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卫生员，为了掌握医学知识，就要学人体解剖学。我们是在医生的带领下，抬着尸体爬到高山顶上，才有机会认识人的机体内各种器官、神经、血管的部位与特征，这是在战胜险恶、恐惧后，才获得了与积累的医疗经验。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高原上，十一年艰苦生活的锻炼，是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才使我们懂得做人的责任，领悟到真理与庄严、崇高与伟大、勇敢与坚强的内涵。人生可能有许多事情还难以选择和把握，但有一点，人是可以选择和把握的，那就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只有积极的、向上的、友善的、努力的、乐观的、充满信心地去对待生活，人生才会有亮色，这也是我这段西部生活的价值。
女学生：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第一部作品《昆仑殇》的创作过程，以及您的处女作是怎样出版的。
毕淑敏：
1980年，我从西藏阿里转业回北京。此前，我在部队的医学院校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成了一名医生，因此回京后，我被分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做内科主治医生，后来又当上了卫生所所长。回京也好，当医生、所长也好，我魂牵梦萦的仍然是西藏阿里的那段生活，它留在我生命中的痕迹太深刻了，我非常想把那里的故事告诉别人，我想把它写出来。
人做任何事情前，当然应冷静地想想自己的底儿怎样。我当医生很自信，我是个态度与医术都不错的医生。可是要写书了，心中没有了底。因为我没读过大学中文课，写作的底子又薄，于是我决定在从医的同时，自学电大中文系的课程。电视大学的教学方式很好，采取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教授形式，我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要三年学完的课程全部读完了，而且成绩还很好。
那时，我一个学期主修了九门课，老师感到惊奇。因为脱产的学生一学期一般也就能学完五门课。由于我的学习态度好，不是为文凭，而是为了积累自己的本事，为了把那些刻骨铭心的阿里生活早些写出来告诉世人，所以在学习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有些知识老师说不重要（对考试而言），我仍然认真对待它。
1986年，在我三十四岁时，我开始了小说《昆仑殇》的写作。我把这部小说的结构、语言、情节、故事、人物、对话等等小说必备的要素，都想得比较清楚，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由于写的是我的生活真实经历与感受，所以写得很顺利、流畅，一气呵成。
小说写成后，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向哪家出版社投稿。我的朋友、亲戚都来帮我出主意。当时，大家有一种担心，怕和出版社没有关系，出版社不理睬我的稿件，大家纷纷帮我找关系。而我这时反而十分冷静，我决定什么后门也不找，我就是要拿着自己的稿件，请素昧平生的编辑部的人来鉴定我的作品。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热爱曾经有过的生活，热爱写作，没有任何功利思想，是受一颗圣洁的心灵的驱动。如果在我热爱的事业中，掺进我不喜欢的举动，这就是对我圣洁心灵的亵渎，我不能这样做。于是，我把稿子投寄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份刊物——《昆仑》杂志，这是全军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
稿子寄出后，大概是第三天，我得到出版社的回信，上面写着：“毕淑敏同志，来稿收到，当日读完，被本文庞大的气势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请速来编辑部。”并要求我携同丈夫一起去编辑部面谈稿件修改事宜。这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事还要丈夫保驾。后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告诉我，他们当时看到这篇小说后，觉得写这篇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创作经验，他们不相信作者是一位初学写作的人；另外，文中写到的那种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不可能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怀疑是我的丈夫替我写的。在编辑部交谈的过程中，讲到每个细节，我侃侃而谈，而我的先生在一旁则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他们相信了。这就是最初写作与出版的过程。
顺便提一句，从那时起至今，在十年写作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少小说与散文，大约两百万字。其间，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还须加厚，就又去考研，攻读了文学硕士学位。
女学生：
您的作品写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他们在现实中是否都有生活原型？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写出对公众有益的好作品？
毕淑敏：
我的作品如果是散文，基本都是真实的，因为散文往往是人的真情的表达，它以真实为前提，真实是散文的一种品格。而小说体裁，会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场景、情节、故事，等。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是心灵深处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在散文、小说中表达出来的情感都是真实的。
谈到如何把作品写好，我赞同一位老作家的意见，作家应该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理，作家不是牢骚满腹、呻吟颤抖、刺头反骨、躁狂的“伟人”。我借用这话来说明作家的社会责任，或者讲作者写作应有的态度，没有这种责任和态度是难以写好作品的。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虽有多种多样的看法，重要的是能发现一些新见解、新认识。作为作者或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和凸显自己独特的认识。一个作品最忌讳没有新意，只是重复别人的陈词。
比如，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普遍心理，我作为一名医生，行医二十多年，看到人在生命的晚期，那种苍凉、恐惧的表现，对活着的人和即将离去的人心理压力都是极大的，因此，我写了《预约死亡》这篇小说。我把死亡看成人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很正常的生命现象。对于死亡，人们应有一种冷静、镇静的态度，从而尊严地度过一生，尊严地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我的见解，这是我作为作家要用笔传达的对死亡的关怀，对人健康心理的关注。
女学生：
假如您的作品没有被出版社选中，假如您的文章没有被读者认同，您会如何对待？
毕淑敏：
这个问题我已经被人问过很多次，我觉得要试着去干一件事，总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试着干，叫摸着石头过河，一次不成功，我再做，两次不成功，我还做，一直干下去。我好像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我喜欢在我已知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才开始去干。就像跳高一样，有的人跳一米的高度，多次都跳不过去，也许在跳过二十次后，才跳过去。而我首先在跳高前先揣摩优秀跳高运动员的跳跃姿势，然后我去模仿，再试着做一下助跑，领会要领之后，然后我再去跳。第一次跳，我起码要有50%的把握，如果完全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去做。
我学习写作时已三十四岁了，如果再年轻一些，可以更激进些，初生牛犊不怕虎嘛。由于年龄所限，我就要做更完善、全面的准备，因此写作前我读电大，写作中又读文学硕士学位，这都是在做起跳的准备。
有人还问过我，如果当时你一投不中、二投不中、三投不中，你会怎么办？我估计三投不中，我就不干了，因为我已尽了所有的努力。比如一投不中，我会想是不是编辑眼光不行，我可能要找其他编辑部；如果大家都看不中，说明我不是写作的材料，我会急流勇退的。
一次，一位外国学者问我，你是否想过要获得诺贝尔奖。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没有想过”。这位学者很奇怪，他说：“人不想获大奖，你如何去努力呢？”我的回答是：“这好比我们这些人，谁都不可能打破刘易斯、约翰逊的百米世界纪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每个人竭尽全力去跑出百米的最好成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珍惜生命，珍惜上天给我们的这份经历，珍爱自己的爱好，全力以赴努力达到我们可能达到的最好成绩，这就是人的生命意义之所在。而不一定要以外在的某种框架和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准。我们不仅注重收获，而且更注重耕耘。
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
小时候上学，很惊奇以“心”为偏旁的字怎么那么多？比如：念、想、意、忘、慈、感、愁、思、恶、慰、慧……哈！一个庞大的家族。
除了这些安然地卧在底下的“心”以外，还有更多迫不及待站着的“心”。这就是那些带“竖心”旁的字，比如：忆、怀、快、怕、怪、恼、恨、惭、悄、惯、惜……原谅我就此打住，因为再举下去，实在有卖弄学问和抄字典的嫌疑。
从这些例证，可以想见当年老祖宗造字的时候，是多么重视“心”的作用，横着用了一番还嫌不过瘾，又把它立起来，再用一遭。
其实，从医学解剖的观点来看，心虽然极其重要，但它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把血液输送到人的全身，好像一台水泵，干的是机械方面的活，并不主管思维。汉字里把那么多情绪和智慧的感受，都堆到它身上，有点张冠李戴。
真正统率我们思想的，是大脑。
人脑是一个很奇妙的器官。比如学者用“脑海”来描述它，就很有意思。一个脑壳才有多大？假若把它比成一个陶罐，至多装上三四个大“可乐”瓶子的水，也就满满当当了。如果是儿童，容量更有限，没准儿刚倒光几个易拉罐，就沿着罐口溢出水来了。可是，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的大脑，人们都把它形容成一个“海”，一个能容纳百川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是为什么？
大脑是我们情感和智慧的大本营，它主宰着我们的思维和决策。它能记住许多东西，也能忘了许多东西。记住什么忘却什么，并不完全听从意志的指挥。比方明天老师要检查背诵默写一篇课文，你反复念了好多遍，就是记不住。就算好不容易记住了，到了课堂上一紧张，得，又忘得差不多了。你就是急得面红耳赤抓耳挠腮，也毫无办法。若是几个月后再问你，那更是云山雾罩一塌糊涂。可有些当时只是无意间看到听到的事情，比如路旁老奶奶一句夸奖的话，秋天庭院里一片飘落的叶子，当时的印象很清淡，却不知被谁施了魔法，能像刀刻斧劈一般，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年轮上。
我不知道科学家最近研究出了哪些关于记忆和遗忘的规则，反正以前是个谜。依我的大胆猜测，谜底其实也不太复杂。主管记住什么、忘记什么的中枢，听从的是情感的指令。我们天生愿意保存那些美好、善良、友谊、勇敢的事件，不爱记着那些丑恶、虚伪、背叛、怯懦的片段。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应该篡改真相，文过饰非虚情假意瞎编一气，只是想说明我们的心，好像一只美丽的小箱子，容量有限。当它储存物品的时候，经过了严格的挑选，把那些引起我们忧愁和苦闷的往事，甩在了外面，保留的是亲情和友情。
我衷心希望每个人的小箱子里，都装满光明和友爱。
慈悲
“慈”在字典上的意思是“和善”。当我们轻轻地念出“慈”的时候，心中会涌起感动。会想起慈母手中长长的丝线，会想到父亲远去的背影。我们还会想到慈眉善目，想到慈祥和慈悲……
悲是人的七情之一，指痛彻心肺的哀伤，也包含着怜悯和凄凉，比如，悲歌悲剧悲欢离合……
当慈和悲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你会发现它们都以一颗心做底。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他们在这两个字中注入了自己的体验，也期待着所有喜欢这两个字的人，都会共鸣和震撼。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财富拿出来帮助别人，就等于伸出了自己结实的臂膀，因为劳动者的每一分钱都是他用双手换来的。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帮助别人，就等于馈赠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为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血液和骨髓捐献出来帮助别人，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超越了自我，被放大成人类最美丽的故事，成为一种充满勇敢和友爱的慈悲。
让我们携起手来，用我们的劳动，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血脉和生命，化作春风，让人间温暖。
鱼在波涛下微笑
心在水中。水是什么呢？水就是关系。关系是什么呢？关系就是我们和万物之间密不可分的羁绊。它们如丝如缕百转千回，环绕着我们，滋润着我们，营养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同时，也制约着我们，捆绑着我们，束缚着我们，缠绕着我们。水太少了，心灵就会成为酷日下的撒哈拉。水太多了，堤坝溃塌，如同2005年夏的新奥尔良，心也会淹得两眼翻白。
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关系的问题。在所有的关系之中，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最为重要。它是关系的总脐带。如果你处理不好和自我的关系，你的一生就不得安宁和幸福。你可以成功，但没有快乐。你可以有家庭，但缺乏温暖。你可以有孩子，但他难以交流。你可以姹紫嫣红宾朋满座，但却不曾有高山流水患难之交。你会大声地埋怨这个世界，殊不知症结就在你自己身上。
你爱自己吗？如果你不爱自己，你怎么有能力去爱他人？爱自己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却需要一颗无畏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满的，爱一个不完满的自己是勇敢者的行为。
处理好了和自己的关系，你才有精力和智慧去研究你的人际关系，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如果你被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就像一个五内俱空的病人，哪里还有多余的热血去濡养他人！
在水中自由地遨游，闲暇的时候挣脱一切羁绊，到岸上享受晨风拂面，然后，一个华丽的俯冲，重新潜入关系之水，做一条鱼在波涛下微笑。
嘘，梦不可说
别说梦。
梦不可说。梦是一团混沌，清醒时的事尚且说不清，昏蒙中的意象岂不更是虚妄。梦是不可描绘的。勉强点染出来，也必不可信。就算浮出脑海的时候，梦还是完整的，醒来时就丢了一半。说出来时，又丢了一半。断了线的地方，犹如豁了牙的嘴，摆在那里漏风，终不美观。于是主人就有意无意地将它修补起来，看起来倒是白闪闪地连贯了，但使人连那真的部分也不相信了。
梦是真的，说了就成了假的。只能留给一个人安静地反刍。它不是一个故事，无须像油炸蝎子似的全须全尾。梦不是给人表演的时装，无须矫饰无须猫步无须赶潮流。梦不是音乐，无须优美无须激荡也用不着震撼。梦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因此可宣泄可谵狂可随心所欲可放荡不羁，只要不梦游就行。
那么，梦就真的无法表达了吗？人人都有的一段经历，竟成了盲区。无法交流无法记载来无影去无踪，袅袅如风吗？
我们看不见风，我们可以从草叶和花瓣的滚动上，看到风的边缘。我们就这样来找寻梦吧。
梦是一种心境，一种气氛。做完了那个梦，我们醒来时的那一份思绪，便是那梦的几乎全部了。倘是欣喜，不必问梦是什么，快快乐乐地欣喜下去，一天都温馨。这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不要问是谁的赠予，尽可能长久地保存就是了。倘是恐惧，赶紧用冷水洗个脸，舒舒服服地另换一个梦做吧。把自己从噩梦里拔出来，犹如把一个萝卜甩掉湿泥，晾在太阳下面。世上确有许多结有恶果的事情，但它们没有一件是因了害怕而可稍微减轻。梦是一件没有结果的事情，更无须怕它。假如遇见了远去的亲人，无论他是在迢迢远方还是已然仙逝，都该相庆。梦是一张黑白相片，会唤起我们悠远的记忆。许多淡忘了的人，栩栩如生地走到我们的面前，笑着同我们打招呼。梦好像给了我们一双特殊的眼睛，白天看不到的东西，晚上却那样清晰。感谢梦把我们同纷乱的尘世隔绝，进入一个纯属个人的世界。为了这一份唯一不会有人插足的恬静，纵是在梦中哭醒，也该擦擦眼泪，然后安然。
我们在清醒时几乎什么都可以说了。饮食可说，男女可说，国家大事可说，鸡毛蒜皮可说。语言的原子弹在各个领域爆炸，人类情绪已被剥离得体无完肤。我们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渊博，越来越聪颖，越来越果决……言语的锋芒锐不可当，然而梦像一堵坚壁挡住了它。
你无法形容梦。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人类可以在弹指间制造一条试管生命，人类穷毕生之力却无法酿造一个随心所欲的酣梦。
祝愿你做个好梦——这声音已响彻了万千年。当第一个猿人在树叶间被噩梦惊醒后，他就面对上苍发出虔诚的祈祷。人类一次次梦幻成真，唯有梦幻本身无法复现。人类能记录下火星上的沟壑，却无法记录梦的曲折。人类可以破译生命的密码，却无法解释梦的征兆。人类可以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分类，却不知自己的梦境是一种什么物质。人类已经向宇宙进军，却连朝夕相伴的梦都模棱两可。
梦是人类最后一块神秘的处女地，是上苍递给我们灵魂的幕布。它是远古的祖先一代代积淀下的精神的富矿，它是未来交予我们的无法读懂的复印件。我们的精神在梦境中活泼泼地像蝌蚪一样游弋，把过去与虚幻粗针大线地缝缀在一起，镶嵌成神奇的图案。
常常听到人说梦。能说的都不是梦。有的人说的是愿望，由于没有勇气，他把它伪装成梦，梦因此成为功利。有的人说的是谎言，由于没有能力，他把它修饰成梦，先骗自己再骗别人。有的人说的是忏悔，于此想减轻灵魂的罪恶，他其实徒劳。有的人天天说梦，他肯定是一个贫穷到连像样的梦都没有的人。
人们在梦上附加了那么多的锁链，梦就蜷曲着，好像很恭顺的样子。
但是，只要睡眠的马车一到，梦的灰姑娘就跳上去，穿着水晶鞋，跳起疯狂的舞蹈。醒来时，我们只看到一条条冰雪的痕迹。
并非日有所思，夜就有所梦。并非黑夜是白天的继续。我们常常在梦里变成自己也不认识的人，一定是梦走错了地方。
真感谢梦。我们在梦里多么美丽，我们在梦里永远年轻。
嘘！别说梦。梦不喜欢被说。它是属于你一个人的，说出来就成了公众的财产。在你说的过程中，它就悄悄地飞走了，只给你留下一片梦蜕。
梦最透明的翅膀是自由。
谁毁灭谁
我很爱看小孩子玩电子游戏，看他们沉浸在想象与参与的快乐中，星眼圆睁，十指联动，小小的身体在椅子上左右腾挪，俨然一场恢宏战役的领袖。
我的侄子才十二岁，已在市里的计算机比赛中多次获奖。他很乐意在电子游戏方面做我的启蒙老师，讲解起有关知识，态度和蔼，诲人不倦。
有一天我看到他玩游戏时，屏幕上不时红光灿烂，花瓣状的绯红，像原子弹的蘑菇烟云，弥漫整个视野……不由得赞叹道：好漂亮的玫瑰花啊！
啥？玫瑰花？
小侄子不屑地对我撇嘴，悲悯我的少见多怪。
那不是花，是喷溅出来的人血。是我用电锯锯出来的，好过瘾，好开心啊……恰逢屏幕上血光冲天，小侄子乐得手舞足蹈起来。
我心一沉，随手拖来一把椅子，坐在侄子身边，看他如醉如痴地玩这款名为“毁灭战士”的游戏。
那游戏的内涵并不复杂，只是无穷无尽的巷道，不时从隐蔽处窜出面目朦胧的“敌人”，你只须利用手中的武器，将对方消灭即可。武器有许多种，比如冲锋枪、激光炮、炸药包，等等。依我的粗浅观察，威力都比电锯要强大，尤其适合远距离作战。但小侄子对传统的锯子情有独钟，当游戏刚开始，尚未找到电锯装备自己时，急得抓耳挠腮，犹如没有寻着金箍棒的孙猴头。一旦电锯到手，便高举此宝，所向披靡地冲杀过去，遗下一路血泊。
我不解，问：那么多的厉害兵器，你为什么废弃百家，独尊电锯？
战斗正值酣处，小侄子来不及细答，激动地抛给我几个字：电锯痛快！
我穷追不舍，缠着要他详作说明。小侄子叹了一口气说：你这个婶婶啊，怎么这么笨！用激光炮射死一个人和用电锯把人卸成八块，那痛快劲儿能一样吗？
我大骇，逼他把事情讲得更明白些。小侄只好忍痛割爱，暂停游戏，调出几幅图像，与我现身说法。
喏，婶婶，你看这是用激光杀人，手指头这么一按，轰地一声，敌人就化成一团烟，什么都没有了。虽说你能继续向前，可是多没意思啊！
用电锯那就大不一样了。它咔咔一响，风一样地锯过去，你就觉得自己特威风，特带劲，特有成就感，过瘾极了……小侄子连说带比画，调出一帧图像：一排肉铺挂猪头的钢钩上，颤巍巍悬挂着些支离破碎的物件。
这是什么？我老眼昏花，一时看不清楚，问道。
这就是用电锯锯开的人啊！喏，这是一条大腿，这边是半截胳膊，最右侧挂的是人肚子下的半截……小侄子沉着地以光标为笔，在银屏上流利地滑动着，耐心地为我讲解。
我用手术刀解剖过许多真正的尸体，但这一瞬，我在模拟的并不非常真切的图像面前，战栗不止。
你用电锯把它们杀死，可它们究竟是谁！我问小侄子。
它们到底是谁，那要看我玩游戏时的心情了。侄子到底是小孩，并未发现我的恐惧与震怒，依旧兴趣盎然地说下去：要是哪天老师批评了我，我用电锯杀人时想的就是老师。要是同学跟我吵架，我想杀的就是同学。要是我想买一个东西，我妈不给我买，我就假装对方是我妈。要是我爸因为我考试成绩不好，不给我卷子上签字，我就把电锯对准他……婶婶，你怎么啦？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侄子不知所措地停止了传授。
责任不在他。我竭力控制住情绪，力求音色平稳地说：就因为这么丁点小事，你就起了用电锯杀人的心吗？
小侄子愣了一下，突然笑起来说，这个游戏就叫“毁灭战士”，它的规矩就是看到什么就毁灭什么，毁灭就是一切，不需要什么理由啊！
面对着这样的逻辑，喉咙有一种被黑手扼住的窒息感觉。小侄子是个乖巧的孩子，见我神色大变，半天不说话，就关了计算机，哄我道：
婶婶不愿听我说杀老师杀爸爸妈妈的话，下次我用电锯时，不想着他们就是了。再杀的时候，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外星人好啦！
呜呼！
面对小侄子那清澈如水晶的双眸，我真的悲哀已极。外星人与我们何仇？当另一时空的高级智慧生物，冲破千难万险，到达我们这颗蔚蓝色的星球时，迎接它们的将是地球人自己灌输的无比敌意，这是科学的悲哀还是人性的悲哀？当人类用最先进的科技将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往太空的时候，可曾设想到在宇宙的彼岸，等待他们的将是鲜血淋漓的杀戮？
当然，游戏毕竟不是真实。但游戏是儿童精神的食粮和体操，它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力量，绝不可忽视。将残暴的杀人裂尸化为电子屏幕下淡然的一笑，让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地完成毁灭世界的欲望，播种无缘无故的仇恨，收获残忍与猎杀他人的快乐……这在幼童，是被迫的无知和愚昧；在成人，是主动的野蛮和罪孽！
我对小侄子说，把这盘“毁灭战士”给婶婶，好吗？
他吃惊道：婶婶要它做什么？莫非也要做一把“毁灭战士”？
我说，我要把“毁灭战士”毁灭掉。
小侄子道，为什么？
我说，因为“毁灭战士”里，没有对这个世界的爱。
你的支持系统
那天我回到家中，面对着先生拿出一张白纸。然后我对他说，在纸的上面，请写下“我的支持系统”这几个字。在纸的左面，请写下“人物的称谓或姓名”，在纸的右面，请写下“与我的关系”。好了，开始吧，尽快。不假思索。你要知道，所有的心理测验都烦再三斟酌。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今天又学习到了什么新知识，想在我这里做个试验？
我说，你猜得很准嘛。好吧，听我慢慢说个分明。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支持系统，就像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比如说，柱子是宫殿的支持系统，双脚是身体的支持系统，绿叶是花朵的支持系统，桥墩是高架桥的支持系统……一个人，在世界上行走，没有好的支持系统是不能持久的。它是我们闯荡江湖的根据地，它是我们长途跋涉的兵站。当我们疲倦的时候，可以在那里的草丛栖息。当我们忧郁的时候，可以在那里的小屋倾诉。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可以在那里的谅解中洒下一串泪珠。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可以在那里的相知中聊发少年之狂……
这种精神的疗养生息之地，你有多少储备？
先生是个缜密的人，他说，既然你已做完了这道测验，不妨把你的讲来听听。
我说，好啊。我告诉你。
我最先写下了我的母亲……
于是忆起那天的课堂。
静寂。这是心理测验常常出现的情形。人们在想。片刻之后，有人就刷刷地动起笔来。这种事情，一旦有人开了头，谁都顾不了谁了。同学们埋头去写，然后分成小组，描述自己的支持系统。基本上包括这样几类——家人、亲属、同学、师长……
有同学说：我飞快地检视了自己业已走过的人生，我为自己多年来储备下的丰厚资源而欣慰和思考。我对自己的今后更有把握和信心了。我的支持系统，从我幼年的朋友到最新的职业同事，他们涵盖了我的历程。好似风暴过后海滩上遗下的贝壳，那是经历了考验的生命的礼品。
有一位同学的支持系统是一片空白。他坦诚地说，我的支持系统就是没有一个人。我是自己支持自己，是思想支持着我。也许，这是因为“文革”中有人告密，使我不需要知心的人。
不管怎么说，我钦佩这位同学的坦率。很有些人在这种时候，不敢暴露自己，明明没有，但他随便填上几个名字，把自己凄凉的真实隐藏起来。但是，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自己的支持系统是空白呢？再有，如果有的同学全部填写的是家庭成员，那也是不够完备的。如果一个中学生，他的支持系统也都是同龄人，那么，很容易出现瞎子领瞎子的情况，要引起辅导员的高度注意。支持系统的性别单一化，也是不理想的。理想的支持系统应该是两性都有。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意思是在一个人心理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起过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人物。
“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长辈，或者是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老师，抑或萍水相逢的路人。童年的记忆遵循着非常玄妙神秘的规律，你着意要记住的事情和人物，很可能湮没在岁月的灰烬中，但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却挥之不去，影响我们的一生。如果你不把它们寻找出来，并加以重新认识和把握，它就可能像一道符咒，在下意识的海洋中潜伏着，影响潮流和季风的走向。你的某些性格和反应模式，由于“重要他人”的影响，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段话有点拗口，还是讲个故事吧。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重要他人”。
她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很年轻，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有两个漏斗一样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清丽。当然，她生气的时候酒窝隐没，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木板样干燥，很是严厉。那时我大约十一岁，个子长得很高，是大队委员，也算个孩子里的小官，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了。
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要到中心小学参赛。校长很重视，希望歌咏队能拿好名次，为校争光。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乐老师亲任指挥。每天下午集中合唱队的同学们刻苦练习。我很荣幸被选中，每天放学后，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走到音乐教室，引吭高歌。
有一天练歌的时候，长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东瞄西看。大家不知所以，齐刷刷闭了嘴。她不耐烦地说，都看着我干什么？唱！该唱什么唱什么，大声唱！说完，她侧着耳朵，走到队伍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唱得就格外起劲。
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儿，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她叉着腰，一字一顿地说，毕淑敏，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儿，不知是谁。我走下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听，总算找出来了，原来就是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还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喉，唱得分外起劲，不想却被抓了个“现行”。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队伍，羞愧难当地走出教室。
那时的我，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女生，既然被罚下场，就自认倒霉吧。我一个人跑到操场，找了个篮球练起来，给自己宽心道，嘿，不要我唱歌就算了，反正我以后也不打算当女高音歌唱家。还不如练练球，出一身臭汗，自己闹个筋骨舒坦呢！（嘿！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中国小老百姓传统的精神胜利法）这样想着，幼稚而好胜的心也就渐渐平和下来。
三天后，我正在操场上练球，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毕淑敏，原来你在这里！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
我奇怪地说，找我干什么？
那女生说，好像要让你重新回队里练歌呢！
我挺纳闷，不是说我走调厉害，不要我了吗？怎么老师又改变主意了？对了，一定是老师思来想去，觉得毕淑敏还可用。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分钟路程，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好像一个被发配的清官又被皇帝从边关召回来委以重任，要高呼“老师圣明”了（正是瞎翻小说，胡乱联想的年纪）。走到音乐教室，我看到的是挂着冰霜的“苏打饼干”。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毕淑敏，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我听出话中的谴责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从此，这个姿势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总是略显驼背。
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发泄完，她说，你个子这么高，唱歌的时候得站在队列中间，你跑调儿走了，我还得让另外一个男生也下去，声部才平衡。人家招谁惹谁了？全叫你连累的，上不了场！
我深深低下了头，本来以为只是自己的事，此刻才知道还把一个无辜者拉下水，实在无地自容。长辫子老师继续数落，小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队伍一下子短了半截，这还怎么唱？现找这么高个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节奏，哪儿那么容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
老师看着我，我也抬起头，重燃希望。我猜到了老师下一步的策略，即便她再不愿意，也会收我归队。我当即下决心要把跑了的调儿扳回来，做一个合格的小合唱队员！
我眼巴巴地看着长辫子老师，队员们也围了过来。在一起练了很长时间的歌，彼此都有了感情。我这个大嗓门儿走了，那个男生也走了，音色轻弱了不少，大家也都欢迎我们归来。
长辫子老师站起来，脸绷得好似新纳好的鞋底。她说，毕淑敏，你听好，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但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干张嘴，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说完，她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伸出颀长的食指，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让我做一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我没有勇气对长辫子老师说，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队。在无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中，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口形翕动，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长辫子老师还是不放心，只要一听到不和谐音，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红五月”歌咏比赛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从此遗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毕业的时候，音乐考试是每个学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音乐老师已经换人，并不知道这段往事。她很奇怪，说，毕淑敏，我听你讲话，嗓子一点毛病也没有，怎么就不能唱歌呢？如果你坚持不唱歌，你这一门没有分数，你不能毕业。
我含着泪说，我知道。老师，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来。老师看我着急成那样，料我不是成心捣乱，只得特地出了一张有关乐理的卷子给我，我全答对了，才算有了这门课的分数。
后来，我报考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口试的时候，又有一条考唱歌。我非常决绝地对主考官说，我不会唱歌。那位学究气的老先生很奇怪，问，你连《学习雷锋好榜样》也不会？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会唱这首歌，我要是连这也不会，简直就是白痴。但我依然很肯定地对他说，我不唱。主考官说，我看你胳膊上戴着三道杠，是个学生干部。你怎么能不会唱？当时我心里想，我豁出去不考这所学校了，说什么也不唱。我说，我可以把这首歌词默写出来，如果一定要测验我，就请把纸笔找来。那老人居然真的去找纸笔了……我抱定了被淘汰出局的决心，拖延时间不肯唱歌，和那群严谨的考官们周旋争执，弄得他们束手无策。没想到发榜时，他们还是录取了我。也许是我一通胡搅蛮缠，使考官们觉得这孩子没准儿以后是个谈判的人才吧。入学之后，我迫不及待地问同学们，你们都唱歌了吗？大家都说，唱了啊，这有什么难的。我可能是那一年北外附中录取的新生中唯一没有唱歌的孩子。
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辫子老师那竖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我的咽喉。禁令铺张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我不单再也没有唱过歌，就连当众发言演讲和出席会议做必要的发言，都会在内心深处引发剧烈的恐慌。我能躲则躲，找出种种理由推脱搪塞。会场上，眼看要轮到自己发言了，我会找借口上洗手间溜出去，招致怎样的后果和眼光，也完全顾不上了。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倨傲和轻慢，甚至是失礼，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谁是你的重要他人？”这个游戏时，写下了一系列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长辫子音乐老师那有着美丽的酒窝却像铁板一样森严的面颊，一阵战栗滚过心头。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虽然我已忘却了她的名字，虽然今天的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煳的青烟。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即使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儿童那里，也会留下心灵的创伤。因为儿童智力发展的规律，当他们幼小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明辨所有的事情，以为那都是自己的错。
孩子的成长，首先是从父母的瞳孔中确认自己的存在。他们稚弱，还没有独立认识世界的能力。如同发育时期的钙和鱼肝油会进入骨骼一样，“重要他人”的影子也会进入儿童的心理年轮。“重要他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行为方式，会以一种近乎魔法的力量，种植在我们心灵最隐秘的地方，生根发芽。
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有“重要他人”的影子。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叫做奥普拉·温弗瑞。2003年，她登上了《福布斯》身家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排行榜”，成为黑人女性获得巨大成功的代表。
父母没有结婚就生下了她，从小住的房子连水管都没有。一天，温弗瑞正躲在屋角读书，母亲从外面走进来，一把夺下她手中的书，破口大骂道，你这个没用的书呆子，把你的屁股挪到外面去！你真的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白痴！
温弗瑞九岁就被表兄强奸，十四岁怀了身孕，孩子出生后就死了。温弗瑞自暴自弃，开始吸毒，然后又暴饮暴食，吃成了一个大胖子，还曾试图自杀。那时，没有人对她抱有希望，包括她自己。就在这时，她的生父对她说：
有些人让事情发生，
有些人看着事情发生，
有些人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极度空虚的温弗瑞开始挣扎奋起，她想知道自己的生命中究竟会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她要顽强地去做“让事情发生的人”。大学毕业之后，她获得了一个电视台主持人的位置。1984年，她开始主持《芝加哥早晨》的节目，大获成功，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她开始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读书节目，她对书的狂热热爱和她的影响力，改变了很多书的命运。只要她在自己的脱口秀节目里对哪本书给予好评，那本书的销量就会节节攀升。
温弗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创办了畅销杂志，还参股网络公司。她乐善好施的名声和她的节目一样响亮。她每年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用来做慈善捐助。温弗瑞亲手推动了太多的事情发生！她认为，这主要来源于父亲的那一句话。
如果让温弗瑞写下她的“重要他人”，她的父亲一定高居榜首。他不但给予了温弗瑞生命，而且给予了她灵魂。温弗瑞的母亲也算一个。她以精神暴力践踏了幼小的温弗瑞对书籍的热爱，潜藏的愤怒在蛰伏多年之后变成了不竭的动力，使成年以后的温弗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和书籍有关的创造性劳动中，不但自己读了大量的书，还不遗余力地把好书推荐给更多的人。那个侮辱侵犯了温弗瑞的表哥，也要算作她的“重要他人”，这直接导致了她的巨大痛苦和放任自流，也在很多年后，主导了她执掌财富之后，把大量款项用于慈善事业，特别是援助儿童和黑人少女。
看，“重要他人”就是如此影响人的生活和命运的。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CEO杰克·韦尔奇，被誉为全球第一CEO。在短短二十年里，韦尔奇使通用电气的市值增加了三十多倍，达到了四千五百亿美元，排名从世界第十位升到了第二位。韦尔奇说，母亲给他的最伟大的礼物就是自信心。韦尔奇从小就口吃，就是平常所说的“结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每逢星期五，天主教徒是不准吃肉的，所以在学校的餐厅里，韦尔奇经常会点一份烤面包夹金枪鱼。奇怪的是，女服务员端上来的都是两份。为什么呢？因为韦尔奇结巴，总是把这份食谱的第一个单词重复一遍，服务员就听成了“两份金枪鱼”。
面对这样一个吭吭哧哧的孩子，韦尔奇的母亲居然找出了完美的理由。她对幼小的韦尔奇说：“这是因为你太聪明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跟得上你这样聪明的脑袋。”
韦尔奇记住了母亲的这种说法，从未对自己的口吃有过丝毫的忧虑。他充分相信母亲的话，他的大脑比他的舌头转得更快。母亲引导着韦尔奇不断进取，直到他抵达辉煌的顶峰。母亲是韦尔奇的“重要他人”。
再讲一个苹果的故事。正确地说，是两个苹果的故事。
一位妈妈有两个孩子，她拿出两个苹果。苹果一个大一个小，妈妈让两个孩子自己来挑。大儿子很想要那个大苹果，正想着怎么说才能得到这个苹果，弟弟先开了口，说，我想要大苹果。妈妈呵斥道，你想要大的苹果，你不能说。这个大儿子灵机一动，改口说，我要这个小苹果，大苹果就给弟弟吧。妈妈说，这才是好孩子。于是，妈妈就把小苹果给了小儿子，大儿子反倒得到了又红又大的苹果。大儿子从妈妈这里得到了一条人生的经验：你心里的真心话不可以说，你要把真实掩藏起来。后来，这个大儿子就把从苹果中得到的道理应用于自己的生活，见人只说三分话，耍阴谋使诡计，巧取豪夺，直到有一天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这个成了犯人的大儿子，如果写下自己的“重要他人”，我想他会写下妈妈和这个红苹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