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的病死率并不是很高。和冷血的享有90%以上病死率的埃博拉病毒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纵是有红霉素做特效药的军团菌感染，病死率也在5%～20%间浮动。几害相较，非典还算手软。
然而我们无法安心，因为有毒王。毒王嗜血成性，有一副撑竿跳的好身手，从甲躯体到乙躯体，蜻蜓点水就输出了死亡。
假如没有现代科技，没有医务人员的拼死救助，没有气管切开，没有呼吸机，毒王们早就驾鹤西行了。一部微生物史告诉我们，如果某个毒株的毒力太过凶猛，须臾之间便取了宿主性命，等于疯癫地撕了自己的餐票，只能和猎物同归于尽了。
假如我得了非典不幸又成了毒王，我将如何？
大自然是公平的。狡猾从容的毒株，比如乙肝，似阴险的绅士，循序渐进地危害着宿主。中招的叶子并不立时凋落，毛毛虫才可缓缓受用。如果毒性太强，烈到见血封喉，便也只剩一剑的威风。大树倒了，再凶顽的猢狲也只得散了。
那么，如果没有最后的抢救，我这个画着骷髅头的毒罐子，就会在窒息中死亡。对我个人来说，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大悲剧，但对广大健康的人群来说，却未必不是好事。倘做气管切开插入呼吸机，刀锋旋下，皮肉崩裂的那一瞬，蓄势已久的毒液，必会飚射而出。那扩散和污染的威力，恰如轰爆的生化武器。
于是，之后，你会听到太多的护士和医生感染的例子，甚至在严密的防护之下，仅仅由于眼球结膜在我吁出的空气中眨动，也能把他或她漆黑的双眸漂白。
如果我是毒王，请不要过度抢救。不是我大义凛然舍身饲虎，而是搏斗的代价太过悬殊。我固然痛惜一己死生，我也同样珍爱他人的性命。非典时期非常办法，重疫之下无戏言。山火熊熊定要尽力扑救，如若狂风漫卷，就只能在远处挖深壕防范，而不可在红舌中群舞。既然现代科技尚未研发出剿杀超强毒株的药物，就让我遵循大自然的严厉法则——凶残的肇事者理应和它的宿主同生同灭，不适当的溺救就是放虎归山。医生，你不要太柔情。医学，你不要太浅视。倘手无利器，切不要鲁莽撕去所罗门王的封印，放妖怪逸出魔瓶。春瘟横扫，僵硬地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那就是对全局的反叛和对职责的误读。
如果抢救了，如果成功了，在各方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保全了我的性命，我希望世人与我同喜同庆。我何德何能享此殊荣？只因胸膛中吸附了太多同类的牺牲，每一滴血都不再独属于我。犹如软弱的石墨经历高压，在聚变中镶嵌了众人的光芒，已璀璨为极品的钻石。这躯壳脱出了我的私有，盛满了感激和义务。我会尽可能多地捐出血清，以助更多人走出绝境。我会不断地接受各种检查，为疾病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我会无怨无悔地在观察中度日，这是幸存者的责任。
可是，我能感受到从角落中刺出的冰冷目光，好像我恩将仇报是个连环杀手。我甚至都无法祈求原谅，因为有资格谴责我的人多已无声。这不是我的过失，而是非典病毒假我之手布下的滔天罪行。我被它改造成了“人体盾牌”，我是它第一个受害者，也是它的终结者。我见证了它的猖獗和流传，也见证了它的退败和消亡。人们啊，有那么多科技成果在我身上流淌，请格外珍惜我的每一分反应。如果你轻慢我，你就轻慢了一架精敏仪器的回声。有那么多鲜活生灵曾被我溶解，请格外尊重我的每一种感受。如果你漠视我，你就漠视了那些英勇卓绝的付出。
人们啊，毒王是瘟疫的舍利子，你可要慎重！
是否要预知今生的苦难
那天晚上，比尔请客。
比尔是外交部的官员，负责接待安排我们在纽约的活动。比尔衣着朴素，脸上永远是温和厚道的笑容。当我们从纽约火车站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种笑容。他帮我们推着沉重的行囊，在人群中穿行。当他护送我们到哈林区的贫民学校访问的时候，脸上也是这样的笑容。当我要离开纽约，担心一大堆资料无法带走的时候，又是比尔温暖的笑容帮我解决了难题，他答应为我将资料海运回中国。我要给比尔运费，比尔显出很不好意思的神情。我给了他20美元之后，他说什么也不肯再要了。
比尔请我们在一个中餐馆用饭。比尔说这是纽约最好的中餐馆之一。
我对请一个出访在外的游客吃故国饭食这事，一直持不同意见。比如一个日本人到中国访问，才从东京飞出来两个小时，到北京落地之后，被人请到一家日本料理，吃一顿风味走了样的日本饭，他的感觉必不会太好。同理，我在国外出访，最怕的就是吃那种改良后的中餐。无论色香味都发生了变异，还不如吃根本就与我们不是同宗同族的西餐，因为有了准备，舌头和肚肠的宽容度反倒大些。中餐就吓人了，上来一个鱼香肉丝，当你做好了将尝到熟悉的川味的准备时，一个冷不防，居然袭来奶油的甜香，所受的惊吓足以让你怀疑自己的神经。
比尔在中餐桌上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比尔的妻子是一位香港女性。这的确是我在美国吃的最好的中餐之一。席间，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人是否需要预先知道今生的苦难？
同桌的一位朋友说，他认为如果有可能，他愿意预知一生的苦难。理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知道了，有什么坏处呢？没有。并不会因为你的预知，就让你的灾难变得更多或者减少，那么，你多知道一点，就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份把握，该是好事。
闷头吃饭的比尔，突然大叫了一声：“NO！”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比尔的脸上看到的不是笑容，而是愤怒和凄楚。
当然，比尔的愤怒不是针对那位朋友，比尔放下了筷子，对我们说：
“很多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在香港抽签请人算命。那人是一个和尚，他看了我妻子的签说，你会早死。看了我的签说，你会老死。”
“你们知道‘早死’和‘老死’的区别吗？自从听了那和尚的话，我的妻子就对我说，‘比尔，我会比你先死。因为我是早早死去，而你是老死，你要活很大的年纪’。我说，‘你不要相信这话，那个人是胡说。我会和你白头偕老，如果有个人一定要先死去，那就是我，因为你比我年轻’。但是前不久，我的妻子生了喉癌。那是因为她年幼的时候，家中很穷困，没有菜，就吃咸鱼。咸鱼很小，有很多刺，鱼刺刺伤了她的喉咙。久而久之，就生成了癌症。妻子走了，留下我，等着我的‘老死’。”
比尔说得非常伤感。朋友们缄默了许久，寄托对比尔妻子的深切悼念。我听出了比尔话后面的话。很多年来，关于“早死”和“老死”的谶语，就盘旋在他们的头顶。他们本能地畏惧这朵乌云，乌云尖厉的牙齿，咬破了他们最快乐的时光。每当幸福莅临的时刻，惴惴不安也如约袭来。因为他们太珍惜幸福，就越发迅疾地想到了那不祥的预言。如果他们不知道那命运的安排，如果当年没有那老和尚的多此一举，比尔和他妻子的美好时光，也许会更纯粹更光明。
我不知道我想的是否符合实际，我也不敢向比尔求证。我把此事写到这里，是想再次问自己也问他人：我们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
大多数人是取席间的那位朋友的观点，还是像比尔一样说“NO”？
我站在比尔一边。不单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我们无法预知今生的苦难，我们也无法预知今生的幸福。就是有人愿意告诉我，把我一生的苦难，用了不同的簿子，将它们分门别类地列出，苦难用黑墨水，幸福用红墨水，一一书写量化。或者是轻声细语地娓娓道来，苦难用叹息，幸福用轻轻的笑声。想来，我也会在这种簿子面前闭上眼睛，在这种命运的告诫面前，堵起自己的耳朵。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我仅有的东西，我不希望别人来说三道四。我注重的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价值。我们可以预知的只是自己应对苦难和幸福的态度。此时此地，这是我们能掌握的唯一。知道了又怎样？不知道又怎样？生命正是因为种种的不知道和种种的可能性，才变得绚烂多姿和魅力无穷。你依然要生活下去，依然要向前走。变化是无法预料的，世界充满了不可捉摸的可能。能够把握的只是我们自己。
那一天比尔离去的时候，带走了我沉甸甸的资料。比尔一手拎着资料，一手提着他不离身的书包。他的书包在纽约的大街上显得奇特而突兀。那是一个简单的布包，上面用汉字写着：天府茗茶。
在纽约看到比尔的所有时刻，他都拎着这个布包，突然想问问比尔，这是否是他妻子很喜欢的一件东西？
生命的颜色
记得接到湖南卫视邀我做嘉宾，飞赴上海采访陆幼青的电话时，踌躇犹豫。因为一个星期后，我就要到美国去，临走之前，诸事繁多，更主要的是心中忐忑。在大众传媒上展示死亡和面对死亡的接纳，我知道这在中国是一个新的课题。以画面表现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思索，是沉重和令人惊惧的。我佩服湖南卫视的勇气，如果我是一个观众，我期待着看到这样发人深省的节目。但我自己可不想参与其中。死亡话题，轻了重了都会出问题，分寸感非常重要。实话说，我对采访没把握，我对自己没信心。
我把这份顾虑对着话筒说了。在感谢湖南卫视《有话好说》对我的高度信任之后，坚决婉拒出任这一角色。电话那一头的编导王骏很有韧性，毫不气馁，对我说：“毕老师，我读过您的《预约死亡》，我在互联网上以‘死亡’为题查找资料，所得甚少。我们再三考虑，觉得您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们等着您。”
那一瞬，我沉默。我能体会到他查找资料的那一份艰辛。
也许是因为自己做过医生的经历，我对死亡的研究十分关注。几年前，当我决定以临终关怀医院的题材创作一部小说的时候，为了补充自己的学养，临时抱佛脚，到处搜寻有关死亡学的资料，也是遭遇到了显著的困难。我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必定完结的归宿，我们的文化忌讳深深。王骏的话，使我更加感到了陆幼青的勇敢和可贵。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在死亡的不归之路上疾行，留下串串脚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值得钦佩的。我们活着的人，难道不能和他一道走过一程吗？在这种关头，迟疑地斟酌自己的形象得失，不仅仅是怯懦，更是一种不仁慈。
这样将了自己一军之后，我答应王骏，即日飞赴上海。
心立刻坠沉了起来。去美国的衣物还来不及购买和准备，外汇也没有换，还有诸多的事物也未梳理，统统放下了。先从网上当下来陆幼青的日记，一篇篇细细阅读。然后把家中能找到的关于死亡学的资料，快速复习浏览。最后开始打点行装。
带什么样的衣服呢？让我费了心思。正是夏末秋初的日子，北京的早晚已有些微的冷。上海比这里南，该是热的。但是，若是赶上风雨，是不是也有凉意呢？旅途辛苦，回来后马上又要渡重洋，可不能感冒。再者，衣服的颜色非常重要。因为这次采访非同寻常，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聪明而特别的人，一栏视角独特氛围凝重的节目，我作为采访嘉宾，着装的色彩就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而应以符合整个情境为妥。
我为自己选了两件白色的长短衬衣带上，心想白色总是不会出大错的。又在衣橱里挑了一件淡荷粉色的短袖衫，压在旅行箱的最底层。我对这件衣服到底用得着用不着，没多少把握。衣衫的粉色虽然极淡，毕竟偏向暖和红，不知陆幼青的心境和这一份色彩系统是否吻合，有备无患吧。又找出一件米黄色夹杂黑纹路的旧短袖衫，留着自己路上穿。它柔软舒适，摸爬滚打都相宜，随身方便。
马东主持人和王骏与我在电话里探讨如何将这期节目筹划得更有分量，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国内同样的节目几乎未曾有过，对观众的接受程度也有几分不摸底。网上已经有人在嘀咕陆幼青作秀，节目的分寸感就更显凸出。既要充分显示出陆幼青思考的力度，肯定这一直面死亡的勇气，又不能光是空洞的赞扬，要更深地挖掘人性中的多个侧面。
电话打得很长，思绪还是未曾理清。关键是对陆幼青本人的状态不是很明晰。古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只是半知。从电话里听得出，马东是视野开阔思维敏捷的主持人，有一种从善如流的气度，王骏更是好学有为的青年。这使得我们之间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是坦率和富有建设性的。我说，在正式的节目录制之前，我们是否可以和陆幼青本人有一个接触。我虽然当过多年的医生，也接触过很多濒临死亡的人，但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陆幼青更是一个非凡的人。这是一期引人深思的节目，为了对广大的观众负责，咱们尽量把准备工作做得细致些。
马东说，他很理解我的想法。只是为了保持现场的新鲜感，这档节目的惯例，是在录制之前，嘉宾和主持人都只是研究书面的资料，并不同接受访谈者直接见面。
我坚持了一下自己的主张，主要是从医生的角度考虑。我说，我从陆幼青在网上发布的日记来看，他的身体已出现缺氧和短时间窒息的情况。拍摄过程是很辛苦的，光照很强，时间也很难控制。对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人道与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只是从自己工作圆满的角度考虑，而忽视了陆幼青的权利。正因为他已视死如归，正因为他会强忍自己的痛苦，全力配合节目的录制，我们更要替他想得周到。况且，依我的经验，这种关于死亡的讨论，有时会深刻地搅动思维最底层的记忆，也需通盘设计。再者，我不知陆幼青对某些话题是否有特殊的爱好或是禁忌，准备工作多多益善。
马东思忖片刻说：“这样吧，毕老师，咱们分头从长沙和北京动身。到达上海的当天，我们同陆幼青先生的夫人时牧言女士见个面。如此，我们就可比较详尽地了解到有关陆幼青方方面面的情况，又能保持正式拍摄时的新鲜感。”
就这样约定了。
买机票的时候，我特地选了浦东机场。虽说下了飞机后的路途比较远，但因为知道了陆幼青所工作的单位和浦东的开发有关，心想这样走一走，顺便也可对陆幼青工作时每日看到的景象，多一点感性的体验。
通常我上飞机，会穿着随体赋形的旧衣服蒙眬入睡。这一次不行了，目光炯炯，心中有焦虑和不安。
见了马东和王骏，果然和预想的一样，是勤勉聪慧、机警博识的年轻人，且有很好的教养，不愠不躁。我们找了住处周围的一间很小的酒吧，坐下开始讨论。已是下午时分，马东还没有吃午饭，要了一点简单的食品，边吃边说。我在飞机上吃了少许东西，便点了一杯矿泉水，边喝边说。
我们谈得很投机，设想得很全面，提出了种种的假设，特别是把陆幼青的日记逐句逐段地阅读，探讨在这些文字后面的那颗灵魂在怎样思索和表达。我敢说，在那时的中国，将陆幼青的文字读到如此细致深入程度的人，不敢说绝无仅有，肯定是不多的。
我们的身体，被上海的八月末的下午潮热的暑气蒸腾着。我们的大脑，被生命行将终结的严峻的冷气凝滞着。当一个我们所尊敬的人，正在每分钟地远去，我们又需挖掘出他内心的隐秘甚至隐痛的时候，挑战的力度和选择的艰难是那样矛盾。
最后，我们统一在“真诚和真实”。我们要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陆幼青，展示他的现状和他的内心世界。马东希望我能就死亡学的研究和进展谈一点学理上的东西，我在本子上做了记录和整理。
讨沦之后，稍事休息，我们赶往一处饭店，和陆幼青的夫人时牧言女士会面。
晶莹热闹的大堂，喧哗中弥漫着鼎沸的人气。我们到得比较早，枯坐在一张餐桌旁，静静地等待着。在这一瞬，时牧言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强烈地引发我们的想象。如果说，陆幼青的心脉还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摸到搏动，那他的妻子，在这样的生离死别面前，将是怎样的心态和举止更令人猜测。因为餐桌位于餐厅中段，来客几乎可以从任一方向走过来，我不时地四处张望，期待着能在众多的客人中认出她来。
我甚至在想，她会穿着怎样的衣服呢？在这样的时刻，她的服装表达着她的愿望和信心，她会为自己和丈夫的心情而穿衣吧？
时牧言来了，沉稳而憔悴。她穿着橙色的衣服，鲜艳夺目。我悄悄环顾，因为这色彩太暖了，类乎海难时的救生衣，整个餐厅没有一个人着这个颜色的服装，她就显出特别的光彩，悲怆而明亮。
那天和时牧言的谈话令我非常钦佩和感动。同为女人，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痛楚和坚忍，她的大度和勇气。我知道在这艰难的时刻，她竭尽全力，要协助自己的爱人完成生命中最后的飞跃。
我们就第二天下午所要进行的采访反复讨论，确定哪些话题深入讨论，哪些点到为止。我们还讨论了很多细节，比如提前在何时应用止痛剂，以便在药物疗效的峰值时进行采访，这样陆幼青感受到的痛苦较小。
将近尾声的时候，马东问道：“陆先生可有什么禁忌吗？”
“没有。你们什么都可以问。”时牧言坦然答道。
我说：“在我们的衣服穿着颜色方面，你家有什么讲究吗？”
时牧言迟疑了一下，还是很直率地说道：“绿色。我们家喜欢绿色。那是生命的颜色。你们明天到我家去就可以看到，到处是我种的花草，紫红的喇叭花非常鲜艳美丽。黄色也好，黑色和白色最好不用。”
我们用力地点点头。
回饭店的路上，马东说：“我平常最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此次到上海来，带的也是黑衣服。明天一大早，我到商店去买新衣服。”
我这时又在心里埋怨自己那件粉色的衣服太淡了，在强光照耀之下，恐近乎白色，忙说：“我也去吧。”
第二天，我和马东直奔商店。进了店门。在标志牌下站住，马东说：“男装在三楼，女装在四楼，咱们分头去买衣服，半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汇合。”
匆匆上楼。买过无数次衣服，都不似此次单刀直入。不在意款式质地，只求颜色。看到绿色的，特别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绿，简直就是扑上去，忙不迭地说，小姐：“请拿一件我能穿的……”
也许因为上海人多娇小玲珑，连连看中的衣服，都没有我能穿的型号。只得退其次，去买T恤衫。想这种衣服，弹性较大，也许能找到色彩和尺码都相宜的。改变战术之后，很快就见了效。我在一家专卖店里，找到了基本符合要求的衣服。只是那绿色不很纯粹，近乎青柏色，翠中有一份苍老，实为美中不足。我相中了一款黄色T恤衫，黄得振作而昂扬，仿佛葵花瓣揉出汁液染成的，欣欣向荣。想来想去，我买下这件黄色衣服，又对小姐说，也许我会来换，先和你打个招呼。小姐态度很好，说：“没关系的，只要不弄脏，你随时可来换的。”
果不其然，在汇合处，马东亮宝似的拿出的衣服正是明亮的嫩黄色。他说：“我从来没穿过这种颜色的衣服，好像是一把太阳伞。您买的是什么颜色呢？”我对他说：“对不起，你还得等我一会儿。”
我赶忙跑回刚才的柜台，对小姐说：“不好意思啊，还要麻烦你。我要换成刚才的那件绿色。”小姐说：“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了呢？我看还是黄色的比较配你的脸色的。”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同伴，他已经买了黄色，我要和他配合，所以要调换。”
换了绿T恤衫，我和马东回到住处。当我把自己买的衣服拿给大家看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说：“唔，这个不好。毕老师，我们看就穿你下飞机时那件米黄色条纹的衣服好了，很亲切。”
我就听从了年轻人的建议。
那一天的采访，很成功。不单是制作了一档精彩的节目，我也从陆幼青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生命之序
一位患非典的香港心脏科医生住进了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深切治疗”这个词是温煦的，但缝隙间有幽幽的冷风散了出来，让人感到病情的重笃。医生脱险后接受采访，记者问：“一个人孤独地住在病房里，想了些什么？”医生沉吟了一会儿说：“想的最多的是，要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和一般的事分开，先做那些重要的事情。”记者当然追问：“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医生答：“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几天后，我又见到一位脚夫老人。大家都熟悉的陕北民歌“赶牲灵”，就是脚夫们走沟穿壑在高原上吼出的。他说“活着做遍，死了无怨”，意思是人活着时候，把你想做的事都做了，就一生完满，活得够本，可以安然就死了。
医生是留洋博士，脚夫满面黄尘苍凉。不同层面的人，异曲同工的话，于是在突如其来的瘟疫背后，就有了哲学的味道。人是脆弱的，种种意外的蛰伏，使得能上天入地能让电脑每秒钟运算若干亿次的现代人，却无法估算出每人大限到来的时刻。面对永恒困境，只剩下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把那些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事抓紧做完。简言之，你要给生命排一个序。
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呢？夜深人静、月朗星稀之时，每个人心平气和地想想：也许是事业有成，也许是周游世界，也许是孝顺父母，也许是舍己为人，也许是永远探索，也许是安分守己……我相信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寻找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寻找生命的价值——它是我们立下的宏愿，是你选定的主牌。有了它，一应事务的顺序就排出来了。现代人陷入日常的忙碌，无数细小而琐碎的事件，缭乱了我们的双眼，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凝滞了我们的脚步，壅塞了我们的襟怀……现在，非典这个小小却凶狠的病毒，抑缓了陀螺转动的速度，让我们被迫停步眺望。于是无数人像那位香港医生，在病榻的阴影下，情不自禁地思考起了顺序和意义。
无论非典还将肆虐多久，相信它必被遏制。但人类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判断，永不会终结。把你杂乱的牌阵理出顺序，把你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那无论怎样邪恶的病毒，也扰乱不了我们澄清的心。
苦难之后
谈谈关于苦难的问题，你们可有兴趣？有人一定会捂着耳朵说，不听不听……说句心里话，我也怕谈这个难题。对我这也是一个大考验。咱们好像共同面对着一碗苦苦的药汤，要一口口慢慢地喝下去，有时还得咂着嘴回味一番，更是苦上加苦。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良药苦口利于病”，对于某些重要的命题，回避不是一个好法子。所以，咱们就一块儿皱着眉咬着牙，坚持讨论下去吧。
我之所以不称你们为“老朋友”，不是因为咱们相识的时间还短，是因为你们的年龄比较小。我原来总以为研究“苦难”这个大题目，要放在人比较成熟的时候——起码要到男孩下巴上长出软软胡须，女孩身姿婀娜之后。可是，生活根本就不理会我们的安排，它我行我素，肆无忌惮，可以顷刻之间，就把严酷的灾难，比如山崩地裂，比如天灾人祸，比如父母离异，比如病魔缠身……降临到无数人头上，毫不对儿童和少年稍存体恤之情。
这就证明了一个铁一般冷酷的事实——苦难的降临是不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的。它就像空气一样，围绕着成人，也围绕着未成年人。对于注定要发生的风浪，单纯地依靠一厢情愿的堤坝，是无法躲避灾难的。更重要更有效的策略，是我们具备直面它的勇气，然后从容冷静坚定顽强地走过苦难，重建生活。
有一句说得很滥的话——“不要总是生活在童话中”。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说——童话虽然很美好，但现实生活中远不是那个样子。面对真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忘掉童话的气氛。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其实在那些最优秀的童话里，是充满了苦难和对于苦难的抗争的。比如说灰姑娘吧。她小小的年纪，就失去了母亲，父亲也并不关爱她（在那个经典的故事中，没有对灰姑娘爸爸的具体描写，我估计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灰姑娘的老爸乏善可陈。从他找的第二任夫人的品行可看出，这老先生对人的洞察能力不佳），在继母的冷漠和姐姐们的白眼下生活，没法读书，做着力所不及的杂役……嗐！简直就是未成年人被家庭虐待的典型。
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更是悲惨至极。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在节日的夜晚，还要光着脚在风雪中售卖火柴，以至于饥寒交迫冻饿而死……真是惨绝人寰的景象。依我在西藏雪域生活多年的经验，作家笔下所描绘的小女孩临死前所看到的温暖光明的家庭图画，其实很有科学根据。濒临冻僵的人，神经麻痹之后会出现神秘的幻觉——平日的理想都虚无缥缈地浮现出来了。包括小女孩脸上的笑容，也有医学基础。严寒会使人的肌肉强烈痉挛，我当过多年的医生，所见过的被冻死的人，表情都好似在微笑……
再说白雪公主。亲妈早早仙逝，后母不容，因为嫉妒她的美丽，竟然雇了杀手要取她首级。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被好心小矮人收留，为了报答恩人，她从高贵的公主摇身一变，成了打扫家务烹炸菜肴的小时工，这个落差不可谓不大。就这样，她的厄运还远未终结，后母死死追杀，最后险些被毒苹果夺去红颜……
怎么样？以上所谈童话中的阴谋与死亡、贫困与灾难……其力度和惨烈，就是今人，也要为之垂泪吧？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小人鱼变鳍为脚的痛楚，小红帽面对狼外婆的恐惧，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折磨和唐僧九九八十一难的艰辛……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童话并不遮盖苦难，它们比今天那些搞笑的故事，更多悲凉和灾难的警策。
也许是因为童话多半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好人得到神灵相助，就使人们忽略了那些惨淡的忧郁，以为童话总是祥云笼罩，这实在是一个大误会。
小朋友和中朋友们，说句真心话，依我这些年跋山涉水走南闯北的经验，苦难就像感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谁告诉你们世界永远是阳光灿烂，请记住——他是一个骗子。
灾难埋伏在我们前进的拐弯处，不知何时会突袭我们。怕，是没什么用的。我们不能取消灾难，各位能够做到的就是面对灾难不屈服。
灾难会带给我们巨大的痛苦。亲人丧失、房屋倒塌、财产毁坏、学业中断、断臂失明、瘫痪失语、孤苦无依、诬陷迫害……这些词令人窒息，我都不忍心写下去了。但我深深知道，以上绝境还远远不是灾难的全部，在人生过程中，还有大大小小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艰涩，会不期而遇。
既然灾难不可避免，灾难之后，我们怎么办？我想答案一定是形形色色的。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条路是——我们可以终日啼哭，用泪水使太平洋的海拔高度上升。我们可以一蹶不振徘徊在墓地，时时沉湎在对亲人的怀念和追悼中。我们可以怨天尤人，愤问苍穹的不公和大自然的残忍。我们可以从此心地晦暗，再也不会欢笑和宽容……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那结局是末日的黑色和冰冷。
还有一条路是——我们拭干眼泪，重新唤起生的勇气。掩埋了亲人之后，我们努力振奋新的精神，以告慰天上的目光。我们更珍惜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争取用自己的存在让这颗星球更美。我们对他人更多温情和宽厚，因为我们从患难中理解了友谊和支援……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结局是火焰般的橘黄色，明媚温暖。
小朋友和中朋友们，这可是南辕北辙的啊。灾难之后，何去何从，千万三思而后行！
灾难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把一个人从精神上杀死，也可以把他锻造得更加坚强。所以，选择非常重要。
如果说，何时我们遭遇灾难，是不受我们控制的，但灾难之后我们如何走过灾难，是我们一定能掌握的。在灾难的废墟上，愿生命之树依然常青。
豆角鼓
有一个在幼儿园就熟识的朋友，男生。那时，我们同在一张小饭桌上吃饭。上劳动课的时候，阿姨发给每人一面跳新疆舞用的小铃鼓，里头装满了豆角。当我择不完豆角丝的时候，他会来帮我。我们就把新疆铃鼓称为“豆角鼓”。
以后几十年，我们只有很少的来往，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愉快地生活着。一天，他妻子来电话，说他得了喉癌，手术后在家静养，如果我有时间的话，请给他去个电话。我连连答应，说明天就做。他妻子略略停了一下说：“通话时，请您尽量多说，他会非常入神地听。但是，他不会回答你，因为他无法说话。”
第二天，我给他打了电话。当我说出他的名字以后，对方是长久地沉默。我习惯地等待着回答，猛然意识到，我是不可能得到回音的。我便自顾自地说下去，确知他就在电线的那一端，静静地聆听着。自言自语久了，没有反响也没有回馈，甚至连喘息的声音也没有，感觉很是怪异。好像你面对着无边无际的棉花垛……
那天晚上，他的妻子来电话说，他很高兴，很感谢，希望我以后常常给他打电话。
我答应了，但拖延了很长的时间。也许是因为那天独自说话没有回声的感受太特别了。后来，我终于再次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当我说完：“你是××吗？我是你幼儿园的同桌啊……”
我停顿了一下，并不是等待他的回答，只是喘了一口气，预备兀自说下去。就在这个短暂的间歇里，我听到了细碎的哗啦啦声……这是什么响动？啊，是豆角鼓被人用力摇动的声音！
那一瞬，我热泪盈眶。人间的温情跨越无数岁月和命运的阴霾，将记忆烘烤得蓬松而馨香。
那一天，每当我说完一段话的时候，就有“哗啦啦”的声音响起，一如当年我们共同把择好的豆角倒进菜筐。当我说“再见”的时候，回答我的是响亮而长久的豆角鼓声。
轰毁你心中的魔床
魔鬼有张床。它守候在路边，把每一个过路的人，揪到它的魔床上。魔床的尺寸是现成的，路人的身体比魔床长，它就把那人的头或是脚锯下来。那人的个子矮小，魔鬼就把路人的脖子和肚子像拉面一样抻长……只有极少的人天生符合魔床的尺寸，不长不短地躺在魔床上，其余的人总要被魔鬼折磨，身心俱残。
一个女生向我诉说：“我被甩了，心中苦痛万分。他是我的学长，曾每天都捧着我的脸说，‘你是天下最可爱的女孩’。可说不爱就不爱了，做得那么绝，一去不回头。我是很理性的女孩，当他说我是天下最可爱的女孩的时候，我知道我姿色平平，担不起这份美誉，但我知道那是出自他真心。那些话像火，我的耳朵还在风中发烫，人却大变了。我久久追在他后面，不是要赖着他，只是希望他拿出响当当硬邦邦的说法，给我一个交代，也给他自己一个交代。”
“由于这个变故，我不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他人。我怀疑我的智商，一定是自己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如此至亲至密，说翻脸就翻脸，让我还能信谁。”
女生叫箫凉。箫凉说到这里，眼泪把围巾的颜色一片片变深。失恋的故事，我已听过成百上千，每一次，不敢丝毫等闲视之。我知道有殷红的血从她心中坠落。
我对箫凉说：“这问题对你，已不单单是失恋，而是最基本的信念被动摇了，所以你沮丧、孤独、自卑，还有愤怒的莫名其妙……”
箫凉说：“对啊，他欠我太多的理由。”
人是追求理由的动物。其实，所有的理由都来自我们心底的魔床——那就是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观念。它潜移默化地时刻评价着我们的言行和世界万物。相符了，就皆大欢喜，以为正确合理。不相符，就郁郁寡欢怨天尤人。
这种魔床，有一个最通俗最简单的名字，就叫作“应该”。有的人心里摆得少些，有三个五个“应该”。有的人心里摆得多些，几十个上百个也说不准，如果能透视到他的内心，也许拥挤得像个卖床垫的家具城。
魔床上都刻着怎样的字呢？
箫凉的魔床上就写着“人应该是可爱的”。我知道很多女生特别喜欢这个“应该”。热恋中的情人，更是三句话不离“可爱”。这张魔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以为自己的存在价值，决定于他人的评价。如果别人觉得我们是可爱的，我们就欢欣鼓舞，如果什么人不爱我们了，就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很多失恋的青年，在这个问题上百思不得其解，苦苦搜索“给个理由先”。如果没有理由，你不能不爱我。如果你说的理由不能说服我，那么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已不再可爱，一定是我有了什么过错……很多失恋的男女青年，不是被失恋本身，而是被他们自己心底的魔床锯得七零八落。残缺的自尊心在魔床之上火烧火燎，好像街头的羊肉串。
要说这张魔床的生产日期，实在是年代久远，也许生命有多少年，它就相伴了多少年。最初着手制造这张魔床的人，也许正是我们的父母。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那样弱小，只能全然依赖亲人的抚育。如果父母不喜欢我们，不照料我们，在我们小小的心里，无法思索这复杂的变化，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以为是自己的过错。必是我们不够可爱，才惹来了嫌弃和疏远。特别是大人们的口头禅：“你怎么这么不乖？如果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凡此种种，都会在我们幼小的心底，留下深深的印记。那张可怕的魔床蓝图，就这样一笔笔地勾画出来了。
有人会说，啊，原来这“应该如何如何”的责任不在我，而在我的父母。其实，床是谁造的，这问题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一个孩子，就是在最慈爱的父母那里长大，他的内心也会留有很多创伤（大意。原谅我一时没有找到原文，但意思绝对不错）。我们长大之后，要搜索自己的内心，看看它藏有多少张这样的魔床，然后亲手将它轰毁。
一位男青年说：“我很用功，我的成绩很好。可是我不善辞令，人多的场合，一说话就脸红。我用了很大的力量克服，奋勇竞选学生会的部长，结果惨遭败北。前景黑暗，这可不是个好兆头，看来我一生都会是失败者。”于是，他变得落落寡合，自贬自怜，头发很长了也不梳理，邋遢着独往独来的，好似一个旧时的落魄文人。大家觉得他很怪，更少有人搭理他了。
他内心的魔床就是：我应该是全能的。我不单要学习好，而且样样都要好。我每次都应该成功，否则就一蹶不振。挫折被放在这张魔床上翻身反复比量，自己把自己裁剪得七零八落。一次的失败就成了永远的颓势，局部的不完美就泛滥成了整体的否定。
一个不美丽的大学女生每天顾影自怜。上课不敢坐在阶梯教室的前排，心想老师一定只愿看到“养眼”的女孩。有个男生向她表示好感，她想，我不美丽，他一定不是真心。如果我投入感情，肯定会被他欺骗，当作话柄流传。于是，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以为这是决断和明智。找工作的时候，她的简历写得很好，每每被约见面试，但每一次都铩羽而归。她以为是自己的服饰不够新潮化妆不够到位，省吃俭用买了高级白领套装外带昂贵的化妆品，可惜还是屡遭淘汰……她耷拉着脸，嘴边已经出现了在饱经沧桑的失意女子脸上才可看到像小括弧般的竖形皱纹。
如果允许我们走进她枯燥的内心，我想那里一定摆着一张逼仄的小床。床上写着“女孩应该倾国倾城。应该有白皙的皮肤，应该有挺秀的身躯，应该有玲珑的曲线，应该有精妙绝伦的五官……如果没有，她就注定得不到幸福，所有的努力都会白搭，就算碰巧有一个好的开头，也不会有好的结尾。如果有男生追求长相不漂亮的女孩，一定是个陷阱，背后必有狼子野心，切切不可上当……”
很容易推算，当一个人内心有了这样的暗示，她的面容是愁苦和畏惧的，她的举止是局促和紧张的，她的声音是怯懦和微弱的，她的眼神是低垂和飘忽的……她在情感和事业上成功的概率极低，到了手的幸福不敢接纳，尚未到手的机遇不敢追求，她的整个形象都散射着这样的信息——我不美丽，所以，我不配有好运气！
讲完了黯淡的故事，擦拭了委屈的泪水，我希望她能找到那张魔床，用通红的火把将它焚毁。
谁说不美丽的女子就没有幸福？谁说不美丽的女子就没有事业？谁说命运是个好色的登徒子？谁说天下的男子都是以貌取人的低能儿？
心中的魔床有大有小，有的甚至金光闪闪，颇有迷惑人的能量。我见过一家证券公司的老总，真是事业有成高大英俊，名牌大学洋文凭，还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活泼聪颖的孩子……一句话，简直人该有的他都有，可他寝食无安，内心的忧郁焦虑非凡人所能想象，不知是什么灼烤着他的内心。
“我总觉得这一切不长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水至清则无鱼，谦受益满招损。我今天赚钱，日后可能赔钱。妻子可能背叛，孩子可能车祸。我也许会突患暴病，世界可能会地震火灾飓风，即使风调雨顺，也必会有人祸比如‘9·11’……我无法安心，恐惧追赶着我的脚后跟，惶恐将我包围。”他眉头紧皱着说。
我说：“你极度地不安全。你总在未雨绸缪，你总在防微杜渐。你觉得周围潜伏着很多危险，它们如同空气看不着摸不到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他说：“是啊。你说得不错。”
我说：“在你内心，可有一张魔床？”
他说：“什么魔床？我内心只有深不可测的恐惧。”
我说：“那张魔床上写着：人不应该有幸福，只应该有灾难。幸福是不真实的，只有灾难才是永恒的。人不应该只生活在今天，明天和将来才是最重要的。”
他连连说：“正是这样。今天的一切都不足信，唯有对将来的忧患才是真实的。”
我说：“每个人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讲，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都已逝去。无论你对将来有多少设想，都还没有发生。我们活在当下。”
由于幼年的遭遇，他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惊惧射杀了他对于幸福的感知和欣赏。只有销毁了那魔床，他才能晒到金色的夕阳，听到妻儿的欢歌笑语，才能从容镇定地面对风云，即使风雨真的袭来，也依然轻裘缓带玉树临风。
说穿了，魔床并不可怕，当它不由分说就宰割着你的意志和行为之时，面对残缺，我们只有悲楚绝望。但当我们撕去了魔床上的铭文，打碎了那些陈腐的“应该”，魔力就在一瞬间倒塌。随着魔床轰塌，代之以我们清新明朗的心态。
魔由心生。时时检点自己的心灵宝库，可以储藏勇气，可以储藏智慧，可以储藏经验和教训，可以储藏期望和安慰，只是不要储藏“应该”。
关于思想和心灵的感悟
文学自然可以哭泣，但那眼泪须不止属于你自己，必得有能引起众人共鸣的激情。文学自然应该特殊，但什么是真正的特殊，可要有清醒的意识。那就是为你所独有的一份对人世间的把握，借助了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古老工具——语言，优美清晰地表达出来，以传递心灵的感应。
我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经验，来自一些说话很沉闷的人那里。就像一大堆矿石才能提炼出几克稀有金属，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谈话的第一要素是尊重，倾听时除了聚精会神以外，还要不时报以会心的微笑。对方兴致勃勃地说下去，闪光的语言就有可能随之出现。
当我非常欣赏一位作家的作品时，就竭力不去结识他。
因为崇敬，我不想近距离地观察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