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年富力强的人，考虑死亡，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死亡必定会在某一个不可知的时辰，与我们正面相撞，无论多么伟大的人都要臣服它的麾下。
经常想想自己明天或者最近就可能死，其实很有益处。
一是有利于感悟生命，体验到它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会格外地珍惜今天。有许多暂时看来无法跨越的忧愁与痛苦，在死亡的烈度面前，都变得稀薄了。
第二是有利于抓紧时间。日常生活的琐碎重复，使我们常常执拗地认为，自己是坐拥无限时光的大富翁，可以随意抛洒。死亡给了我们一个不由分说的倒计时，无论你此刻多么精力超群，时间之囊里的水，都在一去不复返地失落着，储备越来越少。
第三是有利于我们善待他人，快乐自身。死亡使真情凸现，友情长存。
总之，死亡可是不讲情面的伴侣，最大特点就是冷不防，更很少发布精确的预告。于是如何精彩地永别，就成了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日本女人的想法，像她们的插花，细致雅丽，趋于婉约。我想，这门最后的艺术，不妨有种种流派，阴柔纤巧之外，也可豪放幽默。小桥流水或横刀跃马，都可以事先多次设计，身后一次完成。或许将来可有一种落幕时分的永别大赛，看谁的准备更精彩，构思更奇妙，韵味更悠长。
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比赛的冠军，不能亲自领奖了。
假如我能活下去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写一本这么厚的书。”
张海迪对我说。
这本书——《轮椅上的梦》，整整32万字。作为同是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代表，我们在21世纪宾馆第十六层的一个房间促膝交谈。俯瞰夜色中的北京，烟雨蒙蒙，灯光璀璨。
张海迪身穿银灰色牛仔上衣，胸前绣着温暖的迎春花。下着黑色浅条纹西裤，肉色丝袜，小巧的黑皮鞋，鞋袜和裤腿，纤尘不染，因为她永远不能站起来。
原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位轮椅上的贵族，花环和鲜花。但在这个凄清的夜晚，得以在咫尺之内观察张海迪，我那颗作为医生和女人的心，为之战栗。
在那些美丽而典雅的衣服之下，包裹着一具高位截瘫的躯体，只有第二胸椎平面以上才有感觉。打个残酷的比喻，张海迪实际上只是个半截人，像一座半身胸像。
海迪的妹妹小雪陪伴着她。小雪很高，我一米六八，她比我还高。小雪对我说，海迪出生时九斤重，幼年时高大而健康。看着轮椅上的张海迪，我心中黯然。无情的疾病将她拦胸砍断，并不罢休，似乎它想试一试，在这个孱弱的女性身上，究竟还蕴藏着多少力量。1991年1月，张海迪在上海进行手术，被确诊为黑色素癌。
她的脸上，残留着手术后的巨大瘢疤，即使在灯光下，也很触目。她的手背上，有为了写作而磨砺出的茧子，厚硬如田间耕作的老农。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学西班牙语。”
张海迪对我说。
她已经通晓英、日、德、俄、朝鲜、世界语等六种语言。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办油画展。”
张海迪对我说。
她的手很美，这几乎是她身上唯一同健康人相似的部位。就是用这双手，为孩子们理发，替姑娘们裁衣，给病人们扎针，写了八本书。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弹钢琴。”
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从张海迪苍白的嘴唇吐出来，像鸽群似的展开翅膀，飞往窗外广袤的夜空。
命运像一把悲壮的铁锤，击打着张海迪残缺的身体。她的意志在这铁与血的淬炼中，锻造得无比坚强。
只有一刻，她清澈的双眸蒙上凄凉。“你有一个儿子，这多幸福……”她轻轻地说。
张海迪已经浓重地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在最后告别的“21世纪文学之夜”的晚会上，她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给大家唱一支歌。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希望你们能记住我的歌……”
她唱的歌的歌名是《好人一生平安》。
海迪在给我的书上写道：“亲爱的淑敏大姐留念，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吧！”
海迪，我祝你永远平安！
21世纪，我们死在哪里
新的世纪来了，人们对这个世纪有很多预言。假如记录在案，将来统计一下，看有多少命中率？我有一个小小的预言，估计猜中的概率是很高的，那就是——从上个世纪跨入这个世纪的人，绝大部分无法再跨越到下个世纪去。
你必将死于这个世纪。这不是一个咒语，是一个现实。
哪怕是出生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他或她要进入下个世纪，年龄也将超过100岁，老寿星毕竟是有限的。
我们将死在哪里呢？
首先我不希望自己死于战场，我希望世界持久和平。其次是不希望自己死于恐怖事件。再次是不希望自己死于交通事故。最后是不希望自己死于天灾和瘟疫。我可以欣然接受自己死于自然规律，死于理智选择过的自我终结，死于我认为有必要付出自己生命的事业。
我的爷爷生于19世纪，死于20世纪的农村。他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死的时候很平静。我的父亲死于20世纪的末期，他是死在城市的医院里，全家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死亡悄悄地从家中转移到了医院。如果一个病人，死在家里，人们会遗憾地说：“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人就……”
人需要到医院里去死，几乎成了文明进步的重要指示剂。现代社会的成就之一就是让死亡从日常的家居中消失，医院的白大衣如同魔法师的黑斗篷，铺天盖地罩住了死亡，死亡变得日益神秘和遥远。
然而，死亡没有走开。它静静地坐在城市的长椅上，耐心地等待着某个适当的时机，把你悄悄地领走。
于是想，面对每个人都必然遭逢的死亡，医院是否是我们最好的终点驿站？
如果有人问：“你希望死在哪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死在家里。”
死在家里，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世界变了，和早年间不一样了。那时，一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老人和动物的死亡，他们接受死亡，并不大惊小怪。谁家有人死了，大家都来帮忙。摘下一块门板，把死去的人放在上面，并不恐惧。各种有关丧仪的习俗，寄托着哀思，也稀释了痛楚。
如今，大家住在密不透风的钢筋水泥森林里，失去了田园的宽阔和农舍的疏朗。如果有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执意要死在家里，估计大家都会不知所措。茫然和惊吓还有无尽的焦灼，会使活着的人煎熬在巨大的混乱中。
需要普及关于死亡的知识。我希望有人告诉我，死亡来临之时，如果我不曾昏迷，我将遇到怎样的麻烦？有何种应对的方案？我不希望对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稀里糊涂一无所知。我希望像出国旅游之前，先发我一张到达国的地图，以便心中有数。
我希望我的家人对我的死亡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他们首先在精神上接受这件事情的必然性，不悲戚和惊惶。在我最后的时刻，保持温和的平稳与冷静，如果实在忍不住，就轻轻地哭泣几声，以示告别。如果在我远行时分，回头看到他们捶胸顿足泪眼滂沱，我会感到无能为力并因此深深不安和愧疚。
我希望不要抢救我，不单是为了节省药品，而是因为这样做违背了我的意志。为了让我有短暂的苟延残喘而劳民伤财，实在得不偿失。
我已无怨无悔地度过了整个人生，当应该画上句号的时候，迟迟不落笔，这个尾结得不好，是为憾事。
临死之前，我希望当我不想喝水的时候，就不要喂我水了。当我不想吃饭的时候，就不必劝我吃饭了。我不喜欢某部电视剧中的情节，一位老太太马上就要咽最后一口气了，一位晚来的孝子扑到她跟前说：“孩儿来晚了，还没来得及孝顺您老人家。您一定要把孩儿给您带来的这块点心吃了……”说着，就把一块硬硬的糕饼塞到老人嘴里。结果老人头一歪，死了，饼子也从嘴里掉出来。我觉得这个孝子在母亲最后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老人的实际情况，而是他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就不是真孝，不是大孝。当然，可能也和无知有关。国人常常以为只要能吃就是好的。其实大谬。当死亡驾临的时候，能量就是有毒的东西了。
死亡是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闲暇之时，不妨为自己设计一下死亡，如同一个读书郎，盘算着上哪所大学哪个专业？
你为什么而活着
我有过若干次讲演的经历，在北大和清华，在军营和监狱，在农村土坯搭建的课堂和美国最奢华的私立学校……面对从医学博士到纽约贫民窟的孩子等各色人群，我都会很直率地谈出对问题的想法。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的经历非常难忘。
那是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约过我好几次了，说学生们期待和我进行讨论。我一直推辞，我从骨子里不喜欢演说。每逢答应一桩这样的公差，就要莫名地紧张好几天。但学校方面很执著，在第N次邀请的时候说，该校的学生思想之活跃甚至超过了北大，会对演讲者提出极为尖锐的问题，常常让人下不了台，有时演讲者简直是灰溜溜地离开学校。
听他们这样一讲，我的好奇心就被激励起来，我说我愿意接受挑战。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日子。
那天，大学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当我穿过密密的人群走向讲台的时候，心里涌起怪异的感觉，好像是“文革”期间的批斗会场，不知道今天将有怎样的场面出现。果然，从我一开始讲话，就不断地有条子递上来，不一会儿，就在手边积成了厚厚一堆，好像深秋时节被清洁工扫起的落叶。我一边讲课，一边充满了猜测，不知道树叶中潜伏着怎样的“思想炸弹”。讲演告一段落，进入回答问题阶段，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堆积如山的纸条，一张张阅读。那一瞬，台下变得死寂，偌大的礼堂仿若空无一人。
我看完了纸条说，有一些表扬我的话，我就不念了。除此之外，纸条上提得最多的问题是——
人生有什么意义？请你务必说真话，因为我们已经听过太多言不由衷的假话了。
我念完这个纸条以后，台下响起了掌声。我说你们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很好，我会讲真话。我在西藏阿里的雪山之上，面对着浩瀚的苍穹和壁立的冰川，如同一个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反复地思索过这个问题。我相信，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是会无数次地叩问自己——我的一生，到底要追索怎样的意义？
我想了无数个晚上和白天，终于得到了一个答案。今天，在这里，我将非常负责地对大家说，我思索的结果是：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句话说完，全场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如同旷野。但是，紧接着就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那是我在讲演中获得的最热烈的掌声。在以前，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种话，觉得那只是一个拙劣的比喻。但这一次，我相信了。我赶快用手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但掌声还是绵延了若干时间。
我说：“大家先不要忙着给我鼓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不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意义！”
“是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的讨论，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很多说法，由于熟悉和重复，已让我们从熟视无睹滑到了厌烦。可是，这不是问题的真谛。真谛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意义，无论它多么正确，如果它不曾进入你的心理结构，它就永远是身外之物。比如我们从小就被家长灌输过人生意义的答案。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谆谆告诫的老师和各种类型的教育，也都不断地向我们批发人生意义的补充版。但是，有多少人把这种外在的框架，当成了自己内在的标杆，并为之下定了奋斗终生的决心？”
那一天结束讲演之后，我听到有同学说，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听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中年人亲口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要为之确立一个意义。
其实，不单是中国的青年人在目标这个问题上飘忽不定，就是在美国的著名学府哈佛大学，也有很多人无法在青年时代就确立自己的目标。我看到一则材料，说某年哈佛的毕业生临出校门的时候，校方对他们做了一个有关人生目标的调查，结果是：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完全没有目标；百分之六十的人目标模糊；百分之十的人有近期目标；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有着清晰而长远的目标。
二十五年过去了，那百分之三的人不懈地朝着一个目标坚忍努力，成了社会的精英，而其余的人，成就要相差很多。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人生目标的确立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青年，都遭遇到了相当程度的朦胧或是混沌状态。有人会说，是啊，那又怎么样？我可以一边慢慢成长，一边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啊。我平日也碰到很多青年朋友，诉说他们的种种苦难。我在耐心地听完那些折磨他们的烦心事之后，把他们乞求帮助的目光撇在一旁，我会问：“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他们通常会很吃惊，好像怀疑我是否听懂了他们的愁苦，甚至恼怒我为什么对具体的问题视而不见，而盘问他们如此不着边际的空话。更有甚者，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听他们说话，自己胡乱找了个话题来搪塞。
我会迎着他们疑虑的目光，说：“请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而活着呢？”
年轻人一般会很懊恼地说：“这个问题太大了，和我现在遇到的事没有一点关联。”我会说：“你错了。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关联。有人常常以为心理上的事只和单一的外界刺激有关，就事论事，其实心理和人生的大目标有着纲举目张的紧密接触。很多心理问题，实际上都是人生的大目标出现了混乱和偏移。”
举个例子。一个小伙子找到我，说他为自己说话很快而苦恼，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感情很好。但女孩子不喜欢他说话太快。一听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女孩就说自己快变成大头娃娃了。还说如果他不改掉这毛病，就不能把他引荐给自己的妈妈，因为老人家最烦的就是说话爱吐唾沫星子的人。
“你说我怎么才能改掉说话太快的毛病？”他殷切地看着我，闹得我都觉得如果不帮他这个忙，简直就成了毁掉他一生爱情和事业的凶手。
我说：“你为什么要讲话那么快呢？”
他说：“如果慢了，我怕人家没有耐心听完我的话。您知道，现在的社会节奏那么快，你讲慢了，人家就跑了。”
我说：“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观点发挥下去，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你岂不是就得说绕口令了？你的准丈母娘就不是这样的人啊，她就喜欢说话速度慢一点并且注意礼仪的人啊。”
他说：“好吧，就算你说的这两种人都可以并存，但我还是觉得说话快一些，比较占便宜，可以在单位时间内传达更多的信息。”
我说：“那你的关键就是期待别人能准确地接受你的信息。你以为只有快速发射信息才是唯一的途径。你对自己的观点并不自信。”
他说：“正是这样。我生怕别人不听我的，我就快快地说，多多地说。”
当他这样说完之后，连自己也笑起来。我说，“其实别人能否接受我们的观点，语速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在意别人是否能接受你的观点？”
这个说话很快的男孩突然语塞起来，忸怩着说：“我把理想告诉你，你可不要笑话我。”
我连连保证绝不泄密。他说：“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政治家。所有的政治家都很雄辩，你说对吧？”
我说：“这咱们就比较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要当一个政治家，第一要自信。他们的雄辩不是来自速度，而是来自信念。一个自信的人，不论说话快还是慢，他们对自我信念的坚守流露出来，会感染他人。我知道你有如此远大的理想，这很好。你要做的事，不是把话越说越快，而是积攒自己的力量，让自己的信念更加坚强。”
那一天的谈话到此为止。后来，这个男生告诉我，他讲话的速度就慢了下来，也被批准见到了自己的准丈母娘，听说很受欢迎。
这边刚刚解决了一个说话快的问题，紧接着又来了一位女硕士，说自己的心理问题是讲话太慢，周围的人都认为她有很深的城府，不敢和她交朋友，以为在她那些缓慢吐出的话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阴谋。
“我试了很多方法，却无法让自己说话快起来，烦死了。”她慢吞吞地对我这样说，语速的确有一种压抑人的迟缓，好像在话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句话。
我看她急迫的神情，知道她非常焦虑。
我说：“你讲每一句话是否都要经过慎重的考虑？”
她说：“是啊。如果不考虑，讲错了话，谁负得了这个责？”
我说：“你为什么特别怕讲错话？”
女硕士说：“因为我输不起。我家庭背景不好，家里有人犯了罪，周围的人都看不起我们；家里很穷，从小靠亲戚的施舍我才能坚持学业。我生怕一句话说差了，人家不高兴，就不给我学费了。所以，连问一句‘你吃了吗？’这样中国最普通的话，我也要三思而后行。我怕人家说，你连自己的饭都吃不饱，也配来问别人吃饭问题。”
听到这里，我说：“我明白了。你觉得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引致他人的误解，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女硕士连连说：“对对，就是这样的。”
我笑了，说：“你这一句话说得并不慢啊。”
她说：“那我是相信你不会误会我。”
我说：“这就对了。你说话速度慢，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你不能相信别人。你是否准备一辈子都不相信任何人？如果是这样，我断定你的讲话速度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你从此相信他人，讲话的速度自然会比较适宜，既不会太慢，也不会太快，而是能收放自如。”
那个女生后来果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她的人际关系也有了进步。
今天我们从一个很大的目标谈起，结果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结束。我想说，一个人的心理是一座斗拱飞檐的宫殿，这座宫殿的基础就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规划和对世界对他人的基本看法。一些看起来是技术和表面的问题，其实内里都和我们的基本人生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心理问题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样如同创可贴，只能暂时封住小伤口，却无法从根本上让我们的精神强健起来。
翅膀上驮着天堂亲人的期望
昨日从四川回来，在飞机上与同行的心理医生杨霞说：“到了北京后，第一愿望是拿出一天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只因这两天说的话太多，舌头已像撬杠一样僵直。”
和家里人可以不说话，但博客的文字还是要写。人们关注着灾区，会急切地询问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灾区怎么样了？衣食住行可有保障？孩子们可有欢颜？山川可太平？大地可安稳？
大地并不安稳，时有余震发生。看报道，自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当地可以监测到的余震，已有9000多次。我们一向以为是最坚固最牢不可破的土地，却发生了可怕的崩裂与崩塌，这对于人们赖以生存的安全感的摧毁，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北京机场出发，我们一共有35件行李。主要是书籍和奥运福娃的挂件，都是送给北川中学孩子们的礼物。书是协和医科大学杨霞副研究员所撰写的《重建心灵家园》，副标题叫做“震后心理自助手册”，从书的名字你就可以知晓内容，对当前的灾后心理康复是多么及时并富有建设性。八万多字的书稿，杨霞医生用了三天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并完全是义写，不取分文稿费，令人感动。石油工业出版社的编辑们在第一时间编辑出版，立下了汗马功劳。奥运福娃挂件，是北京石油附中的师生们精心挑选的。最让人安心的是——所有的书籍和福娃，都是按照2000人份准备的，北川中学现有l700多名学生，按人头分，每位老师和每个同学都有一份。我从小就特别害怕数量有限的礼物，发放时刻，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虽然我因为学习好，每次都会得到礼物，但我忘不了没有收到礼物的孩子的忧郁。我觉得太少的礼物，还不如没有呢。不然，令分配的人惆怅，对得不到礼物的孩子们来说，很容易引起自卑感。现在能充分供应满足大家最好，皆大欢喜。
2000本书，2000个福娃挂件，你可以想见它们的体积和重量。在办理登机牌的柜台前，女服务员说超重了几百公斤，如果按照规定罚款，大约需要7000元。我们赶紧解释，说这是送给灾区小朋友的心意，希望能够放行。红十字会办事人员说这可需要向机场领导请示，要不然，7000块钱呢，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请示的结果是免费放行，大家松了一口气。拿着长长一溜行李牌，觉得很气派。
驶往绵阳方向的车并不是很多，所有的车上，几乎都悬挂着“××省支援”的字样。你真的可以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深情，感受到国家大了的好处。
在夜晚进入绵阳，周围是黑暗寂静的。车窗玻璃突然被水雾弥漫。原以为下雨了，细看才知道是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站在远处，用喷枪向车身喷洒药水。每一辆车都要在此沐浴一番，然后无毒一身轻地驶入这座聚焦着无数人目光的城市。
路旁的居民楼几乎没有灯光。我问司机，人呢？当地同志告知，绵阳为了预防唐家山堰塞湖的水患，已经按照第一方案撤离了二十万人。还有一些人到外地投亲靠友去了，留下的人，也不敢在楼房内居住，连续多少天了，都夜宿帐篷。楼内没有人，也没有光亮。
微明的路灯映照着壮观的帐篷阵。援建的蓝色帐篷，迷彩图案的草绿色军用帐篷，属于帐篷中的贵族，它们有款有形有窗户，算帐篷群里的豪华别墅。其余的帐篷五花八门，有用条纹布搭建的，有用床单简单遮挡的，有的干脆就是一块搭在绳子上的布头……相当于帐篷中的游击队，各自为战。我第二天大清早在街上走，拍下了一张照片，是墙头外的两块石头。你能猜出这是干什么用的吗？这是坠帐篷用的。在大墙那边，有一顶小小的帐篷需要它固定。
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灾区的艰苦，做好了住帐篷的准备，带了方便面和矿泉水，心想不要给灾区人民添麻烦。不想到了安排住处的时候，才知道要住楼房。我们一个劲儿地说，我们可以住帐篷，完全不怕艰苦。后来才知道，帐篷在灾区是紧俏物资，相比楼房要安全一些。当然了，同志们是一片好意，房间比露宿野外要舒适一些。
分配我住六楼，一出楼梯，天花板断裂的豁口，暴露出犬牙交错的管道。旁边房屋的门框已经变形，裸露的水泥框架在暗淡的灯光下，有几分冰冷。接待同志忙着解释，说房屋震后评测，只是接缝处局部扭曲，不算危房之列。
大家互相交流防震经验，说要在洗手间、承重墙等小开间的地方，放置饮水和巧克力，万一遭遇垮塌，还可以坚持几天。临睡前，我把方便面放在了卫生间，心想“方便”二字，用在此处，实在一箭双雕相得益彰。
不知道是不是精神紧张，还是我的平衡器官特别敏感，总觉得楼体时不时有轻微的抖动。躺了一会儿，未曾睡着，有点焦虑。因为明天要给北川中学的同学们讲课，若是一夜失眠，无精打采地站在讲台上，岂不辜负了信任？
我有择床的坏毛病，换了新地方，刚开始几天，常辗转反侧。平日委靡也就罢了，但明天事关重大，必得精神抖擞。我拿出安眠药，一边倒水一边开玩笑地想，吃还是不吃，这是一个问题啊。不吃，明天满面苍灰神色委顿，令同学们不爽。吃了，若是睡得太沉了，对余震毫无察觉，一觉醒来，也许已在瓦砾中探头探脑。
思谋的结果是一仰脖，吞下安眠药。
一夜安睡。早上起来，阳光灿烂。6点多钟，到绵阳的街头转悠。
很多大卡车，满载物资，停靠在路边。拍下一张照片，证明全国人民心系灾区。
看到街道十分清洁，有些诧异。本以为这里人心惶惶，未必有人顾得上洒扫街道这等平安日子里才注重的事。沿着没有任何纸屑和烟蒂的洁净路面走过去，看到了几位晨起打扫街道的女工。
我说：“也许唐家山溃坝，绵阳到处都被淹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打扫呢？”
她们都是非常淳厚的人，互相看了看说：“从地震以后，我们每天都在扫，一天也没有停过。要是淹了，就没法子打扫了。水退了，还要打扫。”
话朴实到这种地步，简直没有办法再问了。不管发生了怎样天崩地裂的事情，只要活着，就踏踏实实地完成自己的本分，这就是中国人的传承。我问：“可以和你们照一张相吗？”
她们有些羞涩，说：“当然能照啦。”于是急忙排在一起，我们等到了一个路人，请他为我们拍照，一位女工突然惊呼起来，说：“我还拿着扫把呢，不好看啊。”想放下。我说：“拿着吧，好看得很啊。”
我看到一处帐篷门口，蹲着一位大汉正在揉眼睛，想必昨夜不曾睡好。一问，得知是山东临沂来支援的志愿者，专门为灾区搭建活动房。我问：“住在帐篷里，有没有蚊子？”
他说：“多着呢。最怕的不是蚊子，是下雨。”
我说：“是不是帐篷漏啊？”
他说：“主要是我们搭建的活动房进度慢了。”
惭愧。我说的是自家的宿舍，人家说的是灾民的住处。
临分手时，我说：“我能给你照张相吗？”
他想了想，很坚决地摇头：“不能。”
我祖籍山东，觉得家乡大汉性格直爽，敢做敢当的，不知天下还有“害怕”二字，未曾想遭他拒绝。可能是看我不解，他说：“主要是我跟家里人都说这里挺好的，住的吃的都不用他们发愁，要是知道我这里的实际情况，家里要担心的。”
心细如丝。
北川中学负责接待我们的是蹇书记，羌族。他唯一的女儿在这次地震中遇难，他说，女儿身高一米七，遇难的那一天，还得了一个全国奥林匹克英语的三等奖。蹇书记坚持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胸前别着“共产党员”的徽章，照料着全校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旁边走过一个女生，蹇书记说，她就是我女儿班上的。我看到了蹇书记眼中的泪光。是啊，同是一样的孩子，这一个还在阳光下微笑，那一个已经是天人永隔。这样的严酷，怎不叫人肝肠寸断！另有一位老师，孩子和妻子都在地震中遇难。他说：“两个人，哪怕是留下一个也好啊，让我也好有个伴儿，有个盼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在这样撕心裂肺的苦难面前，所有的言语都异常苍白。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在为孩子们分发福娃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绿色的妮妮。在所有的福娃中，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觉得她是个喜眉乐眼的女孩，翠绿得如同雨后清秀挺拔的嫩竹。我找到蹇书记，悄声对他说：“这个福娃，请送给你的女儿吧。”我想，在蹇书记的家中（如果把合住的帐篷也称作家），一定有一处洁净的地方，静息着一个如花女孩难舍难分的精灵。她的同学们今天都得到了一个福娃，她也应该有一个啊。
记得北川中学的一位被截肢的女孩说过：“请你们不要称我的那些死去的同学是——没有来得及开放的花蕾，就已经凋落了。不，他们不是凋落，他们已经盛放过了。”
我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它充满了一种只有经历过死亡的人，才会有的练达和超拔，尽管那个女孩子只有12岁。是的，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以长短来衡量的。那些远去的少年，将他们辉煌的笑靥留给我们，在岁月的尘埃中灿烂千秋。
上午10点。
轮到我演讲了，正确地说，是上一堂特殊的语文课。
很紧张，因为从来没正儿八经地当过语文老师，因为面对的是经历过山摇地动的孩子们，因为孩子们的聪慧和早熟，也因为文章内容在此情此景此地讲解，有点文不对题。
那篇散文叫做《提醒幸福》，选入了全国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本。北川中学邀我这个作者讲讲自己的文章，说孩子们看到课文中的作者突然现身，饶有兴趣。
教室里大约有60个座位，坐满了初中二年级一班的学生（因各班都有伤亡，就把几个班合并了。现在是新的班级，满员上课）。还有一些高年级的孩子，曾学过这一课，也赶来听讲。加上站在教室后面的孩子，共约l00名学生。老师对我说，本来有更多的孩子要来听课，但临时校址没有大礼堂，况且现在非常时期，为了出现大的余震时能够快速疏散，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聚会。如果是在操场上，倒是没有生命危险，但天气炎热，怕孩子们中暑……
我怕自己讲得不对，误导了孩子们，私下里觉得来的学生越少越好，免得我讲错了，前脚走了，后脚害得正规的语文老师来纠偏，给人家添麻烦。
我悄声问蹇书记，讲课之前，要不要默哀。蹇书记说：“孩子们经常默哀，每一回都会哭泣。这一次，就不必了吧。”
我站在黑板前面，开始了讲解。
在这片浸透了鲜血和眼泪的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宣讲幸福。面对着死去了父母死去了同学死去了老师的孩子们，宣讲幸福。从讲台上望下去，孩子们乌溜溜的眼珠，好像秋夜里的星辰，单纯明朗，却掩不住冷霜的寒凉。
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和他们谈论幸福。
可是我必须讲下去。
那就从头说起吧。我讲：“我为什么萌生出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动机呢？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前，我看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国外的一家报纸，面向民众征集‘谁是最幸福的人’的答案。回信纷至沓来，报社组织了一个各方人士汇成的班子，来评选谁是最幸福的人……”
讲到这里，我稍稍提高了声音，问道：“大家说说，那谁是最幸福的人呢？”
我的本意是说，当年的报纸会征得怎样的答案？由于我不是训练有素的语文老师，这个问题，口气太开放了一些，也没有强调时间地域的前提。孩子们以为我的问号是：现在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
那一刻，我真真是怀疑自己的耳朵。后来，我把这一幕讲给别人听，听到答案的成人们也会充满疑惑地说：“地震惨祸之后的孩子们居然说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别是事先老师教好这样说的吧？”
我要非常郑重地宣布，那些孩子绝对是非常真诚地这样认为的，没有任何人事先授意他们。这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再说啦，我毕竟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临床心理医生，一个人说的是否是真心话，我还是有一点辨识力的。
大劫余生的孩子们，如此质朴地诠释了幸福。他们说，我们还活着，这就是幸福。我们还能上课，比起我们死去的同学们，这就是幸福。全国人民这样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这就是幸福。我们的翅膀上驮着天堂亲人们的希望，我们要高高飞翔，这就是幸福……
他们一个个地站起来发言，略带川音的普通话，稚嫩而温暖。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惊骇莫名！感动至深！钦佩不已！激动万分！
我的手提电话响了。真是非常抱歉的事情，我忘了关手机。我对同学们说：“对不起，我马上关机。”就在我预备关机的瞬间，我听到电话提示音，说是有国外的电话。儿子在阿拉伯海上的游轮中，这正是他的号码。于是，我对同学们说：“我儿子打来的电话，我很想接一下。”我看看表，已经上了40分钟的课了，同学们也需要上厕所，就此宣布：现在休息，l0分钟以后继续上课。
儿子芦淼告知我，和平之船的引擎坏了一个，船速大为下降，原定赶到阿曼萨拉拉港的时间，推迟一天。船方正在紧急调运引擎，希望能够在下一个港口修复。此刻，阿拉伯海上洋流复杂，波浪滔天，船上到处都悬挂着呕吐袋，供人们随时使用，船员在紧张地检查救生艇。芦淼问：“你好吗？”
我说：“很好。你要多多注意安全啊。”
其实，我知道这话等于没说。有些时候，人能做的只有镇定。作为中国第一批“环球游”的旅客，征途上也是波光诡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