎儿，清清楚楚地一正一倒地蜷缩在母体中。医生惊喜地对母亲说：
“你怀了一对双胞胎呀！”
据说母亲一看到片子，当时，所有的“母性”都在一刹那间醒觉，她立即爱极了腹中这对未出世的双胞胎！她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再也不提要堕胎了，开始为双胞胎准备一切小衣服小被包小枕头，一切都是双份。她兴冲冲地告诉我的姨妈和舅舅：
“我会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想想看，一对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儿，像一对白雪公主一样，多么可爱呀！我要给她们梳一样的小辫子，打一样的蝴蝶结，穿一样的小纱裙……带着她们上街逛公园！”母亲当时的心态，大概多少有点扮家家酒的味道。毕竟，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但，母亲要生双胞胎的这个消息，却震动了袁家亲人。那时候，外祖父母都留在北京。有些舅舅和阿姨已纷纷移居四川。我父母就和我的五舅及三姨，一起在成都暑袜街布袋巷中租了一幢屋子合住。在我出世以前，我的舅母和姨妈们，都帮着母亲准备双胞胎的衣物——都是粉红色的，而且全是女孩子的用品。因为，母亲坚持说：“女孩子才好玩，我要一对女儿，不要一对儿子！所以，我‘一定’会生一对女儿！”
母亲的个性那么强，自信心又那么重，谁都不敢提醒她，生儿子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我的父亲呢？我们后来一致猜想，他大概是希望生儿子的。一来，他尚有传统的思想；二来，他对前面失去的那个儿子，余痛犹存。可是，当母亲强烈地表示，她要生一对女儿时，父亲可不敢说什么，就怕扫了母亲的兴，又去卧室搬箱子！
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晚间八点，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这对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已经挤得不耐烦，竟提前来到世间！
四月二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先出世。母亲正在产床上痛得呻吟不止，当我一出世，母亲第一句话就是：
“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医生说。
母亲心中大喜，一对女儿的愿望显然已经实现。她一放心之下，忘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就打起瞌睡来。在医生又鼓励又催促下，足足过了两小时，她才又生出了我那孪生弟弟，当医生惊奇地告诉她：“第二个是个男孩！”
母亲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差点没有晕倒。再仔细一看两个孩子：弟弟皮肤黑，我皮肤白。弟弟头大，我头小，弟弟浓眉大眼，我小鼻子小嘴。两个孩子别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没有一个地方相像，何况还是一男一女！刚出世的我和弟弟，因为是早产儿，都瘦弱不堪，我只有四磅十三盎司，弟弟略重，也只有五磅十二盎司，看起来又脆弱又苍白。母亲看来看去，真是失望极了。医生安慰母亲说：
“别难过，他们虽然瘦小，看来情况还不坏，尤其这个男孩，大概可以带大，至于女孩嘛，反正是个女孩子……”
医生的意思，女孩先天不足，不带也罢！这一下，激起了母亲所有的母性，怎可放弃这女孩呢？说什么也要把她带大的！一瞬间，母亲忘记了她所有的失望，只想如何带大她这两个娇弱的早产儿！
至于父亲，当他知道他竟在一胎之内，获得了一儿一女，别提他有多高兴了！据我舅母告诉我，好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兴致勃勃地说：“以前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不是又来了吗？”
这话可有些玄，好像弟弟是我那个哥哥投胎转世而来的。不过，如果世间真有转世之说，我的孪生弟弟，说不定正是我的哥哥，谁知道呢？瞧，我和弟弟的出世，就带着点传奇色彩！
父亲在喜悦之余，就忙着帮我们取名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父亲决定用双拼的字来为我们命名。又因为父母相识于“两吉女中”，就把生为长女的我，取名为“喆”，弟弟取名为“珏”。这两个名字，念起来都有点拗口，当下，又为我们取了两个乳名，我是“凤凰”，弟弟是“麒麟”。
这样，一下子，我们家里，凤也有了，麟也有了。只是，我们这两个小东西，却全然不知我们正来到一个多难的人间，和一个多难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在新生命来临的喜悦里，也暂时忘了生活的困难，和战争的阴影，只是全心全意地抚养我们。因为是早产，我们从呱呱坠地，就必须特别照顾。尤其是我，生下来连吃奶都不会，还在保温箱里放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中，母亲就忙着选奶妈，她虽然深爱两个孩子，却无法同时哺乳两个孩子。二十天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一对双胞胎出院，也带回家我的奶妈。奶妈姓区，是从一百多个应征的奶妈中选出来的。
我和麒麟满月的那天，父亲在所有的红蛋上，都画了两个娃娃，分送亲友。有位久婚未育的伯母，一口气吃了六个红蛋，想分沾母亲的“福气”。父亲的一位朋友，还为我们这对双胞胎，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虽然那首诗连韵都没押对，仍然被我们全家津津乐道：
一男一女同时生，
喜煞小生陈致平，
待到男婚女嫁后，
一声阿丈一声翁！
我和麒麟，就这样结伴来到人间。
二、四岁以前
从我出生，到我四岁，我一直住在成都。
这段童稚的年龄，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所有的事，都是我“听”来的，小时的我，是个安静的、依人的、喜欢听大人谈话的孩子。据父母说，小时的我很“乖”，但是，非常害羞，怕见生人，家中一来客，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自我分析，童年的我，一定颇有自卑感。
谈起“自卑感”，我觉得这三个字，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缠绕着我。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就犯起“自卑感”来，此症一发作，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错！
童年的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母亲希望她的女儿像白雪公主，我和白雪公主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右边额头部分，还有一块胎记。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唯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
“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晚，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着我说：
“糟糕，额头边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辆木炭汽车中，急驶在贵州一个荒山上，那山路名叫“七十二道弯”，由这名称，就知地形的险恶。我坐在门边，谁知汽车一个急转弯，门竟然开了，我从车中直摔出去。当时，全车都认为我不死也将重伤，父母都吓坏了。当车子停了，下车去察看时，却惊见我坐在山壁下哇哇大哭，浑身上下，只有鼻子上有好大一个伤口，其他地方都只有擦伤。当时在逃难，荒郊野外，既无医院，也无医药。母亲用牙膏粉扑在我的伤口上，为我消毒。从此，我的鼻子上又多了一道疤痕。亲友们对我更加同情了：
“糟糕，糟糕，脸上有胎记，鼻子上有疤痕，将来一定没人要，一定嫁不出去了！”
小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嫁不出去”，感到好悲哀。
(后来，随时间的流逝，鼻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看不见了，额边的胎记，等到有盖斑膏的发明，我就会把它遮盖起来。等到我中年以后，这胎记也越来越淡，现在已经不明显了！）
话题扯远了，且回到我四岁以前。
我虽然不是个很漂亮的娃娃，但是，我仍然是我母亲的心肝宝贝。因为我和麒麟结伴而来，一般的中国人又比较重男轻女。母亲为了表示她“一视同仁”起见，虽然雇了奶妈，却定下了规矩，我和麒麟两个轮流，一个月我吃母奶，一个月麒麟吃母奶。母亲和奶妈，轮流喂我们两个，以免造成“母亲偏心”的错误观念。母亲想得确实很周到，谁知喂到六个月大，我刚好轮到奶妈喂，要换回母亲喂的时候，我竟然认起人来，不肯换奶了。因而，我是奶妈喂大的，麒麟是母亲喂大的。
我四岁以前，唯一有记忆的，就是奶妈。而我那位奶妈，更是爱我如命。每次我和麒麟打架了，奶妈总是提着嗓子嚷嚷：
“是麒麟的错，麒麟先打凤凰！”
于是，麒麟会被母亲打手板。而我很“乖”的观念，也是由奶妈灌输给每一个人的。
当我和麒麟两岁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又有了小宝宝。这时的母亲，已经认命了。对于“母亲”的身份，也十分熟悉了，这次，竟心安理得地期待着又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我和麒麟已经都会说话了。提起说话，母亲总是坚持说，我九个月就会说话，会喊妈妈爸爸。两岁半时母亲因小病卧床，我嬉戏于母亲床前，母亲拿着父亲的教科书，指着“国文”两个字教我认字。据母亲说，我从此就认识了“国文”两个字！这说法实在有些离谱，但母亲言之凿凿，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一九四〇年秋天，我的弟弟巧三出世了。巧三的名字也是父亲取的。因为这个弟弟和“三”字十分有缘，他在家中是第三个孩子，出生于阳历的八月十三日。阴历的七月初十，正好是七巧后三天，所以，就取了个小名叫“巧三”。我的姨妈舅舅都认为这名字非常女孩子气。我那远在湖南的祖父，听说又添一个孙子，高兴极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四年，全国上下，渴望胜利。祖父写封信来给小弟弟命名为“兆胜”，这个名字，阳刚得像个军人。于是，小弟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兆胜和巧三。
小弟弟巧三出世时重达八磅半，是个胖小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逗人喜欢。我和麒麟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弟弟给比下去了。小弟弟从小爱笑，胖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和麒麟自幼多病，又瘦又小，和这个胖小弟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父亲从巧三弟一出世，就爱极了这个孩子。母亲坚持不偏心，但新生的婴儿总得到较多的照顾，我和麒麟变成了奶妈的工作。这时，我们两个，已经懂得自己开门出去玩，去门前欣赏油菜花，去巷口叫住卖白糕的小贩，“买”白糕吃，吃完了从不懂得付账，抹抹嘴就回家啦！据我五舅母后来告诉我：
“那个卖白糕的也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不敢向你们要钱，每次跟着你们回到大门口，就坐在门槛上等，一等就是大半天，等到有人进出时，才拉长了脸说，‘双胞胎吃了我的白糕！’”
我已记不得吃白糕的事，记不得在成都的生活，对于成都，我除了记得门前的油菜花以外，就只记得我和奶妈分手时，双双抱在一起，哭得难舍难分的情景。
和奶妈分手，是我四岁的时候。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四川省得天独厚，算是大后方，所有其他各省的人，都迁移到四川来，四川一下子变成了人口汇集之地。我们一家，早早就到了成都，原该好端端地住在成都，不要离开才是。如果我们不离开成都，以后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却在一九四二年离开了成都，去湖南老家和祖父团聚，这一团聚，才把我们全家卷入了漫天烽火之中。
原来，到了我和麒麟四岁，小弟两岁那年，成都的生活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的附中当训导主任，又在光华大学兼了课，还在华西大学附中教课，好几份薪水，仍然不够维持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就在这时候，祖父思儿心切，更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儿。就三番两次地写信给父母，催促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让祖孙三代，能有团圆之日。当时，父母分析，抗日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在祖父声声催促，而成都物价飞扬的双重因素下，就毅然决定，带着我们三个，动身回湖南，去和祖父相聚了！
所以，我必须和奶妈分手了。我只记得，奶妈抱着我，哭得天翻地覆。据说，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缠着母亲不停地追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奶妈一起走呢？为什么要和奶妈分开呢？我不要和奶妈分开！我们带她一起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奶妈一起走的。所以，哭着，哭着，哭着……哭了好几天，我和奶妈终于分别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离别”，也是我童年中最早的记忆。母亲说，以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半夜中哭醒，摸索着找奶妈。
三、祖父和“兰芝堂”
在我印象中，祖父是个很威严、很有气派的老人。
祖父名叫陈墨西，他有五个兄弟，都住在老家衡阳县渣江镇的一栋祖屋“兰芝堂”里。祖父在家乡小有名气，他曾跟随孙中山先生，留学日本，参加北伐，足迹踏遍东南西北。祖父年轻时，一定是风流倜傥的。因为，他在家乡有元配夫人，又在南京娶了我的祖母。据说，祖母并不知道祖父家里还有太太，直到祖父要带祖母回家乡时，祖母才赫然发现，自己不是元配。祖母一怒之下，拒绝跟祖父回家，竟带着我父亲和伯父，去北京定居了。也亏得祖母个性如此倔强，父亲才会在北京长大，才会遇见母亲，也才有了我和弟弟们。
当我们一家五口，到湖南去见祖父的时候，我的祖母和那位元配夫人都已作古。祖父又纳了一位“许姨”作为老年的伴侣。而且在兰芝堂旁边，盖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和许姨同住。兰芝堂的陈家人，都称这幢小屋为“新屋”。
我们一抵家乡，拜见了祖父之后，整个兰芝堂都震动了。大家抢着看第一次回乡的父亲，抢着看那一口京片子的新媳妇，抢着看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抢着看那个“会让墨西老人拿着照片偷笑”的巧三！
(在这儿，要补充说明，据说，我小弟巧三因为生得乖巧，非常得到祖父的钟爱，祖父把小弟的一张照片，贴身藏在胸前的衣兜里，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会悄悄笑起来。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完了，就得意地说一句：“有这么好的孙子，我还有什么事可烦恼呢！”说完，立即就笑逐颜开了。所以，我家小弟未回乡，已先轰动。）
这样，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兰芝堂的娇客。祖父成天带着我们，拜见这位爷爷，那位奶奶……还有各房的叔叔伯伯姑姑姊婶。祖父的旧礼教很严，拜见长辈，一律要磕头。我和麒麟、小弟这三个孩子，几乎变成了三个“小磕头虫”。就不知道家乡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辈！后来，我才弄清楚，祖父虽是陈家长房，元配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女儿。我的父亲是祖父四十岁时才生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兰芝堂的同辈，都比我们大了一截。
兰芝堂在我幼小的观念中，是个深院大宅，有好几个院落，有好多好多间房间，我和弟弟们在这些房间中捉迷藏，常常躲得连父母都找不到我们。祖父对我们这三个孙儿，真是爱极了。麒麟从小就有个“大头”，我和小弟常常拍着手笑他：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祖父却欣赏麒麟的方头大耳，认为将来必有后福。小弟巧三非常机灵，嘴巴又十分会说话。我们初抵家乡，和祖父一起住在新屋。祖父买了各种糖果饼干给我们吃，又怕我们吃多了，就把饼干盒糖果盒都放在高高的架子上，让我们拿不到。有天，祖父一进房，就发现我那小弟已从厨房偷了很多白糖吃，白糖沾了满脸，像长了白胡子一样，而他还不满足，正爬上高椅子，在那儿够饼干筒。祖父一见，不禁大惊，生怕他摔了，忍不住大喝了一声。据说，我那小弟回头一看，竟面不红、气不喘地说：
“爷爷，我爬上来拿饼干，要给爷爷吃呀！”
祖父这一听，心花怒放，本就疼小弟，这一来更宠爱无比。至于我呢，我是祖父唯一的孙女儿，再加上我比两个弟弟文静多了，常跟着祖父去拜望朋友，带出带进，不吵不闹。所以，我虽是个女孩子，祖父仍然视我为掌上明珠。
和祖父团聚，那种生活真好！祖父有个长工，名叫黄才余，对祖父忠心耿耿。没事的时候，黄才余就带着我们三个去后山上玩，我依稀记得的，是我最喜欢在松林中捡松果。童年的我，没有多少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松果、竹叶、狗尾巴草。
我们在新屋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跟着祖父一起去南华中学教书，连母亲也在南华中学教国文。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和祖父，都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住。南华中学在衡山的山凹里，风景优美。
回湖南家乡这段时间，是我童年生活中比较幸福的日子。在兰芝堂的院落中，我曾奔来跑去享受大人们的疼爱。在家乡的后山上，我捡松果找鸟窝玩得不亦乐乎。在南华中学的校园里，我学着放风筝和认方块字……但是，好景不长，漫天烽火已逐渐逼向湖南。学校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大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堆上了层层阴霾。祖父和父母亲常常聚在一起商讨大计，满面忧愁。
那是一九四四年，中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我刚刚初解人事的时候，我的童年就被战争的火舌一下子卷走了。所有的欢乐和幸福，全在一夜间化为灰炮。
四、小锦旗
孩子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们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却记得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在我印象里，与战争第一个有关联的记忆，是一面小锦旗。
锦旗是父亲的一个同事送我的。一天，学校里开运动会，那些彩色缤纷的小锦旗，悬在操场中随风飘扬，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艳丽的光泽。我迷惑了，缠着母亲，固执地要求给我一面小锦旗。母亲不允，父亲叱我胡闹，我哭哭啼啼，只是要一面小锦旗。父亲的一位同事（不记得姓什么，反正是位好伯伯）取下一面锦旗对我说：
“你跳一支舞，我就送你一面锦旗。”
童年的我，是腼腆而羞涩的，要我跳舞，比登天还难。但是，那面锦旗光滑艳丽，带着那么强烈的诱惑力对我闪耀着，我的占有欲胜过了羞涩感，我跳了一支《弟弟疲倦了》，换得了那面锦旗。
得到了这面锦旗，我的快乐简直难以言喻，似乎我整个人的喜悦，都被这面锦旗所包裹着，我终日拿着这面锦旗，爱不忍释。可是，战火蔓延过来了，学校解散了，我们全家几度迁移，东藏西躲，我仍然随身携带着我的锦旗。一天夜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我爬起床来，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满脸凝重地遥望着衡阳城——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所吞噬了，连黑夜的天空，都被火映成了红色。
第二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混乱，母亲匆忙地收拾着箱笼，告诉我说，这些箱子要寄放到农家的阁楼上去，因为日本散兵已遍布四周，所有财物，随时可能遭遇洗劫。我望着母亲收拾箱子，想起我的小锦旗一我真担心日本人会抢走我的小锦旗。于是，我郑重地把那面锦旗交给母亲，要她帮我锁进箱子里去，免得被日本兵抢走。母亲把锦旗收进了箱子里，我亲眼看到祖父的长工黄才余，把那几口箱子搬到农家的阁楼上去。我很安慰，觉得我的锦旗已到了世上最安全的所在。因为，母亲说，日本兵不会去抢农舍一农舍中除了鸡鸭猪狗外，只有一些稻谷。
那夜，我睡得很甜，半夜里，却被母亲仓皇地摇醒了。我睁眼一看，父亲正手忙脚乱地给麒麟小弟穿衣服，满屋子的人奔来奔去。我胡乱地下了床，怔忡不已。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我跑到窗口一看，不得了，农庄中到处都是火光。人声、枪声、追逐声、鸡鸭犬吠声乱成了一团。我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这时，吓得完全呆住了。父母和祖父已急忙拉着我们三个孩子，匆忙地说：“墟！不要出声音，我们要躲到山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到山里去，但，已完全体会出周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们摸黑离开了居住的农家，父母扶着祖父，抱着小弟，拉着我们这对双胞胎。大家跌跌冲冲地走人山里。山中遍是荆棘和杂草，我们刺到了，割伤了，却没有人敢哭。一直摸到一个山谷里，大家藏在巨石堆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中，我们看到火焰冲天，处处都冒着火舌，天空都染成了红色。
慢慢地，天亮了。枪声逐渐远去。当黎明终于来临，四周变得特别地安静。然后，我们听到黄才余的声音，在呼唤着、找寻着我们。我们从蛰伏的地方跑了出来，黄才余找到了我们，见我们完好无恙，又惊又喜。接着，却又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一队日本兵连夜侵袭了农庄，他们果然没有抢劫农舍，却很干脆地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农庄烧成了平地。烧掉了阁楼，烧掉了我们全部的箱笼，也烧掉了我的小锦旗。
于是，我失去了心爱的小锦旗，于是，我也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喜悦——在记忆中，这是一连串苦难的开始。
五、在山沟里
接下来，日军大量地涌到了乡间，洗劫村落。他们所过之地，杀人放火，搜刮一空。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地灌输学生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的，确实更难幸免！因而，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完全隐藏在深山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条山沟。
这条山沟原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水已经干了，我们用油布铺在地上，露天席地而坐，已经坐了整整三天。山沟的出口处直通山下的小路，黄才余砍了许多松柏树木，伪装地种满了那出口，遮住外界视线。我们就待在那窄小的泥土沟中，靠黄才余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送食物来给我们吃，并报告我们外界的消息，那消息一定越来越坏，因为父母的眉头是越皱越紧了。
我真不知头两日是怎么挨过去的，只记得麒麟总是哭，总是吵肚子饿了。母亲为了安抚他，把皮包里的钥匙链、发夹、口红套子、小梳子、小镜子……都搬出来给他玩，他藏了一口袋的叮叮当当，仍然又哭又闹。小弟才只有四岁，更是无法讲道理的年龄，他爱动物，抬起头来，他就研究松树里有没有鸟窝，低下头去，他就在草丛里猛抓蚂蚱，他唯一的好处是爱睡，一无聊就哭，哭哭就睡着了。三个孩子里我最安静，坐在那儿，我一直在追悼我的小锦旗。
第一天，我们全家只吃了黄才余送来的两大碗白饭，第二天，仍然只吃了两碗白饭。第三天，长工一直没有出现，我们饥肠辘辘，麒麟和小弟又开始哭。我听到父亲在悄声对祖父说，他真担心黄才余的安危。时间从清晨一直挨过去，太阳从山沟的那一边移向山沟的这一边，在饥渴交加之下，最安静的我也不能安静了，麒麟叫饿，小弟叫渴，我开始抽抽噎噎地哭。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闹成一团，父亲喝骂着，祖父直摇头叹气，母亲左手搂着弟弟，右手搂着我，不停口地安慰，整个山沟里都是我们的声音，就在此时，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掩护着我们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母亲的脸色雪白，她紧搂着麒麟，用手按住他的嘴，阻止他哭出声来，小弟的头全埋在父亲的长衫里，吓得身子发抖，祖父的嘴唇颤动，在那儿不出声地诅咒。时间似乎过了有一世纪那么久，然后，那批日本兵从山沟出口的松柏掩护之处，一个个地走了，居然没有人发现我们。
目送那群日本兵走得看不见了，母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脸色依然发青，麒麟挣出了母亲的手心，坐在地上直喘气，也忘了吵肚子饿了，小弟抬起头来，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珠骨溜溜地转着，嘴里结结巴巴地叽咕着：
“枪，枪，好长……好长……的枪！”
母亲伸手要去抱小弟，小弟仍然结巴着：
“枪，枪，有枪！有枪！”
母亲的脸色猛然间僵住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抬头向上看，这才发现，居高临下，一排日本兵站在山沟外，俯身注视着我们，一管管长枪，正对着我们。我和弟弟挤在一堆，全倚进母亲怀里。有几秒钟，山沟里的我们，和山沟外的日军，大家彼此注视着，都没有出声。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跳进了山沟，拿枪对着祖父指了指，用中文说：
“站起来，给我检査！”
祖父不得已地站了起来，那军官在祖父的口袋里搜出了钱、名片、钢笔、校徽……一大堆东西，他收起了钱，紧盯了祖父一眼：
“教书的，嗯？”
祖父拒绝答复，那军官也不再问，同样地，他又搜查了父亲，洗劫了父亲身上的钱，母亲早已悄悄地把皮包塞进了草丛中，站起身来，她主动地拍了拍自己的身子，她只穿了件旗袍，实在无处可以藏钱。
那军官仍然握着枪，望着手里的校徽、名片等物，犹豫地看着父亲和祖父。山沟里的空气僵着，母亲的嘴唇越来越白，忽然间，我那孪生弟弟麒麟排众而出，大踏步走到那军官面前，昂着头，清清楚楚地说：
“你不用检査我，我身上的东西，都给了你算了！”
他从口袋里，叮叮当当掏出他那些钥匙链、口红套、梳子、小镜子、发夹、弹珠，还有些小石头子儿，全递给那个军官。一时间，那军官怔着，接着，一丝笑意忽然掠过他的嘴角，同时，山坡上的日军，也发出一阵哄笑。在这突然爆发的笑声里，那军官跳出了山沟，对他的部下挥了挥手，示意离去。显然，祖父和父亲的命是捡回来了。那些日本兵正要走开，其中却有个身材高大、相貌粗鲁的大汉，突然蹿了出来，用日本话吼了几句，就一下子跳进了山沟，直奔母亲而来。这一下变生仓促，我们全呆了，母亲慌忙说：
“我身上没有钱！”
那日本大汉敞着胸前的衣服，军装上一个扣子也没扣，手里没有拿枪，却握着一根大木棒，他咧着嘴，面目狰狞而凶恶，一伸手，他抓住了母亲的手腕，用生硬的中文，口齿不清地说：
“跟我走！”
说着，他就死命地把母亲向山沟外面拖，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
“放手！你这禽兽！放手！”
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
“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我们哭，母亲也哭，那日本大汉却用日文大声咒骂，顿时间，哭声、喊声、咒骂声，闹成了一片。而母亲的身子，逐渐从我们手中滑了出去，我和弟弟们惊恐之间，哭得更加惨厉。就在这时，那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忽然用日文喝叫了一声，那大汉立即松了手，抬头和那军官争执着，军官叽哩咕噜地讲了一大串，一面用手指着哭成一团的我们，脸色非常严厉。终于，那大汉悻悻然地一摔手，跳出了山沟，背着他的木棒，扬长而去。我们惊惶之余，都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用双手紧抱着我们，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半晌，才发现那日本军官并没有走，一直站在那儿望着我们发愣。等我们哭声稍歇，他就跳进山沟，把小弟拉到他身边，我们以为他要掳走小弟，又都惊恐地扑过去抓小弟，谁知，他却用手帕拭去了小弟的泪痕，转头问母亲：
“他几岁？”
母亲颤声回答：
“四岁。”
那军官仰头看了看遥远的云天，若有所思地轻声说了句：
“我儿子和他一样大！”
说完，他转身走出山沟，手一挥，带着他的队伍，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惊魂未定，实在不相信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大难。我那时还不能了解，即使是日军，也有妻儿，也有子女，在他们残杀无辜的当儿，也会有几个无法全然泯灭“人性”的军人。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想必也是个知识分子吧！
当时，父亲和祖父都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一家人我望望你，你望望我，刹那间已恍如隔世。父母执手相看，惊吓未消。我们三个孩子，用手臂紧拥着父母，仍呜咽未已。祖父用拐杖一踩地，毅然地对父亲说：“湖南不能待下去了。我已经老了，不拖累你们，你们还年轻，给我趁早离开！你们到后方去，想办法回四川去！走！一定要走！”父母和祖父在山沟中默默相对，彼此心中都明白，大难已在眼前，分离是必然的事。只是当时，谁也无法就去面对这个事实！
六、在柴房中
从山沟到柴房，这两个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之间到底隔了几天，还是一星期？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童年的记忆，往往只是一些片段的“面”，而不是一条清晰的“线”。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日军整日在乡间搜刮抢掠，杀人纵火之事，更是每个村子中都经常遭遇的。我们一家东迁西徙，到处躲避日军的耳目。主要的，仍然因为父母是“读书人”的缘故，日军可以放过一般农民，却杀掉了无数的知识分子。
似乎在离开山沟后没几天，我们一家就和我表叔的一家会合在一起了。表叔是父亲的表弟，年纪很轻，表婶在我记忆里是个娇小玲珑的小美人，他们有个一岁大、还抱在襁褓中的儿子。我那小表弟长得白白胖胖，面貌清秀可人。很明显地，他是我表叔和表婶的命根子。当我们结伴迁移的那些日子中，他们最关心和最保护的，就是那个怀抱中的小儿子。
那天，我们到了祖父以前的一位老佃农家中，这位老农夫已经自己有田有地有农庄，是个敦厚朴实善良的典型农人。他的房子占了一个极好的地理环境，是建造在一座竹林的深处，因为单独隐蔽在密林之中，极难被外界所发现。更妙的是，这屋子背后就是一座未开发的山林。万一给日军发现，往这深山里一躲，那就更难被找到了。所以，我们投奔到这老农夫家里来。
到了老农夫家里，我们才发现那儿已成为附近所有知识分子及乡绅们的避难所。老农夫热情而慷慨，来者不拒，家里已挤满了人。这是父母始料所未及，而最没料到的，是这“避难所”早被日军所发现，据老农夫说：
“昨天一天，来了三批鬼子，到处抓人。我早派了人守在竹林外面，一有鬼子来，我就叫大家躲，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可以疏散到山里去。所以，日本鬼子一个人也没抓到！”湖南人称日本人，都称“鬼子”。
那老农夫一股得意样儿，他的太太是个憨厚的老太婆，老夫妇俩对祖父和我们招呼得无微不至，细心地告诉我们如何躲藏，如何走捷径人山，如何在山里找山洞树洞等等。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几日之内，已救了无数人。而那些其他的避难者，也早对入山之路，熟悉万分了。
那是午后，我们走了许久的路，抵达老农夫家里时已又饿又累。老农夫对我们指示完了，就立刻弄了一桌子的饭菜，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都饿得头发昏，坐下来就开动，谁知才拿起筷子，就听到门外一阵吆喝，马上就是一阵人来人往、大呼小叫的混乱之声，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婆已冲进屋子，对我们挥着手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