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有准备的死和没有准备的死。猝死就是没有准备的死（当然在广义上除了极幼小的孩童，我们都或多或少考虑过死亡），有准备的死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们冷静地回忆自己的一生，犹如上溯一条绵长的河流。世俗的纠缠，在死亡的背景之上，它平素所具有的魔力异乎寻常地浅淡了，人便格外公允格外豁达，有置身物外的超然与智慧。
生命的借记卡
我有一个西式钱包，钱包里有很多小格子，这些格子的用途是装载各式各样的卡，我没让它们闲着，装得满满当当。我有附近多家超市的亲情卡，虽然我每次购物之后都毕恭毕敬地出示该店的卡，但一年下来累计的分数，总也到不了可以领取优惠券的地步（因为我购物不够专一，总是在各个不同的店家游荡），于是在某一个商家规定的日子里被残忍地“归零”，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我还有电话卡，到外地出差的时候，虽然接待方会很热情地说，房间的长途已经开通，您只管用，我还是为饭店附加在电话上的费用斤斤计较，出于为邀请方省些银两的考虑，自己到酒店大堂去打公用电话。每打一次，都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我还有几家馆子的优惠卡，有一次拿出来结账，服务员小姐看了半天，说不认识这卡，从来没见客人使过。我说，你来这家店多久了呢？她说，一年了。我说，这卡是你们店开张的时候给的，说是永久有效呢。小姐就拿了卡去问元老，笑吟吟地回来说，你说得不错，只是连她们也没见过这种卡，一直找到老板才说确有这么回事。
啰唆了这半天，还没说到正题上。我的正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虽然有多张看起来也是硬邦邦闪烁烁的卡，但其实那种可以透支可以境外使用的货真价实的银行卡，一张也没有。先生说过很多次了，说这是时尚，你在高档场所结账的时候，如果掏出一大把皱皱巴巴的现金，是要遭人耻笑的。我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平日最频繁的交易场所就是农贸市场，别说那里没有刷卡的设备，即便有了，买上一个西瓜刷一次卡，买三条黄瓜半斤草莓再刷两次卡，你觉得如何呢？
家人就嘲讽我近乎一个纯粹的农妇，不能在金融方面与时俱进。好在这羞惭近日得到了雪洗的机会。单位为了发放工资方便，为大家统一办理了银行借记卡。
我拿到借记卡，反复端详并仔细地阅读了有关条文，突然思绪就飞到了很远的地方。
喜欢这个“借”字。我们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总归有要还的那一天。《红楼梦》里的公子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嘴里是衔了一块玉的。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并非是两手空空，而是捏了一张生命的借记卡。
阳世通行的银行卡分有钻石卡白金卡等细则，生命的卡则一律平等，并不因了出身的高下和财富的多寡，就对持卡人厚此薄彼。
这张卡是风做的，是空气做的，透明、无形，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拂动着我们的羽毛。
在你的亲人还没有为你写下名字的时候，这张卡就已经毫不迟延地启动了业务。卡上存进了我们生命的总长度，它被分解成一分钟一分钟的时间，树木倾斜的阴影就是它轻轻的脚印了。
密码虽然在你的手里，储藏在生命借记卡的这个数字，你虽是主人，却无从知道。这是一个永恒的秘密，不到借记卡归零的时候，你在混沌中。也许，它很短暂呢，幸好我不知你不知，我们才能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懵然向前，支出着我们的时间，而在某一个早上那卡突然就不翼而飞，生命戛然停歇。
很多银行卡是可以透支的，甚至把透支当成一种福祉和诱饵，引领着我们超前消费，然而也温柔地收取了不菲的利息。而生命银行冷峻而傲慢，它可不搞这些花样，制度森严铁面无私。你存在账面上的数字，只会一天天一刻刻地义无反顾地减少，绝不会增多。也许将来随着医学的进步，能把两张卡拼成一张卡，现阶段绝无可能。以后也要看生命银行的脸色，如果它太觉尊严被冒犯和亵渎，只怕也难以操作。咱们今天就不再讨论。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发布的生命预期表，人的寿命已经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想起来，很是令人神往呢。如果把这些年头折算成分分秒秒，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一小时3600秒……按照我们能活80年计算，卡上的时间共计是2522880000秒（没找到计算器，老眼昏花地用笔算，反复演算了几遍，应该是准确的。）
真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下子呼吸也畅快起来，腰杆子也挺起来，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时间的大富翁。不过，且慢。既然算账，就要考虑周全。借记卡有一个名为“缴费通”的业务，可以代缴代扣。比如手机话费、小灵通话费、宽带上网费、水电费、图文电视费……呵呵，弹指间，你的必要消费就统统交付了。
生命也是有必要消费的。就在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卡上的数字就要减掉若干秒了。我们有很多必不可少的支出，你必须要优先保证。首先，令人感到晦气的是——我们要把借记卡上大约三分之一的数额，支付给床板。床板是个哑巴，从来不会对你大叫大喊，可它索要最急，日日不息。你当然可以欠着床板的账，它假装敦厚，不动声色。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它不威逼你，是个温柔的“黄世仁”。它的阴险在长久的沉默之后渐渐显露，它不动声色地无声无息地报复你，让你面色干枯发摇齿动，烦躁不安歇斯底里……它会让你乖乖地把欠着它的钱加倍偿还，如果它不满意，还会把还账的你拒之门外。倘若你欠它的太多了，一怒之下，也许它会彻底撕毁了你的借记卡，纷纷扬扬飘失一地，让“杨白劳”就此永远躺下。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从长远计，你切不可以慢待了床板这个索债鬼，不管它多么笑容可掬，你每天都要按时还它时间。
你还要用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吃饭、排泄、运动、交通、打电话，接吻、示爱和做爱，到远方去旅游，听朋友讲过去的事情，当然也包括发脾气和生气，和上司吵架还有哭泣……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些压缩到更少的时间，但你如果在这些方面太吝啬支出，你就变成了一架冰冷的机器，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为了让我们的生命丰富多彩，这些支出你无法逃避。
当太老的时候，或者你太小的时候，你有一些时间将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当然，如果有另外的人清楚地记录着你的支出，我想那些时间应该被称为“成长”和“休养生息”。这是一些时间的黑洞，你却必不可少。就像你原来有一笔积蓄，你觉得自己很是俭省，从未乱花过一分钱，但那些钱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流淌，让你囊中渐空。你幼小的时候不能工作和学习，这不是你的过错，只是你的过程。你年老的时候不能创造和奋斗，这也不是你的过错，而是你的必然。为了盛极时的响彻云天，蝉虫必须在泥土中蛰伏蜕变15年，和它相比，人类还算早熟。人类的进步带来了人类的长寿，那多积攒出来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晚年。所以，你不能埋怨。你的生命借记卡上的时间的价值并不等值，对此你只有一笑了之。
借记卡有一个功能，就是代缴各种费用。你的生命刨去了这样多的必需支出，你还剩下多少黄金时段？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生命中能够有效利用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我相信一半以上的人都会活得更加精彩。因为借记卡的数字隐藏在无边的黑暗中，这就更需要我们在黑暗中坚定地摸索着前进。
你的密码只有你自己知道。不要把密码告诉陌生人，不要让他人主宰了你的生活。如果你的密码被泄漏，不要伤心，不要自暴自弃。密码是可以修改的，你可以重新夺回你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这张借记卡，只要你自己不拱手相让，就没有任何人能把它从你手中夺走。
不要用你手中的卡，去做纯粹为了虚荣和炫耀的消费。因为那都是过眼烟云，你付出的是生命，收获的是荒凉。
不要用你手中的卡，去买你不喜欢的东西。生命是我们能够享有的唯一，它的光彩和价值就在于它独树一帜的意义。找寻你生命的脐带，它维系着你的历史和光荣，这是你的责任和勇敢所在。如果你逃避或是挥霍，你就彻头彻尾地对不起了一个人，让那个人在无望中泪水流淌。这个人不是你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也可能为此伤感，但在他们逝去之后，你依然可以看到新鲜的泪珠在闪耀。这个人也不是你的师长，虽然他们可能会因此失望，但他们还有更多的学生可以期待。要知道你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自己，你委屈了千载难逢的表达。
唯有我们不知道生命的长短，生命才更凸显。也许，运动可以在我们的卡里增添一些跳动的数字？也许大病一场将剧烈地减少我们的存款？不知道。那么，在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银两的时候，精打细算就不但是本能更是澄澈的智慧了。在不知道自己所要购买的愿景和器物，有着怎样的高远和昂贵，就一掷千金毅然付出，那才是真的猛士视金钱如粪土。
这张卡是朴素的，也是昂贵的。你可以在卡上镶上钻石，那就是你的眼泪和汗珠了。没有白金也没有黄金，如果一定要找到类似的东西，美化我们的借记卡，那只有骨骼的硬度和血液的温度了。
你的借记卡就是你的藏赘。当我们最后驾鹤西行的时候，能带走的唯一物品，是我们空空如也的借记卡。当那个时候，我们回首查询借记卡上一项项的支出，能够莞尔一笑，觉得每一笔支出都事出有因不得不花，并将这笑容实实在在地保持到虚无缥缈间，也就是灵魂的勋章了。
其实，当你吐出最后的呼吸之时，你的借记卡就铿锵粉碎了。但是，且慢，也许在那之后，有人愿意收藏你的借记卡，犹如收藏一枚古钱。
悲悯生命
科技发展了，现代人读的是电子读物，乘的是波音飞机。作家，比以前不好当。你能看到的书，他人也能看到。你能参观的自然景点异域风光，别人也许去过得更早更多。从前的诗人，骑一小毛驴，走啊走，四蹄就踏出一首千古绝唱。现代你就是跨着登月火箭，也是干抓一把火山灰阑珊归来。
也许是不自信，我基本上不写游记，不写历史，不写我的时代以外的故事。我将笔触更多地剖向我所生长的土壤，目光关注危机四伏的世界。
写作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光荣与梦想（绝无贬低专写短篇小说的大师的意思）。几年前，当我决定开始写作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具体写什么内容，一时拿不定主意。经过多年储备，很有几份材料是可以写成长篇小说的。它们像一些元宵的胚芽，小而很有棱角地站在我的糯米面箩里，召唤着我，期待着我均匀地摇动它们，让它们身上包裹更丰富的米粉，缓缓地膨胀起来，丰满起来，变得洁白而蓬松，渐渐趋近成品。
委实有些决定不下。想写这个，那个又在诱惑；放下这个，又觉得于心不忍。后来我很坚决地对自己说，既然对我来说哪个都敝帚自珍，就想一想更广大的人更迫切需要什么。我是一个视责任为天职的人。这样一比较，对于毒品的痛恨和有关生命的哲学思考，就凸现出来。也许是我做过多年医生的经历，同病人携手与死亡斗争，我无法容忍任何一丝对生命的漠视与欺骗。也许是我在海拔5000米的藏北高原当兵的十几年生涯，使我痛感生命是那样宝贵与短暂，发誓永远珍爱保卫这单向的航程。
一位屡戒屡吸的女孩对我说，她是因为好奇加无知，才染上毒瘾的。我说，报上不是经常宣传吗，你为何置若罔闻？她说，我们不看报，看了也不信。如果你能写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让更多的人早点读到，也许可以救命。
我不相信文学有那么大的效力，就像我当医生的时候，不相信医学可以战胜死亡。但生命本身，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过程。我要用我手中的笔，与生命对话。
整个《红处方》的写作，是离开北京，在我母亲家完成的。有朋友问，你写作此书的时候，是否非常痛苦与沉重？我说，不是。当我做好准备进入写作状态时，基本上心平气和。我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何地迂回，何地直插，胸中大体有数。长篇小说是马拉松跑，如果边设计边施工，顿挫无序，是无法完成整体设计的。
每天早晨按时起床，稍许锻炼后，开始劳作，像一个赶早拾粪的老农。母亲为我做好了饭，我不吃，她也不吃。在这样的督促下，我顿顿准时吃得盆光碗净，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大约三个月后，初稿完成了。我把它养在电脑里，不去看，也不去想。又大约三个月后，最初的痕迹渐渐稀薄，再把初稿调出。陌生使人严格。看自己的东西，好像是看别人的东西，眼光沉冷起来，发现了许多破绽。能补的补，能缝的缝，当然最主要的是删节。删节真是个好帮手，能使弱处藏匿，主旨分明。
书出版后，很多电视台来联系改编电视剧的事，前后大约有几十家吧。天津电视台的导演和制片人，往返多次，同我谈他们对小说的理解，我被他们的诚意感动，说，那我就把《红处方》托付给你们了，希望你们郑重地把这件事做好。
我想表达对生命的悲悯与救赎。
苍凉的生命
面对荒凉的山口，孤独的废墟和沙暴盘旋出的昏暗，她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博大和苍老，懂得了一个古老的民族被消失的辉煌和重新崛长的祈望。
群山在壮丽的阳光和湛蓝的天幕下沸腾，每一块岩石和每一朵冰雪，都固执地保持着它们凝固时的模样。极端的严寒，极端的缺氧，极端强烈的紫外线，极端艰苦的跋涉……她的眼泪在某一处悬崖上，凝成了椭圆形的冰粒，至今还悬挂在海拔6000米的峭壁上……然而，苍穹和高原，是她终生眷恋的诲人不倦的尊者，它们哺给她短暂的生命和宇宙的无涯。
当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几乎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告别了北京——这个当时中国内地最先进和繁荣的城市，跋涉万里，到达了青藏高原最边塞和最险恶的山峦之中，她所感到的恐惧和震惊，她所经历的心理跌宕和起伏，即使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每于暗夜中想起，也常常不寒而栗。
十一年后，她从西藏回来了。回到她自幼生活的城市，回到她的亲人和朋友中间。她觉得自己有一种分裂之感，有时会在安逸温暖的家中，突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在那一瞬，她灵魂出窍，思绪如烟飘到九霄云外。
她的神魄又回到雪山上去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在那个遥远的高耸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它们被呼啸的风雪掩埋，成为冰的木乃伊。如果没有人提起，注定永远无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女生，现在已经不年轻的女人，经历了这些事情。它们在她的血液中游走着，带着尖锐的冰凌，拒绝融化。她的脑子也因为缺氧，发生了一些不妙的变化。那些记忆绞缠在一起，编成了一条鞭子，在催促着她，做些什么。
于是，她开始尝试着写作。她是一名医生，给人开药方是很内行的，甚至可以说是个受人尊敬的好医生，可是，写作完全是门外汉。好在她还算勇敢，心想，常用汉字就那么几千个，我都会写（当然，有时也有错别字，但大的意思还是有把握的）。只要能把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写出来，对得起那段岁月，即可。
她就在一个平平常常的傍晚开始了写作。她写得很快，因为都是自己熟悉的事和人。他们在她的文字中说笑行走，哭泣和攀登。她所要做的事，就是把他们大体地记录下来。所以，她觉得写作的过程不像有人说得那样苦，倒像是被一根魔棒击中，时光倒转一下子回到了从前……她要感谢写作这根魔棒才对。当她把生平第一部中篇小说写完，她很高兴，觉得把一笔对于雪山的债还了。
小说没有名字。她想，故事是发生在昆仑山的，所以，在名字里一定要有“昆仑”两个字。这个方针一定下来，她就发觉自己面临一个大难题。因为“昆仑”这两个字是很重的，它们出现在题目里，就像两个巨无霸，谁能和它们匹配着，肩并肩地屹立在小说的第一行呢？好像有一架巨大的天平，她不由分说地把“昆仑”两个砝码，压在了天平的这一边。在那一边，要有怎样沉重的字，才能镇住天平的均衡？她无奈地想到了，要不，以多胜少吧，用三个甚至四个五个字，来抵住“昆仑”的雄风吧。
想了半天，没结果。她有点发愁。她有个习惯，一到了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就睡觉。她会在睡觉之前，把那个难题在脑海里重复一遍，好像脑海岸有一片沙滩，海浪扫过之后，洁净平滑舒缓阔大的样子。她把“昆仑”两个字刻在脑海的沙滩之上，就安稳地睡去了。
那一夜，她睡得很好。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就真的有了一个题目。那个题目是在梦中出现的，只不过它不是镌写在海滩上，而是呈现在一块石板上。好像乡下的孩子读书时用的那种青石板，用乳白色的石笔写下了——“昆仑殇”三个大字（现实中，她从来也没有用过那样的青石板，真奇怪）。
她有点不解。因为“殇”是个冷僻字，在她当医生的生涯里，不曾用过这个字。印象中，这个字，孤独地弥漫在两千年前楚国悲壮的挽歌中……
不过，她确知，这个字组成的篇名，在这一瞬击中了她，它是这篇小说天造地设的标题。她很高兴，她的潜意识像一头勤恳的牛，黑夜中，无声地帮她犁开了一片板结的土地。
聪明的朋友们，看到这里，你们一定知道了，文中的这个“她”就是我了。我就是这样写出了生平的第一篇小说，也就是处女作。
这些年来，每当有人问到我最喜欢的小说最满意的小说是什么？我都说，我还没有最喜欢的小说，因为我还不曾写出。我也还没有最满意的小说，也因为不曾写出。这样讲，有点俗气，但我真是这样想的，我就要这样说。我不能因为害怕人家说我俗气，就编一个瞎话。在说谎和俗气之间，我是宁要俗气的诚实的。同时，我每次都很自觉地告诉访问我的人，我说，我可以报告给你——我印象最深刻的小说，那就是《昆仑殇》。
有很多东西，不是因为它的价值高或是身世奇特我们才珍视它，是因为它其中蕴含了我们太多的心意和太久的眷恋。《昆仑殇》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我写作它的时候，我毫无功利之心，完全是因为血液里的那些冰凌作怪，才匆匆动笔。如果说，在那以后的岁月中，我有时会以一个职业作家的习惯来从事写作，我可以坦诚地说，在《昆仑殇》中，我唯有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
《昆仑殇》发表之后，获得了很大的反响。至今，我尚不能完全明白这是为什么。也许，那里太遥远了，那里发生的故事太悲壮了。也许，小说中描写了一种人类生存的极限和一种在极限中的挑战与人性的苦难奋斗，渗入到了人们心中柔软的死穴。
这不是我的能力，这是那座雄伟的高山，假我的手，传递了一点它的神髓。
我要感谢苍凉的西部。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不同寻常。
飞翔吧，生命
我和陆小娅是同学，老同学。
不是小学的同学，不是中学的同学，也不是大学的同学。我们是在北师大心理学的硕士、博士方向课程的班上，同窗三年。按说三年的时间也不算长，为什么说是老同学呢？我们在一起读书的时候，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实在不能算作年轻了。
小娅同学有一绝——她的书包堪称“全班之最”。一是大，基本上近似一个中等写字台的抽屉。二是沉，我偶尔拎起的时候，总怀疑里面是否藏着一摞板砖，该同志不是边走路边练武功吧？三是质量好，真正牛皮的，厚实坚韧值得信赖。不由得想，如果我和小娅一道加入红军长征的队伍，爬雪山过草地一定饿不死，因为危机时刻，可以把她的皮包割成小块烤着吃，肯定滋滋冒油。四是内容丰富。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你是不是偷翻过陆小娅的包啊？要不怎么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要辩白自己从来没有在陆小娅不在场的情况下，检索过她的随身家当。当然啦，她在场的时候，也没有。我的这个结论，完全是自己冷眼旁观得出来的，可见来之不易。
我知道陆小娅的书包里，有教材、笔记本、钢笔、稿纸等一应物品。对于一个当学生的来说，这是一份必然装备，且按下不表。
她的书包里，还有很多待审的稿件，重重叠叠如同千层饼，让人看了眼晕。小娅可说是“半工半读”，在承接着繁重的课业洗礼的同时，还一如既往地承担着《中国青年报》社的行政和编辑工作。用一句流行语来说，就是“双肩挑”，或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因此，她的行囊，也就难怪有加倍的容积了。
她的书包里，总是有咖啡。每当课间的时候，她都会为自己冲一杯浓浓的咖啡，用嘴唇吹着缭绕的白气，一小口接一小口很快地喝下，一边喝，一边有些含糊不清地问：“嗨，你喝不喝？我还有哪……”看那神情，不大像是享受，更似农妇蒸馒头的时候，期望火焰更炽热地燃烧，不停往灶坑里填柴。
她的书包里，常常有书。她预备借给别人的，还有她向别人借的。当然前者大大多于后者。小娅是位藏书家，购书的领域很广，数量很大，荐书的眼光很好。她出借书的时候，慷慨义气。常常说，一本好书，若是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就更有价值了。我很郑重地对她说过，希望下一次我搬迁的时候，能离你家更近些，办一张你家藏书的借书证，从此受益多多。
她的书包里，还有抹布。小娅干活麻利爱清洁，清晨上班上学的时候，会用抹布擦了公共汽车上的座位，再安然坐下。当然了，此举的前提是那天车上人少，她碰巧有个座位。不然的话，她只好或精神抖擞或疲倦地站在车厢里，奔波在京城的学校、报社和家之间的拥挤中，再清洁的抹布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她的书包里，还会有塑料袋。如果家中那天恰好没水果了，她会在街头的小店买了橘子或是香梨，用塑料袋装了，塞进书包里，再去开会。
小娅的书包，透露出了小娅的身份和她的业绩。她是一个好学生、好工作人员（她被评为2000年的全国劳模）、好主妇……她在繁重的工作和学习之余，以手中的笔，描绘了很多人的生存状态和她的深深思虑。心血凝聚，有了这本书1。小娅期待着每个人的生命，都能飞翔起来，如同雪山之颠乘风直上的喜马拉雅鹰。
有多少人反思过自己生命的状态呢？它是站立着还是匍匐着？是沸腾着还是喑哑着？是绚烂着还是惨淡着？是舒展着还是蜷曲着？是清澈着还是混浊着？是芬芳着还是腐烂着？是洁净着还是朽败着？是生长着还是衰亡着？
……？问你问我也问他。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与一种生命的状态如影随形。让每一株生命蓬勃奋进，振翅飞翔，我猜是小娅写作的衷心愿望。她有多年的经验与心得，经过学习，更是如虎添翼。我以一个老同学的身份，热忱地向那些关注自己生存状态的人，推荐读一读陆小娅的这本书，你们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太平门与非常口
中国人对灾难的“翻译”，表现了一种漫不经心的徐缓。日本人则要直截了当、咄咄逼人得多。我小的时候，就对礼堂里的“太平门”三字百思不得其解。问了大人，说那是一扇平日里用不着的门，不用管它就是了。
从此我看太平门的目光，就是懒洋洋的。潜意识里，甚至觉得它是一个赘物。
日本人斩钉截铁地将它命名为“非常口”，表明它是在非常时期的一个出口。试想哪一个人面对着“非常”二字，敢掉以丝毫的轻心呢？！
一个“太平”，一个“非常”，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我们寄予的是最后的美好期望，日本人指出的是当前严峻的形势。现实比希望更加有力。
再如保险业。我们将它译为“保险”，给人一种冬日暖阳般的放松感安全感。东洋人惊世骇俗地直接定名为“日本火灾”、“日本生命”，令人凛然一震，顷刻绷紧了全身的神经。我们宣布的是危机结束后的善后安抚事宜，他们警告的是灾难爆发时的巨大伤害。对于预防抵御灾难来说，毫无疑问，后一种状态比之前一种状态要强大机敏得多。
也许这只是文字游戏，但文字上也确实是有游戏的。在日本任何一架电梯里，都在显要位置标明：
当遇到地震、火灾等灾难时，切不要在电梯内避难。不要继续使用电梯！
这当然是极对的。灾难时，一应电器的使用都应禁止。克拉玛依大火，若不是因电动卷帘门失灵，原不会有那么多鲜花萎地。但日本产的电梯到了中国，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一行性命攸关的字样。
我不知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橡皮，擦掉了对于灾难的提醒和忠告。
直视灾难，也许是制伏灾难最好的角度。
安然逝去
每个人都会死。生命之箭脱离了母体，向着死亡的目标飞翔，终结的靶心早已傲然矗立在远方。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这不单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更是每个人非常具体的扫尾。
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先有了优生，这符合生物繁衍昌盛的规律。安然地照料即将逝去的衰老的、虚弱的、残败的个体，是一种高级的需要。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动物界里除了“乌鸦反哺”这类未经证实的“孝道”之外，可还有年幼的动物服侍垂老待毙动物的佳话？不敢说没有，起码是极为罕见的。在动物世界之类的节目里，看到的几乎都是为了种族的繁衍，亲代动物不惜舍身饲子，到了粉身碎骨死而后已的地步。所以说，对失去了生殖繁衍价值的垂死的同类，施以温暖的照料，保持他的尊严，这在本质上，不是动物的本能。
人是一种高级生物。在温饱满足之后，便有爱与尊严的需要。当一个人隆重走完一生，却在濒临死亡的时刻将一生的尊严散失殆尽，这对人的价值追求真是一个莫大的反讽。
临终关怀起自宗教的朝圣之途。但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宗教的国度。在广大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中，怎样实现尊严地活着与尊严地死去，更是任重道远。
我到过国内的若干家临终关怀医院。它们给我的一致感觉是破烂和简陋。那些濒临死亡的人有一种淡漠和渴望交织在一起的眼神，令人看了之后觉得自己还能行走和微笑，是一种奢侈。在期待国家和慈善机构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同时，又悲哀地想到，对一个幅员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否是最有效的办法？
人们在哪里死亡呢？人们曾经夸赞过蜜蜂是个懂事的小家伙，因为在蜂巢里永远看不到死去的蜜蜂，濒死的蜜蜂在得到神秘的通知之后，就远离了蜂巢，死在旷野。当人们为不用打扫蜂巢内的死蜂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也在寻找着大象的墓园。大象也会在即将死亡的时刻，离开整个象群，找到祖辈的终结处，静静地安息。人们急切地寻找大象的墓园，是因为大象的牙齿。如果大象没有了牙齿，人们对大象魂归何处，估计也和对蜜蜂的下落一般，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一句名言。在古代汉语的学习中，这句话屡屡被提及。老师不厌其烦地告知大家，这中间有三个“老”字，每一个“老”字用法是如何不同。一读到这句话——这么多个“老”字，就让人的头发急遽变白。
中国古代应对人的老化以至死亡，强调的是后辈的“孝道”。这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其中还有很多啼笑皆非的因素。有名的“二十四孝”，总体上矫情而煽情，走极端太多，但对老人的基本需要很淡漠。
生命之箭的抛物线，在越过了最高点之后，就会疾速地下滑。在以往漫长的农耕时代，那箭的坠落之点就选在自己的家中。略有积蓄的农家，早早就筹划着有关死亡的各种部署。记得我十几岁到乡下学农，住在一户孤老太家中。院子里摆着棺木，每当艳阳天，老太就在绳子上晾晒寿衣。斑斓的衣物那么精致，那么娇艳，璀璨满地，色彩将破败的小院映得燃烧般美丽。
这就是前工业社会的死亡，它虽然奇异，却并不是不可忍耐和不可接受的。从那位老人平静和周密的策划中，我甚至感到了一种筹划的快乐。
如今城里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份福气了。他们看不到死亡，死亡被封闭到医院雪白的帏帐之后，被浓重的药水浸泡着，与世隔绝。但是人们对于死亡的好奇与探索是与生俱来的。于是，人为地封闭了解死亡的天然途径，只为疑惧和恐吓留下了空间。见缝就钻的影视商人，岂能放过这一块令人垂涎的黑色蛋糕？荧幕上充斥的死亡是夸张和不自然的。为了种种剧情的需要和商业的噱头，死亡被随心所欲地描述成：恐惧的、黑暗的、血腥的、冰冷的、丑陋的、残暴的、惊世骇俗和匪夷所思的……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有着更为迷人而充满诱惑的效果。在一些作品中，死亡被描绘成一个神话，令人神往、无限凄美、非常妖娆、缠绵悱恻并具有可逆性，等等。
作为艺术的死亡，可以有其发挥的空间。但是这种描述在人们对正常的死亡缺乏认知的空白之处膨胀，特别是对青少年，它所起到的传授和导向的力量就变得诡异而不可忽视。
死亡是生命的正常部分，死亡是生命的最后部分。死亡是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现代医疗技术的帮助下，绝大多数的死亡可以是平静的、安宁的、洁净的、有尊严的。
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生命的质量因此而提升。如果我们不能视死亡为正常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我们生命的枝蔓就无法真正地舒展，哀伤和恐惧就栖息在心灵某个幽暗的角落，在某个暗夜或是某个风雨大作的时刻，沮丧悲哀，让我们泪流满面甚至痛不欲生。
工业社会将正常的死亡从乡间搬到了城市，从自然消解变成了充满人工痕迹的抢救。我至今对“抢救”一词心怀惴惴。这是一个直接从工业化大生产中移植来的术语。君不见“抢购抢兑”“抢修”“抢班夺权”等，凡事只要“抢”，就有了紧迫与暴烈的味道。在正常情形下，死亡是不需要抢的，是渐进和缓释的。所以，我以为，除了儿童和青壮年的车祸外伤和疾病需争分夺秒地抢救，天然的死亡不妨从容安详。
生命的终结是一个余音袅袅绕梁三日的过程。想一想还有哪些未完结的事情，等待着我们有一个妥帖的终了？有哪些亲切的话语，还未对这个世界娓娓表达？有哪些不放心的事项，还不曾交代清晰？还有哪个想一见晤面的人，尚在路上奔跑，需要顽强地等待？还有哪件珍爱的纪念品，需要随身携带了远行？
这上述种种，对于身手矫健耳聪目明的人来说，只是小事一桩，对行将就木垂垂老矣的人来说，就有着莫大的意义。
我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希望死在家里，死在亲人的簇拥之下，死在温暖的床上。他们不希望被一群完全不认识的身穿白袍的人死死缠住，把五颜六色的药水猛灌到干瘪的血管之中。我当实习医生的时候，看到抢救时把病人的肋骨咔嚓嚓压断，心中实在难以安然。我对老医生说：“这人明明没的救了，干吗还要这样折腾他？”老医生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身上练手艺，那你在谁身上练呢？”
于是需要重新界定医学。医学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成功，而忽视了病人最基本的权利。那个躺在冷榻之上无知无觉的躯体，毫无反抗的能力。医学在这种时刻，以救治的名义，剥夺了他最基本的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此种意义上的医学，已经不是仁慈，而是一种被白色矫饰过的残忍。
医学并不是万能的。死亡在进化与代谢的链条上，是不可战胜的。医学应该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以病人的选择与尊严为第一出发点，而不是单纯从医学技术的角度考虑得失。
现代医学在描述方面远远走到了治疗的前面。就是说，对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它已能清晰地预报。但是，在治疗的手段上，就远远没有这样乐观了。我以为这是一个必然。因为医学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畴之内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它是一种描述的科学。
建立新型的医疗评价标准。因为死亡并不是失败。既不是病人的失败，也不是医生的失败。死亡是可以接受的必然之路。
我希望在新的世纪里，更多的人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这是一种更人道更有尊严感的温暖的死亡。让死亡回归家庭，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后工业社会对前工业社会的一种重复，其实是螺旋形的上升。
死在家里。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当权威的医学机构资深的临终关怀专家作出了我的生命将不久于世的判断之后，我将自愿放弃一切旨在延长我生命的救治措施。我将回家，回到我的亲人身边。我相信现代医学的发展，可以让生命的最后阶段免除撕心裂肺的痛苦，我以为这是现代医学最令人骄傲的成就之一，务必请发扬光大。我将使我的生命的最后时光，尽可能地充满安宁与欢乐。因为死亡不可避免，但我们依然可以传达无尽的关爱。这种眷恋之情，是我们生命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抵御孤独的不绝力量。
谁来照顾濒临死亡者？我觉得应该把义工的普及当做全民素质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一行为的意义，从个人的善行，上升到整个人格的修养和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层面来衡量。我在美国走访过一家社会服务机构，它的义工几乎全部来自大学硕士学位的攻读者，素质很高。我很惊讶在那样紧张的课程之中，这些研究生能数年如一日地毫无报酬地做义工，激励机制何在？组织者告诉我，当地州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凡是做过此类义工的同学，他们可修得很可观的一份学分，几乎相当于硕士学位所需学分的三分之一。更有很多用人机构，将一个学生是否做过高素质的义工，当做他是否具有爱心的标志之一，成为能否雇用他的重要砝码。
死在家里。一个奢侈的想法。我们需要有比较宽敞的住房，我们需要有充满爱心的家人，我们需要有上门巡诊的高素质的临终关怀医生，我们更需要整个民族对死亡有一个达观和开放的接纳。
安然逝去，这是很大的工程。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人们要接受死亡的必然。要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完成对于死亡的整体构想，死亡不是一个可以边设计边施工的项目，我们要未雨绸缪。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远见和卓识，策划出版了一套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书籍2。它不会洛阳纸贵，却是普通人的必需。感谢杜希武先生和其他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人们，他们以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劳动，直接促成了这套书的诞生。当然，更要感谢每部书的作者。他们是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死亡的奥秘和人们对于死亡的种种思索，他们从历史之海中把死亡这条生猛的巨鲸打捞出来，让我们在惊骇它庞然的体积之时，也看清了它须尾的细部。既然我们一定要和它遭逢，那么这种近距离的查看和抚摸，就有了现实的意义和战略上的远谋。
我也要深切地感谢我的母亲。她身患癌症，病情日笃。她以安然和镇定，使我意识到了人可以勇敢慈祥地面对最后的归所。这不单在理论是可行的，在实践中也可以成立。她知道我在参与这样一件有益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她鞭策我把用于照料她的时间投放到这套书的事务之中。她不但给予了我生命，而且在教会我死亡。
夜深了，窗外繁星点点。最渺小的星星也比一个人的生命要长久得多。人生有清晨，人生也是有夜的。夜晚过去了，就娩出黎明。黎明是我们的，夜晚也是我们的。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期待安宁和尊严。
永别的艺术
看书就似常下饭馆，口味刁了，一般佳肴已引不起口水。对人说，这篇文章可看，已是好评语。近读一文，内有几位日本女性，款款道来，谈她们如何人到中年，就开始柔和淡定地筹划死亡。好像戏刚演到高潮，主角就潜心准备谢幕时的回眸一笑，机智得令人叹服。
有一位女性，从62岁起就把家中房子改建成三间，适合老年人居住，以用做“最后的栖身之所”。删繁就简，把用不着的家具统统卖掉，只剩下四把椅子，两个杯盘。丈夫叹道：“这么早就给我收拾好啦！”
一位女儿为父母收拾遗物，阁楼就像旧仓库，到处是旧书和电话簿，摞得比人还高。式样该进博物馆的服装，包装的盒子还未撕开，不知何时买下的布料，质地早已发脆。像出土文物一般陈旧的卫生纸，不起丝毫泡沫的洗涤剂……房地产证、银行存折、名章等重要物件，却不知藏在什么地方。她想起母亲生前常说，我是不会给孩子们添任何麻烦的……心想，人不能在死亡面前好强，还是未雨绸缪的好。
她把父母家中的家具、衣物、餐具都处理了，最难办的是，母亲生前花了250万日元自费出版的自传剩下一百多册，无法处置。再三考虑之后，女儿双手合十默念道：“妈妈，留下来的人还要生存，只有对不起您了。”说完，她只收起四部自传，其余的都销毁。母亲的日记，她带走了，但每读一遍，都沉浸在痛苦之中。当她49岁时，先烧掉了自己的日记，然后把母亲的日记也断然烧光，从此一了百了。
风靡全球的《廊桥遗梦》，其实也是一个从遗物讲起的故事。死之前应该做的事，似乎还挺多，如果疏忽了，有时是难以弥补的缺憾。一位妻子患病住进医院，丈夫天天守候在床边，寸步不离。妻子刚开始是感动，随之就是生疑。终于察觉到不是一般的病，丈夫是在尽力增多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她深深地不安了，一再强烈要求出院，回到自己家中。丈夫知她病情重笃，哪敢让她走，只好不断说“明天我们就办手续”，敷衍她。女人终于在一天夜里，大睁着双眼走了。丈夫整理妻子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她与情人八年相通的记载，总算明白妻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了。
读着这些文字，心好像被一只略带冷意的手轻轻握着，微痛而警醒。待到读完，那手猛地松开了，有新鲜蓬松的血，重新灌注四肢百骸，感到阳间的温暖。
第一次清晰地感受生人对死亡的准备，是十几岁下乡时，房东大娘在秋阳下晾晒老衣。她脸上欣赏的神色和寿装绚丽妖娆的色彩，令我感到老人有一种早日套入它们的期待。细想起来，农牧社会的死亡，也是节俭和单纯的。一个人死了，涉及的不过是几件旧衣，或烧或送，都好处置。其他农具家具炊具，属于大家庭，不会也不应随了死者遁去。
现在社会在种种进步之中，也使死亡奢华和复杂起来。你不在了，曾经陪你的那些物品，还在。怎么办呢？你穿过的旧衣，色彩尺码打上强烈个人印迹，假如没有英王妃黛安娜的名气，无人拍卖无处保存。你读过的旧书，假如不是当世文豪，现代文学馆也不会收藏，只有掩在尘封中，车载斗量地卖废品。你用过的旧家具，式样过时，假如不是紫檀或红木，也无后人青睐，或许丢弃垃圾堆。你的旧照片，将零落一地，随风飘荡，被陌生的人惊讶地指着问：“这是谁？”
当我认真思忖死后的技术性问题时，感觉到的不再是对死亡的畏惧，而是对不幸参与料理这一事物的人，充满歉意。假如是亲人，必会引起悸痛，但我的本意，是希望他们平静。假如是素不相识的人，出于公务或是仁慈相助，更应减少他人的劳动强度。
我原以为死亡的准备，主要是思想和意志方面。不怕死，是一个充满思辨的哲学范畴，现在才发觉，涉及死亡的物质和事务也相当繁杂。或者说，只有更明智巧妙地摆下人生的最后棋子，才能更有质量地获得完整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