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的君子，看人从他的登降揖让断定吉凶，无有不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君子说他的功业要黯淡，他就果然前程短了。读左传国语到这些，真叫人危惧，可是想要反抗。齐桓公为什么不能像曹操的率性自夸自赞说、"假使天下无孤，将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是也很好?礼亦不过像乐器，要有空处可以让人出入游嬉，且不防翻出变调，若是都遮满了，又必定如此，那里要得?
早先成康之际虽好，到底还是土气太重，故继周公制礼之后，有穆王作甫刑。甫刑与后来郑子产的铸刑书，秦商鞅的变法，皆有工商业的干脆爽利。工商业原来亦有好德性，农人使人感知万物的生意，工业则使人感知器具的新意，新房子新几案新衣裳，及刀剑的新发于硎，皆比岁时草木的新意更触目。农业多靠天然，工业则全是人手做成的，更有私情的喜悦，此与商业的泼辣，皆只要不堕资本主义，便为一代照人的明艳才气。
孔子敬爱郑子产是个礼义之人，而不非难他的铸刑书。又佩服管仲，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但他亦是讲盐铁之利的，子产与管仲皆法制处令明划。子贡在七十二弟子中不受命而货殖，孔子晚年却更欢喜他。孔子自己，晚年他亦不复梦见周公，死的前七天他和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楹之间，昨梦予坐奠两槛之间，予殆殷人也。"殷人是比周人更有工商业的英爽。孔子作春秋，其尊王大一统是继承周礼的，而尊子产，美管仲，则还开了后来秦汉的人事新条理。儒家每说礼不下庶人，但孔子晚年删诗就兼收桑中濮上之音，他是晓得礼乐亦在民间，而且礼乐在变，不过变起头时有些放荡失检罢了。
春秋时实有产业的新活泼，才起得五霸。五霸齐桓公为首，齐有鱼盐铜铁纺织之利。秦则接收了西周旧地，渭水流域虽遭犬戎之乱，那产业基础仍然阔大，且有与西域通商为背景。而其与东方经济的往来则经过山西，故晋亦强盛。至于中原的商业通衢则为宋郑所分有，郑亦强过一时。郑是晋楚的通衢，宋则是齐楚的通衢，而且亦是齐晋之间的经济枢纽，又联络燕与中原的商务，故宋襄公亦成一霸。但是宋郑不能像雅典的商业发达即可出人头地，因井田经济不许出现资本的支配作用。全华夏的生产力要靠平面的推广来共同提高，齐楚秦晋皆有广大的地域可以铺开生产力，宋郑则不能，所以其功业亦不及。
楚是与汉文明尚未相习，到底亦难成大事。当年楚成王陈兵周郊，问鼎轻重，有似年轻野蛮的亚历山大骑马入雅典，可是华夏文明比希腊的东西另有一种威严，那曾经使商汤自觉惭愧，使周武王亦晚上睡不着的，现在根器浅薄的楚成王与之觌面相见，更不觉得慌张了。他出发的那天和他的夫人邓曼说、"我心里有些晃晃荡荡。"邓曼听了叹息，而这亦是一个楚民族的叹息之声。
齐桓公本来最有希望，可是他又太被周朝的礼教所压，晋文公亦如此，不敢稍有跌宕自喜，他们都是生在周室的诸侯之中。惟有秦，他有西周的遗产而可以不靠周朝，商秧变法之与周礼其实有一种微妙关系，其后荀卿订制度，即兼有礼意与法意，而汉朝更是显然结合了周礼与秦法，不过当初变法时不免带有苛性罢了。虽是秦法，但与巴比伦的法典或罗马法的精神到底不同，法亦可以即是礼的有理性明达，有现前人事与物的清洁的，所以秦能是周朝的翻新，连他的能动员诸侯亦不是靠周朝王室的名义。五霸中的后二霸，秦穆公楚庄王就皆出在尊王攘夷之外，当时是有个新的华夏已在黎明了。昨日之日，如日中天的周王室已成过去，连齐桓宋襄晋文之业，亦惟见斜阳满院泣蘼芜，今日之日，新华夏的核心，如一轮红日欲出未出。在这一刻，天边处处有红霞，江汉上空如赤虹夭矫，下面正是大楚，东南吴越亦有白虹冲天而起，黄河中下游齐晋之郊，亦城郭山川如锦如绣。而及至那红日升起了，其清如水，这才看见了方位，原来是在秦雍之地。
顾炎武论春秋至战国，人情风气景物截然相异，先儒又叹春秋亦已是衰世，其实春秋时已是一个新的华夏在震动，像一只小鸡要孵化出来，单是它在啄卵壳的声音就好听，而战国亦不过是继承春秋的。春秋战国本等是个泼辣的时代，百无禁忌，周幽王丧于褒姒，吴宫沼于西施，但并非那几个女子不祥。最不祥的要算夏姬，她夭子蛮，死陈侯，再嫁连尹襄老，连尹襄老亦战死，连楚庄王俘虏了她，见她美貌，亦不敢要她，可是申公巫臣娶了她出亡，却两人都很好，人是可以还比忧患更大，而且比不祥亦更大的。彼时的人，如老庄杨墨，韩非申不害，苏秦张仪白起之流，及四公子之任侠，燕赵的悲歌慷慨之士，他们皆是从周礼走了出来，开启后来汉魏六朝荡子的风气。
而且秦从商鞅开阡陌，连井田都废了。井田当然亦可以废。商鞅之法，弃灰者有刑，是当时已广泛的采用施肥，农业的生产力进步了，可以把再易及一易之田变为不易之地，而授田制遂被改动乃至废止。华夏原来就有两种田并存，一种井田，一种非井田，而井田渐渐与非井田混合，春秋时鲁国已税亩，秦朝的做法亦不过是更理直气壮罢了。
废礼教与井田，是像庾信赋里的、"开岁游春，俱除锦帔，并脱红纶。"而且中国人是处处有私情，故能不是个宗教的民族。民间旧式婚姻，女家发送来的东西，给公婆的是鞋子，姑嫂的是带子，小姑小叔的是荷包，给新郎的是冠服，而还有压箱钱则是新娘自己的，新娘随轿带来的喜乐，分给众宾，但另有怀里果子专为留给新郎，皆是私情之美。而礼运说天下为公，亦开头只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喜爱自己以喜爱世人。
战国时人跌宕自喜，非常调皮，却全异于西洋人的cynical，转更有天地清旷。周朝的东西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而战国时人则像贾宝玉的做小生日。贾宝玉生日，他从外头大场面的筵席上行礼如仪后散了，回怡红院与芳官袭人等做小生日，瞒过查夜林之孝家的，还悄悄的请了黛玉宝钗等来，猜枚行令饮酒，等黛玉等告辞去后，他们还闹到深更半夜，各人都把大衣服脱了，那芳官满口嚷热，身上只穿半旧葱绿桃红夹袄裤，又褪了冠儿，松了钏儿钗儿，只发际缀一行珍珠，灯下越发显得齿白唇红，面如满月。苏秦张仪他们亦像这样，觉得人乃更是自己的，他们无所不为，闹得玩得够了，横七竖八的睡下，及至醒来，外面天已大亮，是秦朝的天下了。
秦始皇并一海内，废封建为郡县，书同文，车同轨，把法度衡石丈尺都划一，又治天下驰道。于是始皇帝东游海上，封禅泰山梁父，海上白云悠悠，洪波如山，令人想起黄帝当年。秦始皇的诏书、"日月所照，莫不宾伏，分明人事，显白道理，皇帝临察四方，莫不如画。"果然是建起了新华夏，连春秋以来的诸子争鸣，像一地的碎玻璃与用剩的竹头木屑，也统统把来扫除了。
可是秦朝的东西大而不婉。秦法之严，到得无可商量，真是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始皇帝南巡衡山，浮山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因问湘君何神?博士答言尧之女舜之妻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他那神气样子，娥皇女英要笑他的，她们的舜不像他。而越是威严，去人越远，便越是要遭鬼神戏弄，一忽儿是谁遗璧镐池君，说"明年祖龙死"，一忽儿又是何处出现了字迹，说"始皇死而地分"。相传始皇得驱山鞭铎，欲驱山填海为梁，地上群山皆奔走朝东，中途失去鞭铎，返而遂病，崩于沙丘，天下就大乱了。
秦朝的作风使人佩服，但是不喜，碰上那法，总是它有理。早先六国亦无道，人民遭到损害，但觉得自己是理直的，对方是妄人，你只要火烛小心，当心他的像水火不留情。秦朝可是连你做人的信念亦要经过他核准，而且人得从他的干部学习，以吏为师。李斯刻始皇的诏书于石，"因明白矣"，说如此便可以明白了，焉知太子扶苏与将军蒙恬就死得不明不白，连到牵只鹿到朝廷上来，也文武百官都认不得，赵高说是马，大家也都说是马，成了个大谎，这就是说的秦失其鹿。
秦朝极注重生产，在泰山在峄山刻石的始皇帝诏书都说要男耕女织。生产当然是大事，但人被注定只能如此，便连陈涉也不服了，他辍耕至陇上，忽有鸿鹄之志。还有刘邦与项羽，他们看始皇帝出巡，一个说、"嗟乎，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人原来不是只做个生产劳动者的，他们就起来亡了秦朝。
贾谊过秦论的结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伍被亦说秦亡于筑长城，求神仙，攻百越，总是要有事，不能与天下无事相安，孔子说"仁者静"，不仁者是一刻亦不能静的。当年樊哙说得最明白、"秦为无道，刑人如恐不胜，杀人如恐不举。"秦朝便是法严，变得没有了人的存在，所以后来沛公入关，但约法三章，就人人都欢喜了。并非像马克思的革命定义，为求解脱生产力的桎梏，因秦朝行施新制度，生产力正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亦不是旧势力的反动，因谁亦不攻击秦朝的制度，连秦法后来亦为汉所继承，不过是去了它的苛性。同样的制度与法，所争只在还要有情意之美，遂天下并起亡秦，这在西洋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这里是有比阶段竞争更高的东西。
秦末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民间起兵，却不是农民暴动，因为非井田经济亦从井田经济演绎而来，中国史上一直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农民亦不过是与天下人共举大义。首发难的陈涉自立为王，同乡人来看他，说、"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一股农民的土气，所以他不能成事。
但这次民间的起兵，比后来几次另有一种农民的意义在内，那是秦始皇收集天下的铜兵器铸为金人十二，此后统一用铁兵器，而民间起兵时以农具改造的铁兵器遂声势如此浩大了。
这次起兵又还有楚人。楚民族时时会冲起狂飙，江淮间至魏晋时还有许旌扬真人斩蛟的故事，昔年那项羽便亦像那强横的蛟，这在西洋可以是极伟大的史诗，但汉民族则不喜他。项羽之败如飘风骤雨不终朝。他是不快乐的，诗经、"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傲，中心是悼。"女子有爱，那男人的强横无理都可以忍受，惟有他那终不快乐的样子却叫人心痛，到底只有离开他，华夏之人亦这样爱惜项羽，可是没有法子。
惟有刘邦成了大事。秦朝以私情起，而亡于不许天下人有私情，自古江山如美人，她只嫁与荡子，刘邦即是这样的荡子。他的人妙乐自在，无可无不可，秦朝丁是丁卯是卯的江山，碰着他就豁啷一声都坠地，给破了法了。
周礼变成秦法，汉朝则继承秦法而亦重修周礼，使礼意亦如法意，法意亦成礼意，遂礼法皆是新的了。汉乐府鸡鸣桑树巅:荡子欲何之天下方太平刑法不可贷柔协正乱名即比周朝秦朝的另是一番清平世界。汉朝的政治亦是兼有周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并用，其川牧制且为后世节度使及总督制的由来，乃至国民政府时代的武汉粤桂冀察等政务委员会，中共政府的华东中南西南等军管委员会，亦是其演绎。汉朝的经济是井田虽废，但众业平等和谐的传统并不废，井田之时有贵族而无地主，井田废后有地主，但地主与贵族不相兼，且亦仍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前此的既非奴隶社会，后来的亦非封建社会，故能产业皆新，而一直保持清洁。
汉朝的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汉朝人世的城廓山川，田里庐舍，便好到像荷叶荷花，人则可以往来游戏。孔子赞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汉朝人从这悠余活泼里出来行动的大力，此即是可以兴，两京赋里的山川草木城市闾阎有现世的美好，此即是可以观，而出得起荡子荡妇，天下世界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此即是可以群。
井田经济的翻新
从先秦的井田到秦汉以来的非井田是一变，像"变调忽闻杨柳春，士林繁花照眼新"。
井田虽废，但仍不发生土地大兼并的风浪，虽然亦有兼并的说法，那是与西洋的兼并不同的，且西洋封建时代亦没有中国历朝政府的把兼并看作不该。中国是没有商业资本为祟，没有地主贵族，而且农业本身很健康。
秦汉以来贵族的封邑，仍像前此井田时代贵族的采地，只许收用赋税，并非私有其地，那赋税亦与国课同率，并不重的，民间总之只须出一份，缴了贵族的即不必再缴国家的。而地主则称员外，在朝廷的官员之外，当然没有政治身份，此即地主贵族的名词在中国史上不成立。虽有豪绅恶霸，亦个人的行动没有阶级为护法。西洋封建时代不曾听说有豪绅恶霸，更没有农民控告地主的案件，因为他们的地主贵族对农民怎样虐待亦都是合法的。所以包龙图只是中国才有。中国土财主而且常会遭人欺侮，西洋何曾有这种事?中国历朝的规矩，不许士大夫与民争利，若有强夺民田，便宰相亦犯法，要革职没籍的。
土地兼并又必是商业资本为祟，中国却井田虽废，仍保持众产业平等和谐生发的传统，如宋时临安城日宰千猪万羊，即连畜牧业亦有如此繁盛，各业皆健康，故农业亦健康，而商业亦变得驯良了。
战国时魏李悝有一家百亩的收支数字，其生产力已非中世纪欧洲所及，秦汉以来更普遍施肥，又有新种的发明与输入，例如苜蓿及棉花的种植，而且农具与牛马之多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加以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生在一起。生产力高即免于经常的贫乏，农作的种类多及与手工业生在一起，即能抵挡荒歉，可以弥补，不至于出卖土地。
中国历朝皆讲究灌溉工程，且州县皆设常平仓，民间亦有义仓及茔田，专为防荒歉及救贫乏。茔田是民间每分遗产，总留约三分之一的田产值祭祀，几代的茔田若干年一轮值，便贫家娶妇嫁女的钱亦有了，平时的亏空也弥补了。而常平仓及义仓，则更是有计划的以三年的丰收备一年的荒歉，朝廷且以天下的财力，移长补短，来账济一地。凡此皆是西洋封建时代所没有的，亦比现代银行贷放政策还要意思好。中国史上的大荒歉，是朝廷把理路都来乱了，产业全面起摇动，如明末那一次，农民弃地流亡，地主亦都把地契挂在路边树上不要了，连城市工商业亦慌张散失，那里还有人利用荒歉来集中土地?这是旧朝要没，新朝要开，天下的气运何尝在土地问题。法国大革命后，自耕农至今保持优势，即因农业的生产力提高了，不像前此的经常贫乏要出卖土地。而且生产力强大则地租低，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可以租地经营农场赚钱，所以现代西洋虽土地私有而已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可是从来亦不发生过土地问题，连佃农亦可以是小康之家。中国竟是根本没有地租。西洋早先巴比仑的地租，单对谷物的产量有高到9/10的，而对农作物的总产量则高到1/3、1/2、3/4、4/5不等，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的地租更连没有个限制，现代他们虽然地租低，亦到底还有地租。中国则二千多来年佃农向地主缴纳的，一直只是相当于地价的1。2/10，就南方来说，是租谷仅占稻作产量的3/5、2/5、或1/2，其他如豆麦棉花蔬类的收获全归佃农所有，除去田赋，地主的收入只等于一分利。民国以来我家乡嵊县上虞一带租田与梢田并行，租是缴谷子，佃户与地主四六对分，梢地是值百元一亩的田缴十二元或十元，这明明只是地价的利息。至如李嘉图与马克思的地租论所说，还有在利息以外，由于土地的垄断权利而得的叫地租，中国可是没有的。而及至二五减租之后，则地主更连地价的一分利亦没有了。中国的地主也本来无法垄断土地，如江浙有大买小买，土地竟为佃户与地主所共有，地主不能更换佃户，除非佃户不缴租或地主自己收回来种。且百元一亩的地价，你要买时，从地主只可买得田底四十元，田面六十元则要向佃户买，若只买得田底，佃户便只照四十元的地价缴租，而你即使连田面也买了，可是佃户种过了多少年，这田面便又成了是他的，你简直没有法子。
此外中国民间分遗产，不像西洋的可以专凭立遗嘱人的意旨:亦不像战前日本的只归长子长孙继承，却是必要兄弟之间平分，长子长孙虽多有一份，但不过是一点意思，乃至姊妹虽不分产，可是必定竭力办嫁妆，那所费亦与分产相差无几，此外还要留起茔田，虽是怎样的地主，经过一分再分亦都变成中小农了。西洋及战前日本的遗产制度是对产业负责，而中国则对人远比对产业看重。中国人亦羡门弟，亦爱产业，可是仍有人的洒脱，如说"王侯将相本无种"，如说"穷的那有穷到底，富的那有富到头"，毕竟气慨不凡。
中国而且利息低，没有地租而只付低利息，所以地主与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礼郑康成注、民从官贷钱，利息最轻者年仅五厘。又注、王莽时贷以治产者，但计所赢取息，无过岁什一。史记里吴楚反时，贵家子从军，向商人贷钱息十倍，即对本对利，这要算最重，后来想是依照汉高祖微时欠酒家钱的办法，索性都不还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苏轼兄弟反对，说民间利重者亦不过二分，随亦减为二分。这长年二分以后就一直定为最高额，民间借贷与典当都不得超过，称为官利，是官家规定的，典当的伙计称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圣旨取息，而许多是还不到一分半。红楼梦里贾芸借得醉金刚倪二的银子，自动说愿出重利，亦不过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严嵩及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被抄家，犯条之一即是重利盘剥，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亦几乎为此吃官司。西洋人则过去那样痛恶犹太人，可是从来亦不说重利盘剥的犯法。他们是要到产业革命之后才有低利息，中国可是不必经过革命，还比革命得来的更好。
民国以来农村因丝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经济破败而发生高利贷，多是长年二分，但道德与法律皆不给它保障，结果还是倒帐的多。高利贷会助成土地兼并，但民国以来事实上远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见亦不像革命者所夸张的真有那样高利贷的浪潮。
明清人的笔记里常有这样的县令，一个是富室来控诉民户欠债不还，县令怒道、朝廷的命官岂是给你做总管，帮你讨债的?不受理。又一个盐商解来挑私盐的农民，县令问同伴有几个?那农民答八人。县令道、别人都跑了你独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盐，可见是个不自爱的人!其人说没有病。没有病必是能跑，你试跑给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其人跑至门边又回顾，县令说、"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盐商请示，县令怒道、你要赚钱，难道不许别人吃饭!这真是使地主与商人一点法子亦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原来是非常完备严密的，但总留有空隙余地，所以不伤人，不伤物。
西洋产业革命后，是以火与剑生生割断农民的土地脐带，例如英国毛织物商人劫掠农民的土地都用来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惨剧，然后这班农民才去到城市里做了无产阶级的工人队伍或产业预备军。中国则没有农民被土地缚住的事，西洋会被土地缚住，那是农奴之故。西洋的农民一离开土地就从此回不去了，而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则随时可以回去乡下。中国亦没有西洋那样城市人口过剩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早先井田时代农与百工商贾生在一起，井田废后的城市亦仍是丘甸县都的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的扩大，虽去田郊渐远，但并非离农业而去了。而农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带有本钱，货色与技艺，因为中国众业生在一起，农民原非单纯的耕田夫，要改业为工商很方便，在乡下是中小自耕农，到城市里便是中小工商业者，并非去做无产阶级。连城市的雇佣劳动者，亦像佃农雇农，都还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地主则大抵同时皆在城市开铺子作场，西洋史上地主转变为资产阶级，如所谓"普鲁士式的道路"，是桩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地主则可以参加城市工商业如此顺当，而无须资产阶级化。克鲁泡特金的"田园手工场"，梦想把工厂与人口疏散到田野里，中国则城市与乡村本来生在一起，乡村像荷叶，城市像荷花。
中世纪欧洲有基尔特，例如汉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对当地政权的集团自卫，并在同业之间限制竞争。中国亦有行会制度，却不是为对政府自卫，而且不必忧心竞争。中国是市场大。马可波罗记临安户籍有一百六十万家，即或是一百六十万人之误，但那是宋元之际，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却则有五万人，过去罗马帝国全盛时罗马城亦只三十万人，且罗马与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国则临安这样名城迢递相望，此即是国内市场大。还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贸易，皆沿途兴起新产业，此则是连国外市场亦化为国内的了。市场大即不必竞争，故讲"和气生财"，不像西洋的歌颂海盗。市场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轻。古代及中世纪欧洲的利息高到没有标准，是因他们的商业靠冒险去欺诈与抢劫，利润率是天方夜谭里的，商人借钱利息重亦可，赚得来不在乎此，赚不来连本钱丢光，拼一磅肉让债主从他身上割去还债。西洋要到产业革命后才有薄利多卖主义，但中国的买卖则向来正常，商业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过什二之利，这平均利润不但压低了利息，而且保证了工商业现货周转的平稳，不受金融资本的支配。中国史上票庄规模之大，还过于威尼斯银行，连英格兰银行亦只在它与东印度公司结成关系之后才比得上。十三世纪的威尼斯银行是从高利贷出生，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银行是工商业的司令部，而中国的票庄则为盐茶丝及皮货瓷器各业的同行所开设，且一直保持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这样繁盛，票庄这样发达，可是货币终不跋扈，唐时"一曲红绡不知数"，宋时"一曲新歌百匹绫"，久久实物与货币并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发生金融资本主义。西洋经济一靠对外掠夺，二靠国家财政。中国则外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并不为打经济的主意，虽如汉武帝问大宛要马，唐明皇问交趾要象，亦并非拿它来裨补财政，虽战胜外国，亦从来没有订立要他岁输财物若干的条约，只有突厥辽金元对中国曾经如此，但是中国到底平了他们。对内是朝廷握有盐铁及漕粮，但不以之转化为国家资本，乃至从事大规模的建筑与灌溉工程，亦不是为了消化过剩资本或过剩劳动力。中国从来不靠朝廷的消费来繁荣市场。中国的官吏与军队在比例上是世界上最份量小的，井田虽废，州闾乡党的组织实际仍在，民间凡事自己会得处理，朝廷的官吏就人数少了，而军队是因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封建领主与商人基尔特作梗，早已施行徵兵制，所以常备兵可以很少。
西洋经济的现代化是靠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面商品化，而以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为开始。前此欧洲人是世界上衣着最缺乏的民族，他们不曾养蚕，亦不晓得种棉花。及至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先是毛织，后又是棉织，遂把大众的衣着都包办下来，又因向印度埃及采购棉花，同澳洲采购羊毛，而世界市场乃扩大，不再被限制于前此珍宝香料及高贵的织物这几种商品，且其后又由衣着推广到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面商品化。中国则从诗经里"民之蚩蚩，抱布贸丝"，早已有这样的买卖，而且泉布的布还被作为货币，汉唐以来，天子赐群臣仍是绢若干匹，锦若干端，民间亦以棉织物丝织物纳税，衣着如此丰富，而且遍于市场，其他日用品亦如此，却不觉其商品化，一面仍是男耕女织，看起来像家庭自给经济，而那繁华的市场，则有它当然好，没有亦不会万民的生计一时都断绝，此即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的配合仍是井田的传统，其实连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那样的名词，用在中国亦根本是不适宜的。
井田废后最怕私有财产会像洪水泛滥，但事实是井田时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废后私有亦如公有。中国人是种花在庭院里亦喜欢它开出墙外，给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别墅也都开放给游人，连新娘的嫁奁亦沿途抬过让人看。中国人是房子的建筑也疏朗轩畅，让天光云影可以进来徘徊，而且喜欢楼居，开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铭、"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轩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有这样洒落的胸襟，与外界连没有一点阻隔，这就不是个斤斤计较私有财产权的人了。中国是朋友有通财之义，连商人亦凭片面的记帐可以取信，不必签字为凭。中国人是对于物有正常的爱惜，但不把物看成严重，而且人早已高过了生存竞争的阶级。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女主角，因送爱人从军上火车，偷出去了一回儿，并没有耽误排演，就被从剧院开除。剧院的经理是个老妇人，一班歌舞女子受她虐待连没有人觉得不应该，因为她的严厉统统合理，因为生活的真理是这样残酷的。那女主角失业后受生活压迫，沦为妓女，战后她的爱人回来，她在火车站揽生意，回避不及，接着了，仍是当年的笑，当年的爱呀，趁他尚未知情，再得半日也好，再得一刻儿也好，然后她封还了他的订婚指环，自杀了。若是中国人，那女的心仍旧理直气壮，那男的亦必照常敬重她，还更爱惜她，可是美国人不能够，并非因她失了贞操，而是因她在生活上失败了，生存竞争倒下来的人是不可被原谅的。
中国人也讲勤勉，尚书里有"无逸篇"。西洋古时地主贵族可没有说勤劳是道德的。吴季札与孟子皆重夏禹的勤劳，历朝天子亦五更天气必上朝，连后妃亦不敢贪眠失时，这都是西洋所没有的。乃至民间现在爱挂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亦开头即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不但为治事，亦为保持人的清新，不坠于惰意暮气。又说四民各勤其业，皆不因生存竞争的压迫感，而是说的"勤有余闲"。中国是民国以来才有失业这样的新名词，但亦总不觉得严重。一个人失业一年半载，众亲友帮助帮助，也就渡过难关了。
民间又有摇会，有事有难则纠集亲友出资借给一个人，并无利息的，此后每年抽签轮还，余人续续补足，抽签中者可得一笔总数，各人皆是化零为整，不过次序有先后，这亦是救度了失业。金融这样活泼的在于民间，还比社会组织化的或国家银行化的金融机能更来得意思好。且又中国现代城市的工人亦仍不是无产阶级，乡下他总还有东西，至少亦有茔田。财产在民间这样活泼，亦只是因为人对财产的态度大方。对财产能态度大方，故汉唐乐府写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繁华，明清小说写中产之家有中产之家的热闹兴旺，连小家小户亦有世界的安定清贞。又虽贫如颜回原宪，亦"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是从这样的民间，故出来得汉魏六朝的荡子，而苏轼为官极勤农政工政，他自己却常会衣食狼狈，靠马生帮忙，兄弟资助，也不算为依赖。
中国人亦且不惯做薪水阶级，商店的伙计总利用公家的便利，同时带做自己的生意，主人并不计较。而亦不因此腐蚀崩溃，向来工商业欣欣向荣时都是这样的作风，若至于腐蚀崩溃，那是少数不识大体的人所为。连官吏亦不专靠俸给。清朝极盛期，袁子才为江宁县令，罢官后就起造得随园，当然不是靠俸给，但他仍是好官，并不伤民，而民间亦不小气，觉得只要是好官，给他享富贵荣华亦是应当的。又以前白居易算得廉洁，亦有家僮十余人，厩马三四匹，中国是民间过节送礼都讲丰厚，并非官场就算是贿赂。汉唐朝廷有道之时亦皆如此，而或至于贪污的程度，则是衰世之故。这种作风仍像井田时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四月里杜鹃啼遍千山，外面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阶沿的寸寸阳光与檐前新竹，特别照映得在堂前做针线的少妇如在水里画里。这时大门口走进一人，那少妇睄见了满心欢喜，和女伴说得一声"啊，他回来了"，就把针插在胸前围身布襴上，一只手执着未做好的鞋面，起身迎接她那才从学校放假回来的丈夫，在无限的世界与无限的世人里见着了这个是她的亲人。我无端在这里写下这一段，是为纪念我的亡妻，却觉得这种私情之美，亦通于汉文明的产业。可是中国这样好，为何不发明机器?那是因为不需要。中国史上的天下承平富庶，家给人足，夜不闭户，盗不拾遗，衣食器皿宫室很富饶，更何必急急忙忙发明机器?中国历朝有广大层的中产人家的饶足，见之于灯市，划龙船，及其他良辰吉日的排场，此皆为西洋所无。既然饶足，即应讲究产业性情之正，而且要有衣食器皿宫室之美，此即是教之以礼，使人世的无限亦遍在于产业。西洋是过去青铜器时代即已埃及巴比仑走在中国前头，但没有到达像殷周的高度就萎缩了。随起的铁器时代亦是罗马抢先，但没有到达像汉朝的高度就萎缩了。其后北欧蛮族又向罗马从头学起，则不过一千年左右，时间不及中国史的四分之一，成绩更不能相比。当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用机器时，全欧洲的总生产量尚不及同时代中国的五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可是他们的手工业已走到尽头了。他们是这样急遽的跳入了机器时代。现代距离蒸汽器的第一次出现还不到二百年，他们又走尽了头，非原子能不能打开窘境了。
中国的不是慢而是正常，不是因循而是延长。过去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延长，炼铜的讲究亦成为后来炼钢的基础，所以能铸剑甲于天下，而铁制农器的精美及种类之多，亦是从铜器的精美及种类之多转化出来，中国的铸剑术传到日本，手工打就的日本刀远比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用机器制造的军刀犀利。机器理该可以胜过手工，而现代机器制品距离机器可以做到的精华还这样远，这人与机器的可惊的浪费要归咎于西洋已往手工业行程的潦草。而他们这次又发明原子能，则只可用来造造炸弹罢了。这完全是暴殄天物。
中国史并非循环停滞，秦汉以来一代有一代的声音颜色，如"初日照高林"，一朝有一朝的产业新规模，都大过从前，如马可波罗所记宋元之际的生产力即不仅为同代西洋所不及，而亦非汉唐所曾有。中国只是不堕产业竞争，过去青铜器铁器皆比西洋迟三五百年，机器时代亦不过是迟了一二百年。中国的手工业时代这样长，是在培养可以行于机器的产业与人的性情，到了明清这样的高度，即使无西洋的发明在先，亦下去自然会有一天出现机器时代，依顺序不会太远的。现在西洋虽然抢了先，亦仍要照中国的法子，才能有机器时代的天下清安。
现代世界显然不是生产力不足的问题，问题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内国外的斗争与战争，因此浪费并阻碍着生产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人与物皆得其性情之正，生产力的事倒是不必慌张追逐，总要做得好，宁可做得慢。
现在国际形势终不成定，中国只要政治有办法，产业是很快可以现代化的。产业并不能保障西洋，连科学亦不能自保，过去埃及巴比仑皆有高度的生产力与科学而亡，近代英国德国法国亦好景不长在，国际的力量对比不尽取决于生产力，而亦取决于形势，此即我们有着许多机会可以出头。我们能来天下之物，则他国之富可以亦即是我之富，而且依照自己的意思来安排现代产业。
历朝治乱离合
中国史是像三国演义的起句、"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因此被今史学家认为循环停滞，但单说版图，就汉唐的比三代更大，明清的又比汉唐的更大，如何可说是停滞?而且西洋像罗马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欧洲，大英帝国全盛时亦不能统一世界，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又皆崩溃了即从此不能再合，由此可知华夏的有大一统，及分裂了又能结合，是有他的本领的。
中国史上每次大乱，是因新制度初行时尚带苛性，未能与人生的全面相调和，而还有是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的震动。
西汉亡于王莽的六筦，而六筦其实开端于汉武帝。井田废后，财政惟恃税收，以供朝廷的平时开支尚可，要举办大事则不足，而且财政成了不过是政府的帐房，不像井田时的与民间产业为一。秦筑长城，治驰道，造宫殿，所以会引起骚动，即因没有可以代替井田的新财政制度来动员民间经济。汉朝初开时，朝廷自天子以下不能具钧驷，并非民间的财力亦到了山穷水尽，而因井田时的公田与国工国贾已废，新的财政制度却尚未达起，不能"百姓足，若孰与不足"，汉文帝的节俭原是美德，而亦因限于收入，只可如此。景帝时吴楚七国反，朝廷即无法应支这笔军费，井田时有征伐，是井邑出兵甲粮秣，而景帝时良家子从军却要靠举债了。其先汉高祖与项羽战，已是多靠占据了敖仓的积谷，又利用秦朝在关中的贮蓄，而项羽则因军需无出处而败。要到汉武帝，有平准及筦盐铁，来代替井田的徵发制，朝廷的财政才又生于民间经济而为其核心，有了新的行动大力。秦开郡县制，汉设六筦制，但郡县制至二世而乱，六筦制亦至王莽而乱，皆因其初时不免辛涩。郡县制的辛涩是到汉朝才去了，六筦制则要到唐朝，才好比七分熟的桃子又红又白一般可爱。
制度虽没有错，但带有苛性即不好，同样的制度可以做来风姿不同的。每次大乱皆不等触及生存问题，甚至不为对制度有何意见，而只是感觉世景雾数，朝廷像银河里的星座晦暗了，民间就要动起刀兵。因为所争的是世景，所以亦没有阶级斗争那样革命的政纲，并非区区农民暴动，而是天下人皆反。而问他们为什么反，却说是"苍天将死，黄天将立"，乃至三户亡秦之谣，但若认真封起六国之后，或奉起太平教为国教来，是要碰钉子的。原来那口语童谣亦不过是像"桃之夭夭"，兴也，却并不即是一首桃花诗，底下倒是"之子于归"，天下另有所归。至于因产业地域在扩大中而起的震动，则如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一体化，上起周朝，下迄宋朝，实经过两千年之久才完成。尚有华北经济自晚唐起另成一规模，至明朝才与中原结合为一体。而珠江流域则自唐宋时已见强大，但至清末民初尚与中原的产业未能相习。在同化过程中的变动，亦是使农业与工商业代代成为新相知，且引发新制度。故汉唐宋明清各有其文明的新姿，各有其划时代的制度，划时代的版图。周秦皆以黄河流域为王畿，而长江流域迄自成风气，不能与之相安，故秦始皇感觉东南有天子气，而秦末民间起兵，首发难者亦果然是楚人。秦汉两朝，黄河流域的繁盛是得力于通西域的商路。而长江流域亦南方海道渐开启，因为西方有波斯帝国又罗马帝国出现，连印度与中国往来亦一部份走西域陆路，一部份走海上商路，而引起长江流域产业的新活泼。秦惠王时，五丁凿通四川，楚汉之际，赵陀又疆理南粤，而景帝之世，乃有吴楚七国之反。吴王濞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可见当时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殷盛。西汉末年，王莽因行六筦与纷更币制而乱，亦是长江流域起来了绿林兵。
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自此即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当初周武王营洛邑，是为照应黄河中下游，而光武帝的东京则是为更就近照应长江流域，以与黄河流域的比重调和。汉朝黄河流域的产业重点仍在陕西，山东一带因距离稍远，每被长江流域所吸动，前次吴王濞反时，即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皆被卷入，所以光武建东京是贤明的。而当时黄河流域的产业基础亦实深厚，且自汉武帝置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四郡，甘肃新疆很兴旺，皆与陕西的产业相结，所以还吃得住长江流域。及东汉末年，黄河流域发生了大瘟疫，那次大瘟疫是世界性的，从欧洲传来，又经黄巾之乱，产业被破坏极严重，如此它对长江流域的比重才陷于长期失调，要到唐朝才再建。
东汉时是长江流域产业的新地位益益威张，先已有马援征交趾，后更去印度取经的人亦多走南方海道，这海道虽比西域陆路历史浅，却分外见得发育快。那次大瘟疫，长江流域又受害较轻。黄巾之乱，此地亦少波及，东吴但有山贼，荆州且更安静。荆州东连吴会，西控巴蜀，南有潇湘江水交通，联结南方海道，是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又北有汉水，荆州与襄阳合称荆襄，是开向中原经济的大门，所以刘表亦会有一代的名望，而且此后一直是政治军事的重镇。但是长江流域不能就此代替黄河流域为华夏的王畿，三国之时，东吴最繁华，蜀最法严，但气魄仍是曹操这边最大，魏在黄河流域。
三国之时，南方海道越发兴旺，为东吴所有。巴蜀则自秦时有寡妇清开矿致富，汉武帝时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人，及王莽末年公孙述称帝，已早有了气象，又经诸葛亮经营，成都沃野千里，纺织业亦发达，蜀锦很有名。诸葛亮又继马援而渡泸平蛮，从东吴分得一部份南方海上的贸易，故能"功成三分国"，而且六次出兵讨魏。巴蜀的地形，吴会的财力，若像西洋，乃是各各分立为民族国家，中国却因有汉文明的大一统，故惟有争中原，而终不自外于中原。
晋朝的统一时间很短暂。关中自东汉末年丧乱残破，曹操迁都许昌，晋亦都洛阳，黄河流域失去关中为根基，对长江流域终无力统率。又自曹操征乌桓，司马懿征辽东，通朝鲜日本的东北商路增强了今时华北地方的产业地位，此地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成为三个互不相下的力量，遂有五胡乱华，从此分为南北朝。晋室南渡后，长江流域虽然偏安，却还统一，而北方则群雄割据，黄河流域整个的陷于分崩离析了。
但关中仍在恢复兴起。彼时印度正全盛，西域甘州凉州物阜民殷，与华夏的联系仍通过关中，故苻坚能以百万之众南窥晋室。其后隋唐皆是凭关中的产业新气运，才又统一江南，而且削平了北方群雄，连华北地方的产业亦收来置之于肘腋之下。唐朝是远比汉朝更有西域工商业的明亮，玄宗时凉州的上元夜灯市，繁华竟不减长安。而长江流域则经东吴与东晋的风流人物，楚民族的浓重气氛已化为平易，与汉文明遂无间阻，唐朝壮阔如西汉，却有汉朝所不及的温柔艳丽，此即是江南的。唐朝的游冶郎如李白等，皆喜欢长安及甘凉及吴会，长安是"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发秦川"，甘凉是"葡萄美酒夜光盃，欲饮琵琶马上催"，吴会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但唐朝至天宝年间，西域商路盛极而衰，因其时印度已开始凋落，被回教帝国所垄断，西方世界与中国通商几乎都转移到南方海道了。于是甘州凉州萧条，而关中失去背景，遂又河北跋扈，江南游离，安禄山之乱，河北变成了藩镇割据，而江西的永王璘亦叛，其后还有李希烈自称大楚皇帝。及黄巢入长安，关中更从此破落，连残剩的西域陆路贸易亦转落于契丹之手了。契丹且又占领东北商路，故其势力骤然强大。
黄巢乱后，关中从此降为山西的媵属。可是广州亦被黄巢杀了波斯商人十二万，却随即恢复，因为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皆正在兴旺头上。此地不服中原辖管，而为蜀，为南唐，为吴越。他们都很繁华，但是汉文明大一统的元气还不能出在这里。此时是有个新的中原正在形成中。自从昔年隋炀帝开运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经济枢纽遂在开封，不像过去的从樊襄到关中。这运河不但联结江南，亦联结山东与河北，故五代藩镇亦在这运河圈内的山东河北河南地方最强，而宋朝统一了这运河网，遂亦统一了华夏。宋朝的京都在开封，是中原与江南成了新相知。惟有对华北终奈何不得，宋太祖最后才伐北汉，即是觉得河北的事不容易，而石敬瑭时已割让与契丹的卢龙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则到底不能收复，其后且至于迁都江南以避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