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课文讲完之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为刚才的接电话，向同学们致了歉。我又说：“我原本是在环球游的，知道四川地震了，就从那条船上下来，把‘和平之船’为你们捐的善款送回了北京。我说，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各国游客曾经为地震死难的中国人民默哀，我亲见他们的泪水潸然而下……”我说：“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些，并不是说他们捐赠了多少钱要你们记住，钱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们并不孤立。除了有祖国大家庭的人们在关怀着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仁慈的人们，也在关怀着你们。全世界都期望你们茁壮成长……”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想听听孩子们的意见。
我对北川中学的100名学生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征求你们的看法。你们的意见，将极大地影响我的决定。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返回到游轮上继续我的环球游，还是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
我以为孩子们要考虑很久，没想到他们马上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您去环球游！”
我说：“难道没有不同意见吗？”
一个男孩子站起来说：“我希望您留下来。”
我说，两方面都请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方说，我们一定能战胜地震灾难，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您到船上去吧，你代表我们，带上我们的眼睛去看看世界吧。然后把世界远方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等我们长大了，也到全世界去看看！
主张我不去的男生说：“毕老师，你看到了北川中学，看到这里已经复课，很多人在关怀着我们。但是，我的家在深山里，那里的震情也很严重，那里的孩子们还没法上学，他们需要帮助。尽你的力量帮助他们吧。”
我频频点头。最后我说：“可否举手表决一下，我想知道两种看法各占多少比例？”
孩子们踊跃表态。大约97%的同学主张我去上船，3%的同学建议我留下来。一直在台下坐着目不转睛听我讲课的语文老师，也高高举起手臂，加入到赞同我上船的那一方（我对这位老师的认真听课，深表感谢。要知道，人家是正规部队，我是杂牌军啊）。
下课了。我拿起板擦，预备擦掉我写下的“提醒幸福”几个字（顺便说一句，北川中学使用的粉笔质量不佳，易断，色泽不白。如果谁到北川中学去，记得带上一些质量较好的粉笔，这样后排的同学们看起黑板的时候，比较省些眼力）。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在黑板的左侧，有一个用粉笔框起来的长方形框子。老师对我说，这块黑板，就是温总理为我们北川中学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的地方。
谢谢北川中学所给予我的深厚信任！谢谢初中二年级一班的同学们给我的难忘教诲！谢谢苦难让我更深地眷恋祖国和人民！
北川中学的临时校舍设在长虹集团的培训中心，大约20名学生住一间帐篷，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不错，除了看书，就是玩游戏。我拍了一张孩子们玩弹球跳棋的照片。问他们最希望做的事，回答是上课。
开饭的时间到了，伙食比较丰富，有四五个荤素搭配的菜。孩子们拿着统一配给的不锈钢餐盘，排队打饭。长虹集团全都是免费供给。
感谢善举。
在为长虹集团员工所做的演讲中，我看到大家非常疲惫。是啊，大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长虹就组织抢险救援队，开赴北川。白天开足马力研发新产品，努力工作，多少个夜晚，他们从未安眠。
我说：“长虹的兄弟姐妹们，咱们在开始之前，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听我的引导，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可大多数人都不听我指挥，他们抱歉地笑笑，依旧双目圆睁，警觉甚高。
我略一思索，明白他们实在无法放松自己的神经。这是一个人群高度麇集的场所，若是出现了危急情况，闭着眼睛，如何敏捷逃生？
我说：“兄弟姐妹们，请放心。我会始终睁着眼睛。如果发生了余震，我会在第一时间唤醒大家。我向你们保证，我绝不会第一个跑出去，我一定让你们先走……”
大家会意地轻轻笑起来，安静地闭上了眼睛，放松了身体，减慢了呼吸。
我是个普通人，我害怕地震。但是，我站在讲台上，我就成了老师。我不会放下我的学生，我不能先跑。人活在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比一己的生命更重要。有些人不信，我信。
如果我不事先做准备，我也许无法控制我的本能。我想过了，我作出了决定，我就能指挥我的身体，我就能战胜本能。
和我相拥而泣的女孩叫姚瑶，她是长虹集团的职工。2008年5月12日l4时28分，万顷山石将她的双亲掩埋，从那一分钟起，她无时无刻不在呼唤亲爱的爸爸妈妈，但天上地下，永无回音。
我知道她面前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她将步步啼血，万千悲苦。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姚瑶能谈到自己有十个优点，其中第一个优点是——我很坚强。
国殇之后，唯有坚强。
我想把北川中学孩子们的话转送给姚瑶——翅膀上驮着天堂亲人的希望，你要高高飞翔。
2008年6月5日凌晨
摄影能否记录死亡
我对死亡感兴趣。原因小部分来自天性中的胆怯，大部分来自从事医学二十多年的经历。行医时光，几乎天天碰撞死亡，它是令人震撼又不可回避的老友。
在传统或先锋的摄影里，死亡都被可疑地忽视了。不知摄影师们有意还是无意冷落死亡，仿佛那是个微不足道的家伙，可以漠视它的存在。人的一生犹如长河——出生、童年、成长、结婚、生育、事业……所有码头事无巨细都一一被摄影机关照，唯有入海口的情形，那卷底片好像被锐物洞穿，遗下一个透明的窟窿。
有人会反驳，有那么多反映死亡的照片曝光于世啊。比如春节贴出的公告，印有携带烟花爆竹而炸裂的断肢残骸让人魂飞魄散。比如电视里播出的战乱、飓风、火山、水患和交通肇事图片，罹难人群的尸体在黑色塑胶罩下朦胧起伏，这不都是摄影记录下的新鲜死亡吗？
我要说的不是这种死亡。那是暴死、惨死、屈死、恶死，是飞来横祸，是死于非命……是变了形的丑化了的涂满骇人油彩的非正常死亡，是葱绿大树上的一段枯萎枝杈。正常的死亡犹如宏大典籍，上述死法只算蠹虫残章。如果一叶障目，认定这就是死亡的全貌，实是以偏赅全，暴殄天物。死亡如若有知，会对这种强加于它的定位，表示强烈的不安和抗议。
心目中的正常死亡，是水到渠成温柔淡定的熄灭，是生命自然而然的脱落与销声匿迹，是一种宽广宁静的平稳终结状态，是灵魂统领下的智慧超拔与勇气升华。
死亡是生命峰巅的凌空一跃，是个体最后的成长过程，是一个简明扼要的告别，是一曲袅袅余音的震荡。
我们像芦苇，一直成长到消失。死亡是生命繁育的最后阶段。生和死的宏观可预见性和微观的难以测量性，说明了死与生相比，更猛烈、强大与神秘。死亡虽然经常和鲜血与不洁粘连在一起，它的实质却是神圣朴素的。它响亮而明快地宣告，月亮下山了，黎明正在孕育。它是人类社会不倦的清道夫，新陈代谢不请自来的高超产婆。
死亡对于失去个体的亲人来说，自然悲恸欲绝。但摄影者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上，表现这一生命的主题，可以超越一己的樊篱。人们兴致勃勃地表现新生，表现婴儿稚嫩的肌肤和母亲宽慰的笑容，表现萌发的绿叶和解冻的冰河，为什么就不能更达观更美好地展示与这一切唇齿相依的死亡呢？
我们惧怕死亡。
那些必然要到来的事物，那些合理的事物，那些对全局有好处的事物，那些蕴涵着真理的事物，不应成为惧怕的理由。
我们是踏着先人骨殖堆积的原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据说，在每一个活着的今人背后，都挺立着40具以上的白骨。它们是自有人类以来，在这颗星球上生存并逝去的祖先。设想他们都健在，大地将多么拥挤，食物将多么匮乏，风将多么滞重，水将多么黏稠……所有生物都被挤成剪纸。感谢死亡，它如筛网，过滤优选了生灵的种子，以生机盎然的新锐代替了蹒跚钝化的老迈。对这种除旧布新的壮举，即使不为之欢呼雀跃，起码也不应无限悲哀地渲染恐怖吧？进化犹如潮汐，不可抗拒地为后代冲刷出立足和发展的辽阔海滩。从这个角度讲，死亡是天经地义含情脉脉的圣手，为什么不能庄严优美地展示它的合理性呢？
惧怕或许有心理遗传的基因。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死亡是凄惨的重创，与瘟疫、灾患、血与火缠绕在一起，狰狞可怖。靠拢死亡之人，常常会给生存者带来灾变。于是各个民族的习俗与禁忌中，都躲避死亡。死亡与黑暗、丑陋、腐败形影不离，人一死，就成为异类，生前的种种善相都化为乌有，转瞬获得了可怕的魔法。
由于科技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可以在平凡中享受正常死亡。死亡由于非正常死亡所强加在自己头顶的黑色面纱，正被一缕缕揭开，露出它庄重自在的真相。
也许单单无所畏惧，还不能准确地反映死亡，摄影师面临心灵的挑战。死，毕竟是一道铁幕，咫尺天涯，普通人难以穿越。我们周围，很难找到这样既司空见惯又讳莫如深的事件。我们既挚爱逝去的亲人，又痛彻心腑地抗拒对永诀的如实记录。既坚守在亲人身旁，又再也不愿回顾那一段岁月。死亡像一道盛大的晚餐，我们因无法事先品尝它的滋味而充满好奇，又本能地躲避烹制它的厨房，尽量推迟赴宴的时间。我们不懈地追求一生形象美好，又无师自通地恐惧身后丑陋无比……关于死亡，我们有那么多鱼龙混杂、针锋相对的想法，犹如黑白荆棘织就的毡毯，覆盖着战栗的灵魂。
只要不是死于烈性传染病、战伤和交通事故以及昏迷，即使是癌症病人，大致也可清醒地告别人间，经过临终关怀走向安详的永恒。在现代医学卓有成效的帮助下，疼痛可以稀释，恐惧能够淡化。医院的洁白和家的安宁，尤其是亲人的温馨，应是环绕正常死亡的基本色调。
渴望能有博爱地反映死亡的摄影作品，基调是生命的必然和人间的宽广包容。希望有淳厚的爱意弥漫在漫长人生的隐没处，犹如晨间的炊烟和山峦起伏的雾霭，清澈缥缈，如梦如水。
拍摄的难度大概很大吧？我完全不懂技术，盲人摸象。一想到能把死亡拍得优美，拍出融融的暖气，觉得神往又几乎以为是幻觉。摄影家聪慧卓越，大约总是有法子可想的。他们的手，既然能把枯萎的残荷、焦躁的沙漠、狰狞的古树、暴烈的野兽、古旧的村落、残破的废墟、淋漓的血汗、骇人的风暴……都点石成金，拍出饱满诗意，对人生终得一晤的——死亡，也一定能拍出好的创新吧。
看过弘一法师涅槃的照片，摄于l942年10月14日。法师一手抚于耳畔，恍若安睡。布履木床，犹如卧佛。我们不是高僧，辞世时无法人人这般从容，但法师之死展示的清宁境界，是一种我们可以追寻的完美终结。
想象中有这样一幅照片。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即将仙逝。他目光炯炯，正是阳气出离本体，驾鹤远行之机。他面容安详，因为已无愧无悔地度过坦荡一生。窗外月色凄迷，犹如一袭倚天长绢披挂寰宇，肃穆清凉。所有的医疗器械都已在背景中虚化，因为人的力量不可抗拒自然的法则。老人嘴角有隐约的笑意，去往天国的路并不生疏，有先行的伴侣度他飞升……
如此想看到关于正常死亡的优美摄影作品，不知是否偏题？怪题？难题？祥和安宁的死亡，化腐朽为安宁，是对死者的殷殷远送，是对生者的款款慰藉，是对生命的大悲悯，是对造化的大敬重。
期望着。
写下你的墓志铭
那一年，我和朋友应邀到某大学演讲。关于题目，校方让我们自选，只要和青年的心理有关即可。朋友说，她想和学生们谈谈性与爱。这当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只是公然把“性”这个词，放进演讲的大红横幅中，不知校方可会应允？变通之法是将题目定为“和大学生谈情与爱”，如求诙谐幽默，也可索性就叫“和大学生谈情说爱”。思索之后，觉得科学的“性”，应属光明正大范畴，正如我们的老祖宗说过的“食色性也”，是人的正常需求和青年必然遭遇之事，不必遮遮掩掩。把它压抑起来，逼到晦暗和污秽之中，反倒滋生蛆虫。于是，朋友把演讲题目定为“和大学生谈性与爱”。这其间我们也有过小小的讨论，是“性”字在前，还是“爱”字在前？商量的结果是“性”字在前。不是哗众取宠，觉得这样更符合人的进化本质。
感谢学校给予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朋友的演讲题目顺利通过了。但紧接着就是我的题目怎样与之匹配？我打趣说，既然你谈了性与爱，我就成龙配套，谈谈生与死吧。半开玩笑，不想大家听了都说“OK”，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就有些傻了眼。不知道当今的年轻人对“死亡”这个遥远的话题是否感兴趣？通常人们想到青年，都是和鲜花绿草、黑发红颜联系在一起，与衰败颓弱、委顿凄凉的老死似乎毫不相干。把这两极牵扯一处，除了冒险之外，我也对自己的能力深表怀疑。
死是一个哲学命题，有人戏说整个哲学体系，就是建立在死亡的白骨之上。我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思索死亡，主要和个人惧怕死亡有关，在我四五岁时，一次突然看到路上有人抬着棺材在走。我问大人，这个盒子里装着什么？人家答道，装了一个死人。当时我无法理解死亡，只觉得棺材很小，一个人躺在里面，蜷起身子像个蚕蛹，肯定憋得受不了……于是小小的我，产生了对死亡的惊奇和混乱。这种惊奇混乱使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死亡很感兴趣。我个人有着数十年从医经历，在和平年代，医生是一个和死亡有着最亲密接触的职业。无数次陪伴他人经历死亡，我不能不对这种重大变故无动于衷。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十几岁就到了西藏，那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孤寂的旷野冰川，让我像个原始人似的，思索着“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类看似渺茫的问题。
反正由于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演讲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无法反悔。我只有开始准备资料。
正式演讲的时候，我心中忐忑不安。会场设在大礼堂，两千多座位满满当当，过道和讲台上都有学生席地而坐。题目沉重，我特别设计了一些互动的游戏，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演讲一开始，我做了一个民意测验。我说：“大家对‘死亡’这个题目是不是有兴趣，我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前，思索过死亡？”
此语一出，全场寂静。然后，一只只臂膀举了起来，那一瞬，我诧异和讶然。我站在台上，可以纵观全局，我看到几乎一半以上的青年人举起了手。我明白了有很多人曾经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比我以前估计的比率要高很多。后来，我还让大家做了一个活动——书写自己的墓志铭。有几分钟的时间，整个会堂安静极了，谁要是那一刻从外面走过，会以为这是一间空室，其实数千莘莘学子正殚精竭虑地思考人生。从讲台俯瞰下去（我其实很不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讲台，给人以压迫之感。我喜欢平等的交谈。不但在态度上，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大家也可平视。但校方说没有更合用的场地了），很多人咬着笔杆，满脸沧桑的样子。我很抱歉地想到，这个不详的题目，让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提前——老了。
大约五分钟之后，台下的脸庞如同葵花般仰了起来。我问：“写完了吗？”
齐声回答：“写完了。”
我说：“好，不知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走上台来，面对着老师和同学，念出自己的墓志铭？”
出现了一片海浪中的红树林。我点了几位同学，请他们依次上来。但更多的臂膀还在不屈地高举着，我只好说：“这样吧，愿意上台的同学就自动地在一旁排好队。前边的同学讲完之后，你就上来念。先自我介绍一下，是哪个系哪个年级的，然后朗诵墓志铭。”
那一天，大约有几十名同学念出了他们的墓志铭，后来，因为想上台的同学太多，校方不得不出动老师进行拦阻。
这次讲演，对我的教育很大。人们常常以为，死亡是老年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是误区。人生就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在我们赞美生命的美丽青春的活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肯定了死亡的必然和老迈的合理性。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死亡，地球上早就被恐龙霸占着，连猴子都不知在哪里哭泣，更遑论人类的繁衍！
从我们每个人一出生，生命之钟的倒计时就开始了。当我写下这些字迹的时候，我就比刚才写下题目的时刻，距离自己的死亡更近了一点。面对着我们生命有一个大限存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是年老和年轻，都要直面它的苛求。
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独处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思索的时间越来越压缩。但死亡并不因为我们的忙碌而懈怠，它步履坚定、持之以恒地向我们走来。现代医学把死亡用白色的帏帐包裹起来，让我们不得而知它的细节，但死亡顽强前进，它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抗拒它。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思索死亡，和他老了才思索死亡，甚至死到临头都不曾思索过死亡，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知道有一个结尾在等待着我们，对生命的宝贵，对光明的求索，对人间温情的珍爱，对丑恶的扬弃和鞭挞，对虚伪的憎恶和鄙夷，都要坚定很多。
那天在礼堂的讲台上，有一段时间，我这个主讲人几乎完全被遗忘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为自己设计的墓志铭，将所有的心震撼。
有一个很腼腆的男孩子说，在他的墓志铭上将刻下——这里长眠着一位中国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想，不管他一生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奖章，但他的决心和期望，已经足够赢得这些掌声。
一个清秀的女孩子说：“我的墓志铭上将只有一行字：一个幸福的女人。”
还有一个男生说：“我的墓志铭上会写着——我笑过，我爱过，我活过……”
这些年轻的生命，因为思索死亡而带给了自己和更多人力量。
无数生命的演变，才有了我们的个体。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但要感谢我们的父母，而且要感谢我们的祖先，感谢地球，感谢进化所走过的漫漫历程。当我们有了生命之后，我们在性的基础之上，繁衍出了爱。爱情是独属于人类的精神瑰宝，它已从单纯的生殖目的，变成了两性身心融汇的最高境地。然而在这一切之上，横亘着死亡。死亡击打着生命，催促着生命，使我们必须审视生命的意义。
后来，我还在一些场合做过相关的演说。我在这里抄录一些年轻人留下的墓志铭，他们让我进一步认识到了讨论死亡对于一个健康心理的建设，是多么重要。
这里安息着一个女子，她了结了她人生的愿望，去了另外的世界，但在这里永生。她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快乐的一生，也是贡献的一生、无憾的一生。虽然她长眠在这里，但她永远活着，看着活着的人们的眼睛。
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
我不是一颗流星。
生是死的开端，死是生的延续。如果我50岁后死去，我会忠孝两全。为祖国尽忠，为父母尽孝。如果我5年后死去，我将会为理想而奋斗。如果我5个月后死去，我将以最无私的爱善待我的亲人和朋友。如果我5天后死去，我将回顾我酸甜苦辣的人生。如果我5分钟后死去，我将以最美的微笑送给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我5秒钟后死去，我将向周围所有的人祝福。
怎么样？很棒，是不是？
按照哲学家们的看法，死亡的发现，是个体意识走向成熟的必然阶段。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更是和他的生命观念死亡观念息息相关。你不能设想一个对自己没有长远规划的人，会有坚定健全慈爱的心理。如果说在以上有关死亡的讨论中，我对此还有什么遗憾，就是年轻人普遍把自己的生命时间定得比较短。常有人说，我可不喜欢自己活太大的年纪，到了40、50岁就差不多了。包括现在有些很有成就的业界精英，撰文说自己35岁就退休，然后玩乐。因为太疲累，说说气话，是可以理解的。但认真地策划自己的一生，还是要把生命的时间定得更长远一些，活得更从容，面对死亡的限制，把自己的一生渲染得瑰丽多彩。
绝望之后的曙光
我们五个女兵于1969年4月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分区是1968年成立的，所以说我们是阿里军分区的第一批女兵。我是1952年10月出生的，当时是l6岁半。
过“五一”了，说有一辆大轿子车和一辆大解放车结伴上山，让我们5月2日9点到大门口集合。当我们按照预定时间准备上车的时候，才发现探家回来的干部战士早就上了车，黑压压地把大轿子车的位子都坐满了。那时候的军人多半来自乡下，没有照顾女士的概念，况且他们原也不知道会有女兵上山，就满车寂然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看。我是班长，看看车子最后一排还能挤进两个人，就叹了一口气说，三个人上解放车大厢板，两个人留在这辆车上。等明天咱们再内部调换一下，自己把苦乐匀匀吧。
从喀什上到狮泉河，那时要走六天。六天当中，没有哪位男性军人愿意把他们的座位让给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我们就自己互相帮助。道路极其颠簸，在一次最剧烈的晃动中，一个女兵的头把大轿子车的天花板顶碎了一个洞。那个女兵姓孙，疼得抽噎起来，满车的男军人们一阵哄笑，说：“你是孙猴子，有一个铁打铜铸的脑壳，把车都毁了。”
六天的路程，山高水远。我坐在解放车的大厢板上，穿着大头鞋，裹着皮大衣，蜷缩成一团。从车篷布的缝隙中看着阿卡子大坂和界山大坂上纷飞着的鹅毛大雪，听着缠有防滑链的车轮在雪地和碎石上碾过的细碎声响，觉得以前在北京温暖家中读书的日子，是一个梦。六天中，没有任何阿里的男性军人们给过我们以丝毫关照。当我们终于在第六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达狮泉河镇，迎接我们的阿里军分区卫生科的领导又表现得匪夷所思。他们围着我们五个人转了好几圈，然后面面相觑、毫无表情地走了。
五个女兵站在荒凉的戈壁上，完全不得要领。我至今仍要感谢大脑缺氧和严重的高山反应带来的木讷和迟钝，让我们在这段不知道有多久的时间内，没有哭，没有叹息，也没有思索，一言不发。在这段思维空白的时间里，我看着远处的夕阳像一张金红色的巨饼，无声无息地缓缓降入峰峦之口，大地变得一片苍茫。
等卫生科的领导再次出现的时候，就很热情了，连连说着“欢迎你们”，接过了我们的背包和脸盆。
科长后来解释他们的做法：曾经收到过南疆军区的电文，说是给卫生科派去了五名卫生员，但并没有说明是女子。在我们之前，阿里军分区从来没有女兵，所以他们头脑中也没这根弦。接站时刻，突然发现来者是女孩子，遂大吃一惊、措手不及。他们原本是把我们分散安排在各个男兵宿舍，一见之下情知不妥，赶紧回去倒腾房子。
我们五个都是l969年的兵，2月入伍，在新兵连集训了两个月，学的都是齐步走投弹射击什么的，其余的时间就是种菜送粪，并没有经过任何医学训练。到了卫生科，马上安排我们到病房工作，连最基本的肌肉神经在哪里都不知道，就让我们开始上班了。
那时病房有12张病床，经常住得满满的，还要加床。记得第一天打针，老卫生员告诉我，你在病人的半边屁股上画一个“十”字，然后在“十”字外四分之一处把针戳进去就行了。千万不要打到靠内侧啊，那样伤了神经，会把人打瘫的。
这番话他跟我说过好几遍了，可我还是下不了手。老卫生员说：“这又不是扎你自己，有什么可怕的，一狠心一咬牙就攮进去了。”
我说：“这跟学木匠可不一样，人都是肉长的。”
老卫生员说：“人肉可比木板软多了。”
不管他怎么说，我还是没法上阵。老卫生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答应我先在棉被上练习一下。我表示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自己身上练习，但肌肉注射这个事，只能在别人身上练习，自己就不太好操作了。过了好几天，当我在棉被上扎得基本熟练之后，才推着治疗车进入病房。我的第一针是给一个叫“黄金”的战士注射青霉素。老卫生员说得不错，人的肌肉比木板好扎多了，比棉被也要容易进针。扎完之后，黄金一股劲地感谢我，说一点都不疼。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用的劲过大，针头全部飞快地刺进肌肉，所以几乎不疼。缺点是这样进针十分鲁莽，如果针断在皮肉中，取出来就很困难。算这位黄金战友命大，既不感觉到疼，也没有碰上断针这样的倒霉事，过了一关。
1970年底，要开始野营拉练了。我们都纷纷写决心书，报名参加拉练，要求到火线上去锻炼。繁忙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主要是给自己做一口锅，以便独立野炊的时候能吃得上饭。具体方法是先用锉刀把罐头盒锉开，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罐头盒盖子的完整，在做饭的时候少跑一点气。然后在罐头盒盖子（现在已经变成锅盖子了）上凿个小洞，在罐头盒锅体上也穿个小洞，两洞合一，用铁丝拧紧，简易小锅大功告成。
出发的前一天，我们把拉练需要携带的物品——比如枪支弹药、红十字包、干粮袋、帐篷雨衣、被褥行李等，都背在身上，跳上磅秤一量，将近200斤。那时我们的基本体重（穿上棉袄棉裤绒衣绒裤大头鞋，带上皮帽子）大约是120斤，也就是说，负重在70斤以上。
出发了。
餐风宿露，跋山涉水。l971年1月，数九寒天，阿里高原最寒冷的日子。日日急行军，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从葛尔昆沙到班卡的一段路。设定的行军路线图要翻越无人区，路上完全没有水，所以要每人背上一块冰。也没有柴草，要背上牛粪。当天赶不到班卡就没有地方宿营，必须要走120华里山路。大约是凌晨3点钟，队伍起程了。
120里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之巅，就是巨大的挑战了。上午还好，虽然气喘吁吁，总算不掉队地走了下来。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要求各自起火。我们先是把背上的冰取下来，砸成小块，放到罐头盒的小锅里，然后再找到几块小石头，把罐头盒垫起来，算作灶台。再把牛粪干塞到石头的缝隙里，点火开始做饭。等到水开了，把干粮袋里的生米下锅，米熟了，就可以开饭了。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其实不易。单是在大风中划着火柴，就要费半天的功夫。火柴梗丢了一地，还是无法引燃，我向战友借打火机。他说：“这里海拔太高了，打火机也很难打着，我的打火机有个外号，叫做‘半个世纪’。”
他以为我一定会好奇地问打火机为什么要叫“半个世纪”，可我又累又饿，根本没心情说话。他只好自己说下去：“因为要连续打五十几下，才能冒出火苗。”我好不容易把牛粪火点燃，瞬即又被大风吹熄，只得重点。几番折腾之后，冰融化成了点点滴滴的水，发出咝咝啦啦的响动。我赶快抓起一把生米下锅，罐头盒内又无声无息了。千呼万唤好不容易才把米泡开，我尝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吃了，却不料一不小心，支撑罐头盒的石头晃了一下，整个盒子倒扣下来，湮灭了牛粪火，所有的米粒也都洒在外头，白花花一地，马上冻结在石头上，没法吃了。
欲哭无泪。因为各自起火做饭，罐头盒就那么一点大，别人的饭食也很有限，我不能求助。正在想着是不是重新煮米，出发的号声响了。
一座险峻的高山横在路上。到了傍晚的时候，只爬到半山，饥寒交迫，我只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来了。心跳得好像要从嗓子里喷出来，喉头咸腥，一张嘴仿佛会血溅大地。背上交叉的皮带，一条属于手枪，一条属于红十字包，如同两条绞索，深深地嵌进了肩骨。两腿沉重如铅，眼珠被耀眼冰雪刺得发盲，不停地流泪……我问自己，人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身上的所有感官，感受到的都是痛苦与折磨，这样的生命，我再也不想拥有了。我要结束生命，从此长眠，埋骨雪山。
我认真地开始寻找致死的机会。我想，第一要像失足落下悬崖，这样就算因公牺牲，我就会被追认为烈士，对家里人也就有个交代了。第二是不摔则已，要摔必死。因为如果不死，只是断了胳膊折了腿，还得劳烦战友们下到谷底抬着我走。艰苦行程中，人人自身难保，再负重行军，我就成了罪人。第三，必须摔得粉身碎骨，让人从高处一看就知道根本找不到我的尸骨。放弃寻找，给大家方便。
这三条想好之后，我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只剩下具体实施了。我原来以为死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其实真要寻死，也并不简单。第一次，我看好了一个地方，就要放开攀岩的手的时候，突然发现底下的石头不够尖锐，摔而不死就糟糕了。第二次选中的地方，又觉得那里的积雪太厚了，也难以一摔致命。第三次，怪石嶙峋积雪菲薄，摔下去必死无疑，但因为是在队列中行进，我后面的那个人亦步亦趋跟得太紧，如果我一失手坠落，背上凸起的背包在堕下的过程中挂上他，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可能被我牵连着一同摔下去……
我不能伤了战友的生命。机会稍纵即逝，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块最佳的自杀之地离我远去。天不可阻挡地黑下去了，天黑之后，自杀就变得更为困难。主要是看不清地形，如果摔不死，就会被活活冻死，那太可怕了。我不怕死，可我害怕慢慢地煎熬。
寻死不得，就只有像架机器似的向前向前……队伍中是不能容忍停滞不前的。完全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方向，只有挺进。周围是一片黑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黏腻厚重的黑暗，头脑中也是一片黑暗，如同最深的海底，渺无希望。
大约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了班卡哨所。我们不停顿地行走了24个小时，气温是零下38度。
那天晚上（正确地讲应该说是黎明），我以为自己会蒙头大睡，不想脑筋却冰雪一样清冷。我想，人在最艰苦的时候，常常会产生绝望，以为自己就此倒下，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懈地坚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曙光会重新出现。
1980年我转业回北京。受理户口的民警登记时问我：“你一入伍就分到西藏阿里军分区，一直到转业，都是在这个单位工作吗？”我说：“是。我当兵11年，只在一个单位工作过，那就是西藏阿里军分区。”
生病也是生活
《学会看病》这篇小文，讲的是我和儿子的一个生活片段，几乎完全是原始风貌，我不过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直接记录下来。多年来，我在创作中基本遵循着一个原则：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几乎都是真事。二者在我这里的区别，大致相当于艺术摄影和纪实的老照片。我们之所以今天还对那些遥远年代的泛着橙黄色的卷边照片，双眸聚焦心存暖意——因为它们曾经的真实。
这篇小文选给五年级的孩子们看，真是十分合适。事情发生的年代，我儿子正巧也是这个年龄段，同学们读起来，也许会有几分亲切感。这些年来，我碰到过若干位家长，跟我说他们喜欢这篇文章，有几位干脆说他们曾模仿这篇文章描写的步骤，让病中的孩子独自去看病。
人是会病的，孩子也不能幸免。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父母不能包办一切。我一直秉承这一思路，来处理自己和孩子的关系。
父母爱孩子，是天性和本能。如何教育孩子，需要学习和实践，本能管不了那么多。孩子一天天长大，能做的事情、能思考的问题逐日增加，越来越多。一切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并没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向我们宣告骤变从哪一个时刻开始。爸爸妈妈这个职务，是世界上最难胜任的角色之一，充满了艺术性和不确定性。
我是医生出身，始终觉得生病不要大惊小怪，不过是生活的颤音，只有按部就班欣然接受，从容面对。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是狮子如何教后代捕获猎物，妈妈非常认真和周到，甚至不惜向小狮子发脾气，撕咬它们，以求让孩子们习得正确的捕猎方法……我很感动，心想一个动物尚且如此言传身教，作为人类的母亲，爱孩子，要有目的有步骤地训练孩子奔跑和翱翔的能力。
有一位女性告诉我，儿子上大学在武汉，某天早上起来不舒服，请了假躺在床上。到了中午，觉得身上发冷，可能是发烧了。同学们到校外参观，也没人回来。男生很害怕，就给他远在北京的妈妈打电话，说：“我快要死了，你救救我。”妈妈说：“你赶快到医院去看病啊。”他说：“我不会看病。”妈妈百般无奈之下，给当地一个朋友打电话，求他放下自己的工作，到××大学宿舍楼，带自己的孩子去看病。那个朋友就打了车，跨过长江到了大学区，好容易才找到男孩，把他送到医院，最后诊断是重感冒。这位妈妈对我说：“我要是早点看到你的这篇文章就好了，也不必让人家跨过长江去救我的孩子。”
我的这篇小文是从一个妈妈的眼光和心情来写的，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体会到母亲的百感交集——那种既想让孩子锻炼成长，又怕孩子遭受磨难的复杂心理。结尾部分“聊胜于无”一句，可能稍微有点绕。我的本意是：无论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倾注了多少心血，每个人的路还是要自己走。当长辈的只能为孩子们提供一张大致的路线图，可能和现实生活还有很大的距离。归根结底，路是要自己走的。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给同学们布置一个作业：到医院去一趟，搞清楚看病的程序。或者描写一件发生在医院的事情。这对拓展孩子们的视野，也许有帮助。
假如我得了非典
北京的春天今年没有沙尘，没有沙尘的空气里，弥漫着一个陌生的名词——非典。非典病毒是微小的，人的体积比它庞大亿万倍。一只病毒的分量较之一个人的体重，像是一滴水向整个太平洋宣战。然而，这滴邪恶而沸腾的水，在春天的早晨燃起恐怖的荒火。
假如我明天得了非典，我该如何？实在不愿这样设想，生怕轻声的诵念也会把那魔鬼引入家门。我逼迫自己认真筹划，既然有那么多人已悄然倒下，既然我不想在懵懂无备中浸入灾难。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不会怨天尤人。人是一种生物，病毒也是一种生物。根据科学家考证，这一古老种系在地球上至少已经滋生了20亿年，而人类满打满算也只有区区百万年史。如果病毒国度有一位新闻发言人，我猜它会理直气壮地说，世界原本就是我们的辖地，人类不过是刚刚诞生的小弟。你们侵占了我们的地盘，比如热带雨林；你们围剿了我们的伙伴，比如天花和麻疹。想想看，大哥岂能束手待毙？你们大规模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我们当然要反扑。你们破坏了物种之链，我们当然要报复。这次的非典和以前的艾滋病毒，都还只是我们派出的先头部队牛刀小试。等着吧，战斗未有穷期……人类和病毒的博弈，永无止息。如果我在这厮杀中被击中，那不是个人的过失，而是人类面临大困境的小证据。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遵从隔离的法律。尽管我一直坚定地主张人应该在亲人的环抱中离世，让死亡回归家庭，但面对大疫，为了我所挚爱的亲人，为了我的邻里和社区，我会独自登上呼啸的救护车，一如海员挥手离开港湾，驶向雾气笼罩的深洋。
假如我得了非典，既使在高烧中，既使在呼吸窘迫中，面对防疫人员，我也会驱动疲惫的大脑殚精竭虑，回顾我最近所走过的所有场所，把和我面谈过的朋友名单一一报出，祈请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原谅我，这是此时此地我能向他们表达歉意和关爱的唯一方式。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接纳自己最初的恐惧。这毕竟是一种崭新的病毒变种，人类对它所知甚少，至今还没有特效的药物，战胜它的曙光还在阴霾中栖息。那个戴着荆棘冠冕的小家伙，凶残而强韧。但是，我不会长久沉溺于孤独的恐惧，因为它不是健康的朋友，而是衰朽的帮凶。我珍爱我的生命，当它遭遇重大威胁之时，我必将集结起每一分活力，阻击森冷的风暴。无数专家告诫，在病毒的大举攻伐中，机体的免疫力是我们赤胆忠心的卫士，只有平稳坚强必胜的心理，才能让身体处于最良好的抗击姿态，才是战胜病毒的不二法门。我不会唉声叹息，那是鼓敌方士气灭自己威风的蠢举。我不会噤若寒蝉，既然此病有九成人员可以逃脱魔爪，我激励自己相信概率。
如果我的病情不断恶化，到了需要气管切开的时候，我衷心希望医护人员做好防护，千万不要为了争取那一分钟半分钟的时间而仓促操作，威胁自身安危。致命的感染常常在这时发生。如果因此推延了抢救，我无怨无悔。医生护士的身上承载着更多重托，他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我即使逝去，也会为最终没有带累更多的人而略感宽慰。
假如我得了非典，将携书同行。一些名著百读不厌，一些忙碌中买下的册子至今未翻。我已将它们归拢到书架某层，像一小队待发的士兵。如果我赶赴医院，这些刀枪不入的朋友，将一道踏入病房。一本女法医的探案集，只看了多半，特地留下悬念，预备着万一昏迷了也会念念不忘。为了得知谁是真凶，我一定要坚持醒来。
假如我得了非典，离家时千万要带上手机和充电器。估摸病房里不一定有电话，病重气短时也走不到公共通话间。我平日不喜欢这如同蟋蟀一样无所不在的器具，自此却刮目相看。我会不断向亲朋报告讯息，直到我康复的那一天。如果我已无法回答，请相信我依然在用心灵祈祷大地平安。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积极配合医生护士的治疗，我知道他们已太累太乏。我努力做一个出色的病人，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
终于要说到死了。既然想到过一切，自然也想到了死。死于一场瘟疫，实在始料不及。但人生没有固定的脚本，大自然导演着多种可能性，以人必有一死的不变法则来看，这黑色幽默也不算太唐突。如果能对传染病学有所裨益，我同意解剖尸体。如果作为芸芸死者，没什么特殊价值，请留我完整化烟。缘于耿耿于怀的仇隙——凭什么我死了，那个肆虐的杀手还在实验室里养尊处优地繁衍？与之共焚，也算雪恨。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在踏入救护车的那一瞬，尽我最大的努力，操纵我凄迷的双眼和抽搐的嘴角，化作粲然的回眸一笑，向我的家人和小屋致谢，感激他们所给予我无尽的快愉和暖意。我必定还会回到这里，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睡梦中，无论是我康宁的身体还是我飞翔的灵魂。
假如我是毒王
非典流行，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承认：“对这种病毒我们知之甚少。”但有个术语，估计从权威专家到平头百姓都谨记在心，那就是——“毒王”。
毒王的意思就是某些患者的传染性特别强，比如一位26岁的香港男子，直接感染了112人，其中69名是护理过他的医务人员。内地更有传说某毒王感染了180人。这顶毒涎编织的桂冠，台湾也有……不知将来创下最高纪录的“王中王”由哪厢人士胜出。
在电视里听过某女毒王的声音，碎碎的，惴惴的，气虚，更兼心虚。她说出院后才知自己成了毒王，有若干人因她而往生。她很内疚，只有待身体全面恢复后做义工来报答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