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有什么比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孩子的体验和记忆更重要、更珍贵呢？回想我们的一生，所以会有种种命运，虽不敢说全部，但其中偌大一部分是源自我们童年经验的烙印。“精神分析派”的师长甚至不无悲观地说，每个人一生将要上演的脚本都已在我们六岁前的经历中秘密写定。如此说来，谁能改变一个孩子的童年体验，谁就能改变他眼中的世界和他人生的蓝图。
人的记忆是非常奇怪的东西。我们希望它记住的东西，它虚与委蛇，给你一个过眼云烟；我们希望它遗忘的东西，它执拗着，死心塌地铭记。记忆的钢钉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揳入灵魂最软弱的地方，却从那里发布一道道指令，陪伴你到永远。背负无法选择的记忆，挺进在人生的曲径上。记忆是有魔法的，它轻而易举地决定着我们的好恶，指导着我们的行动，规定着我们的决策，甚至操纵着我们的生涯……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三岁看老”，看来和弗洛伊德老先生的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话有前瞻之明，但也有掩饰不住的悲观和宿命。三岁之前，孩子在无知无识中酿出了怎样咸苦的卤水，让他的一生决定于此？或者反过来说，面对着一个孩子，成人世界有什么力量可以润物细无声地沁入思维的草地，从此染绿他一生的春秋？
杰茜娅女士的话正是在这个微妙的层面给我启迪和震撼。如果说教育是一种外在的渗透，那么，让孩子们深入艺术的创造之中去，就生出了内在的事半功倍的奇效。让蛰伏内心的翅膀舒展开来，让成功的霞光照亮漆黑的眸子，让最初的成功烙在心扉的玄关……童年的珍藏就会在漫长的岁月里发酵，香飘一路。
面对着这样的理论和尝试，我肃然起敬。
我说：“你这里走出多少艺术家？”
杰茜娅说：“我从来没有统计过。”
我说：“哦，她们还小。艺术的成功要很多年后才见分晓。我知道现在谈这些，一切都为时过早。”
杰茜娅说：“不仅因为统计操作上的困难。开办这所学校并不是为了从小培养出几个艺术的天才，而是为了更多的孩子生活中多一些阳光和快乐，发展健全的人格。我把孩子们的艺术品都保存了起来。其实，对于她们来说，这些并不是艺术，是另外一种心灵的表达。她们并不是为了成为艺术家才进行创造的，她们把艺术当成了心灵的一部分。但是，这不正是艺术最原始、最根本的标志吗？”
我说：“能否让我看看孩子们的艺术创造？”
杰茜娅说：“好吧，请跟我来，在仓库里。”
那一天是休息日，宽敞的校舍里没有一个人。我走在寂静的走廊，忽然生出心灵探险的感觉。想象不出我将看到的是怎样的作品，但我确知那是一扇扇年轻的珠贝分泌出的珍珠，不论它们圆还是不圆。
杰茜娅捧出一摞石膏面具。我说：“这是什么？”
杰茜娅说：“这是我们做过的一次练习，题目是《面具后面的脸》。”
我说：“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
杰茜娅说：“是这样的。孩子们渐渐长大的过程，也就是她们对成人世界渐渐认识的过程。她们脱去了最初的纯真，学会戴上了面具，没有面具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但是，人不能总在面具后面生活，特别是人对自己的面具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知道哪些是面具，哪些是真实的自我。明白自己的面具是怎么来的，如果有可能，要将面具减到最少。要使真我和面具尽可能地统一起来。总之，就是对面具有一个明白的认识和把握，不能让面具主宰一切。”
很深刻，也很玄妙。我说：“能让我看一个具体的孩子的创作吗？”
杰茜娅说：“好啊。”说完，她就从一摞面具中挑选出了一个递给我。
这是一个美丽的面具。石膏模型的正面是如花的笑脸，挑起的眉梢，长而上翘的睫毛，桃色的腮和银粉的唇，各种色彩涂得很到位、很和谐，甚至可以说是性感的。
我说：“很美。”
杰茜娅说：“是啊。这个女生的名字我不告诉你，就叫她安娜吧。安娜在人前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你看看面具的后面。”
我把面具翻了过来。在面具的凹面中，填满了石子和羽毛。石子是尖锐和粗糙的，棱角分明；羽毛肮脏残破，绝非常见的蓬松，支支像劣质的鹅毛笔，横七竖八地戳着；特别是在面具背后的眼眶下面，画着一串串黑色的水滴，每一滴都拖着细长的尾巴，仿佛蝌蚪正从一个黑色的湖泊源源不断地游出来……
这个没有一个字一句话的面具，如同医院做冷冻治疗的雾气，把一种彻骨的寒冷传递到我的手掌。
是的，这就是安娜的内心，她的另一张面孔、更真实的面孔。她的母亲患癌症去世了。安娜目睹了她从患病到死亡的极端痛苦的过程，这使她深受刺激。她的父亲酗酒，夜夜醉得不省人事，她只有寄居在亲戚那里。她每天都在微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她生怕别人不喜欢她。如果没有这种艺术的创造和表达，大概没有人知道她的痛苦。她被压抑的内心在这种创造中得到了舒缓，也使她认识到自己的分裂和冲突。她开始调整自己，认识到母亲的去世并不是自己的过错，她并不负有让别人都喜欢她的使命。她可以在人前流泪，也可以直率地表达自己，她有这个权利。
听到杰茜娅女士说到这里，我才深深地吁出了一口气。是的，你能说这不是艺术吗？不能。你能说这是简单的艺术吗？不能。孩子和艺术就这样天衣无缝地黏合在一起，艺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艺术直击心扉。
我说：“还有吗？我非常喜欢你和孩子的创意。”
杰茜娅说：“这里还有女孩子画的画。是命题的画，题目就叫《80岁的奶奶》。乔治亚·奥基弗说过：颜色和语言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颜色和形状比文字更能下定义。”
我说：“是请一位老奶奶做模特，让孩子画她吗？”
杰茜娅说：“没有老奶奶做模特，或者说，模特就是她们自己。”
我说：“此话怎讲？”
杰茜娅说：“我要求每个孩子对着镜子，想象自己80岁时候的模样。要画得像，让别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你；要画出沧桑和岁月的痕迹，还要画出你的职业和家庭对你的影响。因为这些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在人的相貌上体现出来。当然了，在画画之前，你要为自己写出一个小传。80岁的人不是凭空变成的，是经历了很多过程的人。你要心中有数，她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你才能画好她。”
我说：“真是有趣得很。您的目的是什么呢？”
杰茜娅说：“除了画画的基本技巧以外，我想让女孩子知道衰老是正常的，不是可怕的。只要她们活着，就一定会变老。她们将在自己光滑的额头上画出密密的皱纹，那是岁月赠送的不可拒绝的礼物，特别是她们将要思考自己的一生怎样度过，做什么职业，成为什么样的人，包括希望建立怎样的家庭。”
我说：“我明白了，孩子是在这幅画里画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我可以看看她们的画吗？”
杰茜娅拿出了厚厚的画稿。
她飞快地翻动。于是，我看到一位位老媪，额头和嘴角都有夸张的皱纹，头发稀疏、皮肤松弛、白发苍苍、面带微笑……在这群苍老的女人画像下面，是她们各自的小传。有女滑冰运动员、女服装设计师、女汽车制造商、女医生、女律师……有一幅最有趣，一位老奶奶的膝下围着无数的孩子，我说：“这位老奶奶是开幼儿园的吗？”
杰茜娅说：“不是。这位女生的理想就是要生这么多的孩子。”
那一瞬我非常感动，试着想想这些画的创作过程吧。一些嫩绿的叶子，对着镜子观察着自己的脸庞，然后迅速地画下脸部的轮廓，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她们一笔笔地在这张青春勃发的面庞上，刀刻般地画出皱纹，每一笔都是挑战和承诺。在生命的这一头，眺望生命的那一头，万千感受聚集一心，从郁郁葱葱到黄叶遍地。
“我看见被乌云藏起的月亮，我听见在水下游泳的风，我哭泣，因为我是古堡里的蚯蚓……”杰茜娅朗诵了一首女孩子创作的诗。
“艺术不仅是技术，更是灵魂的栖息之地。”配以一个有力优雅的手势，杰茜娅结束了她的谈话。
我很重要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颈项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洞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一位奉献型的女性，与整个家庭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分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
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
我是由无数星辰日月草木山川的精华汇聚而成的。只要计算一下我们一生吃进去多少谷物，饮下了多少清水，才凝聚成一具美轮美奂的躯体，我们一定会为那数字的庞大而惊讶。平日里，我们尚要珍惜一粒米、一叶菜，难道可以对亿万粒菽粟亿万滴甘露濡养出的万物之灵，掉以丝毫的轻心吗？
当我在博物馆里看到北京猿人窄小的额和前凸的吻时，我为人类原始时期的粗糙而黯然。他们精心打制出的石器，用今天的目光来看不过是极简单的玩具。如今很幼小的孩童，就能熟练地操纵语言，我们才意识到已经在进化之路上前进了多远。我们的头颅就是一部历史，无数祖先进步的痕迹储存于脑海深处。我们是一株亿万年苍老树干上最新萌发的绿叶，不单属于自身，更属于土地。人类的精神之火，是连绵不断的链条，作为精致的一环，我们否认了自身的重要，就是推卸了一种神圣的承诺。
回溯我们诞生的过程，两组生命基因的嵌合，更是充满了人所不能把握的偶然性。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机遇的产物。
常常遥想，如果是另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
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如果换了一个时辰相爱，也不会有此刻的我……
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时辰，由于一片小小落叶或是清脆鸟啼的打搅，依然可能不会有如此的我……
一种令人怅然以至走入恐惧的想象，像雾霭一般不可避免地缓缓升起，模糊了我们的来路和去处，令人不得不断然打住思绪。
我们的生命，端坐于概率垒就的金字塔的顶端。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还有权利和资格说我不重要吗？
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
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
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
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心底。
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
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得生机勃勃，绿得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轻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崭崭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地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
俯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淳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
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尖、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她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夜深人静时，手指在揿了几个电话键码后，骤然停住，那一串数字再也用不着默诵了。逢年过节时，她写下一沓沓的贺卡。轮到我的地址时，她闭上眼睛……许久之后，她将一张没有地址只有姓名的贺卡填好，在无人的风口将它焚化。
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
我很重要。
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它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
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我很重要。
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放大了一点。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这种呼唤中猛烈地跳动。我很重要。
我终于大声地对世界这样宣布。片刻之后，我听到山岳和江海传来回声。
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
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在无比重要地生活着。
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的无数生灵，响亮地宣布——
我很重要。
精神的三间小屋
面对那句——人的心灵，应该比大地、海洋和天空都更为博大的名言，自惭形秽。我们难以拥有那样雄浑的襟怀，不知累积至那种广袤，须如何积攒每一粒泥土、每一朵浪花、每一朵云霓。
甚至那句恨不能人人皆知的中国古话——宰相肚里能撑船，也让我们在敬仰之余，不知所措。也许因为我们不过是小小的草民，即便怀有效仿的渴望，也终是可望而不可即，便以位卑宽宥了自己。
两句关于人的心灵的描述，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空间的概念。人的肢体活动，需要空间。人的心灵活动，也需要空间。那容心之所，该有怎样的面积和布置？
人们常常说，安居才能乐业。如今的城里人一见面，就问，你是住两居室还是三居室啊？……喔，两居室窄巴点，三居室虽说也不富余，也算小康了。
身体活动的空间是可以计量的，心灵活动的疆域，是否也可有个基本达标的数值？
有一颗大心，才盛得下喜怒，输得出力量。于是，宜选月冷风清竹木萧萧之处，为自己的精神修建三间小屋。
第一间，盛着我们的爱和恨。
对父母的尊爱，对伴侣的情爱，对子女的疼爱，对朋友的关爱，对万物的慈爱，对生命的珍爱……对丑恶的仇恨，对污浊的厌烦，对虚伪的憎恶，对卑劣的蔑视……这些复杂而对立的情感，林林总总，会将这间小屋挤得满满，间不容发。你的一生，经历过的所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仿佛以木石制作的古老乐器，铺陈在精神小屋的几案上，一任岁月飘逝。在某一个金戈铁马之夜，它们会无师自通，与天地呼应，铮铮作响。假若爱比恨多，小屋就光明温暖，像一座金色池塘，有红色的鲤鱼游弋，那是你的大福气。假如恨比爱多，小屋就阴风惨惨，厉鬼出没，你的精神悲戚压抑，形销骨立。如果想重温祥和，就得净手焚香，洒扫庭除，销毁你的精神垃圾，重塑你的精神天花板，让一束圣洁的阳光，从天窗洒入。
无论一生遭受多少困厄欺诈，请依然相信人类的光明大于暗影。哪怕是只多一个百分点呢，也是希望永恒在前。所以，在布置我们的精神空间时，给爱留下足够的容量。
第二间小屋，盛放我们的事业。
一个人从二十五岁开始做工，直到六十岁退休，他要在工作岗位上度过整整三十五年的时光。按一日工作八小时，一周工作五天，每年就要为你的职业付出两千个小时。倘若一直干到退休，那就是七万个小时。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始于惊骇终于沉思。假如你所从事的工作，是你的爱好，这七万个小时，将是怎样快活和充满创意的时光！假如你不喜欢它，漫长的七万个小时，足以让花容磨损日月无光，每一天都如同穿着淋湿的衬衣，如芒在背。
我不晓得一下子就找对了行业的人，能占多大比例？从大多数人谈到工作时乏味麻木的表情推算，估计这样的幸运儿不多。不要小觑了事业对精神的濡养或反之的腐蚀作用，它以深远的力度和广度，挟持着我们的精神，以成为它麾下持久的人质。
适合你的事业，不靠天赐，主要靠自我寻找。这不但是因为相宜的事业，并非像雨后白桦林的菌子一样，俯拾即是，而且因为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是抽丝剥笋，需要水落石出的流程。你很难预知，将在十八岁还是四十岁甚至更沧桑的时分，才能真正触摸到倾心的爱好。当我们太年轻的时候，因为尚无法真正独立，受种种条件的制约，那附着在事业外壳上的金钱地位，或是其他显赫的光环，也许会灼晕了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定力，将事业之外的赘生物一一剥除，露出它单纯可爱的本质时，可能已耗费半生。然费时弥久，精神的小屋，也定须住进你所爱好的事业。否则，鸠占鹊巢，李代桃僵，那屋内必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田野。我们背负着它，播种着，耕耘着，收获着，欣喜地走向生命的远方。规划自己的事业生涯，使事业和人生，呈现缤纷和谐相得益彰的局面，是第二间精神小屋坚固优雅的要诀。
第三间，安放我们自身。
这好像是一个怪异的说法。我们自己的精神住所，不住着自己，又住着谁呢？
可它又确是我们常常犯下的重大失误——在我们的小屋里，住着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唯独没有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汽车驰骋的高速公路，却不给自己的思维，留下一条细细的羊肠小道。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搜罗最新信息网络八面来风的集装箱，却不给自己的发现，留下一个小小的储藏盒。我们说出的话，无论声音多么嘹亮，都是别的喉咙嘟囔过的。我们发表的意见，无论多么周全，都是别的手指圈画过的。我们把世界万物保管得好好，偏偏弄丢了开启自己的钥匙。在自己独居的房屋里，找不到自己曾经生存的证据。
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精神的小屋，不必等待地震和潮汐，在微风中就悄无声息地坍塌了。它纸糊的墙壁化为灰烬，白雪的顶棚变作泥泞，露水的地面成了沼泽，江米纸的窗棂破裂，露出惨淡而真实的世界。你的精神，孤独地在风雨中飘零。
三间小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非常世界，建立精神的栖息地，是智慧生灵的义务，每人都有如此的权利。我们可以不美丽，但我们健康。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严。我们可以不完满，但我们努力。我们可以不永恒，但我们真诚。
当我们把自己的精神小屋建筑得美观结实、储物丰富之后，不妨扩大疆域，增修新舍。矗立我们的精神大厦，开拓我们的精神旷野。因为，精神的宇宙，是如此地辽阔啊。
挖掘心灵第一图
一位睿智老人说，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珍藏着一幅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图画。它储存在脑海的褶皱中，平时被繁杂的信息遮挡，好像昏睡的幽灵不理晨昏，但它无所不在地笼罩着我们，统领着每个人对世界的基本视点。好像一纸符咒，规定了我们探询世界的角度。
这话挺玄秘的，有点巫术的味道。我不服，挑战地问：“可以当场试试吗？”
老人很谦和地一笑，说：“一家之言。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我说：“我恰好知道一个人的心底图像。您若说中了，我就信。”
老人淡然回答：“行啊。”
我说：“这个人啊，脑海里留下的最朦胧也最原始的图像是一片无边的荒漠，尘沙漫天、苍黄渺茫，但他周围的小环境不错，好像是一个温暖的怀抱，有袅袅的香气环绕……”
说完，我定定地看着老人，且听他如何分解。
老人缓缓地说：“他的精神世界对立而单纯，沉重而简明。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充满疑惧，觉得人力无法胜天；宇宙不可知；人是孤独渺小的生物，基调混沌而迷茫。但他还会快乐而努力地活着，时时感受到温情和带着暖意的希望，寻找一个光亮、安静、芬芳的所在……”
说完后，老人问我：“他是这样一个人吗？”
我抑制住自己的大惊异，说：“对与不对，以后我再告诉您。现在，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您这种分析的基本方法，能教我一些吗？”
老人说：“少许心得，不值多说。有点占卜的意味，但并不是街头的摆摊算卦。首先，你让被试者静静地躺下，拼命想早先的事。意识好比柳絮，能飞多远飞多远。回忆的触角竭力向脑仁深处钻，最后变得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一片混沌最好。让人由眼前的明明白白泡入米汤样的童年，到了再也沉不下去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会猛地浮出一幅画。让他把这幅画讲给你听，然后……”
老人一一道来，我全身心紧急动员，照单接收。老人说：“喏，基本思路就这些，剩下的事看你的悟性了。”
我说：“您可要‘传帮带’啊。”
其后的一段时间，我像个居心叵测的探子，不断启发诱导各色人等，把他们脑海中留下的生命原初印象挖掘出来，一一告我，由我再转达老人。老人娓娓道出其中蕴含的深意。至于那人真实生活中的脾气品性，老人完全不感兴趣，也绝不想知道。在他的眼里，每个人的图谱就是性格之书的目录，他不过是读出来而已。
开头不顺利，第一位男人所谈的简陋得像撕下的小人书碎片。
“那幅图像嘛，好像是一个黑夜，不知是灯灭了，还是眼睛得了病，总之黑暗环绕……完了，就这些。”他干巴巴地舔舔嘴唇说。
他那时黑暗，我此时也黑暗。到处像泼了墨汁，如何分析？我只好拼命启发他再想深入些。搜肠刮肚半晌，他补充如下：“我摸着黑，仿佛找到一碗粥，就把它喝下去了。我妈妈走过来，眼泪洒在我脸上。很凉……哦，就这些，再也没有了。”他坚决地结束了回忆。
真是老虎吃天啊。我沮丧地请教老人，老人说：“唔，足够了。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一生都在寻找。他对自己终极寻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也闹不清楚。在这寻找的途中，他会得到温暖和利益的回报，他会很珍视亲情。但这些并不能缓解他寻找的焦虑，冲淡他与生俱来的悲哀，稀释充满他周围的茫茫黑色。”
我频频点头，最终也没有告诉老人，那是一位苦苦求索的哲学家的心底图像。反正老人并不需要他人的验证。
一个矮小的年轻人不好意思地说：“我的第一图像似乎没什么好说的，支离破碎。那是我和我弟弟在抢被窝。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打通腿，就是两人合盖一个被筒。谁都想自己盖得暖和些，就拼命把被子朝自己身上裹……就这些，整夜抢啊抢的。穷人家的被子小，遮了这头捂不了那头。我比弟弟个儿大，总是占上风的时候多些。这就是全部了。”
老人分析：“这个年轻人竞争性很强，在他的眼里，‘弱肉强食’是生存的基本状态。他信奉实力决定一切，因此他会不遗余力地为自己争夺尽可能多的物质利益和生存空间。但他一般不会害人，不会使用特别凶残的手段。在他的内心里，还残存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义。”
实际情况是，那年轻人个子不高，说苛刻点几乎要算其貌不扬了，加上家境贫寒，按照常理该是比较自卑的。但他不，一点都不。整天意气风发、精神抖擞的，上大学，考研究生，什么都不落空。每当竞争的时候，他总是毫不退却、奋勇向前。计谋算不上很光明正大，但手段也并不卑劣，懂得趋利避害、适可而止。也许是天时加上人和，他的运气一直不错。
一位依旧美丽的中年女企业家告诉我，世界在她眼里是盘根错节的森林，热带雨林，遮天蔽日的。她在摸索着走，有时是爬，到处都有陷阱和叫不出名字的昆虫，很华丽也很狰狞……下着雨，很冷，有大毛虫发育成的极冷艳的蝴蝶在脖子后面盘旋……
我对这幅图像的真实性抱有深刻的怀疑。她祖籍北方，从未踏入北回归线以南。再说一个幼小婴孩，想象得出热带雨林的具体模样吗？还有毛虫和蝴蝶，这样复杂重叠的象征意象也是孩童难以触及的。她的叙述更像一场成人梦境，一个幻觉。
但女企业家谈话时的郑重神态，使我无法贸然认定她在说谎。
老人听完我的转述与疑问说：“这是真实的。心灵的真实不仅仅是亲眼所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浓缩升华后的感受。哪怕你说图像尽头是一幅外星人联欢的图画，我也确信无疑。人的感受有一种特质——无比忠诚。出于种种的利害关系，它可以欺骗别人，但它为自己保留下的图谱不会是赝品。这位女性对世界的看法，是荒诞奇诡而又不乏夺人心魄的诱惑与美丽，她应该擅长打拼，奋斗出了很高的成就。她好强，勇于挑战。但在不断的挣扎寻觅中，又感到巨大的孤独与人世的险恶。她臆造了一片热带雨林……”
我无话可说。老人就像与那女人相识了一百年，用电脑扫描了她的整个人生，留下一纸谶语。
随着积累的人们心底第一图数量的增多，我渐渐发觉探索源头的奥秘对每个人是一次心灵的剖析和飞跃。知道了自己眺望世界的基本视角，便有了揭示自身很多特点的钥匙。我们也许不能改变它，却可以因此变得更加理智和从容。
老人有一天对我说：“你第一次对我描述的那个人，就是在沙漠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是谁啊？你还没有告诉我。”
我说：“那个人就是我。我母亲抱着我，行进在从新疆到北京天地一色的途中。”
幸福的颜料是平静
欧文女士高高的个子，高原湖泊一样蓝的眼珠，在新墨西哥州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感到此人可亲近。这次到美国去，我有意识地在做一个小小试验，因为语言蹩脚，外语几乎起不到作用，我就尝试着用自己的直觉去感知一个人，辅以观察对方的形体语言，以判断他的内在情感。这样做好处成双。一是我觉得自己对人的把握更直截了当一些了，好像在片刻之中，就与他的精神内核有了一个碰撞。二是虽然我不懂他的语言，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令对方感到自己受到尊重。
欧文女士是位美术家、工艺家，她主攻绘画，也制作蜡染之类的工艺品。她手工画出的丝绸头巾，在州立博物馆设有专柜出售。她大约五十岁，二十年前到过中国，在沈阳的一所大学教过英文。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每当我说“谢谢你拿出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来陪我”，她就说：“不客气，我这样做很快乐，也可以练习一下我的中文。”
如果我的中文说得慢些，她就可以听懂大部分，这使我们交流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
欧文女士开一辆越野吉普车，这在山峦起伏的新墨西哥州有广泛的用处。她每天早晨开着这车到饭店接我们，然后带着我们在阳光下飞驰。记得有一天，她说：“山上有一段路的树叶黄了，要不要去看看？”
我到远方去旅行的时候遵循着一个古老的原则，就是“客随主便”。这不但是一种礼貌，不会拂了主人的好意，更让我从中受益多多。你想啊，一个外地人，哪里知道此地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呢？就算有观光手册，终是隔靴搔痒。最好的风景，一定流传在当地人的口中。况且景色这东西和时辰、季节、气候的关系太大了，要看到最好的风光，一定要听从当地人的调遣。
于是我们的车出发了，在美国西部的荒原上开始了蜿蜒的旅行。在红土地上爬行了一段之后就进山了。山不高，山路的两侧和纵深地带都是笔直的杨树。我生在中国的白杨之城新疆伊犁，对杨树素有好感，也就特别观察过杨树，但我真的从未曾看到如此透亮的杨树叶，仿佛金箔剪裁而成，绝无一般黄叶的残破衰败之相，它们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意气风发、神采奕奕的。看到这样的黄叶，你会为绿叶捏一把汗。如果绿叶没有制造氧气这样的功用为人类所喜欢，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宁静而纯正的黄叶是无与伦比的，充满了让人清心寡欲的生机。
一天，欧文女士抛给我一个难题，说明天上午的活动让我在两项当中任意选择。一是到另类治疗中心看治疗师实施催眠术，一是到她家看她如何在丝绸上作画。如果我想学，她愿意教我。
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且谁是鱼，谁是熊掌？说到这里，我倒想对这句古语发表点意见。我总觉得把鱼和熊掌列在同一类里，似乎不妥。就算古时候的熊比现在多得多，古时候的鱼比现在难抓得多，它们的味道也还是不能比。
我很想看看外国当代的催眠术是怎样的。特别是欧文女士强调了“另类”，更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估计安妮也是对催眠术的兴趣更大一些。虽然她是非常中立地为我翻译了欧文女士的意见，但依我的直觉，我猜安妮可能更想看看催眠术是如何现场操作的。
至于绘画，我真是一窍不通。我在博物馆的专业柜台上看到了欧文女士的手绘丝巾，我很喜欢，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飘然的平缓，一种让人心绪浮动的细腻。我很想亲眼看到一位西方的艺术家是怎样在中国的丝绸上作画的。
我对安妮说：“让我想5分钟。”
我想，催眠术，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差不多吧，此地可能更神秘、更现代或是更诡谲些？虽想象不出具体的情形，恐怕万变不离其宗。
丝绸绘画一定是静谧和柔软的，它充满了欧文女士个人化的特色，离开了新墨西哥州的圣塔非，就再也领略不到这份异国的精彩。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面临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我选择让自己的神经经历一次峰回路转的惊诧，还是温柔淡定的平静？
思绪一整理清楚，选择就浮出来了。我对安妮说：“很对不起你了，我想谢绝那位另类的催眠术，而到欧文女士家观赏手绘丝巾。”
安妮很诚恳地说：“毕老师，你不要考虑我的喜好。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
谢谢你了，善解人意的安妮。
第二天早上，欧文女士驾驶着她的越野吉普车准时来到饭店。我们出了城，沿着山路走到一个孤立的山包上，在山顶处，有一栋敦实而现代的住宅。欧文女士说：“到了，这就是我的家。”
欧文女士单身过很长时间，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她走过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她是一个很看重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人，她一直在寻找。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婚后他们非常幸福。欧文女士说：“我很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他。而且非常奇怪，我在全世界找这个人，却没想到这个人就在我们这座小城里。结婚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有艺术，你有什么？’他说：‘我有房子，可以把你的艺术放在里面……’”
听到这里，我说：“我知道了，您的房子一定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欧文女士说：“别的艺术我不敢说，但我敢说我的房子里充满了中国艺术的气息。”
在长满了沙生植物的山坡上，欧文女士的家像一座现代城堡。走进房门，室内笼罩在蛋清样清亮的微光中，原来采用的是日光照明，房顶上有高科技的天窗，据说即使在阴天的日子里室内也有柔光。再往里走，就有浓郁的东方味道飘荡过来。在客厅墙上，悬挂着中国的服装。在展示文物的橱柜中，可以看到芦笙、京胡、绣片、漆盘……欧文女士笑吟吟地介绍说：“京胡是好的，可以拉得响。芦笙只能看，不能吹奏了，因为买的时候就是坏的了。我想挑一个好的芦笙，但是老板告诉我，这是最后一个芦笙了……”
墙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丙烯画，红艳喷薄欲出。第一眼看过去，以为是把夕阳切下了一个角，仔细看才能分辨出那是鲜红欲滴的玫瑰花。我说：“我要在这朵巨大的玫瑰前面照张相，它会给我带来好运气。”
欧文女士有两间画室，她领着我们来到其中一间好似作坊的工作室里，说：“我平时画头巾就在这里，一般是不许外人参观的啊。”
欧文女士的手绘丝织头巾在博物馆的专柜里卖到80美元一条，其中丝巾的成本只占很少的一部分，最主要的价值来自欧文女士的知识产权。她请我们来到她的工作间，真是莫大的信任，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欧文女士拿出两条纯白的丝巾。一条是大而正方的，一条是小而长方的。欧文女士说，大的头巾让我做试验品，小的头巾是她的教具。
“时间不多了，咱们就开始吧。”欧文女士说。
我说：“好吧，师父。”
大家就都笑起来。
欧文女士打开她的颜料柜，我的天！这么多瓶瓶罐罐，可能有几百个吧。
欧文女士抚摸着这些瓶瓶罐罐，如同骑士抚摸着他的战马和剑。她说：“要在丝绸上作画，首先是颜料。我摸索了许久才找到这种法国出产的牌子，它的色泽在丝绸上的表现力是最好的。稀释颜料的时候要加冰醋酸，依我的经验，用一定温度的热水效果是最佳的，但是配置多种染料的时候，热水也是一个问题。我开始是用开水晾凉，但这温度不好掌握，要不停地用温度计查看。后来呀，我想出了一个法子，就可以得到温度非常适宜的热水了。你们猜，什么法子？”
我和安妮都摇头，想不出除了用水壶烧水和从暖水瓶或是饮水机扭开龙头向外放水以外，还有什么法子。
欧文女士得意地指着一台外壳染得像个花脸似的微波炉说：“我就是用它得到适宜的热水。我有一些固定的容器，把冷水注入一定的水位，然后在微波炉里加热一定的时间，就可以得到适宜温度的热水，方便得很。有时候，我的染料温度不够，我也把它们放到这里来加温。”
我看着色彩斑斓的微波炉说：“您这个技术革新，我一定要记下来。”
欧文女士说：“这个微波炉是我独身时置下的，跟随我很多年了，除了热颜料，当然也热饭，我觉得这很正常啊。结婚以后，我先生说，他不能接受在这个微波炉里热出的饭，吃到肚子里会痛的。我们就又新买了一个微波炉，我的这个炉子就专门为染料服务了。”
欧文女士用木梁制作了类似绣花绷子的架子，把丝绸头巾固定在上面，如同平整的鼓面。之后她拿出画笔，又一次让我惊叹不已。那些笔呀，全是正宗的上等中国货，古色古香，粗细兼备。
她接着传授与我：“在头巾上作画一定要用曲线，头巾是女性的珍爱，曲线最能表达女性的优美。和中国画写意中的大片留白不同，丝巾上是不可留白的。要用艳丽的色泽把整个丝巾涂得满满的，最美妙的是各种色泽相接的地方，由于丝绸的特性和染料的作用，会在颜色交叉处产生浸润和覆盖，那是很神奇的，会有意料不到的效果出现，有一点像烧瓷器时的‘窑变’。当然，交叉之处浸染的规律也很多哦，要反复练习和摸索才能掌握。”
“丝绸围巾画好之后，就要放到锅里去蒸。”欧文女士说。
我问：“为什么要蒸？”
欧文女士说：“为的是不掉颜色。丝绸围巾容易掉色，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手绘的头巾，有的质量不过关，新的时候看着挺漂亮的，脏了一洗，不得了，颜色潲了，一塌糊涂。不知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几乎所有想买丝绸手绘头巾的人都要问一句：‘会不会掉颜色啊？’我也是研究摸索了好久，才找出了这套方法。”欧文女士说着，拿出一个巨大的蒸锅。我好不容易才忍住自己的惊奇，因为想起早年间坐长途汽车，路边的小饭馆从这种蒸锅里拿出来的包子足够全车人吃的。
“这可是我的专利啊。”欧文女士说着，把丝巾和一种特殊的纸包裹在一起，然后紧紧地卷起来，一层压着一层，折叠之后约有手掌大小，再用干净的白布裹好，摆在笼屉里。“蒸的时间要足够得长，但是火可不能大。而且，你们看我的蒸锅和街上买来的蒸锅有什么不同呢？”
我看了半天，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只好摇头。
欧文女士说：“我的锅盖是后配的啊，它是没有孔的。因为蒸丝巾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不可漏气。所以，从街上买来的现成的蒸锅，是不能用的。蒸锅本来的用途是蒸包子的，为了让包子膨胀起来，要有蒸汽喷出的孔道。但是，蒸丝巾就完全不同了。不能让水气跑了，要让它们在锅内旋转，带着颜色渗透到蚕丝里面去。锅屉一定要用竹屉，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只有竹屉蒸出来的丝巾最好。锅内不可用任何金属的器物，翻动丝巾也不可用金属，可以用木制或是竹制品。锅内的水万不可太深，如果水深了，在蒸煮的过程中水浸到了丝巾，那就对不起，前功尽弃了。为了让锅盖完全不漏气，最好用锡箔把盖子包起来，那就万无一失了。水也不可太少，如果蒸干了，整整一锅丝巾就全报废了。蒸好的丝巾要用上好的洗发香波洗一遍，注意啊，一定要用冷水，要是用了热水，对丝巾的颜色也会有影响。”
“洗好之后，就是晾晒了。千万不要到太阳下面晒，但也不可在潮湿的地方慢慢阴干。要在有太阳的天气里，在太阳的阴影中将丝巾快速晾干。然后喷上熨衣浆，要喷在丝巾图案的背面，不可喷在正面。喷好熨衣浆之后，把丝巾折叠起来，稍等片刻，然后把它们熨好……”
我看欧文女士讲解得这般细致，不要说实地操作一遍，单是这样听下来都觉得辛苦，待她讲到这里，插嘴道：“熨好之后，可就大功告成了。”
欧文女士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没告成，还有点睛之笔呢！”
她说着拿出一瓶金色的染料：“我喜欢用金色签上我的名字。因为我所绘出的每一条头巾都是我的一次创造。我从来没有重复过自己的作品。有的时候，绘出一条特别美丽的头巾，我会舍不得把它拿到博物馆的专柜出卖。我就把它留在自己的身边，但这样保留下去，自己身边的丝巾越来越多，也不是个办法啊。时间长了，我就会把一些原来准备保留的丝巾送到博物馆去。送去之后，我心里又非常惦念它们，经常到专柜柜台去看望我的那些丝巾。甚至，我很希望我的这些丝巾卖不出去，那样我就可以再把它们名正言顺地收回来，保存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很遗憾，我最喜欢的那些丝巾都以最快的速度被人挑选走了。我在伤感的同时也有满足和快乐，因为我知道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也是大多数人所喜欢的。能给我带来快乐和美感的东西，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和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