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分配，一是市场的问题，一是自由买卖或配给的问题。市场要众产业有平等和谐的发展，则商品交换自然深稳。而且要有人生的繁华，不是单为需要才购买。而且不要财富皆是为了再生产，财富应当为受用，生产亦不过是戏乐。
现代美国的众产业亦平均发展，但仍受资本的支配，不自在的。平等是要产业的自在遍在。这里要使人想起井田，井田的产业是生在天下世界的，不止一地域内众业平等，秦汉以后亦仍此意。美国虽说要开发世界落后地域，但天下世界的演成不是这样的性情，亦非这样的做法。
西洋又没有人生的繁华，西洋产业革命后，市场扩大靠一般生活必需品的皆商品化，亦仍只是为了需要，必需品的需要，奢侈品的需要，其提高生活程度亦仍只是扩大需要，为了满足欲望。但欲望是要餍饱的，结末弄到要靠新奇来维持市场，如汽车的年年换新型。而且生活的必需品是可以紧缩的，结末弄到自由买卖亦不能进行，要行配给制。
中国则是井田以来即有礼，祭礼婚礼冠礼，乡饮酒及朝聘会同宾主之礼，单是庶民皆有一套礼服，客来必市馔沽酒，就比西洋多了一层购买力，还有四时佳节，灯市龙船，是有这样的人生繁华，所以市场乃亦生在人世的风景无限里。文明是益益向处理生产品的方面发展，烹调比生产粮食更重要，裁衣比纺织更重要。而且好衣裳是还要人会得穿，好房子是还要人会得住，在店里看一件器皿和在人家里看这件器皿，会觉得很不同似的，即是物的值不单在生产中作成，而亦在使用时作成。西洋则说消费，使用只是耗损价值罢了，而且他们常会得消化不良，以致要以战争来消化，这是他们的无福。处理生产与分配得来的东西仍只有茹毛饮血那种程度，即分配亦不能有好性情，而且除了生产便无事可做，此所以西洋财富皆为再生产，而市场乃成了贪婪，总不得清明解决。至于自由买卖或配给制，那只是私有公有皆要能有得好的问题。自由买卖亦可以是金钱万恶，配给制亦可以如狙公赋芋。庄子里养猴的人经过群猴的民主决议，把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然后群猴排队来领配给的手，都欢喜了，我可是看了并不可喜。但自由买卖与配给亦皆可以是好的。自由买卖如上菜场买小菜，早晨头还没曾梳，邻女就来邀了，草草洗过碗盏，解下围襴，掠掠头发提篮就出去，外面满街阳光，菜场里皆是一片新鲜意，堂堂的一天里小小的盘算计较，亦分外有一种亲切。而配给则如昔时长安上元夜，皇帝请客，满城士女看灯，经过五凤楼前各领饮御酒一盃，或如今时民间仍有的清明节领豆腐猪肉，去众家山上拔笋，回来笋也分得，映山红花也折了一筐。怎样的自由买卖，怎样的配给，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总之是除了办法还要有人世的风景。
人情物意的美好只是生于礼。井田时代的事，齐桓公责楚子、"尔供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是以来问。"一到了是礼，连茅草之微亦可以这样隆重，而车服宫室之富亦仍只是个不玩人、不玩物。
包茅的说法是，堂前有嘉宾，主人陪着在说话，家里的妇人与小孩皆觉得晌午的光阴如天如地，新妇出来到客人面前安箸布菜，檐下初夏的天气照映得人的眉目和盃盘都是新的。客人问她话，她笑着回答，主人和她说话，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气与谦逊。一只盘子里齐齐摊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兰芽，白里隐隐带青，是一种最清洁的颜色，而所谓白茅缩酒，即是撮几茎放在盃盏里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觉得这白茅亦真的与众不同了。
井田是成立了中国人的福慧双修。慧是中国人能与逻辑亦调笑游嬉，没有服从真理那样的话。西洋人的精神传统是奴隶主的傲慢与奴隶的卑屈，以及对世界的无亲，所以他们的真理亦说像光线的不可弯曲，人要对之屈伏而不以为耻，共产党杀戮千万人，及任其去自然消灭，亦只因视真理的残酷为当然。但傲慢即是不好的，傲慢的真理亦不好。卑屈即是不好的，对真理卑屈亦不好。中国没有过奴隶社会，故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德是可以喜爱的，孟子亦说以善养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凡百东西，除了准确不准确还有好不好，若只准确而不好，那还是不对的。真理至多不过是准确。但还有更高的境界是好，惟中国有这好字，与欢喜相连，是吉祥喜庆的。
中国还有个巧合的巧字，这好字巧字与印度的妙字皆为西洋所无，而好与巧又比妙更有现实的事理。西洋是从奴隶社会以来，什么都是资本在起带头作用，一切办法与命令皆从上头来，凡百都有个缘故可以查对。中国则井田之世，众业众人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并非谁所造作，却像从满园花枝的春光摇荡里自然流露出来，连知识与感情都是诗经里国风那样的风，来得无因无由，是故中国人每会得无端忧喜，又会忽然有了办法，这即是巧。能无端忧愁，放在高位亦不丧其志，能无端欢喜，故惊险亦如惊艳，能无因无由的忽又有了办法，故不堕劫数。
西洋人惟有从他们的历史得来的知识，真理之神成主义，矛盾统一律，必然与偶然，个人对团体要牺牲不要牺牲等，皆是其阶级社会的反映。中国却有礼乐，礼实而乐虚，礼经而乐权，静则为礼，动则为乐，礼者尚别，乐者尚同，能正能奇故能变，这就把那些哲学的问题都解脱了。而礼乐即起于井田之世，华夏的产业广衍，处处人家鸡犬之声相闻，如大海水大平原的但见日月山川容与回环，虚实动静同异奇正皆是从这容与回环才有。
西方世界劫初成时
却说埃及巴比仑的商业愈单独凸出发展，愈破坏了全面产业的一体和谐，乃至商业自身亦愈集中于几种商品的尖端，范围缩小到只是香料、珍宝、高贵的织物及奴隶买卖，与大众的需要无关，对于全面产业则更无益处。这商品种类的狭隘，严格限制了交换的对象，内地市场很快就不够用了，还得要外地市场，于是激起对外贸易，且改变商人与地主的关系。前此商业资本的积蓄依靠地租，又因商品种类狭隘，买卖的对手亦只可找地主，商人与地主原这样结得牢牢的，后来却商业资本的积蓄渐渐到了能独立的程度，不必再依靠地租，又因发展了对外贸易，不必专靠本地的地主做买卖的对手，如此都市乃离开地主的统治，自由了。自由都市是商人可以自由统治的都市。
商业的支配威权到了都市，在人事上有些地方不能直接，便成了像神的辖治，因此看中僧侣，由他们来代行。这就出现了僧侣政治。
于是手工业亦来投靠。手工业是随着商品种类的狭隘化而亦专门化了起来，越发脱离了全面产业，只得跟商人一同搬场。而一搬搬到了自由都市里，手工劳动便渐渐成了奴隶劳动，因有许多不过是兼做做手工业的人不能也来，惟有奴隶无牵无挂，便由他们来做了手工业的新队伍，而手工业因此乃更从别的产业得到了自由，可以完全听从商人的吩咐。
自由都市之前虽亦已有奴隶，但只安插在原来的生产关系里，其劳动地位未即确定，及至自由都市，奴隶劳动才在手工业里正式成立，而且影响到农业，连农业亦学着以奴隶劳动为主体，是这阵风浪把剩下不多的自耕农亦一齐扫荡了，故奴隶劳动更加速了土地集中。
农村的出现奴隶制，是因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皆从农业分离出了，农业失了副业，就贫穷下去，自耕农与佃农皆变得不能维持，不能不集中土地由奴隶来耕种。养奴隶像养牛马，生产成本低，而以许多土地来养少数奢侈的地主，比养许多家自耕农及佃农还更合于经济学的原则。如此，自耕农就出卖土地，而佃农则或降为奴隶，或仍保持佃农的身份，却照奴隶劳动的标准来加租。
地主倒是靠此与商人多了一笔奴隶贸易，而且奴隶劳动的田场势必是商品化的生产，如此乃确定了地主的新身份，先时他还能与商人平行，现在则只是商人的助手了。
自由都市是如此建立了它的经济规模，有手工业与农业生在奴隶劳动上面，结成商人与地主的新关系，而手工业主则多由商人自兼。僧侣是因其比地主更无产业的利害关系，而有自由都市人的俏，有他来代行商人的意旨，商人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可是僧侣政治成立得并不很久，在巴比仑大约不过二三百年，在埃及还比较长些，商人渐渐对它不满意了。原因是发生了三个问题:一、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这样狭隘，不能与一般物产交换，对方只可用黄金与奴隶来偿付，久后这两项亦像外汇的用光了，买卖就不能活泼进行，惟有想法子去征服这班对手，用政治力量向他们徵收贡物，强制其执行对外市场的收支及物产交流，来挽救商业机能的萎缩。二、几个自由都市的商人互相竞争，对外贸易愈萎缩，竞争愈激烈，这亦要以征服来统一。
三、奴隶社会的不安渐渐严重化，需要镇压。还有各处的领主抢劫勒索，亦得有个对付的办法。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都要有强大的武力，僧侣政治至此乃显得懦弱无刚了。僧侣原先是好在其没有产业的身份，可以专心侍奉商业资本之神，现在轮到了对内对外要用火与剑，僧侣却因没有产业身份之故，编不起战士的大队伍，便被商人看不入眼了。
这时地主却一天比一天显得对商人更忠心，而且比僧侣有本领。奴隶制激化了土地集中，地主的力量比前更强大起来，他们手下各有一班肉体与灵魂都属于主人的劳动者队伍，可以要来赴汤蹈火，比僧侣的两手空空只会念经赌咒要有用得多了。如此商人就不要僧侣要地主，僧侣中有因寺庙的财产而变成地主的，则以地主的身份来参加新制度，僧侣政治便这样在商人的眉头一动之下被大家起来否定了。埃及于西元年前三千五百年，巴比仑于西元年前二千八百年，商人与新的地主队伍建了统一的王朝。
这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是西洋史上暴君政治的第一次出现，它为商人对内编法典，对外缔结通商条约，而以内镇外伐来使之发效。那法典与通商条约是刻在石柱上，与一队队持盾执枪的战士的浮雕在一起。而这石柱，早先是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而来，原与太阳世界在一起的，真是被亵渎了。
君珥王朝是阿凯底人的事，首创巴比仑文明的苏美尔人则在此以前造成了自由都市的僧侣政治，当他自个儿看着奴隶社会这些还在惊疑不定之际，已被打倒了。而到了阿凯底人手上时，对阿瑙苏撒始生文明的传统乃更隔膜，所以此后巴比仑还比埃及更一路多有革命变怪。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仍是原来的含人，比苏美尔人长久，其文明亦比它的深邃。
埃及金字塔前王朝的雕刻如"蹲踞的书记"，还有一种自然作风，而同时巴比仑的阿凯底人则已在讲说神先造都市后造大地的昏话了。埃及的神话迟起，但讲起来法老即是神，亦还比巴比仑人的气魄大些。巴比仑的东西看来很明亮，那明亮是离群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像黑暗的旷野里的煤气灯，所以份外耀眼。埃及亦不怎么好，但因尼罗河流域的肥沃地远比巴比仑的两河流域来得平均广衍，埃及产业全体性的割裂及商业资本的跋扈亦较为缓进，还保持健康得久些。埃及的法典不及巴比仑汉谟拉比法典的有名，但埃及有巴比仑难以相比的灌溉工程。
可是埃及文明随后亦生长不下去了，因为它的亦是奴隶社会。埃及的东西在金字塔王朝第十一代之后就失去早先的自然作风，而变成了风格化，风格化是人与物的被约制。埃及的建筑雕刻绘画使人看了有悠悠千年之感，但那深邃与安稳里有一种无声的惆怅，世界是个既成品，再没有什么可商量了。埃及的蓝色是一种色境界，离自然作风的明朗已远，但比神国好。印度没有神国，而有金色，亦是色境界。
却说埃及与巴比仑建起王朝之后，政治机关及军队的扩大，使国家财政在商业经济中成了重要的部门，新添了为政治及军队的谷物兵器及某种用品的销路，这不但增加了商业的活泼，还挑起了地主的经济机能，作成了手工业及农业的新气运。此时地主已兼贵族，地主贵族这名词在西洋史上首次出现了。王朝是政府及军队皆在地主贵族手里，僧侣退为祭司，但底下仍是奴隶社会的自由都市，故又称为开明专制，对奴隶专制而对商人开明，而如此商人乃更可横行，连国际贸易公司亦组织起来了。
可是再过得一回，商人对这王朝又不满起来。问题是，王国势力所及的属地属国不够大，而商业的偏进狂热及因商品种类的狭隘有限制，日益逼着要把贸易推到更远的异国异域，这在政治上是要把王国扩大而为世界帝国，但地主贵族的队伍此时已因土地的愈兼并而成了寡头的，连执掌王国还勉强，如何还能组织得起世界帝国，他们变得只是扮呆神，风格化了，即又偏会得浪费租税。
商人急于要把王国变成世界帝国，可是没有方法，又心痛政府的无能而化费，不免灰了心，渐渐对它游离。商人这一撒手不管，便引致了巴比仑吾弭王朝及喀什王朝的相继倾覆，埃及亦金字塔前王朝及牧人王朝相继倾覆。
吾弭王朝的被毁于喀什人，及金字塔前王朝的被毁于山中牧羊人，是后世罗马帝国被毁于蛮族的先兆，西洋历史从来是这样不祥的。不过当时的情形还比罗马的遭遇好些，喀什王朝及牧人王朝皆很快恢复了吾珥王朝与金字塔前王朝的规模，仍是那种地主贵族的作风，但因亦得不到商人来撑腰，不久又都倒了。
商人是对地主贵族气恼了一回，后来索性连王国亦统统不要了，而因世界帝国建立不起来，他们就自顾自去成立世界规模的通商机关，办起武装商队，如此就出现了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当年所做的，正是后世西洋无政府主义者及开明国际派如美国副总统华莱斯他们的古老的记忆。
可是世界帝国总得建立，而且机会亦在渐渐成熟了。埃及巴比仑的王朝经过两次倾覆之后，原来的寡头地主被打倒。许多中小地主抬起头，还有属地属国的地主亦参加进来，形成了扩大的地主贵族的新队伍，就向商人自告奋勇，要试来建立世界帝国看看。如此在埃及便出现了金字塔后王朝，造起大舰队，法老图特摩斯三世被后人誉为"埃及的拿破仑"。而在巴比仑则出现了亚述王朝，有"最伟大的战士"尼布甲尼为皇帝。这两个王朝皆搭起世界帝国的架子，这两位皇帝皆强调征服世界来应承商人的要求。
但这埃及的舰队及亚述的战士，宁是各靠当时的手工业改进了战具，物质上具有这样的条件，至于地主贵族的队伍则仍不够大，因其农业的基地到底受着严格的幅员限制，奴隶又不比中小自耕农的能战，公民的人数也太少，无论在政府里，或在战场上，中级的组织及行动都要地主贵族亲自来干，所以总是觉得人手不够。而且那班中小地主贵族上台之后，不久又渐渐变成寡头，在萎缩下去。如此就只剩下个大的政治机构的堆积与沉淀，霸图亦付之斜阳流水了。
此后乃有迦勒底人出来又拆散亚述帝国，改建成一个简洁的新巴比仑王国，而希腊人亦起来摆脱埃及，另建成自由都市的公民政冶。可是世界帝国的精魂仍在叫喊，所以同时又兴起波斯帝国。
希腊是迦勒底与腓尼基的合璧。腓尼基人只要武装商队，他们不要王国犹且可，连都市亦当它不过是商站，这怎么行?商人亦是要有家的，希腊人即比腓尼基人多了一个家，雅典──雅典不止是个商站，却还有政治，而这政治是由商人自己来干。过去自由都市的政治还要由僧侣代行，新巴比仑王国亦少不得有文武百官，商人立法而交由他们去执行，是分开的，皆不及雅典的公民政治才真是商人的苏维埃，立法与行政与监督为一体，把前此两千多年以来埃及巴比仑的古国巫魇来解除了，希腊的东西就是有这点健康明朗。
希腊的事业亦比腓尼基及新巴比仑王国做得大。腓尼基的只是商业资本的运动战，而希腊则更有阵地战。新巴比仑王国不得不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并重，而彼时是陆路的武装配备远比海上更费事，既要两者兼顾而又力有所不及，故凡事不敢放开手做。希腊则只要照顾海上，有武装商船即可横行地中海，雅典初时虽实力比不上新巴比仑王国，这点亦还供应得起，所以有几次战争打得轰轰烈烈，从此起了家。早先腓尼基人的武装商船亦很会打仗，不及希腊之处，是没有像雅典那样的都市做后方，新巴比仑王国有后方，但他的力量又在海陆两面分散了，惟独希腊能合有腓尼基人与新巴比仑王国的长处。彼时做生意带抢劫，海上是比陆上便当，地中海烟波浩渺，荷马史诗里古希腊的英雄乘船去天涯地角寻金羊毛，至今晓风凉月，犹应有人鱼哀唱似当年。
古希腊的英雄都是商主，同时又是国王与王子，他们把海当中那些小岛小国都抢掉杀掉，连那最强的特洛伊城亦攻下了，抢得来的东西，倒也新做人家三年饭米香。可是奥德赛战罢归来，再出发远去碰到了埃及巴比仑的国境，就得比较规规矩矩的做生意，贸易与抢劫如此暂时一分开，希腊的商主乃脱下国王或王子的甲胃，很本色的做起公民来了。现在是生意做得比以前大，却不能再像以前的尽管可以冒险，趁这一时的稳定与安闲，他们把一向买卖带抢劫得来的东西布置布置，和那现攒下的体己财富，为当时的贸易范围所限不能添进去做资本的，都用来就地建设，这才正式出现了希腊文化，它的鲜洁明亮，还隔代继承有阿瑙苏撒始生文明的一花一瓣。
但老是这样下去亦不行的，商业资本不能安份于已有的市场，亦不能从此规规矩矩的做生意只做生意，却是必定还要连抢带劫。希腊正待要向外面的世界再去看看苗头，恰值埃及巴比仑都倒掉了，迎面而来的是波斯。波斯与希腊两强相遇，一直难解难分，这里却有个问题又要重提，即商业资本要横行，说来说去必得有个世界帝国，这世界帝国真叫人坏尽心思，埃及巴比仑皆曾努力过，都没有建得起来，现在可是波斯能吗?希腊能吗?
波斯土地广大，农业与游牧结合，气象比埃及巴比仑还壮阔，而埃及巴比仑的贸易又引起波斯的商业及手工业，因此更多了一层活泼。波斯游牧部落的酋长及地主贵族的人数也多，魄力也大，比埃及巴比仑的寡头地主贵族更适宜于编成世界帝国的队伍，现在一受商业资本的召唤，他们就冲起如飙风，征服埃及巴比仑及印度，并且差一点也征服希腊。波斯虽有这样大的队伍，但商业资本之神的天庭则在雅典，可是希腊又缺少波斯那样的队伍，两边都是有一样缺一样，要能合起来才建得成一样世界帝国，故此这两位像谈恋爱一样，不见面又思想，见了面又难免口角之争，吵过一回又一回，真真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波斯对希腊的战争即这样总不得个成局。
还有希腊内部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斯巴达有比雅典更得力的地主贵族，也想来强抢雅典合编为一个世界帝国，雅典可真成了一位姑娘，西洋以女性称呼国家即是从雅典来的，她要当心被抢去，因为她家里没有男人。雅典的商人，前此兼做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场面到底还小，如今只能做做公民，再要兼职世界帝国的文武百官如何行?此外雅典虽亦有地主贵族，但人数太少，根基又差，上不得正场的。故此雅典前此亦不敢冒犯埃及巴比仑，这回亦是波斯来打她，她还手，却没有过她出去征波斯。这种地方好像还是斯巴达行，于是斯巴达要争做希腊之主，也和雅典连绵不断的打仗，但斯巴达的工商业还不及雅典，战场上的胜负因而不见分晓。
其后是马其顿人出来，把波斯对希腊之争及斯巴达对雅典之争都解决了。马其顿的地主贵族有一种原始的大力，背后有北方蛮族为背景，其商业又与雅典与埃及是近水楼台，规模比斯巴达的大，兵器比波斯的精，他就崛起先征服埃及，又辖治希腊，年青野蛮的亚历山大皇帝骑马进入雅典，从雅典的公民那里得到了商业资本之神的承认，比后世拿破仑皇帝从教皇那里得到了天上的承认还更动人。这位年青皇帝，他就像狂风暴雨，压倒了斯巴达，并且扫荡了波斯。看哪，世界帝国到底建立起来了。于是上帝看这是好的。
但是马其顿亦做得不好。世界帝国不仅要有新的中央政府、百官与军队，而且要帝国境内的社会经济与地方政府皆有个新编成，这比武功来得慢。马其顿即在这里一时未能配得上，亚历山大的帝国遂又瓦解了。这要到罗马帝国出现，才契机成熟。
罗马帝国是其全境的商业资本与手工业，与奴隶社会自由都市的公民政治，农业的封建政治，皆经过再编成而结成了一体。罗马帝国的文武百官不单以本地的地主贵族为干部，而且是把属地属国的地主贵族亦编了进去，故那样庞大坚实，下层则有比往时一切古国更大的奴隶为生产及战斗的队伍，此外更有比雅典更多的公民来做一切队伍的中坚。如此，世界帝国乃正式成立，它的来历与性格近是继承亚历山大皇帝的希腊与马其顿，远是继承埃及金字塔后王朝及亚述帝国的传统，它是海上的，又是大陆的，有法典、有平民会议、有罗马皇帝。
罗马帝国是商业资本的精神及其色相，有名的罗马法，如巴比仑说的"法典出自神授"，乃是商业资本之神交下来的，并非真由公民所产生。商业资本之神并不即是商人的化身，因商业资本与商业是两回事。商人受生理的感情的限制，及因他是那一行的商人的身份限制，有时会不纯，而对于同行同业或同行各业，会做出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看是不明大义的事来。惟有法典，它是把各种人及各种职业连商人及商业在内，皆置于商业资本的支配下，而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全套，故要由商业资本之神来作成，而公民会议则只是通过它。
法典不能违反商业资本，但可以违反商人，有时甚至可违反商业，因为认真说起来，商业资本只是资本，商业是附加词，并非隶属于商业的资本，所以后来还可以改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等。法典的精神既是资本的规律，在它面前便公民会议亦不得不谦逊，而且这资本之神彼时宠爱罗马皇帝尚过于宠爱公民会议，因罗马皇帝比组织公民会议的商人更少受职业身份的限制，更超然于世上的喜怒哀乐。在这一点，是继承有自由都市僧侣政治的传统。罗马帝国与希腊大不相同。希腊的商人是样样事都自己动手，而他们的奥林匹司山上诸神亦很有感情，希腊商人与各行各业的人交接，职业身份对职业身份还有个平等，而大神宙斯手下亦有工巧之神、耕稼之神、牧神猎神等。希腊的商业资本即是商业，资本之神即是商业，是有色相的，故此雕刻大发达，是神像而亦是人像。希腊商人又不大讲究法典，他们倒真是立法者，不必跟从法典，却只管做去就是，颇为活泼的，他们的大神宙斯亦没有立起十诫之类，行事说话尽可以反覆无常的蛮来。这些可真是希腊的好现象，在西洋史上是无匹的。
但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看，则希腊的做法是危险的。希腊的商业虽尊，其他产业仍多少可对之分庭抗礼，而商人亦有时会忘却他的身份，和他们玩玩吵吵当作兴头儿，雅典与波斯斯巴达打仗会那样的只打个平手，还只管打，弄到大神宙斯亦颇失威严，他手下的众神亦胆敢对他反抗了。
要等罗马帝国出现，众神才皆寂寞下去，商业资本的大神省却了许多喜怒哀乐，成了一个不可干涉的超自然的大力，连他的头生子商人亦见他慴息，而现在他是附在罗马皇帝身上显圣。罗马皇帝虽亦有妻室儿女，但在职业上他可算是净了身的，他有妻孥有财产亦只如神父太监的私蓄姬妾，私蓄庙产，惟他可以做世界帝国的神庙里的庙祝。
可是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罗马皇帝为了亦要有一份世俗的喜怒哀乐，而叫人纵火焚烧罗马城，不过他看了亦还是做不成诗。法典的社会没有人世，没有阳光与音乐，阿波罗的金琴已响绝音沉，连希腊人的竞技到了罗马人手上亦变成只是懒惰的消遣，罗马帝国那一代即是这样的严肃而无聊。
赫赫罗马，蛮族灭之，而后来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则不过是连文物亦销亡了的罗马帝国，那不可以造像的上帝是冠剑尽失的罗马皇帝在天上归了位。
再后来，文艺复兴的中世纪欧洲又有了希腊的雕刻与冠剑，耶和华亦又恢复为宙斯，手下又有了艺术之神、工巧之神、爱神，及从罗马时代新添进去的战神，而且许可诸神吵架，基督教亦分了派别。而且又有了许多半神半兽的英雄，海上的奴隶贸易，及城邦的战争，新的金羊毛神话，及新的特洛伊之战的史诗。可是西洋人直至今日，仍有着罗马人那种胆怯，他们早晚两次祷告:主啊，愿您听取您的最卑微的仆人的求告，愿您许可您的最卑微的仆人来完成您的旨意。因为在您面前，地上的一切不过是灰尘，而您的最卑微的仆人则不过是个虼蚤罢了。只有您的旨意，能使芦苇坚强如刀枪，并且世人的眼睛里有感恩的泪。亚们!
罗马帝国自身其实是个罗马城，罗马城外的义大利及更远的属地属国皆各是一个单位，单靠商业资本的线在拉拢，罗马帝国连不能是罗马城的幅射圈而只是些虚线。后世西洋的都市工业更发展了，把罗马城放大而为民族国家，但其外围的殖民地仍是虚线，仍只靠资本的力量在拉拢，虽到现在出来了帝国主义，有更强大的机器工具与国际金融资本，亦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再扩大。
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欧洲虽回到了希腊，但希腊只是罗马的初期，而文艺复兴亦果然又成熟了而变成帝国主义的教廷的侍婢，西洋史上的教廷政治乃真是罗马帝国及现代帝国主义的灵魂。而到了帝国主义乃至世界苏维埃联邦，亦只是放宽了罗马帝国的限制，而不能越出那限制。
西洋的社会先是奴隶，后是农奴，现在是工资奴隶，再变到国家机关的雇佣奴隶，他们的历史一直是资本为祟，从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国家资本，他们总不能产业的色相自身即是个具足。他们革命又革命，只能是从古代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到罗马帝国这一段传奇的反覆。古代西方皆入于罗马帝国，现代西方皆出于罗马帝国。
他们每次出现新的罗马帝国，而每次又毁灭，造了又拆、拆了又造，而且每次毁灭的原因皆只是这一个，没有人与物的位份，所以大信不立。他们的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
恒河畔金色莲花
印度的金色与中国的黄袍黄屋，日本皇室的徽章菊花，来历皆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金色与音乐同是可喜乐的阳光世界的波浪。在阳光世界里，田稻穰穰，长亭短亭，柴门流水，皆成金色，故金色不单是新有了一种颜色，而是众色提高到另一境界，一一是新的颜色了。金色是颜色而亦是光。
埃及的则是蓝灰色，阳光世界因奴隶社会而变成蓝灰色的天，感觉有种威力，人稍稍苍皇了。而希腊的白色则只是光，白色亦可是颜色，而希腊的白色是无色。后世西洋便总是采用埃及的一点灰，希腊的一点白。萧伯纳的作品里有一道光通过，可是没有颜色，此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德国与美国皆是钢灰色，但美国还更近希腊，美国且有点奶油色。
苏俄最近埃及，而因是新的奴隶社会，把那蓝改成了红。前此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对古代奴隶制亦是新的，上帝的使徒与教廷的主教亦穿红。那红是洪荒世界里太阳的红，与埃及的蓝灰色的天一般是隔代的旧石器时代人的噩梦。
埃及的蓝灰色在印度只用来昼夜叉，而红衣主教及共产主义那种邪气的红，在中国亦只有火神及女缢鬼才爱穿。中国人爱的蓝是宝蓝，红亦另有一种吉服的红，而代替钢灰色的则是青色，青色有一种贞洁。中国人不喜奶油色，白是喜欢李花梨花梅花的白，是一种丰富的颜色，中国人连日光月光亦说是日色月色。
中国人除了金色为尊，最喜欢的还是桃红。桃花极艳，但那颜色亦即是阳光，遍路的桃花只觉阴雨天亦如晴天，傍晚亦如晓日，故艳得清扬。日本人喜欢樱花，樱花像桃花，只是轻些淡些。故又印度的是金莲世界，中国的是桃花世界。莲花世界金色熠熠，无迹可求，桃花世界亦有这种好的糊涂。金莲深邃，没有一点危险性，而桃花飞扬，有危险性。瑶池王母的蟠桃会，及刘伶阮肇入桃源，桃花不免要思凡。还有晋人的桃叶歌与桃叶答歌，比起来，就觉得印度的莲花只是颜色，而桃花则真是花，印度的是佛境与五浊恶世，中国的是仙凡之境，但桃花种在闲庭里又很贞静，那贞静比金莲的深邃更好。
金莲而且冷清，桃花则有李花来相配，这亦是中国文明比印度文明更有人事的烂漫，桃李竞妍，金莲则要竞亦无可竞。而亦因这热闹，中国人爱了桃李亦还爱莲花。桃李与莲花成了汉朝及六朝唐朝的风景。
可是就连这莲花亦中国的与印度的不同，印度的像是金箔剪出贴在那里的，而中国人则宁是爱的采莲"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那莲亦不是金色的，而是红荷花，白荷花。梁武帝赋里"荷花乱脸色"，李白诗里"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以及一位王妃的诗里"天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都有烦恼，然而是非常好的烦恼。
中国连金色亦变得很世俗，单称黄或称金黄，因黄比金色更有颜色的具足，而且说是土德。佛寺来到中国，是赭红的墙或黄墙，亦总要表现一点土黄色，和尚是穿缁衣或大红金线袈裟，戴金色毗庐的，中国民间戏里亦把来都变成土黄色。这并非农业社会所可解说，西洋亦经过农业社会，但没有这样。而我仍喜南北朝及唐朝女妇额际擦娇黄的颜色，就像佛菩萨的金容，然而又是现世的女子。
吴季札观乐，但是看看颜色亦一样，这里就来说印度文明。印度有天地人，有众宝妙严，但金莲千瓣，印度从来是千王政治，没有大一统，缺少行动的大力。
印度的天与中国的埃及巴比伦的皆出典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印度称梵，如中国称乾，而称梵天则如称昊天，这天便是昭明的天，而称梵称乾则犹云天之昭明，性能与色相并不相离的，故中国不说祀上帝而说郊天，印度亦帝释并不了不起。但巴比伦的灵则已是天的性能从天的色相出离，在埃及更变为全能，再到希伯来人希腊人乃全然没有了天而只有大神。旧石器人虽有天，却只是个洪荒草昧可惊恐的大力，而耶和华亦不可以造像，因其与人无共通。
埃及人是把尼罗河亦说成荒唐可怖的威权，阎罗王的阎罗即从尼罗河的尼罗而来，还传到印度中国乃至日本来吓人。可是中国人说到黄河，竟没有个伟大的河神来相配，印度亦佛经里虽有主河神，但地位并不重要，恒河仍只是恒河。这天只是天，山河大地只是山河大地，真如"看竹何须问主人"，非常好的。
印度的诸天亦如莲花千瓣，有光明妙宝妙音声，地则有须弥山，有香水河，有无数众香国土。如来现相，诸天雨花，山河大地起六种十八相震动，此即天大地大人大，如来即佛，佛即大人。
佛名经及华严经里的诸佛菩萨，如大日如来、宝幢如来、光明普照吉祥佛、云海华严安隐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神，如珠髻妙目树林神、可喜乐奔流喧哗主河神、手执莲花主城神、海日云音主风神、妙音华色主昼神、善惭愧喜笑主药神，其实皆是人可以有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至于器物，如佛说金师冶金制具，分十层加工，那加工不止是把物来组织，而且是人的流露，所以一器一皿价值数千百亿。还有法华经里佛说观世音菩萨之事已，尔时大势至菩萨即从座起，把自己的项链献上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好，而大势至菩萨又是这样的欢喜，所以那项链真是希世之宝了。
印度东西有一种明朗深邃，那明朗是早先新石器时代始生文明的，而深邃则是这明朗的成长。埃及巴比伦亦深邃，但那是商业资本与奴隶社会所作成的王朝及帝国的巫魇，而希腊则把这些来否定了，才又透出早先那一点明朗，后来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亦是把罗马帝国及教廷的深邃暂又舍弃了才再现明朗，是故西洋的明朗与深邃不能兼，而惟有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可是印度则有金色。
古印度亦是好在没有奴隶社会，单从布施之盛即可见。西洋奴隶制及农奴制时代，有金字塔，有地主贵族的奢侈宴会，但惟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相当有民间财富的活泼，而其后遍地的教堂则靠什一税。印度遍地的婆罗门及释氏却无税收，无生利的庙产，且为僧不许过三衣，不许蓄隔宿之粮，而靠民间日日布施，此即见财富散在广大的民间，非奴隶社会所能有。
佛说平等，不但人与人，连与天地万物时空，过去现在未来，方位大小多少亦皆平等，并非此同于彼，而是如此如彼，不过是"如"，算是你富了，算是他穷了，但又怎么样呢?有这样的志气，即贫富的事实亦夸张不到那里去了。故平等亦又是自在，可以不向阶级讨生死，乃至解脱天地万物的六道轮回，解脱是文明的能游嬉。西洋的平等自由解放则在那里向阶级讨生死。西洋与印度是两家的家世就不同。
印度的家世要从达罗毗荼人说起。第二次大战前夕印度地下考古，发见达罗毗荼人的名城遗址已有高度的科学，其后雅利安人所建的只是摹仿，材料及设计皆不及。这达罗毗荼人当初迁入恒河流域，因其广衍，不像埃及人巴比仑人的动手即要霸占土地，他们在此建造产业，倒是与汉人在黄河流域所做的有几分相似。他们有马克公社，是井田的雏型，不过不能像中国的当真成立井田，其千王政治亦是有古中国诸侯万邦的性情，只差建不起天子之朝廷。
但恒河流域到底亦难比黄河流域的广衍，外面西部印度河流域即为季候风所不及，空气干燥，多是些草原及沙漠，中部印度斯坦及南部德干高原虽亦可游牧耕种，但要下辛苦，这两处达罗毗荼人皆不去。他们贪便利，只管从恒河下游沿东南海岸发展，直至锡兰，又延伸至西海岸，以与巴比仑埃及通商，而达罗毗荼人文明的本部遂亦渐渐离开恒河流域，移至印度南端。不以恒河流域为产业及政治的王畿，而惟以沿海的商站来联络，故其后分成五印度。
但彼时恒河流域的产业已有了平等和谐的基础，沿海的商业亦只吃的对外贸易的活水，不能伤害本土众产业的健康，倒是众产业的空气流通里有容许这点商业飞翔的余地，而不发生商业资本的怪力乱神，此即古印度之所以能有商主的妙严。西元前一千五百年顷，达罗毗荼人的最后光辉南印度名王那瓦拉，有宝象金车弓矢，且发明弓弦乐，后来佛经里说的七宝即是达罗毗荼人的。那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玉女宝珠宝主藏宝主兵宝，而以此七宝治世的转轮圣王那瓦拉，是尽有商主的妙严。
可是古印度不能有像黄帝的征岂尤，就在那瓦拉时达罗毗荼人被蛮族雅利安人进来征服了。印度有只古舞非常悲哀，是达罗毗荼人的遗民一翁一媪婆娑而舞，歌曰"日已夕矣"，望着前面杀来的雅利安人而慌张遁去。但亦因是千王政治之故，雅利安人对之不能一戎衣而定，却四面八方征战劫掠，经过很久的岁月，故佛经里说起前朝里，动不动是无数亿劫之前。
至释迦之世，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已千年，他们继承达罗毗荼人的文明，而且产业有了新建设。那产业的性情仍是早先的，但把来扩大了，兴起北印度的狩猎及农牧，与恒河流域的产业来相配，且又开通了对东方的陆路贸易，把对巴比仑埃及的海上贸易的本部移到恒河下游，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手工业乃亦来生在恒河流域的众产业里，有了新的平等和谐，新的热闹了。佛经里所说乳酪禽畜之多及手工业之盛，即远过于早先达罗毗荼人时代的。尔时达罗毗荼人的故都锡兰虽仍繁盛，但产业的本部及文明的本部皆已移到了恒河流域，释迦即在王舍城之时多，去南方之时少。
但雅利安人的亦是三千大千世界，形不成一个政治核心，没有像五霸的尊王攘夷，亦没有像埃及巴比仑的商业资本之神与地主贵族及奴隶的队伍，来编造统一的王国或世界帝国，而波斯人乃进来占领了印度。
可是千王政治亦避免了印度全境一齐被征服。早先雅利安人征服全印度至少经过二三百年，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并不一齐劫毁，故雅利安人有学习与继承的余裕，其后陆续征战便不像初期的苛性。这次波斯人进来，亦不是全境皆被占领。再则，凡异族入侵，皆必利用征服地原有的统治体制，否则亦要代它建立一个，才可肆行为虐，可是印度文明的秩序有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之外，不好被利用，亦难代它另建一个苛性的统治体制，是故波斯派来的总督宽大出了名，此则是印度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的好报。
耶和华以洪水与敌人之手毁灭以色列人，以色列一妇人在城门口闻前方兵败，说"荣光去矣"，即以这句话的意思给初生的婴儿取名字，还有传道书里那种荒凉冷漠恐怖，皆是感情惟在于现物。又如罗马帝国的灭亡，乃至今次败战后的日本人，因受了打击，一时心里都解不开了，竟怀疑到人世的大信。但彼时波斯占领军并非排山倒海而来那样的大军，印度人并不太害怕，不去想像有个超自然的大力，故不出现容易发怒的上帝，他们的东西亦没有都被抢光，感慨兴亡得失倒只是反省。败仗原亦不过像赌博的输了钱，并没输了人，情意的事只是还要以情意来解开，印度人即好在没有荡失到了玩世不恭的讽刺，这即是不轻薄，仍有着情意的端正，而从这端正里乃出来了释迦。
释迦是沦陷区的人，他并不只念念于印度的遭际，却还能平视世界。彼时西方古国如巴比仑埃及皆"银罐破裂，金链折断，日光淡薄，磨坊的声音稀少，人畏高处，路上有惊慌。"而胜利的波斯人亦不快乐，尚有起来除灭他的人在后头。这一切，连同印度的遭际，皆只是原始生命的炽盛，生灭不已，印度人说的无明，是宇宙的大的愚蠢，使人对之不暇怨怒，亦无法同情，而惟有慈悲。释迦的慈悲不是自居于超人，而是见这人世无常，众生苦恼，联想到自己身上不免怵目惊心，他不像基督的望着耶路撒冷城恸哭，却连哀恸之情亦平实化了，只是一份切切之意，是从这样端正的感情里所以他有理性清明。
释迦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文明的传授，二是文明的肯定，三是文明的成就，前两个都解答得甚好，末后一个解答得不好。
第一个问题，早先雅利安人原是印度北境的蛮族，佛经里有阿修罗、阿修罗者，大海中立，水不没膝，向下视仞利大。无酒，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不端正，惟女舍脂端正。在须弥山北大海之下万一千由旬，有阿修罗王，名日罗(目+侯)，势力甚大，纯食淤泥，及兴祸福，多与天睁。这阿修罗种的雅利安人入主印度，恰如征服巴比伦的迦勒底人，他们的诺阿"现世界的主人"是个四翼展开的鬼，而天则是指的达罗毗荼人。征服者来到文明的面前，觉身不洁，觉世界无亲，且有种负疚之心，觉身有罪。他们从达罗毗荼人摹仿，但摹仿得来的东西总有隔膜。
西洋更有两重隔膜，文明尚在巴比仑埃及时已因商业资本奴隶社会而迷失了，再经蛮族辗转过手，益发分离为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天廷。但文明在印度则惟有辗转过手这一重隔膜，而且雅利安人到底渐渐把来消化了，梵唱特有一种凄凉与喜悦，即因有这一段先迷后得的辛苦。可是到了被波斯人占领，触动旧时的那份凄凉，又凡事将信将疑起来。释迦于此的解答，是文明可以传授的，它能自照，亦能照它，能照它是因众生皆有佛性，虽是传授得来的，亦可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一解答在历史上极重要，汉人能同化蛮夷，而且将来还可以使西洋人亦皆来生在天下文明里，即靠文明是可以传授的。文明在西洋虽巴比仑埃及时已若存若亡，只得一些些，而这一些些在后世西洋亦仍有着，可见有了个文明，它就是有着在那里的了，我们仍可以叫喊得应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