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莲说，团长算什么？官太小了，我起码要当到军长。
大家说着，颤颤巍巍地把班长扶坐起来。那张原本已经看熟的脸，一旦从躺着变成立着，又使人震惊一次。班长的身后，由于积血形成大片尸斑，全是怪异的深蓝色。他的手向后伸的时候，胳膊也是半只白半只青，煞是恐怖。
我们给他穿上本白色的士兵衬衣，把不祥的蓝色遮盖住，然后是绒衣和棉衣。待到一切收拾完毕，我们已累得汗流浃背。
班长重新睡下时，身着崭新的军装，除了腰带处有点窝囊，其余精干无比。但是我们在给他穿鞋子戴帽子的时候，困难重重。虽然竹干事未雨绸缪加大了尺码，但班长的头和脚都肿胀了，帽子戴不下，鞋子穿不上。
怎么办？我们只有再次请示竹干事。
用剪子。竹干事说。
剪哪儿？我们不知底细。
剪帽子的后面和鞋的两侧，但要伪装好，让人从正面看不出来。竹干事捂着胸口，支撑着说。
我们照章办理，总算收拾就绪。现在，一个军容整齐的小伙子，微闭着眼，英俊潇洒地躺在我们面前，好似胜仗之后在树下小憩。
啊啊，总算干完啦！我们小声欢呼起来。当然，当着烈士遗体欢呼，很不礼貌，但死亡既已无可挽回，年轻的士兵，此刻必然也满心希望以最整洁优雅的形象告别人间，大概也会原谅我们。
竹干事用眼光命令我们把白布蒙上。他认为只有和烈士隔开，我们才有权大声喧哗。我对他说，你要是不舒服，就去休息。剩下的事，我们能干。我冲着破碎的旧衣服努了努嘴，心想，不就是抱出去烧掉吗？
竹干事说，剩下的事，你可干不了，那是我的正经项目。说完，他掏出一个文件夹，摊开后说，你们谁给我找个凳子来？
烈士躺着，竹干事坐着，我们开始清点并记录军衣兜里的遗物。
钢笔一支。英雄牌，黑色老式。河莲像饭馆里跑堂的小伙计，拉长嗓门报着。
伤湿止痛膏两贴，啊，不对。是一贴半。有一面已经揭掉用了。小如轻声说，刚才我给他擦身的时候，在左膝盖看到那半贴了。想不到年纪轻轻的，就得了关节炎。
竹干事不喜欢婆婆妈妈，说，关节炎是高原病，和年纪没关系。谁都能得，比如你，比如我。接着干活吧。
小鹿高声叫起来，说，哈！你们猜，我在他兜里翻出了啥？
竹干事说，大惊小怪什么？一个当兵的，能有啥？肯定没存折。
小鹿不理他，继续兴致勃勃地说，是糖啊。三块真正的水果糖，和发给我们的一模一样的水果糖。
小鹿的手心里，托着几块包着草绿色糖纸的水果糖。摩擦久了，翘起的糖纸几乎掉光，椭圆形的糖块沾着斑斑点点的绿色，好像池塘里的小乌龟。
竹干事放下笔说，这就不必记了。都是军需发的大路货，没什么特别的价值。家属也不一定需要。
看着那三块糖，我突然热泪盈眶。在这之前，我一直无法把死去的班长当成一个曾经活过的人，尽管他在我身边，我仍觉得他是幻影，一切都不真实。但这一瞬，我明白他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像我一样爱吃糖。我被刻骨的悲伤击中。
在高原上，凡是外出，可能遭遇种种意外。飓风、雪崩、饥饿、酷寒……要想生存下去，你必须要有热量。糖就是最好的热能，所以，每逢有人走进风雪，叮嘱的最后一句话定是——你带上几块糖了吗？
糖，在某些时候，就是生命啊。
这几块糖，是班长临出发的时候，装入口袋的。哦，也许不是这一次，从糖的磨损和任务的紧急程度看，估计是早已放在身边的陈物。糖，是高原的护身符，班长放入这糖的时候，一定是满怀生的渴望。此刻，糖仍在，生命已悄然远去。这几块糖，寄托了班长对生命的眷恋，怎能说没有特别的价值！
我对竹干事说，留着这几块糖吧。送给他的爸爸妈妈，这上面有烈士最后的手印。
竹干事说，女孩子就是事多，多愁善感。
但他还是很给我面子，在登记簿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军用水果糖三颗。
还有吗？竹干事问。
没有了。我们齐声回答。
没钱吗？竹干事追问。
没有。我们万分肯定地回答。
一分也没有吗？竹干事继续问。他倒不是不相信我们，因为事关烈士的遗产，必得一清二楚。
一分钱也没有。我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河莲小声嘀咕，山上一千公里内没有人烟，哪儿有商店？倒是想用钱买氧气，可谁卖给你啊。
竹干事假装什么都没听见，走到破烂的碎军衣堆前，说，我还得亲自检查一遍，这是规矩。他一块块碎布细细捏着，好像哨兵在搜查敌军的情报。最后拿起一件衬衣的残骸，说这里面有个小兜，你们看了没有？
果平说，没看。那个兜有什么用？装了东西，磨得胸前痛。
竹干事冷冷地说，那是女人。男人总是把最心爱的东西藏在这里。说着，他从衬衣的布条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们惊骇莫名，看着竹干事打开信封，他突然扑哧一声笑了。我们这才敢围拢过去，端详信封中的东西。
一张四寸大小的彩色照片，花红柳绿一个乡下妞，露着不整齐的白牙，很忸怩地看着我们。
这是班长他姐吧？要不是他妹？可是怎么长得不大像？河莲自语着，顺手还掀开白布单，朝烈士脸上瞄了两眼。
竹干事说，你这个姑娘，一阵聪明一阵傻。有把姐妹的照片这么贴心摆着的吗？依我的经验，肯定是未婚妻。
未婚妻？我们惊叫着，又像铁桶一般围过去，火眼金睛地将那女子看了个彻底。小鹿捂着嘴说，嘻嘻，长得可真难看！
不知是乡下的摄影师水平太差，还是这女子貌不上相，反正从照片上看：眉毛粗重，鼻梁塌扁，嘴唇阔大，牙列不齐。全脸唯一可夸奖的是眼睛，大而圆，有一种猫一般的灵光。
我们之中相貌最好的小如，倒还比较宽容，说，她笑得挺开心啊。
果平说，这照相馆的手艺也太次了，把人脸涂得像猴脸。
照片原是黑白的，为了好看，那女子特地上了颜色。乡下的摄影师用水彩颜料乱涂一气，脸色赤若夕阳，红色还描到脸的轮廓以外，像打碎了红墨水瓶，洇得到处都是。
小鹿说，我看班长挺漂亮的小伙儿，怎么找这么一个困难户啊？还把她当宝贝，揣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真是眼神不济啊！
放肆！竹干事火了，说，她是谁？你们以为是普通的乡下姑娘啊？她是烈士的心上人，是烈士的遗属。现在她还不知道班长的死讯。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哭得天昏地暗！你们拿她开心，对得起良心吗？
我们原也没想那么多，只是看着一张可笑的照片，就笑起来。女孩子总是这样的，一件并不可笑的事，只要有一个人开始笑，大家就跟着凑热闹，笑上半天。经竹干事这么一说，问题有些严重。想象那照片上的长着猫眼的姑娘，过不了多久就会悲痛欲绝，我们顿时抱愧无比，大家都低下了头。竹干事看我们蔫了，又安慰我们说，好了，总的说来，你们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班长虽说没轮上和自己的未婚妻告别，有你们这么多姑娘给他送行，心里也该知足了。
竹干事说着，在遗物登记簿上规规矩矩地写下：亲人照片一张。他又把堆在地上的碎衣物，像捡破烂的老汉一样，根根梢梢翻了个遍，每个衣角都用大拇指和食指对着捻一回，看藏没藏着东西，直到万无一失。
好了，我们可以撤了。竹干事合上登记簿，疲惫已极地说。他把钢笔和伤湿止痛膏细致地包好，照片也用白纸夹起来。只是把军用水果糖丢在墙角，说，这个就算了吧。转送家属，吃又吃不得，留着还挺伤心，不如眼不见为净。
糖块叽里咕噜地滚着，刚开始声音很脆，好像玻璃弹球在找坑，渐渐地就不怎么响了，太平间地上积满尘土，它们保证已脏得发不出动静了。
我们缓缓地往外走，小如突然停了脚，说，竹干事，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快走到门前的竹干事，简短地回答，说。
小如说，竹干事，把相片还给班长吧。
我们一时没明白，但是我们马上就明白了。小如接着说，照片带回去，还给谁呢？给那个姑娘，她会难过死的。他的父母也会难过的，她本来会是他们的儿媳妇，可是以后永远不会是了。最难过的还是班长，他那么心爱的东西被拿走了，永不还他。照片被不认识的人传着看，代为保管，他会不乐意的……
我们被小如的话感动，双脚牢牢地站在地上，用这个姿势告诉竹干事，要是他不答应小如的请求，我们就不离开太平间了。
竹干事什么也没说，从纸夹里抽出红脸姑娘的照片，递到小如手里。我们一道走到白如雪峰的尸床前，小如轻轻地揭开白布。班长向上扬起的眉毛是微笑模样，好像在睡梦中赞同我们的主张。我们轻轻地把他的衣扣解开，把照片平平整整地插进他左胸前的衬衣口袋。我看到那张照片有节奏地起伏着，班长年轻的心在托着它跳动。
我们走出太平间，好像在里面待了一百年，山川河流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天变低了，云变重了，太阳是多角形的，雪山也变黑了。竹干事冲我们扬扬细瘦的胳膊，说，再见了，女兵们。但愿有一天我阵亡的时候，还能由你们来为我换衣。
我们说，我们不给你换衣服，你还是好好活着，自己给自己换衣服吧。
回到宿舍，我们都拼命讲其他的事情，再也不提一个“死”字。
我趴在地上，从床底下翻自己的细软。找了半天，才从长筒靴后面找到我的宝贝盒。它是我求老兵用三个罐头盒子的铁皮，剪开打制而成。我专挑菠萝罐头盒，因为它的皮不仅结实耐用，而且都是金黄色的，精心砸制出来，好像纯金制成的万宝箱。我抱着它走到背人的角落，打开，里面是满满一盒军用水果糖。它们穿着草绿色的衣服，好像是饱满的小水雷。我一直想不通，高原部队发的糖，为什么是绿色的，难道糖纸也要伪装吗？如果战争打响了，你往嘴里塞进一块红糖纸的糖，就会被敌人发现，而绿糖纸就可安然无恙吗？
好了，不想这种节外生枝的问题了，正事要紧。我开始挑选水果糖。平日吃糖的时候，随便抓一块就是。但这一次，我苛刻已极。糖纸稍微有些残破的，颜色不鲜艳的，包括虽然外形完整，但由于被揉搓过，显出一副无精打采样子的水果糖，都毫不留情地淘汰。最后入选的种子选手，都像刚从生产流水线上跳下来的产品，容光焕发。糖块像石子一样坚硬，两端拧起的糖纸，好像小姑娘的刷子辫，舒展又漂亮。
我揣着糖果，用那把锐利的钥匙开了门，再一次走进太平间。屋子里有一种新衣服浓重的桉叶味，混合着炭盆燃烧后的袅袅烟气，好像是一片被雷电击过的热带雨林。班长安详地睡着，我附在他的耳边，轻轻说，对不起啊，再打搅一次……
我把三块水果糖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右裤兜里，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正是从那个兜里取出了他的旧水果糖。我把班长的衣服重新抚平，让他睡得更舒适些，然后缓缓退出。
我感觉背后有凉风袭来。
回头一看，是竹干事。
你又来干什么？竹干事问。
我……来看看……我支吾着说。我知道像竹干事这样的老兵，将生死看得淡如烟云。把糖的事如实说出，他会笑我的。
生和死的区别，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不过是蚕蜕了一层皮。竹干事缓缓地说。
我转移话题说，那你来干什么？
竹干事说，我领着木工来装棺。
经他一说，我才看到，在不远处，一座朱红色的棺木，在几个人的肩头，宫殿一般雄伟地矗立着。
工人们开始装殓班长，棺里铺了松软的棉被。班长从水泥的台子上搬到木制的小屋，一定会感觉暖和些的。
竹干事对我说，不必遮遮掩掩，我都看到了。他以后没有机会吃糖的。
我说，才不对呢。我相信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天上有着圆圆的月亮，班长定会和他相片上的未婚妻，在烈士陵园的台阶上相会，每人嘴里含着一块糖。
雪山窃贼
女孩子的胃比男孩子的要小，所以，她们正餐时吃得很少，但经常要吃零食。
西藏能供给女孩子打牙祭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们每天馋得思来想去，只好“精神会餐”。
有一天，果平对我们说：“喂！想不想吃烤羊肉啊？”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还用问？当然想吃啦。”连我也跟着一块儿喊，虽然我不吃羊肉，但我喜欢凑热闹。
果平说：“那我们先筹集原料。”大家就分头活动，很快就搞到了孜然、辣椒面和盐。但烤羊肉最主要的材料——羊肉，还在羊身上长着呢。
大家很着急，果平如此这般地把她的计划说了一遍，我们就只好耐心地等待一个日子。
西藏的羊群经过了一个夏秋的游牧放养，冬初的时候最肥了，要是不杀，经过一个冬天的折磨，到了来年春天，就骨瘦如柴了。在第一场暴风雪来临之前，炊事班长带领人在操场上预备把整个冬季吃的羊都杀完了。然后，把羊堆积起来，拎来水桶往剥了皮的羊肚子里灌水。这样经过一个严寒的夜晚，水就结成巨大的冰坨，羊像琥珀中的昆虫一般，保存得很新鲜。
羊肉暴露在室外，一年只有这么一个晚上。天一亮，班长就会把冻好的羊搬进库房。再想偷出羊肉，比登天还难。
那天，我们每个女孩子手里都捏了一把手术刀，静静地躲在屋里，盼望黑夜降临、众人入睡的时刻。
终于等到了。半夜时分，我们身穿皮大衣，偷偷地溜出房门。天黑得如同墨鱼肚子，冻彻骨髓的寒风把我们吹得东倒西歪，可是，大家都毫无退缩之意。有什么比在漆黑的夜晚冒险更令人兴奋的呢？
我们很快摸到了堆放冻羊肉的操场，除了成垛的死羊，这里空无一人。我们并不害怕，可是，对着城墙一般坚实的冻羊，不知如何下手。
果平掏出随身带的小手电，上下左右照了照说：“每人找准一只羊，用刀子割肉。注意不要割了自己的手。”
我们手持利刃，纷纷持刀而上。手术刀倒是很锋利，但它太小了，好像一片银色的柳树叶，面对着骨骼完整的冻羊，简直是杀牛用鸡刀，实在力不从心；再加上羊身上结满了冰，好像披了水晶盔甲，又硬又滑，刀尖儿根本插不进去。
大伙儿忙活了半天，没有一点战果。果平不慌不忙地说：“别着急，两个人一组，一个人扳住羊身子，另一个人用刀切羊腿上的肉，那儿的肉最好吃了。”
调整部署后果然奏效，我们割了几块羊腿肉，得胜回朝。牙齿冻得直打架，但心里得意极了。
到了屋里，把羊肉摊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上，切成樱桃大的块儿，蘸上作料腌好，这才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还没有烤羊肉的铁扦子哪！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果平一拍脑门说：“把每个人的毛衣针拿出来。”
女孩子天生爱织毛线，每个人都有几副粗细不同的针。大家齐心协力把毛衣针贡献出来，凑成了一大把扦子。
我们用酒精棉球给毛衣针消了毒，然后，穿上羊肉块，撒上辣椒面，开始在炉子上烤。
那一瞬间，屋子里很静很静，听得见屋外狂风的呼啸，听得见羊油滴落在火焰上的吱吱声。袅袅的热气在女孩子们的头顶蒸腾着，有一种家的气氛在我们心中涌动。
那一夜，我们房间的灯很晚才熄灭。
第二天一大早，炊事班长吃惊地说：“我的羊腿被谁挖去了几大块肉？雪山上出了窃贼，看来还是个老手，把羊身上最好的肉割走了。”
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作声。
炊事班长又说：“其实，我巴不得大家多吃些肉呢，吃了肉身体好；只是这种冻了冰的肉，没有高压锅，谁能把它炖熟？可别吃坏了肚子。”女孩子们得意地交换了个眼色，大家还是不说话。
让炊事班长永远蒙在鼓里吧！他绝对想不到，这些柔弱的女孩子，吃起烤羊肉来，个个像绿林好汉呢！
曼巴牙古都
到乡下去给老乡看病，真像郊游一般有趣。但这种机会不是很多，不是我们不想为贫苦的牧民送医送药，而是因为我们的住所周围都是荒原，很少有牧民。牧民们要赶着他们的羊群，到有牧草的地方栖息，行踪飘忽不定，很难找到他们。
一天，有个向导说离我们几十公里处的牧民患了病，需要我们去诊治。我、果平和一位老医生立刻骑上马出发了。
我的坐骑是一匹栗色小马，步伐均匀而快捷；果平就有些惨了，她的枣红马像城墙一般魁梧，傲慢的眼神一点不把果平这位清秀的骑士放在眼里。
我只能在心里暗暗同情果平，却不敢提出和她换马。不是我胆小，而是骑术不如果平。在草原上，单是胆大没有用，马是很有灵性的动物，只要你一跨上马背，它就能立即判断出你是高手还是软包，它可会看人下菜碟呢！
果然，果平一跃上马，枣红马就乖乖收敛起骄傲的神色，服从她的调遣；倒是我的栗色小马，欺负我的骑术不精，东张西望地不好好赶路。老医生直催我：“再不快走，我们就要在草原上过夜了。”
到了牧民们聚集的地方，他们高呼着：“曼巴给我们送吉祥来啦！”扶老携幼地拥出帐篷，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
牧民们一年到头在草原上游牧，气候严寒，环境恶劣，几乎每个人都病痛在身。老医生看病，果平打针，我发药，一时间忙得头都抬不起来。
由于看病比较慢，老医生那儿就积满了人。我和果平是执行医嘱的，就比较清闲了。
有一位藏族老人走到我面前，很急切地说了一番话。我和果平不懂藏语，只能朝着他微笑。向导说：“老人说，你们是天上降下的菩萨，请给他看一看关节痛的病。”
我和果平还想推辞，向导说：“我看老人是诚心诚意地请你们看病，你们就给他看吧，要不他会伤心的；要是他的病真的很重，再找老医生看也不迟。”
我和果平连连摆手说：“老医生医术高，还是请他看吧。”
老人合着手掌说，他还要照看羊，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他相信，我们能医好他的病。
我和果平就仔细地给老人检查了身体，确诊他是一般性的关节炎。我给他拿了药，果平给他扎了针。老人脸上浮出笑容，说是感觉好多了。
我和果平都很高兴，没想到老人脸色一变，又急切地说个不停。
向导说：“老人想让你们用听诊器为他听听关节。”
我和果平目瞪口呆。听诊器我们倒是有，但那是听心脏查血压的，怎么能听膝盖呢？膝盖里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的啊！
向导把我们的话翻译给老人，没想到，他执拗地说个不停，最后，简直变成了恳求，说他以前见过的土曼巴，都是用这个亮闪闪的小银坨，把人的全身都听个遍的，然后，牵走三只羊。
我和果平还在犹豫，向导说：“你们就满足老人的心愿吧！”
于是，我就把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又用手心把金属听头焐热，怕冰了老人的皮肤。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老人打开他的羊皮袄，我把听诊器听头端端正正地扣在他的膝盖上……
耳朵里当然什么声音也没有，可我装作专心致志的样子，眉端一会儿聚起，一会儿舒展，好像若有所思地在分辨什么音响……
过了足足五分钟，我才收起听诊器，对一直紧张注视着我的老人说：“您的关节有一点毛病，但是，不要紧；吃了药，就会好的。”
老人放心地舒了一口长气，好开心的样子离去了。
我和果平又为别的病人忙起来。过了一会儿，老人牵着一头大山羊走过来，对向导连比画带说，很激动的样子。
向导对我们说：“老人讲的是‘曼巴牙古都’，翻成汉语的意思就是医生好！他要把这只羊送给你们，请你们收下他的一片心意。”
我和果平惊得张开嘴巴合不拢，我们只为老人做了这么一点应该做的事，老人就要如此重谢我们，怎能叫人承受得起哪？！
我们赶紧对向导说：“羊是万万不要的，老人以后要躲避潮湿，关节就会好起来。”
向导把我们的话转达给老人。
老人泪光闪闪地说：“以前的游医，给牧民一盒清凉油就要换走一只羊。土其切！土其切！”
向导告诉我们：“‘土其切’的意思是‘谢谢’！”
最高的花生糖作坊
有一天，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河莲说：“你们谁吃过花生糖？”
大家一齐嚷起来：“我吃过！”
是啊，哪个女孩子小时候没吃过香喷喷、甜蜜蜜的花生糖呢？只要一想起那滋味，舌头下面就储存了一包口水要流出来。
河莲说：“那我们自己做花生糖来吃，开一间世界上最高的花生糖作坊，好不好？”
在我们这些女孩子里，果平是以吃肉闻名的，我们都说她的祖先一定不是从猴子变来的，而是一只老虎变的，所以，见了肉就没命；而河莲是以巧出名的，她说要办什么事，一定能办到。
我们立刻大叫：“开花生糖作坊，好哇！好哇！”
我们都吃过花生糖，可是，我们都没有做过花生糖，连脑子最聪明的河莲也没有做过。不过这难不倒我们，大家回忆起小时候吃过的花生糖，不就是一些炒熟了的花生米裹在琥珀色的糖稀里，放凉了就成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开始筹措原料。
因为我不吃羊肉，炊事班长对我比较优待。在大家吃羊肉的日子里，允许我自己挑别的食品。这一回，我放弃了最爱吃的大红枣，要了满满一大碗生花生米。
还有必不可少的糖，这也很好办。为了给大家补充营养，每人每月可分到一茶缸白糖。现在大伙儿争着贡献出来，河莲忙说：“够了够了，花生只有一碗，小马不能配大鞍子，要不就比例失调了。”
原料备好以后，发现没有锅；没有锅，就没法熬糖和炒花生。我们的花生糖作坊还没开张，就面临倒闭的危险。
“就在我的刷牙缸里熬糖吧，虽说它小了一点，多熬几缸子也就够了。”果平挺身而出，解决了一半的难题。
但总不能用刷牙缸炒花生米呀，它的底面积太小了，最下面的花生煳透了，表层的还没有热乎呢。
于是，有人提议吃罐头，然后……
大家听了都说这个主意好，七手八脚地打开了一筒一公斤装的菠萝罐头，你一勺我一口地迅速吃光，接着操起剪子，把罐头盒剪开，真是好大一张洋铁皮。我们把洋铁皮的周边卷起来，一个简易的铁锅就做好了。摆在炉台上，还蛮像样的。
我们把花生米倒进自制的铁锅里，炉火在下面熊熊地燃烧着，花生米因为受热噼啪作响，有轻微的香气飘散出来。
我们正想为自己的发明鼓掌叫好，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马口铁做的锅子，受不了高温的熏烤，中央突然软塌塌地陷落，熔化出一个红色的裂口。半熟的花生米像滑雪运动员一样，沿着烧红了的锅壁，飞快地掉进炉膛里去了……
一股焦煳味弥漫在空中，我们垂头丧气，作坊失败了。
“不要灰心，我们再想想办法。”河莲一点不气馁，明亮的大眼睛四处搜寻，一眼落在门后铲煤的铁锨头上，说，“就用这个当锅吧。”说着，端起铁锨，洗净了煤灰，架在炉台上，比个真锅还神气。
铁锨很厚，再也不会熔化掉。
我们把花生米倒进去，用筷子不停地拨拉。当筷子头变得焦黑的时候，花生米也熟了，散发出扑鼻的香味。真想先吃几粒，但为了我们作坊的声誉，大家都耐心地忍着馋虫的煎熬。
花生凉了以后，我们小心地把花生衣搓掉，把白白胖胖的花生放在一个碟子里。
下一个步骤就是熬糖了。这是比较简单的活儿，把糖放进茶缸，用筷子搅啊搅，不一会儿白糖就融化成淡黄色的糖稀，冒出透明的气泡。当糖稀的颜色变成褐红色并闪出油漆一样的亮光时，河莲果断地喊了一声：“好了！”她飞快地把糖稀浇到碟子里的花生米上，并用筷子不停地搅拌，使它们混合得更均匀。一种属于真正的花生糖的甜香气，刺激得我们一个劲儿地咽唾沫。几次想尝尝正在冷却过程中的花生糖，都叫河莲给拦住了。她说，一定要等到花生糖完全做好了，用小刀割成一小条一小条的，像街上卖的一样，才分给我们吃。
为了那神圣的一刻，我们眼巴巴地盯着那个碟子，祈祷它快快变凉。
等啊等，碟子终于冷却了。当河莲郑重地拿起小刀，分割花生糖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极清脆的响声。
花生糖已经凝固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无论怎么使劲，都不能使它和碟子分离，更无法把它变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糖块。
河莲难过地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应该在碟子里抹上油，这样花生糖就可以磕下来了。现在，我们的作坊出了废品。”
我们都劝她放宽心：“不要紧的。这不是废品，只不过吃起来稍微麻烦一点儿罢了。”
我们这座世界上最高的花生糖作坊，出产的第一批产品，吃的时候需用这种姿势——双手捧着碟子，像花猫洗脸一样，用舌头舔碟子。
不过，说到味道，那可真是好极了！
碗里的小太阳
我不吃羊肉，总觉得那肉里有一股青草味儿。小的时候，跟父母到北京的东来顺馆子里吃过一顿涮羊肉，回来后全身起了风疹。医生说是过敏，让我终生忌食羊肉。
到了西藏，羊肉就成了主要菜肴。做法很粗犷，用斧子将整头羊劈成碗口大的坨子，连骨头带肉丢进高压锅，再塞入一块酱油膏，撒点作料，拧上锅盖急火猛攻。一个小时后，一道名为“大块羊肉”的高原菜就算烧得了。大家就拎着饭碗来打菜。
我对同屋的果平说：“你把我的那份儿菜打走好了。”
果平说：“那你吃什么呀？”
我说：“吃咸菜呀，我是宁肯吃咸菜也不吃羊肉的。”
果平说：“你好傻啊，会写美丽的‘美’字吗？”
我说：“会写呀！”说完，就用勺子把儿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美”字给她看。
果平说：“原来你还挺聪明的呀！那你为什么不吃羊肉呢？什么叫‘美’？‘大’‘羊’两个字摞起来就是‘美’啊，西藏的羊多大啊！”
我便如实相告，吃羊肉过敏。
于是，在吃羊肉的日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吃咸菜。时间长了，被炊事班长发现，他说：“老吃咸菜怎么行？长久下去会得病的。”
我说：“那好啊，你给我做猪肉。可那些猪肉都是从平原运来的，数量不多，都让我吃了，就太对不起大家了。”几次小灶以后，我对炊事班长说：“我还是吃咸菜吧，这样心安。”
炊事班长见我很坚决，就说：“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到食堂的库房里挑一挑，看你喜欢吃什么，就拿点什么；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份儿伙食费，你不吃羊肉就吃别的好了。”
我第一次走进库房。哇，好丰富！一箱箱的奶粉，成麻袋的红糖白糖，还有花生米、葡萄干、脱水菜、压缩饼干……真够琳琅满目的。可惜都是干菜坚果类，根本引不起人的食欲。
“就没有蔬菜吗？比如红红的萝卜、绿绿的黄瓜？”我实在太渴望吃青菜了，明知没有多少希望，还是试探着问。
“有啊。”炊事班长很肯定地说，随手拈出一筒罐头。三下五除二，打开来，倒真是有红红的萝卜、绿绿的黄瓜，只是它们强烈地冒出一股酸气。原来这是酸菜罐头。
吃了几次酸菜罐头，我就腻了。我跟在炊事班长的屁股后面转，突然发现一只神秘的小麻袋，袋口的线绳扎得紧紧的，灰头灰脑地缩在墙角。
“那是什么？可不可以吃？”我问。
“吃不得。那是一种虫子干儿，有怪味道。”炊事班长说。
我好奇地解开绳子，出现在眼前的是满满的一麻袋红橙鼓胀的——大海米！
“噢！我今天就吃这种虫子干儿了！”我快活地大叫着，要知道我们自打到了西藏，还没尝过海味呢！我顺手抓了一把海米填进嘴里，嚼得咯咯响，鲜香满口。
炊事班长吃惊地瞪着我，因为，他自小生活在西北的山区，从没见过海里的生物。
但连续吃了几次海米之后，我又腻了。这一回，我长了经验，不让炊事班长当向导，自己在库房里转呀转，想再发掘出点不同凡响的食品。
果然，我又找到一只奇怪的麻袋。看起来鼓鼓囊囊，拎一下却很轻。打开一看，原来是又大又圆的山西红枣。
我立刻用随身带的饭盆舀了半盆，连蹦带跳地跑出库房，对等在外面的炊事班长说：“我今天就吃这个喽！”
炊事班长说：“这个当零食吃可以，当正经菜可不行。”
我说：“能行能行，又能当菜又能当饭。”说着就跑远了。
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就热切地盼着吃羊肉的日子。我进库房用来盛红枣的器皿越来越大，最后，简直变成了一只小脸盆。炊事班长吃惊地说：“你一个女孩子，一顿吃得了这么多的红枣吗？小心别闹肚子。”
我说：“当然吃得了，你就放心吧。”
他不知道，每次都是我们全屋的女孩子一块儿吃红枣。在那些最严寒的日子里，我们团团地围坐在火炉旁，把红枣洗净，撒上白糖，放在小锅里，慢慢地煮。
在呼啸的风雪声里，红枣渐渐地膨胀起来，好像一轮轮暖洋洋的小太阳，把我们的脸都映得红艳艳的。
女孩子吃红枣，是很补身体的。
雪线上的蛋花汤
鸡蛋在昆仑山上是很稀罕的东西。
你想啊，海拔五千多米，多么品种优良的母鸡也活不了。从平原到高原几千公里的路程，汽车一路上“跳迪斯科舞”，鸡蛋就是铁皮的，也会被颠出缝。
于是，军需部门就给我们运鸡蛋的代用品。其一是蛋黄粉，色泽像金皇后玉米面一样灿烂。掺上水，用油一煎，就成了金闪闪的蛋黄饼。可惜好看不好吃，根本没有鸡蛋味，曾噎得人直翻白眼儿。
“用鸡蛋黄养鱼都养不活，人要一天吃这个，能得黄疸病！”有人说。
食堂若吃蛋黄粉，准得剩一大盆，像漫天的迎春花。
其二是一种有清有黄的冻蛋，是把整个鸡蛋打进铁桶，速冻而成。说起来倒是全须全尾的原装，吃到嘴里，却比鲜蛋差得远。好像鸡蛋的魅力是一种很温暖的东西，一冻就丢了。
其三就是鸡蛋罐头了。圆圆滚滚的球体卧在玻璃罐里，随浑黄的液体浮动。除了形状上还保持着基本轮廓，很难使人想到它是母鸡的产品。
于是，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军人，就像思念绿色一样，思念白色的温暖的有着粗糙外壳的真正的鸡蛋。
有一年过节，炊事班长很神秘地叫我：“喂，你是女娃，有个事要问你。”
炊事班长很能吃苦，做饭的手艺可不敢恭维。
“什么事？你说好了。”我心不在焉地应道。
“喏，你看。”他伸出蜷得像个鸟窝似的手掌——我看到在他皲裂的手指圈起的半圆形凹体中，有一个粉红色的鸡蛋。
“是真的吗？”我惊喜地问。
“当然是真的！要是有只老母鸡，也许能孵出鸡娃来！”炊事班长得意地说。
这肯定不行。就算它原来是一颗有生命的种子，跋涉冰峰雪岭时也早冻死了。我顾不上反驳炊事班长，只一个劲儿地问：“它为什么没被颠破呢？”
炊事班长不乐意了，说：“瞧你这个样，好像巴不得它破了！这是我老乡特地从家乡带来的，一路上抱着纸盒，连个盹都没舍得打。”
我说：“这真是一个经历了长途拉练的鸡蛋。”
炊事班长说：“别废话，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我说：“把这个鸡蛋送给我。”
“吓！想得美！”炊事班长晃着他的方脑袋说，“老乡一共送我三个鸡蛋，三个鸡蛋够谁吃的？今天过节，我想用这三个鸡蛋给大伙儿做一锅真正的鸡蛋汤。你是城里人，你喝过那种片片缕缕像米汤似的鸡蛋汤吧？咱就做那样的。”
“喝过。”我说。
“那好，你就给咱做。”炊事班长说着，把我推到锅前。
在呼呼的热水面前，我可傻了眼。不错，我是喝过那漂浮如丝带的甩袖汤，但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可我又不好意思对向我寄予了无限期望的炊事班长说“我不会”。在炊事班长的方头颅里，既是城里人，又是女人，就该天生会做鸡蛋汤。
嘿！有什么了不起的！鸡蛋汤鸡蛋汤，顾名思义，把鸡蛋倒进水里就成汤！我痛下决心。
打蛋！我命令道。
炊事班长乖乖地拿出个大铝盆（可以当行军锅的那种，比一般脸盆要大和深），把三个鸡蛋打进去，用手指把蛋壳内的每一滴黏液都刮净。
三个鸡蛋像三颗金蚕豆，在空旷的盆底滚来滚去；没有了外壳的鸡蛋，更小更少。
一大锅水开了，冒着汹涌的白汽。我端起盆，正想把搅匀的蛋液倒进去，突然觉得它们太单薄了。
“加水。”我说。
“往哪里加水？”炊事班长谦虚地问。
“当然是往……鸡蛋里加水了。”我胸有成竹地说。
“加多少？”炊事班长小心翼翼地请教。
“就加……一大勺吧！”我指挥若定。
现在盆里的景象好看多了，黄澄澄的半盆，再没有捉襟见肘的窘迫。“好了，现在就把鸡蛋液倒进锅里，并且一个劲儿地用筷子搅拌。一会儿，我们就会有香喷喷的真正的鸡蛋汤喝了。”我有条不紊地吩咐着。
人高马大的炊事班长乖乖地听着指挥，三个珍贵的鸡蛋和一大勺凉水倾倒进沸锅……一时间，锅里锅外都很安静。
“一个人只能喝一碗，多了就不够了。今天你辛苦，就给你喝两碗吧。”炊事班长思谋着。
“鸡蛋是你的，你本该多吃多占点。”我说。
想象中的鸡蛋汤该有仙女水袖般飘逸的蛋花，该有糯米般甜蜜的蛋丝，该有……
满满一大锅水再次开了。
锅里什么也没有，只是云雾般地混浊。那三个鸡蛋神秘地失踪了，融化在一大锅雪水中。
我和炊事班长面面相觑，目光在询问：“鸡蛋呢？万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鸡蛋哪儿去了？！”
喝汤的时候，我对大家说：“今天这汤是鸡蛋汤，真正的鸡蛋汤！”
同伴们莞尔一笑，说：“是吗？做梦吧！”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三个鸡蛋的，它们就在这汤里，我不骗你们！”我急得都要哭了。
大家还是半信半疑，因为，汤里实在是看不到鸡蛋的影子。
“不信，你们问炊事班长。”我使出最后的撒手锏。
大家把脸转向炊事班长。炊事班长扶着他的大方脑袋，什么话也没说。
于是，大家一哄而散，没有人相信我关于鸡蛋汤的神话。
“炊事班长，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我气愤地质问他。
“大家没看见鸡蛋，你叫我说什么？”炊事班长心平气和地说。
那一天，我喝了好多鸡蛋汤，一边喝一边想，鸡蛋藏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了好多年。我想，假如我不在鸡蛋里掺水，事情也许会好得多。当然，如果锅不是那么大，如果我们有许多鸡蛋，我们就一定会喝上美味的鸡蛋汤了。
葡萄干儿王
我在西藏的医院里当化验员，这个工作，忙的时候真忙，闲的时候也真闲，可以一两个小时没有病人。我就百无聊赖地对着窗户，看远处像洋铁皮一样闪光的雪山。
爱玩儿是女孩子的天性，我就把周围的化验仪器拿来做游戏。比如把自己的头发揪下一根，放在显微镜下瞧一瞧。嗬！柔细的发丝变成了像钢管一般粗的砺石，表面也不再光滑，生出了许多毛刺……我赶紧把这根头发吹走了，我不喜欢平常习惯了的事物变成这么个怪样子来吓我。
有时我就挤出自己的一滴血，抹在玻璃上，放大几百倍来看。染上颜色后，人的血液是很好看的：淡蓝色的白血球像一枚枚精致的椭圆形树叶；比较老的白血球里长了许多核，好像细胞里藏着一只张开的小手；年轻的白血球还没有发育完全，核就像一截弯弯的腊肠。红血球是晶莹透亮的，像一些浅浅的盘子，只在边缘部分有一圈淡红的光环，好像一颗缠了红丝巾的水珠。血液里还有一些古怪的如同车轮般的大细胞，是专门生产免疫抗体的。
可我还是厌倦了，别说是血球，就是一幅世界名画，也终有看够的时候，我又挖空心思，想出新的把戏。
我有一架分析天平，现在人们常说的“天秤座”，就是那个样子。这架天平是为称取化验药品的，精确到了一个毫克的重量，也就是说，可以称出一克的千分之一的重量。
分析天平平日安放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罩子里，里面有个小布袋，装着干燥剂，保持空气的湿度稳定。要是含有水珠的空气附在秤盘上，重量就不准了。小小的砝码是用一种明亮的金属制成的，好像一粒粒精致的豆子。但那个最小的标志为一毫克的砝码，因为重量太轻，没法像它的哥哥们那样长得很标准，成了一块轻薄的多边形金属片。
分析天平简直灵敏得可怕。你把两个一毫克的砝码放在两边秤盘里，指针是平衡的，但你若是用手指摸摸其中的一个砝码，再把它放回秤盘，指针就毫不含糊地向你手指碰过的那个砝码倾斜。好像你是一个巫师，在一摸当中给了砝码魔力。其实，是因为你手上的湿气使砝码变重了。“又湿又重”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词，潮湿是有重量的。
不过用手摸砝码这件事，可得偷偷地干。要是让老化验员看到了，非得狠狠训你一顿不可。但我对什么事都想试一试，趁他不在的时候，取得了这个难得的试验结果。为了防止生锈，我用白绸子把砝码擦了又擦，在之后的日子里，像探望病人似的每天都仔细地观察小砝码几回，直到确信它们还像以前一样光彩照人，才放下心来。
我开始测量身边能得到的微小物体的重量。比如头发吧，把一根前额上的头发搭在秤盘上，指针只有极轻微的晃动。我总算知道了“轻如鸿毛”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几乎什么分量也没有。头发长短不一，重量也不同，叫人无法发布统一公告；再说，就是同样长短的头发，后脑勺上的就要比前额处的重。这我就明白了，孙悟空那几根救命的毫毛为什么长在后脑勺上，那儿的头发质地最好了。
我还测量过眼药水瓶子的橡胶小盖的重量。嗬！它可真够重的了，好像有十几克吧。记得我在左边的秤盘里放着橡胶小盖，右边的秤盘里不断地加砝码，直到放了一大堆小银豆子，橡胶小盖还像个黑老包似的稳稳地坐着，不肯抬起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