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我呆呆怔着。然后，我拉着儿子，飞奔上楼，打开稿纸，去拟新长篇的“人物表”和“故事大纲”。
第二天，“阿可”来到我家，是个二十几岁的苗栗姑娘，她来帮我做家事、带孩子、烧饭、洗衣服。（阿可在我家，足足做了二十年，到四年前才“退休”回老家。）我一头栽进我的书房，夜以继日地写我的新长篇。
新长篇“如期”在“联副”刊出，书名是《菟丝花》。《几度夕阳红》并没有因而停止，它继续在《皇冠》上连载。鑫涛说对了，我做得到，我也做到了。虽然，两部小说写到后期，我必须用纱布缠住我肿痛的手指，勉强握着笔去写，但是，我并没有马虎，我很用功地写完了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
一九六四，真是我生命里很奇异的一年！
一九六四，我搬到台北定居、我离婚、我疯狂般地写作、我在两大刊物上同时刊出连载小说，我还一口气出版了四本书！
这四本书分别是《烟雨蒙蒙》《六个梦》《幸运草》《几度夕阳红》。我把四本新书带到母亲那儿，一字排开，排在母亲的书桌上面，我抬眼看着母亲，终于透出一口长气，我说：
“虽然我一直让你失望，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虽然我恋爱结婚离婚弄得乱七八糟，虽然写了一本让你们伤心的《窗外》……但是，我总算坚持着我从小就有的梦，走上了写作这条路！妈妈，”我郑重±也说，“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母亲默默地看着我，终于笑了。这个笑容，实在“难得”呀！
一九六四年年底，《菟丝花》出版，接着，《潮声》出版。我的书都由皇冠出版，一整年中，皇冠就忙着印我的书。那年，我是二十六岁，距离为了一张数学二十分的通知单，而仰药轻生的时期，足足隔了十个年头！这十年，我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挨过了多少痛苦艰辛。但是，二十六岁的我，终于肯定了自己的方向！
十七、“梦想家”与“实行家”
就这样，我开始当一个“职业作家”。
我的书，都在皇冠出版社出版，每一本的销路都还不错。鑫涛给我百分之十五的版税，我惊奇地发现，我每个月都有相当好的收人，足以应付我的房租、阿可的薪水，以及我和儿子的衣食住行。这真是个奇迹！
一九六五年，母亲也去新加坡了，小妹搬来和我同住。小妹那时已从一女中保送到台大物理系，是台大的高材生。我的小妹，真是个奇才，我父母在我身上找不到的希望，都可以在小妹身上找到。此时的小妹，情窦初开，和同班同学“阿飞”正在恋爱，幸好父母都在新加坡，鞭长莫及。我给了他们两个最大的支持，让他们顺利地相爱下去，小妹真是幸运。如果母亲在台北，我相信，以母亲对小妹的爱，她一定又会像母猫叼小猫般惶惶不安，不见得会让他们如此自由。（阿飞也是台大高材生，非常优秀，可是，在我母亲眼中，任何人追小妹，可能都不够资格！）
我们那栋日式小屋，终于被师大收回，没多久，就拆除了。日式房子逐渐成为过去，台北街头，新建的公寓及局楼大厦一栋栋地耸立起来。一天，鑫涛来我家付版税给我。付完之后，他看着我说：
“现在，你应该分期付款，去买一栋公寓，总不能一辈子租房子住，太没安全感了！”
我吓了一跳。买房子？买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最奢侈的梦中才有这样的梦。
“我怎么买得起？”我惊愕地说，“房子好贵呀！”
“就在这附近，正在盖一批四楼公寓，你不妨去看一看！至于买得起或买不起，我想你不用担心，你的版税足以支付头期款！以后的款子，你可以写新书，你源源不断地写，稿费和版税就会源源不断地来！”
“这个道理我懂，”我忧愁地说，“可是，写作这行业和别的工作不同，我不一定能够源源不断地写呀！”
“哦，你能！你当然能！”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看了你最近的作品，我敢肯定，你的写作生命还在开始阶段，你最大的财富，是你的年轻！我保证，你会有源源不断的作品问世！”
他保证？他保证我可以写下去？世界上怎有像他这样的人呢？他像火车头里的煤，燃烧着、催促着火车头往前开。我不开都不行呢！于是，房子订下来了。我开始写我的新小说《船》。
过了几天，鑫涛又对我兴冲冲地说：
“你的《六个梦》，卖给‘中央电影公司’拍电影，如何？他们出的版权费不高，但是，对于你，这是另一种意义，许多不看小说的人，他们看电影！”
“好还是不好呢？”我不解地问，“电影失去了文字的魅力，会不会让小说走样呢？”
“走样是一定走样的！”鑫涛说，他热爱电影，虽然他的工作忙得不得了，他仍然经常往电影院跑，“电影是另一种艺术，它会把属于平面的书籍变成立体，你可以看到你笔下的每个人物活起来，生动±也、真实地演出你给他们的生命！这是太大的刺激，如果我是你，我会把每本书交给他们拍电影！”
他的兴奋立即传染到我身上，我卖了《六个梦》。中影选了《追寻》和《哑妻》两篇，拍成两部电影。电影推出那天，戏院门口水泄不通。我坐在电影院内，看到婉君和三兄弟纠缠不清的爱，自己深受感动。这才了解，鑫涛说“笔下人物活过来”的滋味。从此，我就迷上了把小说搬上银幕，几乎每一部著作，都改编成了电影。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写一写我和鑫涛。
鑫涛这人，在基本上，和我的个性大不相同。我是一个标准的“梦想家”，整天生活在“云里雾里”。我编织小说、编织故事，自己也生活在小说和故事里。我永远带着一份浪漫的情怀，去看我周围的事与物。我美化一切我能美化的东西，更美化感情。无论亲情、友情、爱情……我全部加以美化，而且很迷信我所美化的感情。所以，我这个人是很不实际的、浪漫的、幻想的、热情的。有时甚至是天真的，不成熟的。
鑫涛，他是个标准的“实行家”。他也有很多的梦想，他会把这些梦想一个个去实现！他很努力地工作，用很多心思去计划如何突破、如何进步、如何改善。他就像一堆燃烧的煤，是原动力。他不能忍受“停止”或“后退”。他永远在前进，每个未来、每种事业，对他都是挑战，他就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冲、冲！在冲的时候，他偶尔会碰头，碰了头也没关系，他转个方向再冲、冲、冲！反正，非冲到他的目的地不可！
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遇到我这样一个人！
他和我，建立了一个最好的合作关系。我忽然有个惊奇的发现：我尽管生活在云里雾里梦里幻里，身边却有个人，常把我这些云呀雾呀梦呀幻呀……统统接收，再一件件地把它变成“真实”。这简直像变魔术。我笔下的人物会“活过来”，我梦想的书会“出版”，我除了“写作”可以不管“家务”，我还能住我自己的“房子”、听电视里的歌星演唱我所写的“歌”……这实在奇异极了。
鑫涛，他成为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人。他是我的“出版人”，也是我的“经纪人”；他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评审”；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板”；他是我小说的“支持者”，也是我梦想的“实现者”……我们开始受彼此的影响。我变得倚赖他、信任他、顺从他。他变得也会做梦，也会糊里糊涂起来，当我在云雾里的时候，他也会陪我钻进去，去体会“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境界。
我的境界不太实际，他跟着我钻进去，居然也会像云一样飘起来。我把他带进我的每一本小说，让他接触我笔下的人物，而每个我笔下的人物，总有一部分是“我”。他对我认识得越多，就越加迷糊起来，他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人，这样带着满脑子的梦幻、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人，怎么活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
“在这世界上，像你这种人，老早就应该绝种了！”他说。然后就悚然一惊地说：“不行不行！如果你绝种了，我怎么办？”
当他说“我怎么办”的时候，我有些惊怔了。二十七八岁的我已不再年轻，在感情的道路上，什么大风大浪都闯过了，什么甜酸苦辣都尝过了，什么悲欢离合都挨过了。我对爱情的讯息并不陌生。我蓦然间心惊肉跳，再也不能让自己掉进这样的苦海里去！再也不要沉没，再也不要挣扎，再也不要矛盾和痛苦，再也不要！我想回避，想逃，想躲，想跑开……但是，这种醒觉已经来得太迟，当我们彼此都发现情况不妙时，我们已经深深陷入了。
十八、生死一线的体验
那年，小弟和麒麟双双考上了留美考试。在那个时代，出国读书是一股狂澜，几乎人人都想出国，不论生活多么贫困，仍然千方百计地要出去留学。许多父母，倾家荡产地为儿女筹措学费，送子女去读书。似乎只要能达到出国的目的，就是一种成功。事实上，国外的生存竞争非常强烈，出国的年轻人并不见得都学有所成。可是，在这股“出国热”的狂澜下，大部分的年轻人全卷了进去。
我的两个弟弟也不例外，他们念英文、考留美、申请学校，等到他们都拿到美国大学的人学许可之后，才来考虑经济问题。我身为长姐，见他们这样热衷，就开始帮他们筹备旅费和学费。一九六六年，我先送走了麒麟，第二年，我又送走了小弟。
一连送走了两个弟弟，我颇有离愁。在生活上，难免又拮据起来。写啊写啊，写作不仅仅是兴趣，也是我唯一能仰赖的赚钱方式。这时候，我的写作已很受欢迎，许多报章杂志，纷纷前来邀稿，并出高稿酬，来争夺琼瑶稿子。而我，感激鑫涛当日的“慧眼识英雄”，更感激他给予我的鼓舞和支持力量，我始终不愿离开皇冠，我的书，一直由皇冠出版。大部分的小说，也都发表在《皇冠》上。那一年中，《皇冠》的销售量节节上升，由几千份跃升到几万份，鑫涛常对我说：
“皇冠有了你，才开始起飞了！”
其实，这话对我太恭维了。皇冠会一日比一日好，原因很多很多：印刷的改良、品质的提升、作家阵容的坚强，以至于编排的考究，都在其中。一本成功的杂志必须有许多成功的要件。可是，我成为皇冠的基本作者，却是事实，我和鑫涛，像千里马和伯乐，彼此的配合，已密不可分。
这种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使我和鑫涛不可避免地要常常接触，接触越多，也相知日深。但是，我虽然带着叛逆的性格，基本上，我仍然有牢不可破的传统道德观，因为他有妻子儿女，我竭力和他保持距离，不肯让自己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破坏者。鑫涛深知我心，也尽量压抑他自己。这种压抑，像火山爆发前的隐隐震动，双方都深感危机重重。却不知如何去解救这个危机。
就在这时候，父母亲从新加坡返回台湾，因为师大已收回了父亲的宿舍，我就把父母接来和我同住。再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满心喜悦。我一直不是一个能让父母引以为荣的孩子，此时的心态，非常复杂，真希望能博得父母的欢心。
我把我家隔壁的房子买下，和我的房子打通，并成一户。这样，父亲有他的大书房，可以写他的《中华通史》。母亲也有她的大书桌，可以从事她热爱的绘画。我觉得什么都美满了，父母、我、小妹和小庆，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麒麟虽出国，他的妻子小霞已生一子，取名小麟，也常常来和我们同住。我的“小家庭”一下子就变大了。这个“家”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鑫涛逼得远远的！因为，我父母代表了传统道德中最正直的典范，在这股“正气”下，我和鑫涛那即将出轨的感情，必须回到轨道上来，我不能让父母再度轻视我！
一切都很好，父母又成为我无形的约束、有形的监督。我发誓要做好女儿和好母亲，和鑫涛之间的一切感情，都变成“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这样也好，不是吗？如果一切能维持下去，我和鑫涛的感情很可能就此停顿。但是，我似乎命中没有平稳的日子，似乎命中和父母犯冲，只要住在一起，总会双方痛苦。就在我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时候，一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一发生就惊天动地。
我前面已经写过，我的小说已成为电影界争取的对象，几乎每部小说都搬上了银幕。这搬上银幕的小说中，也包括了《窗外》在内。
我并没有忘记《窗外》出版时，父母的震怒。但是，我以为事隔三年，父母和我之间已经沟通了。能把《窗外》看成我的一部著作，也能因《窗外》搬上银幕而代我高兴。错了！我的想法大错特错！我对父母的了解完全不够！《窗外》电影推出放映后的第三天，母亲和父亲就悄悄地去看了，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看完电影回来的样子，她瞪着我看，两眼利如寒冰，直刺进我内心深处去。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眼光，冷而锐利，是寒冰，也是利刃。她瞪了我不知多久，遽然发出一声狂叫：
“为什么我会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写了书骂父母不够，还要拍成电影来骂父母！你这么有本事，为什么不把我杀了！”
我“扑通”一声，当场跪下，抓住母亲的旗袍下摆，有口难言，泪如雨下。母亲啊母亲，我一生中，想尽办法要博得你们欢心，总是功亏一篑，惊慌失措中，我求救地去看父亲。谁知，父亲的眼光同样冷峻，他盯着我，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永远会为这件事后悔的！”
我浑身颤栗，在颤栗的同时，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愤和自怜。我扪心自问，写《窗外》，我不悔，让父母如此难过，我不解。我无法去“后悔”我不解的事。我不悔，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不悔。但是，看到母亲生气得哭了，我就心都碎了！碎得连意识都没有了。我跪在那儿，一声又一声地重复着喊：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知道喊了几百句我错了，母亲却充耳不闻，推开我，她把自己关进门内，再也不肯理我。父亲对我甩了甩袖子，也跟着母亲进房去了。
这一幕，因为鑫涛在场，完全看人眼内，这样强烈的场面，把他惊呆了。当我茫茫然、昏昏然依旧跪在那儿掩面痛哭的时候，他才走过来搀扶我，我站起身来看着他，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却满眼光的怜惜和心痛，我和他的眼光一接触，就崩溃地大哭，他把我揽进了怀里，拼命安抚地拍着我的背脊。
母亲的愤怒没有停止，第二天，她开始绝食。怎么会弄成这个局面呢？怎么会这样严重呢？我到今天也无法了解。母亲一绝食，父亲也慌了，小妹也慌了，大家轮流到母亲床边，端着食物去求她吃，去劝她吃，她就是不肯吃。三天过去，母亲依然滴水不进，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是好。第四天，我一整天跪在母亲床前，双手捧着碗，哀求母亲吃东西，她理都不理我，闭着眼睛，不说话也不睁眼睛。第五天，全家慌乱成一团。鑫涛每天来我家，帮着我想办法，尝试着稳定我的情绪，因为经过五天五夜的折磨，我已经形容憔悴，简直人不像人了。他焦灼地看着我，不停地对我说：
“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不能倒下去！如果伯母再不吃东西，只有送医院，医生会让她吃东西的！最主要的事……”他拉着我的手，急迫地看着我说，“停止自责吧！写书，拍电影，是自然的趋势，会引起这样的后果，不是你能预料的！何况，拍电影这件事，是我帮你做的决定，要错，也是我错！我最懊恼的事情，是在你这样无助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而不能帮你！”
他已经帮了我，他使我在混乱的情绪中，理出一条线来，那天，我把小庆叫到身边，要他捧着牛奶杯，去给“奶奶”喝。小庆才六岁，几天以来，已经目睹我做的一切。他一声不响，捧着杯子，就径直地走到母亲床边，双膝一跪，把杯子凑到母亲嘴边，他用软软的童音说：“奶奶，你不要生妈妈的气了！我端牛奶给你喝！”
母亲眨眨眼，依然不理，小庆又说：
“奶奶！喝牛奶！奶奶不吃东西，妈妈也不吃东西，大家都不吃东西，小庆也不敢吃东西奶奶，奶奶，奶奶……”
在小庆声声哀唤的当儿，我再也忍不住，走过去和小庆一齐跪下，我这一跪，小妹走过来，也加入我们跪下，我们大家跪着，叫妈的叫妈，叫奶奶的叫奶奶，真是叫得万般悲切。母亲此时，终于撑不住了，一面掉眼泪，一面喝了小庆捧着的那杯牛奶。看到母亲总算喝牛奶了，我这才松出一大口气来，顿时觉得四肢发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母亲既然喝了牛奶，就不再绝食了。我看到母亲肯吃东西了，虽然如释重负，仍感到心力交疲。那天，我疲倦地从母亲卧室出来，一眼看到鑫涛，拿着串汽车钥匙对我说：
“我要带你到台中去！”
“到台中去做什么？”我问。
“不做什么。让你透一透气！”
“好！”我点点头，“我确实需要透透气！这几天来，我真痛苦得快死掉了！”我接过汽车钥匙，那时我刚学会开车，还没考到驾驶执照。“让我来开车！”
鑫涛不说什么，我们钻进汽车（是鑫涛才买了半年的一辆二手车），我刚在驾驶座上坐定，一回头，发现小妹和她的男朋友阿飞已在后座上坐好了。小妹冲着我一笑说：
“不是你一个人需要透透气，我们也需要透透气！”
“是啊！”阿飞接口说，“你妈这样强烈的个性吓坏了我！小妹愁眉苦脸，我也不好过，快要憋死了！”
那时候，阿飞虽和小妹热恋，母亲从新加坡回来，见到阿飞后，并不太喜欢，正如我预料的，她认为阿飞配不上小妹。这次母亲绝食，阿飞在一边旁观，也惊怔不止。想到他和小妹的未来，就更加担心害怕了。这种心态，我能了解。我点点头，叹口气说：
“我们都需要一些新鲜空气，走吧！我们去透透气！”
我发动引擎，驶出市区。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从台北开车到台中，大约要六小时。我一驶出市区，只觉得多日来的郁闷，急于要发泄。踩足油门，我一路开快车，开着开着，天下起大雨来，我在雨中继续冲刺，一路超车，开得惊险万状，后座的小妹阿飞叹为观止。这样，我只用了两小时，就开到了中途站新竹。
车到新竹，大雨倾盆而下。我停下车来，这才觉得筋疲力尽，自从母亲绝食，我就没有睡过觉，经过这一阵冲刺后，整个人都发软了。我让出了驾驶座，把车子交给鑫涛，我说：
“下面由你来开！我两小时开到新竹，看你会不会输给我！我赌你两小时内，开不到台中！”
我为什么要说这几句话呢？我真不明白。事后，我常想，人是逃不过命运的！命中该有的，不论是福是祸，反正逃不掉！
鑫涛接手，车子驶出了新竹市。雨越下越大，车窗外全是雨雾，鑫涛学我，把车子开得飞快。我看了看窗外景致，除了雨，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宣称说：
“我要睡觉了！”
说完，我把双腿蜷在椅垫上，往后一靠，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我这人一向很难入睡，但那天，却睡得十分香甜。睡梦中，忽然觉得车子急速震动，我一惊而醒，只见前面一辆十轮大卡紧急刹车，我们的车子跟着刹车，发出令人惊悸的刹车声，车速太快，已经刹不住，车子眼看要钻进大卡车的肚子里去，鑫涛飞快地转驾驶盘，于是，车子滑出公路路面，像一颗火箭般直撞上路边的一棵大树。
撞车的前后，大概只有几秒钟。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迎向大树，然后是剧烈的撞击，碎玻璃对着我纷纷坠下……我本能地用双手护住头部，把脸埋在膝弯里。车子一阵颠簸，往前冲又往后退，终于停下。我有好一会儿，惊吓得没有意识，然后我急切地扑向鑫涛，大声问：“你怎样？你怎样？”
鑫涛回头看我，脸色雪白。
“你怎样？你怎样？”他吼了回来。
“小妹！”我又大叫，要回头，才发现自己身上，到处都在流血，碎玻璃插在我的手上腿上。我动不了。
“我还好！”小妹呻吟着说，“阿飞……”
“我只有嘴巴破了！”阿飞嚷着。
还好！谢天谢地！我心里喊着，最起码，我们四个人都还活着。紧接着，一阵人声鼎沸，是前面那辆大卡车里的人，飞奔着过来救我们。他们把我们一个个从车子的残骸中拖出来，抱进卡车中，急速地把我们送进通霄的一家小外科医院里去。
通霄是一个地名，是个小小的镇。我们四个进了医院，这才彼此检视伤口，外表看来，我最凄惨，全身无数大小伤口，都是碎玻璃砍的，腿上有块肉已整片削去。鑫涛的右脚不能动了，只看到肌肉迅速地红肿起来。阿飞嘴唇砸破，滴着血。小妹周身没伤口，只是脸色苍白。小外科医院决定先治疗我，拿出针线，就开始帮我缝伤口，老天！他居然没有给我先上麻醉药，针线从我皮肤中拉过去，我痛得尖叫起来，小妹急急地喊：
“你们把我姐姐怎么样了？快停止！快停止！不能这样缝她呀！”
“不缝起来会有疤痕的！”医生说。
“别缝了！别缝了！”我哀求地嚷，“反正我早已遍体鳞伤，不在乎有疤没疤了！”
鑫涛坐在远远的椅子上，无法走过来，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是一个劲地对我们这边喊：
“你们到底怎么样？”
“我很好，”小妹说，眼泪却掉了出来，“阿飞，让他们不要动我姐姐！”
我抬头看小妹，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对，小妹的脸色白如纸。
“医生！”我大喊，“去看我的妹妹！她的脸色怎么这样白？”医生放下我，去检査小妹，立刻，医生紧急地宣布：
“她可能是内出血，我这个小医院救不了她！我们要把她转到沙鹿的大医院去！”
“那么，快转呀！快转呀！”阿飞跳着脚大叫，“如果她会怎样，你们这些医生做什么用的？我要你们的命！”
我心中一痛。阿飞，我家妹妹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怎样的！她会长命百岁，她会化险为夷的。我忍着痛，也不再让医生缝我，我们迅速地转向沙鹿的大医院，小妹立刻推进了手术室，经过了两小时的手术，医生才出来对我们说：
“她脾脏破裂，大量内出血，已经取掉脾脏，输了血。如果晚送进来五分钟，她就没命了！”
“现在呢？她会好起来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我急急地问。
“她会好起来，也不会有后遗症。”医生说，“但是，她要在医院里住一个月，不能移动！”
“我陪她！”阿飞说，看了看我和鑫涛，“你们最好包一辆车，回台北去治疗！”
我看着阿飞，阿飞对我深深点头。我的托付，他的允诺，都在不言中。直到此时，我才缓过一口气来，带着满身的伤口，我勉强撑持着身子，走近鑫涛。自从撞车后，他就苍白着脸，满眼的歉意和内疚，很少开口说话。我走近他，很恳切地对他说：
“听着，这只是一个意外！不要因为车子是你开的，你就有犯罪感！人生，意外的事件总是会有的！你用不着抱歉难过！没有任何人会怪你，所以，请你千万千万不要怪自己！”
他一听我这几句话，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落下泪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鑫涛落泪。后来，事情都过去以后，他对我说：
“你那几句话，真正讲进我内心深处去，只有你，在那么凄惨的状况下，还顾及我的感觉，你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那天，我们包车回台北，我进医院去缝好了浑身的伤口，回家休养，鑫涛右脚骨折，上了石膏，拄了好久的拐杖。妹妹在沙鹿住院一个月，阿飞朝夕为伴。母亲听到小妹受伤的消息后，也不绝食了，也不生气了，立刻跑到沙鹿去探视小妹，从沙鹿回来，母亲纳闷地对父亲说：
“看样子，我家小妹只好嫁给阿飞了，因为那男孩子连尿盆都给小妹捧过了！”
就这样，阿飞竟通过了母亲这艰难的一关，和小妹顺理成章地出双人对了。这大概是谁也想不到的发展。
我和鑫涛，由于这一场车祸，两人的感情就如脱缰野马，再也难于控制了。这种同生共死的刹那，这种患难之后的真情，使我们谁也无法逃避谁了。明知这会是个痛楚的深渊，我们却跳进去了。
我常想，我的故事就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如果我十九岁不和老师相恋，就没有后来《窗外》那本书；没有《窗外》那本书，就没有《窗外》的电影；没有电影，母亲不会绝食；母亲不绝食，我不会开车去“透气”；不“透气”，就不会出车祸；没有车祸，我和鑫涛的故事会不会改写呢？小妹和阿飞会不会结合呢？人生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十九、聚也不容易，散也不容易
车祸之后的第二年，我在北投为父母买了一幢小小的花园洋房，父母喜欢那儿的幽静，搬进去住了。接着，麒麟把小霞和小麟都接到美国去了。再一年，小妹大学毕业，拿到最高的奖学金，出国留学了。我的“大家庭”，又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小家庭”，小得只有我和小庆，以及女佣阿可。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小家庭里的常客，就是鑫涛了。
这时，我和鑫涛的感情，简直像在狂风暴雨中，我理智用事的时候，就想和鑫涛“公私分明”，要拔慧剑、斩情丝。感情用事的时候，就想什么都不管，什么传统，什么道德，什么礼教，都去他的！人，只要能爱就爱，不也很好吗？可是，我是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人，我就是无法漠视自己是个“第三者”的事实。
鑫涛对我，实在是用尽心机。无论人前人后，呵护备至。假若我不去想自己的处境，也不去为他的家庭着想，就单纯地去接受他的感情，日子也会很好过。他有许多小聪明，常带给我极大的惊奇与喜悦。有次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把一张很长的纸带卷起来作为信笺，在纸带上端写：
琼瑶，这是一封长信
底下什么字都没有，我把纸带放到尾端，已放了几米长，才看到他在尾端签了个小小的名字。他喜欢送我礼物，每件礼物都很奇特，原来，他总在我的小说中找灵感。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穿印度尼西亚布的衣裳，他就定做一件送给我。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紫贝壳”，他送来一颗晶莹剔透的“紫贝壳”。小说里的女主角爱狗，他送来一只纯白的小北京狗，我给它取名叫“雪球”，爱得不得了。小说里的女主角唱了一支歌，名叫《船》，他告诉我几月几日几时开电视，电视中有歌星唱着《船》：
有一条小小的船，
漂泊过东南西北，西北东南，
盛载了多少憧憬，多少梦幻，
来来往往无牵绊！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
憧憬已渺，梦儿已残，
小船啊小船，
经过风暴，涉过险滩，
盛满时光，载满苦难，
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
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
这首歌中有我自己的心声，听了会潸然泪下。他知道这歌词中有我自己的心声，急于想成为我可以“避风的港湾”。但是，他的港湾里早有船停泊，我宁可漂荡，也不肯靠岸。
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我对鑫涛说：
“以后，除了公事，请你不要再到我家里来！”
他默然片刻，抬头看我：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还分得开什么是公事，什么是私事吗？”“分得开的！”我激动地说，“一定分得开的！即使分不开，你也要把它分开！”我看着他，试着要说清楚我的感觉：“让我告诉你，我脑子中一直有个画面，就是你请我回家吃饭的那个晚上，你有个好温馨的家！不要让我破坏这个家行不行？这样下去，对我是不公平的，对另一个女人，也是不公平的！你，在我心目中，是个强者，什么困难，你都有力量克服！那么，去克制你自己，不要再来找我，不要送东西给我，不要打电话给我，不要写信给我……什么都不要！请你离我远远的！否则，我会轻视你！你这么坚强的人，不要让我轻视你！千万不要！”
他怔怔地看着我，他那么坚强的人，在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整个脸色都变白了。他看了我好一会儿，执拗地说：
“不来看你，我做不到，你已经是我生活里的重心了！”
“不！”我大叫，生气极了，“我不要成为你的重心！你早就有重心了，怎么可以又去找新的重心？你太自私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耽误我的青春、我的前途？如果没有你这样不断地纠缠我，我说不定已经找到新的归宿和幸福了！”
“和我在一起，你不觉得幸福吗？”
“这样破碎的爱，怎样叫幸福？”我越说越气，气得不得了，“你难道不明白，你根本没有资格来爱我吗？”
他震动地瞪着我，半晌，才说：
“你的意思是，要我取得资格后，再来爱你吗？”
“不！”我更气了，“我的意思是，要你退出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家，你的妻子儿女，为什么你不去守着他们！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么痛苦呢？”
“我不要让你痛苦。”他苦恼地说，“自从认识你，我就一心一意想让你快乐，我做了那么多的事，都是要你快乐。如果我真的让你这么痛苦，那么，我就退出吧！”
他说做就做。有一两天，他不来找我，到了第三天，他就直闯人门：
“我做不到！”他喊着，“你说，怎么样做你才会满意？只要不分手，我什么都做！”他惨切地看着我，悲痛地说：“现在，三个孩子还太小，你愿不愿意等我两年？”
我哭了，一哭就不可止。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呢？我不要拆散他的家庭，我也不要委屈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这段感情对我太不公平，因为我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被动地等他来访，被动地等他电话，被动地接受他的殷勤，被动地和他见面……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动”的人物，没有“主权”做任何事，否则，都会伤害到另一个女人。我唯一能“主动”的事，就是和他分手。可是，就连这一点，他也不肯和我配合！我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等他两年，我为什么要等他两年？难道两年后问题就不存在了？不，我要分手，只有分手，才能让他倦鸟归巢，也才能让我自由飞翔。
于是，那段时间，我们整天在谈“分手”，相聚时已不再是甜蜜，而是无数的挣扎、矛盾、痛楚，和眼泪。这样，有一天，他说：
“我们开车到乌来去，乌来有高山有瀑布，让我们站在一个高敞的地方去想一想，或者面对辽阔的大地，我们会把自身的问题看得不那么严重了。”
我不认为到了乌来，就能解决我们间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和他去了乌来。
车子在乌来的环山公路上急驶，越驶越高，道路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我们在车中继续争执，他说了几百条“无法分手”的理由，我说了几百条“必须分手”的理由，两人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僵。到后来，他忽然问：
“你一定要分手？”
“是！”
他脸色一暗，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车子停在窄窄的山路上，他蓦地打开车门，对我命令地说：
“那么，你下车！”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我往车外推去，我四面一看，荒郊野外，一个行人都没有。心想，这人也真狠，说分手就要把我抛弃在野外，难道他以为我在野外就没办法了？下车就下车！我心一横，一句也不说，就跳下了车子，谁知，他看我下了车，就一把关上车门，然后，我只听到引擎狂鸣，再定睛一看，老天！他正在猛踩油门，车子对着悬崖就要冲下去。我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车子如果冲下去，这万丈深渊，必然粉身碎骨！我一急之下，连思想的余地都没有，就合身一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竟整个人扑到了引擎盖上。他看我突然扑上车盖，也大惊失色，又猛踩刹车，车子及时停在悬崖尽头。我手紧紧抓着车子的侧镜，隔着玻璃，瞪视着车内的他。他一动也不动，脸色惨白，也惊怔地瞪视着我。
我不知道我们彼此这样隔着窗玻璃，互相注视了多久，在我的意识里，那可能有一百个世纪那么长。在那一瞬间，没有天，没有地，没有世界，没有宇宙，更没有其他的人类，这世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在车内，一个在车外，再有的，就是生，或死？
然后，他冲出了车子，因为我已经失去力气，身子正往车下滑，再滑几吋，我会落到悬崖下去。那时候，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他能开车对悬崖下冲，我掉下去也没关系。可是，我没掉进悬崖，他用力一拉，我就掉进他的怀抱里去了。
那天，山上的风好大，我们站在风口，两人都发着抖，两人都不太明白，我们刚刚经历了些什么，等我的意识和思想终于缓缓明白过来，看到他车子岌岌可危地停在悬崖边上，我这一下子，蓦地痛定思痛，不禁抱头痛哭。
我这样一哭，他也落泪了。慌慌张张地，他想止住我的眼泪，他开始叽哩咕噜地道歉，说他只是一刹那间，万念俱灰，既然无法和我相守，不如让一切悲痛来个了断。他越说，我越哭，哭到后来，我问：
“为什么把我推出车子去？”
“因为你还有小庆呀！”他说。
他这样一说，我更加大哭不止。那个下午，我们就这样站在悬崖边上，相拥而泣。一直到天都黑了，我们才回到车上。这次，他小心翼翼地驾驶，我们在万家灯火中回到台北。
经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好些日子，都惊怔在彼此的感情里，不敢对命运的安排，再有任何疑问，也不敢轻言离别。
直到如今，常有读者写信问我：
“你笔下的爱情，在真实的人生中，存在吗？那些惊天动地的爱，不是你的杜撰吗？”
我已倦于回答这些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我生命里的爱，会来得如此强烈、如此震撼，而且如此戏剧化？
二十、浪漫与残酷
自从“乌来”事件以后，我认了。我对命运屈服了。我不再去思索各种礼教传统问题，我只是默默地接受鑫涛所给我的。我仍然坚持不伤害他的妻子，因此，我和他的家庭并存在他的生命里，有那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来探视我，然后再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我的心态仍然不平衡，有时感怀自伤，常常悲从中来。有时我还会为他的妻子着想，一样代她难过、代她不平。但是，这已经成为一个难解的结。有鑫涛这样一个人物，爱起来可以连生命都拼掉。但，对自己的妻室儿女，仍然有巨大的责任感，那么，就注定要有人为他受苦！
我决定顺从命运，也决定要让这段痛楚的爱，变为美好。人，爱过总比没爱过好。享受爱，而不要对命运苛求吧！于是，我放松了自己。不再轻言分手，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个刹那。我前面说过，只要我不太苛求，想得不要太多，日子就会很好过。
我们确实过了一段满好过的日子。鑫涛爱花、爱画，我们常说，我们生活里有三多，花多、书多、画多。他喜欢送我花，我喜欢大地和夕阳。有时我们去旅行，看到路边的野花，看到树上的新绿，看到小溪的潺潺，我都会惊叹！他喜欢带我旅行，因为我的惊叹而惊叹！生活里不再争吵，就变得浪漫起来。我生性喜欢夸张美好的事物，有五分浪漫，对我就变成十分。我们曾结伴去美国探望弟妹，大家在千岛区划船钓鱼，看落日缓缓西下，觉得世界真是美丽。我们也曾去欧洲，站在大片的梧桐树林里，看落叶在地上铺成地毯，我惊讶不已，所有有关梧桐的诗词都在脑中闪过，我就站在那林内背了一下午的诗词：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从欧洲回来，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穹苍下》，书中，彼此的影子都镶嵌在每章每节中。
这种生活确实浪漫，连他那“使君有妇”的身份也变成了“缺陷美”。我应该满足了，可是，心底仍然酸酸涩涩，常常陷入突然的痛楚里。还好，我还有我的写作，那个时期，我的作品中总有自我的影子，《浪花》里的秦雨秋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种浪漫情怀，有一天，终于被打碎了。
那天，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对方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你是琼瑶吗？”
“是。请问……”
我的话还没说完，对方立即像开机关枪一样，噼哩啪啦地吼出一大篇话来：
“你这个臭女人、烂女人、骚女人、烂货！你连婊子都不如！全天下的男人死绝了？你一定要去勾引别人的丈夫！你他妈的不要脸，王八蛋……”
这一大串话里，还夹着我写不出来的字眼，必须用xX来代替的字眼。这个电话震碎了我所有的诗情画意和浪漫情怀。我呆呆地听，对方像流水般不断地骂，我挂断了电话，浑身冷颤。电话刚挂断，铃声再响，我拿起来，又是那个女人，噼哩啪啦，她继续大吼大叫，我再挂断电话，铃声又响……就这样，这个疯女人在一天之内，给我打了上百个电话。那时，我有一对美国朋友，白志昂夫妇和我相知甚深。白志昂在台湾学中文，常常待在我家里。看到我整天接这个电话，他气极了，气得对我大吼大叫：
“琼瑶！骂回去啊！她骂你什么，你骂她什么！你为什么要拿着听筒，受这种侮辱！你骂啊！你也骂啊……”
我握着听筒，想骂，却结结巴巴地一个字也骂不出。原来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受过“骂人”的教育，我骂不出口，颓然地挂上电话，泪水已落下。
鑫涛来看我时，我已哭得双目红肿，白志昂正拿着电话听筒，用他那不纯熟的中文，和那个陌生女人对骂。这真是奇怪的场面，白志昂学到了所有他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中文”，他努力地运用，仍然前言不对后语，骂得稀奇古怪。鑫涛抢过了听筒，只听了几句话，他就一把扯断了电话线。
第二天，鑫涛让电话公司给我装了新的电话，换掉了旧的号码。那骂人电话再也打不进来了，可是，我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也没有了，欢乐的感觉也没有了，连“被爱”的感觉都麻木了。只觉得自己又像少女时期一样，掉进了一口冰冷的深井，说有多无助，就有多无助。
鑫涛气冲冲地去査打电话的人，回来告诉我，那是个乱管闲事的无聊分子。我悲哀地摇摇头，那是谁都没关系，她最起码，也代表了一种心声。我对鑫涛哀伤地说：
“保护我，让我远离伤害。要不然就放掉我，让我自生自灭！”
“没有保护好你，是我的错！”鑫涛声音都哑了，“让你受这种侮辱，是我的错！要我放掉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两次撞车事件，已把我们牢牢捆住！我不会放掉你，如果我真的放掉了你，那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大错！现在，我知道我已经走到最后一步路，我必须面对选择了！你不要再伤心，让我去做我该做的事！一件早就该做的事！”
他回去了，开始和他的妻子谈判离婚，这一谈，就足足谈了八年。鑫涛的前妻温婉贤淑、美丽高贵，有传统所有的美德，相夫教子、逆来顺受。就连我的存在，她也能淡然处之。她纯静如一湖无波之水，鑫涛却强烈如燃烧的火炬。他们之间，不能协调的地方，大概也在这种区分上吧。
谈判离婚，竟谈了八年之久，这也算一项纪录吧！在这番漫长的谈判中，我居然在朋友巧意的安排下，和鑫涛的前妻恳切地谈了一次话。这又是一项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