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肯定文明，则是释迦之所以能成正等觉。四句偶、"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前半偈婆罗门亦晓得说，亦即因明里的"声无常，是所作故，喻如瓶等"，是造作的东西即有成有毁。而后半偈则为释迦所求得，即是尚有解脱生死轮回的无为法，譬如数学的点有位置无面积，它是不可以作的，但它是在的，物理的点会毁灭，可是怎么也不能想像数学的点会毁灭。文化必毁灭，文明则常在，文明是有常有我有乐有净的。
第三个问题文明的成就，释迦错在不能无为而亦有为。譬如数学的点是不可作的，用铅笔或粉笔画的点怎么亦不能没有面积，连一切规尺与三角板亦皆是不能绝对精密的，但数学还是用规尺三角板及笔作了点线与圆来演算，把有面积而位置不精密的东西亦当它是有位置而无面积的来处理。所以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而孔子说的天理亦即是人事。可是释迦说一定不可以造作。
释迦原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佛教不比西洋的宗教，佛不是神，亦非神的使徒，背后并无靠山，又不以赎罪说恐吓世人，亦不像欧洲的教廷有统治权，佛只是大人，其教只像教育的教，却竟能倾动一代的人与物，有在千王政治之上的世尊，这实在方可惊。但是在世尊那里，只见众生苦恼，而中国则"王者之民，浩浩如也"，中国的王者与民同乐，世尊则没有过一次与民同乐。世尊四十八愿度众生，度不尽恒河沙数的劫，可是劫这样东西，若能像武王的一怒而天下平，岂非就没有了?
而印度总是受外来的侵略，波斯人之后有马其顿人，此后又有大月氏人、蒙古人，直至陷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了，亦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没有大一统。印度史上惟孔雀王朝一统过，但阿育王亦只是千王政治的盟主，如早先达罗毗荼人的转轮圣王，不过气象更壮阔些。印度没有像西洋史上的王国帝国，是因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及公民与地主贵族的队伍，而其亦不能像中国的王天下，则因五常不备，不能制礼作乐。
从大月氏人入主印度到戒日王，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至隋唐之际，随着大西域产业圈的建立，印度文明有一次新的辉煌。这产业圈连印度在内，包括新疆甘肃西藏缅甸，及波斯阿拉伯的一部份，形成商业手工业农业畜牧与游牧的大结合，虽是以商业为纽带，却比罗马帝国更健康，有普遍的烂漫生发，且因加入游牧，新有了一种行动的大力。但这大西域仍只是印度千王政治的扩大，出不得真命天子。
其时佛教分为大小乘，大西域的人宁是通过小乘去接受印度的建筑雕刻绘画及舞乐，且因大西域产业的新活泼给了这些东西以新生，乃至在印度本土亦如此，因产业的新活泼而有了民间的许多新器物，这原可以作成佛教的新的现量的，可是论师们未免胆怯，故单标大乘，看重因明。
早先释迦说法，多以色相示人，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论师则惟是论，再没有那种春光烂漫，连说故事的本领亦比释迦相差远了。他们虽有个明彻的理性境界，爱说如大圆镜，但那镜实还不及庾信镜赋的镜好。好的东西是要有了才晓得可以是这样的，无明的东西被因果律所缚，而文明则如爱娇的女子，有时简直不听话或故意不听话，因果律亦拿她无法，而孔子的言行亦每出其门人的意料之外，还有大英雄亦喜怒不测，是故释迦游戏神通，因明可用可不用。原来如此，用因明的人是远比因明重要。但从论师，则只闻其论，不见其人。
而且论师们的因明学亦不佳。因明的现量不是西洋辩证法的现象，现象不过是外物，现量则是物的亲冥自体，至成极定，此乃是以文明来看现物，如诗人的竹子，美人的月亮。现量是要经过成，释迦多说成现量，而论师则惟应用现量，此亦是论师的不及释迦可亲，释迦对世界有一种喜气、一种凄凉，论师则没有。
论师陈那又把因明来革命，删去圣教量。圣教量在中国是先王之教，在印度是达罗毗荼人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如数学亦有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十几条自理，因明倒是从圣教量才有，如数学逻辑的从数学自理才有，如何可拿因明来论证圣教量?再则，古圣之言有的极正经，有的却是开玩笑说说的，而因此新鲜活泼，说话的人与说话的音凡，与被说被取笑的人或事物乃皆有了风光。可是论师没有这种会调笑的好，一股正经的论证，如同检讨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何以不说鹅亦先知，而断定古人之言亦有漏义有余义，要把来删去一样。
释迦破除无明，肯定文明，及文明的能自照照他，自了了他，继之者应当是成就文明，如孔子说仁，孟子荀子说义说制，但论师仍只反覆论证那四句偈。释迦成等正觉，华严经里还有"世界成就品"，而论师则但成唯识，可是万法唯识或盈天地皆心，亦不及身与万物俱化，如庄周的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及其觉，瞿瞿然周也，以及他的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倒是有风光明迷。
但这亦不能只怪论师，连释迦的明心见性亦是知仁未知义，达性未达命，这是文明在印度的未成就。
问史于中国
在埃及巴比仑与罗马帝国，在印度与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静好，亦更有行动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体，历劫而常新。它只是这样的，如孔子说的荡荡乎如天，民莫能名焉。而我如今来说，亦只因它于我是这样的亲，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问她今年几岁了?可曾上学?身体可好?曾服何药?如此盘盘问问，便变成写历史了。我们有时亦不过是对着面前的中华民国要这样盘问盘问。又如贾宝玉见林黛玉带来的扬州土仪，他拈起这件，放下那件，说好论坏，又问这是叫什么名字?那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来历?我们对中国的东西有查考评论，亦是像这样的无非因为欢喜。
今史学家疑古，疑古亦可以是小小的淘气，叫人好笑又无奈，但是一脸正经的儿戏则不可喜。他们不信中国古书，必要依照西洋史的规律，又且以为科学方法是一切。
他们见孔子已说过杞宋文献不足徵，故定出"先秦史"那样的名词，只承认比秦朝略早的事还可以谈谈。其实孔子说的只是钟鼓不足以徵乐，俎豆不足以徵礼之意，并非彼时已无信史了，不然他如何又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呢?
西洋旧约里有列王纪，新近又发现巴比仑的列王纪碑版，他们都是有王朝印有列王纪，此外且把前此的传说亦追记下来。列王纪已是信史，传说的追记未是信史，但亦有事件的可徵性。何况中国从黄帝时立史官，其后虽改换朝代，却没有过像西方古国的遭蛮族摧毁，及至孔子时，文献之多，不但藏在王室，还分发给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国左史倚相亦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塚又有竹书纪年。
彼时王室与诸侯的文献还开放任人参观，孔子即曾从周柱下史问礼，又参观过杞宋的文献，又在齐闻韶，又入太庙每事询问，而吴季札至鲁亦得观乐。既得参观，即民间还有抄本，故尚有史官以外的史家，如春秋与三传皆私人之作，而诸子书于前朝的历史亦多称引。至于尚书，那是选辑本，彼时搜赋，蒙诵，史进箴，给周室子弟当教科书读的，而士大夫亦得普遍传习，故选的教材记言多于记事，且各本的取舍有异同，所以造成后人对今古文尚书之争，其实皆是真的，而且彼时还另有纪年史。
秦朝焚书，不过是不许民间私藏，而在政府则仍保有着，故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及夏殷周本纪得有所本。其中如殷本纪，今史学家拿殷墟出土的乌龟壳与青铜器劈头劈脸打下去，叮叮当当一阵火星直冒，定睛看时，它仍然纹风不动，只得又承认它是信史。郭沫若使尽他那考古学的解数，到底亦说井田实有，而且如周礼及孟子所记载的那样。
地下考古学原不过是补充史料，却不足凭以论断，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殷墟甲骨文字即不过是彼时占卜的记载，一偏的东西，不能以甲骨文中所无者断定其无。又如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穴室，千年后地下考古若单凭晋陕北部的出土物，难道亦可断定中华民国还是穴居时代?
安特生推定中国铜器时代起自西元前二千六百或二千三百年，相当于黄帝或尧舜时，沙井青铜器则在西元前二千或一千七百年，相当于夏或殷时，这三百年的出入，倒是要靠中国古籍来取决，而地下考古所能补助古籍的则很有限。古籍记殷时文物之盛，即今时那些学者亦不能不承认其已是青铜器时代的高峰，此即青铜器的开始决不在殷时，至迟亦在夏时。铜器则黄帝时已是，而不始于尧舜时。铜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各有一番大变动与成就，自黄帝至尧舜时为一大成，自夏殷至周时为一大成。故可决定他的早三百年说为是，迟三百年说为非。黄帝时已有铜器，但不是黄帝时铜器才开始，还比这更早，汉人从阿瑙地方东迁时已带来铜器的。禹贡又记载夏时早已用铁，惟仍似青铜为主，中国史土石器铜器与青铜器乃至与铁久久并用，地下考古学者喜欢推定何器起自何年，亦要修正为何器在何年曾有。
安特生推测两个时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宁是依照顺序更多于依照地层。今时世界上一般考古学者依据地层推测年代，几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说几千年的出入，单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汉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见地下考古学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证的，若必待殷墟遗物来徵信殷本记，假使黄河改道，把殷墟连地底亦冲走了呢?数学若亦如此待证，如何还能演算天体?可是今时史学家纷纷的翻案与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并其已知而失之。
连对于那样可靠的中国古籍，我们亦非必要根据它，因为历史亦是生在现前，观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迹，则我们还要也有那样的情意，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今之史学连眼前的中华民国亦不知，而说是资本社会，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他又如何能晓得"先秦史"?
如今他们只用一派科学方法，用石器铜器等来划定时代，用渔猎农牧手工业或什么业来划定社会，用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来制定历史的规律，要中国史亦依照西洋史。但中国史与西洋史虽亦有看来像是相同的地方，殊不知解剖人体与猿体马体，亦是大同小异，相异只在脑这一点，而注意到这一点的相异竟有这样的重要，倒是靠的先已知道了人是人而马与猿则不过是马与猿。今之史学家却因对中国无知，单来与西洋比并形式，以致文明与无明的一点极小而极关重要的相异之处，被归纳法的四舍五入舍去了。至于落后蛮族，那是发育阻碍了，我们的童年时不像他们。
许多方法皆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呐喊，而不知治史是要自己亦能生在历史里。孔子少时微贱，多能鄙事，与司马迁的多爱不忍，皆是能有世情的热闹，人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他皆能与他们生在一起，情遍慧遍，所以能是良史。即如西洋人，他们亦知不能单凭物证来治史，却先是用旧约的创世纪，后又用辩证法，以神意与哲学来补成史学。但耶和华或世界理性皆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存在必是不可知的或知之不能尽的，故不断要靠新发明。中国则有我们自己的史学，治史可以好到即是历史自身的开物成物，是历史自身的"以观于天下"。此即中国史学除了技术还有道。
但亦要有好的历史才能有好的史学。西洋人对他们自己百年前的东西已觉其古，把古代与中古，近代与现代分得很开，是因他们的历史经不得劫就毁灭，一路否定下来的，故有这种隔世之感。在西洋惟数学不被否定，但于他们的史学仍无益，因为数学不能代替人事。中国人却能觉得汉唐乃至三代亦分明如同今天早晨的事，中国史学之不迷失，乃因汉人的历史自身从来不曾迷失过。历史上的远事，西洋人把来歪曲成神话，中国人则有朴素平实的传说，如盘古用斧开辟天地，与有巢氏隧人氏的传说，以及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皆不俟证据而成立。中国传说里还有混沌末开时，地在天宇中如蛋黄在蛋清里，及天皇地皇人皇的顺序，天皇氏最长，二十万年以上，地皇二十万年以下，人皇四、五万年，连这些亦皆有个缘故，比耶和华在七天里造天地万物的神话好。
中国的这种传说向来是流传在民间，很晚才被缙绅先生们所采录，并不是很晚才被捏造出来。即如今日，民间百作工匠有尊卑，木匠比裁缝是长辈，而铁匠又比木匠尊，石匠最尊，乡下人家若请一班匠人做生活，吃饭时石匠坐上位，余人毫无二话。石匠之尊，正是人类最初用石器的记忆。中国所以会出吴季札、孔子、司马迁等良史，即因他们是生在这个有史德史识天才的中国民间。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最好的史"国风"本来是民间的风谣、吴季札即以之观史。
治史是要有史德才亦能有史识的。西洋人对他们自身都阻隔，对别人当然更没有亲情，又如何能知史?他们入境先问神，再则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人，是故巴比仑与埃及这样接近，记载对方的文献却只有通商条约的那块石刻。希伯来人在巴比仑埃及皆长期住居过，而旧约里对这两个异邦的知识竟非常贫乏，还有对于经常与他们冲突的尼尼微人及以拦人亦如此，而新约里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载亦没有更多一点。希腊人是对于同在爱琴海的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战争抢劫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话与史诗了。雅典的一个史学家旅行巴比伦，惟惊羡于那里的一粒谷种可结二百粒。
此外从罗马帝国留下的史籍里，只可晓得罗马本土，关于其属地的情形，则记载的只是属地而无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还那样无知，以致几次十字军沿途糟塌生命。其后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里只见象牙与奴隶掠卖，把来放火杀戮得精光，弄到后人无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时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图都是黑影，像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荒昧里有傲慢与恐惧。便是问现在的英国人，他们统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对于印度仍只有早先东印度公司的那种知识，不过是调查统计得更详密罢了。
日本人为在这一点上学西洋，其所谓支那通对于中国的山脉河流、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情风俗，比中国人自己还更调查得清楚，彼时日本帝国的外务省与大本营根据这些知识来决定对中国的政略战略，反为打仗打到后来，越发感觉对中国人知之不尽。两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皆对敌我的生产力有情报，结果却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各自茫然。
单用科学方法，要懂得眼前的世界尚且这样难，弄点破铜烂铁又如何能知古人?任何方法与物证皆是要被历史所说明，更多于它的能说明历史。历史是如同乐曲、书籍与出土物怎样完整亦不过是谱。谱并不即是乐，却还要你按谱能弹。吴季札观乐，把几个朝代几个国家各只说得几句，却已见其大，乃因他这人能生于三世十方。司马迁亦并没有见过乌龟壳上刻的字，他的殷本纪却能写得这样真，是因为中国历史自有大信，是因为他能懂得，是因为他的人好。中国史学这样正确而完全，是因中国人说历史能像历史自己在说话，不是以鸟鸣春，而是春禽鸣，倒并非古籍保存得多即是完全。
且又知己则能知人，故记异域亦是中国人记得最好。中国最早记异域的书有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山海经里记边徼四夷蛮族，能把神话的东西亦写成传记的朴素，没有怪力乱神的威吓，好到像是图案。穆天子传里记周穆王沿途经过异族的部落，及山川道里，今时学者亲去踏勘过亦说没有错。二十四史从史记起，记匈奴西域西南夷与日本朝鲜等，竟是世界史的正本，而那些异域的古时情形倒反或多或少还靠中国而传。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但明确记载山川道路、物产、政教与风俗人情，并且真能写出彼时印度及大西域的文明，比起义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但以商人眼光来估了估中国的金银财宝，真要伟大到不知多少。
中国人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对蛮貊亦没有阻隔，所以能把异域的东西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有这样好。中国人与异域的亲情，乃是孟子说的仁者无敌无对于天下。就是对于现代西洋，中国人亦远比西洋人自己懂得更多，生物史要达尔文来为，易洛魁人要摩尔甘来为，西洋史亦要中国人来为。
又如以关于舜的历史为例，孟子最喜欢说舜的故事，苏赋亦有诗单道舜南巡卒于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在潇湘水上望之不返，洒泪成斑竹之事、苍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惟有苍苍枫桂林枫叶萧萧桂叶碧万里远来超莫及乘龙上天去无踪草木无情空寄泣这样一个用心如日月，能够"有天下而不与焉"的人，却又是个想起早死的母亲会哭泣，会受弟弟欺侮，而且可以被妻子照顾取笑与爱惜的男孩，但凡与他有关的东西，连草木都成了清香贞洁。他能够没有一点神性，而只是他的人好。这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或只凭理想，可算得信史吗?是信史。
譬如卢骚想要民约论，而说历史的开始即是民约，马克思爱阶级斗争，而说历史从来都是阶级斗争史，虽杂理想，亦确与他们的历史相符。大凡理想，皆必有其民族的记忆为根据与限制，对过去对将来都一样，西洋人知有原始的及将来的非阶级社会，亦当它只是像他们现在这种对立关系的社会，惟去了阶级，外加生产力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妄人的梦话与聪明人的法言，一般皆有个缘故。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舜，则在中国文明里实实在在是有的。
也有别的记载，如李白诗里"或言尧幽囚，舜野死"，那只是他感于唐明皇的事而假托寓言，唐明皇晚年被肃宗幽囚，稗史且说他被李辅国遣贼刺死。且即使如竹书纪年所云太甲杀伊尹，亦仍无伤于中国历史的大信。历史的流传是流传好的东西，而中国的言语与文字亦皆是为说好，不是为说坏，这并非禁忌，却是言语文字的清真吉祥，乃至说的疾病死亡，亦要像亲人或医生的没有不洁之感。
但亦有像鲁迅等人，他们说中国东西不好，那是如同年青人的总以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又如一个女孩子在打扮时对她自己生气，乃至她生气到家里人的身上，这也是可以的。年青人要西洋东西，又像小孩子的看见别人有，马上他亦要，这也可爱。鲁迅到底是可爱敬的，只是不可以为师，他的无禁忌即是中国文明的。他对中国东西颇有一笔抹杀的地方，但红粉是为佳人，受她委屈亦心甘情愿，宁可不要别人来安慰。即如我这书，亦不要我所不喜的国粹派的同意。
中国史学前人已有那么好的成就，但我们还可以有新史学，中国东西便是可以"三叠阳关，唱彻千千遍"，仍然一回相见一回新，像天天上街买小菜，不必时时变花样亦可以餐餐是新鲜。新史学并不在于发明，去发明历史，那历史即成了有永远发明不尽的阴暗部份，且连那发明的部份亦到底不能算数。新史学是写古时的事亦只如为的现在，写的自己，因为人是生于一个时代而同时亦生于许多个时代。吴季札观乐，我们不但从他的话里晓得了诸国的前朝后代事，而且更看见了吴季札本人。
小时我和四哥梦生上山采茶，他讲给我听瓦冈寨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等众好汉，只觉山风日色，山下平畴远畈，村落午鸡，瓦冈寨即生在这天下世界，而面前则是四哥，是采茶的兄弟二人。如今我来为历史，也但愿能像这样的有人有风景。
良史是要能通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与一代江山有知音。王者能对一代人是知音，而良史亦能闻弦歌而知雅意，故史官之位，古时比于三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太史公。这样的良史至今亦尚在中国民间，旧戏里演正史演稗史皆有中国文明的真实，此即是成为良史的基本条件。而一喜万人喜，一悲万人悲，剧中人与观众可以是这样的知音，一代人的好恶感怀，有性之所同然，情之所同然，理之所同然，此则更是天下大一统之所在。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并非专为对彼时的政局，却凡是良史皆必如此的。
是故良史又忘其为史，如鱼之相忘于江湖，欧氏几何学两千年来演算了又演算，只觉它是今天的，很少想到它的历史性，中国的史实亦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故可以写了又写，几乎不当它是历史，而好比是诗。诗是在诗经里原已写着有了，唐诗宋诗亦仍是这传统，但可以代代是新诗，史学亦如此:总是圣朝天子事昭阳宫里又何人可以代代翻新，但不是翻案。
一年夏天我在温州听夏瞿禅讲诗，他说溜冰是夏天学会的，游泳是冬天学会的，诗亦从不是诗处学。这话宽了我的心，因为我正像宋江，每每是从无字天书里学来兵法，史学大事，我亦只听听中国的民歌及从闲书里偶有会意，便自欣然。
小调无锡景开头、"小小无锡景呀，唱拨拉诸公听"，我亦不过是这样唱唱中国的世景给大家听听。要说正经，唱曲亦该是神圣的艺术，史学或者更是严肃的科学，可是红楼梦里芳官对薛姨妈说的谦辞、"你老人家还有那等好戏不曾听过来，我们唱的可深意是没有的，无非听个喉咙，豁脱口齿罢了。"我想这倒并非谦辞，虽史学的严肃程度亦只能到此为止。
若是我有沾沾自喜，那亦只像民歌里的答难，那女子难男、"何人造的洛阳桥?那镇出的细花碗?"如此一连串的拷问，那男子则答唱、"蔡状元造的洛阳桥，景德镇出的细花碗。"亦如此的一连串来答了，那股得意样儿，全是中国乡下农民及大都市里小市民的，他对于一份小小的知识有这样珍贵，在人前不禁要自夸自赞的称起能来。红楼梦里亦有贾宝玉卖弄知识，他见有人当正经听他，越发胡诌连篇，每每挨了林黛玉或薛宝钗的尖言冷语，讪讪的不好意思起来，却见有人笑他，他亦附和了笑，因为他知道人家是欢喜他的。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后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民间日常与好人说话，每每可以还未曾听明白，甚至不等对方说出口来，而心里老早先已同意了的，此亦即是男女老少自己与别人之所以能同生在一个时代里，好像大家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的。我想我在这书里所写的，或许亦有可在论辩之外，治史须不是为问题。问题是要解决的，但亦有永远不能解决，而且无须解决的，如柳宗元诗、"秋风潇湘无限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是有限与无限同在。治史或治事，皆不可单是事务员的见识。中国最古的传奇有玉女投壶，玉女与东王公在高天原投壶，矢如流电，每投中锵然，则天为之笑，我这书亦许有说中的地方，如那玉女的投壶而中。这故事李白很喜爱，而他的诗句亦每有使天亦为之笑。但这稍嫌有点下视尘寰。而阮籍苏轼则更爱汉皋解佩的故事、郑交甫游汉水，见二女悦之，下车请其佩，女解明珠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行数十步，视怀中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这"解佩暂酬交甫意"，可是很有对世人的一番情意。还有交甫与二女的酬答之辞简直一点事故亦没有，只是春日江边他和她们说过话了。我与世人亦是这样的无事，而人们亦从我无所获得。
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却说黄种人迁入黄河流域，分先后几起，走在先头的一起是三苗。迁徙时总是游牧带头，他们只贪写意，只顾往前走，却把农业掉了队，又把商业与手工业的离群活动加强了。他们一走是到黄河下游海边，见贝便用，得铁便铸，而铜则是早已晓得用的。但他们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的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因其商业及手工业多只是和游牧的关系，不靠在土地私占上，土地私占要有农业的相当基础，三苗的农业基础还不够。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个个铜头铁额，只是部落。
而掉在后面的及新来的队伍，则是传说里伏义氏神农氏这一支，他们到得黄河中下游，被前头的三苗阻住了，只好稍为停下来多做畜牧与耕稼，而且利用三苗的进步纺绩及炼钢冶铁术来结新的网罟，制新的耒耜。这一来，他们产业的配合倒远比三苗的好，而且有了都市。中国的这最古都市与埃及巴比伦的不同，并非商业资本的据点，而是在农业地面上自然形成的核心。彼时游牧与渔猎是受了前面三苗的约制，而单为畜牧与耕稼用的地面则有的是，如此游牧与耕稼的发展乃渐成平衡，且连游牧亦多变成畜牧，又因不发生土地霸占，农牧及手工业商业皆一体不分，这里就已出现了后世井田的雏型。
伏牺都陈，在今河南，神农都曲阜，在今山东，他们长期与三苗相处倒也相安。三苗的游行经济与伏牺神农这边的定居经济有个自然配合，三苗的手工业与商业，好像蝴蝶的可以飞来这边的经济园地上停停又飞去，又具游牧在大平原里仍可游行无碍，而若是要找有人烟的去处，亦随处可以就近找到汉族的田宅男女。
但这两边的经济相配，应是可以作成一体的，所以三苗要来统一这边了，这就是"蚩尤作乱"，而汉族这边的炎帝亦要"侵凌诸侯"。彼时汉族是要对内统一诸侯，对外统一三苗，但这是后来由黄帝才做到。
黄帝这一支汉人是最后迁来的，看见前面已经有人，就到如今的山西地方停下来，国于有熊，再向河北发展，而邑涿鹿。他们亦和伏牺氏神农氏一样前面要上去被阻止，把众产业来看齐了，可是比伏牺氏神农氏更有阔大的游牧，因为此地距离黄河北岸很远，为三苗他们所忽略，黄帝的一支人不但有足够的农地，且有足够的游牧地，而如此乃作成了更广大的众业相配合。
凡产业各有它的德性，农业使人平实，工业使人聪明，商业使人活泼，渔猎使人强健，而游牧则有爽朗壮阔。但从来游牧与别的产业结合容易，而能与农业亦结合得这样好，则世界史上只有中国，不是波斯或后来的大西域所能及。黄帝以步兵与车战打败蚩尤，步兵是农业的，车战则是游牧的马与手工业的车的综合，而同生在农业的地面上。前此神农氏拿蚩尤无法，即因缺少游牧来配合，不能发挥行动的大力。
彼时黄帝这边若讲财富，是还不及神农氏或三苗那边的，可是比他们健康，所以能胜利。黄帝与炎帝战，"三战始得志"，可见也不是容易，其后与蚩尤战更是打个得天崩地裂。经过这场打，神农氏一支人就与黄帝一支人同化，但亦有一部份返到江淮，与三苗间杂，成为后来的东夷。而三苗则继续退，返到南方去了。
黄帝之世是当西元前二千六百年，迟埃及的出现金字塔王朝八九百年，迟巴比仑的吾珥王朝二三百年，却比他们的都大，比他们的都好。那大，是大在中国文明有运动的魄力，黄帝巡行天下，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管卫，真是人的能行走在月山川里。那好，是好在中国文明的平等和谐，黄帝之时华夏地面上的产业起了如海水的波涛，以山西一带发祥地为王畿，而正式开始井田，连那神农氏与三苗遗下的产业亦皆有了安顿着落，出现天子之朝廷与诸侯万邦。
是在这样壮阔活泼的风景里，四面八方新得来的知识与技巧才皆有了可施展，筑城起宫室，做更好的衣裳，大规模的造舟车，医药亦有了新发明，文字亦有了新增加，又置史官，又作兵车，又讲究弓箭，遂晓得养蚕，然后作咸池之乐，"咸池备矣"，奏起来舞起来看看，真真的热闹非凡，并且规模都齐备了。
从此一直到周朝，皆是这井田的演绎，生产力继续提高与经济地域继续扩大，而引起田亩单位的改变与邦国关系的移动。这生产力的提高分三次，黄帝时一次，夏时一次，周时一次，而中国古代亦自黄帝至唐虞是一大成，自夏殷至周又是一大成，而且夏朝可以自成历史上一丰碑，故孟子时时称述夏禹，过于称述商汤。
这三次生产力的提高，皆以农业为界碑，因井田的农业是与别的产业丝丝入扣，那众业的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即是个春天，风吹吹随处会生出新的生产力的波浪，都要汇流到稻田里，才综合而为划时代的新开始。这新的生产力需要相当时间才普遍到众产业的角角落落，而为全面的提高，并且随着产业圈的伸展，而引致经济地域如波痕浪纹一圈圈一层层的扩大。要等众产业的生产力都看齐了，经济地域的扩大亦到头了，有新的人世风景的熠熠，然后才又来一次生产力的再提高。这种生产力的如风吹花开及其全面的如波浪推进完全是中国的，与西洋资本经济偏颇凸出的发展不同。
唐虞之世是集黄帝以来的大成，从产业的齐全里还有了人事的齐全，"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真像是竹枝词里的"山上层层桃李花"。并且为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有工官农官，这才像个朝廷，不比西洋古国的惟有法典祭司战神及税吏。西洋是到了现代国家，才有农业部这些政府机关，但亦只是产业的组织，生不出人事的文彩，而唐虞之世，则是产业皆生在文明里。井田从敦睦九族推广到平章百姓，又推广到协和万邦，如此便作成"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的天下世界。唐虞之世，是连早先三苗之地亦建起了产业的新秩序，与汉人的结合，铸成一个华夏经济，出现了堂堂中原，而其中井田的本部所在地则是王畿。王畿在继续推广，外面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亦跟看一圈圈展开去，尧典里分命羲和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昧谷，和叔宅朔方，即是华夏的向四面八方推进。及至虞舜，更南巡到了苍梧之野，比黄帝的南至于江更远而又远了。
而即在这产业与政治的图案里生出了人世的礼，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礼，柴望巡狩之礼，朝觐会同之礼。而这人世风景的熠熠乃亦是乐。彼时真真的是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迢迢千余年后，吴季札见了舞韶箾，犹觉浩浩阴阳移，只是个大明终始。史记里描写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而舜则有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及八伯的和歌:明明上天星辰是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是有这样的大自然界与人间为一的浩浩荡荡的光阴，而人乃是天人。
于是来了夏禹治洪水。那次洪水世界上各地皆有，却惟中国人能治。巴比仑埃及人则旧约里记载着，他们除了坐船逃难，等洪水自己退落，并无别法，当时他们真不知毁了多少财产，死了多少人畜。在希伯来人的传说里是大地上只剩诺亚一家，在北欧人的记忆里是惟剩一男一女，后来靠神指示，掷石变人，才又繁殖起来的。照时期推算，亦许那次洪水与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巴比仑吾珥王朝的覆亡有关。但中国这边则尧舜之世并不因洪水而倾动，且举出禹来治平了它，从泛滥开始到治平，头尾不过二三十年。中国与西洋那次在大自然界面前，即显出了高低，中国是有井田经济及政治，所以发动得伟大的人工，并且井田即是文明，治洪水是要大自然界亦即人间，而人亦如日月山川，才能不受水火无情的威吓的。
后世吴季札见舞大夏说、"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夏禹是个极上心做事的人，诗经及孟子皆以禹为天人，史记亦说禹"身为度，声为律"，天人是不与天斗争，西洋人若做得这样的大事，乃是征服自然界，而禹之治水却是疏导，连自然界亦皆是人的德性与力量，和它有理可说的，故能行于所无事，而使天地清安。
夏禹治好水，疆理九州作禹贡，且鐻九州之金而作九鼎。周礼的井田与王制追记到夏时，即因夏时是个新出发，九州各以其出产综合成一个更高的生产力，便来改动授田的单位，"夏后氏五十而助"，正是生产力增进了，才可以集约到五十亩。授田的单位这样缩小了，经济活动却比早先更活泼，早先从四井为邑到四邑为都，现在则又从小都发展为大都，而政治的单位扩大到从子男之邦五十里，再小只能算附庸，不得列于天子之朝了。
王制、"天子之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一，五十里之国六十二。"孙诒让注、"夏时如此。"前此诸侯的单位还要小，数目还要多，经黄帝时一次调整，才是大国渐增，小国渐减了，而夏时则又是一次大调整。这其间亦有经过战争，但大体是自然的形成新秩序，单看它有这样整齐，即非武力兼并所作成，又且朝觐会同是宾主之礼，若武力征服，亦不能有这平等。
又若是武力兼并，则一定激烈，不能至夏时乃至春秋时还有许多小国。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小而多的领主单位保持得相当久，那是因为无力统一，其商业资本对地域经济的支配体系正陷于割裂之故，中国却早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能发动天下的财力征蚩尤治洪水，但不用来兼并集权。中国史上政治平等，是因没有商业资本为祟，看来像是被兼并了的许多小国其实仍旧存在，不过不合于大国之会，不列于天子之朝罢了，他们并不丧失政治的自由，亦不影响井田。王制，王畿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等等，乃是由小到大的展开层次，不是吃尽了小的只剩下大的。
凡有这样的事，即亦有这样的理，有商业资本，故有希腊罗马的公民政治与平民会议，有井田，故有中国的平人之礼。唐虞与夏，有帝王及诸侯而非贵族，有方伯而非兼并，有四岳而非寡头政治，乃至传贤传子或传弟，中国的事皆只能就中国的理来说，不能拿西洋的来比附，恰如不能拿蛮族的选举部落酋长来比附希猎罗马公民的选举执政官一样。禹甸九州，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规模，是后世里巷儿女指的"月亮弯弯照九州"的起头，在历史上，禹的开物成务正可与黄帝相比。
但夏朝事故太多，与西戎北狄东夷的纠纷没有断过，这是因为彼时华夏向四面八方推进的波浪搅翻了淹没了他们。还有是因"夏尚质"，新的农业要有新的游牧与工商业来相配，而彼时农业的新规模还未能遍于其他产业，所以夏朝的东西见得欠漂亮，亦不够威力。禹之治水，对天下之人及财有那样大的动员力，那还是从唐虞时井田的根底发出来的，疆理九州之后，则要从井田的新规模里才出来得平定戎狄蛮夷的大力，但夏时游牧在众业中的比重太小，凡事遂缺少飞扬了。
那戎狄，是早在黄帝之世，中国与印度埃及巴比仑东西两边皆已兴旺起来，虽彼此尚少交往，但如日月相望，吸动了中间地带的蛮族，他们日益活跃，以致黄帝要北逐荤鬻。及至唐虞时，埃及与巴比仑已有国际贸易公司的组织，巴比仑的陆路商队前哨且到达了印度北填，而印度与中国这边亦正在益益炽盛，故越发刺激了中间地带及边境蛮族的往来游行劫掠，乃至印度达罗毗荼人的那瓦拉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皆被他们所倾覆，不倾覆的只是中国。
可是夏朝的外患甚重。彼时西戎北狄飘忽往来，其前哨则与汉人间错杂处，渐成汉人与戎狄的混合民族，即是有扈与有穷。启继禹位，有扈为乱，启率六师与之大战于甘，作"甘誓"。有扈在扶风，有穷则在河北。太康南游，畋于有洛之表，有穷后羿距之于河，遂不得返，但有穷这个混合民族不能成事，随即夏又中兴了。传说当初天有十日，羿射落其九，羿妻嫦娥窃灵药飞入月中，有穷之族的即是这样一个荒昧世界，虽有大力，可是从汉人讨得来的一点文明，即那灵药，却连妻子一道都不见了，真是苍凉凄惋。
还有东夷，这要从三苗说起。三苗当初从蚩尤战败后退出中原，往西往南住东落荒而走，其中往西的一支不久混在西戎中不见了，往南的一支尧时还在江淮及荆州一带作乱，舜把他们又赶开去，他们才又向洞庭湖方面退却，但仍留下一支在淮河流域，与伏牺氏神农氏的遗民同化，成为淮夷。这淮夷的经济自成一个体系，有强大的游牧与明亮的手工业商业，只差农业欠好。他们便在此地站住，其后千余年中，汉人总打不了他们，淮夷而且有华夏文明的一偏，徐偃王亦行仁义。其实夏朝的新农业是与淮夷的游牧及手工业商业正好来相配，而生在一个井田文明里的，不过夏朝不能作成，要到殷朝才作成。
殷人是彼时华夏向江淮推进，交界之地汉人与淮夷杂居，渐渐形成的一个混合民族。夏朝真是个大变动的时代，除了殷人还有楚人，楚人是荆淮一带交界地方汉人与三苗杂居，而渐渐形成汉人与三苗的混合民族，此外尚有西北方面汉人与戎狄的混合民族亦正在形成中。这些混合民族后来都做出了大事，他们投入华夏的井田，如湿薪投入大火里，一阵阵冒烟飞灰，中国文明反是越烧越旺，其中殷人先起来代夏后氏而有天下。
殷人的产业一半是淮夷的，一半是华夏的。淮夷的产业其时已发生巫魇，淮夷的人亦好为长夜之饮，其还能明亮，是靠华夏井田的波浪泼溅所及。而殷人则比淮夷还更与汉人亲，首先与华夏井田推进的波澜相遇，就跳入做了弄潮儿了。殷人的手工业比夏人强，而且有游牧，故从汤伐桀而有天下之后，殷人历代征鬼方徐方，征荆蛮，到纣时为止，一直轰轰烈烈。
中国文明看来静，而亦是最有大力能运动的。黄帝开了一个大力运动的时代，殷朝又开了一个，一样的能飞扬跋扈，而殷朝的还更有份量，因其游牧及手工业与夏朝的新农业结合，比黄帝时更基础雄厚。从黄帝征蚩尤，到舜的南巡，禹的治水，殷的伐夷伐蛮伐狄，已见中国文明的行动大力，而其后周朝的礼乐亦这样大气魄，还有秦汉，还有大唐大明大清，一直到中华民国的能八年抗战，亦皆是这传统。却说殷朝的东西而且漂亮，孔子亦说、"殷辂车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青铜器很精致，常说殷人崇巫鬼，但从器皿上很少见有这样的痕迹。事实是，殷时的人与殷族的人是要分开来说，犹如元朝人与蒙古人，清朝人与满族的人有分别，而殷时造那些器皿的手工业者则多是是汉人。
当年殷汤带了他那一族人进入中原，与华夏井田的庄严一对面，不觉暗暗叫声惭愧，只是他自己亦说不清这种感情，却当是伐了天子之故，而后世吴季札见舞韶箾，亦觉了这个，说"圣人之宏也，而犹有惭德"，这在华夏面前的惭愧不只是汤个人的感情，而亦是当时殷族全体的感情。是故仲虺之诘，仍是"缵禹旧服，只率厥典"。
殷的京都从南毫迁西毫，又迁河北，即因华夏井田仍自有它的核心，亦即王畿，非殷人所能移夺，倒是殷人只能来迁就它，而他们带来的游牧及新的手工业商业乃如朝晨鲜洁的露水，皆落在井田里被吸收滋养了。但殷族自身仍是情意飘忽无份定，不能渗入，亦不能损伤华夏文明，虽是客人而不喧宾夺主，所以他们才能存在好几百年。而在这六七百年里，是民间产业在静静的生长，合夏与殷而出现了新的，于是出来周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