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山下已是广西省境。“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只有见过广西“山水”的人才能了解。这大风坳一山之隔，竟是两个世界。
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了一座座的石峰。那些石峰形状怪异，嵯蛾耸立，有的陡峭尖利，有的圆秃光润，一座又一座，全散布在平坦的、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真怪极了，也真美极了。但，让军人们欢呼的，并不是这“甲天下”的风景，而是水！好久看不到的水！大家渴求已久的水！原来，在那些石峰之间，一条蜿蜒的河流，正盘旋着一直流经山脚下，水声淙淙，都清晰可闻！
这一下，大家都疯了！
忘了军纪，忘了疲惫，大家狂喊着，蜂拥地往那山下冲去。曾连长第一次没有约束他的队伍，他一任士兵们连滚带爬地冲下山，冲向河流。
不知道是怎样的，我也冲进河水中了，我和父母、麒麟、小弟，我们一家人全在河里。我们泼着水、溅着水，又叫又嚷。流亡以来，这是第一次，全家都笑得好开心。河水又清又凉又舒服，我们人人都浸得透湿透湿。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水边扎营。
那夜有星有月，那夜有山有水，那夜的一切都很美，但是，那夜以后呢？
十二、弟弟失踪了
第二天，又开始行军。曾连长的部队不是作战部队，而是辎重部队，沉重的装备，不足的人力，在人疲马乏的情形下，行走那些崎岖的小路，仍是十分艰苦。那天的目的地是广西边境的一个大城东安，但走到东安前的一个小镇，那小镇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白牙”。到了白牙，大家实在疲乏得寸步难行，更何况黑夜早已来临，大家已摸黑走了很久。于是，曾连长下令在白牙的镇外扎营。
曾连长尽量不在城镇中扎营，尽量不使老百姓受到任何骚扰，也避免士兵在城镇中受到物质的引诱而犯纪。记得有一晚我们驻扎在一个小镇，半夜里突然被两声枪声惊醒，一时还以为日军追杀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曾连长处决了手下的一个士兵，因为那士兵窃取了农家的一根甘蔗，被曾连长发觉，当场枪决。我父亲为此事深表不满，向曾连长抗议，说一条人命怎可低于一根甘蔗呢？这种处分不太重了吗？曾连长大不以为然，他说行军而不守纪律的话，所到之处，必然像蝗虫过境，为老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日本人蹂躏人民，还不够吗？还容得了我们自己的军队去骚扰？一根甘蔗事小，但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不容许违反的规定！曾连长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
话说回头，我们那晚在白牙扎了营，不久后伙夫们已煮好了又烫又香的稀饭，来叫我们吃。接下来，那晚的一切，都清晰得如同昨日。母亲为我装了稀饭，就去招呼弟弟们也来吃稀饭，发现他们不在身边，就高声喊叫他们的名字，竟然没有人答应！
“麒麟！小弟！麒麟！小弟！”母亲的叫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惊惶。“麒麟！小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挑夫！挑夫！两个挑夫呢？孩子呢？孩子呢……”
父亲加入了呼唤，声音更急更凄厉：
“小弟！麒麟！你们在哪里？”
没有回答。
箩筐不见了，挑夫不见了，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见了！
整个队伍都惊动了，曾连长也赶了过来。因为行军的队伍很长，两个挑夫前前后后混杂在队伍里，不一定随时在我父母视线以内，我父母已对他们很信任，又觉得有军队在保护，不怕他们开小差。可是，现在，连挑夫、行李、箩筐，带弟弟们，一起不见了！
我父母几乎要发狂了。他们抓着每一个士兵问：
“有没有看到挑夫？有没有看到孩子？”
曾连长立刻派了两个人，全队搜査，并分别到前后各路去找寻，回报都说，开拔后就没人见过他们。
弟弟们丢了！弟弟们失踪了！我父母急得快疯了。
“别急！”曾连长镇定地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安，临时决定在白牙停留下来，一定是挑夫走得快，先到了东安，说不定，他们正在东安找我们呢！不要慌，明天我们早一点到东安，保证一找就找到！”曾连长自有一股镇定人心的力量，我父母听了，大概也觉得言之有理。虽然惶急得坐立不安，粒米难下，也只得眼巴巴地等天亮。
那一夜实在太漫长了！父母和我，都整夜没有阖眼，母亲急哭了，一直自怨自艾没有看好两个弟弟，父亲不住地安慰母亲，自己的眼眶也红着。我咬着牙默祷，天快一点亮吧！弟弟们一定在东安城里，一定在东安！
终于挨到天亮，终于大队开拔，终于到了东安城！
一进东安城，父母和曾连长，就都怔住了。
原来，东安是个很大的城，居民很多。但是，东安在政策上，准备弃守，所以，城里的老百姓，早已在政府的安排下，完全撤走了。我们现在走进去的东安城，已没有一个居民，所有的民房都敞着大门，城里驻扎的全是国军。各师各营各连的国军都有，这根本是一个大军营！
城里哪儿有两个挑夫？哪儿有两个弟弟？
曾连长叫来几个士兵，走遍全东安城找！
找不到！根本没有人看到过两个挑夫挑着两个孩子！
父母亲伤痛欲绝，连一向镇静的曾连长，也开始不安起来。他又说，可能他们还在白牙。我们从大风坳山下到白牙走的是小路，路较近，如果挑夫走了大路，或在中途休息，那么可能比我们较晚才到白牙。也可能从白牙到东安走了一条与我们不同的路，尚在路上。于是，他一面安慰我们，一面分派两批快骑，分两路向白牙赶去！
第一批快骑回报：没有踪迹。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批快骑身上，等待中时间变得特别缓慢，焦虑也越来越重，然后，第二批的王排长快马跑回来了，他大声叫着说：“我们找不到陈家的娃仔，却与一批日军遭遇上了，他们向我们放枪，我们也向他们放枪！我想找娃仔事小，回来报告日军的动向更重要！”
据说，政府为了保持抗战的实力，不愿意作无谓的消耗战，军队都奉命退守到各地。东安既不是迎战的战场，又知道日军加速进逼，于是，顿时间，东安城乱成一团。各路军队都纷纷提前向各自目的地开拔。曾连长率领的是辎重部队，更不能不与其他部队一起撤离！
眼看别的部队都已撤离，曾连长不能再犹豫，一面大声下令自己的部队撤退，一面飞快地把我抱上马，对我父亲大叫着说：
“陈先生，年纪轻轻的，还怕没儿子吗？生命要紧，快走吧！”说着便拍马疾驰。也许在他想来，只要把我带走，我父母也就会跟上来了！
这些日子来，我一直跟着曾连长骑马，也因为跟着曾连长骑马，我才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失踪。曾连长马背上的位子，我都坐熟了。可是，这次，我惊惶回顾。只看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呆呆地站在路边，像两根木桩，动也不动。我心中大急大疼，那位子就再也坐不稳了。我嘴里狂叫了一声：
“妈妈呀！”
一面，就挣扎着跳下马去，曾连长试图拉住我，我早已连滚带跌地摔下马背，耳边只听到连长那匹骏马一声长嘶，再回头，那马载着曾连长，已如箭离弦般，绝尘而去。我没被马踩死，真是古怪！
我从地上爬起来，跌跌冲冲地爬到母亲身边。
母亲用双手紧拥住我，父亲愣愣地站在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呆呆地、失魂地，眼看着军队一队队飞驰而去。
一切好快，曾连长不见了，所有的驻军都不见了，只有滚滚尘埃，随风飞扬。
偌大的东安城，在瞬间已成空城。城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变得像死一样寂静。
风吹过，街上的纸片、树叶、灰尘……在风中翻滚。家家户户，房门大开，箱笼衣物，散落满地。
我们伫立在街边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里想的，只是那两个现在不知流落何方的弟弟！
十三、投河
我不知道我们在东安城里站了多久。只知道，最后，我父母终于开始走动了。他们牵着我的手，一边一个，很机械化地、很下意识地、很安静地向城外走去，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从马背上摔下时，把鞋子也滑掉了。跟着父母走出东安城，在那种摄人心魄的肃穆气氛下，我想也没想到我的鞋子。出了东安城，地上满是煤渣和碎石子，我赤足走在煤渣和碎石子上，脚底彻骨地刺痛，但我咬紧牙关，不说也不哼。父母的沉默使我全心酸楚。虽然我那么小，我已深深体会出当时那份凄凉，那份悲痛，和那份绝望！
城外有条河，叫做东安河，离城要经过东安河上的那座桥——东安桥。
我们机械化地走上桥，母亲走到桥的中央，便停下步子，站在桥栏杆边，痴痴地凝视着桥下的潺潺水流！
我还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父亲已闪电般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母亲，他们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彼此心中已有默契，父亲知道母亲要做的事。
“不行！”父亲流着泪说，“不行！”
“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母亲凄然问，“两个儿子都丢了！全部行李衣服也丢了！凤凰连双鞋子都没有。曾连长走了，日本军人马上就要打来……我们还有路走吗？孩子失去，我的心也死了！而且，日本人追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没有尊严地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如有尊严地死在自己手里！”
父亲仰天长叹：
“好吧！要死，三个人就死在一起吧！”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说完，我哭了。
母亲也哭了。
父亲也哭了。
我们一面哭着，一面走下桥来，走到岸边的草丛里，我亲眼看到父母相对凝视，再凄然地拥吻在一起，然后从岸边的斜坡上向河中滚去，滚进了河水。
河水并不很深，我看到父亲把母亲的头按在水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母亲不再动弹，父亲也不再动弹，河水不能使他们沉没，但已使他们窒息。
我开始着急，我不知道父母是否已死，我既然答应说也愿意死，当然也得一死，我不知道怎样才会死。既然父母说要死便滚进河水，谅必要死就得下水。
因此，我一步一步地向河水中走去，慢慢地挨向父母。水流很急，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只是要跌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维持身子的平衡。河水逐渐浸没了我的小腿，浸没了我的膝盖，当河水没过我的腰时，我再也无法站稳，就坐了下去。这一坐下去，河水就一直淹到我的颈项了。这样一来，恐惧、惊吓和悲痛全对我卷来，我本能地就放声大哭，边哭边喊：
“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爸爸呀！……”
我泪眼迷糊地看到，母亲的身子居然动了，接着，我感到母亲的手，在水底摸到了我的脚。
原来，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被水淹得昏昏沉沉，这时，被我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竟然喊醒了。她母性的本能还想保护我，伸手在水底摸索，正好握住我的脚。顿时间，她醒了，真的醒了。
我看到母亲挣扎着从水里坐起来，又去拉扯父亲，父亲也没死，从水中湿淋淋地坐起来，怔怔地看着母亲。母亲流泪说：
“不能死！我们死了，凤凰怎么办？”
一句话说得我更大哭不止。于是，三人拥抱着，哭成一团。
哭完了，父亲和母亲决定不死了。
我们三个，又从水里爬上岸。
那天，有很好的太阳，我们三个人，从头发到衣服都滴着水，除了身上的湿衣服以外，三人都两手空空，别无长物。离开家乡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一贫如洗”。我们还真是入水“洗”过了。顶着满头的阳光，我们大踏步地往前走去。因为我没鞋子，父亲心痛，常常把我背在背上，我对亲情的感受从没那时来得深厚。尤其，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弟弟！
父母都走得很安静，很沉默，也很轻松，因为他们真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了。他们似乎连顾忌和害怕也没有了。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事实上，以后许多年，父母都常谈起这次“死后重生”，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海阔天空”的一刹那，对生与死、得与失，都置之脑后了。）
我们就这样又“活”过来了。
十四、老县长
一家五口，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我喉咙中始终哽着，不敢哭，只怕一哭，父母又会去“死”。
以往，我们的旅程中虽然充满了惊险，也曾在千钧一发的当儿，逃过了劫难。但是，总是全家团圆在一块儿，有那种“生死与共”的心情。现在，失去了弟弟，什么都不一样了。麒麟爱闹，小弟淘气，一旦没有他们两个的声音，我们的旅程，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让人只想哭。
我们忍着泪，缓缓而行，奇怪的是，一路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连那队被王排长所遭遇的日军，也始终没有追来。
东安城外，风景绝美，草木宜人，花香鸟语，竟是一片宁静的乡野气氛。谁能知道这份宁静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腥风血雨！发生过多少的妻离子散！我们走着，在我那强烈的、对弟弟的想念中，更深切地体会到对日军的恐怖和痛恨！
平常我也常和弟弟们吵嘴打架，争取“男女平等”（湖南人是非常重男轻女的）。而现在，我想到的，全是弟弟们好的地方。我暗中发过不止一千一万次誓，如果我今生再能和弟弟们相聚，我将永远让他们，爱他们，宠他们……可是，战乱中兵荒马乱，一经离散，从何再谈团聚？他们早已不知是生是死，流离何处。
那一整天，我们就走着，走着。母亲会突然停下脚步，曝泣着低唤弟弟们的名字。于是，我和父亲也会停下来，一家三口，紧拥着哭在一起。一会儿，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一天是那么荒凉，那么渺无人影的。郊外，连个竹篱茅舍都没有，国军都已撤离，日军一直没有出现……仿佛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
我们似乎走过一座小木桥，似乎翻过了一座小荒山，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了鸡声和犬吠，证明我们已来到了人的世界！加快了脚步，我们发现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
那村庄房屋重叠，像一个小小的市镇（可惜我已忘记那村庄的名字），在村庄唯一人口的道路上，却站着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像站岗般守在那儿。我们跋涉了一天，在剧烈的哀痛中，和长途步行的劳累下，早已筋疲力尽而饥肠雷鸣。再加上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心里就已热血翻腾，恨不得拥抱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感慨交加地往村庄中走去，谁知道，才举步进去，那站岗的年轻人就忽然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面前一横，大声说：“什么人，站住，检查！”
我们愕然止步，父亲惊异和悲伤之余，忍不住仰天长叹，一迭连声地说：
“好！好！好！我们一路上听日军说这两句话，想不到，现在还要受中国人的检查！只为了不甘心做沦陷区的老百姓，才落到父子分离，孑然一身！检查！我们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被检查！”
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又悲愤，又激动。话才说完，就有一个白发萧萧、面目慈祥的老人从那些年轻人后面走了出来，他对父亲深深一揖，说：
“对不起，我们把村子里的壮丁集合起来，是预备和日军拼命到底的。检査过路人，是预防有汉奸化了装来探听消息。我听您的几句话，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难民。我是这儿的县长，如果您不嫌弃，请到寒舍便饭，我们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招待您一家过夜！”
老县长的态度礼貌而诚恳，措辞又文雅，立刻获得父母的信任和好感。于是，那晚，我们就到了老县长家里，老县长杀鸡杀鸭，招待了我们一餐丰盛之至的晚餐。席间，老县长询问我们的来历和逃难经过，父亲把我们一路上的遭遇，含泪尽述。老县长听得十分动容，陪着父亲掉了不少眼泪。最后，老县长忽然正色对父亲说：
“陈先生，您想去后方，固然是很好，可是，您有没有为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想过？”
父亲不解。老县长十分激昂地说：
“您看，陈先生。中日之战已经进行了七年，还要打多久，我们谁都不知道。日军已向东安进逼，打到我们村里来，也是弹指之间的事，早晚，我们这里也要像湖南其他城镇一样沦陷。我已经周密地计划过了……”他完全把父亲引为知己，坦白地说，“我把附近几个村庄联合起来，少壮的组织游击队，发誓和日军打到底。老弱妇孺，必须疏散到深山里去，我们在山里已经布置好了，只要日军一来，就全村退进深山，以免被日军蹂躏。那深山非常隐蔽，又有游击队保护，绝不至于沦入敌手。可是，陈先生，我一直忧虑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如果这长期抗战再打十年八年，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谁来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谁来灌输他们的民族意识？陈先生，您是一个教育家，您难道没有想过这问题吗？”
父亲愕然地望着老县长，感动而折服。于是，老县长拍着父亲的肩膀，热烈地说：
“陈先生，留下来，我们需要您！您想想，走到四川是一条漫长的路，您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未来仍然吉凶难卜！与其去冒险，不如留下来，为我们教育下一代，不要让他们做亡国奴！”
老县长的话显然很有道理，因为父亲是越来越动容了。但是，父亲有父亲的固执：
“为了逃出沦陷区，我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在这么高的代价之下，依然半途而废，未免太不值得了！不行！我还是要走！”
“留下来！”老县长激烈地说，“留下来比走更有意义！”
“不行，我觉得走比留下来有意义！”
那晚，我很早就睡了，因为我已经好累好累。可是，迷迷糊糊地，我听到父亲和老县长一直在争执，在辩论，在热烈地谈话，他们似乎辩论了一整夜。可是，早上，当老县长默然地送我们出城，愀然不乐地望着我们的时候，我知道父亲仍然固执着自己的目标。父亲和老县长依依握别，老县长送了我们一些盘缠，他的妻子还送了我一双鞋子，是她小脚穿的鞋子。我只走了几步路，就放弃了那双鞋。我至今记得老县长那飘飘白发，和他那激昂慷慨耿直的个性。长大之后我还常想，一个小农村里能有这样爱国和睿智的老人，这才是中国这民族伟大和不朽的地方！
我记下老县长这一段，只因为他对我们以后的命运又有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怎知道，冥冥中，这老县长也操纵了我们的未来呢？
和老县长分手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那郊外的小路上，行行重行行，翻山涉水，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乡镇。
这个乡镇并不比前一个小，也是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们才到村庄外面，就看到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男人，正若有所待地站在那儿。看到了我们，他迎上前来，很礼貌地对父亲说：
“请问您是不是陈先生？”
父亲惊奇得跳了起来，在这广西边境的陌生小镇上，怎会有人认得我们而等在这儿？那年轻人愉快地笑了，诚恳地说：
“我的父亲就是您昨夜投宿的那个村庄的老县长，我父亲连夜派人送信给我，要我在村庄外面迎接您。并且，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请您留下来！”
原来那老县长的儿子，在这个镇上开杂货店，老县长虽然放我们离去，却派人送信给儿子，再为挽留我们而努力。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感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去了这年轻人的家里。
在那家庭中，我们像贵宾一样地被款待，那年轻人有个和我年龄相若的女儿，他找出全套的衣服鞋子，给我重新换过。年轻人不住口地对父亲说：
“爸爸说，失去您，是我们全乡镇的不幸！”
父亲望着母亲，好半天，他不说话。然后，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下决心地说：“好了！你们说服了我！我们留下来了！不走了！”于是，我们在那不知名的乡镇里住了下来。
这一住，使我们一家的历史又改写了。假若我们一直住下去，不知会怎样发展。假如我们根本不停留，又不知会怎样发展。而我们住下了，不多不少，我们住了三天！为什么只住了三天？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三天后，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强烈地想继续我们的行程，他又不愿留下来了，不愿“半途而废”。虽然，老县长的儿子竭力挽留，我们却在第四天的清晨，又离开了那小镇，再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这三天的逗留，是命运的安排吗？谁知道呢？
十五、难民火车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火车”，我不知道坐过那火车的人能不能忘记那种经验。
我们离开那小乡镇后，翻过了一座荒山，就第一次看到了去桂林的难民火车！初听汽笛的狂鸣，初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车厢里，车厢顶上，车厢下面……人叠着人，人挤着人……我们兴奋得大叫。有火车，我们不必再走路了！有火车，我们就安全了！有火车，可以把我们带往四川！于是，我们爬上了车顶，挤进了人潮里。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象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地道地道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着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的上面，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着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轰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一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辗为肉泥。
这，就是难民火车。
我和父母还算幸运，我们在“上”位上找到了一块位置。我想，三种位子里还是上位最好。但是，当时选择车顶的人比选择车厢的人仍然少得多。因为车顶上极不安全，一根凸出的树枝可以把你扫下车子，电线可以挂住你，打个瞌睡，也可能滑下车子。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坐好了就不能移动。
我们有了“上位”，本以为是一段“徒步跋涉”的终止，谁知道，搭上了车，我们才发现高兴得太早。姑不论坐在那种车顶上有多少限制和恐惧，那车子是烧煤的，阵阵煤烟，随风而至，车子开了没多久，我们也都成了黑人，而且被煤烟呛得咳个不停。再加上，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一阵惨呼或哭叫，使我们明白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内”的“意外”。在一个大的战乱里，生命是那么渺小而不值钱。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啜泣，我用手紧紧地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地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着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着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走，我们沿着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着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着：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着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着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急促地嚷着：
“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地大跳大叫，夹杂着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
“连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地嚷着：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着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奔而去。
十六、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
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般地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
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
“请问您知道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
“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地问，“你的身份是什么？”父亲惶急地解释着，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地狂叫了一声：
“曾连长！”
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地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着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
“两个小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着，“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好心，商量着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着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
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
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我们，他瘪了瘪嘴，红着眼睛，举着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着，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着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地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地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
十七、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
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地拜倒在曾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
“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地团聚！喝他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着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着车窗，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
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
别矣，曾连长！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着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着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
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着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
十八、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走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
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
“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地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
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人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地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找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
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地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地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
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地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渡过了。症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
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
十九、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