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什么都讨厌的功课是一门修身。高小已经不用挂图，改用教科书了，不知怎的书面也龌龊，插图也粗拙，纸张印刷也都坏，是一种就是拿在手里也觉得不愉快的劣书。提起里边的故事来呢，那又都是说孝子得到王爷的奖赏，老实人成了富翁等，而且又毫无味道的东西。还有先生再来一讲，他本来是除了来加上一种最下等意味的功利的说明以外没有别的本领的，所以这种修身功课不但没有把我教好了一点儿，反会引起正相反对的结果来。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孩，知识反正是有限的，可是就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经验看来，这种事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就此相信的。我就想修身书是骗人的东西。因此在这不守规矩要扣操行分数的可怕的时间里，总是手托着腮，或是看野眼，打呵欠，哼唱歌，努力做出种种不守规矩的举动，聊以发泄难以抑制的反感。
我进了学校以后，听过孝顺这句话，总有一百万遍以上吧。但是他们的孝道的根基毕竟是安放在这一点上，即是这样的受生与这样的生存着都是无上的幸福，该得感谢。这在我那样既已早感到生活苦的味道的小孩能有什么权威呢?我总想设法好好地问清楚这个理由，有一回便对于大家都当作毒疮似的怕敢去碰只是囫囵吞下的孝顺问题发了这样的质问：
“先生，人为什么非孝顺不可呢?”
先生圆睁了眼睛道：
“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药喝，都是父母的恩惠。”我说道：“可是我并不怎样想要生活着。”
先生更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说道：
“这因为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我说道：
“可是我在不知道这些的时候还更孝顺呢。”
先生发了怒，说道：“懂得孝顺的人举手!”
那些小子们仿佛觉得这是我们的时候了，一齐举起手来。对于这种不讲理的卑怯的行为虽然抱着满腔的愤懑，可是终于有点自愧，红着脸不能举起手来的我，他们都憎恶地看着。我觉得很气，但也没有话可说，只好沉默。以后先生常用了这有效的手段锁住了人家质问的嘴，在我则为避免这种屈辱起见，凡是有修身的那一天总是告假不上学校去了。
十年前有日本的美术家告诉我，他在学校多少年养成的思想后来也用了差不多年数才能改正过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银茶匙》的主人公所说亦正是如此，不过更具体地举出忠孝两大问题来，所以更有意义了。
(廿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记〕 近日从岩波书店得到中氏的几本小说集，其中有一册原刊本的《银茶匙》，还是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的第一版，可见好书不一定有好销路也。
（廿六年二月二十日再记）
第一部分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1）
从前为《国闻周报》写过三篇《日本管窥》，曾答应王芸生先生说，末了还有一篇其四。可是一搁就是一年半，不曾交卷，愈搁愈不好办，到得现在虽想决心清理，这本卷子却无从下笔，着实感到为难。这缘故自然一半在于我自己的懒惰，一半也总为题目的难做。本来只要熟读了《东莱博议》，天下没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诀窍便是趋与避耳，趋即投机，应该怎么说的就怎么说，避即忌讳，不应该说的就不说是也，不佞未尝不读过《博议》，而且也作过管仲或汉高祖论，可以随意褒贬，不过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近日来更是思想顽固，不大会得通融，所以写出文章来总难合式，我曾经说过，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这回又特别“烦恼自取”，想来谈日本的别一方面，其写得不好更是活该矣。其实自己知道不容易谈的东西原可干脆的不必谈，这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们平常多只注意于所谓文化，所见的往往偏于盾的一面，今为补足起见自不能不来谈一下，若其事倍功半，即俗语云吃力不讨好，则本来是早就知道者也。
去年八月间我写《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之二，其中有这几句话：
“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那么现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暂时离开了艺文学术方面来谈谈日本，贤哲我们还不大配得高攀，不过懂总是可以懂得一点，至于英雄更是隔教，怎么谈得呢？其实英雄即流氓耳，有些大流氓会成得大事，如朱元璋与德川家康[45]，却是不可多得，普通的小英雄也就很是寻常，随时可以遇见，其成绩亦不过码头上拆梢之类，但在国际则是当然的罢了。我们平日讲文化的虽然看不起他们，实际上仍是身受其害，不容得我们不注意他，今天破费点工夫来说几句话，关于日本现代的英雄事业，虽然不能说得明白，略为表示一点意见，也总是应当的罢。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46]，结果原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个问题，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地做。这句话有点说得不大明白，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我老实说，我不能懂，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预备这篇文章，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懂的理由而已。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我们且具体的举例来说吧。
其一，藏本事件[47]。大前年夏天我往东京去玩，在日华俱乐部遇见好些实业家和军人。我提起藏本失踪的事来，一位中将答说：说起来实在惭愧。可惜当时的日本报纸和通讯社所发表的文章都散失了，如有人编辑为一书，倒是很有意义的事。
其二，河北自治事件。不知那里雇来的老头儿坐了破汽车到官所请愿说要自治，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了，军官也不赞成，问你们参谋本部不是与闻的么？他笑而不答。个人尽不以为然的，但事情总是那么实现着。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称之曰特殊贸易，如此名词颇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耳，非国家所可用也。
其五，白面事件。我曾说过，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这于贩毒可以得到证明。《管窥之一》中云：
“说毒化政策这倒未必然，大约只是容许侨民多赚一点钱吧。本来为富不仁，何况国家，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并不做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八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让北平或他处的人民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日本平常动不动就说中国抗日侮日，其实如上边所说，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专售吗啡，岂不更侮日之尤，而其原因还不是在于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爱惜国家名誉的缘故么？”
以上诸例都可以做我的证明。假如五十岚力的话不错，日本民族是喜欢明净直的，那么这些例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来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平日只看见日本文化的人对于这件事实当然要感到十分诧异，百思不得其解的，我说这是当然，盖因此不属文化分内事，虽贤哲亦无如何者也，但是我既然搬出这问题来了，无论对不对总得与以一种解释才行，文化方面的路已经走不通，那么就来走反面的路看，贤哲没有办法，那么就去找愚不肖的来吧，我这里只好来提出反文化说作解释，大家请勿笑话，如有更好的说法，不佞愿伫候明教也。
第一部分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2）
我看日本现在情形完全是一个反动的局面，分析言之其分子有二，其一是反中国文化的，即是对于大化革新的反动，其二是反西洋文化的，即是对于明治维新的反动，是也。我们推重日本的文化谓其自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但其以中国及西洋文化为根本则是事实，而汉文化的影响为尤大，盖年代久远，所入者深，所及者广也。日本开国相传在基督前六百六十年，谨慎的学者则仍取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为纪年，是时为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初仿中国用年号，次年即实行改革，于历史上开一新年代，一切文化于以建立，而为之模范者则隋唐时制度文物也。千余年来代远事繁，又学涉专门，不佞未敢妄谈，只就现代生活来说，汉文化迫压的痕迹也还是历历可睹，略举一例如文字，汉字至今还为中学生所必修，汉字到处皆是，不但可笑的是日本式罗马字未能通用，即日本假名亦终未能取汉字而代之，有一时候最出风头的断然处置呀膺惩等等话还不得不用汉语，这真是一段大喜剧。用毛笔与筷子似乎成一系统，日本也套在这圈子里没法摆脱，于是艺术与生活上有好些事情便又都只好跟着走，虽然成就自然可以有高下不同，这种文化的债务在当时虽很是欣感，后来也会渐渐觉得是一个压迫，特别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债主已是落魄的时候。民国前太炎先生[48]居东京，有人找他写字，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文云：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太炎先生的愤慨是难怪的，但是天下的负恩杀师其原因并不一定为的是愈己，实在有许多也因为是太不如己了，无意识的感着屈辱，想乱暴地反抗一下，才能轻松地吐一口气，这种行动显见得很不太雅，不过在世间也不是不可体谅的事情。在日本的汉文化的压迫实在太沉重了，明治维新以借用西洋文化成功之后，甲午之役出手一试，打胜了中国，反汉文化的反动便逐渐进行，现在差不多到了绝顶，仿佛有的失了正气，便成了如上文所说的状态。日本第二次的大改革即明治维新，从攘夷忽而转为借用西洋文化，这的确不愧为一大英断，但是反西洋文化的反动也旋即抬头，近年中乃与反汉文化的反动一同爆发，这在脱离国际联盟时松冈洋右[49]的拂袖子，与主张焦土外交时内田康哉[50]的后步里可以看出来，——说也奇怪，此二人的行动看去却仿佛都是美国电影式，全不像我们想像中的东方豪杰。国内有甘心给军人做听差的右倾政客文人新闻家不张旗鼓，结果提到了日本宪法学的功劳者美浓部达吉，拿这老头儿来祭旗，也做个杀鸡惧猴的勾当，可见他们是将大有作为，要努力来建立起“昭和维新”。果然五一五后还有二二六[51]，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事虽未成，右派势力之不可侮总是很明白的。明治维新的主要特色是尊王倒幕，借用西洋文化，右派当然是极端国粹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上述特色至少也总要修改吧，即使未便推倒。尊王是无疑的，我想如真是国粹主义则幕府制度似乎也未可厚非，西洋文化是不行的，但船坚炮利的一部份或当除外吧。这是我所拟议的日本右派所应取的态度，觉得如此才合情理，虽然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决无佐幕的理由，兹不过借助代谋，应有尽有的说而已。德川系是完了，侯爷只可去弄外交政治，不能再作将军，不过根据数百年历史上的经过，数十年教育言论的灌输，加以目下强有力的指导与运动，或者日本人民觉得在皇室之下设一军人内阁或曰幕府，只是非世袭而为亲任，似未始不较代议政治为更是国粹的吧。我近来常在等候这种主张的发生，这也别无作用，只觉得这样才讲得通，可惜不幸而吾言不中，至今竟没有人主张复兴幕府，明说要军人专政，大家都只嚷嚷说“法羞”，这令我听了始而固然失望，继而也不禁微笑。夫法羞者何也？意大利语fascio日本用作法西斯党或其主义解，非日本语也。日本右派欲作右倾的反动，却仍不得不借用欧语，吾于是深感到西洋文化迫压之深，殆不下于汉文化，其发生反抗的反动者宜也，惟其主动的国粹主义尚戴着西洋货的鬼面，此则颇可笑耳。据蔼理斯说，法西斯的发生须有三条件，即其一，国家昔曾有光荣而今已衰落，其二，人民有复兴的热意，其三，有人能担当此事业也。故德意土诸国合于此条件，英法则否，故蔼理斯以为此运动不能有为。日本情形正与英法同而德意土诸国异，国粹派有志右倾，无妨坦率直陈，苟所深信即主张幕府亦何不可，不必拾西人之唾余，以为护符，徒见其无气力无诚意也。譬如雅片公卖虽非盛事，但假如有充足的理由，真是利多害少，便不妨卖，直称曰雅片，土药云云已嫌多事，若讳之曰西北货，美之曰国货，不说别的，抑何其不大方乎。既非和尚喝酒，亦非穷汉偷鸡，不必隐语云般若汤，或曰踢球也。《系辞》云，失其守者其词屈。凡如上文所云皆不能免焉。
我用了日本反汉文化的反动来说明近来许多离奇的对华行动，自己知道不见得怎么靠得住，但是除此以外更没有方法可以说明，只好姑且以此敷衍。友人来谈，把大意告诉他，他不很以为然，说日本的这些手段并不专是对中国人用的，在本国也是如此，不过程度稍有不同罢了。举出例来有三月初北平日文报《新支那》上所载有称支那一读者的投书，有云：
贵报说中国人不大尊重人命的事情，甚是痛快。但是日本记者诸君这样说，我想不妥当吧。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似乎也并不是怎么尊重人命的地方。在那大地震的时候，造出朝鲜人的谣言，把他们杀了许多，又因了官宪的命令，不但是大杉荣夫妇连无罪的小孩儿也都虐杀了，这些事不说也罢。因为这些相隔了十四五年，青年们大抵都已不记得了吧。那么现在且来谈那满洲事变之后的，犬养木堂翁的暗杀事件。不，那并不是暗杀，非说明杀不可也未可知。明暗虽有区别，断人家的生命总是一样吧。现役军官杀了现任的内阁总理，还有成千成万的人民出来请愿减刑，减了刑的陆海军士官们又都恬不知耻地活着，真是奇事。我不知道武士道是什么东西，但从戏文和说书上也听到过一点儿，在那有名的五一五事件里什么地方还留存着少许武士道似的东西呢，我想来想去总是不懂。断了人家的性命，自己的生命是可惜的。这或不是残忍亦说不定，但难免是卑怯。（据上海《立报》译文。）
第一部分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3）
在我的《管窥之一》也曾说及云：
“其次还有民间主谋的一团人，首领井上日召据说是和尚，初审判了死刑，再审却减了等，据报上说是旁听的那些亲戚家属听了减刑的判决都喜欢得合掌下泪。我看了这记事却觉得满身不愉快，阿弥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扫地以尽了。主谋杀人的好汉却怎地偷生恶死，何况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
照这样看来，日本人对于自家人的行动也差不多，亦何尝明净直耶。其原因何在，鄙人不敏无从解说，只能正直地自白云不懂耳。我平常这样想，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够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乡张老相公之出巡，如北平妙峰山之朝顶，我觉得都能了解，虽然自己是神灭论者，却理会得拜菩萨的信士信女们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教的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浅近的例如乡村神社的出会，神舆中放着神体，并不是神像，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物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见不可见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的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一爪，非意识地动着。柳田氏所著《祭礼与世间》第七中有一段说得很好：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情感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特别地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得见了也并不一定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了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
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至少以我个人浅陋的见闻来说总是如此。如容我们掉书袋，或者希腊古代所谓酒神祭时的仪式颇有相似亦未可知，不过那祭典在希腊也是末世从外边输入的，而且在爱好希腊文化的人看去也未必感到亲近，虽然这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极是重要。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神道教[52]，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了，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到得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我想假如我能够懂抬神舆的壮丁的心理，那么我也能够了解日本的对华行动的意思了吧。可惜我不能，我自己没有什么宗教情绪，对于这些事情简直张不开口来，别说想去啃一下了。而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状态便决不能明白日本的许多事情，结果我不得不绝望，声明我不能懂，上边所说的也都是废话，只余这不懂的一句声明，这一句话却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窥》四篇这是最有价值的话亦未可知。日本常以书画美术等中国系统的文化给西洋人去看，又以机器兵械等西洋系统的文化给中国人来看，其所特有的神道教精神却并不提出来，人家并不大注意，其实这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无妨称之曰国粹。我们平日喜谈日本文化，虽然懂得少数贤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个国民上我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这种文化所表示者往往与事实现状背驰，我们即力加辨明，在常人看去难免以为终是诳语耳。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既声明不懂，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也。
廿六年六月十六日于北平。
第二部分战败的悲与喜
从友人那里借来一册日本小说，书名《播州平野》，宫本百合子著，一九四九年出版。她是现代日本的进步作家，本姓中条，在苏联留学，嫁给宫本显治，显治以共产党关系被判无期徒刑。至日本降服，始得出狱，已被监禁十二年了。这小说便描写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以后，石田广子为迎接重吉出狱，往来于母家夫家及东京之间，所见家庭社会上的情形，对于日本战败悲喜交并，很有意思。由著者看来，“这大（军用）工厂因了轰炸而破坏得踪影全无，无宁认为趋向整理的第一步，也无不可。”就是在一般民间，也都厌战，等到投降发表，大家倒反而觉得透过一口气了。第十二章末节说，“在那地方从五月时起街上流行着这样的歌云：
日本是好的国土，花的国土。
七月八月是灰的国土，九月十月是别人的国土[54]。
每一辆公共汽车上，必定有一个宪兵搭乘着跑路。可是在这街路上，这歌流行着，歌唱着。因了在生活上被套上去的愚弄而生的愤怒，使得各人对于这歌词的辛辣引起了同感。”其时还是在发表投降之前，于此可以见人言之可畏，够得上与中国古时所见的童谣相比了。（写好后见齐公文，知此书已有中国译本了。）
闲话日本天皇
一
俗语云，莫言闲话是闲话，是非多从闲话生，我就知道有过两件闲话的官司。其一是《闲话扬州》，作者易君左，关于女人说了些不很客气的话，被扬州人群起而攻，几乎捉将官里去，后来大概是道歉了事。其二是《闲话皇帝》，作者未详，有一两句话说着日本的天皇，引起严重的交涉，国民党政府张皇失措，把编辑杜重远关进牢里去，好容易才算完结。那文章当然谁也不注意，后来要看时却找不到了，只在北大的一个朋友那里有一份，他遇见日使馆的清水董三，问闲话事件为什么那么闹得严重，答说我也不知道呀，又问你看过那文章么，答说不曾见，告诉他我倒有一本，他很高兴要借读一下。里边犯忌的地方只是这样说，听说昭和喜欢研究生物，假如让他自由去做，比给军阀做傀儡实在于他更是幸福些，为了这句话那么小题大做的闹起来，清水看了也为之哑然。不久之后，吴佩孚在北京，有一次在宴会上，不知道主人是哪一方面，座中有几个日本人，都是参赞书记官之类，吴大发议论，说日本为泰伯之后，是他的同宗，而且辈分可考，昭和是第一百二十四代，他是一百二十三代，意思是说正长一辈哩。这在日本当然是大不敬，但是因为是他们所爱的北洋派巨头说的，认不得真，那些书记官都懂得中国话，弄得啼笑皆非，只好假装不懂算了。至于计算世代，昭和是从神武天皇算起，吴从泰伯算起，一样的靠不住，那又是另一问题了。
二
日本的天皇对于杜重远这回总算是威风十足了，可是他在家里却也未必怎么阔气。议员尾崎行云近时在一篇文章中说，日本夸称忠君，其实何尝如此，德川家康专政时给天皇的禄米每年二十万石，那个由强盗出身给德川帮凶封为诸侯的蜂须贺小六则有八十万石，三百年中大家视为固然。再回溯上去，十三世纪初后鸟羽上皇因北条义时横暴，讨伐不成，反被流放于隐岐岛，又百年后，后醍醐天皇同样地被北条高时流放于该岛，当时史书上记之曰“天皇御谋反”。就是在明治王政复古之后，政客想借他压服军阀，军阀又借了欺骗人民，但老百姓还是心里明白的。御用新闻记者报道兵卒战死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老太太们辄曰，好说，事实却不如此，他们死时总是叫妈的。又有教育敕语，学校仪式必须恭读，青年小学教员捧之上楼，至楼梯曲折处倏夹于胯下，与生徒共哄笑，旋复恭捧以至礼堂。这种小事情不曾公表过，只是私下却也普遍地流通着，显露出民间真正的空气，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还有些关于明治大正的传说，一般社会大都知道，但是因为是黄色的新闻，也不便记述，大概他们对于这几代皇帝与中国人从前看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与光绪）相差不远，只是并非异族，便看作一个胡涂的家长罢了。
第二部分揭示日本国民性格的笑话
要想了解一处地方的民情，一个巧妙而简便的办法是去看这地方的笑话，但是这里也有点困难，因为里边有些特殊的风俗习惯，至于言语游戏的趣味不了解也无妨碍，虽然有些是很好的笑话。现在便在日本笑话里选择几篇出来，做个样本，都是极普通的社会现象，在话里作了多少的暴露，也就是平民对于这些事体的批评了。日本的笑话研究他们自己说是不很发达，但据我看来也有相当的成就，过去三百多年约略与清朝相当的江户时代笑话书大都已有收集翻印，文学博士上田万年[57]、芳贺矢一诸人都注意及此，且曾选用于小学课本，到现在已有六十余年，成就不算坏了，虽然比起文艺的别的部门来，自然不免要相形见绌一点罢了。
现在先来介绍一篇讲那“侯爷”的。侯爷原文称作大名，本意只是大地主，即是有大片“名田”的人，在封建制度之下成为威福无比，生杀惟命的小国王了。这篇笑话表明侯爷是绝对的，凭了个人的意志，连方向也可以变更得，老百姓希望他不如此，便只好请愿了。
(一)方向
有侯爷的世子初到领地接任，农民和商人都出去迎接。那侯爷问道，在这里这面是西方吗?农民等回答说，在老侯爷的时代，这是东，这是西，这是南，这是北，现在请求大发慈悲，也同从前老侯爷一样，把这边当作南方，那是十分感谢了。
第二篇虽然不是讲大名，但是一样地说主从关系的，大名底下有一层层的家臣，他们也各自有主从的关系，也是极其严格的，这篇笑话里便看出一点对于它的反抗来了。
(二)主人的茶碗
主人不在家，家臣们聚在一块儿喝茶。这时候有叫做别扭平的人，拿出主人的茶碗来喝。有人责难他道，这不是主人的茶碗吗？那时他忽然摆出别扭的脸色道，说是主人，那也不是什么贱民，也并没有恶疾，我用他的茶碗喝有什么关系呢？
(三)胆小
非常胆小的武士，夜里到后边厕所去，觉得有点可怕，叫妻子点了灯同去。在便所里问道，你不觉得怕吗？妻子答道，这有什么可怕的事呢。便说道，到底是武士之妻嘛。
(四)新刀
有人得到一把新刀，便招集友人，说我们今夜去试刀去吧，大家都来看。到了静僻的地方，看见桥头有一乞丐睡着，映着月光看去倒是个肥壮的人。那么就砍这家伙试试吧，霎的抽出刀来，当的砍了下去，随又跑了回来聚集在一起，说不逃其实也可以吧。问砍着了没有，啊，的确砍着了，还砍到桥板呢。那么再去看一看吧，回过去走到桥头，站在乞丐前后，那乞丐蠢蠢的爬起来喝道，又来打了吗？
这两篇都是讽刺武士的怯弱的，但第四篇里却更有一种十分野蛮的公开习惯，值得指出，这便是“斩”，武士可以随便试刀砍人。据辞典里说，“在武人执政权的时代(一一九○年至一八六五年)，武士为练习武术，或试刀之利钝，于夜间立在静僻的路旁，不意地砍过路的人。”山路共古著《川柳岁时记》于地藏项下，引用川柳集《柳樽》初编的句云：
“眼看着斩的俨然坐着的地藏尊。”
加以说明道：“这种事情也实在会有的吧，在地藏是想予以救助的，但是全身都是石头，一动也不能动。”前后六百年中，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杀的不知其数，只剩了一个桥头的乞丐，来吆喝一声，来出一口气，也实在是可怜极了。
第五篇是讲欺侮媳妇的婆婆的，这是世间普通的事情，并不限于日本，因为说得颇是巧妙，所以也抄在这里了。第六篇则是赞美庸医的，天下老鸦一般黑，也可以见大家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五)姑媳
有个婆婆平日非常不讲理地欺侮媳妇，媳妇就一天到晚地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她那种不讲理的脾气。适值街坊来通知开会来了，她答说，好吧，现在主人不在家，等回来的时候就告诉她好了。那婆婆就嚷起来，有我在家，为什么都瞒着我，开什么会？媳妇于是就答道，不，并不是为别的什么事，只因为这条街里有两个欺侮媳妇的婆婆，要开会劝戒，不要生事。婆婆道，唔，那一个是谁呢？
(六)地狱
地狱里的牛头马面开会讨论，说因为近年地狱闹穷，托了风邪之神下去张罗，但是有那医生治疗，所以死的很少，用什么方法把世间的医生消灭了才好。其中有年纪较大的鬼说道，不不，那不是好办法，因为有他们在那里，所以不是有时候还有人来吗？
第二部分不可小看的日本文化（1）
实秋先生：
前日在景山后面马路上遇见王君，转达尊意，叫我写点关于日本的文章。这个我很愿意尽力，这是说在原则上，若在事实上却是很不大容易。去年五月我给《国闻周报》写了一篇小文，题曰《日本管窥》，末节有说明云：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这个意思到现在还是一样，虽然并不为的是怕挨骂或吃官司。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不能赞一辞，若是“虽败犹荣”云云乃是策论文章的滥调，可以摇笔即来，人人能做，也不必来多抄他一遍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方面，而这就不容易谈得好。在十二三年前我曾这样说过：
“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这几句老话在当时未必有人相信，现在更是不合时宜，但是在我这意见还是没有变，岂非顽固之至乎。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才有他的文学与文字，可是在奈良时代(西历八世纪)用汉字所写的两部书就有他特殊的价值，《万叶集》或者可以比中国的《诗经》，《古事记》则是《史记》，而其上卷的优美的神话太史公便没有写，以浅陋的知识来妄说这只有希腊的故事是同类吧。平安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60]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近年英国瓦莱(A．Waley)的译本六册刊行，中国读者也有见到的了，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四至一八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用，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本是“气质物”的流派，亚理士多德门下的退阿佛斯多斯（Theophrastos）就曾经写有一册书，可算是最早，从结构上说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中国滑稽小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自《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讲到描写气质或者还是《儒林外史》里有几处，如高翰林那种神气便很不坏，只可惜不多。
第二部分不可小看的日本文化（2）
总之在滑稽这点上日本小说自有造就，此外在诗文方面有“俳谐”与俳文的发展，也是同一趋势，可以值得注意的。关于美术我全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看浮世绘（Ukiyo-ё,意思是说描写现世事物的画，西洋称作日本彩色木板画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陈列处见过几张，自己所有都只是复刻影印。）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众画，不但近时的“大厨美女”就是乾隆时的所谓“姑苏版”也难以相比，他总是那么现世的，专写市井风俗，男女姿态，不取吉祥颂祷的寓意。中国后来文人画占了势力，没法子写仕女了，近代任渭长的画算有点特色，实在也是承了陈老莲的大头短身子的怪相的遗传，只能讲气韵而没有艳美，普通绣像的画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画只有差，因为他连气韵也没了。日本浮世绘师本来是画工，他们却至少能抓得住艳美，只须随便翻开铃木春信、喜多川歌或矶田湖龙斋的画来看，便可知道，至于刻工印工的精致那又是别一事情。古时或者难说，现今北平纸店的信笺无论怎样有人恭维，总不能说可以赶得上他们。我真觉得奇怪，线画与木刻本来都是中国的东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斋笺谱》里的蠡湖洙泗等画原也很好，但与一立斋广重的木板风景画相比较，便不免有后来居上之感。我是绘画的门外汉，所说不能有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画源出中国而自有成就，浮世绘更有独自的特色，如不是胜过也总是异于中国同类的作品，可以说是特殊的日本美术之一，这是我相信不妨确说的了。上边拉杂地说了一通，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他的文化值得研究，至于因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研究也很足为我国国学家之参考，这是又一问题，这里不想说及。这里想顺便一提的，便是谈这些文化有什么用处。老实说，这没有用处。好的方面未必能救国，坏的方面也不至卖国。近时有些时髦的呼声，如文化侵略或文化汉奸等，不过据我看来，文化在这种关系上也是有点无能为力的。去年年终写《日本管窥之三》时，在最末一节说：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质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意，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这里说得不很明白，大意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譬如能鉴赏《源氏物语》或浮世绘者见了柳条沟，满洲国，藏本失踪，华北自治与走私等等，一定只觉得丑恶愚劣，不，即日本有教养的艺术家也都当如此，盖此等事既非真善亦并无美也。古今专制政治利在愚民，或用锢闭，或用宣传，务期人民心眼俱昏才为有利，今若任人领略高等文化之美，即将使其对于丑恶愚劣的设施感到嫌恶，故如以真的文化传播作专制或侵略的先锋，恰是南辕而北其辙，对于外国之“文化事业”所以实是可为而不可为，此种事业往往有名无实亦正非无故耳。乱七八糟的写了好些，终于不得要领，只好打住了。我这里只说日本文化之可以谈，但是谈的本文何时起头则尚有年无月，因为这只是在原则上要谈，事实上还须再待理会也。妄谈，多费清时，请勿罪。匆匆。顺颂撰安。
二十五年七月五日，知堂白。
第二部分看待日本文化须一分为二
亢德先生：
得知《宇宙风》要出一个日本与日本人特刊，不佞很代为忧虑，因为相信这是要失败的。不过这特刊如得有各位寄稿者的协力帮助，又有先生的努力支持，那么也可以办得很好，我很希望“幸而吾言不中”。
目下中国对于日本只有怨恨，这是极当然的。二十年来在中国面前现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枪的厮杀也还痛快大方，觉得已不可得了。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该怨恨却尤值得我们的轻蔑。其实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未尝不明白。前年夏天我在东京会见一位陆军将官，虽是初见彼此不客气地谈天，讲到中日关系我便说日本有时做得太拙，损人不利己，大可不必，例如藏本事件，那中将接着说，说起来非常惭愧，我们也很不赞成那样做。去年冬天河北闹什么自治运动，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了，军官也大不赞成，问你们参谋本部不与闻的么，他笑而不答。这都可见大家承认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还卑鄙可丑，假如要来老实地表示我们怨恨与轻蔑的意思，恐怕就是用了极粗恶的话写上一大册也是不会过度的。但是《宇宙风》之出特辑未必是这样用意罢？而且实力没有，别无办法，只想在口头笔头讨点便宜，这是我国人的坏根性，要来助长他也是没有意思的事。那么，我们自然希望来比较公平地谈谈他们国土与人民，——但是，这是可能的么？这总恐怕很不容易，虽然未必是不可能。本来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第一类里西洋人居多，他们的亲日往往近于无理性，虽是近世文人也难免，如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法国古修（Paul-Louis Couchoud），葡萄牙摩拉蔼思（W.de Moraes）。他们常将日本人的敬神尊祖忠君爱国看得最重，算作顶高的文明，他们所佩服的昔时的男子如不是德川家康，近时的女人便是山勇子[61]。这种意见不佞是不以为然的。我颇觉得奇怪，西洋人亦自高明，何以对于远东多崇拜英雄而冷落贤哲呢？这里我想起古希腊的一件故事来：据说在二千五百年前，大约是中国卫懿公好鹤[62]的时候，蒲桃酒有名的萨摩思岛上有一位大富翁，名叫耶特蒙，家里有许多许多奴隶，其中却有两个出名的，其一男的即寓言作家伊索（Aisopos），其一女的名曰蔷薇颊（Rhodopis），古代美人之一，后来嫁给了女诗人萨福的兄弟。故事就只是这一点，我所要说的是，耶特蒙与伊索、蔷薇颊那边可以做大家的代表。老实说，耶特蒙并不是什么坏人，虽然他后来把蔷薇颊卖给克散妥思去当艺伎，却也因伊索能写寓言诗而解放了他，又一方面说，他们大众与伊索、蔷薇颊也恐怕着实有些隔膜，但如要找他们的代表，这自然还该是二人而不是耶特蒙吧。因为奴隶里有了伊索和蔷薇颊，便去颂扬奴主，这也正可以不必。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取这样态度的差不多没有，所以这里可以无须多说，在中国比较常有的倒是上文所说的第二类，假如前者可以称作爱屋及乌，则后者当是把脚盆里的孩子连水一起泼了出去也。这与上一派虽是爱憎不同，其意见却有相同之点，即是一样的将敬神尊祖忠君爱国当作日本文化看，遂断论以为这不足道，这断论并不算错，毛病就只在不去求文化于别方面耳。但是一个人往往心无二用，我们如心目中老是充满着日本古今的英雄，而此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旁观者对于他的成功或会叫好，在受其害的自然不会得有好感，（虽然代远年湮，记忆迷糊了的时候，也会有的，如中国人之颂扬忽必烈汗是也。）更无暇去听别的贤哲在市井山林间说什么话，低微的声音亦已为海螺声所掩盖了。如此，则亦人情也。惟或听见看见了，却以为此贤哲者也不过是英雄的家人，他们盖为老爷传宣来也，这种看法也可以说是人情，不过总是错误了。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