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人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
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地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
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地回到学校去。逐渐地，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
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地说：
“不许去！”
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
“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着两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地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
“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
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拼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地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
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人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骄傲地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
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注销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唯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
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二十九、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着她跪下，扶着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着小妹，看着我们，微笑着，哽咽地说了句：
“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
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着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
这是我童年中唯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
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表姐，是个非常温柔、善良、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时间，她受母亲重托，带我们三个孩子，真正做到了“长姐如母”，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弟的淘气，已经出了名，麒麟脾气火暴，不是和同学打架，就是和邻居动手。只有我比较安静，但是也有我的麻烦，那时我已爱书成癖，一天到晚要买书，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哪里还有闲钱买书？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整天眼泪汪汪的。
在怡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们的“吃”。原来，母亲叮嘱表姐，无论怎么穷，必须想尽办法，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于是，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中午是咸蛋配干饭，晚饭是干饭配咸蛋。吃了好几个星期，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就离开饭桌去看书。表姐一看不是办法，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用荸荠和肉一起炖。锅端上桌，我们三个欢声雷动，举起筷子，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全是荸荠。
生活就是这样“贫困”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祖父过八十岁大寿，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为了过寿，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我们三个和母亲，都赶回了兰芝堂。这一回到兰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德高望重”。许许多多亲友，总有一百多人，都从湖南各地，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兰芝堂张灯结彩，鞭炮声不断地响。因为客人随时随刻会到，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虽然酒席不算丰盛，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养了许多年的鱼，大家都舍不得吃。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请来戏班子演戏。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都赶过来看戏。我杂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乐乎。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回新屋去睡觉时，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声称要看到戏散。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着我们回新屋，他扛着小弟，牵着麒麟，手里提着盏风灯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亲又着急又叹气，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百零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母亲连夜洗衣服，衣服不干。第二天我只有穿着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
磕头。谈起磕头，祖父的旧规矩不变。见了长辈，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真是磕不完的头。在这个时候，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唐昭学那时读高中，大约十七八岁，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据说，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刚好比我们的辈分小了一辈，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见了长辈要磕头！小弟拉着祖父，跳着脚兴奋地嚷：
“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快叫他给我们磕头！我们磕了好多头，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
唐昭学不肯磕头，也不肯叫我表姑，别别扭扭地鞠了个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过完寿，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怡园来，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过完了十岁生日，已经很懂事了。十岁以后，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事实上，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其中，包括唐昭学的笛子。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他随身带着，一有空闲，他就拿出笛子来吹。他吹得非常好。我从小对音乐、戏剧、文学、艺术都爱。这时，唯一接触到的音乐，就是唐昭学的笛子。我觉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极了，就常常缠着他吹笛子，他也有求必应，一次一次地吹给我听。我得寸进尺，要求他把笛子送给我，他却坚持不肯。原来，这支笛子是他一个好朋友，亲手用竹子雕凿给他的。现在，这位好友已分别了，他为了纪念好友，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支笛子。
有一段时间，唐昭学和他的笛子，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父亲滞留上海，母亲远去教书，那年的我颇感孤独。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学。记忆里，我小时并不淘气，战乱和贫穷已经使我早熟。可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学吵起架来。因为他辈分比我低，我对他真是肆无忌惮，我猜想，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无理取闹，所以他对我不肯让步。吵着吵着，我一时火起，竟抓起他的笛子，用力往桌上敲去。他飞扑上去救笛子，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几片。在那一刹那间，我呆住了，他也呆住了。
说真话，我绝没想到，笛子一敲就会裂。当笛子裂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心里说不出有多后悔。唐昭学脸色发青，抓了破笛子对我又吼又叫。偏偏表姐袒护我，跑出来就对唐昭学大骂一顿：
“一支笛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大的男孩子，和小女孩吵架！你羞不羞？何况人家小凤凰，还是你的表姑呢！”
唐昭学一气之下，拿着破笛子，转身就冲出了房间。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日子，他都不来理我。
当唐昭学终于又来找我讲话的时候，父亲已从上海匆匆赶回，母亲也从学校辞职回衡阳。衡阳城中，一片乱糟糟，刚直小学停课了，许多同学都回到乡下去了。父母和祖父，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讨论。这种气氛，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的，每当大人们脸色沉重地讨论，每当学校里学生纷纷离去，每当城市中的人们行色仓皇……就是离别的时候到了。
离别的时候确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们再次离开祖父。四个孩子，和祖父一一拥别，祖父叮嘱又叮嘱：等时局安定了，早日归来呀！我们乘上火车，要到广州，再搭船去台湾。大家都认为，这次的离别，不会比上次久。祖父虽已八十，仍身强体健，团聚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谁知道，这一次别离，我们和祖父，竟成永诀！
祖父、表哥、表姐、唐昭学都到车站来送我们。表哥还上了车子，送了我们好多站。我倚着车窗，看着衡阳城迅速地消失，真想对唐昭学说一声对不起！真想抱紧祖父的脖子，亲一亲他白色的胡须，真想告诉表姐，我爱吃她的咸蛋……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用双手攀住车窗，眼睁睁地看着祖父、亲人和衡阳城，在我的视线中逐渐远去、远去、远去。
当时，我再也没料到，这次的别离会长达三十九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我才有机会回到大陆，重新见到表哥、表姐和唐昭学！我这一句“对不起”，迟了整整三十九年，终于在武汉的长江大饭店内，对唐昭学说了。表姐的咸蛋！当我重睹表姐时，她已白发苍苍，握紧了我的手，她泪汪汪地说：
“大概是吃了我的咸蛋，才让你有个好头脑，能够写小说吧！”大概是吧！一九八八年，我紧拥着我的表姐。小凤凰都已老了，唐昭学两鬓已斑，表哥的儿子都已大学毕业了……而我那亲爱的祖父，早已去世，墓木已拱。
人生，是多么短促。世事，是多么难料呀！
三十、初抵台湾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一家六口，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来到台湾。（我们在广州，曾经滞留了两个月之久，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把我们的入台证和旅费全部扒走了。父亲在大街小巷中贴启事，呼吁那位“扒手贵人”把证件还给我们。后来，那位“贵人”真的看到了启事，把人台证寄还到旅社。同时，在台湾的王伯伯，又及时寄给父亲旅费，我们才终于成行。记忆中，我们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
初抵台湾，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
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在中文系当副教授。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时的台湾，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筑，都是日式的，住宅区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们的住宅很小，但是小归小，却“五脏倶全”。前面有小小的前院，前院里有棵大榕树，矮矮的围墙下，盛开着杜鹃和美人蕉。进门处有“玄关”，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们有三间房间，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卧房，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厨房，卧室后面有长廊，长廊尽处是厕所。然后，还有小小的后院，后院中高耸着两株椰子树。
我还记得，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母亲就非常兴奋。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自从嫁给父亲，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时能住进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就欣喜若狂了。她说：
“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地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着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账，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嗔着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
刻苦持家岂惮劳？
夜深犹补仲由袍，
谁怜素手抽针冷，
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入眠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在大榕树上看风景。
每天早上，我依然带着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涌进福利社买棒冰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棒冰，看到别人吃棒冰，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着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次看到树叶上爬着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地喊弟弟们来看，说：
“台湾的田螺真奇怪，会背着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着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
那年我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着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跤，膝盖都摔出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着水，脚跛着，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
走进中学，童年就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
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
第一部完
第二部
一、少年“尝尽”愁滋味
我的少年时期，是我回忆中，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一段日子。每次提起这段岁月，我都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感慨。现在，为了让这本书中有个“真实”的我，我试着来回忆那个时期的我！
那个时期的我，真是非常忧郁而不快乐的。
生活是安定了，流浪的日子已成过去。（我在那栋日式小屋中，一直住到我出嫁。）但是，我的情绪，却一日比一日灰暗，一日比一日悲哀。当我安定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出生命里要面对的“优胜劣败”。原来，这场“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是如此无情和冷酷！我的心，像是掉进一口不见底的深井，在那儿不停止地坠落。最深切的感觉，就是“害怕”和“无助”。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童年的我，虽然生长在颠沛流离中，虽然见过大风大浪，受过许多苦楚，但，我仍然能在苦中作乐，仍然能给自己编织一些梦想。尽管我显得早熟，有孤独的倾向，我还是能在我的孤独中去自得其乐。可是，我的少女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切是渐渐演变的。
进了中学，我才发现我的功课一塌糊涂。童年那断断续续的教育，到了第一女中，简直就变成了零。除了国文以外，我什么都跟不上，最糟的是数学、理化等，每到考试，不是零分，就是二十分。一女中的课业非常严，考上一女中的都是好学生。（我不知怎样会歪打正着地考了进来，对我而言，简直是祸不是福。）人人都应付裕如，只有我一败涂地。学校里的考试又特别多，从小考，到周考，到月考，到期中考，到期末考……简直是考不完的试。我知道人生像战场，你必须通过每一种考试。而我呢？就在学校教育这一关，败下阵来。
这时，母亲已经去台北“建国”中学教书。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员，我的家庭，几乎就是个“教育家庭”，这种家庭里，怎么可能出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孩子呢？父母都困惑极了，他们不相信我是愚笨的，愚笨的孩子不会写文章投稿。（对了，我唯一的安慰，是常常涂涂抹抹，写一些短文，寄到报社去，偶尔会刊登出来，我就能获得一些菲薄的稿费。）父母归纳出一个结论：我不够用功，不够专心，不够努力。
我想，父母是对的。我可以很专心地去写一篇稿，就是无法专心地去研究“X+Y”是多少；我可以一口气看完一本小说，就是无法看懂水是由什么组成，人是什么碳水化合物。总之，我的功课坏极了，也让父母失望极了。
如果我家的孩子，都跟我一样，那也就罢了。偏偏，小弟在学校中锋芒毕露。他不用功、淘气、爱玩……却有本领把每科学科，都考在八十分以上。麒麟脾气更坏了，动不动就和同学打架，但是，考起试来，总算能勉强应付。小妹进了幼稚园，像奇迹一样，她展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才华，认字飞快，写字漂亮，能跳芭蕾，能弹钢琴……在进小学以前，就被誉为天才，进了小学一年级，她更不得了，无论什么考试，她不考九十九分，她考一百分。
父亲逐渐把他的爱，转移到小弟身上去。母亲一向强调她不偏心，总是“努力”表现她的“一视同仁”。但是，人生就那么现实。当你有四个孩子，你绝不会去爱那个懦弱无能的，你一定会去爱那个光芒四射的！一天又一天过去，母亲越来越爱小妹，父亲越来越爱小弟。而且，他们也不再费力掩饰这个事实。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爱会流露在自然而然之中。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当初的一麟一凤，曾“喜煞小生陈致平”的，现在，已成为父母的包只。
从小，我和整个家庭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感情，比任何孩子都来得强烈。我热爱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渴望他们每一个都爱我。如今回忆起来，我那时对父母的“需要”，已经到达很“可怜”的地步。我功课不好，充满了犯罪感，充满了自卑，充满了歉疚，也充满了无助。我多希望父母能谅解我，给我一点安慰和支持。
初中二年级，我留级了。那年的麒麟就读于“建国”中学，正是母亲教的那个学校，是全省最好的男中。就像一女中是全省最好的女中一样。但是，整个学期，麒麟和同学打架，和教官吵架，在训导处咆哮，弄得全校师生，都到母亲面前去诉苦告状。
父母再也无法掩饰对我们两个的失望。把我们两个叫到面前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你们两个，都已经十四岁了！十四岁够大，可以练习独立生活了。所以，从下学期开始，麒麟转学到台中一中去住校，寒暑假再回来。凤凰呢，就转学到彰化女中去住校！”
这个“宣布”，对十四岁的我来说，像是一个炸弹，骤然间炸毁了我依恋的那个世界。自从和父母投河不死，在桂林城内一家拥抱团圆，我就认为我们这个“家”是牢不可分的。如今，父母居然要送走我们两个！十四岁并不够大，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却又足够了解“放逐”的意义。我不要走，我不想走，我也不要麒麟走。我真想对母亲呐喊哀求：
“母亲啊，别放弃我们！”
但是，我太“自卑”了，自卑得不敢说话。至于麒麟，他是男孩子，不像女孩这样纤细，这样容易受伤，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事隔多年以后，我们这对双胞胎曾谈起这次被“放逐”的感想，麒麟才告诉我说，当时他气极了！恨极了！满怀沮丧和不平。但是，他却因为这次的“放逐”，真的学会了独立。）
于是，麒麟被送到台中去了。台中一中收留了他，从此，他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台北。那时，家里没有电话，麒麟不写信，我们只有寒暑假才能见到他。我呢？我被送到彰化去了，彰化在台湾南部，离台北好遥远。但是，彰化女中却拒绝收留我，因为初三是毕业班，他们不收转学生。这样，我就很意外地被打了回票。父母无奈何，只好让我继续留在一女中读书。
我终于留在家里了。但是，从此，我就失去了笑容。我变得那么忧郁，那么强烈地自卑，这种心态，我想，父母到今天都不曾了解。麒麟走了，我更加孤独。在学校里的功课，仍无起色，我的生命，苍白灰暗。这时，我写作，我拼命写作。少年不识愁滋味？谁说的？我的少年时期，却只有忧郁，我的“多愁善感”，与日俱增。写作，成为我唯一的发泄管道。
这样一天天“挨”过去，我初中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二女中。麒麟从台中一中毕业后，考进了省立工专。因为工专在台北，麒麟又住回到台北来，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宿舍里。
小弟也念中学了，他是建中的高材生，又画一手好画，父母特别为他请了师大美术系的孙多慈教授，教他画画。小妹成了母亲最大的骄傲，她每学期拿第一名，奖状奖杯，捧回家无数无数。父母也为她请了老师，教她舞蹈和钢琴。
我十六岁了。苦涩的十六岁。
那年我读高一。课余之暇，我就把自己埋在图书馆里，疯狂般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我觉得，我那时对文学是一种“饥饿状态”，我“吞咽”中外名著。书看多了，思想也多起来，对人生的爱恨别离，感觉特别敏锐。我常常想，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书中找生命的意义，找不到；我在教室中找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我在家庭中找生命的意义，更找不到了。
那时，父亲在师大教书之余，又开始演讲著述，生活忙得不得了。母亲又教书又忙家务，深夜还要帮父亲校对。他们实在太忙了，忙得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我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寂寞极了。在学校里，我也有几个好朋友，但她们和我比起来，却“天真”多了。我满心满怀的热情，无处发泄；满脑子的疑问，没有解答。然后，有一天，学校发给我一张“通知书”，要我拿回去给父母“盖章”，通知书的内容是：我的数学考了二十分，要家长“严加督导”。这种通知书我是经常拿到的，本就没有什么稀奇。可是，那天我的情绪低落，自卑感发作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自己不成功，不优秀，不出色，不可爱，简直一无是处！拿着通知书回到家里，却发现我那处处比人强的小妹，正坐在玄关抱头痛哭，父母一边一个，在想尽办法安慰她。我不禁大惊，慌忙问妹妹发生了什么大事，哭得这么厉害，母亲叹口气，用充满怜爱与骄傲的语气说：
“她实在太要强了，她哭，因为考了一个九十八分，没考到一百分！”
我目瞪口呆，揣在口袋里的通知书简直无法拿出来。但是，老师命令，明天一定要盖好章交回。磨磨蹭蹭，到了深夜，我终于拿了通知书去找母亲，母亲一看，整个脸色都阴暗了下去，她抬头对我说：
“你要我们做父母的，拿你怎么办？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像你妹妹？”
我心中一阵绞痛，额上顿时冒冷汗。我冲出房间，冲到夜色深沉的街头，伏在围墙上，疯狂般地掉眼泪。那一瞬间，我又想起了东安城，弟弟们丢了，父母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死？童年的我，不早就踏进死亡了吗？如果那时死了，现在就不会这么孤独、痛苦和无助了！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母亲。这是我成长以来，第一次这样坦率地向母亲“告白”。如今，我已不能完全记起信中的内容，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段话：
亲爱的母亲，我抱歉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能带给你骄傲，只能带给你烦恼。但是，我却无力改善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母亲，我从混沌无知中来，在我未曾要求生命以前，我就这样糊糊涂涂地存在了。今天这个“不够好”的“我”，是由先天后天的许多因素，加上童年的点点滴滴堆积而成。我无法将这个“我”拆散，重新拼凑，变成一个完美的“我”。因而，我充满挫败感，充满绝望，充满对你的歉意。所以，母亲，让这个“不够好”的“我”，从此消失吧！
写完这封信，我找到母亲的一瓶安眠药，把整瓶都吞了下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星期之后了，我躺在医院里，手腕上吊着点滴瓶。母亲坐在我的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睁着一对红肿的眼睛，一瞬也不眨地盯着我。我立即明白，另一个世界还不准备收留我！张开嘴，我痛喊了一声：
“妈妈啊！”
母亲顿时抱着我的头哭了。我也哭了。我们母女紧拥着，哭成一团。母亲哽咽地说：
“凤凰，我们以前曾经一起死过又重生，现在，我们再一次，一起重生吧！”
我哭着点头，抱紧了母亲。心里疯狂般地喊着：对不起，母亲，我又把你弄哭了！以后，我一定不能让你哭，不论再发生什么事，我不要你哭！
再过了一个星期，我出院回家。父亲买了一个古筝送给我，庆祝我的重生。我很少收到父亲的礼物，觉得特别珍贵。虽然始终没学会弹古筝，却常常抱着那古筝，随意地拨弄。古筝的声音清脆，带着颤音，袅袅不绝。我每次拨弄古筝时，心里也震震颤颤、绵绵袅袅地浮漾着哀愁。
十六岁过去了。我苦涩的日子仍然没有结束。
(注：走笔至此，我心中依旧酸楚。很多人看到今日的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被命运之神特别眷顾的女人，拥有很多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是，谁能真正知道，我对“成长”付出的代价呢？）
二、绝望的“初恋”
我十八岁到十九岁这一年，在台北第二女中念高三。
我的家庭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父亲教了一辈子的书，此时终于教出一片美好的晴空。他的学生崇拜他、热爱他。他定期在大礼堂演讲，听讲的人挤破了大礼堂的玻璃门，每次都座无虚席。而且，他开始出书了，写“中华历史故事”。母亲辞去了建中的工作，全心全意协助父亲的事业。父亲写书，她负责出版，从校对到跑印刷厂，全是她的工作。每天忙忙碌碌，还要兼顾家务，我的母亲，实在是个肯吃苦、肯努力、要强好胜，而又十分能干的女人。
小妹依然是优秀的小妹，小弟依然是优秀的小弟。麒麟依然住校，不常回家。我依然孤独寂寞，生命里一片贫乏。
十六岁的事已成过去，在父母的记忆中逐渐淡忘。高三后我要考大学，母亲最着急的事，就怕我落榜！父亲是名教授，如果女儿考不上大学，那多么没面子！而且，如果考不上大学，将来要怎么办？一个高中毕业生，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母亲在忙碌之余，几乎每天都要对我说一遍：
“你一定要拼出你全部的力量，以你的聪明才智，绝不可能考不上大学！万一考不上，不是你一个人的失败，是全家的失败！你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父母失望！”
我很忧愁，真的很忧愁。我不愿父母失望，不要让母亲哭。可是，我对那即将来临的大学联考，怕得要死。怕得夜里会做噩梦，梦到全世界的人都在对我耻笑！陈致平的女儿，居然考不上大学！
这个时期的我，已经不止是孤独、寂寞和无助，我还有很深很深的恐惧。我所热爱的写作已全部停摆，因为母亲说那会妨碍我的功课。至于屠格涅夫和莎士比亚，我更是碰也不敢再碰。每天捧着我看不懂的课本，我的自卑和害怕融为一体，紧紧纠结着我的心。
十八岁！是花样年华呀，拥有着青春的日子。我的十八岁，是如此暗淡无光。我消瘦、苍白、食欲不振、精神恍惚。面对镜子，我总觉得自己像个纸人，风吹一吹就会破碎。在学校里，同学给了我一个绰号，叫我“林黛玉”，顾名思义，就知道我是何等憔悴。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国文老师，用他的怜爱和鼓励，一下子闯人了我心深处。
老师足足比我大了二十五岁，他结过婚，妻子已经去世。他孤身一人来到台湾，当中学教员，已当了七年。他学问渊博、满腹诗书，带着中国书生的儒雅气质。诗词歌赋以至于书画篆刻，他无一不会。说实话，我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这种崇拜，是很容易变质的。他对我，是充满了怜惜之情，这种怜惜，也是很容易变质的。再加上，他也孤独，我也孤独，他正寂寞，我也寂寞。
爱情一旦发生了，就不是年龄、身份、地位、道德……种种因素所能限制的。我带着一份崭新狂喜，体会到在这世间，我毕竟并不孤独！老师已走过一大段人生，深知这段感情不可能有结果，却迷失在我们彼此的吸引里。他越要抗拒，越无法抗拒；越要理智，越无法理智。这段感情，夹带着痛楚挣扎，一下子就像惊涛骇浪般，把我们两个都深深淹没。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一定不对的！我知道这段感情如果给父母知道，我们一定是死路一条！我也想过，社会的舆论、人们的看法、学校的立场……我越想越怕。最怕的，还是这段感情，会给老师带来伤害，于是，我几度下决心地对老师说：
“分手吧！就当我们从没有遇到过！”
笨呀！已经相遇，怎能当成从没相遇？已经相知，怎能当成从未相知？已经相爱，怎能当成从未相爱？分手失败，两人在苦海中载沉载浮。四十几岁的老师，比十八岁的我更加惊慌失措。
这份绝望的爱，像排山倒海的巨浪，卷进了我的生命。我无法抗拒，无力挣扎。爱情带来的狂欢很快消退，剩下的就是煎熬和痛楚。我们两个，费力地将这段感情，严严保密。但是，学校里已经风风雨雨。老师诱惑女学生，罪名深重！女生爱慕男老师，不知羞耻！交相指责的声浪，压迫得我们难以抬头。爱情，爱情应该是甜蜜的，怎么我的爱情，这样痛苦！到了这个地步，两人痛下决心，再谈分手。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见也不容易，别也不容易，
相对两无言，泪洒相思地。
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
聚散难预期，魂牵梦也系！
这首歌所写的，正是当时我们的写照。
再分手，又失败了。老师常喝醉，醉了，就用泪眼看着我说：
“为什么让我们中间，差了二十年！”
喝得再醉一点，他就说：
“二十年有什么了不起？当我八十岁时，没有人会说我不该追求六十岁的你！”
喝得更醉一点，他就笑了：
“我哪里有四十岁？我根本没有四十岁。会为你这个小女孩如此疯疯癫癫，我的心态停留在十八岁！智商只有八岁！”
喝酒不能解决问题。他好多天滴酒不沾，让自己清清醒醒。然后，有一天，他抓着我的胳臂，用力摇撼着我，对我说了一番最恳切的话：
“请你为了我，考上大学！这是你父母的期望，你一定不要让他们失望。等你考上了大学，你会认识很多你同年龄同阶层的男朋友，你一个个看过去，一个个接触，当大学四年后，你如果没有变心，我还在这儿等你！如果你变心了，那证明我们的感情，根本经不起考验！我觉得，我们两个唯一的前途，就是你大学毕业后的选择！到那时，你依然选我，你的父母、家人、社会、舆论就都无话可说了！所以，”他用力地、恳求地说，“为我考上大学！为我不要变心！帮我，在你父母面前争一席之地！”
好绝望好无助的爱，好矛盾的老师，好可怜的我。于是，我们把计划定到五年以后，等我大学毕业的日子。那时，我们一定已奋斗出一片天空！但是，五年是多么漫长！考大学，考大学，考大学，考大学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真不敢去想，万一考不上大学，我的命运会如何？父母的反应会如何？我和老师的前途会如何？
我捧着书本，夜以继日地念。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把我的生命都拼在那些书本上！那些我始终弄不清楚的数字游戏，和那些与我毫无关联的西洋文字。有时，会捧着书本发起呆来：真不相信这些“X+Y”有权利来决定我的爱情、我的前途，和我的生命！为什么？我不懂。生命里有太多为什么，我都弄不懂。我却偏要去弄懂“为什么X+？等于2”，我瞪着那些数字方程式，觉得每一个符号代表的都是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