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还见于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到处歌舞，在沦陷区是忽然流行起越剧，在大后方是复兴了中原的迎神赛会扮台阁，而且传来了西北高原的土风舞与民谣。越剧即绍兴府嵊县山乡地方的秧歌班，亦叫小歌班，是民国初年才出生的。从清末太平军时到民国元二三年，有长长一段丝茶桐油输出的好景，把长江流域的乡村与城市都照亮了。嵊县通宁波绍兴杭州上海，而山高水急，地瘠田薄，民风强悍，彼时应了这气运却大大的兴旺起来，因为不宜种稻之故，便多种茶树桐树桑树，家家养蚕，开起茶栈茧行油坊，连带手工业亦比邻县都有名了。还是在民国初年的事，此地的人便在农闲时作出秧歌班。
嵊县人原来没有何种成熟的风格化，单是他们的本质好，爽阔直谅，好像宣纸的洁白，遂绍兴府城的华丽深邃，宁波码头的热闹活泼，杭州省会响应辛亥起义的朝气，与上海外面的天下世界，皆移来生在这幅宣纸上，笔笔沁入了，而这就是秧歌班的风姿。
秧歌班早时单是沿乡沿村唱做，男人扮。想是单面受了宁波影响，世俗的生命炽盛，男女性感的炽盛，都简单之极，人家看了说粗气不过，很下作。其后改成小歌班，叫小歌是有点细唱细做的意思了，又因原来的秧歌班仍存在，改名是要表示区别。小歌班是女人演唱，都是几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乡下姑娘，行头比秧歌班好，但还是很简单，戏也只得相骂本、梁山伯祝英台、玉靖蜒及方卿见姑娘这几只，后来又从绍兴大戏取材，添了碧玉簪、龙凤锁、沉香扇、三笑姻缘等。唱辞直接来自民谣，好像竹枝词的男女唱和，动作亦是男女偶舞，歌声宽平直谅，舞姿则就像旧式床栏上雕刻着看的那种，非常的忠厚而妩媚。这些戏里的男女都是家常堂前楼上人，门外即天涯，有平畴远山，名城迢递。玉情蜒后游庵里的十八只抽屉，使人觉得太平时世的富庶安稳真是有的。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里，男女之情高到了似真似假的境界。三笑姻缘里秋香丫鬟的乖巧，相骂本里年青媳妇的绝世聪明，都使人爱。这些戏里的女子都乖刁，男子都蛮横，好像佛经里说的善心诚实男，法喜以为女，而且完全是现世的。后游庵里母子相会，起先不说破，几乎是要调戏娘亲了，只觉天地间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如同创世纪里的亚当与夏娃，但比亚当夏娃有人事的贞静。抗战期间是乡村与城市的产业新生发，又使清末民初的好景隔年抽条茁芽，开起花来了，所以小歌班当令。小歌班先流行到邻县，才被称为嵊县戏，及至上海，又被称为绍兴戏，因为嵊县是被绍兴府辖管。这绍兴戏于抗战第二年始到上海，想不到很快就压倒了电影乃至京戏。而且它随着抗战，流行到了各府各县，连不受方言的阻碍，东南一带凡有井水处皆能唱绍兴戏。沦陷区照理要颓唐，却出来了这样健康的歌舞，真是叫人惊喜。
中原是另有中原的歌舞。中国本来江南江北皆有灯市与扮台阁，而清末民初则因更有西洋的刺激在内，所以灯也越发晶莹，人也越发俊俏了。其后稍稍衰歇过。现在又因抗战而活泼，且出来了新声，在江南的便翻出绍兴戏，而在黄河流域的则被采用为行军乐，因其有锣有鼓，街上陌上一路可以歌舞，而这亦就是后来"解放军"的秧歌舞的来源。
还有是西北边徼的民谣与土风舞，有从高原吹来的爽朗的风，普遍流行到了重庆的学校里。这西北高原的歌舞有着汉民族早先的健康，不落中原与江南的繁文褥节，且与西洋的较为相通，而如此乃出来了戴爱莲的新歌新舞。抗战时的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有一股朝气，好像是在辛亥起义刚刚不久的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到底开了一代的新气运，现在抗战期的歌舞如花枝怒放，蓓蕾则还是彼时的。彼时的歌舞是京戏为主，以元气健旺的秦腔代替了形式美过于成熟的崑曲，且从缙绅的典雅解放，而从平民的活泼与直谅生出来清华贵气，这一点是不但京戏，亦是往昔的元曲与其后的绍兴戏之所以能兴起。民国初年还有山西河南山东的梆子大鼓亦更变得亮烈，这都是中华民族将有大事的行动美。彼时且又江南到处唱孟姜女，还有无锡景。孟姜女使人想像民国世界如同西汉当年，尚有哭长城的遗声在耳，新的天下的开创原来是为匹夫匹妇复仇。而无锡景则非常之谦逊，只是"小小无锡景呀，唱拨啦诸公听"。其实却有对于新时代新城市的得意，与汉赋洛阳，唐咏秦川，有相同处。
可是有了民间之乐，亦还要有雅乐。一代的歌舞当然是生在民间的，但非至出现雅乐则算不得成定，这和中国历来的治术在民间而上面仍另有朝廷，是一样的道理。例如诗经里，即是有国风又有雅乐的。民国初年的国歌，一只是"卿云烂兮"，一只是"中国雄立宇宙间"，都是华夏的正声，此外李叔同编的几只歌，亦皆沿承古乐，而采用西洋的新声，开了制作新的雅乐的风气。可惜北伐之后道丧乐失，惟有一只国民党的党歌，学校里唱的歌变得只是西洋的，舞亦是交际舞，雅乐还没有成功就中断了。此时民间自唱国产电影片的流行歌，倒是亲切新鲜，而且在民歌与雅乐之间，但总是瑟缩。及至抗战，不但民国初年的民间歌舞好像夜来的花枝被晓风吹动，变得都是今朝的，且亦重拾起了民国初年雅乐的坠绪，而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后来中共的有些歌之所以居然能是很好的。有这样的江山无限，那抗战的八载光阴，真的迢迢如同千年。
而及至胜利，又真的好比是天亮了。重庆的人分批回来，飞机飞过的声音都变了是好听的。刚胜利时上海生意清淡，许多机关等待被接收，许多事情还要等一等，可是中华民国到底江山有主了。马路上是成群结队看热闹的行人，如同开戏游春。公司橱窗里的货色存底很贫薄了，可是有一份慷慨的新意，秋阳照在游人的衣裳，照在外面的天下世界，外面的天下世界也像这样贫薄寥落而有慷慨的新意。到得晚上，灯火管制解除了，小店铺里的电灯也晶滢耀眼，条条街上有霓虹灯写出V字，大红的，翠绿的，浅蓝的。沿街播音机的歌唱也是新的，店里的伙计，街上的行人，都好比今天是除夕。
连各处小城镇上也响彻炮竹，打锣击鼓，小城镇原来是亦有小城镇的热闹的。乃至乡下，小学生的庆祝游行队伍在田畈里走过，锣鼓之声渐远渐稀，那清疏亦像迎神赛会。街坊邻舍有重庆的人回来了，那家里就好像办喜事，虽然经过八年战争种种不周全，但总之是份新人家了，那寥落贫薄亦不过是像新造房子未完工，才装置的门灯有一盏给油漆匠碰坏了，刚糊好的窗纸洁白如雪，也给小孩戳破了一处，但丝毫没有破坏的感觉。而重庆回来的人亦这样胆壮气旺，可以慷慨的吃喝自己家里与亲邻为他办的酒席，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好日子刚刚在起头。
解放军兴废记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是比形势还大的东西，一直到了胜利后一年间它都在于国民政府这边，可惜好笋茁在篱芭外，变成了解放军，这要怪国民政府的篱芭太迫窄。
时代的气象的话似乎空洞，要曾经身当其境的人才会晓得。日本军初降伏时，沦陷区曾有豪杰之士早看到了重庆的人回来将会怎样，他心有不服，要在武汉起兵延阻接收，渐退保湘鄂赣边境三角地带，以待天下之变，可是见了那时真有天亮了的那种空气，清冷如新年，一个浩荡的世界正在开始，不可以人力智谋去干涉它，他也只得罢了。那时是连中共亦被慑住，毛泽东才不得不应邀去到了重庆，因为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东西只可以深夜里在丛祠傍篝火狐鸣，而那时则是青天白日。
可是国民政府胜利回来第一就办汉奸罪，中华民国的新气象在于重庆来人成了只是骄傲气焰，程度至于连沦陷区的人民都被征服，被看作应当抱愧带罪的伪民，他们刚才遍地放炮竹打锣击鼓庆祝是白欢喜一场。从来得天下在能受降。前此湘军即能受降太平军，后此解放军亦能受降国府军，惟独这次国民政府对汪政府的人犯了杀降不祥的大错。其实抗战之所以胜利，岂单单是大后方的功劳?
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如此不乐，连灯市会市都怕引惹路人观看，影响治安，像温州城里三月三栏街福，五月五击鼓划龙船，行政专员公署都下令禁止。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真不知堂堂国民政府何以要自居于向隅之戚，且要民间也陪他不乐。而后来解放军打锣击鼓渡长江，便好像是端午节的划龙船，国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何况礼乐的乐是一代的气运所在，怎么可以这样的授给了共产党!但是国民政府失落了什么东西他亦自己不知道。从来失江山，都是先失了山川佳气。
中国史上的好朝代皆是兴于乐、立于礼，礼是制度之节合于乐之和，故对制度而言，是成于乐，而礼乐并言，则亦可说是成于礼，如武王作乐，但至周公制礼而后乃成定。国民政府胜利了后失了乐，他亦就无可以之提高制度使之成为礼，而且他连单单建设新制度亦不能，这就被人看得他是没有作为的了。
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在抗战时期已有出现，胜利后亦惟须依顺这自然的现象与趋势而成定之，便是一代的典章文物了。可是国民政府都不做，亦惟在惩办汉奸与防共反共。例如减租减息，战时已是既成事实，胜利之后若要像北魏时的制定均田或分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国民政府对于这样的事连态度办法都一点不表示、所以农民去投了解放军的。
又如劳资关系的平等亲善，及扶持中小企业的活泼健康，皆在战时已有这样的事实，胜利后只要顺以立制，可以比美国给日本败战后行的革新更好更自然的，但是国民政府亦不做，而惟欲恢复战前造作的银行资本独裁及运销统制。胜利后法币连续暴跌，成了国民政府败北的主因之一，虽然不无物资短缺之故，其实还是由于民间产业在战时的活泼又被这些统制政策阻塞隔绝了。
其他如中央地方、朝廷与士，亦皆战时己出现了新关系的，可是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惟知恢复战前造作的中央集权，因缩军整编的不公平，而有傅作义的以华北降兵，及在武汉桂系军的不合作。战时的参政会，不管其制度如何，它到底是有"天下事与天下士共之"的意思，且性格近于历朝开国英主的幕府，但胜利后参政会成了国共的调停者，这就失却它的幕僚性格，又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来代替参政会，都是太落实于民主的做法。说幕僚似乎对士不敬，但这不是家臣而是王佐。只要有王者兴，即起兵时士在幕府，开国时士在朝廷，至于幕府的形式，则为孙中山先生时的国民党部或大元帅府，或抗战时的总司令部与参政会，皆无所不可，朝廷的形式，亦为国民政府或其他，皆无所不可。又幕府与朝廷采用民主制度或否，亦随时势与事理之所宜而无所不可。但以士为调停人，则已是上无王者，士遂无所归了。无王者亦无朝廷，国代选举亦虽有民主，而政府惟是朝廷的代用品，又如何能为天下贞观呢?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的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洋接触，民间已能极自然的把来融和，使外来的东西亦渐渐成为自己的了，又经过辛亥起义及对日本抗战这几桩大事，民间亦生出了新的行动美，胜利之后，定一代的情意仪节，且使之生动繁华，这不是士的事更是谁的?但当时的文化人的惟知闹民主，这是因为他们的情意散失无归。惟这仍是国民政府要负更大的责任，士本来只能是王佐而不能是王者，时无王者，所以他们才破落而为民主同盟的。
胜利后国民政府是根本不知治道与治术，而惟欲恢复战前造作的统治权，以致政府与民间亦不能相安相信。抗战时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很疏朗的，胜利后却又变得防民如防贼，强调保甲组织，加严思想管制，而且与民争利。防奸防谍，抗战时是因光天化日之下，倒反可以不怎么严，而胜利后竟防谍变成了防民。保甲是兵制之一，现在却用来代替地方政治。思想管制更是徒招愆尤而无丝毫效验，因为国民政府的做法是不顾民意而顾舆论，办汉奸罪，办日本战犯，开协商协议，皆是为要顾到左翼的舆论。
立国有大信，国民政府却总被人疑。他的对美外交路线大体并不错，但国人总觉得中华民国的身份不明。他对于知识分子要算得厚待，因为统制得没有标准，言论其实倒是很自由的，而且学生免费与救济物资的配给很多，可是他们亦从不感激。而一般民间是亦不听知识分子的批评，亦不理国民政府的说明，单觉得总之是不对，这才是人心真的离去了。而如此乃起来解放军。
解放军之与中共，是犹如太平军之于天父天兄教。中共从在江西瑞金时造作无产阶级的红军、逃到延安时只剩下一万多人，抗战时避红军之名不用，改称八路军新四军，才亦随国府军而开展，胜利后又改称解放军，才与中国历朝民间起兵的传统相接，它原来不靠主义，而是民间的大志荡荡莫能名，遂挟遍地的秧歌舞而来了。
解放军最是它还在当游击队的时候有光辉。江南雁荡山，山头红霞落日，暝色青森，外面天下世界正在发生大事。解放军约三五支队从白溪而来，个个是年青小伙子，脸红红的好血色，两个步哨走在前头，过见畈上肩犁赶牛回家去的农人，溪边洗衣洗菜的女子，都含笑问候，夜饭吃过吗?答说吃过了，或说还在煮呢。而村人亦就在桥边观看后面的队伍走过，数数是一百三十余人。
队伍分散到了村人家里，他们只寒喧家常事，帮同挑水做饭，比自家子弟还规矩听话，有亲情礼意。他们是村里人家的宾客。他们并不宣传主义，连时局亦不分析，而只说旧朝代要没，新朝代要起了，乡下人听了虽或有不懂之处，亦皆点头称是，此乃主客之礼远比意见要尊，而且他们亦真的都懂得了。民间只晓得民国世界要大乱，而眼前这班年青客人是这样的好人，这就是天意民心向了他们。原来要得民心也像得爱人的心，你尽管让她口头上游移，只要她心里肯了就好的，而亦要是这样的才美，若必定拉住她硬要她说"爱"，宣誓信奉你的党与主义，她一脱开手又要笑说"不"的，而你若再闹，她就真的要生气了。
那三五支队伍因是生在民间的这份私情里，便好像盘妇索夫这出戏，连近在咫尺的国府军怎么亦搜索不到他们，他们竟然堂堂来去，何尝是靠的什么军事秘密。中国民间就有这样刁，而三五支队亦因得其掩护，所以能与国府军斗智捉迷藏，兴头得那样儿。
北来的解放军才渡过长江，这里三五支队就解放温州，早一个月他们已叫了裁缝在乡下做好蓝色中山装，这天便穿起新衣裳进城，因为这天真是个好日子。于是瓯江边击鼓划龙船，街上陌上遍地秧歌舞，学校工厂商店都展开学习。说要依靠群众，像佛法僧三宝，佛即是法，法即是众，大家同是龙华会上的人了。说要向现实学习，而这样生于现前的人事风景里的亦真乃福慧双修。
因为是这样的好日子，不可有悲哀。有的女子填写解放军发给她们的自白书，从幼年写起，她们想到一生做人不出头，多少委屈无人知，如今才像见了亲人，而且知道了自己是好的，便都哭泣起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难得在知音"，她们就这样收了涕泪去参军了。
初期解放军的好作风，连中共的中下级党员亦个个都是人才，都清洁英爽，有一代人的照胆照心。这并非共产党的东西，过去如太平军初起时即亦有这种好的。而其为王师或贼兵则还要看后头。初期解放军的依然是抗战时中华民国的好天气好情怀，他们说共产、道民主，是像海涅诗里莱茵河畔的女子、"她们以虚伪的词句，歌唱她们真实的感情"，中国历朝的民间起兵皆是这样的道字不正娇唱歌。
中共的胜利是利用民间起兵，并非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他得了军事胜利后才来造作的。这都有事实证明，一、初期解放军的纪律非俄国革命时红军所能及，便因解放军不是阶级的，所以亲民，而红军则是阶级的，有隔膜与仇恨。至于东欧卫星国及北韩，他们更没有过解放军初期的那一段辉煌。解放军的民间起兵，与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是性格根本不同的。
西洋革命亦不能有秧歌舞。本来汤武革命自是中国的，用来翻译西洋的Revolution并不对。Revolution是黑夜里的火把只照见凄惨决裂的脸，如马赛曲:"呜呼，法人甘为奴隶死，岂曰侥幸事可为，忍无可忍乃出此!"又如国际歌:"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都不像秧歌舞的活泼阳气喜乐，秧歌舞不是阶级社会所能有，而惟生在中国有灯市台阁的广大民间。二、西洋阶级社会从来亦没有过民间起兵，中国历朝民间起兵皆是州郡并动，这次解放军亦几于有征无战，国府军纷纷闻风响应，而俄国当年则沙皇的兵会响应革命，但将领无一起义者。阶级的革命又如西班牙内战，资本家与地主站在弗朗哥这边必斗，而中国的资本家与地主则一斗亦不斗，反与众人兴兴头头的谈论还在遥远地方的解放军。还有西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总是意见纷歧，只倒向优势的一边，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当解放军远比国府军势弱时就已普遍寄与同情，他们何尝是什么小资产阶级?而上海及各地的工人，亦没有比资本家地主或知识分子更热烈，他们竟没有过一次为声援解放军的罢工。彼时国人普遍对解放军有好感、西洋革命史上便无此例，这因西洋人的感情与真理是阶级的，中国的则是平人之情、平人之理，心之所同然可以通于天下。
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明白说是要无产阶级革命，中共则从江西逃到延安后宣称放弃阶级斗争，去了苏维埃之名，改称红军为解放军，不再说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国有，而说劳资两利，减租减息分地，这原是欺骗，可是人民就很欢喜，连解放军与中共的中下级党员亦皆信以为真，这何尝是什么阶级意识?俄国革命时共产党要节制工农的斗争，以免破坏过重，中共则解放到一处，要由党部去发动工农的斗志，而工农仍时时想要与资本家及地主私下里讲和。
要等解放之后，中共才来发动斗地主恶霸，以及三反五反的斗争，此皆为俄国革命所无，即因解放军的原本不是阶级革命，中共却硬要把它转变成阶级革命。苏俄当年亦没有像中共的要儿女杀父母，妻子告发丈夫，因为惟独中国有伦常是与阶级斗争不两立的。中共的所谓洗脑，其惨酷程度亦为苏俄或其东欧卫星国或北韩所还不及，凡此皆因中国有西洋阶级社会所无的文明最是共产党大敌。
大陆解放之后半年，解放军即已堕落为中共军，大陆亦由解放变成了是沦陷，所以国民政府才在台湾又能站住，及至参加韩战，惟靠组织与武器，中共军与北韩军简直没有两样了。但解放军初期曾经有过的好天气，则将来◎◎时在我们身上仍要再现，可比太平军所曾有过的好空气移转到了湘军身上。
中国文明今正受着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试验。希腊神话里仇恨的化身米迪亚赠给新娘一件袍子，染有半马人的血的，起初于阴暗处看在身上也高贵华丽，叫人的心都动了，但过得一会儿出去见了日光，它就发火，缠住身体烧起来，虽父子夫妻亦救不得，共产主义便像这样的缠绕在斯拉夫民族身上焚烧，于今将近四十年，老一辈人渐渐死尽，新一辈人被完全从历史切断。但是在中国，不及十年必可解脱它。
伐共建国
伐共要等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数年。
上次大战后，苏俄利用掠获物来建设，美国亦利用新地位来再造西欧及亚洲的秩序，各在半个世界经营。但至一九四九年，路就走尽了，苏俄生产力的增加率低落，美国的景气后退。遂有中国大陆的沦亡于共产党，及封锁柏林，而且发动韩战。美国不知苏俄野心的底止，且怕军扩经济不能长此下去，马歇尔计划终结，北大西洋防卫计划及建设欧洲军计划亦难推进，所以杜鲁门几次发令都很冒险，艾契逊的言谈亦老是暴躁不安。而史大林亦怕美国这种举动可能一旦触发大战，双方耽耽相视，全身竖起毛来，非常紧张，彼时没有闯成大祸实在是侥幸。
艾森豪政府上台的头半年里，大战的危机曾到了顶点，美国强硬到一步亦不让，且要废弃秘密协定，逼苏退回到上次大战以前的界线。可是现在这危机已过去了，因为美国与苏俄又皆有了新安排。
美国的景气后退尚可防止，因为知道了苏俄亦有氢弹，美国的军扩在开出新方向。美国生产力强大，年年政府的消费与国民的消费是平行的增加，乃至英国亦还供应得起军扩。军扩在今天，与其说是损害产业，毋宁是支持产业，成了产业的主型。而虽如法国、越南战争前半部会使法国经济濒于破产，后半部则反成了法国经济的救星，靠了美援。
美国的对外援助今后还要增加，西德阿德诺当选，欧洲军及西欧经济共同体可推进，亚洲亦日本在建军了，凡此皆使这边半个世界的经济有个新局面。而共产侧亦要行新经济政策，还有发展的余地。今后一段期间竟是两种制度可以并存，而对共产非战略物资的输出将放宽。
原来美俄之间，亦只是两强能否并存，不是两种制度的能不能并存。共产党的做法及其思想感情，惟在中国才觉其刺目不可忍受，但西洋人对它则亦不过是皱一皱眉，共产国家因其产业落后，为积累资本而使用奴隶劳动，比起西洋古代奴隶社会，封建制农奴社会，及产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强迫农民无产阶级化，也不算得特别残酷。乃至共产党统治下的不自由，比起自由国侧人人成了国家机关的雇佣者，人人皆在现代技术的组织管制下，亦只是大同小异。列宁的共产党到史大林已一次修正，知道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其实并没有这样一回事，苏联不过是作为一个强国，有机会就向外扩张势力，方法比美国各有不同罢了。现在马林可夫又来一次修正，在苏俄国内及其卫星国内逐渐减少主义的神奇，而归于朴素的现代技术的组织统治。前此苏俄文学里所表现的感情与趣味，已与美国的很相近，而上次大战，罗斯福、邱吉尔与史大林见面共事时，即发觉彼此原来是很可以了解的。今后共产侧产业若发展到某种高度，是还可以对资本制度中性化的。但是在前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则又情形不同了。
现在尚未至大战，惟政冶会谈在延宕，越南战争仍继续，四国外相会议或极东五大国会议，也不能有结果，美国不让的地方仍旧不让，苏俄不放的地方仍旧不放。共产侧是因为产业落后，经常要利用国际的不安局势来讨便宜，而自由国侧亦国际的不安局势倒是做了军扩经济的氛围。日子便是要这样的过，总不得称心如意，何时都是逼蹙的、耐乏的、堆满问题、一会儿紧张，一会儿缓和，适合于新感觉派。
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长。氢弹的军扩竞争，共产侧的经济亦到底相形见绌，现在是美俄势力最平衡的时候，但今后则将不能保持平衡。其时苏俄将又害怕、又要行侥幸，而美国也害怕，不明白对方的野心，且依恃自由国侧的优势，双方的误算就又都出来了。各在半个世界的经营与军扩经济，到底是又要走尽的，这回可是再要有个可以安排的新局面也不能了。一九四五至四九是缓和期，凡四年，自四九至五三是危险期，凡四年，今后又缓和，到大战爆发，大的亦不过四年左右。
现代技术组织的社会与国家机关的强大作用，是在产业先进国家亦没有革命，在共产侧亦没有叛乱，人类成了工蜂工蚁，社会的理性益只是物理学的，感情益益只是感官的，务实到不拿大战来浪漫，而亦不认真求和平，因为这都是理想。拿破仑战争时法国人的志气，林肯为解放黑奴而起南北战争时美国人的志气，皆不是现代人的，连希特勒时德国人的傲气，东条时日本人的傲气，如今亦成了古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穷途末路了才不得不打。物理学的理性使美俄两强的考虑惟依于力量的对比，而且感官派又会误算，是如此一旦忽然打起来的。
一旦美国对中共出兵，便连日本亦不能中立，在台湾的国府反攻，在大陆的游击队纷起响应，如此即苏俄亦不得不参战，英法亦不得不参战。开战后两三年内，中共必覆灭，而苏俄亦随之败亡。
能平共之乱的国府军与大陆游击队扩大编成的新军，皆必要有民间起兵的性格。但如曹操孙坚刘备其始皆愿奉事汉室，湘军更至终为清廷之师，是则民间起兵原可与政府军合流，成为政府的新军的，若致割据分裂，那是人事之过。我们要如此来看现在国民政府的练兵与号召反共大联合，及所谓第三势力的构想，及大陆游击队今后的变化。
讨伐中共的军队，要有抗战时国府军及初期解放军的民间的广大活泼、阳气喜乐，即不但能战胜中共，且能于战胜中共之后建设新的民国世界。否则惟藉国际联军并肩作战，及大陆到处叛乱，虽亦能击灭中共，还是无法善后。因为建立太平时势的条理与当初民间起兵的气象，是生于同一的人对人有好情怀，人对物有好情怀。
凡百政治，皆以决定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西洋平时的秩序是阶级的，革命时的动力亦是阶级的，故以政党及职业组合来团结。而在中国则政党与职业团体不过是余兴。中国更有在关系以上的伦常，所以汉高祖入关，明太祖下金陵，为文告皆说我父老子弟，不像西洋的是告诸位公民。职业团体与政党乃至民主制度皆不是究极，在西洋是还要有阶级意识来运用它，而在中国则以伦常来运用，从来皆是豪杰为君臣师生兄弟起义，如刘邦答项羽、"吾与若尝北面事义帝，约为兄弟。"又如曾国藩与其部下是师生之谊。五伦五常君臣为首，中国史上的动力，惟说勤王可以号召天下，此即西洋所无。中国之君非仅组织上的最高领袖，而是王气所钟，人世之尊，至于他禅让或世袭乃至民选的大总统，那都无关，要点是在有一代江山，有天下文明，即大总统亦可以是王者，而如西洋的惟有民族国家与阶级社会，则虽至今仍存在看世袭的君主，亦不过是部落酋长的扩大。
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明定党员要服从总理，这意思不单是修正组织法，而是元首还有在团体组织法以上的人世的位分，权力限制之外的大人的尊严，虽亦行于民主制度，而有更高于票决的智慧与责任心，此即乃是王者了。又如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尚能不离散，且国人对蒋介石先生仍有一种信赖，尽有许多不满意，亦说没有他可是不行，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的人君是虚虚实实的，他是个虚位，可是亦行于实职实权，历史上开国英主，当然他的行事亦都是好的，但即使末世之君，行事并不好，仅仅是这虚位，亦维系人心，还比宣传与组织的控制力有效。
民国世界，民间亦仍盼望真命天子出世，这是有着个大道理的。中国向来朝廷为天下贞观，不像西洋国家，其政府不过是社会的总事务所。中国的官，本身都有一种清华贵气，京戏贩马记里的小小县令亦使人觉得他真是贵人，看他后堂请夫人相见又那样的有礼。而报上见的罗斯福总统的相片，口衔烟斗，公司大老板式的颇孚众望，则中国人总难满意。这清华贵气与英气喜气相连，而与权力金钱无关，北伐军初期倒有，统一后的国民政府倒没有，抗战时的政府倒像朝廷，胜利后倒不像了。解放军当初亦有英气喜气，但一到人民政府就没有。中共是没有治道，所以人民政府里要有行行业业的代表，像他改编演出的京戏太平天国，把真的锄头铁耙都搬上场，被上海人说是一台叫化子，有故事而不是戏，人民亦是这样的觉得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不贵气。一代人的英气喜气即是王气，有王气才从中有王者兴，所以要问今后新中国的领袖是谁，便先得把反共建国这桩大事做得来有好天气好情怀。
而且新中国的领袖要是王者，他的地位即不能靠组织法的权力规定来作成。如孙先生为国民党总理、为大总统、大元帅，其党人及部下对他倒是幼辈对长辈的敬与亲，此长幼之序即定了君臣之分。而过去如蜀主刘备，从桃园与关羽张飞结为异姓兄弟来起兵，以及魏徵的诗、"仗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只为"人生重意气，功名谁复论"，亦皆是从兄弟手足之情，朋友的肝胆相照，慷慨之交，来定了君臣之分。王者是建基于伦常。
惟五伦五常虽说君臣为首，又有说夫妇人伦之始，但最初的乃是朋友。历史的顺序，先朋友而后有夫妇，又有父子兄弟，最后才有君臣。说君臣为首是到了有君臣才齐备，五伦中君臣定位，其他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四伦亦得保障，一切制度都有依归了的意思。其实五伦是朋友一伦的演绎，五常是朋友一常的演绎。朋友是最单纯的人与人相处，二人为仁，交游以义，仁即是亲，义即是敬，朋友有信并非契约式的信用，而是人与人的相亲相敬，便一切都靠得住了。其他四常则是这亲字敬字的层次。大学开头说"在亲民"即是这个亲字，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是亲的层次了。礼记开头说"毋不敬"即是这个敬字，而威仪三千则是敬的层次了。但亲的本质一样，敬的本质一样，并非父子才有亲，而亦说夫妇之亲，并非君臣才有敬，故说君臣有义，却是朋友兄弟亦可说朋友之义、兄弟之义。而且并非亲归亲，敬归敬，诗赋里常有父子比君臣，君臣比夫妇，夫妇比朋友兄弟，此即亲与敬不可分，可分的只是层次。
西洋虽亦有五伦而无五常，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只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有感情亦只是爱，他们是爱而不亲，尊重人权而非敬，他们是从朋友一伦起就无亲无敬，当然更不能有亲与敬的层次了，所以他们的是契约社会，其平时的秩序与革命的动力皆惟能是阶级的了。中国则亲与敬的层层推广，亲有远近，敬分长幼，这亲疏尊卑即成了天下世界的顺序，故可以为乐，可以为礼，礼者大顺，故各得其所，乐者大和，故天下喜庆，皆出自朋友一伦的高扬。太平时世五伦五常攸叙，朋友并不突出，但乱世君臣失位，父子无策，兄弟离散，夫妇对泣，剩下尚有办法的就只是朋友。从来民间起兵皆不靠政党组织或职业团体来发动，而是英雄豪杰来聚会，他们原皆朋友，一旦意气相投，便结为兄弟，如刘关张，或结为师生，如曾国藩与其部将，更或结为父子，如李克用与其部将，而异姓兄弟则尤其普遍。中国人见朋友称兄弟，同学称师兄师弟，此皆西洋所无，而自古如魏主曹丕，明主朱元璋，给臣下写信亦称足下称兄。旧小说里瓦冈寨豪杰，梁山泊好汉，皆是结为兄弟，其他征东征西、岳传、七剑十三侠里亦无不如此，虽然是小说，其实道着了中国的正史。明亡后郑成功反清，是有个天地会，天地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世人为兄弟，靠了这结义兄弟他才能起兵的。其后太平军的亦是兄弟营、姊妹营。太平军虽采用基督教，但其所谓天父实来自天地会的以天为父，而其天兄则是大龙头，当时帮会原有大龙头，亦即大哥。左宗棠征回，他拜了大龙头，兵队为了兄弟的义气才肯去这样远的地方，这件事孙中山先生还特别提说过。天地会至今南洋华侨仍靠它来团结，而孙中山先生初起时在海外，是靠的与广东同乡及帮会中人称兄道弟，在美华侨的致公堂是洪帮。辛亥起义的革命党是同门会之转，而同门会是三点会之转，三点会又是天地会之转。孙先生的徒众虽名为革命党、国民党，其实仍是中国向来民间起义聚徒结党的党，当年革命党人要歃血为盟，孙先生即和许多同胞都歃过血的，这完全是的为兄弟的老法。
义兄弟之转是师生，其后国民党人对孙先生称先生，而侪辈之间则如师兄师弟的情分，这亦是曾国藩与其部将的那种老法。义兄弟与师生的长幼之序，再转便是父老子弟之亲情敬意，且通于君臣之义，连这次解放军初期，其下级对上级亦是子弟的顺从，比阶级纪律更高的德性。
项羽的兵是江东子弟，曾国藩的湘军是湖南子弟，又如晋时五胡乱华，宋时金兵南下，各地豪杰起义自保以待王师，诗里说"中原父老望旌旗"，这样的父老子弟的伦常团结，至今仍是惟一能够敌得过共产党的阶级队伍的深广力量。解放军当其尚在民间起兵的阶段时，同志间的细心体贴照顾，那种亲与敬即为俄国共产党人所没有，而且他们进了街坊村庄，见人都依照辈分，叫女的婶婶嫂嫂或大姊小妹妹，叫男的叔叔伯伯、阿哥阿弟，民间遂把他们当亲人看待，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句话，亦完全是中国的。毛泽东从经验知道，今后若有反共的民间起兵仍是这传统，所以他一作成政权之后即要彻底打击伦常，直摧毁到最基本的朋友之义，尤其要把帮会连根铲绝。可是现在大陆反共游击队随起随灭，而广东方面的大天二仍以帮会兄弟的义气，独能存在而且活跃。中国人何以朋友动不动要结拜兄弟，或虽不结拜，亦心里有如兄弟的情意，此即因朋友这一伦常是根蒂，随时都蕴蓄着要抽芽发条，演绎为其他四伦常之势。而中国的帮会即是靠义兄弟结成的。洪帮惟结拜兄弟，清帮更有结拜父子，与师生叔侄，几乎要发展到五伦五常之全了，所以清帮后来远比洪帮势力更大。历史上五伦五常摇动，要再建时，帮会便好比先来搭一座棚架，而因是再建伦常以再建天下世界的秩序，故民间起兵是起义，为了义气。
儒生自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又叹息历来开国英主多是流氓成事，其实他们不是流氓而是游侠。刘邦曹操是有名的白相人派头，便是李世民亦不例外，刘备三国演义里说他这样老实，正史里却记他也是个爱歌舞车服狗马的任侠的人。游侠是对于制度与财物能有人的跌宕自喜。像现在的到处都是国家机关，条文都订死了，若稍稍出格，便一桩小事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办不通，每说有经有权，而在这样的法令制度之下是一权也不能权，人变得非常藐小，连对怎样的亲友也不能慷慨，可是游侠每每犯条，如阮藉为平原令，到任之日即命尽除县政府的垣壁，使内外相望，在天光云影里重新看见人了。刘邦听萧何一言即刻拜韩信为大将，便是他的人对于制度手续亦能游戏自在。
人的慷慨是要对制度法令手续能慷慨，又对财物能慷慨，上海白相人的凡事"闲话一句"，便在怎样的社会亦能悠闲得举重若轻，而有一言可以为定的人世大信。财物的事，孟子已说过"不以养人者贼人"，虽机器生产亦一样可以万物化成，品类流形，皆是人的风流，而现在这样国家雇佣体制下人人都成了薪给生活或工资生活者的小气贫薄，则不过是病态。现代中国亦还是可以出来像刘邦那样的荡子，李世民那样的游冶郎，对制度对物能豁达大度，豪华喜乐，开出新的大汉大唐的天下世界。
中国从来举大事，皆不与儒生或今之政治学者政党学者相关，倒是王佐之才皆出自黄老与帮会。孙中山先生当初就靠洪帮，北伐军初至上海时安定秩序靠清帮，乃至中日战争时汪精卫先生做和平运动之初，亦是靠清帮吴四宝夫妇在民间的力量，才打开上海的局面，否则警卫队首先不能成立，还有储备券也发行不到租界的。
中国的帮会原来一半儿是游侠，一半儿是莠民甚至群盗，但东汉光武起兵，初时是与赤眉铜马绿林相结的，岳飞的军队是靠收编杨么李成的寇众而成的，曾国藩的湘军亦是招降了大批太平军的。毛泽东起先在井岗山，亦是利用群盗，而其后解放军能如此声势浩大则靠招降了国府军。中国史上的群盗每每是民间豪杰，如瓦岗寨梁山泊，能遇到李世民那样的英主便成了开国功臣，遇到张叔夜那样的名将亦可以为疆场战士，而或则如方腊陈友谅，到底被消灭了，所以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历史便是这样铮铮的，岂如儒生或今之政治学者政党论者所设计!现在大陆的反共游击队，亦一半儿是义师，一半儿是群盗，将来反攻大陆时他们蜂起云涌，而且在上海等都市里洪帮清帮又要飞扬，从前是豪杰并起亡秦，今后亡共亦仍是豪杰并起，我们必要与之相结。而且我们还要有度量能受降中共军，使之变成我们的军队。
不能受降，则无以为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而不与帮会甚至群盗相结，更自始即难展开，因从来举大事皆不是狷介者的数米而炊。但单单帮会兄弟与豪杰的游侠意气不算什么，却是还要能与一代的大事相结，且作成一代的典章制度，才开得新朝。孙中山先生初时凭藉帮会，但随后即组织了政党，还有他只身南下，竟能在广州开起大总统府大元帅府，是靠与西南军阀相结，但后来孙先生就以改组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及广东省银行来代替了他们。毛泽东亦靠与群盗相结才能起兵，但不久即做到了号令一新，他这与孙先生所做的，都是凭藉现成力量而同时又是创造的。我们亦要如此，否则止于帮会团体与半义师半义盗的军队，到底不能有出息。
而且我们只要识得朋友游侠的结合于民间起兵，而能慷慨豪华，我们即自己来创造结义的团体，虽不假借帮会亦可，且从开始即来自己建设新军，而对于现成游击队则只是招来，不必是凭藉。而及至击灭了中共，天下既定，五伦五常皆又再建，且有现代的典章制度之美，则连朋友游侠亦可以不再强调，而惟是人世的清明平正。
如此识得了中国转换朝代之际，动力在于朋友游侠的结合为民间起兵，以再建五伦五常，即不必更辛苦构想要在国共之外造作什么一个新党政党的话，若落实了，那只能是西洋的，于中国根本不宜，但若惟以之寄兴，则有孙先生的国民党已经很可以了。而且亦不必标榜第三势力。
我们当然要尊奉国民政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沛公已入关，犹与项羽俱事义帝，光武不轻绝更始，曹操不自外于汉室，李世民起兵，不说反隋，李存勖庄宗，仍承唐统，曾国藩明明自己办的湘军，但他仍事事秉承清廷，他们都不说第三势力。日本德川家康于诸藩中为最强，而奉事织田氏、丰臣氏，到底是他开了三百年一统之局，他说"得天下以慈"，实深得黄老不敢为天下先之旨，而亦是君子之德，谦谦而日彰。国民政府有道，我们当然奉事，而即使无道，他亦还是有可以被我们奉事的。此是至仁，而亦是大智。
依常识来说，亦既要反共，而一面又与国民政府对立，到底是无益有害的。反攻大陆之时，虽然群雄并起，但国民政府只要能像抗战当年的活泼壮阔无私，即广大的战区与游击队皆可以是他的气象万千。而即使他不能这样，各地的民间起兵亦仍应与他保持关系，有不乐的事尽可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大丈夫行事要即取天下之全，总不可是割据。民主原是形势的东西，惟刻意要对立而又是无能之徒才怨恨害怕国民政府会不肯民主。
新朝的开启，要建基于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要继承清末以来太平军、湘军、辛亥起义、五四时代、北伐，抗战及解放军初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要依循国民政府的制度，并且采用中共的人民政府的若干制度。
土地已经分过，工人店员雇农学徒得到了与雇主平等，这些都要承认，便是新婚姻法亦不算为错，不过我们要去了阶级斗争，而使之行于平人相见的亲与敬。还有知识分子的浮浪感情与纷纷理论皆被中共扫清，这亦是好的，不过我们不要他们服从主义，而要他们约于礼。最成问题的一点，是中共的庞大政府机关与无数的人民组织，这种全体主义的统制虽为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要如此才能总动员社会的力量以赴事功，但亦还是可有更好的做法的。中国自汉唐以来政府的组织与行事至国民政府已一变，还有民间的组织与行事当然亦要变，但要以新的姿态做到像周礼里的朝野一体，如此即对于中共的政府及人民组织我们亦有要采用的。周礼里所记的"惟王建国"就像全体主义，且在产业方面还有点像共产主义，但它到底不是全体主义而是王道无外，不是统制而是约于礼，我们虽采用中共的有些办法，亦同样的事可以做了出来是不同的。
