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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日本国民性初探（1）
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是思想界的革新，从前本来一直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极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为明治的维新，在日本实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战胜的强国，但这强国的教育，又养成一种谬误思想，很使别人受许多迷惑，在自己也有害。这道理本极了然，近来各方面发起一种运动，便想免去这害。其实也不单为趋利避害起见，正是时代精神的潮流，谁也不能违抗。所以除了黎明会福田博士的日本主义之外，也颇有不再固执国家主义的人，大学生的新人会尤有新进锐气。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国希望更大，德谟克拉西[2]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国更能理解传达，而且比我们也更能觉察自己的短处，这在日本都是好现象。但如上文所说，日本因为五十年来德国式的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上已经很受斫丧，中国却除了历史的因袭以外，制度教育上几乎毫无新建设，虽然得不到维新的利，也还没有种下什么障碍，要行改革可望彻底。譬如建筑，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国却还是一片废址，要造真正适于居住的房屋，比将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满足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这时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从时势上看来，这假洋房也断然不能再造，不过我们警告工程师，请他们注意罢了。六月间美国杜威博士在北京讲演教育，也说到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国才几礼拜，就看出中国这惟一的优点，他的犀利的观察，真足教我们佩服了。
日本近来的物价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鸡蛋每个金七八钱，毛豆一束七十余钱，在中国南方只值三四分银罢了。大约较七八年前百物要贵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样增加，所以很觉为难，所谓无产阶级的“生活难”的呼声，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东京并且房屋缺乏，雇工缺乏，更是困难。几个人会见，总提起寻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钱从前是两三元，现在时价总在六七元以上，尚且无人应雇。许多人家急于用人，至于用悬赏的方法，倘若绍介所能为他寻到适用的使女，除报酬外，另给赏金十元。欧战时候，有几种投机事业，很得利益，凭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成金 (Narikin即暴发财主)，一方面大多数的平民却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响。平常佣工度日的人，都去进了工场，可以多得几文工资，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现在的工场生活，也决不是人的正当生活，而且所得又仅够“自手至口”，(大抵独身的人进了工场，所得可以自养，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够了，)因此罢业罢工，时有所闻。我在东京最后这几天，正值新闻印刷工同盟罢工，多日没有报看，后来听说不久解决，职工一面终于失败，这也本是意中事，无足怪的。日本近来对于劳动问题也渐渐注意，但除了几个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资本家或以为是危险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还迷信着所谓温情主义，想行点“仁政”，使他们感恩怀惠，不再胡闹。这种过时的方策，恐怕没有什么功效。人虽“不单靠着面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面包，日本纵然讲武士道，但在现今想叫劳动者枵腹从公，尽臣仆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风气。据报上说，中元赠答，从前不过数元的商品券，现在是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希奇。又据三越白木等店说，千元一条带，五千元一件单衣，卖行很好，以前虽有人买，不过是大仓等都会的大财主，现在却多从偏僻地方专函定买，很不同了。有些富翁买尽了邻近的几条街，将所有住民都限期勒迁，改作他的“花园”；或在别庄避暑，截住人家饮水的来源，引到自己的花园里，做几条瀑布看看，这都是我在东京这十几日间听到的事。日本世代相传的华族，在青年眼中，已经渐渐失了威严，那些暴发户的装腔作势，自然也不过买得平民的反感。成金这两个字里面，含有多量的轻蔑与憎恶，我在寓里每听得汽车飞过，呜呜的叫，邻近的小儿便学着大叫“Korosuzo Korosuzo!”(杀呀杀呀!)说汽车的叫声是这样说。阔人的汽车的功用，从平民看来，还不是载这肥重的实业家，急忙去盘算利益的,乃是一种借此在路上伤人的凶器，仿佛同军阀们所倚恃的枪刺一样。阶级的冲突，决不是好事，但这一道沟，现在不但没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第一部分日本国民性初探（2）
人常常说，日本国民近来生活程度提高，这也是事实。贵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还有一班官吏与绅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趋时，借了物质文明来增重他的身价，所以火车一二等的乘客，几乎坐席皆满，心里所崇拜的虽然仍是武士与艺妓，表面上却很考究，穿了时式洋服，吃大菜，喝白兰地酒，他们的生活程度确是高了。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等乘客固然无一不是绅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3]，吃便当的人了；口渴时花一枚五钱的白铜货买一壶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车侍拿一两瓶汽水。若在三等车中，便大不同，有时竟不见一个着洋服(立领的也没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见食堂车来分传单，说大餐已备，车侍也不来照管，每到一个较大的站，只见许多人从车窗伸出头去，叫买便当及茶，满盘满篮的饭包和茶壶，一转眼便空了，还有若干人买不到东西，便须忍了饥渴到第二站。卖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车前决不见有卖便当的叫喊，因为叫喊了也没有人买。穿了frockcoat[4]，端坐着吃冷饭，的确有点异样，从“上等”人看来，是失体统的，因此三等乘客纵使接了大餐的传单，也照样不敢跑进食堂里去。(别的原因也或为钱，或怕坐位被人占去。)这各等车室，首尾相衔地接着，里面空气却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有一次我从门司往大阪，隔壁的车位上并坐着两个农夫模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看他们容貌精神上，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朝鲜的农人穿了一身哆罗麻的短衫裤，留着头发梳了髻罢了。两人并坐着睡觉，有时日本人弯过手来，在朝鲜人腰间碰了一下，过一刻朝鲜人又伸出脚来，将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两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却终于并坐睡着，正如淘气的两个孩子，相骂相打，但也便忘了。我想倘使这朝鲜人是“上等”人，走进一等室，端坐在绅士队中，恐怕那种冰冷的空气，更要难受。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
我到东京，正是中国“排日”最盛的时候，但我所遇见的人，对于这事，却没有一人提及。这运动的本意，原如学生联合会宣言所说，这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论的与实行的侵略家(新闻记者，官僚，学者，政治家，军阀等)，我们本没有机会遇到，相见的只有平民，在一种意义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们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们里边那些小商人、手艺职工、劳动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于农夫，尤爱平和，他们望着丰收的稻田，已很满足，决不再想到全中国全西伯利亚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种人，很可嫌憎，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们并不限定是哪一行职业，大抵满口浪花节(一种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颂扬武士的故事)，对人说话，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这厮可恼”这类句子，举动也仿佛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说，可称一种戏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义。《星期评论》八号内戴季陶[5]先生说及日本浪人[6]的恶态，也就可以当作他们的代表。这种“小军阀”不尽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会上鼓吹武力主义，很有影响，同时又妄自尊大，以好汉自居，对于本国平民也很无礼。所以我以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只有这种人最可厌恶，应得排斥。他们并不直接受过武士道教育，那种谬误思想，都从浪花节、义太夫(也是一种歌曲)与旧剧上得来，这些“国粹”的艺术实在可怕。我想到中国人所受旧戏的毒害，不禁叹息，真可谓不约而同的同病了。
日本有两件事物，游历日本的外国人无不说及，本国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与艺妓(Geisha)。国粹这句话，本来很足以惑人，本国的人对于这制度习惯了，便觉很有感情，又以为这种奇事的多少，都与本国荣誉的大小有关，所以热心拥护；外国人见了新奇的事物，不很习惯，也便觉很有趣味，随口赞叹，其实两者都不尽正当。我们虽不宜专用理性，破坏艺术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乱发时代错误的议论。武士的行为，无论做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件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他们为主君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来已经全无意义，只令人觉得他们做了时代的牺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罢了。艺妓与游女是别一种奴隶的生活，现在本应该早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但事实却正相反，凡公私宴会及各种仪式，几乎必有这种人做装饰，新吉原游廓的夜樱[7]，岛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读作Tayu，本是艺人的总称，后来转指游女。游廓旧例，每年太夫盛装行道一周，称为道中)，变成地方的一种韵事，诗人小说家画家每每赞美咏叹，流连不已，实在不很可解。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况，与颓废派的心情，我们可以了解，但决不以为是向人生的正路，至于多数假颓废派，更是“无病呻吟”，白造成许多所谓游荡文学，供饱暖无事的人消闲罢了。我们论事都凭个“我”，但也不可全没杀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乐，虽然满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识上有点不安，便不敢定为合理的事。各种国粹，多应该如此判断的。
第一部分日本国民性初探（3）
芳贺矢一[8](Y．Haga)著的《国民性十论》，除几篇颂扬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说几种国民性的优点，如爱草木喜自然，淡泊潇洒，纤丽纤巧等，都很确当。这国民性的背景，是秀丽的山水景色。种种优美的艺术制作，便是国民性的表现。我想所谓东方文明的里面，只这美术是永久的荣光，印度中国日本无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术，日本的绘画雕刻建筑，都不能详细绍介，不过表明对于这荣光的礼赞罢了。中国的古艺术与民间艺术，我们也该用纯真的态度，加以研究，只是现在没有担任的人，又还不是时候。大抵古学兴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后，因为这时才能觉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与恩惠，虚心鉴赏，与借此做门面说国粹的不同。日本近来颇有这种自觉的研究，但中国却不能如此，须先求自觉，还以革新运动为第一步。
俄国诗人Balimon氏二年前曾游日本，归国后将他的印象谈在报上发表，对于日本极加赞美，篇末说，“日本与日本人都爱花。——日出的国，花的国。”他于短歌俳句[9]锦绘象牙细工之外，虽然也很赏赞武士与艺妓，但这一节话极是明澈：
日本人对于自然，都有一种诗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们很多的劳动，而且是美术的劳动。有一次我曾见水田里的农夫劳作的美，不觉坠泪。他们对于劳动对于自然的态度，都全是宗教的。
这话说得很美且真。《星期评论》八号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节说：
只有乡下的农夫，是很可爱的。平和的性格，忠实的真情，朴素的习惯，勤俭的风俗，不但和中国农夫没有两样，并且比中国江浙两省乡下的风习要好得多。
我访日向的新村时，在乡间逗留了几日，所得印象也约略如此。但这也不仅日本为然，我在江浙走路，在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生一种感触，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中间。但在江北一带，看男人着了鞋袜，懒懒地在黄土上种几株玉蜀黍，却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这半因为单调的景色不能很惹诗的感情，大半也因这工作的劳力不及耕种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别，与什么别的地理的关系是全不相干的。
我对于日本平时没有具体的研究，这不过临时想到的杂感，算不得“觇国”的批评。我们于日本的短处加之指摘，但他的优美的特长也不能不承认，对于他的将来的进步尤有希望。日本维新前诸事多师法中国，养成了一种“礼教”的国，在家庭社会上留下种种祸害，维新以来诸事师法德国，便又养成了那一种“强权”的国，又在国内国外种下许多别的祸害。现在两位师傅——中国与德国——本身，都已倒了，上谕家训的“文治派”，与黑铁赤血的“武力派”，在现今时代都已没有立脚的地位了，日本在这时期，怎样做呢？还是仍然拿着两处废址的残材，支拄旧屋？还是别寻第三个师傅，去学改筑呢？为邻国人民的利益计，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计，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够向和平正当的路走去。第三个师傅当能引导人类建造“第三国土”——地上的天国，——实现人间的生活，日本与中国确有分享这幸福的素质与机会。——这希望或终于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种颇强固的信念。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第一部分日本的人情美
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阅内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在《什么是日本文化》一章中见到这一节话：
如忠孝一语，在日本民族未曾采用支那语以前系用什么话表示，此事殆难发见。孝字用为人名时训作Yoshi，或Taka，其义只云善云高，并非对于父母的特别语；忠字训为Tada，也只是正的意义，又训为Mameyaka，意云亲切，也不是对于君的特别语。如古代在一般的善行正义之外既没有表示家庭关系及君臣关系的特别语忠孝二字，则此思想之有无也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内藤是研究东洋史的，又特别推重中国文化，这里便说明就是忠孝之德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国的国粹党听了且请不要鼻子太高。）现在我借了他的这一节话并不想我田引水，不过借以证明日本的忠君原系中国货色，近来加上一层德国油漆，到底不是他们自己的永久不会变的国民性。我看日本文化里边尽有比中国好几倍的东西，忠君却不是其中之一。照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也有非讲国家主义不可之势，但这件铁甲即便穿上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不能就作为大褂子穿，而且得到机会还要随即脱下，叠起，收好。我们在家里坐路上走总只是穿着便服：便服装束才是我们的真相。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辜鸿铭[10]老先生应大东文化协会之招，大颂日本的武化，或者是怪不得的，有些文人如小泉八云[11]（Lafcadio Hearn）保罗路易古修（Paul-Louis Couchoud）之流也多未能免俗，仿佛说忠义是日本之精华，大约是千虑之一失罢。
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和过郎在《古代日本文化》中论“《古事记》之艺术的价值”，结论云：
《古事记》中的深度的缺乏，即以此有情的人生观作为补偿。《古事记》全体上牧歌的美，便是这润泽的心情的流露。缺乏深度即使是弱点，总还没有缺乏这个润泽的心情那样重大。支那集录古神话传说的史书在大与深的两点上或者比《古事记》为优，但当作艺术论恐不能及《古事记》罢。为什么呢？因为它感情不足，特别如上边所说的润泽的心情显然不足。《古事记》虽说是小孩似的书，但在它的美上未必劣于大人的书也。
这里心情正是日本最大优点，使我们对于它的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而无限制的忠孝的提倡不但将使他们个人中间发生许多悲剧，也即是为世人所憎恶的重要原因。在现代日本这两种分子似乎平均存在，所以我们觉得在许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间时时发见一点光辉与美。
（十四年一月）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1）
日本是我所怀念的一个地方。我以前在杭州住过两年，南京东京各六年，绍兴约二十年，民六以来就住在北京，这些地方都可以算是我的一种故乡，觉得都有一种情分，虽然这分量有点浅深不一。大抵在本国因为有密切的关系的缘故，往往多所责望，感到许多不满意处，或者翻过来又是感情用事地自己夸耀，白昼做梦似的乱想，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脸孔，把麻点也会看做笑靥。对于外国则可以冷淡一点，不妨稍为个人主义的，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本来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西洋人看东方事情似乎多存一个“千夜一夜”的成见，以为这一群猴子中间必有十分好玩的把戏，结果将无论什么事物都看得非常奇怪，还有或者在政治上有过仇隙的，又未免过于吹毛求疵以至幸灾乐祸，此虽亦是人情所不能免，但与事实当然相去更远了。我在东京居住是民国以前的事，自庚子[13]至二次革命[14]这期间大家知道中国的知识阶级以至民党对于日本的感情是并不很坏的，自五三即济南事件[15]至五一五即犬养被害[16]这里边有好些曲折，我们现在不好一句话断定，至于日本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如西洋人那样看了好久画下来时女人还不免是左衽，在这点上我们总是比较冷静地看得清白的。因为这些缘由我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写这些回忆，我现在只想谈一点关于日本的感想，先略略说明自己的情调而已。
普通讲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爱国。日本自己固然如此说，如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的第一项便是这个，西洋人也大抵如此，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的各种著书，法国诗人古修(Paul-Louis Couchoud)的《日本的印象》都是这样说法。我从前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一时的习性，不能说是国民性，据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说日本古来无忠孝二语，至今还是借用汉语，有时“忠”训读作Tada，原义也只是“正”耳，因此可知这忠君之德亦是后起，至于现今被西洋人所艳称的忠义那更是德川幕府以后的产物了。我以为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性还是在别地方，这个据我想有两点可说，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此二者大抵与古希腊有点相近，不过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称日本为小希腊，我觉得这倒不是谬奖。我至今还是这个意见，但近来别有感到的地方，虽然仍相信忠君爱国是封建及军国时代所能养成的，算不得一国的特性，至于所谓万世一系的事实我却承认其重要性，以为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对于这件事实非加以注意不可，因为我想日本与中国的思想有些歧异的原因差不多就从这里出发的。
万世一系是说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贯，自从开国的神武天皇至现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延绵不绝，中间别无异族异姓的侵入，这的确是希有可贵的事，其影响于国民心理者自然至深且大。这里可以分两点来说。其一是对于国的感情。日本古来的幸运是地理上的位置好，人民又勇悍，所以历来他可以杀到中国高丽来，这边杀不过去，只有一回蒙古人想征服他，结果都沉到大海里去了[17]。因此日本在历史上没有被异族征服过，这不但使国民对于自己的清白的国土感到真的爱情，而且更影响到国民的性情上可以使他比被征服的民族更要刚健质直一点。中国从周朝起就弄不过外夷，到了东晋天下陷没了一半，以后千六百年，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元与清又两次征服了全国，这给与国民精神上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庚子联军入京时市民贴顺民标语还要算是难怪，九一八以后关外成群成队的将卒都“归顺”了敌国，这是世界少见的事，外国只有做了俘虏，后来还是要回本国去的，这样入籍式的投降实在是被征服的历史的余毒。这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幸运来，他们对于本国所怀着的优越感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了。但是这种感情也有粗细的分别，即乡土的爱护与军国的欲望。如近代诗人小林一茶有几首俳句(即时应称发句)，其一咏樱草云：
“在我们国里就是草也开出樱花来呀。”——只译述大意，一点都不像诗了，樱草中国名莲馨花，但我们不大知道。其二题云《外之滨》：
“从今天起是日本的雁了呀，舒服地睡吧。”这都是诗人的说话。又如大沼枕山善作汉诗，我当初在永井荷风[18]的《下谷丛话》中看见他的一首《杂言》之一，很是喜欢，后来买到《枕山诗钞》，在初编卷下找到，诗云：
“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台发兴奇，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又二编卷下有《题芳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斋》诗四首，其四云：
“爱国忧君老陆诗，后人模仿类儿嬉，中郎慧眼能看破，杯酒之间寓痛思。”本来也很有理解，但是二编卷中有《源九郎》一首云：
“八郎单身取琉球，九郎多士况善谋，虾夷若用西征力，鞑靼[19]俄罗皆我州。”此原系咏史之作，称扬义经弟兄[20]的武勇，但诗既不佳，思想更谬，盖优越感之恶化，有如勃阑特思之批评普式庚(Pushkin)晚年正是兽性的爱国了。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2）
再说其二是对于君的感情。日本现在虽然还有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个阶级，普通总说古来是一大家族，天皇就是族长，民间亦有君民一体的信仰，事实上又历来戴着本族一姓的元首，其间自然发生一种感情，比别国的情形多少不同，或更是真情而非公式的。在中国六朝时有过雄略(二十一代)武烈 (二十五代)诸天皇，据史书上说颇为暴虐，但是去今已远，十世纪时冷泉天皇(六十三代)用藤原氏为关白，差不多是宰相执政，到了后鸟羽天皇(八十二代)建久三年(西历一一九三)以源氏为征夷大将军，大权更是旁落，幕府就是政府，天皇不过守府而已，直到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这才王政复古。臣民中觊觎皇位的也有过两个人，一个是武人平将门，一个是和尚弓削道镜，却都失败了。此外武人跋扈的更不少，不过至多做到废立，自己只要做“将军”握政权就够，这在中国只有曹孟德一人可以相比。顺德天皇(八十四代)承久三年(一二二一)禅位于仲恭天皇(八十五代)，称上皇，但上边还有两位在那里，即后鸟羽上皇与土御门上皇。后鸟羽上皇因为政权为幕府所把握，而且源氏既灭，陪臣北条氏擅权，心甚不平，便下敕讨伐，北条氏军立即占领京都，于是废仲恭天皇，立后堀河天皇(八十六代)，三上皇则悉“迁幸”，后鸟羽上皇往隐岐，土御门上皇往土佐，顺德上皇往佐渡，又于京都南北六波罗设“探题”官两员，以监视宫廷。这在历史上称为承久之乱，又百年而有建武中兴之事。后醍醐天皇(九十六代)灭北条氏，改元建武，努力中兴，可是降将足利尊氏复叛，陷京都，三年 (一三三六)天皇幸吉野，称吉野朝，尊氏拥立光明院，自为大将军，开幕于室町，史称南北朝焉。在历史上南朝本为正统，三传至后龟山天皇乃以神器归于北朝后小松天皇(百代)，南北分立者凡六十六年。这样看来，武人对于皇室可谓不很客气，和我上面所说人民的感情大不相同，可是塞翁得失很是难说，因为天皇向来只拥虚位不管事，所以人民对于他只有好感情，一切政事上的好坏都由幕府负责任，这倒颇有君主立宪的好处，所差者就是那责任幕府是世袭的独裁者，自然不免有残民以逞的事情，但是由我看来这总比现在还好一点吧。我觉得日本这几年的事情正是明治维新的反动，将来如由武人组织法西斯政府，实际即是幕府复兴，不过旧幕府的态度是直爽的，他的僭上专擅大众皆知，做事好歹不与天皇相干，这是我所说的较好处了。别国的政治我们不好妄说，实在我也不懂，但这却是实情，历来天皇虽无实权，人民对于天皇的感情则很深厚。在明治四十年顷，大正天皇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我曾在东京见过一次，那时我在本乡的大学前闲走，警官忽然叫行人都在路旁站住，又叫去帽，一煞时皇太子和太子妃坐了一辆马车过来，举着手对众人还礼，我见了很佩服，觉得真有一家和平之象。日前听日本友人说，现今警跸森严，情形有点不同了。为什么这样剥夺了人民的信与爱的呢?这在中国不足为奇，但在日本虽然我们是外国人却不能不很为之可惜也。
日本人是单纯质直的国民，有他的好性质，但是也有缺点，狭隘，暴躁。在现今的世界上欺侮别人似乎不算是什么坏事，可以不说，单说他对自己也往往如此，爱之适以害之。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去年秋天我往东京，在一个集会上遇见好些日本的军人和实业家，有一位中将同我谈起许多留日学生回去都排日，这是什么缘故，他以为一定是在日本受了欺侮的结果。我说这未必然，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不曾受过什么欺侮，我想这还是因为留学生看过在本国的日本人再看见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行为的缘故吧，中国老百姓见了他们以为日本人本来是这样的，无可奈何也就算了，留学生知道在本国的并不如此而来中国的特别无理，其抱反感正是当然的了。那位中将听了十分诧异，说这样情形倒不知道，只可惜我无暇为他具体地说明，让他更知道得切实一点。恰巧今天(五月三日)北平《晨报》的社论讲及战区内纵容日鲜浪人欺凌华人的事，又引《密勒评论报》调查战区一带贩毒情形，云唐山有吗啡馆一百六十处，滦县一百零四处，古冶二十处，林西四处，昌黎九十四处，秦皇岛三十三处，北戴河七处，山海关五十处，丰润二十三处，遵化九处，余可类推。北平这地方虽在战区之外我想也可以加上，这里我不曾调查出数目，但据我从在北平的好些日本的熟人直接间接听来，颇知道一点情形，其实这已并非秘密，中日的警官以及北平市民大抵都知道了的。有一位日本友人说，他的店里常有人去说要买，答说没有，不肯相信，无论怎么说他总不肯走，盖他以为凡是日本人的店无不卖那个的也。这位友人的窘况与不愉快我很能谅解，他就做了那些不肖的同胞的牺牲，受了侮辱叫他有口也不能分辩。但是领事馆为什么不取缔的呢？说毒化政策这倒未必然，大约只是容许侨民多赚一点钱吧。本来为富不仁，何况国际，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并不做这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八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让北平(或他处)的人民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这于国家名誉有何好看，岂不是贪小失大么？日本平常动不动就说中国人排日侮日，其实如上边所说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专售吗啡岂不更是侮日之尤，而其原因还不是在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爱惜国家的名誉的缘故么？这又是甚可惋惜之一事也。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3）
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原是日本有名的东西，在古来历史文艺上的确不少可泣可歌的故事，但是在现今却也已不行了。民国以前我居留东京的时候，遇见报上发表市内杀死多人的案件，便有老剑客发牢骚说人心不古，剑术太疏了，杀人要这样的乱劈，真不成样子，而且杀女人小孩以及睡着的人，这都是极违反道义的行为。老年人的叹息多是背时的，可是这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至今还记得，虽然年月人名已经说不清楚了。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十五日海陆军青年将校杀内阁总理犬养毅，所谓五一五事件发生后，武士道似乎更成了问题：究竟这东西在日本还有么?我们回想元禄十五年赤穗义士四十七人为其主报仇[21]，全依了国法切腹而死。明治元年土佐兵士杀伤法国水兵，二十人受切腹处分。这些悉是旧式武士的典型，他们犯禁，便负责伏法，即或法偶宽亦负责自杀，依了他们的“道”，也就是斯巴达武士的“规矩”。后面这回现役军人杀了首相结果都从宽办理，无一死罪，亦不闻有如古武士负责自杀者，老剑客如尚在不知当更如何浩叹也。仔细想起来，这也不是现在才如此，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大地震时甘粕宪兵少尉杀害大杉荣夫妇及小儿，终得放免，已有前例。其次还有民间主谋的一团人，首领井上日召据说是和尚，初审判了死刑，再审却减了等，据报上说旁听的那些亲戚家属听了减刑的判决都喜欢得合掌下泪。我看了这纪事却只觉得满身不愉快，阿弥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扫地以尽了。主谋杀人的好汉却怎地偷生恶死，何况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照例说，那甘粕宪兵少尉，五一五的海陆军人，井上和尚，都应该自杀，即使法律宽纵了他们，这才合于武士道。然而他们都不这样做，社会上又似乎特别奖励庇护着他们，因此可知一般社会亦久不尊重武士道矣。户川秋骨在文集《都会情景》中有一小文谈到这事件，原文云：
“大臣暗杀固然也是紊乱军规，第一是卑怯的行为。这或是由于说什么现代之报仇那种头脑胡涂的时代错误而起亦未可知，然这种卑怯行为在今日却专归那所谓爱国之士去实行。他们自己或者没有自觉到也说不定，这样的事情乃真是士风之颓废也。在这一点上看来，现在顶堕落的东西并非在咖啡馆进出的游客，也不是左倾的学生，乃是这种胡涂思想的人们耳。
“我尝说今日如有侠客这东西，那也总是助强挫弱的这类人吧，于今知道这句话也可适用于某某了。”某某二字原系两个叉子，无从代为补足，看语气或者是军人二字的避讳吧。——说到犬养木堂，并不是因为他与中国民党有旧，我也和他的令媳犬养健氏见过，所以恭维他，公平地说倒是他老人家那种坚决的态度很有武士道的精神，只可惜不幸死了，对于中日两国都是很大的不幸，看他出来任这艰巨是原有觉悟的，所以那死也是他的本怀，后人亦不必代为扼腕嗟叹的吧。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但是这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子，写了要去还拖欠已久的文债，来不及再加增减。在末了我只想说明一句，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以至长节的著作，都是最初在那里发现，看出兴会来的。其中文泉子[22]最为特别，他不像别人逐渐地变成小说家，却始终只以写生文为范围，他的《写生文集》与《帆立贝》等，从前也曾搜得，回国时不知怎样的遗失了，如今所有的就只是这一小册追忆儿童生活的《如梦记》而已。庚戌年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意得见此册，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情形犹恍忽如见。三田虽是大街，惟多是晚间去散步，印象总是暗淡萧寂，与本乡不同，辛亥初冬回故乡，作小文纪旧游，只写一则而罢，题诗其后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何苍黄，盖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古事记》：
万世一系的神话起源[
绍原兄，
让我把这鹅毛似的礼物，
远迢迢的从西北城，
送到你的书桌前。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4）
我这里所译的是日本最古史书兼文学书之一，《古事记》（Kojiki）的上卷，即是讲神代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日本史册中所记述的最有系统的民族神话。《古事记》成于元明天皇的和铜五年（712），当唐玄宗即位的前一年，是根据稗田阿礼（Hieda no Aré）的口述，经安万侣（Yasumavo）用了一种特别文体记下来的。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字母，平常纪录多借用汉字，即如同是安万侣编述的《日本书纪》便是用汉文体所写。《日本书纪》是一部历史，大约他的用意不但要录存本国的史实，还预备留给外国人（自然是中国同朝鲜人）看的，所以用了史书体裁的汉文。但是一方面觉得这样一来就难免有失真之处。因为用古文作文容易使事实迁就文章，更不必说作者是外国人了，所以他们为保存真面目起见，另用一种文体写了一部，这便是《古事记》（虽然实际上是《古事记》先写成）。因为没有表音的字母可用，安万侣就想出了一个新方法，借了汉字来写，却音义并用，如他的进书表文（这原来是一篇骈文）中所说，“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不过如此写法，便变成了一样古怪文体，很不容易读，如第三节中所云，“故二柱神[24]立天浮桥而指下其沼矛以画者，盐许袁吕许袁吕迩画鸣而引上时，自其矛末垂落之盐，累积成岛，是自淤能棋吕岛”，即其一例。但到了十八九世纪，日本国学发达起来，经了好些学者的考订注解，现在已经可以了解了。我这里所译，系用次田润的注释本，并参照别的三四种本子。我的主意并不在于学术上有什么供献，所以未能详征博考，做成一个比较精密完善的译本，这是要请大家预先承认原谅的。
我译这《古事记》神代卷的意思，那么在什么地方呢？我老实说，我的希望是极小的，我只想介绍日本古代神话给中国爱好神话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学的人看看罢了。普通对于这种东西有两样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都不很对，虽然在我所希望他来看的人们自然不会有这些错误。其一是中国人看神话的方法。他们从神话中看出种种野蛮风俗原始思想的遗迹，——其实这是自然不过的事，他们却根据了这些把古代与现代在一起，以为这就足以作批评现代文化的论据。如《古事记》第三节里说，二大神用了天之沼矛搅动海水，从矛上滴下来的泡沫就成了岛，叫作“自凝岛”，读者便说这沼矛即是男根的象征，所以日本的宗教是生殖崇拜的。天之沼矛或者是男根的象征，（在古人的眼里什么不含有性的意味呢？）但并不能因此即断定后来的宗教思想是怎样。世界民族，起初差不多是生殖崇拜的，后来却会变化，从生殖崇拜可以变出高尚的宗教和艺术；而且在一方面看来，就是生殖崇拜自身，在他未曾堕落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他的美的。大家知道希腊的迭阿女索思祭（Dionysia），本为生殖崇拜之一相，后来的那伟大的戏剧却即由此而起。即在其初未经蜕变之时，如“布鲁达奇”（Plutarch）所说：“昔者先民举行迭阿女索思之祭，仪式质朴而至欢愉，有行列，挈酒一瓶，或一树枝，或牵羊，或携柳筐，中贮无花果，而殿以生支（Phallos），”固纯是原始的仪式，但见于艺术者，如许多陶器画上之肩菡萏的“狂女”（Mainades）以及发风露丑的“山精”（Satyroi），未始不是极有趣味的图像。我们可以把那些原始思想的表示作古文学古美术去欣赏，或作古文化研究的资料，但若根据了这个便去批评现代的文明，这方法是不大适用的。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5）
其二是日本人看神话的方法，特别是对于《古事记》。日本自己有“神国”之称，又有万世一系的皇室，其国体与世界任何各国有异，日本人以为这就因为是神国的关系，而其证据则是《古事记》的传说。所以在有些经国家主义的教育家炼制成功的忠良臣民看来，《古事记》是一部“神典”，里边的童话似的记事都是神圣的，有如《旧约》之于基督教徒，因为这是证明天孙的降临的。关于邻国的事我们不能像《顺天时报》那样任情地说，所以不必去多讲他，但这总可以说明，我们觉得要把神话看作信史也是有点可笑的，至少不是正当的看法。十多年前日本帝国大学里还不准讲授神话学，当初我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看夏目漱石[25]集中的日记，才知道因为日本是神国，讲神话学就是亵渎国体的嫌疑了。就这一件事，可以想见这种思想是多么有势力。可是近年来形势也改变了，神话学的著作出版渐多，（虽然老是这两三个著者，）连研究历史及文化的也吸收了这类知识，在古典研究上可以说起了一个革命。做有四大厚册（尚缺一册，未完成）《文学上国民思想之研究》的津田博士在《神代史研究》上说，《古事记》中所记的神代故事并不是实际经过的事实，乃是国民想象上的事实；后人见了万世一系的情形，想探究他的来源，于是编集种种传说，成为有系统的记载，以作说明。这个说法似乎很是简单，而且也是当然，但在以前便不能说，（当然现在也有些人还不以为然）更不必说能保全文学博士的头衔了。人类学者鸟居博士新著《人类学上看来的我国上古文化》第一卷，引了东北亚洲各民族的现行宗教，来与古代日本相印证，颇有所发明。照他所讲的看来，神代纪上的宗教思想大抵是萨满教（Shamanism）的，与西伯利亚的鞑靼以及回部朝鲜都有共同之点。此于人类学上自是很有意义的左证，但神典之威严却也不能没有动摇了。我说日本人容易看《古事记》的神话为史实，一方面却也有这样伟大之学术的进展，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对着日本表示欣羡的了。
（对于万世一系的怀疑，在日本的学者中间并不是没有。好些年前有一个大学教授讲到进化，说即如日本的国体也要改变，因此就革了职，但我记不清这事的详情和他的姓名了。一九二一年九月的《东方时论》上登载法学博士青木彻二的一篇随笔，名曰Zoku Seso Ibukashiki，译出来可以称作《续世事之离奇》，出版后即被政府禁止，据齐藤昌三的《近代文艺笔祸史》说，“作者青木博士终以朝宪紊乱罪下狱，在这一年里大学助教授森户辰夫、帆足理一郎、野村隈畔等，或处徒刑，或处多大之罚金，学者之有名笔祸事件相继发生。”除森户外，别人的事件内容我都不很清楚，但青木博士的我还记得，虽然杂志是禁止没收了。他的犯罪也是因为对于万世一系的怀疑。他对访问的记者说明他的意思，他不满意于一般关于国体的说法，以为日本是与世界各国绝不相同的；他不愿意被人家看作一种猴子似的异于普通人类的东西，发愤要表明日本人也是人，也有人类同具的思想与希望，所以写那一篇文章，即因此得罪在所不惜。这种精神也值得佩服，虽然与现在所谈的神话问题无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