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伸手可触天之眉的地方。担架放下，老医生把白单子掀开，把牧羊人铺在山顶的砂石上，如一块门板样周正，锋利的手术刀口流利地反射着阳光，簌然划下……他像拎土豆一般把布满肿瘤的肝脏提出腹腔，仔细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径，用刀柄敲着肿物，倾听它核心处混沌的声响，一边惋惜地叹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来，这么大的癌块，罕见啊……”
秃鹫在头顶愤怒地盘旋着，翅膀扇起阳光的温热。望着牧人安然的面庞，他的耳垂上还有我昨日化验时打下的针眼，粘着我贴上去的棉丝。因为病的折磨，他瘦得像一张纸。尽管当时我把刺血针调到最轻薄的一档，还是几乎将耳朵打穿。他的凝血机制已彻底崩溃，稀薄的血液像红线似的无休止流淌……我使劲用棉球堵也无用，枕巾成了湿淋淋的红布。他看出我的无措，安宁地说：“我身上红水很多，你尽管用小玻璃瓶瓶灌去好了，我已用不到它……”
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乜视的鹰眼，散乱山之巅的病态脏器和牧羊人颜面表皮层永恒的笑容，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生命”。
一个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洞彻生死，实在是一种大悲哀，但你无法拒绝。这份冰雪铸成的礼物，我只有终生保存，直至重返生命另外形态的那一天。
我的一首用粉笔写在黑板报上的小诗，被偶尔上山又疾速下山的军报记者抄了去，发在报上。周围的人都很激动，那个年代铅字有一种神秘神圣的味道。我无动于衷，因为那不是我主动投的稿，我不承认它是我的选择。以后在填写所有写作表格的时候，我都没写过它是我的处女作。
我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上了学，在学校的时候，依旧门门功课优异，这对我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成了一名军医，后来，结婚生子。到了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从北京奶奶家寄来的照片上，发现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照料，有明显的佝偻病态。我找到阿里军分区的司令员，对他说：“作为一名军人，为祖国，我已忠诚地戍边十几年。现在，我想回家了，为我的儿子去尽职责。”他沉吟了许久说：“阿里很苦，军人们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动了我。你是一个好医生，幸亏你不是一个小伙子，不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走。”
回到北京。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学烹调，学编织，学着做孩子的棉裤和培育开花或是不开花的草木……我极力想纳入温婉女人的模式，甚至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发的绿豆芽雪白肥胖。自给有余外，还可支援同事的饭桌，大伙说可以到自由市场摆个地摊啦！
唯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脉管深处，经过冰雪洗礼的血液已不可能完全融化，有一些很本质的东西发生过，并将永远笼罩着我的灵魂。在寒冷的高处，有山和士兵，有牧羊人和鹰呼唤着我，既然我到达过地球上最险峻的雪域，它就将一种无以言传的使命强加于我。
我开始做准备，读文学书，上电大的中文系……对于一个生活稳定、受人尊重的女医生来说，实有“不务正业”之嫌，我几乎是在“半地下”的状态做这些事，幸好我的父母我的丈夫给予我深长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准备过程挺长，大约用了一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的时间，当助跑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已人到中年。
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我值夜班，没有紧急病人。日光灯下铺开一张纸，开始了我第一篇小说的写作。
关于以后的创作，好像就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我按部就班地努力写着，尽量做得好一些。只要自觉尽了力，也就心安。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假如没有意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写的文字能印在报刊上这件事，我的父母很看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那些并不成熟的作品，曾给我重病中的父亲带来由衷的快乐，他嘱咐我要好好地写下去。父亲已经远行，最后的期望在苍茫的天穹回响。为了不辜负他们的目光，我将竭尽全力。
认真地生活和写作，以回答生命。当我写作第一篇作品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现在依然。
戒指描述疼痛
每当我说自己以前当过医生，人们就说：“好多搞文学的人都当过医生呢……比如鲁迅，比如郭沫若……”
鲁迅和郭沫若都学过医，但似乎都没有当到真正给人看病的阶段，就改文学去了。鲁迅是因看了有辱中国人的电影，奋而拯救灵魂。郭沫若好像是因幼年时患病听力受损，临床听诊这一关很吃力，分不清心音的微细差别（近一个世纪以前，医生可没这么多的B超CT辅助诊断，而是像个匠人一般，凭的是眼睛耳朵的功夫），被迫改了行。
我在文学上自然不足挂齿，但窃以为在医学知识上可胜大师们一筹。我从医二十多年，一直做到内科主治医师，业务娴熟，态度和善，是个很不错的大夫呢。
俗话说，靠山吃山。
我写小说的时候，就经常写医生的故事。
我当医生的时候，全神贯注地倾听病人的叙述。不只是因为工作的负责心，甚至也不局限于同情与人道——更多的时候是为病人着急，恨铁不成钢。
人体的痛苦，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状态。比如一个疼痛，就可分为绞痛酸痛胀痛跳痛，撕裂痛压迫痛针刺样痛电击样痛……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病人面对自己体内的怪异感受，惊惧愕然之下，无以表达。
然而，医生是多么热切地盼望知道病人的感受啊！那是诊病的雷达。
许多人因癌而逝。医生叹息：“发现得太晚了。”
人体真的那样缄默吗？我总觉得，即使是潜伏期最长的癌症，在所有的体表恶征未出现之前，在所有的医疗机械尚浑噩茫然之时，肌体一定曾用一种轻微持久却灵敏万分的警报，日夜提示过我们的心灵。
可惜我们不懂生命的语言。
我们无法命名那种感觉，我们就无法传达。
因为无法传达，我们就以为它不存在。
生命便在这种不存在中消失。
语言有多少空白和盲点啊。
单单一个肉体上的感觉，我们就面临描述上的荒芜。彷徨在心灵的荒原，谁知还有多少极地。
有的疼痛，哪怕痛入骨髓，我们可以置之不理。
有的疼痛，哪怕翩若惊鸿，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需要描述。
肉体与心灵。
需要传达。
人和人之间。
面对病人，我怅然若失。他知道自己有了什么，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面对我，病人欲罢不能。我懂得这个世界，可我不懂得他。
我突发奇想，假如能把人们的神经嫁接，是不是这个世界简单得多了？
这种怪异的念头，当然同医生的严谨水火不容。我只好对谁都不说。
这念头在心中埋了许多年，到了我不做医生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了一篇小说——就是《教授的戒指》。
用一枚子虚乌有的戒指，代替感觉，代替传达，以些微补救语言描述的困境。
炼蜜为丸
新体验是旧体验树上新绽开的花。
我做过许多年的医生，自以为已经熟谙了死亡。当我躺到临终关怀医院凹陷的病床上时，才发现我还远远不懂死亡。
国人重生不重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古人传下来的真理，被伟人用语录加以固定，好像生死只有这两极。
绝大多数的人，死得如同鹅卵石，他们是泰山的一部分，却不会飞到天上去，不轻也不重。
我早就想描绘这部分人的死，因为我也在这一类。
感谢《北京文学》，他们的动议像引信，使我的写作欲望爆炸起来，于是有了许多寒风凛烈中的采访，有了许多北京街头的踯躅，有了许多促膝谈心的温馨，有了许多深夜敲击电脑的疲倦……我径直走进将逝者最后的心灵，观察人生完结的瞬间。那真是对神经猛烈的敲击，以至于我怀疑面纱是否不要撩起？一位60岁的生物教授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说：“我不要看你的这篇小说，不要看！我不想谈论死亡。”
我不知持她这意见的是人群的全部还是个别。也许是因为我还年轻，死亡距离我还远，所以谈起来还有些勇气，少年不知死滋味。
那更要赶快谈了。人到了畏惧死亡的那一天，死亡可就真真同我们摩肩擦踵。
还有那些陪伴将逝者的善良人们，我深深地为他们所感动。感动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是一种低级体验，却是我写作时持久的源泉。唯有感动了我的人和事，我才会以血为墨写下去，否则便不如罢笔。这感动是有严格界限的，对个人尤为苛刻。我会经常为一些私事苦恼，它可以纠缠我，却不会感动我。或者说我尽量不让那些只属于个人的悲哀蒙住我的双眼。个人的情感只有同人类共同的精神相通时，我以为它才有资格进入创作视野，否则只不过是隐私。
在这篇名为《预约死亡》的小说里，没有通常的故事和人，只有一些故事的片断像浮冰漂动着。除了贯穿始终的那个“我”，基本上是我的思维脉络，其他为虚拟。一位朋友说：“你跑了那么多次，录了那么多音，做了那么多的笔记，看了那么多的书，甚至躺在死过无数人的病床上……我告诉你，你身上一定沾了死人的碎屑。在付出了这么许多以后，你却写小说。小说没有这么写的，小说不是这么写的。写小说用不着这么难。”
但我这篇小说就是这么写的，在付出了和一个报告文学家不敢说超过起码可以说相仿的劳动之后，我用它们做了一篇小说。我在书案前重听濒危者的叹息，不是为了写出那个老人操劳的一生，只是为了让自己进入一种氛围。故事是经过提炼的，氛围绝对真实。我把许多真实的故事砸烂，像捣药的月兔一样，操作不停。我最后制出一颗药丸，它和所有的草药茎叶都不相同，但毫无疑义，它是它们的儿子。至于它是它们的精华还是它们的糟粕，那在于我提炼的手艺好孬，与我的主张无关。
体验不可以嫁接，但能够生长。
中药里有一句术语，叫做“炼蜜为丸”。意为用上等蜂蜜作为黏合剂，使药料紧结为一体，润滑光泽，黑亮美丽。新体验小说光有情感体验我以为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体验里不仅包括了感觉的真谛，更需涵盖思想的真谛。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是用优美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缜密的神经颤动、精彩的语言包装过的，犹如一发发糖衣炮弹。他们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有意这样做的，叫做哲学家。
你欣赏小说的时候，自然也可以买椟还珠，只喜欢作家的某一技巧，比如语言。这都不妨事的，好像一盘菜，你不爱吃里面的葱，挑出来就是了，但葱已渗进所有的羊肉，你在不知不觉中已明了作家对世界的把握。感觉如果只是神经末梢风声鹤唳的抖动，时间长了，只怕要断。
我在临终关怀医院采访的时候，泪水许多次潸然而下。我不是一个爱哭的女人，但悲哀像盐水浸泡着我。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已经超然，是死亡教会了我勇敢，教会了我快乐，教会了我珍惜生命，教会了我热爱老人。当然我以前也不是没有这些优良的想法，它们像空的气球皮，瘪在心灵的角落。临终关怀医院像气筒把它们充得膨胀起来，飘扬在天空。
我希望我的笔将我的念头传达出来，尽可能地不失真。
人只要活着，就生活在体验的海洋里，无以逃遁。
文学是古老而求新的行当，当感受时代的新痛苦、新欢乐。
非典附送的风铃
那天刚要进医院的大门，冲过来一位被无纺纤维布隔离衣包裹的人，掏出一柄酷似枪械的体温扫描仪，在我的双眉中心画圈晃动。确信我无烧之后，把“枪”放下，放我进入了半隔离区。
医院走廊，一位男子正对着日光灯端详X光胸片。清晰透明的肺叶消失了，代之僵冷的垩白，半张肺好像被石灰水刷过。问过才知片子的主人已没了体温，那男子喃喃道：“真没想到真没……”
“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亲人没想到那片子的主人逝去？还是片子的主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得了非典是要死人的，这是一个常识。这个常识被冻凝在一个特定的名称里，叫作非典致死率。截至近日，据广东的统计，这率是3.6%，北京是5.5%，香港是10%，加拿大还要高些。一系列的数字组成下滑的幽冷阶梯，吓坏了至今还手足温暖的我们。
假如非典致死率是零，将会怎样？我就这个问题做了小小的调查，朋友们都说：“哈！如果死不了人，那当然云开雾散，再无什么可怕了。隔离观察，简直如同休了半个月带薪长假。发烧或许是减肥的好方法。”一个女孩居然说：“只要不死，非典就是过节，权当到医院公费旅游，顺便斩获若干堆巧克力外加鲜花……”
我们恐惧非典，核心原来是死亡。非典之所以可怕，不在那些鸡零狗碎的发烧咳嗽，不在那些孤独难耐的隔离卧床，而是不可逆转的永远的消失。摘去了致死率这枚毒牙，非典立变温柔，狰狞之相大有收敛。
很多人从没有想过死，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以为死亡专属老年人和癌症病患，顶多再加上交通事故的冤魂。非典这个“传染病连锁店”派来的美容师，给死亡戴了黑发涂了腮红，让死亡生机勃勃地年轻化了，老少咸宜。
不长眼睛的非典蛰伏在空气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撞翻你我的脚后跟。
什么人最怕死呢？我以为一个真正生活着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为他已把生命这匹白棉布一寸寸很仔细地丈量过了，剪裁过了。他明白自己是谁，确知自己想干什么，清楚自己的爱好和憎恶。他用生命去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如同一个老谋深算的园丁，每一粒花种都精心播撒出去了。他注入社会花坛和人生草坪的心血，就是他兴趣和快乐所在。虽然由于死亡的突然叩门，等不到柳绿花红的那一天，但他已在想象中耸动鼻翼，闻到了蓓蕾的芬芳。
我以为醉生梦死的人大多也不很怕死。因为他们不曾真正地活过，他们甚至不配怕死。年轮早已枯萎，活着和死亡无甚区别。喘气时是一群行尸走肉，闭了眼是一垛酒囊饭袋。没有真正优雅内容的零质量生存，乘以再长的活命年限，所得也是一个空零。
最怕死的多半是在纷扰中忙碌的人。他们埋头于琐细的杂事，忘了张望远处的目标。他们以为还有很长时间可容挥霍，不承想那捆扎剩余日子的黑绳已游蛇般挽过来了。当死亡将你陀螺似的奔波化为青烟一缕，害怕就直接转为了缥缈的叹息。这种人若想不怕死，就需爬山，就需攀塔，就需登楼，到高处去极目搜寻，眺望你生存的终极意义。
最怕死的人多半还有很多未完结的事务。孩子还没有长大，期望尚未达成，宏愿不曾落实，你欠谁的钱谁欠你的钱……凡此种种，死亡都随意在上面盖个“过时不候”的章子，让它们半路蒸发了。于是你人生断裂，成了一宗半成品。虎头蛇尾的一辈子多遗憾啊，应对之策就是不妨把人生缩写为一个整天。古话说今日事今日毕，该致谢的人要送上感激，该反抗的事要拍案而起。喜欢看的书就马上打开扉页，喜欢亲近的人就绞尽脑汁向他表达。孩子不能在一天长大，就教他存个爱心以不变应万变。宏愿不能在一天落实，就分解成有机的部件逐一组合。事情做完对我们是如此重要，半途而废就滋生人生无常的恐惧。人生是大的完成，活在此时此刻就是N次小完成。完成感是生命圆满的重要黏结剂，是心理平衡的强大支点。
非典是一张不期而至的海报，把一个必然的问题用恐吓的形式张贴出来。1918年的流感，据说融合了猪身上的病毒，骁勇异常，但终究也未曾将人类杀绝。今日抗击非典，兵多将广武器精良，就算病毒融有来自孙悟空的基因，相信也能转危为安。关于致死率的惊惧，是非典附送的午夜风铃。即使非典远去了，那铃声还会余声袅袅。
温暖的陵园
我喜欢陵园的“园”字。不信，请你在风中轻轻念叨三遍。你的口形会从“陵”字凄凉的松懈，变成轻微收拢的振作，好像含住了天上落下的一滴雨露。有了这个温润的“园”字，“陵”字的孤寂和黯然就被冲淡了，你不由自主地想到花园、公园，甚至……团圆。
陵园本是伤怀之地。每一个为自己的亲眷寻找安息之所的人，最初走进这里的时候，心情都是哀痛而复杂的。哲学家说：“死亡的本质就是不可能再有任何可能性了。”其实不然，死亡在陵园演化成了整齐的行列和庄严的祭奠，变作了根和枝叶还有花朵还有果实。有一些人可能永远地消失了，有一些人却在这里被长久垂念。
在一般人眼中，陵园是空旷的，是冷寂的，是枯萎的。但你到八达岭陵园里走一走，就会渐渐忘却最初的忧烦。你看到的是绿草和树，是高山和云霞。你听到鸟鸣和流水，还有工作人员亲切的话语。
感谢八达岭陵园在2006年将我聘为他们的心理顾问。有若干单位也曾表示了相类的邀请，我都一一婉谢。写作占据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其余的光阴就很有限了。我愿意参加到八达岭陵园的工作中，是因为重要和圣洁。
人一生当中要搬很多回家，要结识很多人，要看很多风景走很多路途……陵园，就是最后的一个家。陵园的工作人员就是最后结识的人，陵园的山水是最后看到的景色，陵园的土地就是最终停下脚步的驿站。
将心理学的知识引入到陵园的工作中，是一个创新的领域。长久以来，哀伤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们在黑暗中苦挨苦熬。凄清无助的感觉攫取身心，苦楚如潮水一般将我们沉溺。这其中要经历震惊、否认、愤怒、绝望、平静、恢复、痊愈等等复杂的心理路程，甚至有人干脆就把哀伤列入了和烧伤一样危险的急性疾病。谁来拯救苦难中的人们？谁来安抚百孔千疮的破碎之心？这个阶段到底有多长呢？国外研究者有说是半年的，有说至少要两年的。我认识一位女士，母亲在十八年前的大年初一离世，十八年来，每个春节都苍白如雪。家中清锅冷灶阴风惨惨，没有一丝过节的气氛。没有经过处理的哀伤，犹如埋藏在骨髓内的钢钉，哪怕表面上已经平复，不知会在哪一瞬爆发剧痛。我们只有等待时间之水慢慢洗刷，让哀伤抽丝剥笋一点点稀释。
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充满尊严。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让我们欣喜，每一个生命的离去，都让我们叹息。生命在陵园余音袅袅，人必须回到泥土当中，才能得到安宁。除了时间，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挣扎出哀伤的海？如今陵园的工作者，将心理学的知识引进到工作中，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联结起一双双温暖的手，强有力地援助哀痛中的人们。
期待那一天——当我们走进陵园的时候，沉默凄楚忐忑不安，当我们离开陵园的时候，比较静谧镇定祥和有力。
[1]《飞翔吧，生命》。
[2]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死亡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