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似乎没有这样为难了。其实在去冬曾经有一回想译一小篇岛崎藤村先生的随笔送去，因为藤村先生的有好些散文都是我所十分佩服的，而且那时贵刊正要出藤村纪念专辑，觉得更是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决心想那么办，实在却是没有成功。那篇文章题为《短夜时节》，收在昭和五年出版的文集《在市井间》之中，反复看了几遍，觉得实在很好，等到要想动手翻译，才又看出来这里口气达不出，那里句子写不好，结果是思量打算了半天，仍旧一个字都没有写下来。这不是说前回不曾交卷的辩解，其实乃是说明翻译之不容易，假如这所要译的是自己所佩服所喜欢的作者所写的文章。或是原文未必佳妙，原作者未必高明，那么马虎的翻他一下也不见得真是怎么难，不过这类东西又未必有人愿意翻译，我们即使有闲，就是茶也好喝，何苦来自寻烦恼，在白纸上去多写上许多黑字呢。翻译白费心力固然是烦恼，而凭空又负上些责任，又是别一种烦恼，或者是日本所谓迷惑。我刚说翻译藤村文章没有责任，便是因为那时要出藤村特辑，纪念藤村的是非其责自在编辑者，应命为文的人别无干系，若是自己自动地翻译介绍某一作品，那么这责任就要自己去负，也实在是一件很有点儿麻烦的事情。譬如你翻译古典作品，不免有批评家要责备说为什么不介绍现代，如介绍了明治时代作品，又会得怪你不看重从军文士。古人说，责备贤者，自然也是光荣，在旁观的看来，总是有点不讨好，殊有狼狈不堪之印象，不过这里只是客观地说，在自己却自有主观，翻译的时候还是照自定的方针去做，因为自己相信所做的工作是翻译而不是通译，所以没有那些责任。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是颇强人意的事，只要自信坚定，翻译仍是可做的，比较成问题的还只是自己的能力。谈到这里，我对贵刊想说的话差不多就齐全了，文章虽不能写，翻译尚想努力，但是在原则上努力不成问题，何时能够实现却未可知，因为这有力的分量的关系。本来根本不是罢工，可是不免似乎有怠工的样子，上边这好些废话就只是当作一篇辩解。
第三部分日本亦有了解中国之必要（2）
末了顺便附说一点浅陋的意见。我觉得中日两国民现今迫切的需要一个互相坦白地披露胸襟的机会，中国固然极须知道日本，而在日本至少同样的也有知道中国人之必要。理想的办法是各人先讲各人自己的事情，无论怎么说都好，只要诚实坦白，随时互相讨论商榷，不久自然可望意见疏通，感情也会和好。若是甲国专来研究介绍乙国，乙国对于甲国也同样地做，那么是结果大概过犹不及，如不是太偏于客气。在中国与日本，我恐怕这情形就是如此。将来最好变换一个做法，由两国分别办一个大杂志社，中国方面由本国切实的学者文人主稿，撰述关于中国各问题的论文，译成流畅的日本语，按期刊行，供日本国民的阅读，同时日本也照样的办一汉文杂志，这也未始不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办法。中国的杂志以介绍中国为主，但也可留下十分之三的地位登载关于日本的文章，以便与日本方面交换意见，日本则附载关于中国的论文。这种有大使命的刊物其实倒很容易办，既然深切地感到东洋民族的运命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和不能寻出生路，但能一切出以诚实坦白，消极的条件只须不失国际的礼仪，那么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谈或是谈不通的。即如杂志的名号，中国所出的便可称为《支那卜日本》（按：“卜”系日文“与”字），日本的称为《日本与中国》，——中国人不必厌恶支那之别号，日本也无须再对中国二字表示争执了。写一封信，乃竟拉扯到三千言，已经有点可笑，末后又说梦话，这梦太好了，霍地醒转时将大失望，还不及做恶梦惊醒觉得快活。不过梦由心造，这里的意思总是诚实的，无妨说说，既然写下之后也就不再涂去。以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文章当然是不足道，但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若是中国要发刊梦想的杂志，我愿意贡献出去，还可以继续效力，关于日本的则只有那篇《日本之再认识》，事实上是一纸关店的声明，由此可知鄙人所言全无虚饰，亦当为朋友们所共谅者也。
草草不尽，即颂
撰安。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和南。
第三部分支那与倭的名称由来
承霞村先生惠赠“将来小律师”某君所著《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本，至为感谢。这是民国四年出版的，我当初也曾听到这个名字，但是没有机缘买来一看，到现在似乎已经绝版了。著者痛恨“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至于不可纪极”，故发愤作此册，“欲以报效国家社会于万一”，在现今所谓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仍不失为崭新的意思，可以得大众的同情，不必要我再来介绍。但是忠愤自忠愤，事实到底也还是事实，无论怎样总是改变不过来的，我现在想就某君论“支那”的这一切略略说明，当作闲话的资料。原文云：
支那（China），我译则曰蔡拿。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
案查中国藏经中向有“支那撰述”的名称。宋沙门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七“诸国篇”中有“脂那”这一条，注曰，“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西域记》云，摩诃至那，此曰大唐。”可知支那之名起于古印度，与《奥斯福英文字典》上所说一世纪时始见梵文中者正相合。“西洋语”不知何指，但看写作China而读如“蔡拿”，当系英吉利语无疑，武进屠寄氏亦曾主张支那原音应作畅那，与此说一致。但考《西域记》成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即西历六四六年，距七八九年诺曼人侵入英国尚早一百四十三年；即退一步而言《翻译名义集》，该书成于宋高宗绍兴丁丑，即西历一一五七年，是时古英文虽已发生变化，但China之尚未读成“蔡拿”，则可断言也。因为照英国斯威德（Henry Sweet）之“历史的英文法”所说，在十六世纪以前英文中的i字都读作“衣”，所以那时英文中如有这一个字，也只读作“启那”，决不会如某君所说的那样，与琼思（Jones）的现代英文国音字典所拼吻合也。
原书在同一篇中又说：
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与天地为长久，虽海苦石滥，亦刻刻不忘于心，铭诸杯盘，记于十八层脑里，子孙万代，无或昏忘。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复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吾因一倭字招人忌恨，割地丧权，来外交之龃龉，皆实其尤。（附注：校对无讹。）
案《前汉书·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可见呼日本曰倭并不起于唐朝。据《说文解字》第八篇云，“倭，顺貌，从人，委声。诗曰，周道倭迟。”许君生在汉世，倘倭字有“形其为东方矮人”之义，他老人家也总应该知道，带说一句罢。“加之以寇”，则又在唐朝以后。查倭寇之起在日本南北朝时代，西历十四世纪中叶，中国则为元末，距唐朝之亡已经有四百五十年之谱了，硬说割地丧权由于唐代的一字，真是冤乎枉也，我不能不代为辩护一声。日本人是否把倭字铭诸杯盘，我不得而知，但是字典我却查过几部，觉得“说其来由记其耻辱”的也不容易找到。字典中有倭字一条，这当然是汉和字典，我查服部与小柳二氏的，滨野的，简野的诸书，（凑巧这些人不是文学博士便是布衣，没有一个文学士，）只见大抵是这样写着：
倭人 古支那人呼日本人之称。
倭夷 古支那人呼日本人贱称，又倭奴，倭鬼。
这里所谓贱称显是指夷奴等字而言，与倭字没有什么关系，看“倭人”一条可知；其后且有“倭舞”之名，则系日本人自定，用以代“大和舞”（Yamato-mai）者。日本古训诂书之一为《倭训刊》，又古织物有“倭文织”一种，至今女子名倭文字（Shidzuko）者亦仍有之。著者谓日本讳倭字，至于为侵略中国之原因，愚未之前闻，不知其出于什么根据也。
本来做律师的人关于这些事情不很知道也还不足为病，我决不想说什么闲话，但是著者是堂堂鼓吹国粹，反对夷化的人，知己知彼，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故不惮词费，加以订正，以免盲人瞎马的危险。这个题目，照我作句上的趣味，本想写作“倭与支那”，但是一则因为文中次序有点不同，二则又因为恐怕要触爱国家之怒，所以改成现在这样，虽然这个调子我不大喜欢。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三部分佛文化使者鉴真和尚（1）
今年一九六三年是鉴真和尚的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听说中日两国都要盛大地开会纪念他，所以我来写这篇东西凑个热闹吧。不过参考材料十分难得，我所有的只是安藤更生的两部著作，一是《鉴真》，一是《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他是早稻田大学的日本美术史教授，是专门研究鉴真的，因为那部《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得到了文学博士的学位，出版的那本传就要日金二千七百圆，我也没法去购得，还是承他送给他一册，这才能够看到，但是，我觉得独占有点可惜，所以转送了北京图书馆了，现在留着做我的参考的就是那小册的《鉴真》而已。安藤氏还在研究中日的“肉身佛[111]”，著有《日本的木乃伊》一书，不过那是题外的话了。
鉴真和尚（日本称他作“大和上”，因为在七百五十八年曾经敕封他这个称号）是江苏扬州的江阳县人，俗姓淳于，生于唐中宗嗣圣五年（六百八十八年）也即是武后的垂拱四年，其时正是盛唐时代，比王摩诘还要早生十一年，比李太白早十三年了。小时候在扬州大云寺出家，神龙元年（七百零五年）十八岁的时候从道岸律师受了菩萨戒，在三年之后又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律师受了具足戒，就成了一个资格完备的僧人了。他的专门研究乃是律宗，对于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和法励的《四分律疏》最有研究，此外也跟了弘景学过天台宗的教义。以后在洛阳长安游学七年，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开始登座讲演律疏，就成为有名的律宗大师了。
其时日本政府很需一个律学专家，传授戒律，这事似乎是专属宗教问题，里边却有政治的关系。虽然大化革新（六百四十六年）仿行中国古时的善政，但是奉行的官吏不良，结果反增加人民的苦痛，因此农民生活困难，为免除租税课役起见，多削发变为僧尼。那时佛教盛行，但因制度还未完备，就是正式僧侣也因缺“三师七证”这些传戒导师，多是“自誓受戒”，不能如法授得出家人的“具足戒”。为得要补救这个缺陷，必须从中国迎接杰出的戒师，建立起正确的传戒规范来才好。当时首相舍人亲王接受了高僧隆尊的这一建议，便在天平五年（日本年号，七百三十三年）四月派出“遣唐使”去的时候，叫同船出发的留学僧荣睿、普照两人兼办招请戒师的事务。荣睿、普照首先请得敕许，从洛阳大福先寺的定宾受了具足戒。以后在京洛各处留学，到了玄宗天宝元年（七百四十二年）已经过了十年，便打算回国去了，想到招请戒师的事，便同长安大安国寺的道抗商量。道抗乃是鉴真的一个弟子，说这顶好是请教于他，反正到日本去那时是要从扬州出发的，其时鉴真五十五岁，正在扬州大明寺讲律。大约当时并没有想请他自己去的意思，因为像他一个淮南第一流的名僧怎能请他屈尊去呢，无非是想他推荐一个适当的弟子罢了。荣睿、普照就请道抗一同到扬州去，道抗答应了，同行的人还有长安僧澄观，洛阳僧德清，朝鲜僧如海，此外有从日本来的留学僧玄朗、玄法，也一同去扬州预备回国去。
道抗与首相李林甫的哥哥林宗相识，荣睿等因此去见李林甫，请求出国的帮助，林甫不但答应，还替他们出主意道，对外可说是往天台山去进香，因为陆路不便所以从海道去，如幸得顺风可以直去日本，万一风向不对，漂流到中国沿岸，有天台去的公文作证，也就无妨了。当时政府禁止人民私自出国，所以这样安排，林甫又给写信介绍在扬州作官的侄儿李凑，叫他帮助造船预备渡海。
这年冬天荣睿等到了扬州，去谒见鉴真，跪述请求戒师的意思，希望在众弟子中间任择一人前去，鉴真便问人谁愿意去，却无人回答，末了有祥彦说道：
“日本道路辽远，生命难保，渡淼漫的沧海，百不一到。《涅经》云，人身难保，中国难生。现在进修未备，道果未得，为此大众皆不能回答。”鉴真便道：
“此为了佛法，何惜身命。你们如不去，就是我去吧。”祥彦大惊道：
“若是和尚自己亲去，那就不一样了。那么，彦亦随从了去！”
于是事情就决定了，愿意随行的有道抗、思托、如海、澄观、德清等共二十一人，这个结果殊出于荣睿等的原来希望之外了。计划等第二年天宝二年春天出发，那时候在浙江沿海地方有海贼吴令光一班人四出劫掠，海路不通，但是他们却不以为意，着手准备，满拟准时出发。到四月里道抗忽然提议道：
“我们去到外国，是为传戒法的关系，都是品行高尚的人，像如海这样学行缺乏的人，叫他不要去好了。”如海听了这话大怒，不顾前后，便自裹头径往采访使官厅，说道抗通谋海贼，造船储粮食，集合海贼五百人于各寺，预备进城来。那时淮南道采访使是班景倩，闻报大惊，先将如海下狱询问，遣人往各寺搜捕贼党。道抗被捕，供如李林甫所教的那样，有他给李凑的信可证，得以没有事，只把那船没收销案，将诬告的如海革除僧籍，杖六十，流放本籍。第一次的航海计划就是这样失败了。
第二次的航海就是这一年的十二月里举行的，同去的人是祥彦、道兴、德清、思托、荣睿、普照等十七人，前回闹事的道抗已经不在，那另外两个留学僧也已自去了，加上水手十八名，画家、雕刻家、玉石工、刺绣工，一总共有一百八十五人，可见此去原意大兴佛教艺术，只可惜遭了顿挫，船从扬州出了扬子江口，遇见大风，飘到明州（宁波）附近，为巡逻船所救，收容在阿育王寺里。
第三部分佛文化使者鉴真和尚（2）
可是航海的计划还在进行，鉴真等一行人则应了越州（绍兴）的龙兴寺僧侣的招请，前来讲律授戒，随后往杭州湖州等地方讲学。等到回到阿育王寺的时候，越州的僧人知道鉴真要往日本去，便去告诉州官，说荣睿主使鉴真将去日本，山阴县尉便差人把荣睿捉来，戴上行枷送到京里去，到了杭州却生了病，因请保释医治，末后报了死亡，得以逃生，到阿育王寺去，这样子第三次的计划便无形消灭了。
鉴真叫他的弟子法进带了两个人前往福州办具船只，预备作第四次的航海，自己却慢慢地从台州经由永嘉（温州）前去。可是到了台州黄岩县住在禅林寺里，次日早晨却突然来了采访使署官差，一行都被逮捕了。这一次的计划又被妨碍了，随后知道这乃是由于鉴真的弟子灵的告密，这似乎有点奇怪了。灵虽是弟子，可是他很不赞成他老师去日本的计划，以为高年不宜冒海路的危险，而又无法阻止，所以末了只好这样的办。其实越州僧人当初请鉴真去讲学，随后又去告发，似乎也可不必，但是连起来想，大概也是好意的要破坏这计划，因为在越州有昙一，杭州有灵一，都是灵师事法慎时候的同门，所以绍兴的和尚们或者是受了灵的托付，也未可知呢。但是这在鉴真看来，为佛法故应当不惜身命，今乃顾虑个人安危，乃是不明大义，非吾徒也。灵在扬州龙兴寺里对于鉴真表示十分忏悔，每日从晚八时直站到早晨四时，如是者经六十日，还是不蒙许宥，后来经别人调解，这才算了。
以后三年计划似乎停顿了，直到天宝七年（七百四十八年），这才又发起第五次的航海，同行者计祥彦、德清、思托、荣睿、普照等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其他希望同行的人一共三十五人，于六月二十七日出发。这一回在大海上漂流了很久，终于半年之后到了海南岛，随后由对岸的雷州上了岸，经由桂林、广州、赣州、江宁回到扬州的龙兴寺里。但是在这回旅行期中，鉴真却有不小的损失。其一是在端州，荣睿病重终于逝去了，其二是鉴真的眼睛很不好，渐渐的要看不见东西了，广州有胡人善治眼病，叫他治疗也没有见好，据推想原是白内障，大约因为手术的预后不良，所以终于瞎了。其三则是在赣江舟次，祥彦也得病死了。坚持渡日，冒险五次没有成功，随后徒众凋谢，自己又复目盲，年纪也已六十三岁了，但是立志不改，这种强毅的精神的确值得后人的敬佩的了。
鉴真于次年二月到了平城京（即奈良，是那时的京城），敕使安宿王率仪仗兵至罗城门相接，至东大寺居住，就是有新铸五丈余的大佛的所在。三月里吉备真备当敕使来了，宣敕语道：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可言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建立戒坛，欲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之事，一以任诸和上。”未几奉敕赐鉴真及法进，普照、思托等八人以传灯大法师的称号，并赐鉴真绢二十匹、缯二十匹、粗布三十端、细布一百屯（古代以绵六两为一屯，此似即以重量计），余人各给一半。是年四月初在东大寺大佛殿前筑戒坛，圣武天皇（应该称作上皇，因为日本那时也是女帝，即孝谦天皇，似乎是受了唐朝的影响，正是同中宗即武后和孝宗的关系一样）登坛从鉴真受了菩萨戒，太皇太后和孝谦天皇也受了戒，随后受戒的沙弥证修等四百余人。五月一日将天皇受戒的坛土移至西边，别造一个戒坛院，这至今尚存，又造四天王铜像，至次年（七百五十五年）落成，举行授戒，自此具备三师七证，有正式受过戒的师僧十八到场的，受戒才算有效，佛教的戒法正式成立了。
天平宝字三年（七百五十九年）鉴真从僧纲的事务引退，离去东大寺的唐禅院，另找住处，是为“唐招提寺”。其前一年有敕法：
“大僧都鉴真和上，戒行纯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悉从之学习。”奈良朝汉文学家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里记这事的缘起道：“时从四方来有欲学戒律者，以无供卷故多退还。此事上达天听，乃于宝字元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三日，敕赐备前国水田一百町。（古代地制一町为百亩。）大和上欲以此田建立伽蓝。时有敕旨施大和上园地一区，此故一品新田部王之旧宅也。普照、思托请于大和上，以此地为伽蓝，俾长传《四分律藏》，法励之《四分律疏》，《镇国道场饰宗义记》，道宣律师之《行事钞》，以持戒之力保护国家，大和上言甚善。即于宝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之名，后请官额，因此而定，以是日请善俊律师，讲彼疏记等书。其所建立，即今之唐招提寺也。”淡海三船乃是当时有名文人，与鉴真也友善，在鉴真死后因了思托的请，乃写这一卷《东征传》，给他作纪念，不但是鉴真传的史料，也是奈良时代汉文学的贵重资料，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假名”，所用全是汉文，现在留存的除了汉字拼写的《万叶集》和《古事记》以外，就只有那些汉文所写的了。三船曾经做过中央和地方的长官，长期任“大学头”兼文章博士，在古代文学史上是有适当的地位的人。
那时鉴真已是七十六岁了，在天平宝字七年（七百六十三年）也就是唐代宗广德元年五月初六日，终于圆寂了。从那年春天起，鉴真就身体不大好，他的弟子忍基梦见唐招提寺的栋梁折了，觉得是老师圆寂的先兆，于是同弟子们商量，给他造像，这便是现在的国宝，招提寺的“鉴真和上坐像”。像高二尺六寸五分，安置在开山堂里，因为生前模写，故制作特精妙，为日本古代塑像的惟一佳作，但因缺乏漆料，故所制干漆夹像甚为单薄，故稍现驼背，唯金堂本尊的夹像亦是干漆极薄，此盖由于物质条件之差，亦是无可如何。此外雕塑佛像甚多，大率是木像或木心干漆及木心塑像，皆是唐代式样，也是极为难得，但此是美术史上的事，不是外行人所能懂得的了。
关于鉴真的事迹现在只存淡海三船的一卷《东征传》可为依据，至永仁六年（元大德二年，即一千二百九十八年）有僧运行绘为《东征绘传》五卷，至今尚有传本。鉴真的弟子思托写有《大唐传戒师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三卷，略称《大和尚传》，对于《东征传》也称作《广传》，大概是他做了供三船参考用的，可惜散逸不传了。至于中国方面的材料，则听说在《宋高僧传》卷十四，有讲鉴真的文章，不过没有看见，所以也不说了。
第三部分入唐求法僧人见闻录
《巡礼行记》：
入唐求法僧人见闻录
得到“东洋文库”影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部，共四卷，系日本僧圆仁撰，用汉文记唐开成会昌间（838～847）在中国时事。圆仁上人（794～864）为传教大师弟子，入唐求法，经历现今之苏皖直鲁豫秦晋七省，归国后专力于宣教行化，确立天台宗派，殁后赐谥慈觉大师。《巡礼行记》历记十年内所见闻阅历之事，其价值可与玄奘法师之印度纪行相埒，读之不特可知当时社会情形，颇有趣味，亦多可以补史乘之缺，如会昌灭法事在正史上所记均简略，今据此记可稍知其详。本书有活字本，在《佛教全书》等丛刻中，惟系大部，殊不易得，此本系据古写本影印，卷末署云：
“正应四年（1291，元至正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于长乐寺坊拭老眼书写毕。……法印大和尚位遍照金刚兼胤（七十二）记之。”字体古朴，有唐人写经意，颇可喜，惟系老年之笔，故有时笔画模胡，不易判读。今择取数节转录于后，有显系脱误处已为改正，余悉仍其旧。
（一）寿宗卿
太子詹事寿宗卿撰《涅注疏》二十卷进，今上览已，焚烧经疏，中书门下令就宅迫索草本烧焚。其敕文如左：
“敕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国范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寿宗卿，忝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废典坟之旨，簪缨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虽欲包容，恐伤风俗。宜从左官，犹谓宽恩，可任成都府尹，驰驿发遣。”
太子詹事宗卿进佛教《涅经》中撰成《三德》廿卷，奉敕：“《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具已详览。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乃中土之圣，经闻利益之言。而寿宗卿素侪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况中国黎庶久染此风，诚宜共遏迷聋，使其反朴，而乃集妖妄，转惑愚人，位列朝行，岂宜自愧？其所进经，内中已焚烧讫，其草本委中书门下追索焚烧，不得传之于外。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三日下。” （《巡礼行记》卷四）
（二）赵归真
道士赵归真等奏云，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化人令归涅，涅者死也；感谈无常苦空，殊是妖怪，未涉无为长生之理。太上老君闻生中国，家乎太罗之天，逍遥无为，自然为化，飞练仙丹，服乃长生，广列神府，利益无疆。请于内禁筑起仙台，练身登霞，逍遥九天，鹿福圣寿，永保长生之乐，云云。皇帝宣依，敕令两军于内里筑仙台，高百五十尺，十月起首（案此是会昌四年），每日使左右神策军健三千人搬土筑造。皇帝意切，欲得早成，每日有敕催筑。两军都虞侯把棒检校。皇帝因行见问内长官曰：“把棒者何人？”长官奏曰：“护军都虞侯勾当筑台。”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当，须自担土！”便□船去。后时又贺筑台所，皇帝自索弓，无故射杀虞侯一人，无道之极也。 （同上）
（三）乞粮食
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便修状进节度制使张员外乞粮食：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 请施斋粮
右圆仁等，远辞本国，访寻尺教，为请公验，未有东西，到处为家，饥情难忍，缘言音别，不能专乞，伏望仁恩，舍香积之余供，赐异蕃之贫僧，生赐一中，今更恼乱，伏涂悚愧。谨遣弟子惟正状，谨疏。
开成五年（840）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员外阁下，谨宣。
员外施给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便修状谢：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谨谢
员外仁造给米面，不胜感戴，难以销谢，下情无任感愧之诚，谨奉状陈谢，不宣，谨状。
开成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
员外阁下，谨宣。 （同卷二）
（四）吃人
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频有敕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罚者何？彼兵众惊俱，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对刀于街衢而斩三段，两军兵马围着杀之。如此送来相续不绝，兵马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湿土为泥，看人满于道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辽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原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吃，诸坊人皆云，今年长安人吃人。 （同卷四，案此系会昌四年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抄）
第三部分汤岛圣堂参拜之感想
东京的本乡汤岛，和我是颇有情分的地方。光绪丙午为明治三十九年，余初至东京，即住在汤岛一下宿内，将及两年，故汤岛实为旧游之地中最可记念者也。汤岛圣堂见于载籍，素所知悉，惟向未得到，盖平常由汤岛东行往本乡三丁目，往神田则南行过御茶之水或水道桥，又或往日本桥，亦乘电车经过须田町，则绕出圣堂之西矣。七八年前曾趁暑假往游东京，择居于本乡之菊坂，至汤岛二丁目一看，震灾后下宿固久已不存，圣堂正在复建，亦尚未毕功也。今年四月，以事东行，在东京停留四日，乃得有机会参拜圣堂，可谓幸事，唯时间匆促，惜未能细观耳。大成殿门墙梁柱皆黑色，宇野先生云，此系依照朱舜水之说，不知何所取义。案中国孔庙并不如此，查舜水《朱氏谈绮》卷中，大成殿项下确说明用黑漆，想别有根据，今不可得而知矣。斯文会出版有《日本现存文庙》一书，共列三十一图，其中自以汤岛规模最为宏大，其他地方有全同神社，或只一楹者，余见之重有感，更觉得孔子意义之重大也。亚洲古来曾出二圣人，是为孔子与释迦，佛法本是宗教，教化所及，寺院遍于东亚，盖无足异，若儒家所说但是道德，而影响亦及于国外，不为种族地域所限，则孔子视释迦为尤难矣。窃思孔子之教大抵只是一仁字，此与释氏之慈悲近似，但后者推至究极，而前者则止于中庸，此固可云不彻底，惟其可贵处亦即在此。盖孔子之道，常道也，看似平凡，却至真实，以理想论，其空灵微妙或不及出世法，若论实践，则惟此可常亦可久耳。《孟子·离娄下》云：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又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儒家用世以禹稷为理想，亦自坚苦卓绝，但以视菩萨投身饲饿虎之精神，则又可见其同而异矣。孔孟心在为民，惟不曾全把自己没杀，乃是推己以及人，如《大学》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焦理堂《易余龠录》中有一则云，“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简单的几句话，贯彻物理人情，能将圣人之常道说得明白无遗蕴。墨子主兼爱，而说明云己亦在人中，由是可知人己并重盖是东方道德上之一健全性，根基本甚深广，而儒家则所存独多者也。晚近思想界多受西洋影响，盛行各派极端的主张，其言或甚美，而多近于宗教，不合于人情物理，无论其为左为右，均为过激，大抵害多于利，如凡极端为社会国家而轻个人者，其危险倾向皆可惧也。孔子中道，庶几为救时之良药，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民间多文庙，今又得至汤岛瞻礼圣堂，知孔子影响之远大，深希望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已。
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四日记于北京
第三部分从羊羹到羊肝饼
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如有名茶点的“羊羹”，便是最好的一例。
“羊羹”这名称不见经传，一直到近时北京仿制，才出现市面上。这并不是羊肉什么做的羹，乃是一种净素的食品，系用小豆做成细馅，加糖精制而成，凝结成块，切作长物，所以实事求是，理应叫作“豆沙糖”才是正办。但是这在日本（因为这原是日本仿制的食品）一直是这样写，他们也觉得费解，加以说明，最近理的一种说法是，这种豆沙糖在中国本来叫作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相像，传到日本，不知因何传讹，称为羊羹了。虽然在中国查不出羊肝饼的故典，未免缺恨，不过唐朝时代的点心有哪几种，至今也实难以查清，所以最好承认，算是合理的说明了。
传授中国学问技术去日本的人，是日本的留学僧人，他们于学术之外，还把些吃食东西传过去。羊肝饼便是这些和尚带回去的食品，在公历十五六世纪“茶道”发达时代，便开始作为茶点而流行起来。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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