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青年喜欢西洋的科学与文学，而又喜欢子夜歌竹枝词与红楼梦。他们敬重哥白尼与达尔文，又佩服华盛顿与林肯，但因欢喜的东西太多，变得都只是好意，他们喜爱西洋，是爱的希腊精神，没有时间观念的。他们不大读历史，亦并不把西洋东西与中国的作有系统的比较。他们嘴里说不满意中国，但是他们喜爱中国的日月山川，又敬重中国女子。他们更不去追究西洋最好的一面原来亦拖有阴影。他们看东西能够没有选择，好像雪霁日出，泥泞亦有清洁的感觉。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您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五四运动原为反对廿一条而起，那时的青年随即却说政治经济是浊物，连对日本亦不恨了，因为是这样的美景良辰，人世正有许多好事情要做。他们废弃文言要白话，破除迷信要科学，反对旧礼教而要男女自由恋爱。
民国初年上海杭州的女子，穿窄袖旗袍，水蛇腰，襟边袖边镶玻璃水钻，修眉俊目，脸上擦粉像九秋霜，明亮里有着不安。及至五四时代，则改为短衫长裙，衫是天青色，裙是玄色，不大擦粉，出落得自自然然的了。那时的青年是，男子都会做诗，女子都会登山临水，他们不喜开会，不惹群众，而和朋友或爱人白日游冶，被里说话到雾重月斜。他们轻易离家去国，无人可以责其负心，而去到希腊罗马或美国呢，希腊罗马美国亦像在贵客面前不可以诉说辛苦恩怨事，他们是到了那里，那里即呈吉祥，他们有这样的奢侈，连脂粉都怕污了颜色。
彼时我在杭州从表哥吴雪帆认识了几个他的同学与朋友，一个是修人，我没见过，但至今记得他的一首白话诗的开头两句:腊梅花儿娇，妻的心事我知道。
又一个是刘朝阳，还有崔真吾。
义乌青年刘朝阳，他为反对旧式婚姻脱离家庭，在厦门大学读数学天文，读一年要出来教半年书积蓄学费。他有个爱人，三年了，年年为她来杭州。
五月的杭州紫气红尘，院纱路上千柳丝，汲水洗衣的女子走过，有晴天的润湿鲜明，旗下包车叮当，菜担柴担花担和露带泥。沪杭铁路城站的喧阗，如潮来潮去，亦如好花开出墙外，游蜂浪蝶并作春意闹。西湖的水色淡素，白堤上寂历禅院无人到，栅门掩着，里边石砌庭阶，桃花李花都开过了，那花呵，开时似欲语，谢时似有思，都付与了迟日疏钟。
刘朝阳来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枕被，因为简单，因为年青，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
他这次来，是和他的爱人说到了婚姻，女的欲待说出个什么条件，大约是问他婚后生活的保障，不料他登时就和她分手了。以前的仍是好的，而现在这样做亦没有遗憾。
刘朝阳后来当齐鲁大学教授，是中国有名的天文学家，其实当初和那女的说说，她也会肯的，刘朝阳却那样气大，那女的真是委屈，使人想起长恨歌的句子"宛转峨眉马前死"。二十年后中日战争终结时，我避难上海一家日本人家里，那家有个小女孩玩她的镜奁与锦盒子，见她把来拆毁，我不觉心痛，但因为她的世界里样样都是珍贵的，不拆毁这个又拣什么来拆毁呢?如此就想起刘朝阳。古希腊人不得完全，宁可没有，刘朝阳却是对于完全的东西亦可以一刀断绝，人世是无条件的，他比希腊的神还更喜怒无常。原来卓文君的诀绝司马相如，为妒忌负气只是个藉口，她是对于生生世世的爱也能没有吝蔷，可以忽然舍弃，而再见天地清旷。
这种骄，这种英气，是人生爱娇的奢侈无边，到了是无情的地步了。红楼梦里有个鸳鸯，她当自己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古之深情人常会忽然的像天道无亲，刘朝阳亦有这种心狠手辣。
崔真吾则是宁波章村人，也在厦门大学读书，跟鲁迅编朝花旬刊，又跟鲁迅转到中山大学，那时的青年千里游学跟先生，耽误了毕业连不以为意。他很理智，因为他的感情很健康。他和刘朝阳原来家境都很好的，崔真吾的父亲开轮船公司，但他亦因反对旧式婚姻脱离了家庭。
他有个爱人，但已许了人家，退不得，到底结了婚了，他却终不结婚，女的痛惜他，他亦仍旧敬重女的。那女的从广州回宁波，他千里送京娘的送她，路上给她抱婴孩，约定年年马樱花开时到她夫家的村子里去看她。
崔真吾姓的崔字就很美。他很会做事。暑假他回宁波，帮助种其母的农民反对一位豪绅的垄断，官司打了几年，又发动农民焚香递呈，同当局请愿，才得到胜利。后来他相信唯物论，只因唯物论的宇宙与人事他觉得有一种清楚干净，当初反对豪绅，他原也没有着意于任侠，而后来做政治活动亦一般只是他的本性明朗正直。他仍旧遵守对爱人的约。他又有个堂姊姊，人相很俗气，说话的声音又难听，崔真吾见她被夫家离弃了，带她出来谋事不成功，一直维持她。崔真吾是希腊的，而他这种姊弟之敬却使人想起中国的礼，礼是不问对方如何，而只尽我的美意。朋友们为了崔真吾，见到这位姊姊也只得忍耐，而且觉得人与人真是该有在妍媸之外的相敬的。
这崔真吾:后来是在广西被黄旭初杀了。故乡白云天涯，惟有村前马樱花，春来向行人烂漫发满枝，那楼头少妇，做做针线又停了，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我表哥吴雪帆，嵊县傅家山下人，也是要把父母给他定的婚约来解除。他父亲说、"这种话我是说不出口。"吴雪帆自己便去马(夭+山)村和女家的长辈言明，女家的长辈很看重他的，他们末了说、"可是不知道女子的心会怎样想呢?"吴雪帆只得和那女子亲口说去，两人在楼上房里说了半天。乡下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家里人以为两人已经明白了和好了，听吴雪帆说要女的去读书，便欢喜答应。那知吴雪帆是为使她思想可以开通，会晓得解除婚约于两人都是好的，并不是为嫌憎她。
吴雪帆送她进嘉兴妇女补习学校，暑假寒假接她回家，上船落车住旅馆，吴雪帆处处照顾她，敬重她，家里人看了两人信来信去双双行旅着实惊喜。
如此两年，女的毕业回来，两人到三界渡头，去家只有五里路了，她要在江边麦田塍上坐一坐，忽然流下泪来。她说、"你不用间。此刻我哭泣，心里很静的。"随即她收了泪，低头道、"你是待我好的，我做人也无怨了。学校里先生一次教唐诗，是"知君用心如日月"，当下我就想到你。可是读到下一句"事夫誓拟同生死"，我哭了。我没有这样的福。现在我想想，有第一句已经够了。我总总依你。"
说到这里，她又流下泪来，却抬眼向吴雪帆一笑，她坐在田塍上，一种谦卑柔顺都变得了是端正。她说、"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它是对的，它是好的，只因为它是这样的。此后我仍旧记得你，如同迢迢的月亮，不去想它看它，它也总在着的，而房里是我在做针线。我也不说谢谢你的话了，今日才知道人世的恩情原来还有更大的。"
到家她就同母亲取了庚贴还给吴雪帆。
其后男婚女嫁，吴雪帆抗战时期死在严州，灵柩回里，女的去祭拜，似祝似诉的说、"十五年来我没有当你离开了呢，还是没有离开?今后的十五年或二十年三十年里，我也不去想像你死了没有死了?从前我从你知道爱不是顶大的，现在又从你知道生离死别也可以很朴素。今天来在你灵前的，仍是当年的马家女，此刻我哭泣，已不是人间的眼泪，你不用问，我也刚刚还以为自己是不会流泪了的。我给你上香，袅的烟是亮蓝的，我给你献茶奠酒，如同你对我的有礼意。"
祭毕，她和吴雪帆的夫人分宾主相见，又见了孩子，坐一回才上轿走了。
五四时代的青年便像这样的是金童玉女。而因是这金童玉女的清洁，所以有后来的反封建，并非中国真有西洋有过的那种封建社会。又因他们看西洋东西，还比西洋人自己所知道的更好，所以才有资格责备西洋，而有后来的反帝。
五四时代是个分水岭，从此军阀要过时，国会的花要谢，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以来的士，从袁世凯训练下来的新兵，都要让给新的知识分子与北伐革命军了。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
民国世界的王气
民国世界的王畿在长江流域，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时建都南京，其后北伐亦到了长江流域才得平正，又仍建都南京。又其后日本军入侵时，亦对此地的人比对华北的对珠江流域的更奈何不得。乃至现在◎◎政权之下，亦仍是长江流域比华北更人心不服，又比珠江流域能隐忍待机，将来◎◎的军事与政治，形势要取决于此地，而◎◎之后，虽华北有满州工业之重，新都亦必在南京。
王畿是王气所钟之地，文明凝祥的华夏核心，而王气则遍在于华夏的天下文明，遍在于民国世界四民的仍是王者之民。孟子说"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在上海等码头虽可见西洋的日本的强国之民，中国人对他们却能犯而不校，随和而没有一点肯迁就。中国人是因没有过阶级的征服与割裂，所以有人世的威严，比强力更大的天道不回，有人世的可以行于无碍，比骄傲更大的自得其乐。
民国世界仍是士农工商四等人。士从五四运动成了新的知识分子，但亦仍是天下士，五四时代的青年只想做诗人，因诗人是不为职业的。也希望能当大学教授，因教授的高尚不可拿它来与职业联想。也愿将来做个发明家，因为科学亦如诗心的清洁。他们真是清洁到连没有野心，从不去想自己要做大总统或公司的经理，因为觉得大总统不过是公仆，而经理不过是庶务。他们忧国忧民，但是不肯把一天的日子过得潦潦草草，他们是要有现世风光的美，如陶潜诗、"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后来他们又变得喜欢谈政治，亦仍是这胸襟。他们对于赴行政考试做公务员仍不热心，而是谈的革命。外国的革命由阶级来谈，若是小资产阶级谈革命，亦必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个注目的团体，其次是日本，但在外国则都没有这样。也有人很痛心，怪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不像外国的列身到社会组织里，各勤一业，殊不知中国之士向来是志在天下。
士是生于中国文明的政治，所谓士志于道，即是志于治道。中国政治有治术，有治道，向来是治术在民间，惟治道在朝廷，故为政可以简静。周制的王官，许多是民官，不可以为大夫，大夫必以士，若加以分别，则大夫才是官，而民官则是吏，后世秦汉以来仍一直保持这官与胥吏的界限，官必须是士出身。现在民国亦许多事情仍是民间自理，新的知识分子并非小资产阶级或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以代表的资格参政，但他们要管的仍是治道，不为作胥吏，更不为从事职业谋生活。
政治原来除了技术，必定还有它的意味，西洋政治假使没有基督教精神，一切就会变得要不认识了，中国的有治道亦如此。但西洋的宗教与技术分离，中国的治道与治术则可以是一个礼乐政治。中华民国的新的礼乐政治，还是要靠五四时代出来的新知识分子，而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即以他们为干部，比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乃更有一代的新运了。
士之次是农，中国历史上亦原是农对政治起的作用比工商更大。西洋的农民有一种特殊气质，现在转化为农场工人，亦是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隅搬到另一个角隅，中国则过去乡村的教育与医药与机械工事的普遍程度为同代西洋所不及，风气并不闭塞，农民与一代的人皆是侪辈，所以能民间起兵，并且从他们当中出来帝王。
中国是连地主亦有他的好处。陈同甫上宋高宗策，说王安石把民间富室都弄穷了，又把天下的财力集中于帝京，以致民无余财，地无重镇，以应非常之变。中国的富室是民间财富的蓄水池，而无论城市殷户或乡村地主，多是省吃俭用，因有中国传统的做人家道理，总不到得西洋人那样的穷汉也索性把钱都喝酒喝光，富人也陶醉于兽性的狂欢，奢侈起来会无底止。中国的财富有一种文静。而且他们亦不像西洋的把余财都投资于产业，逢到政治的或产业的大危机便动弹不得，却是总有余裕可以应变，所以从来国家用兵与民间起义皆得其力，而历次大乱之后随即又能承平富庶，亦是靠此。
过去西汉末年民间起兵，那刘秀便是地主，东晋与南宋抗异族的大河南北豪杰亦多是地主，隋末瓦岗寨的英雄以单雄信为座主，水浒传里梁山泊好汉以晁盖为座主，单雄信与晁盖都是地主。清末民间起兵反抗太平天国，那湘军亦是多得地主的资助。过去西洋的领主，日本的诸侯，能弄兵不足为奇，中国的则是单纯的地主，并没有政权的，却竟能为天下起义。还有几次是地主虽不参加，但民间既已起兵了，亦仍问他们要谷要钱，才成得事。民国以来，如对日本的八年抗战，民间的生活仍能过得相当舒齐，中国的乡村地主与城市富室对民间经济的盈虚自在，生机流行，亦是有功的。即如中共，亦靠抢劫没收他们的来充军费，来做强力政权的资本，这种竭泽而渔，而亦是为了要使反共游击队野无所掠。但从前秦朝隋朝也收民间之粟于敖仓，而民间就起兵抢了政府的，来日的事亦将如此。
中国的农民平时让地主也不过让三分，不到得冤沉海底，农民发难是天下事而不只是农村的事，他们是要会会天下的英雄好汉，不为找地主报仇，而历次关于土地改革，如北魏及隋行均田，皆由朝廷来施行，又如此次解放后，农民要等上头来发动分地，便因中国实在没有阶级的仇恨，也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民国初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是因军阀割据内战，他们多去当兵了。这与五代时藩镇的兵是黄巢的余众，明末的农民在李自成张献忠与四镇兵之间随意跑来跑去，清末的农民可以从太平军与捻乱转变为湘军与淮军，皆是中国农民的不甘于只做一个阶级，而要与天下人在一起。所以中共当初强调土地国有与农民的阶级，倒反使农民感觉寂寞，瑞金赤区到底不得出头，而后来是中共说为抗战与解放，农民爱他的这气魄，而且减租分地亦说是其照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的，很平正明理，所以才去做了解放军的。孙先生当年，也不是农民协会有什么作用，而是以国民革命军来吸收农民，他是晓得以英雄豪杰待农民。
中国的工人亦和农民一样不作阶级斗争，因为凡是中国人皆有一种达观，常说钱是要人赚的，亦要人会得用，又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西洋人孜孜为利是为上帝服务，何等正经，而中国人说赚钱则不过是骗骗而已，你问他、"宝号的生意很得法?"他答、"好说好说，也不过是骗骗嘴巴，骗骗日子。"这样的谦逊而洒脱，把郑重的事亦只当是小小的调皮。这样，便连阶级的利害也认真不起来。
中国的资本家没有增积资本的神圣观念，却是只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逢到大事情，则尤其看得开，比方抗战当年上海的厂主店主，觉得沦陷时期还讲什么，就让工资提高吧，而抗战胜利了，则又是大家的喜事，让工人也得点好处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资，中国在战时及战后工资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现在倒是共产党来把它抑低的。又如地主，见佃农不缴抗战时期的租也就罢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后也要追缴的，为了权利义务的神圣观念，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产业的精神未立，但中国人把雇佣关系亦依于做人的道理，实是廓清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的基本德性。
中国的现代工人罢工远比西洋工人活泼，恰如中国农民向来敢和地主打官司，为西洋封建时代所无，但并非以阶级斗阶级，而宁是以平人斗阶级。特别是零碎的罢工比西洋多，工人只因厂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说不过去就罢工，但是除了那次为五卅惨案对日本及英帝国主义者，竟没有过大罢工，因大罢工需有阶级意识，而他们是在争待遇的场合亦看各厂的情形不同，分别交涉。有时为声援他厂的工人而加入罢工，也是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纱厂，经理来工房和女工搭讪，工人大家都嘘起来，唬得那经理连忙退出。他们又极恨讨好上头的人。这好像阶级的敌对意识很深，其实也只是出于侠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思无邪。又有个女工，外面来了求爱信，她拿给工友们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热心替她查询，打听得那人当小学教员，是规矩的，乡下家里也并无妻子，又找他当面谈了，把话都扣着实，然后大家帮助那女工和他结婚，个个都送礼去吃喜酒。这又好像阶级爱很深，其实都是兄弟姊妹的亲情。他们慷慨，要朋友，同乡人来上海，他们殷勤招待，使用钱财很健康，上海地方的世俗繁华在他们都成为好。连他们的工会也是帮会性格的，讲江湖义气。
战时我在汉阳鹦鹉洲，看见长江水手工会开会，在庙里大碗饮酒，大箩盛饭，好像打斋，一桌一桌从山门里直摆到山门外。他们商量职业上的利害问题三言两语就完毕，聚谈得最多的倒是三月三灯市工会也会搭台做戏，五月五划龙船今年谁家值头之类。上海的工会虽然不同些，性情亦还是一样。
中国工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但这是天下人做天下事，而工人的党与工人运动那样狭隘的东西则他们并不喜。他们的工会活动仍是人本位的，而且不一定要以工人为领袖，他们倒是听从虞洽卿杜月笙那样的人的话，又敬重孙中山先生。虞洽卿是上海之王，孙先生是现代中国之王，既是众人的领袖，亦就是工人的领袖了。中国的商人亦是这种性格。上海向来是政治家避难的地方，不只因有租界，而更因上海商人朋友落难了肯照应。他们不为作政治投资，却是觉得朝中亦有朋友，在野亦有朋友，总是人生的风华。他们看政局变动只是普通的人世沧桑，倒能超出势利眼光，人家有好事情要他们帮忙，他们总来的。但他们不想自己组织政党，也不喜以商会的资格去参加政治活动。而亦是这种人世的旷荡清澄，所以他们过去弃绝了太平军，后又校正了北伐军，乃至对日本军与解放军亦能看得见他们的失败，如同天道悠悠。
上海现代产业界之王是虞洽卿，宁波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他出身钱庄学徒，而他的生活彷佛就是全上海，从小他爱哄了一班朋友吃花酒，正经事情闲话一句就为定，连无须乎理论，因为理论只是为无信的人说的。他在银行里还存有钱没有他亦自己不知道，人家请他帮忙他都答应，开的支票每每不兑现，他亦不以为意，人亦不疑他的诚意与信用。他是财神，他的财富连他自己不识深浅，他用的钱不知是那里来的，只要天下人有市面像百花竞发，他自己是花中之王。
他是眼光远，魄力大，上海产业界但凡风吹草动，有他就有个护持。他的有些产业大概是人家送给他的股份，中国人是把产业亦拿来做人情的，乃至许多与他无关系的产业亦彷佛他都有份，中国人就是在关系之外也有份有缘，诗人与三春草木皆有缘，虞洽卿与全上海的产业皆有缘。
虞洽卿所揽手的产业多是些大而无当的，好像天地的荒唐，是赚钱或赔钱都不能知道，产业原来亦可以只是个好的存在，单为人世要有着它才完全。其中三北轮船公司因种种困难要不能招架，打打算盘化不来，但因这是宁波人的产业，他就调动社会的财力维持它渡过风浪。不为利润而为社会要有这样的产业，原可由政府来扶持的，但天下有道，还是民间自己来扶持的好，因为产业要有人世的风光，它使像艺术一样不能由政府来计划。
后来抗战时期，虞洽卿在上海做轮船生意的收入成了全国第一人，他的有钱好像日圆风正，潮水涨平堤岸。但他就到重庆去了。他的脸相，如"阅人阅世多矣"的岩岩山岳，聪明正直都有，却又很随俗，机警刁滑，连日本军亦拿他无奈。虞洽卿场面上人家称他一声洽老，但宁波人则都叫他阿德哥，他主持的宁波同乡会做到宁波人在上海没有一个流落街头的，也没有一个不能灵柩回乡的，上海一二八及八一三两次日本人打仗，宁波难民都好好的资送还乡。上海还有白相人，如黄金荣杜月笙及后来的吴四宝夫妇，而产业界亦因他们的侠义，许多地方才头寸兜得转。有人说白相人是寄生于租界的病态，但如日本，没有租界，可是亦出来得头山满，汉魏六朝有荡子，初唐有游冶郎，民国世界有白相人，其实都是时代的好气运，人与物的能飞扬跋扈。民国世界是确有许多新东西，使人惊呼，好比在天气变化里更觉得有人身，白相人的慷慨重义气对现代的人与物都有敬重与欢喜，这就不同于西洋流氓。白相人虽以武乱禁，但没有玩世不恭的。
白相人爱朋友，人抬人，花花轿，人总是要望得天下人都好的。他们与王侯都是平行人，亦与赤脚挑担的人称兄弟，这种平等，还比佛说慈悲更来得亮直，亦不像基督教说的兄弟爱或邻人爱，而是义。白相人钱财银子看得等闲，但是面子一定要顾。本来亦是不能人求财，只能财来跟人，云从龙，风从虎，物从人，他们常会得有财有势，而物权不过是人与物的邂逅相见亦可以欢喜无限。他们是这样的把得失之心来看开了，并非淌来之物不心痛，而他们的爱面子，像女子出门必定要打扮一样，这亦是中国人历来的重礼，色相即是一切，惟对人世真能肯定者才如此的不苟且。
这游侠豪华其实亦是中国四民皆有的德性。天下有道，即游侠豪华亦相忘于平正清明的人世，而虽在变乱之际，民间亦不肯把这现世的风光来蹙损了，此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孙中山先生是当临时大总统时在南京，其后又在上海住过一个时期，接触了长江流域的四民，又在日本与游侠亦结识，如此乃有一种新的作风，出现在他的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及发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北伐
萧何当年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孙中山先生亦像刘邦的爱说大话，被人说他是孙大炮。他是有汉魏荡子的跌宕自喜，常常失败得丧魂落魄，但环境稍稍好转一点，他就又开府，自称本大元帅，本大总统。因为他做的事都是真的。他对学生演讲，及讌请黔桂滇一班督军，皆这样的意气扬扬为自得。他要北伐，而亦可以北上与段祺瑞商量开善后会议，这亦像刘邦的无可无不可。而他又绝对的不苟且。照相上他的脸只是知性的端正的，当世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会用思想。
他的三民主义不像外国的主义，他的国民党亦不像外国的党，他的干部，高级党员及政府官吏其实是幕僚，和古来开国英主的幕僚是一样的，称为代表与通过选举都只是依依名。他的组织民众并不看重职业团体，倒是像君子之交，天下事与四方豪杰共之。他的党仍像中国向来民间起兵聚众结党的党，他的党员是士。
中国史上向来是以士为政。历朝民间起兵亦是士领导，所以有革命的自觉的。离脱了士的领导，即只能成为黄巾、赤眉、黄巢、明末流寇，太平天国算是有做法的，只落得一场无结果，亦因离脱了士。同样的理由，中共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代议制与共产党的阶级专政皆不以士，非知性的政治，必不能在中国的地面上久存的。
想起来，孙先生真是不可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法与印度独立后的代议制皆是模仿西洋的，惟独中华民国的政制是自己创造的。日本用代议制，另颁教育敕语来补救，而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里根本把代议制来改变了，他确立了知性政治的大原则。民初五四运动叫喊要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时候，孙先生即已远远的走在前头，他提出了民主不得违反先知先觉者领导政治的原则，要本于建国大纲来制宪。科学是孙先生更走在了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现象的前头，提出了宇宙生机说，而且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完全合于大数学者与大物理学者从事发见的经验的。
孙先生的建国大纲，首定军政时期，是深切体验了中国向来民间起义与开创新朝都是军，太平军，国民革命军，乃至后来的解放军。其次训政时期，亦是中国向来以士治万民之意。而宪政时期则不单是说制度，都还有孙先生所常称道的礼运大同，天下为公，至治之世的理想在内。至于规定中央与地方，国营与民有的制度，及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又皆是到了现在中共亦还在闹的问题。但孙先生所说的是皆依于中国的传统办法来维新，譬如其中的平均地权即是依于北魏均田的传统，而后来虽中共亦不能不放弃土地国有的口号，改为分地，才能有解放军的声势如海浪。而且孙先生凡说制度，皆有它宽和疏朗的性情，此即是有术还有道。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要利用外资建筑三个大港，十万里铁路与百万里公路，利用黄河长江西江的水力发电，来掘煤炼钢，烧制士敏土，一直要开发到蒙古新疆，人家说他孙大炮，其实中国人民真能一旦起来，像江潮海浪，要做到这些也不难的。而利用外资的话，他是对于西洋国家有着一种无邪的好意，且说得来竟像是天下世界的财富不分东洋的西洋的，皆可以由他调度，因为他真的没有私心。现代世界也是要有了他那样的人才不寂寞，而西洋人则到底鄙吝。
但是孙先生所做的没有完工。从前周朝末年是个大变动时代，有秦朝出来建立了全新的制度，而因与传统脱节，发生大乱，又有汉朝出来才作成了新旧衔接，郡县阡陌是新的，但礼记里夏商周三代的旧章大部份仍行于汉朝，不过是都生在新的空气里了。这历史的大变革，是经过两代，秦一代，汉一代，才完工的。清末以来也像这样，经过中共的变革，还要再打倒中共，才能来完成新制度，并且与传统相衔接。可是如果有大人，这样要分两代两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来完成的，而这就必要经过大的军事行动，北伐、剿共与战胜日本。
这三次军事行动是历史上稀有的大成功，但是政治上仍旧失败。也并非国民党的党政错了，而是当时的文化人都错了。
中国的文化人为什么这样的对政治有兴趣?外国的文化人总不能了解。原来中国文化人是独有其士的传统，志在于治国平天下。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迷失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已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新政治学、新经济学，然而五四以来的文化人以西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为标准而批评说是不合格。不惟左派文化人，连民主人士亦以为国民政府是不合格。他们是不但忘失了士的做学问的方法，且亦忘失了士的责任。他们借时局的动乱而攻击政府，却不知他们自己要负造成动乱的责任。
五四以来的文化人虽已失了士的德，但仍保有士对时局的影响力。他们自己知识没有一个归结，情绪不得一个安顿，还来摇动一代的人心，被共产党利用了而不知。外国人看中国的时局，他们是到底亦不能懂得中国的民间起兵，与士的影响力的。当时的学生是也因美国式教育的考试制度激起了反抗心，又且许多人毕业后没有出路之故，被诱在城市呐喊，在农村当红军。文化人造成的时局气氛与风声，不但市民与农民被感染，连军官也被感染。所以政府对其作战只能有胜无败，一败就人心以为大势去矣，江西剿共幸好是胜利，其后共军南下，国军撤守时兵败如山倒，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实在也使人惊。当时客观的形势，要统一华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来还未到时机。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黄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矿场与破落的农村很不调和，而且华北被满州产业的重量所牵动，长江流域又是农村继续在凋敝中，纱厂的新景气亦已被舶来品打倒。惟因长江流域到底是中国文明的现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军，解脱了共产党，并作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与华北满州及华南之间在经济变动上如此失调，怎么能够统一?可是北伐军居然直抵北京，连张学良亦举关外来归，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一统天下的传统，更大于一时的变局，而孙先生创发国民革命重的气象亦能比形势还大。
中央与地方的相处，亦不能一门心思学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皆只是权力关系的规定，原从其封建蜕变而来，依据对内征服的程度及对外御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与地方皆其权力有限制，而各各是个不完全，虽再加上现代产业的国家机关化而益益中央集权，亦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国则过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诸侯的乃至郡守县令的亦皆是朝廷，却又侯国之相与郡守县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论地方权力之大与中央权力之大，皆莫过于此，而作成了大一统，虽有时或藩镇割据，亦只是天下有道则台，无道则离，问题多不在制度，连民国初年的督军团亦如此。
要说制度，则民国初年的督军团实承历朝的方伯藩镇总督制而来，而北伐之后亦冀察、华中及西南皆有政务委员会，山西云南及关外又皆半独立，乃至中共来了，亦仍有"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等，这都是很自然的，虽然现在他们怕不能集权，又要改变，但能不能号令天下仍与集权或分权是两回事。可是国民政府那时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统一，知识分子又主张要以民主求统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罢，用民主的力量也罢，皆还需有中国政治的好性情，它是传统的，同时它又是新的。其实统一算得什么，西洋那样的也能中央集权，中共这样的也能中央集权，我们是还要能统一得好。
现在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与文化人相处得不好，那毋宁是由于文化人的无知。政府之所为，大体上都是对的。党治是知性指导政治。遵奉国府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行动的中心。敬仰服从领袖，这又是极自然的，因为蒋介石继承孙先生领导革命，是世界性的中国民族的英雄，民间原来都敬他爱他的，惟有文化人才是歪曲他们自己的感情。国民党就只在说明上太不够了。一部尚书，重在记言，说明行事的理，旧约里所以说"太初有言"。国民党的言语应该是像风吹花开的风。当然不止是国民党人之责，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责，应于五四之后来一个更高华的思想运动，才配得起北伐与抗战的。五四的是希腊的精神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物理学上的与古文明国史实的发见，一反十九世纪的常识。从来革命的新风，没有像大自然的与文明的发见所卷起的新风那样强烈而显明的。中华民国的革命的言语是要与这个结合起来。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气运都是延续到数十年之久的。北伐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学生为对学校考试制度的反动，与因毕业后没有出路而被共产党利用，品气低了。当时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气都比五四时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面，他们又会忽然地跳出这种低级的情绪，而为豁达的求知。
革命的余势可以到达很远。日本明治维新的余势为西南战役、日清与日俄战役。中国辛亥革命的余势为北伐、剿共与抗战，以至于今犹辽辽末央。所以像北伐抗战都有风光，事后令人想念之不尽。便如剿共，亦曾是有风光的。革命可以相忘于一个大的行动，尤其是像抗战，那行动就是革命的表现的一切，革命的意思与色相都在这里了。然而也还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语。
抗战岁月
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那时是连民主同盟亦与国民党要好了，知识分子情甘意愿的听从放府，却又各人可以任意而行，他们是与一代的人都结了同心了，还比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好百倍。而且地方与中央也莫逆起来，战区皆一统于中央，而这里亦是因有远比统治关系更大的东西，有些战区中间被沦陷区隔断，重庆的命令也许不能到达他们，但重庆的意志则能到达，好像早晚都在一起见面的一样。但又每一战区是个完全，是个自在，不觉有凡事都要秉承上头的苦痛，而且军事与政治经济等都生在一起，说统制也是统制的，说疏朗又极疏朗。这一切，皆是因有荡荡世景来做新的背景。
民间亦因政府在战时没有力量来多管闲事，早先的许多统制办法一旦失效，中小企业即刻活泼起来，农民更景况好转，形成了非常自然的城乡关系。人民只觉得政府很辽远而又很亲近，好像拂檐映帘的天上星辰，而蒋主席的威严乃真如同一代江山，战区的大小司令官亦一一皆有人世的尊贵，如此民间就都欢喜了。
彼时是国民党的态度也的确好。外国在战时虽原有的民主都要禁绝或削弱，中国则这次战争起来了反而扩大民主，国民党与新设的参政会可以无猜嫌，而且与共产党亦竟能相处。彼时共产党亦变得谦逊起来，随众说要放弃阶级斗争，听从国民政府。这一切，虽然国民党是因形势难犯，共产党是因策略要改，而民主人士又不过是为得人赞扬，他就高兴，况且仍旧吵架，尤其国共之间明争暗斗没有断过，但因大家都是生在广大的风景里，自然而然去了许多小气。
抗战能这样久，而且得到最后胜利，并非多靠外援，外援虽有一点，但并没有用来打日本军，而日本在中国的败象是还在美国投原子炸弹之前就己毕现的了。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原始，不易被击中要害，像低等生物的被切成一段段亦还能活。如果这样的原始，又如何可有统一的金融及统一的作战?乃至在武器上，中国的与日本的亦不过是同一世纪的程度之差，并非两个世纪的性格之差，否则像清末的鸦片战争那样，是要坚持继续抵抗亦不能的。这倒是要感谢国民政府前此的建军及法币政策。但抗战当然此外还有东西，否则如战后国民政府离更有美式装配的军，其法币更相结于美元，亦要败不旋踵的。
亦不是因为中国地方大，可以拿空间换时间。俄国也土地大，所以拿破仑失败，但那是一百几十年前的运输兵站与占领体制，在现代则希特勒若不是西线同时也作战，两年之内将可攻下苏联全境的。日本可是单打中国至六年之久，并非因他不曾用出全力，所以战果不立，而是因战果终不能立，即使要用全力亦无法用。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其对国家的信是这样的人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马一浮有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说吾心有点空洞，其实抗战的战术战略便真是礼乐。老打败仗，又时间拖长，以为中国民心厌战了，这完全不是的。以为中国人咬牙切齿与日本赌存亡，也不是。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他还他一分礼，可是总不上当，"君子可欺以其方"，中国人都是为善可以无方。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并不克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画家晓得界线最难画，因一件东西的边际要似有界，似无界，让空气可以流通，中国人的胜败之界，和战之界，便亦好到像是这样。又凡见了大山大海，最最真的东西反会好像是假的，因为它乃是这样的，中国的抗战也这样的似真似假。战争讲攻守，攻守皆以对方来证明我的存在，而中国人的则是自在，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里令人想起吴魏之事。吴魏两军相距于濡须口，孙权遗书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退"，末后又批一句"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这翻成白话便是:断命的小鬼总不早死掉，吵闹得人家想要有一刻安耽也不能的。曹操亦正在忧闷，见了信笑起来，说孙权的倒是真话，而且看得起我，他就此下令班师了。抗战中间，中国这边是有孙权这样风度的，可惜日本那边没有曹操的妩媚。
彼时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也很好。他们在战区其实并没有如何组织民众，动员民众，他们打仗不像打仗，而只是与民间一同在过迢迢的光阴，最高的战略竟到了是没有机心的，这才使日本军困惑，不能确立战果，而以有限斗无限，到头智穷力绌了。中国人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又是非常真的。
战时洋货中断，且大部份解脱了战前造作的统制，连民间债务亦因法币贬值而取消了。地主不敢下乡，农民就少纳租，沦陷区的农民更几乎是全不纳税。而中小都市亦不归大商埠支配，如此产业就又有了好性情来自然安排，回到平等遍在。彼时走单帮之多，正是运销统制失了效，而工商业问银行借钱，也有百利而无一害，又且工厂内迁疏散，上海大公司在各地的分店亦纷纷自立，如此就编成了雇主对工人的新关系，工商业对银行的新关系，以及工商业相互间及其内部的新关系，且连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一种新的关系了。
许多小城市因抗战军的司令部搬来了，变得很热闹，还有一些机器亦跟工厂从沦陷区大码头搬来，到得这里，连那些小机器也都高兴起来。这样的产业新安排全要靠人，雇主与工人亦有了是人与人相见的新感觉，又因产业关系的全面改变，出来了新的购买力，生意很好，乐得在工资上厚道，如此就劳资关系也变好了。而且做生意的人不管抗战区沦陷区，照常堂堂来往，其中许多是走单帮，他们资本都很小，可是人数有千千万，商业原来可以是与人这样亲的。
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过了一关又一关前面来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缺少鲜花共牡丹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至今金华道上犹在歌唱当年的竹枝词:道旁杏花一树明照山照水夫妻行长亭买酒郎斟妾妾惜金钱郎惜情妻子计算路费，肚里想看买饭吃节省一点，可是丈夫为她叫了酒，而她也就饮了，是因为敬重，因为知恩，所以慷慨。不但那男人，他的妻也慷慨。与这同样的事，会做得来使人心酸落泪，但他们的不是，他们是欢喜的。他们的这种慷慨才真真是一代人的有大志。
没有名目的大志才真是人志，没有定规的大事才真是大事。当年寻常村庄，都有子弟在重庆，或从军远到印度缅甸，外面的天下世界这样大，便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也浩荡有远意了，而一切又是这样的近，好像在溪边听得见上游有洗衣洗菜人的笑语，近在咫尺，稍移步即可看见的，但是且慢，而此时此际乃更觉有自己的可欢喜了。中国人没有神界有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现前的。
那时的女子离乡背井去大后方读书，过了二十岁也不去想结婚的事。她们恋爱了可以很大方，但很苛刻，看不起没有气魄的男子，因为她们自己是有气魄的。诸暨斯宅有个女子，经人说媒，那男的出外在福建战区当公务员，只看了照片通过信，她就胆敢一人通过沦陷区与游击区，千里迢迢去到男人那里结了婚。这种金童玉女的清真与对人世的理直气壮，很像五四时代的，而且更平实朴素，没有五四时代那种紫雾靉靆。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着贤主人。他们其实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对于西洋有这样清洁无邪的欢喜，这以前只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抗战期间实在远比五四时代更好，五四时代缺少农村的美，抗战期间则乡村与城市都新鲜活泼，可比辛亥起义那时候，而因此抗战军亦远比北伐当年的国民革命军更好，北伐杂有农民暴动的气味，编成抗战军的农民则极清明。抗战时期的兵士是有着比纪律更大的东西，所以他们都变得和气了，与人民相处得很好，共产党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则更表示亲热，但人民宁是觉得国府军落落大方，叫人可以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